04-21 2020 刘伟：在创新发展中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pdf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发展中，我们信守的是：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8 日） 绿色作为中国发展理念新内涵，强调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重要观 点。这些观点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 “ 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 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 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 版社，2009 年，第 126 页）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预言的《资本论》“可能的续篇”中论述的国际经济 关系和世界市场理论的新的拓展。开放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 新发展理念集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为一体，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探索的结晶。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十三五”时 期而且也是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想的深刻概括，反映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的新认识，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就。 在创新发展中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刘 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 我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接近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目标 的实现是第二个目标实现的坚实基础，而“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目标，我们必须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包括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为 40 多万亿元人民币，到 2020 年实现预定增长目标，即 80 多万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北京，100872。 7 2016.1 亿元，按汇率折算大约为 17.6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2014 年的 GDP（17.4 万亿美元）总量。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翻一番，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更确切的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 是 34000 元，2020 年翻一番即为 68000 元，折合约 12600 多美元，这也是世界银行最近调整的高收入国家 划分标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处于贫困水平，1998 年第一次达到下中等收入起点线， 2010 年第一次达到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2014 年年末世界上有 70 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 12600 美元之上，据有关材料分析，它们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经历了 12 年零 4 个月，其中有 20 个人口规模超过 1000 万的国家用时 11 年零 9 个月，表明大国比小国的速度更快。中国拥有 13.68 亿 人口，从 2010 年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到 2020 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只需要 10 年。中国要抓住 这样的机遇，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机遇也是挑战。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统计，战后 116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中，只有 15 个国家和 地区真正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所谓初步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再到高收 入的全过程跨越，类似中国现在设定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即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有的甚至经历了“拉美漩涡”、 “ 东亚泡沫”、 “ 西亚北 非危机”等。那么，中国能否把握机遇，将跨越到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能否应对历史性的挑 战？这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说， “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 现代化过程当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聚精会神，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没有任何 退路。 事实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很多因素存在于我国国民经济中。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首先应 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的双重风险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 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 年到 1998 年，除个别年份外主要是通货膨胀，1994 年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 24.1%，这都是因为需求膨胀。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紧缩。第二个阶段是 1998 年下半年到 2010 年底，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 机的冲击，导致需求不足，增长乏力，失业压力比较大，相应的，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 年进一步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 经济。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有通货膨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威胁。五中全会和“十三 五”规划解决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总量失衡问题，首先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快和慢的问题，或者说速度换 挡、适度调整松紧程度的问题。经济增速的下限，要考虑保就业的要求。很多学者经过测算，认为如果 将下限设定为 6.5%，能提供 2000 万个工作岗位，可以保证就业，即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 下。经济增速的上限，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通货膨胀率预定在 3%左右（上限为 3.5%），那么经 济增长率若在 6.5%或略高一点水平，通货膨胀率在现阶段不会超过 3.5%。6.5%的经济增长率还能满足 国民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要求。2020 年比 2010 年翻一番，意味着十年内平均每年增长 7.2%以上，而过去 四年中每年的增速都高于 7.2%（2011 年增长 9.3%，2012 年、2013 年各增长 7.7%，2014 年增长 7.4%），如 果今年增速达到 7%左右，那么“十三五”时期每年增长 6.5%，就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五中全会强调 2016 年至 2020 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 6.5%以上，这是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的结果，也是我们须保持的 8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必要的增长速度。总的来看， “十三五”时期实现 6.5%的增速问题不大，同时要注意松紧搭配，做到积极 财政政策要清晰明确，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从深层次来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结构失衡。经济下行与需求疲软有关，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 外需。而投资需求疲软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创新力不够，结构转换困难，很多企业处于低 水平重复建设，使中国处于严峻的去产能时期，这就束缚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即使有资金也难以找到 有效的投资机会，从而呈现出投资需求疲软态势，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结构升级受阻。消费需求方面，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宏观上初次分配给居民的比例在下降；微观上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全 社会的消费倾向；中观上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其核心是城乡差距很大，而城乡差距的背后是产业差距。 我国农业产值占 9.8%，这意味着初次分配中 32%的劳动力在分配 9.8%的 GDP，这样农业和非农的差 距就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短期的，消费需求疲软的核心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是宏 观的、微观的、中观的多层次分配结构失衡所致。经济下行无论从投资还是消费角度来看，也都是结构 问题。 再看所谓通货膨胀，当前通货膨胀有新的特点，这也是结构问题。一是成本推动。虽然要素成本结 构在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投入产出结构未变，因而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二是需求拉上。 货币供应量增大的重要甚至在一定时期首要的原因是结汇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反映了国际收支结构 失衡，结汇则使央行倒逼货币交易。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存量，我们并不需要 担心，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结构问题。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来自于投入产出结构问题，不适应要素成本结 构的新变化，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中的收大于支的长期失衡。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 很难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因此，化解双重风险，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增长速度，实际上真正要 解决的是结构失衡问题。结构失衡靠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无法解决，它必须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 解决，也就是说通过转方式来调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是创新。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现在对于科技创新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在科技创新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制度创新。在 经济制度方面，到 2020 年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宏观领域和长期 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政治制度方面，到 2020 年我们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就 要处理好民主与法治的问题。除了一般的法律供给之外，我们要加强对公权的约束和规范，也就是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强调民主对权力的监督。五中全会报告还特别强调 了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这关系到制度改革怎么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可以 说，有了创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了活力，深层次结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 中的双重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才能顺利把握。 之所以存在“拉美漩涡”、 “ 东亚泡沫”、 “ 西亚北非危机”等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 乏力，经济制度不完备，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在资源配置中市场严重失灵，政府集中大量权力；政府 制度不完备，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对政府的权力既缺乏民主的监督，更缺乏制度的约束；企业和投资 9 2016.1 者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机会（市场普遍失灵），只能“劝说”政府（政府集权）；而政府的公权又可能被 滥用，因而企业和政府之间极可能产生严重的寻租行为，进而产生腐败，既破坏公平（权钱交易无以公 正），又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竞争性的市场效率标准而是按行贿力度），这是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现阶段按照“四个全面”进行总布局，是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穿越式发 展的历史需要。 “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逄锦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是指导我国“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建 议》，有如下体会。 一、客观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问题的症结 “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制定的第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制定的承前启后的战略规划。对于“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 内外形势、挑战和机遇， 《建议》做了战略性的分析，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就经济领域而言，除了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和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了不确定性外，就国内而言，表现在供给方面主 要包括：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内部低端、重复建设，部分行业特别是 钢铁、煤炭、水泥、有色、石化等产能过剩严重。二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高投入、低产出、效率 不高。三是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滑。四是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五是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消除贫困任务艰巨。表现在需求方面主要是：偏高的投资率挤占消费，导致消 费需求相对不足；分配中的差距过大导致消费畸形和边际消费率下降等。从这些挑战的分布看，虽然需 求领域也存在，但主要集中在供给领域，这从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一方面是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而新的创 新驱动未能跟上；另一方面是几十年延续的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而新模式未能及时形成。 二、要抓住创新的牛鼻子 作者简介：逄锦聚，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天津，300071。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