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pdf

目 录 1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  总报告 张双利 53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54  美 国 林 92  120  德 法 晖 汪功伟 王凤才 周爱民 国 国 吴 151  英 猛 国 鲁绍臣 188  俄罗斯 户晓坤 228  日 本 张利军 246  王 琪 拉丁美洲 袁东振 1 261 意大利 李凯旋 279 西班牙 贺 291 东 钦 欧 赵司空 305 前沿问题 306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306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吴 335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克里斯蒂安·洛茨/文 347 韬 李思铭/译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大卫·麦克纳利/文 369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369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郑 端/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蓝 390 利维坦与比蒙：论人民与大众 吉奥乔·阿甘本/文 416 423 蓝 江/译 阿兰·巴迪欧/文 蓝 江/译 安东尼奥·奈格里/文 蓝 江/译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 平民的事件 迈克尔·哈特 428 无处可寻的民粹主义 雅克·朗西埃/文 2 江 刘冰菁/译 432 激进思想与“思辨实在论” 432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张 471  潜力与虚拟 康坦·梅亚苏/文 487  496  张 寅/译 雷·布拉西耶在 2007 年“思辨实在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雷·布拉西耶/文 495 书 寅 张 寅/译 评 终结资本主义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评大卫·哈维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 蔡淞任 513  领导权、实践哲学、历史主义：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 乔治·切萨拉莱/文 523  蔡淞任/译 实践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的相关性 扬·雷曼/文 539 访 谈 54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蔡淞任/译 米歇尔·洛威 朱梦成 551  张双利 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 张双利 李灵婕 565 会议综述 566  第十二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会议综述 李雅芝 574  国外文献索引 3 Yearly Report on Studies of Marxism Abroad (2015-2016) Contents 1 Editorial Remarks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Wu Xiaoming, Zhang Shuangli 1 General Report On Marxist Studies Abroad (2015-2016) 2 General Report 53 Marxist Studie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2015-2016) 54 The United States 92 Germany Zhang Shuangli Lin Hui, Wang Gongwei Wang Fengcai, Zhou Aiming 120 France Wu Meng Britian Lu Shaochen 188 Russia Hu Xiaokun 151 228 Japan Zhang Lijun, Wang Qi 261 Italy Li KaiXuan 291 East Central Europe Zhao Sikong 246 Latin America Yuan Dongzhen 279 Spain He Qin Research Frontiers 306 Capitalism and“the Rule of Abstraction” 305 306 On the Rule of Real Abstractions Wu Tao 335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 Social Synthesis in Marx 347 The Blood of the Commonwealth War,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Christian Lotz, Li Siming Money David McNally, Zheng Duan 1 369 Radical Philosophy and Discourses on the People 369 What are the People, or, What Kind of People do We Need? Lan Jiang 390 Laviathan and Behemoth: On the People and the Multitude Giorgio Agamben, LanJiang 416 24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the People” 423 The Event of the Commoner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n Jiang 428 The Populism to Be Found Nowhere 432 Alain Badiou, Lan Jiang Jacques Rancière, Liu Bingjing Radical Thought and“Speculative Realism” 434 On the Contribution of“Speculative Realism”to Radical Thought 471 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 Zhang Yin Quentin Meillassoux, Zhang Yin 487 Ray Brassier’s Presentation at the Symposium on“Speculative Realism”in 2007 Ray Brassier, Zhang Yin 495 Book Review 496 Why is It Necessary to End Capitalism and How is It Possible? 513 Cai Songren Hegemony, Philosophy of Praxis and Historicism: Peter Thomas’Antonio Gramsci Giorgio Cesarale, Cai Songren 523 Philosophy of Praxis, Ideology-Critique and the Relevance of a“LuxemburgGramsci Line” Jan Rehmann, CaiSongren 539 Interview 540 Ecological Marxism Michael Lowy, Zhu Mengcheng, Zhang Shuangli 551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xological Studies (Interview) 565 Conferences Marcello Musto, Zhang Shuangli, Li Lingjie 566 Overview: the Twel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74 2 Index of Marxist Studies Li Yazhi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 应是贯穿其整个发展历程的一条核心线索，它的每一个思想环节都是对资本主 义危机最新性质的把握和对走出危机道路的探索。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历程，它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明 确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 19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 觉回应；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条件下的工人意识形态危机的直接应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 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危机的深入批判。历经这 三个环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明确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 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它还会同时导致无产者们 陷入意识形态的危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被阻断。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危 机盛行且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又被阻断之时，它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个民 主政治的崩溃，致使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建现代文明秩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题，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已经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谐共处的路径。但 2008 年 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却一直在持续蔓延、不断深化。透过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 对这场危机的深入批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上述三种内涵似乎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又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资本的逻辑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之间的张 力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新焦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社会主义的逻辑之间的对 立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的新主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 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行了明确界定。政治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 1 历史性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它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 的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已经明确显现、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资本 主义社会中之首要现实之后，它将立即丧失其科学性质，注定走向衰落。面对 着 1830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获得明确 显现，并同时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透 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的内在矛盾运动，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趋势。如 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在思想上所把握住 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势只有经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成为 历史的现实。 20 世纪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再度在欧洲出现，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 响之下，革命的浪潮也再度在欧洲大陆兴起。在此背景之下，以卢卡奇为代表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自觉回应，对意识形态危机 的批判成为他们的思考重点。透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首先从理性形式 与非理性内容之间根本对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之导致危机的必然趋势。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它意味着 抽象的理性形式成为了规定生活的唯一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 自动的、合理性的体系。如此的理性形式无力容纳内容，无论是来自于人本身 的“质”的内容，还是来自“对象”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包含着形 式理性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该矛盾必然导致其周期性地陷入 灾难性的危机。卢卡奇同时指出，物化现象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 个体都陷入了直观的态度，他（她）把这个合理化的体系认作是自足的，把资 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生活看作是永恒的事实。这意味着工人陷入了严重的意识形 态危机，他们即使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无 法自发地突破直观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 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距离，如果工人们不能突破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不 能挣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趋 势，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将归于无效，我们也将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中 陷入历史的终结。正因如此，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 理论家们一致强调，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2 法，具体实现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这个关键性的思想的环节。只有这 样，工人们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上升到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 行动着的革命阶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危机发展到 了极致。在此背景之下，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批判理论家再次在思想上对 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艰难回应。对现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统治 根源的探索成为其理论重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伴随着资本对技术的运 用，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资本与理 性之间的关系看，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自由 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者们要联合为一个阶级才能共同支撑起整个市场的运 行，资产阶级除了强调市场有其内在运行规律之外，同时还主张应当以尊重每 一个他人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原则。也就是说，资本一方面借助形式 理性来安排生产，另一方面又受到道德理性的限定。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 于资产者不再需要联合为阶级来共同进行统治，道德理性被日益剔除，理性变 成了纯粹的形式理性，不再对权力有任何限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 出，由于资本对技术的高度运用，它同时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了大量的过 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的存在为少数的强权者们直接实施对大众的极权主义统 治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危机绝不仅是经济意 义上的危机，它还会导致现代民主政治的彻底崩溃和极权主义的灾难。对于如 此的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要想守住人类文明的底线，必须能在极致 的苦难面前守住人的道德的自发性，并进而守住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展开对理 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批判。 以上述这三个环节为思想背景，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 2008 年以来 的资本主义危机又再度把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些毁灭性内涵提交到了我们的面 前。 “二战”结束以后，作为对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回应，社会保护 （social protection）的原则得到了高度重视，它被具体落实为一系列具有福利 国家性质的社会机制中。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该体制又再度被新自由 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所替代，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再度转型，主要是由于两方面 的原因。在经济方面，是因为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了对资本增长的重要限制， 在资本的逻辑的有力冲击之下，福利国家的体制逐步让位；在政治方面，是因 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了各种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 3 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等）直指在福 利国家体制下以社会保护的名义所制造出来的各种新型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压 迫。这些社会运动虽然以社会解放为根本目标，但它们对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 的批判却反过来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个体自由的主张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全球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都被纳入世界市场的逻辑之下，各种不同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在全球的范围内 同时并存。另一方面由于不再有任何限定资本的真实力量，资本的疯狂生长也 再度导致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关于自 2008 年以来的这场危机，国际左翼 学界对于它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最初，它被认作是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所引 发的新型经济危机。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如 此的危机清楚地表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根本上是不正义的，因为危机中的 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他同时还指出，我们可以借助于主权 国家内部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各种民主政治机制来形成对资本力量的限定，改善 现行体制的不正义。这也就是说，此时的哈贝马斯还坚信，这场危机只是经济 意义上的危机，它还没有在根本上撼动现代民主政治。然而不久之后，它就被 进一步理解为民主政治的危机。最近几年来，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 研究一直是国际左翼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 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相互违背。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 围内的疯狂进展已经使得民主政治被日益空心化，民主政治完全无法形成限定 和对抗资本的真实力量。最后，近年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的危机或许将再度导致新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是资本对各类技术（金融技 术、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型技术）的充分运用，它使得资本日益形成垄断；另 一方面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来的大量过剩人口。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转移，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被转化为过剩人口；在不发达 国家，资本的长驱直入制造出了大批双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他们不仅被迫与 土地原先的劳动资料相分离，而且由于没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和技术素养，也同 时被彻底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右翼的势力在 全球范围内再度兴起，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度出现。 带着对法西斯主义所导致重大苦难的清醒记忆，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之 多重内涵的再度出现，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必然发生重大转移。 如果说，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 4 一直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最新特征的把握和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那么在这场危 机的逼迫之下，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对不能仅仅 停留于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如果只有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没有对克服资本 主义的另一条道路的思考，那么所有这些批判也许只能使我们陷入对资本的逻 辑的彻底屈服。在国际《资本论》学界，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我们已经能够 清楚地看到，其研究重心已明确地从对资本的逻辑的单纯批判转变为对《资本 论》所内在包含着的双重逻辑的当代阐释。具体来说，即《资本论》不仅讲述 资本的逻辑，它同时展开的更是阶级斗争的逻辑。 在此语境之中，对社会主义的重新阐释成为了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在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初，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曾是如何在国际和国内 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机制，以便能够对资本的疯狂增长形成有效限制，能够使 社会正义的原则得到具体落实。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很多左翼思想家已经 明确地把理论的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诠释上。也就是说，他们开始 认识到，要回应资本主义的危机、避免极致的灾难，必须重新正面思考与资本 主义道路根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再度关 注，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很长时间以来，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一直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盲点，但恰恰是对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研究才能真正支撑 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重解社会主义的理 念必然需要中国的视角，需要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换言 之，我们要在思想上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积极回应，就必须要实质性地 展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 5 6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4 — 2015） 1 总报告 张双利 综观 2014、2015 年度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危机继 续蔓延和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不断出现的背景之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和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成为核心主题，其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 征。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这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近几年来关于新帝国主义讨论的继 续和深化。其次，由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高度关注， 《资本论》研究依然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与前几年的研究相比较，它明确地体现出政治 经济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向努力。既有从“抽象的统治”和形式 分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也有对政治经济学 批判这一研究范式的反思，强调必须重点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维 度。最后，在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方面，出现了三条路径同时展开的局面： 一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重新反思； 二是在新社会运动的现实经验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关系；三是在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内在困境中重新界定人民的概念。 一、资本主义研究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明确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 2 的普遍趋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一方面，资 本主义研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首要议题；另 一方面，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持 续不减，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在北美和西欧，还是在拉美、日本 和俄罗斯，我们都能看到如此的思想状况。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它在 “全球资本主义”成为研究 2014 和 2015 年度的发展大体上有两大趋势：一是， 的焦点；二是，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等议题得到了进一步 的展开和深化。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和 内在危机；后者的重心则在于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具体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 质规定性。 （一）全球资本主义研究 自 21 世纪以来，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对帝 国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逐渐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 年出版《帝国》之后，伍德（Ellen ，哈维（David Harvey）同样在 2003 年 Wood）2003 年出版了《资本的帝国》 出版了《新帝国主义》 ，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 2009 年出版了《帝 国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所有这 些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在最近几年内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在 2014、2015 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帝国主义的讨 论中，最受关注的三个核心话题分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 和内在危机。 1. 内在运行机制 回溯哈特、奈格里、伍德、哈维和卡利尼克斯等人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 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上。 首先是哈特、奈格里，他们基本上否认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他们认 为，我们已经明确地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时代，进入了帝国的时代。在运行 机制上，资本在全球的统治已经不再直接借助于国家的强力，由资本的竞争所 导致的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其次是伍德，她直接反 驳哈特和奈格里，明确肯定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伍德认为，资本恰恰是借助主 权国家这一重要机制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普遍的经济统治。与传统帝国主 义相比，新帝国主义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不再是霸权国家对殖民国家的直接支 3 配，而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支配。其次，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统治 还必须借助于主权国家。资本的霸权不仅需要各主权国家为资本的流动和统治 提供必要条件，而且还同时意味着美国依靠其军事强力对不认同资本规则的少 数国家进行打击。再次，是哈维对伍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哈维指出， 新帝国主义意味着权力的领土逻辑最终服从了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但关于国 家在新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伍德过于强调国家在新帝国主义的内部 机制中的持续重要性，尤其是过于强调美国的霸权国家地位。哈维指出，主权 国家与全球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比伍德所勾勒得更为复杂，伴随着资本的全球 化，国家的权力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与新帝国主义理论相关联， 我们同时还迫切需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理论。最后是卡利尼克斯，他明确 提出地缘政治依然是新帝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反对哈特和 奈格里，而且也与伍德相互区别，后者由于过度强调美国的霸权，同样否定了 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卡利尼克斯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资本主 义的体系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权力中心，因此即使是在新帝国主义的时代，地 缘政治的冲突依然重要。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主权国家在全 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帝国主义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中的具体地位。从总体上说这些 讨论主要涉及了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基 本框架，不再仅仅从主权国家之间资本竞争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 义。这一观点基本上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几乎得到所有研究全球资本主义或全 球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充分承认。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在 《全球帝国主义与大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未来》A 一书中为了强调新帝国主 义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资本竞争的逻辑，明确提出了全球帝国主义的概 念。他强调，新帝国主义已经不再依靠民族国家来对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对外实现对市场的不断占领。在跨国公司等机制的支撑之下，新帝国主义试图 突破民族国家的障碍，实现世界市场的自然化，以竞争的方式实现资本在全球 范围内的流动。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思主义 A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 tal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4 的理论与策略：通往某个更好的地方》 A 一文中，为了进一步说明当代资本主 义何以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逻辑，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 不再是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竞 争的核心要义已经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而是资本流动的竞争。普拉代 拉（Lucia Pradella）在《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新洞见》B 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已经包含有类似的洞见。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自己 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我们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从资本的生产和资本主义 体系扩张的逻辑来把握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根 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逻辑的洞见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 其次，虽然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的逻 辑，但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中依然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罗 宾逊（William 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人性的危机》C 一书中特别指出， 他虽然明确强调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明确超越了民族国家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但 对于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他本人的理论既不是国家 终结论或国家消亡论，也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二元论。这也就是 说，他不仅强调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认 为它与资本之间不是简单地相互排斥或相互矛盾的关系。他承认资本的全球化 总要具体落实为地方性的结构和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相 互渗透和相互构成的。同样，上文中所提到的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 在《全球帝国主义与大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未来》 D 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 的见解。他强调，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一方面是资本借助于世界市场形成 了全球性的流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仍具有重要作 用。具体来说，在全球的范围内既需要有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来承担全球治理 的领头人责任，也需要民族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增长驱动的合作；在国家的范 A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pp.3–22. B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 London: Routledge, 2015. C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D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5 围内，还需要民族国家来确保一定的法律和政治条件，为资本的剥削提供重要 支撑。所以在全球帝国主义的体系中，虽然世界市场被认作是最重要的机制， 但它并没有彻底排斥民族国家的作用，而是使其功能在全球帝国主义的体系中 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最后，我们必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重新理解国家。既然民族国 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究竟该怎样界定其在整个 体系中的具体地位？它对于抵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中的难点。奥古兹（Sebnem Oguz）在《重 思作为资本的国际化的全球化：它对于国家重构的影响》 A 一文中明确提出了 这一问题。奥古兹指出，关于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有两种相对 立的错误倾向：抽象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强调经济和政治过程都已经全 球化，后者则坚持即使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和政治过程也都首先 发生在国家范围内。针对这两种错误的立场，作者指出资本积累和国家行动的 空间并不是相容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资本国际化的条件下重新考察国家的地位 和作用。与之相呼应，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与策略：通往某个更好的地方》 B 一文中也提到了重新理解国家 的问题。两位作者不仅指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不再是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 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且同时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 件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韦伯意义上等级性的社会，而是以阶级剥削为 内涵的阶级社会。针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以经济危机和阶级 斗争为重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在《论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明确指 出，20 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判断，一方面资本主 义由自由竞争性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性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由阶级对 抗性社会发展为新的等级社会（由于收入的差异，整个社会被区分为多个等 级） 。 C 针对韦伯的这个判断，两位作者强调指出我们今天必须依然坚持阶级 A Sebnem Oguz,“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 Science & Society,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36–361. B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pp.3–22. C Max Weber,“On Socialism” ,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分析的方法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从资本竞争和阶级分析的 双重视角看，国家既不仅仅只是阶级权力，也不是彻底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另一 种权力。怎样结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来具体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 国家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现实难题。 简言之，关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机制，目前的研究不仅指出 了它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根本不同，而且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市场和民族 国家的复杂关系中重解现代国家。重解现代国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研究的首要 任务之一。 2. 多样性和复杂性 全球资本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在理论上把握它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把握住它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根本不 同，而且还要认识到它并不仅仅只是全新的，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原有多种要素 的包容和统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世界市场的机制之下包容多种不同 的生产方式，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包容多种不同的积累方式。 （1）多种生产方式并存 从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角度来看，最值得关注的著作是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和时间》A 。作 者直接反对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哲学思想，强调他们都未能 真正根据马克思的思路来理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陷入了一种西方中 心主义的立场，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扩张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完成，并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商品形式对人 的统治。与这种错误的立场相对立，作者试图自觉超越这种黑格尔主义式的历 史哲学，对全球化时代的真实世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他要自觉应对的难 题是，怎样具体说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有世界市场和普遍的商品 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绝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如果说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讨主要依据的是英国的经验，那么该著作者则试图继承 马克思的历史考察方法，进一步去分析在非西方的具体处境之中，种种非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如何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之中的。 A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2）多种资本积累方式共存 关于资本积累方式的发展，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流俗的、线性的理解： 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之后，这 种野蛮的原始积累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分别是通过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 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实现的资本积累。针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哈维在他的新帝国 主义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ion）的概念，强 调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往往通过非生产性的方式来造成对原有公共 生活的破坏、实现资本的积累，并同时制造出更深程度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 立。与哈维的这一观点相呼应，资本积累多种方式的并存现象一直被马克思主 义学者们所关注，这方面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指出原始积累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依然是资本增殖的一种方式。塞尔法蒂（Claude Serfati）在《处境中的帝国主义》一文 A 中指出，如果我们从具体处境中的帝 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不是彻 底断裂或完全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叠加的关系。在资本积累方式上，它也没 有彻底摆脱以暴力为基础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和其他的资本积累方式同时共 存。巴多（Jean Batou）在《剥夺性积累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一个长历史的视 角》一文 B 中，则对哈维的剥夺性积累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该概念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始积累何以必然在新帝国主义中长期存在。他还建议我 们可以据此概念并借助长波理论去进一步界定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 的作用。其次，是指出剥夺剩余价值的多种方式同时并存。东巴（Massimiliano Tomba）在《马克思的时间之桥和其他路径》一文 C 中，特别指出全球资本主 义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在高科技条件下对工人劳动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剥 夺，通过有效利用工人之间的原有差异（种族、性别等） ，它同时也带来了血 汗工厂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存在。也就是说，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 实际存在着的不仅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而且有对绝对剩余价值的野蛮剥 削。正因如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在不断地制造出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A Claude Serfati,“Imperialism in Contex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 23 Issue 2, 2015. B Jean Batou,“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A Lo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Science& Society , Volume 79, No.1, January 2015, pp.11–37. C Massimiliano Tomba,“Marx’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 Historical Materi- alism , Volume 23, Issue 4, 2015.pp.75–91. 8 从总体上看，关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和资本积累 多种方式的并存，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论上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 的困境，切实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 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多重危机。 3. 矛盾和危机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对全球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探讨已成为所有相关研 究的关注焦点。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综观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这方面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最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资本的矛盾出发来揭 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哈维（David Harvey）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A ，它试图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 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矛盾思想进行系统阐述，进而揭示内在于当代全球 资本主义中的必然危机。二是从过剩人口危机的角度来具体讲述当代全球资本 主义的危机。多位学者都同时提到了过剩人口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当代全球资 本主义将必然导致多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 首先，我们来看哈维对资本的矛盾的分析。哈维在《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 义的终结》一书中列出了关于资本的十七个矛盾，它们分别被归为基本矛盾、 运动矛盾和危险矛盾。基本矛盾指与资本的运行必然联结在一起的矛盾，资本 离开它们将无法运行；运动矛盾特别指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 的扩张所借助的矛盾；危险的矛盾则是指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危机。关于 基本矛盾，哈维在书中共列出了七对矛盾 B ，透过其对这七对矛盾的解析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他主要强调两点：首先，资本的运行必须在市场、国家和意识 形态三重因素的支撑之下才能真正展开。其次，这七对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是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前者直指人与人之间的普 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后者直指在此横向关系之下所展开的人对人的统治关系。 关于运动矛盾，哈维特别指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A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B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社会劳动与价值的矛盾、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的矛盾（国家保障普遍的私有财产权利） 、私人个体和公共财富之间的矛盾（国家 垄断货币发行，以货币为中介，私人获得对公共财富的占有）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 盾（资本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商品化） 、资本的固化和运动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 和实现之间的矛盾。 9 的内在运行机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技术的矛盾性质。技术的矛盾性质体现 在，它原本是以人类为目的的，是人们在以人为目的的生产中对自然过程和自 然物的使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本的无止境的自我增殖遭遇到资本与 劳动之间的矛盾，后者又进一步被表达为阶级斗争时，资本就会转而通过技术 来进一步展开自我增殖过程，技术此时是反过来以资本为目的的。技术的矛盾 性质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得到了极度的释放。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 之下，资本正是借助于技术（不仅包括技术硬件，而且包括技术软件，尤其是 金融技术）来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剥夺，不断地实现扩张和积累。哈 维特别指出，这里所实际发生的是一种“剥夺性积累” ，它不是在价值生产中 所实现的积累，而是一种直接剥夺意义上的原始积累，虽然它借助的是资本的 技术。哈维同时还指出，这种剥夺性积累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是一种“创造性 的破坏” ，也就是说，它的确导致了对人们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财富的破坏， 但它对资本来说却意味着开拓出了更多的空间。 关于危险矛盾，哈维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将必然导致的三对危险矛盾， 它们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哈维称之为 “复合增长危机” 。在资本快速增殖的现实条件下，人们会陷入关于资本的自我 增殖的拜物教观念，在拜物教观念的支撑之下，人们会根据所谓的理性规律建 立起关于资本增殖的各种数学模型，并通过金融投机来实现这种关于资本增殖 的理论预期。如此一来，人们就在拜物教观念的支撑下借助金融投机制造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它也必将导致由这些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其次 是生态危机。哈维指出，资本必将导致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但它的含义不 是所谓的“自然的复仇” ，而是“灾难资本主义” 。这里重要的不是指出自然有 其内在的限度，资本对自我增殖的疯狂追求必然将突破自然所能承受的线，进 而导致自然的复仇；而是要看到资本必然把自然纳入自我增殖的过程中，把自 然塑造为与资本的自我增殖相匹配的“第二自然” 。在资本和“第二自然”的 关系中，只有资本导致灾难、灾难致使资本的下一轮发展的无限过程，不会有 对这一危机的自动解决。最后是人道主义危机。哈维直接使用异化的概念来表 述资本主义条件之下人所陷入的危机状态。如果说生态危机指自然在资本主义 的条件下彻底成为被资本所规定的“第二自然” ，那么异化则意味着人在资本 主义的条件下彻底成为被资本所规定的对象。哈维强调指出，无论是经济危机 还是生态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它们都绝不会自动带来对资本的超越和革命。 10 换言之，我们从资本的矛盾出发来把握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必然危机，是为了 更加明确人的主观介入的绝对必要性。 其次，我们来看对人口过剩危机的探讨。虽然在危机研究方面，目前还 有一些学者继续从生产过剩或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解析当前危机，但更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由全球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过剩人口问题。以齐泽克的《天堂中 的麻烦：从历史的终结到资本主义的终结》 A 为例，他明确指出我们要从过剩 人口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性质，并进一步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 机。综观这些关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与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其观点主要集中 在三个层次：首先，是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之必然导致过剩人口的 思想。关于资本主义与过剩人口问题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 解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行必须以过剩人口的存在为结构性 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人之间的自我竞争，才能致使工人自愿接受资本主 。另一方面，资本在追求自我增殖过程 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有纪律的劳动” 中，必然会遭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致使工人们为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利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因素的作用之下资本转而通过技术革新 来继续实现自我增殖。也就是说，资本的自我增殖方式从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 夺转型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它所带来的不是对人身上的劳动负担的解 除，而是在技术革新和产业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口。这两方面因 素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过剩人口问题之间必然相互伴生。 再次，是重点论述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产生的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特征。其最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致 使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了大批失业人口；二是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迅速制造 出了大批被双重剥夺的“过剩人口” 。前者的产生原因是资本对工人之间的原 有差异的有效利用，是大量的血汗工厂在非发达地区的出现。这也就是说，在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发达国家内部所导致 的不再是“工人贵族” ，而是失业大军。后者的产生原因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 以“剥夺性积累”的方式所进行的新一轮原始积累。通过不断地推进资本化 的进程，它非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带来了对大批劳动者的原有劳动资料的剥夺 A Slavoj Žižek , Trouble in Paradise: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 , Penguin, 2014. 11 （第一重意义上的剥夺） ，而且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剥夺（第二重意 义上的剥夺）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内在要求，这些被 最新制造出来的无产者不仅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劳动资料，而且也几乎没有任何 就业机会。 最后，是清醒指出由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过剩人口并不必然能够 担当起超越和变革资本主义体系的使命。在马克思那里， “过剩人口”或失业 大军与无产阶级内在相通。被甩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过剩人口是无产阶级革 命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它支撑着工人之反抗资本的斗争从争取合法权利的阶 段进一步发展到要求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 代学者们指出，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经验意义上的“过剩人口” 并不能够直接支撑起人们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如果结合世界局势在 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能看到在发达国家内部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往往会 为右翼势力的兴起提供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特征研究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和民主 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关于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 系，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同时 共存：经济学的视角、生命政治的视角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关于民主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 基本达成共识，认识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全 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导致现代政治民主的空心化，带来了极权资本主义的 兴起。 1.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学界基 本上有三种研究视角同时共存，它们共同勾勒出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整体画 面。首先是经济学的视角，它强调新自由主义在根本主张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学的继续，强调市场自律，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具体到它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关系，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变化促成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流动：在国际经济体系层次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从而导致资本对金 融技术的自由调用；在发达国家的主权国家层次上，一方面是实行新自由主义 的市场自由政策，另一方面是对国有社会服务性产业的私有化和对工会的压 12 制。作为这两个层次上的变化的结果，资本借助金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 自由流动，它带来了世界市场和普遍的商品化。其次是生命政治的视角，它直 接源自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系列讲座中对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之间关系 的探讨。自由主义在这里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主张市场的自律，它的首要内涵 是强调对以人口为治理对象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在“二战”之后，作为对苏 联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经济干预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它极力反对过度干 预，强调要尊重市场机制，主张要通过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实现对治理实践的 合理化。所以，反对过度干预、强调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 特征。是政治哲学的视角。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 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析《资本论》 、研究现代性问题。 2015 年 11 月，他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和主体性” 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新自由主义及其主体——一个元结构的视角》的主 旨发言 A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 概括地说，比岱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的霸 权政体，它与自由主义的政体一脉相承。其二，新自由主义的政体所带来的是 资本主义的专政，或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其三，新自由主义政体是世界—国家 时代的最初政体，它带来了新型的世界统治阶级和新型的人民大众。根据自己 的元结构理论，比岱首先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的霸权政体。所谓霸权政 体，指的是资本家、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某种稳定形态。现代霸 权政体主要经历了自由主义政体、民族社会国家政体和新自由主义政体三种形 态。新自由主义的政体与自由主义的政体一脉相承，它们在根本上都是资本家 和精英阶层联合起来，对抗底层的人民大众。在此基础之上，比岱进一步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政体又与自由主义的政体相互区别，它是资本主义的专政。自由 主义的政体所实现的是一种有节制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统治在其中还受到与之 相对立的力量（精英和人民大众）的牵制。新自由主义的政体所带来的则是一 种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作为其形成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是原有的民族社会国家 的衰落，另一方面是资本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实现全球扩张的猛烈趋 势。在此双重条件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制约着资本统治 A Jacques Bidet, « Le Néolibéralisme face à sesSujets:Approchemétatructurelle», 2015 年 11 月 7 日向复旦大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 的报告。 13 的力量被彻底去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专政。最后，比岱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 体带来了世界—国家。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的普遍统治，它带 来了世界统治阶级（资本家 + 各种世界国家装置 + 精英管理者）和新型的人 民大众（世界性的基础阶级）；另一方面，各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国家 的一部分。 综合上述三种研究视角，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资本何以突破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形成全球范围内的 普遍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之下，对 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和超越已经不再能够仅仅借助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阶级 斗争。 2.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近年来，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左翼学界的研究热 点，尤其是在德国的左翼学界。所有这些研究都直接针对着一种普遍流行的错 误信念，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一错误信 念背后的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世界市场的逐步确立，市场 意味着对个体自由原则的承认，个体自由的原则不仅仅意味着私有财产权利， 它同时意味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 展开，社会现实日益显示出这一观念的彻底悖谬，2008 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 关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哈贝马斯为 代表，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在原则上不相匹配，因此为了遏 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的层次上致 力于建设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以施特雷克、萨洛蒙和德佩等人为代表，强调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仅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不相匹配，而且还必将导致 民主政治的衰落和毁坏。第三种观点以 W. 阿本德罗特和他的继承者佩西为代 表，强调政治民主注定无力应对资本主义的难题，必须从政治民主进展到社会 民主。 （1）民主政治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制衡 2008 年危机爆发以后，哈贝马斯从民主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 系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反思。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金融体系破产之后的世 界秩序》一文中，哈贝马斯首先指出，这场危机的最直接结果是巨大的社会不 14 公。无论是在国际的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都是最易受伤害的社会群体来 承担此次危机的损害。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指出这场危机还将使美国处于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双重危险之下。金融危机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所致，由于危机的爆发，它又将导致对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反动，带来新保守 主义的盛行。紧接着，哈贝马斯具体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双重原因。其首要 原因是新自由主义以及内在于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是市场至上，其实质是一种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它与社会的和民主的法治国 家的平等原则不相称。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去国家化政治恰恰是这种新自由主义 原则的具体实现。在国际上， “华盛顿共识”所表达的也是这种构想，它所主 张的通过首先让富人更富，然后让福利也渗透到穷人的观点实际上是绝对错误 的判断。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本身内在地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场危机 才会导致如此令人震惊的社会不公。导致该结果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全球范围内 的（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的缺失。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政治 的期望和推动之下，有了经济的全球化，但却没有相应的跨国家的民主政治。 如果说在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民主法治国家的平等原则的无 力，那么在国际上则彻底地是民主政治的缺失。最后，哈贝马斯在清醒地意识 到所有这些困难的同时，对世界秩序的新走向进行了极其乐观主义的展望。他 同时寄希望于美国的再度振兴和欧盟的真正一体化，希望能够真正形成一个 “两极化的西方世界” ，并因此而带出一个可以在公共的论坛上商讨“世界内 政”的“世界社会” 。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来制衡 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2）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民主政治的毁坏 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相区别，克劳齐（Colin Crouch）早在 2004 年出版的 《民主之后》一书 A 中，就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 空心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仅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不相匹配， 而且还将致使民主政治彻底失效。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必将 不再受控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将反过来为资本利益集团所掌控。克劳齐的这 一观点在施特雷克、萨洛蒙和德佩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W. 施特雷克在 2013 年出版的《购买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 A 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15 机》 A 一书中，通过具体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通过购买时间来一再延缓新 自由主义经济的危机，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导致民主政治日 益陷入无效的境地。针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它 的不断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强制通胀、公共债务 和私人债务三种方式来延缓危机，这三种方式一方面使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从财 税国家逐渐转型为负债国家和整顿国家。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政治日益失去制 衡资本主义的作用。以强制通胀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一轮危机，在公共 机构市场化的条件下，它使公民选票对公共机构丧失了制约力；以公共债务来 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二轮危机，它在公共机构市场化和国家负债的条件 下，彻底消解了战后的社会权利，分配正义的问题也被彻底忽略。以面对更广 泛人群的私人债务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三轮危机，它一方面意味着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在助长危机的生成，另一方面也使得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被直接转 移给社会大众。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断危机以及民主资本 主义国家对危机的一再延缓，民主政治被日益抽空，它彻底丧失了对资本及其 必然带来的社会不公进行制约的能力。 D. 萨洛蒙在《后民主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 B 中，通过考察公 共领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所发生的结构转型，再次强调新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一定会导致政治民主的陷落。作者指出，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 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区分，公共领域作为以普遍性为原则的行动领 域，它一方面是人们展开政治参与性行动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同时是人们就普 遍性的公共事务进行理论论辩的领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公 共领域的私人化，大量的公共机构被资本化，公共服务性的产品被私人接管； 其次是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在文化工业和网络传媒的条件下，私人领域日益消 失，人们的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内在性；最后是公共领域的空心化，公共领域是 人们展开政治参与性行动的领域，但由于传媒业被资本利益集团所垄断，政治 新闻和公共新闻被控制，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理性反思领域被彻底掏空。在这个 A 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 Verso, 2014. B Vgl.David Salomon,“Postdemokratisierungund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 , in: ZeitschriftMarxistischeErneuerung, Nr.100, Dezember 2014, 146ff. 16 意义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伴随着后民主化的趋势。 （3）对社会民主思想的再度关注 随着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相互冲突关系讨论的深入， 关于社会民主的思想也再次被学界所重视。N. 佩西在《价值转型或结构变化： W. 阿本德罗特在当今民主论争中的位置》一文中明确指出， W. 阿本德罗特（德 国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民主思想对于我们求解资本主义与民主之 间的困难关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与哈贝马斯注重政治民主不同，W. 阿本德 罗特强调民主必须被落实为社会民主。他坚持福利国家原则是民主的重要内 涵，而福利国家原则必须被实现为社会民主。其关于社会民主的理论主要有三 个思想特征：首先，它直接根基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异化、物化批判理 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的阶 级统治以及独立的社会关系对个体的强制。W. 阿本德罗特强调，我们必须深 入这个层次来理解民主的道路。其次，它主张必须从形式的政治民主进展到实 质的社会民主。也就是说，形式的政治民主根本不能致使福利国家和社会正义 的原则被落到实处，民主必须被落实为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民主化。最后， 它强调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主体不仅仅是工人，必须有劳动者阶层和知识分子 阶层的合作。N. 佩西认为，W. 阿本德罗特的社会民主理论在我们今天关于资 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政治 民主的框架，从社会民主的角度来思考何以对抗资本的统治。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透过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与民主政治之间内在冲突关系的把握，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 民主法治根本无法对抗资本的统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左翼思想 界才出现了从政治民主理论向社会民主理论转型、从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向社 会哲学的理论框架转型的趋势。 二、 《资本论》研究 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内在相关，对《资本论》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 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理论热点。2014、2015 年度的《资本论》研究明确体 现出了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同时并存的趋势。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现实的抽象和形式分析成为两个突出的研究主题；在超 17 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向上的突破：一是通过 重解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来阐发《资本论》的革命性质；二是明确提出 要突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科学的范式，对《资本论》进行政治的解读。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新进展 1. 关于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伴随着世界市场 的形成和商品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统治， “现实的抽象”日益成为政治经 济学批判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首先，齐泽克对雷特尔（SohnRethel）所提 出的“现实的抽象”概念高度重视，经由他对该概念的进一步发挥，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学界很快就兴起了一场关于怎样理解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抽象”和 “抽象的统治”思想的讨论。其次，落实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的 具体理解，这场讨论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还 是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第二，在后工业资 本主义的时代，怎样理解现实的抽象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雷特尔明 确指出必须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以菲内利（Roberto Finelli） 为代表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坚决主张，我们必须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 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现实的抽象。关于后者，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 种观点以维尔诺（Paolo Virno）和塞尔哈特为代表，他们直接继承哈特和奈格 里关于一般智力和多众的政治的想法，强调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后工业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资本依然试图掌控技术；另一方面， 作为一般智力的技术也有可能突破资本的逻辑，支撑起新型的政治实践。另一 种观点以洛茨（Christine Lotz）为代表，他强调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 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依然 完全从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 我们先来看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雷特尔，他在 1978 年 的著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A 中明确提出了“现实 的抽象”概念。雷特尔之所以会关注现实的抽象问题，主要是为了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尤其是说明科学为什么会具有 相对独立的思想形式。其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 18 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其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从社会 综合的角度明确地提出现实的抽象的概念。雷特尔指出，自古希腊时代开始，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综合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 综合机制的作用之下，人们的行动才会有某种内在一致性，才会被整合进一个 社会网络中。更进一步地说，在商品交换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之下，这种社会 综合机制就体现为货币的抽象。经由货币的抽象，人们的行动具有了内在一致 性，都是以货币为目的。即实际存在着的是从商品交换到货币抽象，然后再到 由货币抽象所决定的抽象人类劳动。这就是现实的抽象的具体内涵。其次，是 进一步指出思想的抽象源于这种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所产生的现实的抽象。雷特 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强调抽象不是来源于思想，而是思想的抽象来源 于现实的抽象。正因为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实际存在着这种以货币的抽象和 抽象劳动为内涵的现实的抽象，人们才获得了抽象思想的能力，才能够用统一 的形式来思考多样的内容。最后，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雷特尔指出，康德意 义上的先验统觉正是来源于货币所具有的社会综合的功能。 雷特尔关于现实的抽象的理论得到了齐泽克的高度重视，他强调雷特尔 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明确指出在达到纯粹的思想的抽象之前，抽象就已经在 市场中起作用了 A 。在齐泽克的推动之下，现实的抽象问题成为《资本论》研 究的一大热点，雷特尔的观点也开始受到明确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批判 就是指出他错误地把现实的抽象仅仅局限在交换的领域。以杰普（Anselm Jappe）为代表，他指出雷特尔理论中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是错 误地把抽象仅仅局限在交换的领域。其次，是停留在纯自然的意义上理解劳 动。雷特尔把劳动定义为有用劳动，认为抽象是在交换领域才发生的事情， 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最后，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抽象的统治” 。由于没有深入社会生产中来理解抽象，因此也不能把握资本 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不能理解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 会有的“抽象的统治” （rule of abstraction）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雷特尔关 于现实的抽象的理论实际上是彻底取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和物 化的批判。 B A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 London: Verso, 1989, p.11. B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9. 19 争论的另一方的典型代表是菲内利（Roberto Finelli） ，他依据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明确主张我们不能仅仅从交换的 领域来理解现实的抽象，必须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把握它。 A 根据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想的具体的说法，菲 内利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现实的抽象的思想。 关于现实的抽象的具体内涵，菲内利主要指出了它的三个方面：第一，它表明 马克思在对抽象的理解上取得了重要进展。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先后论述 过宗教的抽象、政治的抽象和社会的抽象，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人的类本质的 异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 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念，明确地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抽象，并阐述了关于 现实的抽象的思想。第二，从社会总体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主要包含两个 层次：一是对社会总体的理解，社会总体在这里主要是指由多个简单规定构成 的有结构的社会生产的总体；二是对现实的抽象的理解，社会总体就是现实的 抽象，因为它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实的抽象运动过程。第三，在这里同样存在 着现实的抽象和思想的抽象之间的关系，现实的抽象主要指在社会生产的总体 中所展开的资本的自我增殖的抽象过程，思想的抽象则是指马克思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我们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想的具体的方法 才能达到的思想的总体。 我们再来看关于第二个问题的争论。在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和非物质 劳动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现实的抽象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之间的 关系以及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争论的一方是维尔 诺（Paolo Virno）和塞尔哈特等人，其主要观点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不仅是 思想的抽象来源于现实的抽象，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借助着资本对技术的掌 控，抽象知识（或一般智力）又反过来导致现实的抽象。第二，在后工业资本 主义的条件下，一般智力同时获得了另一种实现的可能性，它有可能突破资本 的自我增殖的逻辑，支撑起反抗资本的统治的政治实践。 具体来说，维尔诺主要强调指出了三点：其一， 一般智力是抽象知识，它 可以通过技术和机器获得物质性和操控性，变成现实的抽象。其二， 一般智力 A Roberto Finelli,“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3. 20 同时也与现代性意义上的现实的抽象相区别，它是知识、信息和认识范式。其 三，在信息实践日益兴起的背景之下，一般智力有可能被体现为多众内部的认 知和智力合作，这样它就超越了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赋予了抽象知识以合 作和社会化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带来了对现实的抽象的本质的变 异，此时不再是货币在构建社会关系，而是一般智力在构建社会关系。 A 塞尔 哈特则进一步指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般智力有可能被实现为互 联网的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igence） 。 B 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一般智力的实现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在 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智力（抽象知识）被物化为机器，机 器被资本所垄断；在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智力体现为活劳动（非物质劳 动） 、无法被资本完全垄断、其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具有排他性。其次，由于资 本与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的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被体现为人的非物质劳 动的一般智力同样有两种发展趋势，或者是被资本所吞噬，继续现实的抽象； 或者超出资本掌控、成为集体智力。更具体地说，在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 本的增殖主要依赖于工人的非物质劳动（工人的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 。与此 同时，非物质劳动构成的网络内部的合作，还使它能够超越资本的掌控，具有 自我组织和合作的能力。即一般智力有可能体现为互联网的集体智力。面对着 这一趋势，资本又反过来力图把非生产性的、自愿的、合作的、互联网的数字 劳动转化为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 争论的另一方以洛茨（Christine Lotz）为代表。他提出我们可以从资本主 义图示（the capitalist schema）的角度来理解在当代数字经济条件之下资本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怎样理解资本主义的图示？洛茨从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出发来讲述资本主义的图示。文化工业理论强调，从生产的 角度来看，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根源于一个同一的图示，该生产过程的具体 内涵就是借助于技术性的手段把这个同一的图示落实为分门别类的各种产品。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个同一的图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对资本掌 控下的日常生活的简单复制。洛茨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可以揭示出内在于 文化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这个同一的图示，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生活本 A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 New York: Semiotext, 2004, pp.63–6. B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 133. 21 来就是由一个同一的图示所决定的。他用“资本主义的图示”来界定这一决定 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生活的唯一图示。关于资本主义的图示，它的一个规 定性就是“以货币为目的” ，它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即社会关系被实现 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抽象关系，它不仅独立于每一个个体存在，而且反过来控 制着人） 。它的另一个规定性是其直接决定着资本主义框架的再生产和受制于 该框架的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它的第三个规定性在于，它不是某种外在的因 素，而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劳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其次，是怎样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洛茨指出，关 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现实的抽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 处理是错误的。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仅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 理解抽象，强调抽象是理性的抽象，它意味着我们运用理性把对象做成是排除 了质的内容的抽象对象，如此的对象可被我们计算和操控。与之相反，洛茨强 调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抽象，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一切都成为资本的自我增殖的手段，这是抽象的实际内涵，它也规定着我 们对于自然对象的抽象。因此，把一切都置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之下，或 者说，货币成为一切事物的目的，这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的 实际含义。 最后，怎样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 技术究竟是否具有两重特征？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维尔诺、塞尔哈特认为，在 数字经济的时代，技术不仅仅可被物化为机器，服从于资本的增殖的逻辑，并 带来机器对人的统治（抽象的统治）；它同时还可以体现为无法被资本所掌控 的人的活劳动，这种体现为人的活劳动的一般智力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可以被进 一步实现为集体智力，它内在地具有社会性和合作性，可以支撑其新的形式的 政治实践，带来对资本的逻辑的超越和反抗。洛茨明确反对此种观点，他强调 即使是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技术依然被资本主义的图示所决定，依然从 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他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科学技术的生产在后工 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全部社会生产的中心，它依然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它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和文化的商业化，社会知识以专利、版权等方式被货币 化。第二，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工业正在兴起，它带来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更是资本对人的生命的彻底控制。它通过对人们在互联网上的 所有行为进行记录、计算，实现了对于人的消费欲望的有效操控，把所有一切 22 都纳入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链条之中。 A 综合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大体上呈现出了两个基本趋势：一 是，学界更加倾向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体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二是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学界的关注重心越来越集中在资本与技术之 间的复杂关系上。 2. 形式分析 与关于“现实的抽象”的讨论内在相关，形式分析成为《资本论》研究 中的又一个热点。关于《资本论》的形式分析，首先是吕—贝克—卡松在其为 《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中，明确指出了它的极端重要 性。其次是有学者分别从唯物主义、本体论、新哲学等多个角度对它的具体内 涵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界定。 吕—贝克—卡松在其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 B 中明确指出，形式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可以从形式 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 。形式既指与生产力处于辩证关系中的生产关系， 《资本论》的形式分 也同时指人们关于生产关系的意识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 析的重点，在于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换言 之，在于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异化的形式” 。从形式分析的 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形式系统，经由这个形式系统，人的社 会劳动被实现为资本的自我增殖。卡松同时还指出了形式分析所遇到的困难： 它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握为一个形式系统来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 化，但它却因此而难以把握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历史性。 卡松的观点在《资本论》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学者都认同从形 式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 。本期《报告》中主要提到了三种观点：首先， 热拉尔·本舒桑在《 〈资本论〉 ：一个形式的分析》一文 C 中明确指出，马克思 的唯物主义就是形式分析。其观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的 A Christine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B «Forme（s）».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dir.）Georges Labicaet Gérard Bensussan, Press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2e édition, 1985, pp.476–81. C Gérard Benssussan, «Le Capital: UneAnalytique des Formes», 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 , October 2015-4，pp.479–92. 23 唯物主义不是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不是把唯心主义的观念替换为唯物主义的物 质。其唯物主义旨在深入实践中理解历史和历史的变动。第二，对于这种唯物 主义来说，形式是唯一的现实。形式是指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关于它 的意识形式。一方面，它不是自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在 先的，具有本质性的决定性。所有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都是由形 式规定的。第三，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的重点是对于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的批判分析。其难点在于正确把握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即透过形式 与形式之间实际显现出来的顺序来把握它们之间的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结构性关 系。第四，马克思的形式分析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之间有着明确 区分。马克思虽然一再强调，其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 法，但在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和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区别。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在根本上无法承认现实与辩证法（概念的自我否定）之间 的区分，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则在把握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同时自觉地保留了这 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分。 《资本论》 其次，罗德里戈在《论马克思的本体论》一书 A 中明确指出， 的形式分析以感性本体论为基础。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关 于感性本体论，他指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创造性 地吸收黑格尔关于“劳动”和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人”的思想提出了感性本 体论。感性本体论一方面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思想的直接超 越，批判前者把异化劳动的形式看作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感性本体论也彻底超 越了本质论的立场，它不是把人理解为某种先在的本质，而是把人理解为“对 象性的主体性” ，强调人的具体的对象性和人的普遍性。第二，关于形式分析 与感性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感性本体论的思想同样体现在《资本论》的 形式分析中。 《资本论》的主要分析方式是形式分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形式分析来同时展开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马克思 从商品形式出发，通过把“使用价值”悬置起来，指出政治经济学把异化劳动 形式理解为永恒，揭示出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上遮蔽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生产者的“非存在”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在本体论的维度上遮蔽 A Pierre Rodrigo, Sur L’ontologie de Marx ：Auto-Production ，Travail Aliéne et Capital , LibrairiePhilosophique J.VRIN, 2014. 24 了人的“普遍的生活”和“自主生产” 。 最后，维乌拉克在《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与超越哲学之间——以哲学方式 阅读〈资本论〉的若干原则》一文中提出，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也正是马克 思的新哲学。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不仅反对以德国 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哲学，而且致力于实现新哲学。马克思用经济学替代物理 学作为第一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旧哲学（纯粹的哲学，强调理性的自我运动） ， 追求实现新的哲学。新哲学在《资本论》被实现为形式分析。第二，形式分析 作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它同时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继承：一方面，马克 思的形式分析继承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形式与形 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分析，重在表明这个资本主义的思辨体系将在资本的 全球扩张中走向断裂；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形式分析中同时继承了康德的先验 分析方法，把“客体性还原为主体性” 。落实到《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中，他 通过对价值形式、商品形式等的分析，将其还原为人类劳动。从这个角度看， 形式分析也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它源自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 超越。 综合上述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 下一方面强调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另一方面也试图从形式分 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实践哲学等基本思想做更进一步的 阐释。 （二）超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危机持续展开和各种抵抗运动连续不断的现实背景之下，在 《资本论》研究领域明确地出现了超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 其突破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解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强调 《资本论》不仅是一本关于规律的著作，它的主题更是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 间的内在关系；二是主张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的解读，反对之前流行于马 克思主义学界的对《资本论》的科学式的解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思想上对 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回应，它力求通过诉诸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强力回击 支撑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信念，即资本主义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 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替代性方案。 1. 关于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 2014 和 2015 年度，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历 25 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论题。在本期 报告中，我们将特别提到在法国的《资本论》研究学界所出现的三种代表性观 点，它们都直接针对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对《资本论》的结构主义式解读，主 张从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相互内在一致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首先，是通 过重解阶级斗争的内涵来重解《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通过重解规律的具体内涵来把握《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 间的关联。最后，是具体落实到三个层次上的阶级斗争来理解《资本论》中所 讲述的结构与斗争之间的辩证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达尔多（Pierre Dardot）和拉瓦尔（Christian Laval）在《马克思：名卡尔》的著作 A 中明确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重解阶级斗 争的具体内涵来把握《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其观 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 《资本论》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分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而在于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规律，后者必然包括 阶级斗争作为其重要内容。第二，我们可以借助福柯关于阶级斗争中的权力对 抗机制的思想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不 仅仅指斗争或反抗，更是指对资本的逻辑（旧逻辑）的超越和对共产主义（新 逻辑）的展开。第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着力揭示资本的自我增 殖的逻辑，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包括对资本的逻辑的把握和超 越。第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同时包含着无产阶级的新逻辑，即共产主 义。共产主义之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它以共同体为生活的首 要原则、不以个体为生活的首要原则。这个新逻辑的展开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 义的历史演进过程。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观点。雷诺（Emannual Renault）在《 〈资本论〉中的 《资本论》绝不是一本忽视阶级斗争的著 工人反抗问题》一文 B 中明确指出， 作，我们可以通过重解规律的具体内涵来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 的内在关系。关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规律，他主要强调指出了三点：第一，马克 思所说的自然规律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在的规律，而是指我们要具体地从 经济基础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第二，马克思在《资 A Pierre Dardot&Christian Laval, Marx, Prénom ：Karl , Gallimard，2012. B Emannuel Renault, «Le Problème de la Résistance OuvrièreDans Le Capital»，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Octobre 2015-4, pp.513–526. 26 本论》中所把握住的是趋势性的规律，工人的阶级斗争恰恰是导致这种趋势性 规律的要素之一。例如，正是由于工人关于缩短工资时间和提高工资的斗争， 才会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性规律。第三， 《资本论》所揭示的趋势性规律 中已经包括由资本的增殖所必然导致的对抗性矛盾。例如，资本对相对剩余价 值的追求必然导致过剩人口和贫困化，带来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与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观点。郝策尔（Ludovic Hetzel）在《 〈资本论〉 中的主体》一文 A 中明确提出，我们可以从结构与斗争之间的辩证法的角度来 把握《资本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他 指出《资本论》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着的三个不同层次上的阶级 斗争：第一，是人类学意义的反抗，它的典型表达方式是工人们反对机器的斗 争。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这个判断的背 、人的自主劳动与抽象 后，是发生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的劳动者与“劳动力” 劳动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必然伴随着发生在工 人们身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抗。第二，是在社会学层次上的自发的阶级斗 争，它直接体现为工人们诉诸形式意义上的个体权利来反对资本对劳动的残酷 剥削。在这里实际展开的已经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斗争的目的 却仅仅是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个体权利。马克思明确地把这种阶级斗争称为 自发的阶级斗争。第三，是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意义上的自觉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导致以技术更新为直接 表达方式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后者又将进一步导致大量过剩人口。在此背景 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更加明确地以反对剥削本身为目 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资本论》不仅讲述了资本的逻辑，通过揭示 出由资本的逻辑所必然引发的三个层次上的阶级斗争，它同时更指出了资本的 逻辑的内在局限性。 综合上述这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明确反对把《资本论》仅仅 看作一本关于历史规律的科学著作，强调它同时以阶级斗争为主题。这既是对 关于《资本论》的科学式解读的批判，更是对人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 A Ludovic Hetzel ：«Des Sujets au cœur du Capital»，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Octobre 2015-4, pp.527–38. 27 主义信念的反对。 2. 对《资本论》的政治解读 与在法语思想界所展开的关于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应 和，以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发表于《历史唯物主义》上的文章 A 为 代表，在英语思想界也出现了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解读的新一轮思想努 力。霍洛威指出当前国际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已经导致一种悲观主义的、 非政治性的解读。与之相对立，他明确主张我们应该从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 根本张力出发，对《资本论》做一种政治性的阅读，着力揭示出《资本论》对 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 首先，霍洛威对于《资本论》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提出了批判。霍洛威 指出这种主流观点的核心思想在于，认为《资本论》的贡献是把资本主义理 解为一个由不同层次的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封闭体系。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通过揭示出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之间的 必然联系，最终把资本主义把握为一个作为总体的体系。在霍洛威看来，大 卫·哈维（David Harvey）和迈克·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都是这种主 流观点的代表。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虽然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 开篇处就已指出财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表现为商品， 但他们都没把注意力集中在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张力上，而是把商品看作 《资本论》的分析的起点，认为《资本论》的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在运行规律，或把握资本主义的形式的系统。 霍洛威指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它 将只能导致两种出路：或者是诉诸总体性的革命，强调由总体性的革命带来对 整个体系的彻底变革，或者是彻底放弃关于革命的理论。前者意味着我们只能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强大的政党身上，她既要在理论上达到对于历史的下一个环 节的明确洞见，又要进一步通过对于民众的组织和灌输来领导民众完成这场颠 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在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真正承担起如此的预见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使命。后者是 前者的必然结果，当人们一方面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体系，另一 A 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 The First Sentence, Or, Capital starts with Wealth, not with the Commodi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3（2015）, pp 3–26. 28 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现实的政党能够担当起总体性革命的使命，阅读 《资本论》就不再具有革命的意义，它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现行的资本主义体 系的内在运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对《资本论》的非政治 性的、悲观主义的阅读。 其次，霍洛威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性的阅读。在《阅读〈资本论〉：第一 句话，或资本是从财富，不是从商品开始》一文 A 中，霍洛威明确指出，我们 应该从财富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出发来阅读《资本论》 ，并进一步把《资本 论》的理论把握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概括地说，他主要强调了三个层次的 内容：第一，关于财富，霍洛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 指出， 《资本论》的所有分析的起点不是商品，而是财富。关于财富的具体内涵， 他依据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着重指出财富不仅仅指物质财富， 更指人的存在的丰富性。第二，关于商品，霍洛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 第一句话中同时指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商品，这意味着人的存在 的丰富性被削减为商品的空洞性。商品的世界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规律所制约 的总体性的体系，它去除掉了所有质的内容，只剩下一个彻底的数量化的世界。 第三，关于财富之所以被表现为商品，霍洛威认为财富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至少 存在着三个层次的规定性。其一，它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财富以商品的形式存在。正因为它是一个真 实的现象，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其二，我们 之所以能够像马克思一样认识到财富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同时还存在着与商品 形式相对抗的非现象（non-phenomenon） 。也就是说，在商品形式的普遍统治之 下，同时还存在着我们对于这一普遍统治的反抗，它所表达的是人的存在之尚 未被商品形式所彻底压制的丰富内容。从这个角度看， 《资本论》的核心不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对抗性的斗 争。一方面是商品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同一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财富（人的存 在的丰富性）所体现出来的反抗同一化的力量。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必然会讲述危机，因为危机在根本上就源于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 其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我们还将会看到《资本论》不仅是对 A 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 The First Sentence, Or, Capital Starts with Wealth, not with the Commodi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3（2015）, pp 3–26. 29 商品的批判，它同时也是对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的自我批判。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会必然采取与商品形式相匹配的思想 方式，必然会把财富理解为商品。如果要彻底超越从结构和斗争的两个方面对 资本主义的二元论式的理解，我们就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内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的 这种二元对立，必须在对商品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展开自我批判。经由对 《资本论》第一句话的这样层层解读，霍洛威就明确指出了一条从内在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对抗性的斗争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的具体路径。 最后，霍洛威同时还指出，这种政治性的阅读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已 经有一批思想家在这个道路上努力探索。早在 1979 年，克利弗（Harry Cleav》A ，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关于商品形式 er）就出版了《政治性地阅读〈资本论〉 的逻辑理解为阶级斗争。克利弗指出，无论是关于商品交换的逻辑，还是商品 ， 形式本身，它们都是资本所确立的游戏规则。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理论同时也正是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 论。与霍洛威不同的是，克利弗没能敏感地把握住财富与商品之间的紧张关 系，他依然采取传统的思路，认为《资本论》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不是从财 富开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界，普殊同（Moishe Pestone）是又一位主张对 《资本论》进行政治性阅读的重要学者。他反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界所流行 的那种仅仅从结构的角度对《资本论》的阅读，批判那些从先验的或本体论的 角度所展开的关于革命主体的理论。在 1996 年出版的《时间、劳动和社会统 治》一书 B 中，他把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 看作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普殊同认为，这一核心矛盾的展开将导致对整个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对于普殊同的这一重要思想，霍洛威提出 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他指出更要紧的对立是财富（人的存在的丰富性）与商品 形式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对立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内在于资本主义 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对抗。反之，如果只强调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 盾，我们则只能揭示出由这一根本性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不能真 正理解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现实的阶级斗争。 透过霍洛威的这篇代表性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资本论》学界 A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 Brighton:Harvester Press, 1979. B Moishe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正在兴起一场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解读的努力。它一方面是对我们在上文 中的所提到的从“抽象的统治”或形式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的思想倾 向的回应，强调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分析，必须具体把 握内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也是在理论上对 当代阶级斗争的积极回应。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在各种反抗资本 主义的运动中凸显出来的不仅有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更有抽象劳动与具体 劳动之间的矛盾。以普殊同和霍洛威等为代表的这种政治性的阅读正是从当代 阶级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出发，力图在理论上阐明《资本论》对于当代阶级斗争 的现实意义。 三、重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背景之下，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面临的 理论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并深刻揭示其 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另一方面更要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替代性方 案。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后者更是至关重要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 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畅通无阻，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们似乎已经普遍 地确信不再有任何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国 际左翼学界的学者们才会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是直接论题。在本 期报告中，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我们将特别提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霍 耐特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全新解读；在共产主义的研究方面，我们将提到德国学 者 W. 戈尔德施密特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发。 （一）重解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批判理论家中，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影响最 为广泛。他不仅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提出了著名的承认理论，而且在《自由 的权利》中提供了一个当代版本的黑格尔法哲学。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当代 改写，他成功地批判了由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所主导的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 范式，把当代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由政治哲学转型为社会哲学。值得关注的 是，在《自由的权利》之后，霍耐特于 2015 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理念》A 。 A Vgl.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31 霍耐特在该著中明确指出他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自由。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明确指出社会自由是规范现代生活的 根本原则。依据黑格尔的自由意志理论，霍耐特指出自由包括三个环节：消极 自由、反思自由和社会自由。消极自由指对外部限制的去除，是自由放任意义 上的自由，其实现领域是关于财产权、生命权、言论权等抽象权利的领域。反 思自由指我们自觉地根据普遍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其实现领域是主观的道 德领域。社会自由指我们在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展开的具体行动恰好是 我们依据普遍理性所规定的行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指我们在他者中达到 与自我的同一。社会自由的实现领域是现代伦理生活，后者又包括亲密关系、 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三个领域。霍耐特的这一理论受到了不少左翼学者的严 厉批评，他们认为霍耐特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倒退到黑 格尔式的对现代世界的理性辩护。 针对这样的质疑，霍耐特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进一步指出，社会自 由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当代人之所以不敢再直接谈论社会主义，人们之 所以已经默认不会再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人们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则是社会自由，而仅仅只从取消私有财产、 无产阶级革命等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霍耐特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自 由、平等、博爱（团结 solidarity）是规定现代生活的根本原则。在资本主义的 条件下，由于自由的原则被仅仅理解为消极自由，并被以私有财产权的方式落 实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这三个原则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冲突。其中最根本 的冲突是自由原则与团结原则之间的冲突，自由原则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所带 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人对人的剥削，它与共同体的团结正相对立。在此 背景之下，就有了社会主义理念的兴起，它针对自由原则与团结原则之间的对 立，直接否定私有财产的关系，要求实现人类社会。霍耐特认为，社会主义理 念的首要规定性就在于它反对消极自由，主张社会自由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社会 关系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 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是根本一致的。为了论证这一点，霍 耐特特别指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穆勒评注》中具体 阐述了“为他人生产” （与在私有财产关系下所展开的“谋生劳动”刚好相反） 的原则，这恰恰就是社会自由的原则。 32 在此基础之上霍耐特更进一步指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理 念同时也具有三方面重要缺陷。首先，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主义 的理念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了经济生产领域，以为这是问题得以产生的唯一领 域，并进一步把取消私有财产看作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关键。其次，同样是 由于受制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关于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陷入了决定论的立场，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 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将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成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 命将必然带来新的人类社会。最后，由于受到工业革命条件下唯经济论的束 缚，这种社会主义理念根本不能理解各个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区分，认 为取代眼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一个彻底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对立和 剥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一个社会行动领域。 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所具有的这三方面缺陷，霍耐特强调如果我们在 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就要在两个方向上对它进行 修正：首先，是在本体论上摆脱决定论的立场，认识到事物的规定性是由我们 的探索性实践参与建构起来的。落实下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摆脱对市场经济 领域的资本主义定性，要在各自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展开新型的探索性的实践， 力求能够发展出一种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由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次， 是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上要充分承认各个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 更进一步地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摆脱先前的那种唯经济论的立场，看到亲密 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三个重要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关于 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霍耐特特别强调公共领域对于我们维护这三个领域之 间的结构性平衡关系具有关键的作用，它是协调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枢纽。 概括地说，霍耐特认为我们只有从社会自由的原则出发来重解社会主义 的传统，才能够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再度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这同时 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进行修正，尤其是把取消私有财产和 无产阶级革命等传统观念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能 够在亲密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等领域中都建构起使社会自由原则得以 实现的具体机制，在这些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平衡关系中使资本的力量得到有效 遏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将不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 （二）重解共产主义 如果说霍耐特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力求通过修正社会主义的 33 理念来重新复活它，以便使我们走出关于资本主义之不可替代的绝望信念，那 么德国学者 W. 戈尔德施密特 2014 年在《马恩年鉴》上发表《共产主义：一个 被误解的概念？ 》 A 则与之有着类似的动机。W. 戈尔德施密特试图通过重解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来促进我们展开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斗 争中促进我们在文化上的转型，这种文化上的转型将是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 条件。 我们在今天是否还能够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伴随着人们 普遍接受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判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也曾经 一度被看作是纯粹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因此被人们无奈地认作是唯一选择。正 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之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才会得到畅通无阻的发展。 关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它目前不仅陷入了金融危 机，而且还陷入了意识形态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困境中，反抗者们清醒地看到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个体性，反而导致了它的反 面，带来了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并使得工薪阶层被碎片化，失去了政 治权力。在此背景之下，左翼力量所面临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斗争中促成文 化转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争取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 去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性方案。 我们在今天该怎样来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依据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相关经典著作，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我们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扭转 人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误解。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同时包含 着自由的个体性和联合体的双重原则，根本没有否定和抹杀个体性的原则。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的概念，长期以来这一概念一直遭到人们的误解。人们认 为这一概念的重心在于联合体，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体。W. 戈尔德施密特却指 出，这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个体性和联合体的双重原则，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 《共产党宣言》 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原则与《资本论》第一卷所提到的每个人全面而自由 地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不是抽象的乌托邦，它 A Vgl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0–105;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66–181. 34 强调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条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失败，人们倾向 于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也是没有客观根据的乌托邦。W. 戈尔德施密特 通过解析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思想， 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不仅以自由的个体性为原则，而且必须有具体的客观条件， 尤其是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的社会化以及与之必然相关的高度发展的生 产力。最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不是彻底空洞无内容的，它包括一些对共 产主义的根本规定性特征的提示。由于马克思从来就表明他不是预言家，不会 就未来社会开出药方，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他的共产主义理念是空洞无 内容的，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替代性方案。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马 克思在其著作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规定性特征曾经做出一些有益的提示。他特别 强调指出了两点，其一，马克思明确地提到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指出在共 产主义条件之下，社会生产过程必须在人们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其二，马克 思明确提到了劳动时间的问题，指出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下，对生产力的提高 将带来对劳动时间的减省，为作为自由个体的劳动者们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 提条件。 简言之，透过 W. 戈尔德施密特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学者们已经清 晰地意识到我们如果想在这场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开出任何新的现实的可能 性，首先就必须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复活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念。唯 有如此，这场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抓住在危机 中所出现的机遇，去进一步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 四、对左翼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新反思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背景之下，西方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对 和抵抗主要体现为左翼的政党政治和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 对左翼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反思因此也成为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方面，面对着欧洲左翼政党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的起 起伏伏，这些左翼理论家们分别就社会主义的目标、具体的政党策略和政党这 一组织形式本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在对新的抵抗运动的反思方面，自治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两个最为主要的线索，人们试图通过结合当代抵抗运动 的最新特点来具体说明自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当代内涵。 35 （一）对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 1. 重新阐释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策略 2014 年，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在此背景之下，左翼政党的 理论家们一方面开始认真反思左翼力量何以在最近 20 多年影响力日趋衰落， 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阐发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策略。德国左翼党前主 席：K. 基平（Kaji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在《即将到来 的民主：社会主义 2.0》的报告 A 中，对“社会主义 2.0”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 了明确阐发。它主要包括 5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在劳动时间领域，它主张 对缩短劳动时间和对劳动时间的民主决定和民主分配。第二，是在经济民主领 域，它主张将民主落实到经济领域，并致力于推动经济生产向生态能源方向转 型。第三，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主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基础设施社会 主义” 。第四，是在城镇民主化领域，致力于推进城镇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第 “社会 五，是在财政领域，它主张推进民主革命，反对财政紧缩。概括起来， 主义 2.0”就是要通过在上述各个领域推进民主革命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德国左翼党的另一名理论家、卢森堡基金会的首席研究员马布里（Michael Brie）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左翼选择》 B 一文中则进一步对左翼政党的策略 进行了探讨。马布里指出，当今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过剩条件下 的政治问题，关键是要能够整合各方面的反对力量，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 方案，朝向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断迈进。在具体策略方面，他主要提出了四点建 议：首先，是目标一定要多元，以便整合各领域中的各方面反对力量。其次， 是要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叙事，以切实整合各种不同的左派立场。他特别提供了 一种 4U 的叙事 C ，以帮助左翼政党来整合各种左派立场。再次，是必须有一 个符合实际的、可靠的介入方案。最后，就是要放弃改革和革命的对立，实现 中层和底层的联盟，争取大多数。透过马布里的这篇文章，我们反过来也可以 看到左翼政党之所以在影响力上有明显下降，主要是由于它们不能很好地整合 A 2015 年 4 月，德国左翼党召开主题为“未来的政党”的系列会议，德国左翼党前主 席： K. 基平（Kaji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即 将到来的民主：社会主义 2.0》的开场报告。 B Michael Brie,“Die Produktivität des Kapitalismus und Optionen der Linken” , in: Vgl. ZeitschriftMarxistische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71. C 参见本期报告中《德国》一章的第六部分“德国左翼何去何从？ ” 。 36 不同的左翼力量，没有得到来自社会底层和中层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尚未能 够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行动方案。 2. 对政党形式本身的反思 （Syriza）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2015 年 1 月 25 日，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 2014 年 5 月，西班牙的反紧缩极左翼政党“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欧洲 议会大选获胜，得票率 8%，取得 5 个欧洲议会席次。2015 年 12 月 20 日，该 党又在西班牙众议院大选中表现极佳，得票率 20.7%，赢得 69 个众议院席位， 成为第三大党，获得“关键少数”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人们一方面对欧洲的 左翼政党政治又燃起了希望，认为它是当代欧洲的革命政治；另一方面也开始 反思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对于左翼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关于前者，我们可以在 2015 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左翼论坛那里看到最直接的证据。本届论坛的开幕 大会就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我们可以’党、左翼阵营与左翼：一场欧洲 革命政治”为主题。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借助朱迪·迪恩（Jodi Dean）的《政 党与共产主义的团结》一文 A ，来概要了解其基本观点。 朱迪·迪恩在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当代左翼政治来说，政党这一组织形 式依然必要。他的这一观点直接针对关于左翼政治的两种错误观点展开：其 一，是对左翼政治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人们往往 会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左翼政治，把左翼政治仅仅看作是个人选择、个人 参与、多元化的表达，并在此立场之上反对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其二，是流行 于各种抵抗运动中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观点，它强调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已经彻底 过时，强调我们的政治行动已经转型为各种短暂的抵抗和小规模的改革。迪恩 指出，前者在根本上只是对自由主义立场的表达，后者则致使我们的行动彻底 失去变革整个体制的意义。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的出 色表现为背景，迪恩强调指出政党是我们进行政治思考、展开政治行动、生产 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必要组织形式。只有通过政党这种组织形式，我们才能够集 中地进行政治思考，才能一起行动以产生政治权力，才能为了共同规定我们所 共同创造的世界而共同行使这一权力。迪恩同时还指出，他在这里所说的政党 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大众选举的政党，而是团结的、战斗的国际组织。他 一再强调，左翼政治不应强调差异，而必须守护和建立我们之间的共同性，政 A Jodi Dean,“The Party and Communist Solidarity” , Rethinking Marxism , 2015, 3, pp.332–42. 37 党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形式。 概括起来，上述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当代左翼政治的 新形势下进一步重思和更新政党这一必要的组织形式本身；二是要在新自由主 义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给出符合实际的政治行动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 （二）对抵抗运动新形式的反思 与对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相呼应，对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新形式 抵抗运动的反思也成为左翼理论一个重要内容。综观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 果，可以说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贯穿着这些理论反思的核心线索。 1. 关于自治主义（autonomism） 如果说现今的左翼政党政治主要传承着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以来的工 人阶级政党政治传统，那么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抵抗运动 则主要继承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自治主义的传统。奈格里本人深受自治主义 传统的影响，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明确指出诸众将取代传统的无产阶 级，成为反抗资本帝国的新主体，这也更进一步地促进了自治主义在现今的各 种抵抗运动中的影响。概括地说，从自治主义的角度对当代抵抗运动的反思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自治主义的历史做简要梳理。其次，是结 合当代抵抗运动的新实践来重新阐发自治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 关于自治主义的历史，有学者明确指出自治主义经历了从工人主义—自 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的发展 A 。工人主义—自治主义是“二战”以后产生于意 大利的一个极左学派，其核心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工人的自治， 即工人的活劳动之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第二，反对关于工人阶级的 政党政治，质疑社会主义的国家。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具有所谓的先 锋队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一种极权，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 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第三，强烈主张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即直接面对工人现实 的马克思。从工人的实际出发，是自治主义的一贯立场。关于自治主义和后自 治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些学者则主要通过比较奈格里和维尔诺的相关思想来进 行说明。奈格里是典型的持自治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背 景之下，通过阐发诸众之反抗资本帝国的革命政治，再一次重申了自治主义的 A See Joost de Bloois, Monica Jansen, Frans Willem Korsten,“From Autonomism to PostAutonomia, from Class Composition to 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 2, April 2014, pp. 163–77. 38 立场。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独特 阐释，为人们在当代坚守激进革命的立场提供了直接文本支撑。维尔诺（Paolo Virno）被认作是后自治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奈格里关 于一般智力和诸众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奈格里所坚持的自治主义的二 元对立的逻辑。在奈格里那里重要的是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落实到 革命的立场上这就意味着坚持“要么全有要么没有”的革命思路。以维尔诺为 代表的后自治主义思想家则更加关注对主体性的重新界定，把关注的重心放在 重新理解自治上，尤其是自我赋值意义上的自治。这就为他们走出二元对立的 简单逻辑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路。 当代左翼理论家还结合左翼抵抗运动的最新实践对自治主义的一些核心 主张（如“拒绝” 、 “逃离” ）进行了明确阐释。自治主义从强调工人的自治和 自主出发，主张拒绝。拒绝的首要含义就是拒绝工作、拒绝由资本所规定的劳 动。拒绝劳动是否仅仅意味着罢工？拒绝劳动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建设性的内 涵？史蒂夫芬·舒凯迪斯（Stevphen Shukaitis）在《学会不劳动》一文 A 中对 此进行了正面探讨。舒凯迪斯指出，我们必须把拒绝劳动本身理解为一个建构 性的实践，它的建构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形式的创 造上。因此，拒绝劳动同时更是一个学会不劳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借 助于各种“零工作训练方法” ，学会把拒绝工作的社会能量导向对于接纳新的 社会生活形式和新的联合方式的能力的培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学会不劳 动”的过程本身既是对由资本所规定的劳动的批判，也是一种新的实践。 自治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就是“逃离” 。奈格里曾经对“exodus”的内 涵进行了专门解读。他强调指出， “逃离”不仅要求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拒绝， 更指向对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在以占领华尔街和“愤怒者”运动为代表的抵 抗运动中，左翼学者们看到它明确体现出了自治主义所要求的“逃离”或“撤 退” ，因为所有这些抗议运动都明确体现出拒绝介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的特 点。马蒂耶斯·桑德（Mathjis van de Sande）在《用工具战斗：预兆与二十一 世纪的激进政治》一文 B 中指出，要理解这些抗议运动的这一重要特征，我们 A StevphenShukaitis,“Learn not to Labor”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 2, April 2014, pp.193–205. B Mathijs van de Sande,“Fighting with Tools: Prefiguration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 2, April 2015, pp.177–94. 39 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离弃或撤退，而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预兆（Pre。透过“预兆”的概念，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运动不仅有拒绝介 figuration）政治” 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的特点，而且还同时强调占领和重组公共空间。这样， “预兆”就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自治主义的“逃离”策略。 2. 关于无政府主义 关于 21 世纪以来在全世界所爆发的这些抵抗运动的新特点，很多左翼学 者都指出，它与传统的工会政治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不同，在组织形式上更多 地受到了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对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 间的关系的重新考察，成为人们去反思当代这些新抵抗运动的又一个重要线 索。 《科学与社会》杂志在 2015 年第 2 期专门推出了以“马克思主义遇到无政 府主义”为主题的专刊。概括地说，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 通过历史回顾，界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其次，是结 合抵抗运动的最新实践，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对运动本身的组织上的得与失。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首次相遇》一文 A 中指出，透过马克 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首次遭遇，我们可以看到其相互之间关系至少包括两个 层次的内容：首先，就其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主张而言，由马克思代表的马克 思主义和由巴枯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主张工人介入 政治行动，而后者明确主张工人不应该介入政治行动。其次，两者之间的关系 的要害不是同一个政党之内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而是组织问题。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首次相遇是在第一国际刚刚成立的背景之下，马克思当时 明确把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定性为组织问题，所以对于它的处理方式不是在第一 国际的内部就工人能否介入政治行动的问题展开公开讨论，而是直接把巴枯宁 派别驱逐出第一国际。 同样是回顾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西缪尔·莱德曼在《委员会和革命：参与 式民主和新社会运动》一文 B 中则特别提到了 20 世纪初的“工人委员会运动” 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莱德曼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确对 21 世纪以 A August Nimtz,“Marxism Versus Anarchism: the First Encounter”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153–75. B Shmuel Lederman,“Councils and Revolut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243–63. 40 来的新形式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对于 参与式民主的创造性实践。这一点在 20 世纪初欧洲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中 有最集中的体现，但当代的新社会运动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欠缺。人们一 方面在思想上没能充分理解这份遗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仅仅停 留于对直接的参与式民主的呼唤和预兆。 关于究竟怎样理解体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新抵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倾向，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 方面。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 一文 A 中指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该运动中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家，而是主 要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上。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组织上的水平主义（没有 领导者） 、预兆主义（在运动中模塑未来社会） 、自治、互助、蔑视政府权威等 方面。正是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对运动本身的组织方面具有如此特征，它才 会特别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方面 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另一位学者杰基·迪萨尔福在《占领华尔街：为自 发运动创造一个策略》一文 B 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迪萨尔福指出，占领华 尔街运动在组织上的这些特点也导致了它最终走向式微。组织上的水平主义使 得它不能真正进行政治的思考和决策，在组织上过于强调自治和互助也使得该 运动不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所声称的对社会上 99% 的人的认同只能停 留于象征。 归结起来，透过上述这些分别从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 21 世纪 以来的社会运动所进行的理论反思，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困扰当代左翼激进运 动的最大难题就是组织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 五、激进哲学新进展 在当今左翼思潮中，激进哲学一直是在人群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之所 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本体论和辩证法等领域积极 A John Hammond,“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288–313. B Jackie DiSalvo， “Occupy Wall Street: Creating a Strategy for a Spontaneous Movement” ， Science& Society,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64–87. 41 探索，力求通过在基础理论上的更新来帮助人们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 什么在当下仍然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哲学中直面一直困扰着 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革命主体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似乎已 经过时的条件之下，他们试图在当代的语境中重建革命主体理论。与激进哲学 在这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相呼应，本期报告专门设计了关于激进哲学的两个专 栏：一个是关于思辨实在论的专栏，主要聚焦激进哲学在本体论领域的更新； 另一个是关于人民话语的专栏，主要介绍激进哲学思想家们对关于人民的话语 的重构。 （一）对本体论的更新 关 于 激 进 哲 学 在 本 体 论 领 域 的 主 要 贡 献， 本 期 报 告 将 重 点 介 绍 梅 亚 苏（Quentin Meillassoux） 、布拉希耶（Ray Brassier） 、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ham Harman）等一批激进哲学思想家对思辨实在论的建构。 Grant）和哈曼 我们在关于思辨实在论的专栏中，将重点介绍他们为什么要在本体论的领域重 新建构实在论，其建构思辨实在论的具体理论路径以及思辨实在论怎样才能与 激进哲学的革命主体理论关联起来等三个层次的内容。 1. 时代困境诊断 这批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之所以要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重建实在论，是 出自对时代困境的自觉回应。简言之，他们敏锐地看到现代人正面临着意义危 机。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关于终极价值的各种信仰被摧毁，并因此在生 活的最终根据和生命的最终意义问题上陷入了无所凭靠的境地。在此背景之 下，理性主义的事业无法被真正坚守，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个体向宗教的再度 投降。 这批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同时还指出，整个后康德的哲学传统实际上都 是对这种意义的危机的哲学表达。从康德哲学开始，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成为 哲学的主题，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替代，一方面出现了相关主义的立场，另 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于这种相关主义立场的批判和超越。前者主要体现在康德的 批判哲学和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中，后者则主要体现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 体主义哲学和以尼采、德勒兹为代表的生机主义哲学中。相关主义哲学强调对 象是在与我们之间的关联中被给予的：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弱的相关主义立场， 强调经验对象是与认识主体的先验形式必然相关的对象，但同时也保留了一种 关于物自体的信念；在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那里则是一种更强的相关主义的 42 立场，强调只有此在才能够领会存在本身的意义。主体主义哲学和生机主义哲 学都试图超越这种相关主义的立场：黑格尔的主体主义哲学直接针对康德的相 关主义立场，强调绝对不仅自在，而且自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绝对；尼 采和德勒兹的哲学也试图超越相关主义的立场，它们把生命提到绝对的位置 上，让生命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据。 对于这样的一幅后康德哲学的画面，这批激进哲学思想家们认为，无论 是持相关主义立场的哲学，还是以主体主义或生机主义的方式对此一相关主义 哲学立场的回应，它们都彻底放弃掉了实在论的立场。此种后康德的哲学传统 不仅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意义的危机的哲学表达，它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加 剧了这场危机，以哲学的方式进一步促使现代人向宗教投降。当然，对于激进 哲学来说，这种向宗教的投降不仅意味着现代人转身投向传统宗教的怀抱，它 更意味着人们向眼前的现代生活彻底屈服，尤其是向资本主义宗教本身彻底 屈服。 2. 对实在论的重建：重解绝对 在康德成功地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在上述所有这些后康德的哲学 家们都自觉放弃了实在论之后，如何能够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再度重建实在 论？透过梅亚苏、布拉希耶、格兰特和哈曼等人关于思辨实在论的具体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采取的共同理论路径就是重解绝对。在梅亚苏那里，绝对 即或然性；在布拉希耶那里，绝对是“比无还少”的不连贯性；在格兰特那里， 活力即绝对；在哈曼那里，对象本身是绝对。 梅亚苏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出发来建构思辨实在论。简单地说，其在理 论上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进一步解析物自体概念，说明我们只 有从物自体意义上的实在出发，才能理解变易。物自体具有无矛盾性和实际存 在这两大规定性。梅亚苏特别指出，正因为物自体具有无矛盾性，才会有变 易，因为在变化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实在本身都是处于当下的某个特定状态， 在这个特定的状态上它都是无矛盾的。其次，是进一步解析康德哲学所特有的 “事实性”问题。康德一方面强调实际的经验对象是我们凭靠时空形式和先验 范畴构建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所指出的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又是从其所处时代 的科学中倒推出来的。这些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虽被康德认作是普遍的，但它 们实际上既无跨时代的普遍性，也没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看，康德 无法为这些形式和范畴提供更进一步的根据，它们只能被认作是事实性的。对 43 于这个著名的“事实性”问题，梅亚苏指出我们可以从实在本身出发来重新理 解这些事实性的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从实在出发来看，这些时空形式和先验 范畴就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最后根据在于彻底的或然性。这种彻底的或然性 也就是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所把握住的绝对。最后，是明确指出我们从彻底的或 然性出发就可以真正理解变易。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承认 相关性，但如果我们对相关性的承认没有止步于某种“事实性” ，而是进一步 把握住了使这种事实性成为可能的彻底的或然性，那我们就不仅能理解这种事 实性，并能真正地理解变易。 布拉希耶从由近代启蒙带来的意义危机出发来探求绝对。概括地说，他 的理论思考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直接讲述由现代启蒙所导致 的意义危机。在古代世界中人们一直坚信自然秩序与人间秩序相合一，人间秩 序以及由这一秩序所规定的伦理生活因此也就有了绝对的根据。现代人之所以 会遭遇意义危机，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关于这种合一的信念被摧毁， 人间秩序背后的绝对性根据也因此被瓦解。其次，是透过对表面形象（manifest image）和科学形象之间关系的解析，进一步指出由科学真理所把握住的实在 本身。布拉希耶指出，对于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现代人的眼中既有其表 面形象，又有其科学形象。表面形象的要点在于，它始终以人为中心来解释世 界；自现代启蒙以来，科学形象逐渐摧毁了如此的表面形象，指出了人的非中 心的位置。我们之所以会有关于世界的表面形象，是因为人从自己出发来为万 物命名，并在命名的过程中赋予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之间以某种连贯性。科学真 理的思考方向则正好相反，它是按照不连贯的实在来思考实在本身，人所能赋 予世界的最低程度的连贯性是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学真理中我们认识到 实在“比无更少” 。最后，是说明持有这种实在论立场的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 “灭绝”的哲学。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即使人们可以把它归结到某些先天的 形式或秩序，但从这种实在论出发，我们也会进一步洞见到，这些所谓的先天 秩序又是以一些经验性事件为前提的。 格兰特通过重解谢林的自然哲学来建构自己的思辨实在论。他对谢林自 然哲学的解析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首先，他明确指出谢林坚决反对自柏拉图 以来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存在论。这种存在论认为存在着物的世界与理智的世 界，德国唯心主义也属于这种存在论。德国唯心论还进一步指出，物的世界由 理智的世界所建构或创造，人的理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人能够把握有机体的世 44 界。谢林明确反对这种存在论，强调指出没有两个世界，生命与非生命是连续 的。其次，是进一步指出自然本身具有理念性。作为物质的自然何以能够具有 理念性？谢林指出，自然是可以自行组织的物质，自然的理念性就是使自然在 自行组织和自行创造时所留下的痕迹。因此，不是人们赋予自然以理念或法 则，而是自然本身具有理念性。再次，是更进一步指出自然就是绝对。由于自 然具有理念，自然就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活力（dynamism） 。这也就是说， 自然由于内在的理念不会停留于任何形式的既定的物，必然会不断带来既定的 物的形式的瓦解，带来变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绝对就是纯粹的物 质，就是无条件的活力。最后，是强调说明我们可以从自然出发来理解人的自 由。自然由于内在的理念性，不会停留于任何既定的形式，它因此是自由的和 历史性的。从自然的自由和历史出发，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人的自由。 哈曼通过改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思考对象本身。首先，他把海德格尔 那里的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 系，并在这个前提之下重解上手性与现成性之间的分离。在海德格尔那里，在 讲述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时，会有上手性与现成性之间的不断交替。一方面， 任何存在者对于人来说都有可能成为现成的、在场的东西；另一方面，任何一 种这样的现成性和在场性都不能穷尽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在哈曼这里，在讲述 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时，也同样有在场性和存在本身之间的分离。一方 面是对象在与另一存在者之间的关联中所获得的现成性（在场性）；另一方面 是对象还拥有属于自己的隐秘存在，它在相互关联中成为在场的东西，但它总 是倾向于退出关联，返回自身。其次，他明确批判关联主义的立场，强调我们 必须从不在场的对象本身出发来理解实在。哈曼指出，关联主义立场的根本错 误就在于，它认为对象在由这些普遍的相互关联所呈现出来的规定性之外，不 再有其他规定性。哈曼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同时把握住对象的两个基本特征， 它既有在场性，又有不在场性。对象在相互关联中成为在场的东西，但它又总 是倾向于退出关联，返回自身。只有从对象本身出发，即从对象本身的不在场 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运动和变易。 简言之，上述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思辨实在论的要点就在于，它一方面让 我们可以重新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实在本身，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我们从实在本 身出发来进一步理解变易。 3. 从思辨实在论到革命主体理论 45 前文曾经提到，激进哲学的理论家们之所以在本体论和辩证法等基础理 论领域不断探索，是为了能够重建新的革命主体理论。我们可以透过巴迪欧和 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性延伸来把握他们的这一理论企图。 对于梅拉苏的思辨实在论，巴迪欧首先充分承认其在实在论方面的贡献， 认为它既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也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实现了对理性主义 实在论的重建。在此基础之上，巴迪欧进一步指出在思辨实在论中没有事件理 论，而他本人正是以或然性概念为前提提出了事件理论，并通过事件理论建构 起了新的革命主体理论。关于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和革命主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接下来在介绍其关于人民的概念时将会再次提及。 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性延伸则主要体现在他不仅重新论述了思辨 实在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把它们引向了主体理论。 齐泽克首先指出，思辨实在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运动 和变易。在这一点上，思辨实在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矛盾，这两种哲学的 独创性贡献都在于对运动和变易的把握。其次，齐泽克又进一步对黑格尔的辩 证法进行了重新解读，以具体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怎样讲述运动和变易的。 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解直接针对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重要批判（目 的论批判和必然性批判）展开。目的论的批判主要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讲述 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该过程在根本上是目的论的，因此这种辩证法 不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变易。对此齐泽克的回应非常机智，他以主奴辩证法为 例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要害在于人们对于失败处境的彻底扭转，因此这里 没有任何预先被设定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目的论 的。必然性的批判主要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讲述的是由概念的必然性所规定的 必然发展，它所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任何向或然性敞开的可能 性。对此齐泽克的回应非常直接，他强调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回溯性的必然 性，没有排斥或然性的必然性。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概念以充分承认实在的或 然性为前提，它只是在强调对于已经在各种或然性因素作用之下所展开的实际 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在思想上把握其概念必然性。最后，齐泽克明确指出我们 可以从或然性出发来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这里的关键在于，实在的或然 性虽然不依赖于主体，但它要在主体身上得到指认和确证。历史中的人们之把 握时机、采取行动、介入历史、带来历史的生成和变化，恰恰就是在指认和确 证实在的或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实在不仅是自在之物，而且是从实在的或然 46 性中诞生的主体。这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即主体。 综上所述，可以说思辩实在论是激进哲学的理论家们在本体论领域所取 得的积极成果，它不仅成功地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建构起了理性主义的实在 论，而且还为激进哲学的革命主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二）对“人民”话语的重构 在革命主体理论方面，本期报告将重点介绍哈特（Michael Hardt） 、奈格 里（Antonio Negri） 、朗希埃（Jacques Rancièce）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和巴迪欧（Alain Badiou）等激进哲学思想家们对“人民”话语的重构。我们 将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来分析其重构“人民”话语的努力：首先，激进哲学为 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方面会有向“人民”话语的回归；其次，怎样在激进政治 哲学的框架下重解“人民”的概念；再次，这个“新人民”概念能否解决困扰 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同一性”问题。 1. 向“人民”话语的复归 2012 年，哈特和耐格里出版《宣言》A ，在该书中他们明确把“诸众”概 念改为“平民”概念，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革命主体。2015 年， 阿甘本出版《均势：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B ，在该书中他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 重新阐发了之前在《什么是人民》 C 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 人民的思想。2015 年，巴迪欧的文章《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被收 入《什么是人民》 D 一书正式出版，他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新人民”的 思想。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激进哲学界目前出现了一个向“人民”话语回归的 现象。要理解这一思想现象，我们大致要把握两点：首先，他们当年为何要在 革命主体理论方面自觉地远离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话语；其次，他 们目前又为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上再次向“人民”话语回归。 关于激进哲学家们为什么要自觉远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 人民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朗希埃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解构和奈格里、哈特对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Declaration , New York: Argo Navis, 2012. B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 该文收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 记》 ，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中。 D Alain Badiou，Que c’est-qu’unpeuple ？ Paris: La Fabrique, 2015. 47 “诸众”概念的强调来予以说明。朗希埃在《哲学家和他们的穷人》A 、 《工人话 语》B 和《无产阶级之夜》C 等著作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概 念进行了有效解构。朗希埃指出，19 世纪 30 年代工人们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无产阶级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这里只有工人们对自我实 现的追求，对融入社会的追求，完全没有对所谓的宏大历史使命的担当。 “无 产阶级”或“人民”概念在根本上只是知识分子的发明，它是在与资产阶级的 参照和对立中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因此它在根本上源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资 产阶级式的立场。由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所构建出来的这个无产者的概念与实 际的工人或穷人刚好相反，前者在后者的面前归于消灭。奈格里和哈特在《诸 众》 D 一书中明确提出“诸众”概念，以替代“无产阶级”或“人民”概念。 他们明确反对“人民”概念的同质性和同一性。与“人民”概念相对立，诸众 强调的是不可化约的多元性，它是在生产和运动中不断生成的非同质性团体。 它守护每一种社会差别的独特规定性，承认每一个个体或社会群体的独特性 （singularity） 。 关于他们为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上又会再次向“人民”话语回归，大体 上来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奈格里、哈特那里，是因为他们深切 认识到制约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最大困难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团结和同一性问题。 “诸众”的概念重在强调行动者们各自的独特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 但它根本无法说明这些相互差异的个体何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成为革命的主 体。为了回应这一难题，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平民” （commoner）概念， 不再使用“诸众”概念。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 “平民”经常与“人民”混用， 奈格里和哈特明确指出这个词的含义可以回溯至中世纪的英格兰。在中世纪的 英格兰，平民们不仅在事实上是在工作中相互平等、共享的，而且每一个人都 自觉地为实现相互之间的平等、共享而努力。他们想借助于这一概念来说明我 们何以在当代处境中解决行动者们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在阿甘本那里， A 雅克·朗西埃：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蒋海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B Faure and Rancière.La parole ouvrière . Paris: La Fabrique, 2007. C JacquesRancière. Proletarian Nights: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 London: Verso, 2012. D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 Penguin Books. 2009. 48 重解“人民”的概念是为了说明那内在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他 要从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内在分裂出发来说明革命性的政治主体何以生成。最 后，在巴迪欧那里，重新向“人民”话语回归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政治哲学上 彻底走出“对同一性”的恐惧，能够透过“新人民”的概念重新理解何所谓革 命主体的同一性。 2. 重解“人民”的概念 关于“人民”的概念，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一文 A 中明确指出，在任 何政治共同体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大写的人民指参与 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的人们，它是一个抽象的总体，强调包容性。小写的人 民指在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被任何合法的力量所排斥，成为赤裸生命，它是排 斥的结果。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之间是包容性的排斥关系，正是由于这一 关系的存在，在任何政治共同体内部都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 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会存在这种根本性的断裂？阿甘本在 《王国与荣耀》B 一书中从政治共同体之形成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先从政 治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形成的角度揭示了大众与子民之间的关系。通过欢呼的 仪式，人们结成宗教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完成了从大众（ochlos-multitude） 向子民（laos-populus）的过渡。通过这个建构宗教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仪 式，一方面有了代表新的共同体的大写的人民；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到 这个仪式中去的大众也被纳入共同体中，但他们无法在共同体的各种合法形式 中得到承认和显现，他们成了在共同体内部实际存在的剩余。 在 2015 年的《内战》一书 C 中，阿甘本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在政治共 同体的内部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才会有直指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内战，这是 “利维坦”与“比蒙”之间的决战。换言之，没有任何形式架构的乌合之众， 通过一定的语言仪式，被架构为人民—王。与此同时，在共同体的内部始终还 存在着被赤裸生命化的小写的人民，它具有消解人民总体的力量。在一定的条 A See Means without End ,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 pp.29–36. B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9 件之下，这些小写的人民将聚集其力量，与作为统治者的大写的人民之间展开 决战，这就是内战，是化身为利维坦的大写的人民与化身为比蒙的小写的人民 之间的决战。内战或将导致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和一个新的人民—王，或将导 致政治共同体彻底消亡。后者所呈现的恰恰是内战的末世论的维度。具体来 说，它意味着利维坦和比蒙之间的决斗将致使两者同归于尽，人们将因此进入 未来的国度，彻底摆脱一切束缚。 这样，阿甘本就通过大众与子民、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以及利维坦 和比蒙这三对关系说明了内在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根本性断裂以及革命的主体 得以生成的内在机制。 “人民”与“同一性”问题 3. 在对“人民”话语的重构上，巴迪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他敏锐地指出制约当代激进革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难题就是同一性难题，在这 个问题上左翼力量普遍地陷入了一种“一恐惧症” （un-phobie） 。针对这一困境， （把所有的同一性都看作是暴力和 巴迪欧指出，我们要真正摆脱“一恐惧症” 专制） ，在理论上必须把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正的太一”和现实生活中作为人 的操作结果的“有限的一”区别开来。前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我们无法 凭靠人的有限的知识体系来把握它；后者则意味着人们以人造的有限为无限， 人为地制造出虚假的绝对。其次，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同样要在人民的问题上把 两种不同的“一”区别开来。一个是由一个同质化的身份所带来的“一” ，如 “法兰西人民” 。这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是反动的人民，它是同质性的“一” ， 制造被排斥的剩余；另一个是正在生成的、面向未来的“一” ，如阿尔及利亚 战争期间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这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是新人民，它针对着 既定的共同体（利维坦） ，结成了反利维坦的共同体。最后，他通过事件理论 来进一步解析新人民的规定性。从事件理论的角度看，可以说新人民是由事件 （event）和人们对事件的忠诚（loyalty）所带来的新的主体。巴迪欧认为，耶 稣基督事件和十月革命事件等都是改写历史的真理性事件，这些事件的真理与 人们对在该事件中所敞露的真理的忠诚是一体的。新人民首先意味着对于其成 员的旧身份的彻底取消。这些事件的发生相对于当时既定的条件而言是超越的 或不可理解的，它所敞露的真理具有超越于当时既定的、有限的社会秩序的普 遍性。人们由于对事件的真理的忠诚，就超越了先前所具有的任何既定身份， 具有了普遍性。新人民同时还意味着人们通过对在事件中敞露的真理的忠诚而 50 形成合体（incorporation） 。因此，新人民不再是松散的“诸众” ，他是由于人 们对事件和事件的真理的认同而产生出来的新的合体。不仅如此，在这个与事 件的真理相合体的过程中同时还产生出了最具有战斗性的先遣队（或政党） ， 先遣队对于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极端重要。 概括起来，可以说以巴迪欧、阿甘本等为代表的激进哲学家们是在新的 本体论和新的政治哲学的框架之下来重构关于“人民”的话语的。他们在构建 革命主体理论方面的这些新探索一方面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 说和革命政党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新社会运动所存在的实际困境的自觉 回应。 结论 综观 2014 年、2015 年度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全球资本主义 的研究和对左翼政治的反思是两大核心主题。在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方面，摆在 马克思主义学界面前的最大现实难题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最具 挑战的理论难题则是怎样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来重新阐释《资本论》 的双重维度。在对左翼政治的反思方面，理论上的最大挑战在于怎样重解并复 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现实上的最大困难在于怎样解决左翼政治（无 论是左翼政党政治还是激进革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51 52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2014 — 2015） 53 美 国 林 晖 汪功伟 2014 至 2015 年度，随着对全球性危机从经济领域、生态领域向政治领域 的蔓延的认识不断深入，美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愈来愈认识到在 应对这一系列危机的过程之中，左翼自身团结的重要性和左翼联合组织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除了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教育、战争等 热点问题之外，还涉及正义的可能性、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国家体制、新 自由主义等。本报告将从七个方面介绍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两年来 所主要关注和研究的一些话题。 一、左翼论坛：正义如何可能？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活动， 是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其中，2014 年度左翼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和 / 或革 命：想象一个转型正义的世界”；2015 年度左翼论坛的主题则是“没有正义就 没有和平：直面资本主义危机和民主” 。显而易见，正义问题是两届论坛的关 键词，而两届论坛在主题上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左翼和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在面对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层面的非公正、非平等现象时的基 本态度。 54 （一）2014 年左翼论坛 2014 年的论坛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 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各色人物在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 刑事司法学院济济一堂，人数超过 4500 人。论坛的活动形式包括近 400 场专 题讨论，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工作坊、对话、争论甚至直接行动。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面临的社会背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 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仅通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解释，而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多元 决定”的，这些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此届左翼论坛的专题讨 论所显示出的巨大包容性表明，左翼人士的质疑与回应似乎无所不包地涉及生 态、媒体、文化、性别、家庭、种族、教育、卫生、住房、食品甚至监狱工业 综合体等几乎所有社会层面和包括非洲、美国、中国、东南亚、中东、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区在内的可能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以及为了实现这些领域中的 正义，在一个越来越失控的世界中诉诸立场鲜明的思考和行动。 正如本届论坛海报上的文字所勾勒出的，对于全球的左翼人士而言，当 下最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世界已经连续七年深陷资本主义危机的泥潭之中。人 们所珍视的“复苏”只是让那些制造这场危机的人获益，而无休止的经济衰退 则困扰着那些受害者，即最广泛的大众。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 平等都在日益恶化。阶级划分变得尖锐起来。社会不公把我们所有人推向了极 限。大公司和富人将保护和维持自身支配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最大化。他们和 他们的政客到处都在采用财政紧缩的政策，却把保留下来的公共资源用于帮助 银行和其他破产的超级公司摆脱困境。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本主义的“新常 态”意味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前景、不可维持的债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 意在将社会不满引导向那些作为替罪羔羊的右翼分子。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事 情激烈地质疑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合法性，并 召唤关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永续发展的各界人士为实现有别于现存体制的 政治形式，去开辟激进思考和团结行动的可能性空间，而左翼论坛正是为了实 现这种可能性空间而做出的尝试和准备。 在上述背景中寻求社会正义，意味着左翼人士务必回答一系列迫在眉睫 的问题，包括：今时今日，当一项改革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所前进，却在其他 重要的斗争中不得不后退，我们必须如何应对？克服上述挑战需要什么样的运 55 动形式？当正义的转型条件不再是“愤愤不平的人向平息愤怒的人者抱怨” ， 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机构、体制和社会条件？这些议题又是如何提出改革 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 崭新而不同于现在的世界。可我们要如何抵达那个世界，是通过改革、革命还 是两者策略性的联合？ 本届论坛的开幕大会以“当下为什么要革命？当下什么是革命？ ”为主题， 会议的发言人包括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和美国社会民主 党重要成员科耐尔·韦斯特（Cornel West） ，秘鲁裔美国说唱歌手和街头艺人 “不朽技术” （Immortal Technique） ， 《日常的革命：阿根廷的水平主义与自治》 一书的作者玛丽娜·斯特林（Marina Sitrin）和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 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 。本次论坛的热点专题包括： 1. 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也许第一次拥有了高质量地满足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的科技能力。然而，在目前的社会安排中，这种能力仍然 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们到底是在危如累卵的现状中继续垂首期待自由市场 机制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还是依赖政府的干预能力并制定一系列更加符合 分配正义理念的公共政策，抑或自发地团结起来，创造出平等、民主、可持续 的新型经济合作形式？ 在本届论坛中，与上述追问相关的小组讨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答 案。譬如，在“超越民主、资本主义和稀缺性：基于自然法则——资源的经济 可能性”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更 加人性化的新思路，珍视那些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处于不断演进状态的体 系。因此，在彼此的互动中，我们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必须反映出新知识，而这 要求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得到持续的更新。在“对，我们要改变体系！ 可是改变成什么？ ”与会者认为，虽然改革和革命是重要的，可是他们无法单 独创造出通往经济—社会民主新模式的途径，除非我们能够着手解决背后的 基本问题：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如果一个社会的基石是参与和以健康、有效、 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这个新社会确实可以有效运转吗？ ”我们最 终必须发展出一套清晰的、和平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务必给出某些可行的新 型要素，而这些要素意味着根本性的改变和对资本主义、利润、竞争以及狂热 扩张的超越。 56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金融寄生主义：理解‘大吸血鬼小分 队’ ” 、 “希腊和欧盟计划：金融恐怖主义还是新殖民封建主义侵害了主权人 民？ ” 、 “西方帝国主义风暴中的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 、 “新全球贸易秩序？ ” 、 “看护、工会、社会主义与医疗保险” 、 “占领伦理学：对抗经济的去人性化” 、 “计划一个可持续的文明：我们能够用绿色新政阻止生态系统的崩溃、并走向 一个公正的社会吗？ ” 、 “改革与革命：通过激进公共政策建立团结型经济” 、 “资 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前景：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有毒的慈善：盖茨基 金会、公共健康和帝国主义” 、 “超越物质稀缺性” ，等等。 2. 跨国行动与对全球正义的追寻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人员、信息、劳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同时 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非正义问题正在或已然上升为跨越民族—国家的世界 性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针对这些问题的策略与行动不应该被继续理解为 单纯的地方性行动，而是具备超出国家边界的广泛影响力。 在“起义的遗产、帝国和全球革命的范围”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帝 国作为一个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集中起来的资本所严格管控的世界，通过全 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打着“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幌子日益扩张的军事行动 两者形成的共犯结构，使得殖民动力去地域化了。全球资本对国家边界并不 怀有敬畏之心，而来自左翼的反抗却仍然将民族—国家视为社会历史变革的 终极前线，抑或坐井观天一般将居于帝国中心的人口的直接利益视为唯一的 关注点，墨守上述范式的陈规只会挫败左翼行动自身。美国黑豹党（the Black 、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the Zapatistas）和南亚的毛主义者的起 Panther Party） 义行动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能会对重整旗鼓的、并且是货真价实的全球左翼做出 自己的贡献，而这些将为我们展现出全球革命的范围，推动我们投身到永不停 歇的解放实践之中。 、 其他与此相关的专题研讨包括： “超越国界：针对种族主义的全球斗争” “资本主义、移民和迁移工人的正义斗争” 、 “乌克兰危机” 、 “对话：从巴勒斯 坦和埃及到占领运动的革命经验” 、 “对抗希腊的法西斯主义和紧缩政策” 、 “全 球工会，在地力量：劳工能赢得对多国公司的胜利吗？ ” 、 “帝国主义战争和全 球生态恶化” 、 “亚洲的人民斗争：挑战、机遇和团结” 、 “追忆未来：詹姆逊和 斯皮瓦克的策略与思辨” 、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全球非正义” 、 “美国帝国 主义战争的新面孔” 、 “新‘伟大的博弈’：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资源战争’时 57 代的竞争与合作” 、 “叙利亚革命：巴勒斯坦、库尔德人和反帝国主义政治的影 响” 、 “用数码组织工具打乱传统的权力结构并建立强有力的共同体” ，等等。 3. 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前景 自 2006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已经增加了一倍。这里的信息很明 确： “人民权力”正在上升，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确乎如此 吗？科技已经提供给人们走向街头和广场的新方式，但试图将这种愤怒转化成 持续性进步的基础仍然相当滞后。人们正在寻求新的方式介入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制度和体系之中，人们也需要扩大集体行动的场域来满足上述需求。 在“创新 21 世纪的集体行动”分会场中，与会者探讨了我们得以推动集 体行动来迎合 21 世纪公民的召唤、为实现体系变革而激活社区生命力的方式。 在其他的会场中，参与到讨论中的各界人士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 前景做出分析、提供路径、描绘蓝图。 其他相关的讨论包括： “创造性介入：在社会变革中介入社区的创造性方 式” 、 “互联网中的直接民主” 、 “从被动成员身份到主动成员身份：制造变革 者” 、 “街头和政治竞技场中独立的政治行动” 、 “想象：居住在社会主义美国” 、 “新闻报道与战争罪：新自由帝国主义中左翼的角色——叙利亚，乌克兰和利 比亚” 、 “学院工人运动的左翼策略” 、 “精神分析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对弗洛 伊德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所施加的影响” 、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策略：在进步的 多数中建构战斗的少数” 、 “罗盘与地图：反资本主义，策略和政治想象” 、 “生 态社会主义者对环境危机的解决” 、 “新社会工联主义：为主街道战斗，向华尔 街征税” 、 “叙利亚革命：草根运动与媒体报道” ，等等。 4. 美国经济政治状况与社会运动 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特别是随着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美国 也成为支持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美国也是左翼分子的 大本营。因而，对美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对发生在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的透视，这些均构成本届左翼论坛中的热点问题。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专题探 讨包括： “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公众接受” 、 “回归中的社会主义” 、 “左翼与 犯罪：被融合的还是被忽视的？ ” “美国左翼为什么要关心欧洲：国际主义和欧 盟” 、 “在恐惧中工作：奥巴马时代的驱逐行动和劳工剥削” 、 “新麦卡锡主义？： 反抗对抵制、剥夺和制裁运动的镇压” 、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左翼政治” 、 “工 会能成为新左翼政党和 / 或选举计划背后的力量吗？ ” 、 “用针对华尔街的劫富 58 济贫税去终结极端的经济不平等” 、 “健康保险的正义：单一付款人和劳工的持 续斗争” 、 “面向美国的议会制多党民主：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拥有我们没有的？ 它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步骤吗？ ”等等。 5. 艺术、文化与日常生活 作为运动和抵抗手段的艺术类型与文化形式同样也是本届论坛参与者的 重要关注点。参与本届论坛的成员中包含从事不同艺术类型的艺术家，对美国 活动家、歌手和作曲家皮特·西格尔（Pete Seeger）的纪念会议也构成了本届 论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表演、艺术、视频和媒体：展示 21 世纪的抗 议”分会场中的与会者所认为的那样，艺术通过记录和延续每个时代的时代精 神推动社会的转型。在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历史中，艺术成为每一个世代的音 轨、视觉呈现、记录者和真理看护者。而在“作为治愈手段的艺术和面向有色 人种中酷儿群体的革命”分会场中，与会者将注意力投向作为治愈、解放和革 命手段的艺术，它们与有色人种以及其中的酷儿群体紧密相关。与会者相信， 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能够作为一种可行而有力的手段去讲述故事，并去对抗粉 饰太平的、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媒体。与该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在社会 正义斗争中负责的非洲妇女” 、 “云劳动：在数码经济中工作” 、 “面向革命的漫 画” 、 “网络的去私有化：将高速通讯放在每个人手里” 、 “为坏艺术一辩” 、 “音 乐，社会运动和革命” 、 “从等级和支配的当代文化走向伙伴文化” 、 “现代种族 灭绝和动机：一个激进的精神分析视角” 、 “偏见，幻觉和正义” 、 “跨种族爱情 的历史：欲望，危机与代表” 、 “经济学的公平性和生活的艺术” ，等等。 （二）2015 年左翼论坛 2015 年的左翼论坛于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 司法学院召开。同样，参加此次论坛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成员身份也极具多 样性，包括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各种组织与杂志的代表以及从事不同 艺术类型的艺术家等各界人士。论坛活动的形式包括近 400 场专题研讨、工作 坊、展览以及其他各种活动。 论坛海报宣称，从世界范围来看，2015 年左翼论坛发生于一个政治运动 风起云涌的时期。在希腊和西班牙，左翼人士已经或几近夺取了权力。在美 国，大众掀起的抗议和抵制潮流正在对抗警察施加的暴力。从希腊激进左翼联 盟（Syriza）在希腊赢得大选、反紧缩运动遍布欧洲各地，到水平—民主政治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从由弗格森事件和“黑人的命也很重要”运动点燃的全 59 国性的行动主义，到逐步上升的力量试图结束针对古巴实施的禁运，这些新近 发生的事件和左翼政治正在日渐获得关键性的地位。 此届论坛的开幕大会便是围绕着“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我们能行’党， 左翼阵营与左翼：一场欧洲革命政治？ ”的主题展开的，此次开幕大会的主要 发言人包括“我们能行”党公民委员会当选成员、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爱德 华多·毛拉（Eduardo Maura） ，约克大学政治科学杰出研究教授列奥·帕尼奇 （Leo Panitch） ，居住在柏林的葡萄牙行动分子卡尔丽娜·普林西比（Caterina Principe）和巴黎大学文学与人文学博士康斯坦蒂诺·苏卡拉斯（Konstantino 。与会者专注于发生在欧洲并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反紧缩政治、各 Tsoukalas） 种联盟以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政治潜流，并探究了这些在选举、左翼和社会运 动组织上的发展所展现出的革命性维度。 对于左翼人士而言，这一时期虽然充满希望的前景，但同时也充斥着来 自各方面的挑战，那些激起人们推动政治转型的社会状态仍然如幽灵般挥之不 去。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仍然在加深，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而那些制造了 这场危机的人却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替罪羔羊。政治和公司精英对民主权利和自 由的承诺在公意的法庭中听上去愈加空洞。与此同时，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依然在延续，全球经济与生态系统正在激起各种暴力冲突，并将许多国家的人 口推进征服战争的无尽旋涡里。而在国家边界内，国家机器的监督力量越来越 多地纠缠并撕裂人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资本主义日渐依赖于军事力量和警察 力量进行野蛮的干预，使更多的群体屈服，以此维持既定的体制。而在过去十 年，人类已经经历了一系列与气候变迁相关的灾难，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走向无 法逆转的耗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那些能够并且愿意面对这些问 题的愈来愈多的人们集结并动员起来。 为实现激进变革的运动需要行动分子、运动和团体的组织者以及更广泛 的公众团结与共同合作，开辟思考和行动的空间，而左翼论坛为左翼人士的集 结和动员提供了可以彼此沟通、交流、争论乃至于直接行动的重要场域，论坛 讨论的主题囊括经济、政治、环境、住房、教育、健康、食品、种族、宗教、 艺术以及文化等各种社会议题。此届论坛中的热点问题包括： 1. 政治经济状况与当前的危机 左翼人士的根本关切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初生之时所具有的 活力，它在不同社会层面造成的愈加严重的恶劣后果不仅使自身丧失了合法性 60 与“存在理由” ，而且激起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是否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性制 度，走出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死胡同。譬如，在“直面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和 自然危机：水，石油和经济不平等”分会场中，与会者便从理论分析和政治挑 战两个方面探索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和自然领域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就资本主 义对社会领域的破坏而言，与会者跳出皮凯蒂全球财富税的思路，探讨了不平 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与会者认为，在着手处理那些加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条件时，不应该死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决定论本质，而应当将规范性 的因素融入对不平等的解释。就资本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而言，与会者探讨 了水与原油的政治学，以及向生态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首先可以采取的步骤。 其他与该主题相关的讨论还包括： “资本主义的危机：风暴前的闪电” 、 “资 本（再）生产：思考压制与剥削之间的关系” 、 “反新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 、 “连点成线：大资本，依赖性劳动与贫困” 、 “危机中的帝国：将斗争联合起来， 以抵御种族主义国家的恐怖状态、财政紧缩和无尽战争” 、 “来自希腊街头：反 财政紧缩的草根抵抗运动” 、 “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到叙拉古：当选激进分子要 如何自上而下地与财政紧缩战斗？ ” 、 “伊朗与以色列的原教旨主义：在大中东 地区的混乱背景中对比” 、 “希腊与德国：为欧洲的未来而战斗” 、 “所知世界的 终结？住房，占领和对希腊资本主义的跨国抵抗” 、 “怎么办：今日如何构建全 球反资本主义运动” ，等等。 2. 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前景与挑战 直面资本主义危机，这自然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那些试图解决当下危 机、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永续发展之未来社会的社会与政治行动。如 同往届一样，此届论坛的参与者对实际发生的运动、运动产生的经验与教训、 未来可能的运动类型和组织形式做出了细致的探讨。譬如，在“新挑战、新回 应：2015 年美国社会论坛”的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如今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经济不可避免地处于危机之中，政府失能、国家暴 力和军国主义正在向法西斯主义逐步升级，而气候变迁正在威胁这个国家数 千万人的生活。美国社会论坛则是由一系列自发的、由技术手段联结在一起的 集会组成，这些集会散布在美国境内不同的地点，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正是对危 机、愿景、行动以及策略的讨论。美国社会论坛计划在 2015 年再次举办，并 召唤人们参与到该论坛的筹划与行动之中。 与该主题相关的其他专题研讨包括： “21 世纪建构运动的中心” 、 “美国的 61 共产主义之路：我们要如何开始？ ” 、 “一场人民的气候罢工：通过合作的罢工行 动实现转型正义” 、 “为那些被错误地囚禁起来的人们寻求正义” 、 “建立全球团 结运动” 、 “关于毛主义的当代讨论” 、 “拆解监督国家：安全通讯刍议” 、 “梦想 自由：弗格森，巴勒斯坦和为迁移正义而战斗” 、 “从‘愤怒’ （Indignados）运 动到政治组织：西班牙的政治变革” 、 “民主、历史和电影脉络中恐怖主义与国 家恐怖状态的全球图像” 、 “将城市、国家和联邦融入低碳潮流：阻碍与成功” 、 “后奥巴马时代中的解放政治” 、 “希腊斗争的新阶段” 、 “网络运动：政治的变 革潮” ，等等。 3. 教育中的压迫与抗争 教育是社会阶级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它既可以被统治阶级用作维 持、延续和强化自身支配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被受压迫的群体视为实现社会正 义的政治竞技场。以“资本、种族和成人基本教育的重塑”为主题的专题讨论 会便追溯了美国成人基本教育的历史。美国成人基本教育曾经与为实现社会、 种族和经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息息相关，而最近国家和国际的教育政策与论述 致力于将成人教育狭隘地定义为劳动力发展的议题，成人接受的训练将培育批 判意识和策略能力的工作边缘化了，拒绝在课堂和政治活动之间保持联系。这 一场讨论邀请听众来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分析，并和与会者一同重新发掘成人基 本教育的批判性潜力。 与教育议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学术资本主义 / 威权主义与专业的地 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学术自由和教授角色” 、 “通过游戏建立我们的未 来” 、 “为开放知识而共享学术” 、 “通向革命的教育” 、 “拆解实习生经济：建立 学生、实习生和工人权力” 、 “埃里克·弗洛姆在教学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创造 性，以及他对危机中的工会的态度” 、 “教师要如何在政治上回应新自由主义不 公正的教育政策？ ” 、 “智力正义：图书馆和新自由主义信息经济中的私密与开 放” 、 “非暴力的迷思和建立一种真正的抵抗文化” 、 “不只是分数：反对高风险 、 “所知世界的终结？教育和学生对危机的回应” ，等等。 测验的新起义” 4.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自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既有密切的关联和 共同的敌人，彼此之间又有难以调和的对抗。新近的街头抗议和反紧缩运动为 两者的再次相遇提供了场所，并从各自的角度对群众集会、组织类型、直接民 主、自治主义、水平主义、领导方式以及未来的运动策略等议题进行了反思。 62 与之相关的专题探讨包括： “为了反抗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批判理论” 、 “无 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加深工作场所 中的科技变迁，工人组织和马克思成熟的批判理论” 、 “从叙利亚和土耳其到 底特律，全球危机和妇女为人道主义的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视 角” 、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相遇” 、 “今日的列宁主义” 、 “马克思的《哥 达纲领批判》 ：革命组织的新方向” 、 “地球的失常：哲学，政治与欧洲和美洲的 自治” 、 “下一场革命：群众集会和直接民主的承诺” 、 “托洛茨基：革命的人生” 、 “通往大众左翼政党” 、 “ 《国家与革命》发生了什么？ ” 、 “1917 年至 1921 年俄 国的权力问题” ，等等。 二、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部分著作简介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与时间》 （Marx after 1.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作者：哈利·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 ，芝加哥大学马克斯·派里维 斯基历史荣修教授。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一书中，哈鲁图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 本主义的最终完成的推测提出了质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转向反应了 下述认识，即预期中的革命在“二战”之前并没有发生，那么，冷战的到来则 一方面使得西方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联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这样的信 念：资本主义仍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该书通过回到早期理论家们对于资本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使得马克思 于西方文化的转向成为某种普遍化的趋向，这种解释暗指某种轨迹超越了欧美 世界，扩展到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观点重塑了这 些地区的资本的生产方式。他对于多样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描绘，比他在《资 本论》中所勾勒的英国经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有助于解释各个地区在 20 世纪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对列宁、卢森堡、葛兰西以及其他关键性理论家的文 本解读中，哈鲁图涅通过重申深度的历史关联性，清除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 化成见。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评论道，哈利·哈 63 鲁图涅非常有说服力地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时代中对于真实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式的解释，以反对黑格尔主义式的“普遍主义”历史。这部著作中的马 克思是一位细致入微、重视经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思考者，而非我们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所见到的伪科学的“历史哲学家” 。 《卡尔·马克思：一种十九世纪的生活》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2. ry Life，Liveright，2014） 作者：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 ，密苏里大学教授。 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比如弗朗西斯·维恩的《卡尔·马克思》 （2000）和玛丽·加布里埃尔的《爱于资本》 （2011） ，为斯珀伯的马克思全景 式肖像留下了充分的学术空间。作为一名 19 世纪欧洲史的专家，斯珀伯坚持 认为，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要考虑到他青年时期受到的黑格尔哲学及 法国革命的影响，其思想的力量是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按照斯珀伯的看 法，尽管马克思预言了共产主义的愿景，但是他的理智主义确实是回溯式的。 斯珀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必然会激怒那些只相信马克思的当代意义的现代 马克思主义者，斯珀伯这项工作的附属目的之一，就是将马克思描述为形成某 种“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这一目的体现在斯珀伯作品最令人感兴趣、也最易 接近的那些章节之中，它们强调了马克思生长于一个资产阶级社交环境中，他 从未放弃其中的某些习惯；他的父母对他的影响；由于他所从事的革命行动， 使得他的妻子与孩子们遭受了贫困与流亡的生活。 范德堡大学的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评论道，马克思是我 们的同时代人，每一代人都能够并且应该对他做出新的解读。乔纳森·斯珀伯 在他的作品中所做的，就是让马克思回到他自己的年代中去。他让我们通过 19 世纪的眼睛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极其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经常陷 入的困境。这是一部深入研究但同时具有很强可读性的作品，是一部值得细细 品读的传记。 《社会主义的必然：从哥达到现在》 （The Socialist Imperative: From Gotha 3. to Now，Monthly Review Press，2015） 作者：迈克尔·罗伯维兹（Michael Lebowitz） ，温哥华西蒙佛雷泽大学经 济学荣休教授。 近 10 多年来，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维兹撰写了多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 《超越资本》 （获多伊彻奖） 、 《现在建构》 、 《社会主义的 64 选择》 ，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矛盾》 。在这部新作品中，通过追溯研究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罗伯维兹对于已经被包含在 那些开创性著作中的分析进行了进一步深化。 在书中，罗伯维兹探讨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几乎被普遍忽视的问题，即 当人们一起工作并生产社会产品与服务的时候，也同时“生产”我们自己。人 类被环境所塑造，任何忽视了这一事实的社会主义立场都注定要失败，或者 说，至少再生产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异化劳动。但是，人们是如何能够以重组生 产的方式来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同时又发挥他们的人类潜能的？罗伯维兹首 先通过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考察，再通过对苏联和委内瑞拉建设社会 主义的经验的考察来问答上述问题。他指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由某种 核心洞察来赋予其活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由工作 组织的社会生产、对于公共需求和公共目的的满足。罗伯维兹的这些文章都值 得仔细阅读和思考，这也证明了作者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之一。 《社会主义纪事》的编辑里奥·帕奇尼（Leo Panitch）评论道，21 世纪建 构社会主义的失败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新中的一个本质性要素，这一革新出现 于 21 世纪的第一次资本主义重大危机之中，而罗伯维兹的这部新书对此进行 了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Marxism and Feminism, Zed Books, 2015） 4. 作者：山鲁佐德·莫加布（Shahrzad Mojab） ，多伦多大学高等教育与成人 教育系。 由莫加布主编的这部著作，对于历史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争 论进行了再次评价，并且就当前最为紧迫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部著 作用关键词来组织其内容，基于某种阶级驱动的角度提出了某种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父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了讨论。这 部书的内容是由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的著名学者提供，就当代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思想领域而言，这部书是一部基础性文本。 多伦多大学的阿比盖尔·贝肯（Abigail Bakan）评论到， 《马克思主义与 女性主义》是跨学科学者合作项目的杰出成果。这部作品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 为人们提供一种令人兴奋的阅读经验。 《马克思与自然：红色与绿色的视角》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5. 65 Green Perspective, Haymarket Books，2014） 作者：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尽管经常被视为环保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作为某种社 会与物质过程的生产，受到由历史发展形成的生产者关系和自然条件的约束和 限制。保罗·柏克特在书中标明，正是马克思首先关注了人类的解放，这促使 他从唯物史观、社会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阿尔弗雷多·萨 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认为此书“非常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威尔弗 里德·冯·布雷多夫（Wilfried von Bredow）甚至认为这部书对于反对北约重 组提供了全方位的论证。 《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6. of Capi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作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与地理学杰出 教授。 在《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前言中，大卫·哈维写道： “我在这里所要做的，是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而非资本主义。我想要弄 清楚资本主义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弄清楚为什么这一引擎可能会出现故障并 停顿，有些时候甚至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同时，我也想说明为什么这个经济引 擎应该被替代，并且说明被什么所替代。 ”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而言，资本就像是呼吸的空气，很少有人会思考呼吸 这种空气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但是，弄明白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是什么使它失败，这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经济 的走向也具有重大意义。在书中，大卫·哈维考察了引发最近危机的资本流动 的内部矛盾。他认为，尽管矛盾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具有了一定的弹性和灵活 性，它们同时也包含了引发系统性灾难的种子。许多矛盾都是可控的，但有些 却是致命的：无止尽的复合性增长的压力、掠夺自然至于极限的必然性、普遍 异化的趋向。资本主义总是设法通过“空间修复”来扩展外在边界，通过扩大 体制的地理学范围来覆盖原本处于其界限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它是否还能够继 续扩展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大卫·哈维则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这种 扩展是不可能继续的：边界无法进一步扩展了，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 情况的先兆。 66 斯蒂芬·马赫（Stephen Maher）在《科学与社会》中对此书评论道，大 卫·哈维的这部作品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尝试，是对僵化的教条 主义和学院派的超越，而教条主义或学院派则对于构建某种更为丰富、更为开 放的理论方法形成了长期的困扰……对于那些寻求介入政治的行动者而言，这 部作品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自发性和无结构性，最终超越那个关于“改良 或革命”的老问题，并且对于改良或革命的可能性进行检验，这种改良或革命 将通过在 21 世纪剩余的时间中实践社会主义的政治抉择而进行。 《古代与后现代：形式的历史性》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On 7. the Historicity of Forms，Verso，2015） 作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杰出 教授。 詹姆逊在《古代与后现代》一书中指出，高度发达的现代主义正在远离 我们，正如古代世界远离文艺复兴一样。现代主义的作品，比如鲁本斯的绘 画、瓦格纳和马勒的音乐，受到了晚期现代作品，比如电影的挑战，同时也受 到各种类型的后现代实验性作品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试图凭借不同的方式来发 明某种新的形式，从而把握特定的社会总体性。詹姆逊认为，从整个历史发展 时期来看，叙述问题始终在坚持其多元形式的变化和变形。 英国文学理论家、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杰出教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星 Eagleton）评论道，该书研究涉及了从索福克勒斯到科幻小说的广泛领域。 期日泰晤士报》则评论到，对于任何不仅仅想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而且 也想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人来说，詹姆逊的这部作品都是一 个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文本。 三、马克思著作的研究 马克思的作品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 论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作品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 他们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 论支撑。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1 期刊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哲学系的克里斯 蒂安·洛采（Christian Lotz）的文章，题为《货币的超越性力量：马克思理论 67 中的社会综合》 。 A 在该文中，洛采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将货币定义为一种供 社会沟通和交换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将货币决定为真正实存的普遍物和一种抽 象的社会支配模式的实存形式。这一构想是将康德有关“物性”的概念转换成 物质概念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我们面前 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诸种真正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形 式，这种形式因其依赖于货币形式而本身即为抽象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 析了马克思早期作为“物自体”的货币概念，并且重构了这个概念在《政治经 济学大纲》中最终被转换为一个社会性概念的方式。 2014 年第 1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还刊登了来自鲍德温·华莱士大学 政治科学系的蔡海淑（Haesook Chae）的题为《马克思论家庭和阶级意识》的 文章 B 。 蔡海淑认为，人们通常认为妇女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边缘性的， 但事实上，妇女解放是内在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通过对马克 思家庭观的分析，作者认为，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不可或缺的社会性，只有 在基于性平等的家庭、而非父权制家庭中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马克思的革 命理论中，女性在家庭中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克服在资本主义社会 脉络中社会性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具有本质重要性。与此同时，该文还提出， 这种有关家庭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已经被忽略了，主要的原因在 于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倾向于错误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妇女问题上的 看法等同起来。 来自东英吉利亚大学、从事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的亚历山大·布朗 （Alexander Brown）撰写的《马克思论剥削：一个康德主义的视角》刊登在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3 期上。 C 在文章中布朗提出，尽管在研究马克 思的学者中间有着无休无止的讨论，但关于什么才是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最佳 方式却依然没有定论。通过援引伊曼纽尔·康德的伦理理论，布朗试图将上述 A Christian Lotz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 Social Synthesis in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1, January 2014, pp.130–9. B Haesook Chae Marx on the Famil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62–77. C Alexander Brown Marx on Exploitation: A Kantian Perspectiv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3, July 2014, pp.360–81. 68 争论向前推进一步。道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能地相信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 性，而该文的目的则是给予这些人以一个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该基础可以 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该文用“人是目的本身”的公式去发 展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康德主义表述（这反过来又与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所发 现的有关资本主义剥削的三个主要构想形成了对照） ，与此同时，该文也发展 了有关反等级制的慈善家—资本家的观念，布朗指出，这类资本家并没有被动 员去超越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愿意倾听其工人的声音，并放弃一些不利 于后者的收益。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希腊克里特大学政治学系的 塔纳西斯·吉乌拉斯（Thanasis Giouras）的文章《批评者和智者：卡尔·马克 思与威廉·罗雪儿的博士论文》 。 A 作者认为，对威廉·罗雪儿与卡尔·马克 思的博士论文加以比较分析，可以对这两位被认为是推动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 发展的核心人物做出阐明。在作者看来，两篇博士论文的思路均按照德国学术 界的传统，包含对某些古希腊理论的分析，罗雪儿分析了处于更古老时期的智 者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马克思则分析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两篇论文也各自都多多少少参照同时代的政治问题展开自身的分析。我 们可以从他们的博士论文中辨别出两位作者后期的理论作品所包含的某些方 面，因为直面古代可以作为着手现代性之基本问题的起点，同时也展示出古代 哲学本身的历史局限。 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摩尔根·霍洛维茨（Morgan Horowitz）在 2014 年第 4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撰写了题为《论马克思作品中被设想出 的断裂》的文章。 B 霍洛维茨认为，一种因阿尔都塞而流行起来的解释是，不 应该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和政治作品是与其晚期作品密切相关的，它们也没 有对后者做出什么贡献。而在霍洛维茨看来，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作品中存在 “断裂” ，这种看法肯定是错误的。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它们与马 克思晚期作品中那些人们所熟知的承诺和问题具有连续性，并且是逐步发展为 后者的。马克思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质上包含着某些政治的、民主的承 A Thanasis Giouras The Critic and the Sophist: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Karl Marx and Wilhelm Roscher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2, April 2014, pp.153–80. B Morgan Horowitz On the Supposed Break in Marx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4, October 2014, pp.454–83. 69 诺，因而他也没有超越自身的规范性立场。马克思运用了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 观念，思考我们的类本质所包含的潜能，并针对异化而对社会关系展开批判， 这些均促使他对共产主义做出表述与承诺。 2015 年第 1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刊登了来自波多黎各大学哲学系的 格奥尔格·弗洛姆（Georg H. Fromm）所撰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 验主义、科学和哲学》一文。 A 弗洛姆在文中指出，自 1932 年《德意志意识 形态》全文发表以来，由于其别具一格的特征（它仅仅是一部粗略的、未经编 辑的、未完成的手稿，也是一份极其雄辩的文本）事实上被忽略了，因而不断 地受到误读。因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宣称，在这部作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 提议采用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方式去构想人类历史和社会。而敏锐地捕捉 到这部作品之特殊性质的批判性解读则揭示出，上述一般化的诠释完全是站不 住脚的。恰恰相反，两位作者与青年黑格尔学派针锋相对时所采纳的观点，实 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看似悖谬的是，后者拥护的是绝对唯心主义 的观点。 同一期的刊物上，还刊登了题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规范性理解》 的文章，作者是来自天普大学的马修·斯梅托纳（Matthew J. Smetona） 。B 研 究马克思的当代学者常常强调要去追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应当以规 范性的术语来理解，而该文对这种强调提出了挑战。斯梅托纳认为，强调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的规范性，已经模糊了马克思对该体系的规范性理 解。马克思认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物质结构建立在含蓄的社会规范基 础之上，这些规范依赖于主体对它们的承认——这些规范仅仅将物质形式设想 为这种承认的结果，但在没有物质变迁的情况下却又不能被忽视。马克思从康 德和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些规范的理性意义及其约束性，这种理性意义在于根 据规范性的地位而对意向状态做出的解释，并且根据规范性的态度而对规范性 的地位做出的解释。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则刊登了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乔 尔·维恩莱特（Joel Wainwright）的文章《对照〈存在与时间〉阅读〈资本 A Georg Fromm Empiricis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1, January 2015, pp.9–32. B Mattew Smetona Marx’s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1, January 2015, pp.51–64. 70 论〉 》 。 A 该文赞成对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反之亦然） 。但要怎么读呢？毕竟， 《存在与时间》常常被视为一本反马克思 主义的作品。就三个方面而言，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可以阐明我们对每一本 书的理解。维恩莱特对这三个方面做出了阐述，首先根据海德格尔关于本体论 差异的构想探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之后考察了这两本书对主体性的处理方 式，最后对比了两本书在政治上得出的结论。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1 期上刊登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研究的文章。一 篇是来自巴布森学院的约瑟夫·李恰尔第（Joseph Ricciardi）所撰写的《马克 思论金融中介机构：从〈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法国“动产信贷银行”得出的 教训》 。B 经济史学家很久以前就开始争论合股投资银行，尤其是法国“动产信贷 银行”的兴起在法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李恰尔第认为，通过考察马克思 对这场古老的争论所做的贡献，可以澄清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其中对动产信贷银行的解释勾勒出一种有关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扮演角色的理论，这种角色有着潜在的破坏作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 中介机构，有五个命题：1）金融中介机构促使人们对社会财富提出更多的要 求权，可是根本不能设想这些权利在生产中的实现；2）金融中介机构使资本 停止流动，并对资本做出错误的配置；3）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面对 金融中介机构危机时必然是无效的；4）金融中介机构加速了资本家财产的重 组和集中；5）金融中介机构在阶级斗争的脉络中明显发挥了“购买时间”的 政治作用，推迟了冲突的爆发。 另一篇文章题为《对马克思发展观的主要诠释：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作 者是来自巴西联邦弗卢米嫩塞大学的帕特里克·加尔巴·德·宝拉（Patrick 。 C 作者认为，针对马克思的发展观，主要存在两种广为流传 Galba de Paula） A Joel Wainwright Reading Capital with Being and Tim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60–76. B Joseph Ricciardi Marx 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Lessons from the French Crédit Mobilier in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497–526. C Patrick Galba de Paula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Notion of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582–609. 71 的诠释方式。第一种方式认为马克思秉持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历史哲学立 场。这种诠释认为，不同的社会构型经由一系列相同的阶段而线性地演化，资 本主义趋向于在世界范围内使区域发展水平保持齐平。第二种诠释则认为马克 思在其思想发展成熟之时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该文以马克思所做出的具 体分析、历史理论和异化理论、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为基础，通过 对上述两种诠释的比较，揭示出两者均有严重的局限。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 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 义研究者在新时代中不断反思其理论基础的背景，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与这 一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3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如何持久地遭遇：阿 尔都塞与政治主体性》的文章，作者是来自爱琴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帕纳吉奥蒂 斯·索迪里斯（Panagiotis Sotiris） 。 A 在该文中，索迪里斯指出，对阿尔都塞 的一项批评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将历史视为无主体过程的思想低估了有 关主体的问题，并破坏了趋向批判性主体性的任何尝试。然而，阿尔都塞的工 作也提出了一个有关政治能动性的开放性问题。索迪里斯强调了阿尔都塞在将 政治实践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于新近出现的热衷于再度对 批判性主体性加以理论化的种种论证，他也试图加以批评。最后，该文还探讨 了以一种战斗的和批判的非主体性视角去构想政治能动性和群众智慧的可能 性，而这种群众智慧的基础源自阿尔都塞传统，是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 政党作为知识生产的集体过程的构想，也是社会运动中知识的民主化。 另一篇涉及阿尔都塞的文章，是刊登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的《沃尔夫，阿尔都塞和黑格尔：概论一种机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作 者是来自新布朗斯维克大学的尼克·哈迪（Nick Hardy） 。 B 哈迪认为，在首 次发表于 1996 年的一份论证中，理查德·沃尔夫表明，可以通过引入阿尔都 A Panagiotis Sotiris How to Make Lasting Encounters: Althusser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3, July 2014, pp.398–413. B Nick Hardy Wolff, Althusser, and Hegel: Outlining an Aleatory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454–71. 72 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要素，去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哈迪 赞同沃尔夫为反思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指出，沃尔夫所提议的 将黑格尔哲学重新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在阿尔都 塞对机运唯物主义的种种论证中发现有别于黑格尔主义的他种选择。机运唯物 主义强调“机遇”事件的重要性，这同样包含了沃尔夫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找 到的认识论反思性，但又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的本体论支持。历史紧 要关头既包含多元决定的种种矛盾，也包含情境化的因果关系，机运唯物主义 是能够支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作者认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有可能论 证，认识论既可以包含对各种矛盾的理论分析，也可以包含具体的分析。这就 容许不带抽象色彩的复杂性，以及不带还原论或本质主义的具体性。 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仍旧是热点。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4 期刊登了一 篇题为《黑格尔，帝国主义与普遍历史》的文章，作者是露西亚·普拉德拉 （Lucia Pradella） ，来自威尼斯大学哲学系。 A 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学术作品 考察了黑格尔对社会问题和欧洲扩张主义所做的分析，同样重要的一组文献对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加以关注，探讨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探讨了他站在种 族主义的立场上对事实做出的歪曲解释。针对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历史 哲学之间的关联所做的研究揭示出，劳动和历史演化在黑格尔作品中处于中心 地位。这使得黑格尔部分地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自然化方法，并辨识 出该体系中某些矛盾之处。然而，黑格尔最后却将欧洲扩张主义做了自然化的 处理，而黑格尔对这种扩张主义的提倡是建立在与《法哲学原理》中的普遍主 义视角相冲突的欧洲中心观之上的。另一篇文章刊登在 2015 年第 1 期的《重 思马克思主义》上，题为《从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到非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列宁 与有关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作者是雅典派迪昂大学的斯皮 罗斯·萨克拉罗普洛斯（Spyros Sakellaropoulos）和帕纳吉奥蒂斯·索迪里斯 （Panagiotis Sotiris） 。两位作者指出， “帝国主义”的概念又回到了政治和理论 的争辩之中，但仍然存在一些开放的理论问题。与那种根据领土逻辑探讨帝国 主义的做法相反，他们坚持资本帝国主义的非领土特征。列宁提供了一种可能 的有关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他的理论，便于我们将它和针对帝国 A Lucia Pradella Hegel, Imperialism, and Universal History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4, October 2014, pp.426–53. 73 建构与领土扩张的诸多理论拉开距离。同时，两位作者还将对列宁论述帝国主 义的著作的解读，与针对国际层面上政治权力和霸权的构想结合起来，强调国 家和政治权力的相对自治。从精简的阶级策略这一角度而言，他们强调列宁对 帝国主义之阶级特征的探讨。总体而言，该文的宗旨是提供一些有关非领土帝 国主义之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环节，强调将列宁的“帝国主义链条”概念和葛 兰西的“霸权”概念放在一起表述的重要性。 在对奈格里和哈特的著作及相关观点的讨论中，来自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马修·格里弗斯（Mattew Greaves）和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 （Samir min）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格里弗斯的文章题为《重思阶级斗争中的科技：对通讯的肯定与排斥的政 治学》 A ，刊登于《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格里弗斯认为，日益 扩张的数字网络支撑着积累的循环，这既有利于发展价值追逐的新形式，也有 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再度对阶级斗争中的科技问 题表现出兴趣。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是从自治主义马 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这一主题做出的最引人瞩目的理论探讨，它将网络化的科技 积极地展现为革命群体，或曰“诸众”的一部分。与这种肯定性的视角相反， 延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线索，对科技及其合理性的批判已经挑战了哈特 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中的科技所秉持的观点。该文首先辨析了所谓“排斥的政 治学”的谱系，这一政治学贯穿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朱迪·迪恩和克里斯蒂 安·富克斯的作品；该文还建议，对于阶级斗争中的科技，我们应该采用一种 由批判理论和有效的肯定性构想共同架构起来的观点。 萨米尔·阿明的文章则是刊登在 2014 年 11 月号的《每月评论》上，直 接题为《反驳哈特和奈格里》 。 B 阿明在该文中就其对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回应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大同世界》 ，话题包括全 球化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以及作为帝 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的美国军事干预所产生的结果。 A Mattew Greaves The Rethinking of technology in Class Struggle: Communicative Affirmation and Foreclosure Politic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95–212. B Samir Amin Contra Hardt and Nrgri,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11/01/contra-hardtand-negri/ . 74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的 纳奥曼·阿里（Noaman Ali）的一篇研读葛兰西的文章，题为《以法农为径， 阅读葛兰西：革命理论统治前的霸权》 。 A 该文考察了葛兰西的“霸权”和“支 配”概念在反殖民运动中的重要性。阿里认为，霸权是这样一种权力实践：它 本质上依赖于不同社会层面的一致同意，这种同意由占有或寻求国家权力的群 体所实现，而支配则主要依赖于强制。葛兰西曾经指出，下层群体和革命政党 必须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推翻统治阶级的霸权并自身成为霸权，但并非所有的 统治阶级都是全然霸权的。正如拉纳吉特·古哈论证的那样，殖民主义代表了 “没有霸权的支配” 。阿里还通过考察弗朗兹·法农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讨论得 出结论：甚至在表面上属于没有霸权支配的情境中，下层阶级和革命政党也同 样必须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获取霸权，以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该文还认为，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抵制，其出现、巩固和成问题的结果均 表明，需要更加留意有关殖民统治前的霸权的辩证法。 2015 年第 4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来自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inberg）的题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当代社 会运动》的文章。 B 费恩伯格在文中提出，卢卡奇在其 1923 年的作品《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说明了自己的物化理论，这一理论常常被解释为一种关于意识 形态的理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本体论的作 品。物化和去物化描述了社会实践的不同类型：个体性的技术实践旨在适应、 生存和成功，而集体性的转型实践则拥有建立一种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潜 力。虽然卢卡奇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方面已经不再可行，但上述区分对于当今围 绕技术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如环保斗争或者相关于医疗实践的斗争，仍具有重 要意义。 尽管萨特的作品并没有对经济学做出系统的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论 证，一种萨特主义的经济学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即使这是一种仍有待发展的 经济学。这是《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题为《通往萨特 主义的经济学》的文章中的观点，该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来自巴黎的哲学 A Noaman Ali Reading Gramsci through Fanon:Hegemony before Dominance in Revolutionary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241–57. B Andrew Feinberg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4, October 2015, pp.490–507. 75 教授米歇尔·卡伊尔（Michel Kail）和来自里尔第一大学的理查德·索贝尔 （Richard Sobel） 。他们在文章中提出，萨特为“稀缺”概念所赋予的地位使 他可以推进由卡尔·波兰尼开创的对经济还原论的批判，而波兰尼仅仅满足 于对把经济学还原为其形式定义的做法提出挑战。萨特教导我们，我们不应 该让稀缺性受制于工具理性的过程，而应该认为稀缺性是人类历史的一项事 实。同时，我们不应该只是在人类与一个不合心意的自然的主题之上建立经 济学分析，而应该通过萨特哲学中所阐发的“世界”概念对经济学分析加以 表述。 来自西雅图的政治理论家布莱恩·拉瓦托（Brian Lovato）在 2015 年第 3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题为《新的抵抗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反本质主义的革命主体性》的文章 A 。拉瓦托认为，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尚塔 尔·墨菲曾经论证到，在 20 世纪末，工人阶级的碎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实践带来了一场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工人阶级视为革命主 体，但这种看法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实现，于是便导致了问题的产生，而上述 危机正是围绕着这一看法和问题。拉瓦托严肃地看待拉克劳和墨菲的批评，同 时也探讨了如下问题：这场危机是否真的无法解决，是否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他认为我们可以就此求助于两个非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C.L.R. 詹 姆斯和拉亚·唐纳耶夫卡亚，来解决上面的问题。 来自约克大学的格里高尔·弗莱明（Gregory Flemming）在《重思马克 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文章是《首先……是行动！货币，分析，政 党》 。 B 该文针对的是齐泽克的相关观点。弗莱明认为，承认商品拜物教是存 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唯一的意识形态形式，而非多种形式之一，而这可以让我 们澄清人们在齐泽克的作品中所见到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政党政治之间 的结构性关联。依赖于对商品拜物教和享乐的表述，齐泽克能够暗示：1）精 神分析的形式与资本主义货币是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2）没有对于价值的幻 觉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一幻觉是具体体现在货币之中的；3）作为分析 师话语的“没有倒错的倒错”因而与列宁主义政党共享一种社会形式。以这种 A Brian Lovato New Forces of Resistance: Antiessentialist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 Marxist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3, July 2015, pp.464–78. B Gregory Flemming In the Beginning...Was the Act! Money, Analysis, Part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526–44. 76 方式（与其他的解读相对立）去考虑齐泽克对政党的看法，这有助于将倒错和 驱力置于我们对于问题的探讨中心。 五、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 随着 21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 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 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2014 和 2015 年度， 《重思马克思主义》 、 《科学与社会》 、 《每月评论》等刊物上刊登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刊登了题为《论创造性毁灭》的 文章，作者是来自国立雅典理工大学的孔斯唐蒂娜·卡尔发（Konstantina 。A 卡尔发认为，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也如熊彼特所提醒的那样， Kalfa） 资本主义总是推动一些创造性毁灭的实践。事实上帮助资本主义生存的，是它 的产品、生产方式和需要通过其自身的毁灭而得到持续的更新。资本主义的毁 灭既是一种清空、动员和重估，同时也是对创造的预设。它是一种统一，它拥 抱了多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们的正面性 质，即它们颠倒并美化毁灭及其产物的能力。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在真实的空 间中获得了“字面意义” ，亦即具有了生物学隐喻。它将自身展现为重生，展 现为自然的、有机的状态，并（在其最纯粹的表现中）展现为生命本身。在资 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对跖点上，再度出现一种毁灭性的实践，它被一个譬喻性 的、历史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负面地攻讦与描述，这个名字就是“汪达 尔主义” 。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共产主义》一文的作者是来自约翰·乔伊犯罪司法 学院的凯瑟琳·穆尔德（Catherine Mulder） ，发表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B 该文对比了两个组织：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 作者认为，前者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它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而生产由私人持有 的剩余，而后者是一个共产主义企业，其中进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人控制 A Konstantina Kalfa ART/ICULATIONS: On Creatively Destructing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581–91. B Catherine Mulder State Capitalism vis-à-vis Private Commun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258–71. 77 着对他们所生产的剩余的生产、调用和分配。这项分析揭示出，仅仅按照企业 是属于私人还是公共部门来对企业加以分类的做法是多么浅陋。在众多用以说 明公司里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特征中，资金和所有权仅是其中的两项。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3 期上刊登了《跨国资本主义与阶级形成》一文， 作者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来自德瑞大学。 A 在文章中，哈里斯针对全 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分析阶级的形成：网络理论与政治经济 学。他认为，决定一个跨国资产阶级出现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关系。生产和劳动 是如何组织的，何人以何种方式对价值加以剥夺，这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并 且指向一个掌握霸权的、有凝聚力的跨国资产阶级。网络理论虽然描绘出一幅 更加复杂的图像，但它所强调的以社会学的视角洞察阶级却轻视了跨国阶级的 形成。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1 期上，则刊登了让·巴多（Jean Batou）的文 。 B 巴多来自洛桑大 章《剥夺性积累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一个长历史的视角》 学的社会与政治学系，他在文章中认为，大卫·哈维曾建议用“剥夺性积累” 这一术语去把握原始积累在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新帝国主义” 中所发挥的必然长久的作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种术语上的改变应当得 到清晰的限定，亦即将其限定为下述尝试：它更好地将资本主义历史中原始积 累的运作定性为资本积累扩张的因变量。剥夺性积累与积累的扩张，两者日 益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所追随的周期运动，最好以马克思 主义的长波理论去历史地理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以社会政治的术 语，在既定时段内剥夺性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和被剥削的雇佣工人去与其他受 到剥夺的人口层面建立联盟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紧密 关系。 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设定而言，有各种界定。来自德堡大学的布兰 丹·麦克奎德（Brendan McQuade）和来自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 特（John Bellamy Foster）及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罗伯特·麦切斯尼（Robert 。麦克 McChesney）则分别称之为“认知型资本主义”和“监督型资本主义” A Jerry Harris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Class Formation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3, July 2014, pp.312–33. B Jean Batou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A Lo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1, January 2015, pp.11–37. 78 奎德的文章题为《认知型资本主义和当代政治：一个世界历史的视角》 ，刊登 在《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3 期上。 A 他认为，新近的阶级斗争大潮似乎确 认了认知型资本主义的假设，尤其确认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预言。将世界体 系分析当作一种启发性的工具，去推进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 运动之间做出的比较，这可以揭示出上述结论背后的复杂性。 “知产阶级”和 “诸众”并不是单纯的革命行动者，而是碎片化的、政治意义模棱两可的力量。 不能将革命主体性理解为脱离物质条件的结构性事实，它仍然是一种有待通过 集体斗争实现的政治筹划。同时，新自由主义势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挪用了 反威权主义与反国家主义冲动，这提出了有关消极革命的问题，在这种革命 中，霸权中心通过吸收革命运动中的某些要素而并取代了这些运动。认知型资 本主义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复杂性，而这阻碍了当代斗争的循环运动走向成熟。 福斯特和麦切斯尼的文章则刊登在 2014 年 7/8 月号的《每月评论》上， 题为《监督型资本主义》 。 B 该文讨论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主义 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话题包括创造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过程所包含的经 济因素，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一个方面的美国营销产业的演化，以及越南战争期 间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及其阿帕网相关的监督。此外，该 文也注意到金融化与数据挖掘之间的关系。 《每月评论》2014 年 9 月号上所刊登的萨米尔·阿明的文章，则指出“当 代资本主义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 。 C 该文探索了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阿明深入思考了日本、美国和西班牙的纳粹主义与法 西斯主义模式。此外，该文还探讨了西欧和中欧为了反共产主义而对社会主义 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给予的支持、东欧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以及政治型伊 斯兰教的法西斯主义面向等问题。 除了资本主义，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也始终话题不断。 《重思马克思主 义》2014 年第 1 期上，刊登了《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文，作者伊安·布 A Brendan McQuade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A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63–87. B 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McChesne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http://monthlyreview. org/2014/07/01/surveillance-capitalism/. C Samir Amin The Return of fascis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http://monthlyreview. org/2014/09/01/the-return-of-fascism-in-contemporary-capitalism/. 79 鲁福（Ian Bruff）来自曼切斯特大学。 A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尼克 斯·普兰查斯和斯图亚特·霍尔关于威权国家主义 / 民粹主义的著作，这些马 克思主义的评论以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为特征；布鲁福指出，对于那个时期的讨 论，是为了理解当前这个时代。我们正在见证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宪法和 法律上的变革试图将国家从社会和政治冲突中隔离开，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构建 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不再如往日那样民主的实体，而威权新自由主义正根植于 此。国家表面上的不断强化同时蕴含着不断增长的脆弱性，因为民众的一系列 抗争、要求和不满在这种强化所导致的压力下正将国家日益变成一个直接的目 标。该文的一个基本参照点是在 2007 年之后发生的危机中那些令人瞩目的受 害者，即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同时也思考了这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激进政 治具有怎样的含义。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一篇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 简·雷曼（Jan Rehmann）的文章《超级监禁：新自由主义对“剩余人口”的 回应》 。 B 该文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以来，美国监禁率直线上升；就 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对“剩余人口”的深层结构性生产而言，这是一种极具新 自由主义特征的回应。该文重新评估了马克思、拉奇和柯克海姆的经典论述， 将他们和强调种族连续性（从“囚犯租赁”到当前监禁体制的“新吉姆·克劳 法” ）的做法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阶级和种族关系的多 元决定加以阐释的多维视角。高科技资本主义丧失了在“志愿”的基础上动员 其臣民的霸权能力，它造成了毁灭性的社会后果，而今天美国的监狱体制是对 这种后果加以“管理”的特殊方式。剩余人口中的一部分要在戏剧性的场景中 被牺牲掉，以便让工人阶级、穷人和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顺从并接受控制。 “工作 2015 年第 4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刊登了题为《哈耶克的迷宫： ，作者是 福利制”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晚期资本主义“问题家庭”的其他成员》 约翰·大卫·乔丹 （John David Jordan） ，来自曼切斯特城市大学。 C 作者认为， A Ian Bruff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1, January 2014, pp.113–29. B Jan Rehmann Hypercarceration: A Neoliberal Response to“Surplus Population”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303–11. C John David Jordan Hayek’s maze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Workfare”, and Other Members of Late Capitalism’s“Problem Family”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555–581. 80 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关键概念——特别是工作福利制，但也包括全球化、 社会底层以及“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建构揭示出，这些术语源自 于、并支持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术语以及其他相关的术语，诸如 社会运动和人力资本，它们（并非巧合地）反映并搅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 关键概念，如剥削、劳动储备军、持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社会阶级和经济资本。批判性“重建”的计划有潜力将分析重新置于清晰 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中，因而驳斥了学院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种 征候指的是，甚至那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也常常复制了晚期资本主 义用以转移视线的意识形态机制（成为了“哈耶克迷宫”里的猎物）：不合情 理地专注于某些经验性的部分，却全然不顾系统性的相互关联。 《21 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发了大量相关讨论， 《每月评论》2014 年 11 月号上刊登了题为《皮凯蒂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的文章，作者是约 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 。 A 该文就经济学家托 马斯·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发挥的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思想， 去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状况。话题包括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停滞之 间的关系，美国富人的文化地位以及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观点。 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国家体制问题，美 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此也展开了大量讨论。塞布奈姆·奥古兹 （Sebnem Oguz）在 2015 年第 3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发表了题为《将全球化 重新思考为资本的国际化：对理解国家重构的意义》的文章。 B 奥古兹指出， 过去 20 年间，进步自由派和左翼民族主义者主导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争论。 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进步自由派认为，不仅经济 过程已经全球化了，政治过程亦然。相反，在意识形态上同样多元的左翼民 族主义者认为，经济和政治过程首先还是发生在国家层面。对这两派而言， 同样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资本积累的空间与国家行动的空间无论是在全球 层面上还是在国家层面上都是相容的。这就无法解释在特定的社会构型中反 映出来的国际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也无法发展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 A John Bellamey Foster, Machael Yates Piketty and the Crisi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11/01/piketty-and-the-crisis-of-neoclassical-economics/. B Sebnem Oguz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36–61. 81 的其他政治选择。然而，在奥古兹看来，存在着第三种选择：甚至当各种经济 过程已经处于国际层面之时，对它们的行政管理主要还是国家事务。该选项 能够解释特定社会构型中国家重构的诸多矛盾，又不会落入抽象国际主义或 民族主义的窠臼。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中题为《农场补贴和技术变迁：美国农 业中由国家中介的积累》的文章，出自伊丽莎白·拉米（Elizabeth Ramey） ， 作者来自日内瓦的霍巴特与威廉斯密斯学院。 A 拉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场 补贴是如何造成美国当前的工业农业体系的？该文通过采用一个追逐超额剩余 的模型考察了上述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国家干预应用于最初的农场项目 上，便对这种追逐做出了调节。本文论证道，农场项目强化了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农场生产工业化。如此这般，国家干预——表面上代表着家庭农场—— 增加了农业部门中的脆弱性，危机和断裂，并以纳税人的开支为代价鼓励了资 本主义农业企业的兴起，将农民置于不过是从政府获取现金支付之渠道的境 地。农场补贴创造了一个更为昂贵、盘根错节的资格体系，以及一个庞大的、 将自身的延续视为既得利益的工业组合，并为更广大的经济领域中工业资本主 义的成功发展巩固了条件。 六、社会运动、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就实践层面而言，美国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如何在全球化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观察和理解新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对于自治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给予了高度关注。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马 里贝尔·卡萨斯—科尔蒂斯（Maribel Casas-Cortés）的文章，题为《 “不稳定” 的谱系学：一份用以在工作场所之内和之外再度表述碎片化的社会现实的工具 “不稳定”一词已经在欧洲流传 箱》 。 B 作者认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 A Elizabeth Ramey Farm Subsidies and Technical Change: State-Mediated Accumlation in U.S. Agricultur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472–89. B Maribel Casas-Cortés A Genealogy of Precarity: A Toolbox for Rearticulating Fragmented Social Realities in and out of the Workplac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06–26. 82 开来，而现在正被诸多社会运动用来挑战有关生产、再生产和公民身份的经典 观念。欧洲的（主要是西班牙的）若干行动主义网络介入福利国家的危机、工 作上契约性质的新安排、移民劳工和流动性以及性别等事务中，通过这种介 入， “不稳定”一词在其中得到发展，而该文对这种发展加以追踪。这些社会 运动的具体的概念生产面对着环绕在工作场所周围的日益增长的碎片化和复杂 性，在一个重新表意的开放过程中再度表述了一系列的身份、意象以及斗争行 动。该文展示了不稳定是如何演变成一种越出工作场所和国家边界的政治工具 箱，并使一种有关非固定联盟的德勒兹式政治学成为可能。 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马蒂耶斯·冯·德·桑德（Mathijs van de Sande） 则在 2015 年第 2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撰写了题为《用工具战斗：预兆 （例 与二十一世纪的激进政治》的文章。A 桑德在文章中指出，新近的抗议运动 如占领华尔街或“愤怒”运动）以某些政治实践和话语为特征，而他则对其中 一部分实践与话语进行了考察。这些运动将占领和重组公共空间视为核心，并 拒绝介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这两点使得这些运动的策略得到凸显。批评者 认为，这种所谓的撤退策略表现出对政治的绝对误解。但诸如“撤退”或“离 开”这样的观念只对这些运动的实践和话语做出偏颇的解释，该文旨在引入另 一个具有更强解释潜力的当代概念： “预兆”或“预兆政治” 。为了充实并应用 这个概念，该文还重构了两个激进传统的政治本体论，这两个传统对新近的抗 议运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有“否定之辩证法”的早期无政府主义（米哈伊 尔·巴枯宁）和当代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奈格里） 。 2014 年第 2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一组以《后自治主义》为 主题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对自治运动的发展做了详尽描述，文章标题是《从自 治主义到后自治运动，从阶级构成到新政治人类学？ 》B 作者是来自荷兰的三位 、乌 学者，分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朱思特·德·布鲁伊斯（Joost de Bloois） 德勒兹大学的莫妮卡·詹森（Monica Jansen）和埃拉斯姆大学的富朗斯·维 勒姆·考斯坦（Frans Willem Korsten） 。这篇文章批判性地考察了从工人主义 A Mathijs van de Sande Fighting with Tools ：Perfiguration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77–94. B Joost de Bloois, Monica Jansen, Frans Willem Korsten From Autonomism to Post-Autonomia, from Class Composition to 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163–77. 83 （operaismo）/ 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该文首先论证， 可以用后自治主义的历史去批评与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家 （如安东尼奥·奈格里）所秉持的“历史” （或缺乏“历史” ）观念。后自治主 义对中介调和的理论否定（奈格里、贝拉尔迪）延续了自治主义“要么全有要 么没有”的特征，因而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通过对主体性的重新定义 （维尔诺、帕斯奎奈里） ，后自治主义理论的当前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这种二元对 立逻辑的另一条出路。后自治主义中的此一线索对生命政治学或人类政治学 （一种新政治人类学）的强调暗示了 （学院）知识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杰克·布 拉蒂奇所谓的“机械知识分子”所操演的正是这种新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后 自治主义事实上敦促人们重新思考“自我赋值”的“自治”观念。 同一组专题中的另一篇文章，是由艾塞克斯大学的史蒂夫芬·舒凯迪斯 。 A 舒凯迪斯认为，自治主义的 （Stevphen Shukaitis）所撰写的《学会不劳动》 历史和理论时常唤起对工作的拒绝，但很少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将之深化扩展。 从庆祝懒惰到群众性的产业罢工，拒绝工作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舒凯迪斯在 该文中发展了一种扩展了的关于拒绝工作的自治主义观念，将拒绝工作理解为 构成性的实践，并支持通过集体性的各种形式及其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之加以 分析。基于这种分析，该文建议将一种“零工作的训练”形式，或者让人们学 会不工作的教学方法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对抗和拒绝能够得到进一 步的社会化。学会不工作处于拒绝工作和再度融合之间，后者指的是将拒绝工 作的社会能量导向对持续的情感生存以及采纳其他生活形式和联合方式的能力 的支持，既作为实践，也作为一种具身化的批判。 在同一组专题中，还有来自田纳西大学的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 所撰写的题为《诸众：矛盾与对抗》的文章。 B 威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矛盾与 对抗构成了诸众及其各种关系。这两种属性使得构想诸众的方式和诸众运作的 方式趋于复杂，这些复杂之处反过来又常常在诸众的表意和实践等方面产生各 种不连贯与矛盾。该文还论证道，这些特别是与矛盾、对抗和诸众相关的复杂 之处——主要存在于当代后自治主义思想家帕奥罗·维尔诺、安东尼奥·奈格 A Stevphen Shukaitis Learning Not to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193–205. B Robert Wells The Multitude: Ambivalence and Antagon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39–50. 84 里和迈克尔·哈特的著作中——需要被重构，而不是被抛弃。作者也在谱系学 的意义上将矛盾和对抗追溯到斯宾诺莎有关诸众的开创性构想之中。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 琳达·马尔蒂·阿尔考夫（Linda Martín Alcoff）和乔塞·阿尔考夫（José Al。A 在文章中两位作者认为， coff）的文章，标题是《理论与实践中的自治主义》 自治主义是全球左翼势力中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对“广场运动”有着重要的 影响。自治主义常常被无政府主义者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又被马 克思主义者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实际上处在两者之间：它是一 种有着强烈的本地主义、水平决策和反威权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 自治主义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辨识出四个方面的理论特殊性：它对自治的理 解；它对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之间关系的处理；它致力于增加人们对于“谁算 得上是工人” 、 “怎样才算得上是抵抗”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它专注于将去中心 化视为原则问题。批判则聚焦于三个方面：阶级和种族的关系，拒绝组织化的 劳动，以及对自治本身的盲目崇拜。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自治主义仍然是有待 所有左翼人士去理解的重要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2015 年第 2 期的《科学与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遇到 无政府主义”为主题的专题号。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由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的 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所提供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 主义：首次相遇》 。 B 尼姆茨指出，马克思在 1847 年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首 次会面是很和睦的。然而，16 年之后，巴枯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 流派，而马克思则与他进行了言辞上的交锋。此处的背景是刚刚成立的国际工 人联合会或曰第一国际。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关于工人是否应当介入政治行动， 马克思支持而巴枯宁则反对。虽然马克思为自己的立场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但从来没能让巴枯宁或他的派别在第一国际里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冲 突毋宁说聚焦于组织上的议题。马克思有理有据地指控巴枯宁在第一国际里已 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中心，这违反了第一国际的规章。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成员 机构都对此表示赞同，并在 1872 年驱逐了巴枯宁的派别，同时采纳了马克思 A Linda Martín Alcoff，José Alcoff Autonom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21–42. B August Nimtz Marxism Versus Anarchism: The First Encounter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153–75. 85 的政治行动方向，这一方向包含着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的萌芽。巴枯宁 的派别则湮没无闻。 专题号中的另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成就与局限》 ，作 者是来自奥斯托斯社区大学的杰拉尔德·迈耶（Gerald Meyer） 。 A 迈耶在文中 提出，自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直到 20 世纪末叶之后不久，意大利（除 了西班牙以外）是欧洲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所在地。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始祖 米哈伊尔·巴枯宁首先在意大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在 1863 至 1867 年间在 意大利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这些著作仍然为反组织化的、自由至上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框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卡尔洛·皮萨卡内和埃里 科·马拉泰斯塔，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就美国而言，无政府 主义在意大利移民社区中持续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效果也更加显 著。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意裔美国人居住在为数众多的“小意大利”区中， 而无政府主义（一度成功地）挑战了存在于这些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霸权。马赛 拉·班齐伏尼的著作《意大利移民的激进文化：1890 至 1940 年身处美国的“颠 覆者” （Sovversivi）的理想主义》对意大利激进运动的文化（该文化既是对激 进运动的生产和消费，也是这一运动的生活方式） 、尤其对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流 派的文化做出了新的阐明。班齐伏尼对意裔美国人的激进主义的呈现，解释了 意大利移民社区中存在的，以及经由外推而在其他工人阶级聚居区中存在的对 无政府主义的好感，尽管无政府主义社区无法维持更大规模的运动并巩固胜利 果实。 来自以色列开放大学的西缪尔·莱德曼（Shmuel Lederman）为该专题号 撰写的文章是《代表会议与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参与式民主与新社会运 动》 。 B 莱德曼指出，人们常常认为，无政府主义激发了最近几十年的新社会 运动。2011 年发生在西班牙、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群众运动似乎确认 了，那常常被称呼为“新的”或后—无政府主义确实激发了新社会运动的愿景 与实践——特别是激发了对更加直接的参与式民主的呼唤和预示。然而，这种 激发也导致了重要的损失：没有系统地尝试展望参与式民主实际上会是什么样 A Gerald Meyer Italian Anarchism in America: Its Accomplishments, Its limitations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176–95. B Shmuel Lederman Councils and Revolut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43–63. 86 子以及它会怎样运作。这种尝试是“老”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一项重要的遗产， 它是以“工人代表会议”的形式出现的。汉娜·阿伦特为其赋予了重要的、总 体上遭到忽略的“政治”意义。对无政府主义和 / 或新社会运动抱有兴趣的学 者与行动分子，应当重新思考并再度振兴这项遗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持续性影响，使得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从不同 的角度对其加以思考，无政府主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角度之一。 《占领华尔街： 为自发的运动创造策略》一文的作者是杰基·迪萨尔福（Jackie DiSalvo） 。A 他 认为，纽约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针对占 统治地位的 1% 而掀起的反对运动，提高了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在政治上 对不平等的强调。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战斗姿态发起的驻营活动与街头行动避免 了被民主党同化的命运。然而，导致运动走向式微的，不仅仅有大规模的镇压， 也包括组织运作上的失调和策略上的不现实。它设想中的“没有领导者”的水 平主义和决议过程使得决策变得不可能，而个人和群体的自治又导致其无力协 调众多的工作小组。拒绝满足实际斗争的需要，这样的做法不仅限制了运动的 扩大，而且使得运动对 99% 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却没有构成联 合群众运动的基础。对互助的强调能够对飓风“桑迪”形成有效的应对，但它 的策略却是建立在无法维持的驻营活动而非阶级斗争之上的空想。 另一篇从无政府主义角度观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文章是《占领华尔街运 动的无政府主义》 ，作者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 特学院。 B 在文章中，哈蒙德提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抗议了极端的经济 不平等、公司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以及使上述现象进一步恶化的政府政 策。很多行动分子秉持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主要导向的并不是废 除国家，而是运动本身的组织：水平主义（没有正式的领导） ，预兆政治（试 ，相对于国家和其他政治 图在运动本身的实践中模塑其想要达到的未来社会） 组织的自治、互助，以及对政府权威的公然蔑视。大多数年轻的占领者受到无 政府主义的吸引，是因为大型机构里的职务和政府提供的安全网似乎都无法让 他们看到安全上的保障，所以他们信奉这些以大家一致同意的方式管理的、自 A Jackie DiSalvo Occupy Wall Street: Creating a Strategy for a Spontaneous Movement Sci- 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64–87. B John Hammond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88–313. 87 治的团结组织。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意避开常规的政治行动主义，然而，由 于它专注于关乎不平等的政治话语，因此依然对常规的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为 其他的行动者打开了一片推动改革的政治空间。 七、政党、工会与社会主义策略 随着美国左翼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组织、整合以及团结 的重要性，他们也越来越重视将政党、工会与社会主义策略作为发展左翼力量 的现实基础。这类思考也体现在 2014 至 2015 年度的相关学术平台上。 2015 年第 3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名为“制造共产主义”的 系列专题文章。其中，朱迪·迪恩（Jodi Dean）的文章《政党与共产主义的团 结》 。迪恩来自日内瓦的霍巴特威廉斯密斯学院，他在这篇论文中给出了使得 政党成为必要的种种条件，以此维护了“政党”这一观念。迪恩并没有想象一 个民族范围内的、大众选举的政党，而是设想一个团结的、战斗的国际组织。 某些左翼现实主义者宣称政党是过时的或者“完全饱和”的政治形式，宣称我 们的行动被降格为转瞬即逝的抵抗和小规模的改革，这些行动不会对资本主义 体制产生影响；而迪恩则认为，与他们相反，我们的条件推动我们去重思并更 新政治组织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共产主义者集体地思考政治权力，一起行 动以便产生这种权力，并激励彼此为了集体规定我们所共同制造的世界而去使 用这种权力。资本主义把我们分开。左翼政治不应强调差异，而应该维护并建 立共同性，而政党则是以维护共同性为目的的一种形式。 同一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还刊登了另一篇设计政党问题的文章 《戏仿，政党，政治与后资本主义：关于共同未来的一些想法》 ，作者是来自西 悉尼大学的史蒂芬·海利（Stephen Healy） 。该文进一步反思了作为一项政治 筹划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后资本主义实践的关系，以及朱迪·迪恩想要 “回归政党”的欲望，并做了两种不同方式的干预。首先，海利认为，在仍然 质疑政党的重要性时，很关心迪恩对政治领域和仅作为生活方式之选择的领域 之间做出的根本区分，而后资本主义则被包含在后者之中。海利在迪恩对戏仿 的使用和朱迪思·巴特勒对索卡尔事件和“左翼保守主义”的介入两者之间做 了一系列比较。其次，海利指出，乔纳森·迪恩把广为流传的去政治化叙事的 特征定义为“关于非政治领域的传说”——一种拉康意义上的幻觉，而他本人 88 则援引迪恩的做法，以便进一步探讨什么才算得上是政治事务。当左翼受到这 一幻觉的“掌控”时，它便错失了一种当下的共产主义政治。 紧接着海利的上述文章，迪恩做了题为《红色、黑色、绿色》回应。迪 恩写到，针对左翼政治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它只不过是对个人选择、参与和多 元化的自由主义式强调，与上述做法不同，共产主义者需要针对政治权力的建 立和实施等方面来思考和行动。幸运的是，随着更多的小团体为了争取政治权 力而走到一起。我们正在目睹左翼政治的一些进展，希腊的左翼激进联盟党， 西班牙的“我们能行”党，和其他一些行动表明，政党仍然是实现政治思考和 行动的可行形式。积极地构建一个由为实现平等主义的世界而奋斗的意志和群 众构成的政治集体，这是一项挑战，而现在是时候迎接这项挑战了。政党并没 有预示着这个平等主义的世界，但展现出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和我们能够欲求的 世界之间存在的差距。 《每月评论》2014 年 1 月号中，刊登了佛蒙特大学的弗雷德·马格多夫 （Fred Magdoff）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共同撰写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一文。 A 该文探讨了美国工人阶级在 21 世纪面临的状况。根据作者的观点， 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面临着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所没有感受过的压力。 本文特别关注了趋于停滞的经济和金融、外包以及离岸外包对美国工人阶级的 影响。讨论的话题包括自“二战”以来的劳工运动史，失业以及工资停滞。 同一期的《每月评论》上还刊登了奥斯博·瓦尔（Asbjørn Wahl）撰写的 《欧洲劳工》一文。 B 该文考察了欧盟境内工会面临的挑战。根据作者的观点， 这包括降低养老金和工资、工作条件的恶化以及欧盟国家的政府中存在的反民 主趋向。本文特别关注了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文讨论的话题还 包括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欧元，等等。 ，刊登了全国工会代表和组织者史蒂夫·厄 2014 年 2 月号的《每月评论》 。 C 该文探讨了 2014 年美 利（Steve Early）的文章，题为《拯救我们的工会》 国的工会将会面临的境况。作者关注了美国劳动力面临的困难，占领华尔街运 动对工会的影响，以及芝加哥教师工会。该文还提及了美国零售业公司沃尔玛 A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1/01/the-plight-of-the-u-s-working-class/. B Asbjørn Wahl European Labor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1/01/european-labor/. C Steve Early Saving Our Union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2/01/saving-unions/. 89 的职员、快餐业工人，以及国际产业工人组织“全世界产业工人”的成员发起 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每月评论》2015 年 4 月号中刊登了对于约克大学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的采访稿，题为《150 年后论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遗产》A 。访谈人 是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费萨·奥伊蒂能（Vesa Oittinen） 。在采访中，马塞 洛·穆斯托被问及他的著作《国际工人联合会》和他作为马克思学者的身份， 穆斯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联合会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 。穆斯 托讨论了支撑国际工人联合会中不同要素的方式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的非支配 地位。同时，他也探讨了马克思和国际工人联合会之间的关系。 ，刊登了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约 2015 年第 4 期《重思马克思主义》 翰·曼利（John Manley）的题为《全球化，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 文章。 B 曼利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的批评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 死亡，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的一样 站不住脚。然而，世界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 义作为剖析当今事态的理论这一立足点：由世界市场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在世 界范围内的上升，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以及福利国家的 收缩，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做出的最古老同时也最有效的回应 之一。当世界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逐步推进，而福利国家的掩护逐步后撤 时，资本主义及其种种矛盾变得更加透明了。在过去，更高程度的透明对于更 高程度的抵抗是必要的，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一种（对 马克思的批评者而言）恼人的倾向，即倾向于抵挡住那些试图击倒自己的种种 努力。 来自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荣休教授大卫·莱布曼（David Laibman）撰写的《社会主义想象中的水平主义和理想主义：对参与式经济的评 价》 C 一文，刊登于《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2 期上。莱布曼在文章中认为， A Marcello Musto, Vesa Oittinen On the Leg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fter 150 year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5/04/01/on-the-legacy-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after-150-years/. B John Manley Globalization, Welfare States, and Socialism’s Futur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4, October 2015, pp.508–26. C David Laibman Horizontalism and Idealism in Socialist Imagin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Participatory Economy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2, April 2014, pp.207–34. 90 迈克尔·阿尔伯特和罗宾·哈内尔在过去 30 年间发展的“参与式经济”模型， 对“ （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选择”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也对那种宣称优越 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即“市场社会主义”和“咨商性协调”做出了回应， 因而吸引了广泛的注意。2012 年哈内尔出版的《民有、民治：为参与式经济辩 护》为批判地和系统地考察这一构想提供了一次机遇。尽管阿尔伯特—哈内尔 模型提供了很多洞见和贡献，但它受到两个严重问题的困扰：它致力于以抽象 思辨的方式去思考各种社会机制的设计，并掣肘于对权威和等级制度的畏惧， 这种畏惧清楚地根植于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后一个特征使得这一模型与瓦 尔拉斯的竞争性市场均衡离奇地相似，尽管它的鼻祖提纲挈领地否定了两者之 间的联系。 《每月评论》 2014 年 2 月号上，刊登了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伊斯特凡·梅 斯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文章，题为《反思新国际》 。 A 该文探讨了左翼 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新国际”的需要。梅斯扎罗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大不列 颠外交官罗伯特·库伯、美国地缘战略家托马斯·巴尼特和美国前副总统阿 尔·戈尔的见解。此外，梅斯扎罗斯在文中还关注了自由帝国主义、德国经 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垄断帝国主义等 问题。 《每月评论》2015 年 2 月号上，则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马库斯 （Peter Marcuse）撰写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B ，该文探索了合作社和社 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马库斯参照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卡尔·马克思有 关合作社的论述。按照马库斯的观点，合作者是很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实验，它 可能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抑或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步骤，但它在当代 社会中的角色可能受到市场压力的掣肘。该文讨论的话题还包括技术发展和消 费主义，等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A István Mészáros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2/01/ reflections-new-international/. B Peter Marcuse Cooperatives On the Path to Socialism? http://monthlyreview.org/2015/02/01/ cooperatives-on-the-path-to-socialism/. 91 德 国 王凤才 周爱民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不断进入德国高等院校和公众舆论中。例如，德 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就曾经以《新资本主义？ 》为题，分析资 本主义系统问题，并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否仍然正确的问题 A ；在影响 广泛的著作《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中，W. 施特 “无论如何，我都相信，若不使用一些可以追溯至马克思 雷克 B 明确指出， 的核心概念，人们便无法恰当地理解当下社会发展状况；而且，在正在形成 的世界社会中，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推动性作用越大，这种情况 就越是如此。 ”C 2014—2015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更加印证了 W. 施 特雷克的说法。许多理论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马克思，试图借助于重新诠释的 马克思主义，剖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并为德国左翼党的未来发展 提供理论准备。本报告将从六个方面讨论 2014—2015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发 展状况。 A Vgl. Sueddeutsche Zeitung , Nr.210, 21. September 2012, S.22. B W. 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1946— ） ，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普朗克 社会研究所荣休所长。 C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3, S.17f. 92 一、学术活动中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马克思—秋季学校”（Die Marx-Herbstschule）由罗莎·卢森 堡基金会等组织联合主办，自 2008 年起已经连续成功地主办了多期。第 七 期（2014.10.24—26） 的 阅 读 材 料： 《 资 本 论 》 中 有 关 章 节；讨 论 主 题： “阶级” A 。 德国学者指出，阶级概念具有悠久而又戏剧性的演化史。 “阶级” （der Klasse）首先以单数形式出现，并且与革命期望、革命要求联系在一起。在阶 级概念经过一系列的批判、变迁、扩充、替代之后，历史似乎随着革命期望、 革命要求的破灭终结了，由此阶级概念似乎也终结了。然而，自 2008 年世界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众抗议形式的政治回归，以及所谓 “历史的终结”之终结，阶级概念也重新回归。尽管如此，阶级概念的内涵已 不再一致，也很难再保持一致，既有改造、扩充和转移，也有来自女权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持续批判，同时也有对阶级经典概念的重新理 解。在“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七期讨论班上，德国学者试图通过追本溯源， 澄清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本来含义，但在马克思的不同文本中阶级概念 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不同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中的含义；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不同于《资本论》中 的含义。另外，他们还讨论了阶级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历史影响，以及人们 对之进行的相关批判。最后，受主办方之邀，D. 查卡拉巴提 B 阐述了他在后 殖民研究中讨论的阶级概念。 与上述主题相联系， “马克思—春季学校”第八期（2015.10.30—11.1）讨 论的主题是“历史与必然性” ，主要讨论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以及历史必然与 自由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念被等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决定论。诚然，在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如在《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中， 人们也确实能够找到导致那种历史决定论的表述。在那些表述中，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及其发展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必然前提，甚至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史前史。 A Vgl.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 B D. 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 93 这些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假定，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更 是遭到了广泛的质疑，直至被当作宏大叙事被废除。然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 观点不同，今天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绝不是 被如此简单地规定的。因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念是不能被确定为决定论的。由 此可见，如果说“马克思—春季学校”第七期主要讨论阶级概念的内涵，第八 期则主要讨论阶级斗争的历史维度，即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及其对政治斗争实践 和社会运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还主办了“马克思—春季学校” （2015.5.8—10） ，这期讨论主题是“马克思与法” 。 A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在许 多文本中都谈到了法的问题。其中，除了对当时普鲁士国家的具体法律条文进 行严厉批判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当时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法 哲学。马克思试图正确地对待法哲学问题，同时也试图寻找适当的社会批判 形式。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对法的问题的处理似乎退居次要 地位。 在引导性的专家座谈环节，有关学者介绍了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到老年时 期的主要文本对法的理解的变化。在分组讨论环节，所有参与者都阅读相同文 本，并讨论同样的观点。接下来在专家讨论会上，德国批判理论家、法兰克 福大学实践哲学教授 Ch. 门克（Christoph Menke） ，以及 A. 基斯特纳（André Kistner）主要讨论了哪些法的批判形式，仍然适合于理解和改变当今社会。在 最后的共同讨论环节中，大家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法律为中介的统治是 否会排除或预见，紧急状态法的过度发展。 第二，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国际学术会议（2015.3.20—22） 。会议 主办方为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近 20 个国家的与会代 表超过 500 人。在德国，主办与该议题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尚属首次。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女性主义历史与现状、女性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主要议题有：当今有关关怀问题的论争、新女性无产 阶级产生、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女性主义运动在当今危机中的作 用等。 从 女 性 被 压 迫 的 历 史 与 自 身 长 期 研 究 的 经 验 总 结 中， 德 国 社 会 学 家 A Vgl.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page_id=642. 94 F. 豪克 A 认为，性别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社会实践形式是通过性别关系规定 的。为了必要的研究与政治动员，她呼吁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联合 起来。然而，在会议讨论中有不少问题是有争议的。针对如何将不同的压迫形 式（种族、阶级、性别）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交织在一起的，不同人强调问 题的不同方面。例如，L. 沃格尔（Lise Vogel）呼吁通过考察一般社会再生产 的功能，从理论上澄清它们不同的特征；N.Y. 戴维斯（Nira Yuval-Davis）强调 仔细分析在女权斗争过程中每个具体的历史境况；M. 吉门茨（Martha Gimenz） 指出阶级分析的紧迫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是被视为具有主导性 的；左翼党现任主席之一的 K. 基平 （Katja Kipping）则主张“四合一视角” ： “我 们需要一个指针，一个能够指引我们走向另一个社会的指针。我认为这个指针 就是四合一视角，即坚持这样的观念，在男性与女性的生活中，时间分配给四 个同样重要的领域：就业、再生产性劳动、政治干预、自我发展” 。B 除了这些讨论外，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还主办了许多小型工作坊，进一步 讨论上述各个论题。这次盛会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届有关议题的国际 学术会议将在瑞典的隆德召开。 第三，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学习周” （2014.3，法兰克福） 。该项活动由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容克基金会（Heinz-Jung-Stiftung） 、民主的国民教育 与高等教育促进协会共同组织，它为来自全德 30 多名大学生，提供为期一周 的学习机会。在学习周中，集中讨论如何理解今日德国的资本战略、德国在全 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阶级关系和可能的替代性选择等。 在开场报告中，德国政治哲学家 F. 德佩（Frank Deppe）指出，在过去几 年中，作为欧盟决定性要素的德国，同样陷入了巨大危机，但它却顽强地走出 了危机。今天，围绕着德国外交政策进行的讨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得 到理解。与此同时，德佩也指出了德国社会不平等急剧拉大、民主在多元危机 中被进一步削弱等问题。他说，所有这些，都是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标志，左翼 政治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策略选择。 A F. 豪克（Frigga Haug，1937— ） ，女，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政治社会学荣休教授， 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 《论据》杂志编辑出版人， 《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 编撰人之一， 《女性主义历史批判辞典》主编，批判心理学论坛成员，DIE LINKE 成 员，Attac 学术顾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 B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2, Juni 2015, S.170. 95 在有关德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中作用的讨论中， （乌帕塔尔）马克思恩 格斯基金会现任主席 L. 蔡泽（Lucas Zeise）指出，在 2008 年以来的经济金融 危机中，德国的资本家集团从欧盟获得了很多好处。因为欧盟的结构性特征是 国家色彩比较薄弱，通过进一步贯彻资本原则，从而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更 弱。T. 萨波洛斯基（Thomas Sablowski）则详细地分析了德国的商业模式特征： 银行与工业资本紧密结合；出口导向型经济；专门发展资本货物；社团主义。 从国家角度来看，这个模式曾经受到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束缚，但在今天已经遭 到了侵蚀。这主要关涉劳动者方面，如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以及实际工资下 降、工会成员数量减少、正式合同工减少等。 在当今的阶级关系讨论中，德国学者 O. 纳切威（Oliver Nachtwey）探讨 了德国社会中新的社会冲突问题。他指出，在社会现实中劳工斗争继续发生， 但斗争面貌有所改变，通常它不再与传统的蓝领工人形象相关，而是更多与零 售业和护理业的雇佣者相关，因此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女性组织的。在涉及当今 工薪阶层与阶级意识时，通过对原民主德国区域与联邦德国区域企业员工的调 查，K. 多尔（Klaus Dörre）指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同资本主义批判命题， 但工薪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例如，54% 的受访者同意，应当给失业者施 加更大的压力。除了上述议题之外，关于民主与法治、争取民主的斗争、新社 会运动及其前景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讨论。 第四，值得一提的还有“阅读葛兰西”活动。因为受到前两届“阅读葛 兰西”活动（2012/2013、2013/2014）巨大成功（吸引了 80 多位参与者）的 鼓舞，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2 月， “阅读葛兰西”活动继续如期进行。此次 阅读活动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充分讨论诸如“霸权” 、 “公民社会” 、 “消 极革命” ，以及它们对社会运动经验和左翼政治的启发等问题。阅读活动紧紧 围绕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同时也讨论了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实际上，2012 年，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就为“阅读葛兰西”活动确立了基 本框架，认为葛兰西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共产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 子，他的《狱中札记》以及其他笔记，还触及到一些现实问题与问题提问方式。 例如， （1）人的自愿屈从与同意，如何被组织起来服从于统治？（2）在公民 社会中会出现哪些生死斗争？（3）国家与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4）如 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性与酗酒？（5）在何种程度上，宗教不 仅仅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6）在危机时代，强制与共识之间的关系是 96 如何变化的？（7）从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专制变化与解放有哪些条件？（8）鉴 于资本主义转变能力与革命战略失败，如何能够重新思考经济、日常生活与政 治权力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按照他们的设计，这个阅读圈子试图通过《狱中 札记》奠定的基石，找到葛兰西思想发展的共同路径。 二、逐渐淡出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 在《大学里的马克思：马堡学派的历史、问题、代表人物》 A 一书中，长 期遭受人们忽视的“马堡学派” B 之历史演变第一次得到了系统阐述。与其他 学者的看法不同，该书作者德国社会学家 L. 彼特（Lothar Peter）强调， “W. 阿 本德罗特学派”的说法不够准确，应该称为“马堡学派” 。理由有二： （1）该 学派的核心成员明显接受了马堡大学的社会学理论传统； （2）该学派并没有因 为 W. 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退休而终结。 C L. 彼特认为，我们谈 论“马堡学派”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存在着由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构 成的特殊的、持续的知识交流关系，他们集聚成一个组织上相对稳定的学术团 体，有固定的学术活动场所，而且还有长期的持续的学术活动，如学术研究计 划、学术出版物、组织学术会议等。当然，有两个特征是需要特别强调的：这 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试图解释他们时代之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且还试图通过 科学实践改变这种社会关系。这里的“解释”与“改变” ，不是借助于一种原 创性理论范式的创立，而更多地是借助于重构、现实化，以及已有的社会历史 理论，即借助于从集体记忆中被排除出去的，以及被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1）第一阶段始于 W. 阿本德 L. 彼特划分了马堡学派的三个发展阶段： 罗特 1951 年在马堡大学就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是马堡学派发展初始 期。这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共同体” （epistemische A Lothar Peter，Marx an die Universität. Die Marburger Schule. Geschichte, Probleme , Akteure,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 B 此“马堡学派”是指以“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精神领袖”W. 阿本德罗特为核心的德 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不是指德国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后者包括 H. 柯亨、P. 那 托尔普、E. 卡西勒等人。 C Lothar Peter，Marx an die Universität. Die Marburger Schule. Geschichte, Probleme, Akteure,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S.20. 97 （2）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 Gemeinschaft）已经初见端倪。 初期，是马堡学派发展的顶峰期。这个阶段，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 质的“认识共同体”形成与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马堡学派拥有“三颗巨星” ， 即 W. 阿本德罗特、 、 。显然， W. 霍夫曼（Werner Hofmann） H. 毛斯（Heinz Maus） W. 阿本德罗特是学派之政治与学术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 “认识共同体” ，它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理论并超越学院派范 畴的社会参与之上。他们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作为自身科学研究的基础，在 思想上忠于工人运动，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参与工会活动，团结反殖民主义、 反资本主义解放运动。所有这些构成该学派自我理解的核心部分。 （3）第三阶 段从 W. 阿本德罗特 20 世纪 70 年代初退休持续至 80 年代，主要成员有 F. 德佩、 、G. 弗勒贝尔特（Georg 、D. 鲍里斯（Dieter Boris） R. 库恩勒（Reinhard Kühnl） Fülberth）等。在此期间，具有左翼倾向的马堡学派在学院内部走向体制化， 研究人员在马堡大学内部扩充已经不再可能，而且以马堡大学为中心的政治再 创造也不再可能，以至于此后不到十年，这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质 的“认识共同体”在体制上的扩展完全中断。尽管如此，与第三阶段发展相伴 随的是，马堡学派与其他小型的研究所、媒体、研究计划和青年学者形成了广 泛而稳定的联系，他们或多或少地与马堡学派基本方向保持一致。 L. 彼特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马堡学派”并未完全消失，相反还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他试图说明，马堡学派成员的科学创造力和政治活动仍然保 持在较高水平上，因而那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并不成立：随着 W. 阿本德罗特退 休，这个“认识共同体”便迅速解体。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L. 彼特 讨论了 F. 德佩关于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构、R. 库恩勒关于历史 学论争、D. 鲍里斯关于拉美社会结构变化分析、G. 弗勒贝尔特关于“后 89 时 代”断裂总结等。当然，应该承认，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这个阶段几乎没 有共同的研究课题、内容上的相互关联也非常罕见。实际上，从前紧密相连的 学术共同体，现已蜕变成松散组织，换言之，共同体核心成员构建了各自的小 共同体和研究兴趣，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没有重叠。甚至可以说，2000 年之后 马堡学派走向了终结。 尽管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马堡学派已经走向终结，但其理论遗产并未 淡出人们的视野，其中一些思想资源仍然受到学者关注。例如，在《价值转型 或者结构变化？ W. 阿本德罗特在当今民主论争中的位置》一文中，N. 佩西肯 98 定 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的当代意义。他认为，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 可以精炼地表述为“社会民主” （soziale Demokratie）构想。它意指德国基本 法（宪法）中的“福利国家原则” （Sozialstaatsprinzip）主要规定民主的内容， 正如法治国原则一样，在宪法层面它们处于同等地位。A 在 N. 佩西看来， W. 阿 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和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对抗阶级矛盾冲突 的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和制度关系的异化与物化；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是对 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它导致经济与社会支配权的完全集中化。N. 佩西强调， “社会的许多机构——不仅包括社会 W. 阿本德罗特过去的论断今天仍然有效： 劳动过程创造出的既定的社会经济事实，而且包括政治组织（如国家） 、法律 规范、政治定理——表现为站立于人之上的独立存在的权力，而这些‘独立权 力’实际上是由人创造并培育出来的。只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那么下述任务 就一直存在，即把人提升为自己历史的主人，认清并消除异化与物化现象” 。B 为了保证民主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必然关联，就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系统， 使之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民计划经济。换句话说，民主化不能局限于政 治机构，必须支配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式的政治民主过渡 到实质的社会民主，W. 阿本德罗特坚信，仅仅靠议会制民主宪法，无法保证 继续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特权阶层会尊重法律秩序，尤 其当特权阶层认为在触及自身利益时，如果改变对法律秩序的解释或干脆废除 法律将非常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议会制民主宪法不过是 民主的整合工具而已。 C 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不仅涉及政治结构和政治 制度的民主化，而且涉及生产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民主化。从形式民主到实质 民主的转变，要依靠对现有秩序不公正性的认识水平，以及政治力量关系的 变化。 那么，谁去推动上述转变的实现呢？换言之，由谁来充当社会历史主体呢？ N. 佩西认为，如果将工人运动组织绝对化为历史变革的承担者，那就会误解 A Norman Päch, Wertewandel oder Strukturveränderung, Wolfgang Abendroths Stellung in der gegewärtigen Demokratiedebatte, in: Marxistische Blätter, 2014/1, S.66. B W.Abendroth, Ist der Marxismus “überholt”？ in: Antagonistische Gesellschaft und poli- tische Demokratie , Neuwied 1968, S.351. C W.Abendroth, Demokratie als Institution und Aufgabe, in: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fassung, Materialien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 Verfassungstheorie der Bundesrepublik , hg. Von J. Perels, Frankfurt a.M., Köln 1975, S.28-9. 99 “占公民大多数的社会 W. 阿本德罗特。早在 1965 年，W. 阿本德罗特就谈到过： 阶层” ，他们的意识结构与行动决定着社会的走向。 A 1979 年，W. 阿本德罗特 进一步强调，只有工业劳动者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合作、并肩作战才能对付 共同的敌人，才能扭转利润驱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中的特权思维倾向。 B 总之， 在 W. 阿本德罗特视阈里，社会主义不外乎是在所有方面都实现民主， “民主从 政治游戏规则系统拓展为整个社会内容的原则，变成为社会民主” 。C 对当时自由主义阵营的人来说，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乌 托邦色彩。因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也没有进入当时的民主论争中。 但在 N. 佩西看来，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对当今的民主论争极富启发性。 在《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 （2013）中，W. 施特雷克 断言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蓬勃发展并未促进民主，而是与民主渐行渐 远。针对这个观点，哈贝马斯提出了相反看法。尽管两者观点不同，但他们关 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却成为了学界讨论热点。 D N. 佩西认为，不管 是 W. 施特雷克还是哈贝马斯，其民主纲领都是无力的，因为他们拒绝讨论所 有权问题，拒绝把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提上议程。因而，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 构想虽然不乏乌托邦色彩，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学者沿着 W. 阿本德罗 特之路继续前行，即不将民主仅仅还原为政治系统，而是将社会民主构思为克 服统治的模式。 E 三、国家、霸权与后民主化问题 第一，在《整合与阶级斗争：防御性民主化的矛盾心理》中，德国学者 D. 萨洛蒙分析了国家、霸权与后民主化等问题。 A W. Abendroth,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 Frankfurt a. M., 1965, S.72ff. B W. Abendroth, Haben Wir“Alten”noch etwas zu sagen? Sind wir zornig? In: A. Eggebrecht（Hg.）, Die zornigen alten Männer , Reinbek 1979, S.160. C W. Abendroth, Demokratie als Institution und Aufgabe, in: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 fassung , 1954, S.32. D 详见笔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4》 “德国部分”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6—101 页。 E A.Fisahn, Herrschaft im Wandel—Überlegung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s Staates , Frankfurt/Main, 2008. 100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历 1. 在阶级社会形成语境中， 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特别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恩格斯讨论了国家的起源和功能，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 上的产物……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 量，就是国家” 。 A 这里的“力量”是指公共权力。 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 ” D. 萨洛蒙认为，这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处于不可消解的矛盾中，它同样适合于 国家政权的前资产阶级形式。他说，国家政权构成了从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中凸 显出来的统治工具，这就是市民社会光谱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它承载着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不仅仅在所 谓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占有者的直接暴力形式，完全有利于强制劳动和奴役 的自由劳动市场的发掘。 ”B 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及其暴力机器则为资本主义经 济前提条件提供了保障功能。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国家成为独立的、不依 赖于社会经济再生产方式的、被神秘化为完全自动的构成物。站在恩格斯的立 场上，D. 萨洛蒙说，资产阶级国家或市民阶级国家根本不能独立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就像没有暴力机器就没有由它保障的私人权利一样。 2. 因而，人们要严肃对待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国家任务的双重规定： （1）镇压，即对（不仅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竞争者 之间）已经出现的社会冲突进行镇压。 （2）霸权，即在保证社会秩序的范围内， 产生了准确地谈论暴力工具的必要性。例如，在《唯物主义国家理论》 （2005） 一书中，希尔施（Joachlim Hirsch）等人强调暴力工具应当掌握在国家手中。 （Gewaltmonopol） ， D. 萨洛蒙说，至少现代国家自我定义为内含着“暴力垄断” 且首先是“不言而喻性” （Binsenweisheit） 。实际上，M. 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 是非常经典的：国家应该称为政治的操作机构。 为了理解镇压性国家暴力的具体形式，对身体暴力（且不谈心理暴力） 的合法使用形式进行观察是必要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根据恩格 斯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通过 它来镇压阶级冲突。所以，列宁反对“镇压冲突就意味着和解”这样的说法。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 页。 B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0. 101 若不反对这种说法，便使得被压迫阶级使用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推翻压 迫者成为不可能。D. 萨洛蒙说，列宁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即国家是一种特 殊的镇压暴力。 正如在很多地方已经强调的那样，列宁主义者葛兰西对于“霸权” （Hegemonie）的思考与列宁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例如，在《20 世纪的政治思维》 之第 2 卷《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思维》中，F. 德佩指出，葛兰西将列宁尊称为 “现代实践哲学最伟大的理论家” ，并阐发了政治实践的两个核心维度，即政治 组织领域（政党领域）和政治斗争领域（革命理论领域） ；赋予“经济主义趋向” 批判以很高的价值，并将霸权学说完善为对国家暴力理论的补充。 A D. 萨洛蒙说，在有关霸权的构想中，葛兰西也想把握资产阶级国家的其 他整合方面，但葛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与《国家与革命》中出现的“资 产阶级国家”不同的。因为葛兰西的出发点是对西方革命失败的思考：葛兰西 怀疑，霸权统治根本不是镇压性国家暴力的替代性选择，而是依赖于身体暴力 和极端强制的使用。下述两个非常不同的例子可能使之更加清楚： （1）毫无疑 问，法西斯主义在权力方面是最极端的暴力统治形式；在其统治范围内，它根 本不容忍反对派存在。 （2）1949 年民主德国建立在一个断裂的时代，即纳粹 德国失败后，德国资本作为被取消了资格的资本编织进两大体系之中。 “防御性民 3. 在讨论“后民主化”或“整合的危机”时，D. 萨洛蒙指出， 主化”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模型不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且具有 时代诊断的重要性。简言之，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加速了资本主义福特阶段固定 下来的整合机制的回归。可以肯定的是，一再出现的民主化——在资产阶级民 主意义上，是作为反对进一步要求的防御性措施被引入的；在现实的民主转型 意义上，它是从下面通过斗争取得的，如果强大的资产阶级权力机器之平等运 动能够得到更新的话，那就是可以期待的。 B 第二，在《后民主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C 一文中， D. 萨洛蒙借用英 A Vgl.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3. B Vgl.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9. C Vgl. David Salomon,“Postdemokratisierung und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146ff. 102 国社会科学家 C. 克劳奇（Colin crouch）对后民主化时代特征的诊断，分析了 后民主化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先，D. 萨洛蒙认为，在传统资本主义 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总是标志着两个极点，它们对于区分经济领域与 政治领域具有根本意义。在早期自由主义那里，私人领域被视为可以避免公共 领域和政治干预的特定空间，而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则被打上了普遍性的 标志。因而，D. 萨洛蒙赞同德国批判理论家 A. 黛米洛维克（Alex Demirovic） 的观点，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在资产阶级社会背景下构成一种“象 征性秩序” ，资产阶级霸权在此秩序背景下得以被组织起来。 A 其次，D. 萨洛 蒙指出，公共领域是游行示威的空间，是知识分子介入与抗议的空间；同时它 也是这样的空间——在其中，发言人的合法性被评判， “重要的”事情与无意 义的事情区分开来，话语排斥也被组织起来。 B 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 （1）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公共领域开始走向私 中，公共领域具有两面性： 人化。这种私人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个人自由、责任与参与性的增加；同时也 改变了私人领域概念，因为社会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公共信息、教育和社 会保险等被私人接管，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 （2）私人领域开始走向公共化， 如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各种真人秀等。然而，随着传媒业集中化，一小部分富豪 控制了重要的政治新闻与公共信息，公共资源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因特网也 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角斗场。D. 萨洛蒙说这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时代中公共 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像民主政治程序一样已经空心化。最后，D. 萨 洛蒙并不认为信息技术创新能够打破目前的垄断状态，重新使得公共领域民主 化；相反他认为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运动，即在公共领域中代表自身的斗争， 后民主化的趋势在未来将会毫无疑问地被固定下来。 四、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新阶段？ 过去的 40 年是经历了广泛而深刻变革的 40 年，从总体上说，是全球资 本主义复兴、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 40 年。那么，1973 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发 A Alex Demirovic, Hegemonie und das Paradox von Privat und Öffentlichkeit. In: Krise der Privatisierung—Rückkehr des Öffentlichen, Mario Candeias u.a.（Hg.）, Berlin, 2009, S.145.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47. 103 展，是否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是一场“山崩” ，抑或是“持续性与非持 续性的综合体” A ？为此，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织了一系列专栏文 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性质。 B 此外，关于 这方面的文献还有： W. 克鲁 F. 德佩的《极权的资本主义：试验台上的民主》 C ， 拜因与 J. 弗雷克等人主编的《金融资本主义？对流行的危机阐释和时代诊断 的批判》D ， M. 索恩的《时代断裂：资本主义的变种与终结》E ， J. 戈尔德贝格的 《南方的解放：来自传统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新发现》F 等。在这些 文献中，德国学者对今日资本主义性质进行了不同的诠释。 第一，断裂与延续。拉美裔德国社会学家 D. 鲍里斯指出，要想谈论资本 主义是否已经进入新阶段，那就首先必须在学理层面廓清一些前提性假设。人 们早已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常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尽管这种做法必不可少， 但也颇成问题。说它“必不可少” ，因为人们需要确定历史发展中的新事物与 新方向；说它是“成问题的” ，因为即便是历史变革，也不可能完全炸开历史 的连续性——历史总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综合体。因此，所谓的“历史变 革”只能是“部分变革” 。此外，关于历史转折是否有重要的评价标准也变化 不定；而且历史转折所产生的影响和深度，无法立即确认，人们只能事后对之 反思和评价，正如黑格尔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要到黄昏时才起飞。这就意 味着，即使单个的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也无法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至多只能加速或延缓该趋势。 “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历史发展趋势根本没有受 到柏林墙倒塌的影响。数字革命带来的信息社会建设、教育普及、人口流动、 福利国家扩张危机，所有这一切所表征的发展趋势，虽然始于 1989 年之前并 受 1989 年秋事件的影响，但在发展方向上却丝毫没有大的改变。对于西欧社 A Eric Hobsbawm,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 München 1998, S.503ff.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0, Dezember 2014. C Frank Deppe, Autoritärer Kapitalismus. Demokratie auf dem Prüfstand , VSA-Verlag, Hamburg, 2013. D Wolfgang Krumbein/Julian Fricke, u.a.,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Zur Kritik einer gängi- gen Kriseninterpretation und Zeitdiagnose , Metropolis Verlag, Marburg 2014. E Manfred Sohn, Am Epochenbruch. Varianten und Endlichkeit des Kapitalismus ,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 F Joerg Goldberg, Die Emanzipation des Südens. Die Neuerfindung des Kapitalismus aus Trandition und Weltmarkt ,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5. 104 会的历史发展来说，网络时代到来意味着一个比柏林墙倒塌更为重大的历史 事件” 。A 因而，D. 鲍里斯主张，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应首先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结构性、事务性的层面，如技术、文化、日常生活等；二是不同的时间层面， 如快与慢、集中与扩散等。其次要研究事物的不同维度如何与时间层面联系在 一起，讨论是平行发展抑或在历史转变中各自发展。他认为，在许多研究历史 变革的文献中，人们经常完全忽略或很少把握到历史变革中的不同时间层面问 题。如果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引入上述视角，那就可以重新评价过去几十年里所 发生的历史事件。借助于这个视角，一些在当时看似很重要的历史事件现在就 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而一些潜在的历史发展趋势则可能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 义。D. 鲍里斯断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变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B 与 1989—1991 年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相比，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市 （1）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场自由化无限制发展所促进的变革则更加引人注目。 以来向后福特制的金融资本主义过渡，导致世界各国或经济体之不平等关系严 重加剧。这不仅意味着：大繁荣、衰退、危机的交替出现已成为常态，而且意 味着：经济发展动力仍没有停滞，它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如去福利化国家政 策、内在剥削扩张（女性劳动者显著增加）等。 （2） “剥夺性积累”过程多样 化发展。公共产品和服务业转变到私人领域、信息交流传播的全球发展、劳工 的全球流动，不仅推动了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在 1989—1991 年政 治巨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转变。尽管政治动荡不 断，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活世界领域，在 20 世纪 30—60 年代并未发生根 本变化。以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为分水岭，生活世界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它 主要是学生运动、新的自我发展理念和替代性的生活形式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变革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素的影响。当然不可否认，从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 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关心精神层面的事务（自我实现、自律、男女平等） 。 （4） 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方式变革。福特制和泰勒制的集中、严格官僚制管理与大 规模生产，至少部分已经不合时宜，它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在信息化时代，生 A Martin Sabrow, Zäsuren in der Zeitgeschichte, in: Docupedia Zeitgeschichte , 3.6.2013, URL: http://docupedia.de/zg/. B Vgl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9. 105 产转向分散的、平面化的科层官僚制，它需要相互依赖的、具有独立性的、有 活力有创造力的个体。然而，D. 鲍里斯认为这种自律仅仅是假象，人们反而 被更深层地套牢在第二自然体系中。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亚努斯面孔。L. 蔡泽认为近几十年的发展是新自由 主义走向胜利的过程，而自 2008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 危机。 首先，L. 蔡泽界定了新自由主义本质。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新自由主义 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坚持国民经济只有由完全自由市场主导，才能 繁荣昌盛。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这种诉求主要针对贵族的特权和王侯的独断 专行；而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这种诉求虽针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但主要针对 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因为工会组织不诉诸市场，而是力图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相互竞争状态。因而，新自由主义反对 20 世纪上半叶由 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即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L. 蔡泽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它通过降低企业成本， 主要是降低劳动工资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其次，分析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是如何由理念变成现实 体制的？。在“二战”之后近 30 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功能被发挥到极致。根据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 ，通过开 放国内市场和向被“二战”削弱的许多国家提供贷款，美国对世界经济复兴与 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时期，甚至被霍布斯鲍姆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 代” 。例如，1950—1970 年，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4%。 A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西欧各国的崛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 B 解体，战后 由美国确立的国际经济体系瓦解。况且，美国与西欧各国国内政局也不很稳 A G. Fülberth, G Strich, Kleine Geschichte des Kapitalismus , Köln, 2014, S.245. B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 系。1944 年 7 月 22 日，西方 44 个国家代表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就国际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构成等问题的规则、措 施、相应组织形式作出的安排的总和。该体系主要内容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 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该体系成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是为了保障国际货 币体系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106 定。美国国内的黑人争取民权运动此起彼伏，而欧洲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应对这些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步实施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完全自由政策，使得金融资本迅速增长，促进了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在 80 年代后期复兴。例如，在英国，为了压制工会与罢工，撒切 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出售国营石油公司 BP、出售国营电信公用事业 （即当今的英国电信集团 BT 的前身） 、国家铁路私有化等。在美国，对工会的 压制在里根总统上台前就已经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实施的放慢 货币供应、提高利率政策，引发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国内工会力量遭到沉重 打击。 最后，L. 蔡泽认为人们将 2008 年爆发、直到 2014 年还未完全解决的世 界金融危机定位成新自由主义危机并非言过其实。既然新自由主义主要通过 降压劳动者工资来追求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那么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就会爆 发：一方面是资本的高利润和高投资，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较低的工资收入。当 然，L. 蔡泽也认识到资本主义还存在一些发展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微电子 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资本利润提升，同时也打开了能够产生部分利润的新投资 领域；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以及中国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使得近 20 亿人口进入剩余价值生产系统中，同时也打开了新的投资空间；新自由主义 政体发展了巨大的金融业，它吸纳了大量的资本收益，打开了看似独立于剩余 价值生产的利润源泉，同时通过提高资本家、国家和工人的债务，进而提升他 们的购买力，使得隐藏其中的过剩危机得以延缓。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这场严重 的过剩危机并未产生毁灭性效应，并使得新自由主义政策仍不合理地长期存在 着。然而，仅仅依靠新自由主义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带来普遍的财富增 长和社会公平；相反，经济的巨大增长是社会财富从底层到上层加速流动的结 果，金融业发展加速社会财富的流动。 第三，极权资本主义。从政治哲学视角对当今时代进行诊断，对当今资 本主义民主系统状态问题关注成为重中之重。问题的缘起可以追溯至 C. 克劳 奇出版的小册子《后民主》 （2004） 。 A 这本书不仅在英国广为人知，同时在欧 陆也产生了广泛影响。C. 克劳奇认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已经完 全空心化，这个空壳内部是经济精英们的利益角斗场。经济不再受控于民主政 A Colin crouch, Post Democracy , plity press, 2004. 107 治，相反民主政治为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经济利益所左右。在《新自由主义 不死之谜》 A （2013）中，C. 克劳奇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 在德国，W. 施特雷克与 C. 克劳奇的立场大致相似，认为“民主资本主 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政治民主，与其说互为条件不如说相互背 “当人们去观 离。 B 在一次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W. 施特雷克明确表示： 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发展数据时，可以发现该过程完全是经济膨胀、国 家负债过程。从 80 年代开始，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这一 切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吗？答案是：当然不能。 ”C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这样的论 断：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成功历程。在该视角中，资本主义与 民主的共生关系显而易见：自由市场所到之处，议会式的政治系统和法治国的 司法系统就会应运而生。尽管常遭遇阻力或倒退，但民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 数量明显多于从前。 在《极权资本主义：试验台上的民主》一书中，F. 德佩一方面从历史层面 考察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另一方面认为政治民主在 2008 年以来的危机 中面临着考验。F. 德佩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极权资本主义”时 代。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瓦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 与其他讨论该主题的著作相比，该书的特点在于将三个不同的、甚至相 互分离的讨论线索贯穿在一起： （1）系统处理了民主政体坍塌的时代诊断，详 细地考察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史与现实历 史过程中的分离。其中，特别是对从卢梭到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历程进行了重 构。 （2）分析了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 （3）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 序变化背景下，即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地位丧失和东亚崛起背景下，通过对那 些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怀疑民主国家的民主之自我理解（除了国家社会 主义的死灰复燃，还有刑讯逼供禁令的松动和监控形式的欺骗性扩张等） 。从 理论上说，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人民主权原则的侵犯。从实际上说，尽管“极权 资本主义”具有多个特征，但其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冲突 A 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 Wiley, 2013. B Streeck, Wolfgang.“Wie wird der Kapitalismus enden?”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 tionale Politik , 60（4）, 2015, 109–120. C “Alles kommt einmal zum Ende”.（http://www.deutschlandfunk.de/kapitalismus-alleskommt-einmal-zum-ende.1184.de.html?dram:article_id=313737）. 108 趋势愈发明显，这个特点与后民主的时代诊断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五、社会主义观念重构与共产主义概念“正解” “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 R. 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说过： 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它所 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这样的观念：资本主义的代替物是伸手可及的。 ”A 苏 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持有如下心态：尽管资本主义制度 的缺陷有目共睹，但一种更好的替代性选择却无迹可寻。面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批判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仍然能够有力地回击： “那么你拿出替代 物来！ ” 第一，社会主义观念重构。在《社会主义观念：一个现实化的尝试》B 中， 德国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霍耐特（Axel Honneth）断然 否定了上述说法，并从政治伦理的规范性角度重构了社会主义原初观念，试图 复活社会主义的光彩与力量。他认为，经过重构之后具有政治伦理向度的社会 主义观念，完全能够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选择。本书除“导论”外，正 文共有四章。其中，第一章从思想史角度重构了社会主义原初观念；第二章分 析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破灭的原因；第三章和第四章试图通过社会主义原初观念 的重构，为具有政治伦理向度的社会主义观念奠基。此外，霍耐特还试图回应 针对《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 C 的一个指责，即该书忽视了现存社会秩 序转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已经借助社会自由观 念视角重构了这条进步路线。他相信，当人们将社会主义观念从早期工业主义 思想硬壳中拯救出来，并置入新的社会理论框架中时，社会主义观念就仍可以 像以前一样点燃星星之火。在《社会主义观念》中，霍耐特清楚阐述了社会 “将要真正奔向何种前景” 。D A 戴维·施韦卡特： 《反对资本主义》 ，李智、陈志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B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C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1. D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12. 109 首先，霍耐特坚持早期社会主义者（从欧文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基本 思想，即把法国大革命观念转化成社会自由构想。例如，蒲鲁东在狱中写成的 《一个革命家的自白》 （1849）中直接谈到：从社会的立场出发，自由与团结是 相同的表达。在收录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詹姆斯·穆勒〈政治 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个体自由的获得直接与团结的 共同生活紧密相连；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承认缺失的概念，并根据黑格尔 思想，阐发了一种超越市场关系的相互承认的乌托邦思想。 A 其次，霍耐特指出社会主义原初方案存在着“天生的错误” 。在进一步解 释为什么早期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所阐发的社会共同体模型没有真正满足下述 要求，即个体自由与团结的相互和解。这是因为： （1）早期社会主义者忽视了 整个政治意志形成领域，以至于无法阐释清楚它与通过法律规定的自由之间的 关系。 B 也就是说，早期社会主义者仅仅把民主的人民统治领域视为社会再生 产领域，特别是将自由主义的自由权相对化，并忽视自由平等公民的意志形 成。 （2）社会主义原初方案拥有深厚的历史形而上学诉求。这诉求使得作为改 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尝试在未来不再可能。 （3）同样致命的是马克思的预设：所 有的工薪阶层具有统一的利益。霍耐特认为，这种“客观利益”的臆想基于下 述历史哲学预设，即现存生产关系不久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必然解体。因此， 人们被束缚在这样的思维中，即历史阶段是具有固定次序的范畴，并因而反对 这样的观念，即只有通过社会试验才能够发现如何实现社会自由观念。霍耐特 坚持试验性的历史理解，认为历史过程为每个阶段的改良重新准备了新的、等 待开启的潜力。 C 最后，霍耐特强调，在今天，社会主义不能够满足于消除经济行为领域 中的异化规定与异化劳动，而必须同时延伸至另外两个领域，即个人关系领域 与民主意志形成领域，并对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霍耐特将社会主义 观念落实在“为承认而斗争”观念中，也就是说，充分拓展社会自由空间，即 民主公共领域，因为它为行动者之间的非强制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多样 化的公共领域之制度性结构应当发挥核心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社会自由在各 自的功能差异中，能够非强制地共同活动在同一框架中，并由此期待在历史进 A Vgl.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35. B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50. C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96. 110 步路线上产生一种试验性的尝试过程。 A 当然，这种试验性尝试并非必然走向 进步。 总之，霍耐特相信经过重构的社会主义观念能够实现，并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但他也指出，本书对社会主义的重构具有元政治特征，而不考虑这样的 观念在当今政治现实中的实现问题，或者说不考虑策略性问题，即不考虑社会 主义观念如何对当今日常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而仅仅考虑社会主义原初观念如 何再次被重构，以便能重新成为政治伦理取向的源泉。 第二，共产主义概念“正解” 。与霍耐特撇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系统 论述，而仅从社会自由视角重构社会主义观念不同，德国学者 W. 戈尔德施密 特在《 “共产主义” ：一个被误解的概念？ 》B 中试图通过剖析马克思文本，为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提供“正解” 。 几年前，德国左翼党前主席之一 G. 吕茨施 （Gesine Lötzsch）曾经参与“21 世纪通往共产主义之路”讨论，这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普遍的回应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保持沉默相反，W. 戈尔德 是： “不要再谈共产主义！ 施密特认为共产主义仍然值得讨论，尤其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中，却无法找到内在出路的背景之下。当然，在讨论通 向共产主义之路前，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首先，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没有被准确 地接受。尽管人们常常援引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但这些论述却又经常遭到误解。 在这些误解中，原民主德国作家 S. 赫尔姆林 C 比较典型。例如，他将《共产党 宣言》中的一句话，即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篡改为“所有人的自由是每 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 ，从而赋予了集体优于个体的地位。与之不同，W. 戈尔德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是“自由的联合体与自由的个体性的平衡”D 。 A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166.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0–105;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66–81. C S. 赫尔姆林（Stefan Hermlin，1915.4.13—1997.4.6） ，原名 R. 莱德（Rudolf Leder） ， 原民主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著作： 《大城市的 12 首叙事谣曲》 （1945） 、 《曼斯菲尔德清唱剧》 （1951） 、 《远方的近邻》 （1954） 、 《短篇小说集》 （1970） 、 《暮色》 （1980）等。 D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4. 111 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联合体同等重要，真正的自由是在自由人的联 合体中，不同的个体能够相互确证，并在这种确证活动中同时发展自身。这才 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进步的基本主题与最终目标。很明显，这里的“个体” 不是鲁滨逊的原子式个体，而是社会生产的个体，它是马克思批判分析不同生 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前提。所以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分析个体关系历史 的特定形式，并继续上升到对社会生活其他形式进行分析。 其次，W. 戈尔德施密特援引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提炼出共产主义 基本原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G. 卡内帕在筹办《新纪元》周刊时，借用意大 利诗人但丁对旧社会的概括： “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 ，但苦于自己找不到 相应的表达概括未来社会。于是恳请恩格斯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概况即将到来 的新社会的本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再也 找不出合适的概括了，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 条件” 。 A W. 戈尔德施密特认为恩斯格准确把握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经说到：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作为 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只有在清楚 阐述该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特征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那 么，应该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呢？马克思的真实观点是，只有进 一步研究个体与个体性在其社会历史中的发展形态，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 关系，才能够清楚阐释上述原则。否则，对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理解， 就很容易陷入个体主义之中去，即认为存在一个固定的、非历史的人的先天 本质。 再次，W. 戈尔德施密特利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 》 ，详细讨论了马克思关于各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在这里，W. 戈 1858 年草稿） 尔德施密特不关注不同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以及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而只是 关注个体发展，或者说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马克思评判社会进步的标 准。从这个角度出发，W. 戈尔德施密特分别讨论了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 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人的关系。然后得出结论说，共产主 义基本原则是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不仅是工人阶级作为组织形式反对资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112 本主义的目标，而且也是个体与社会解放的目标。工人只有作为自由联合的个 体，才能形成历史力量，去战胜旧的阶级统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个体” 的特征在于：这种联合体本身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联合体绝不是漂浮在历史与社会之上，而是需要特定的客观条件，即较高的资 本主义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早期社会主义者 以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 / 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他们被马克思视为“乌托邦 主义者” 。 最后，W. 戈尔德施密特断言马克思拒绝为未来社会开出具体处方，即不 教条地预测未来，而是希望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给卢格的信中马 克思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德法年鉴》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 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这样我们便会更清楚地知道，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当然，马克思 并非完全放弃构思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如社会产品分配、社会生产组织 等。其中，W. 戈尔德施密特特别强调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在马克思那 里，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 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揭 掉。此外，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 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 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 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 间的节省”A 。因此， 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 ”B ，节省出的自由时间为个体的充分发展创 造了条件。 在结束共产主义概念讨论后，W. 戈尔德施密特回应了这个问题：面对“现 实社会主义” （Realsozialismus）在 20 世纪的失败，共产主义观念是否仅仅是 纯粹的乌托邦幻想，还是仍然能够为解决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问题提供切合 实际的视角？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回答，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为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提供根据。 C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论断为回答该问题提供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5 页。 C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76–7. 113 了线索，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 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当然，根据这个论断，人们可以发问， 在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已经适合解放社会，该 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否不再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 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在金融驱动的积累政策 下，在全球环境灾难威胁下，以微电子革命为基础的高科技资本主义的新自由 主义，既没有走向约束或管制资本主义生产之路，也没有走向缩短劳动时间之 路，而是恰恰相反， “新自由主义所许诺的‘个体化’……导致了工薪阶层进 一步碎片化，显而易见地表现为工会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 权力的丧失” 。A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之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思想重新具有了 、占领华尔街运 吸引力。例如，ATTAC（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 动、愤怒者运动和海盗党等。但是，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就像 20 世纪 30 年 代的泰勒制资本主义一样）不会在危机中崩溃。因此，当今首先需要的是“文 化转型” （kulturell Wandel） ，需要一个可靠的替代性方案。W. 戈尔德施密特相 信，重构之后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能够担当此任。不过，由于突飞猛进的 信息科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转型是加速还是将遭到抵制，人们现在无法 预测。因为这是社会斗争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文化转型不是 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性的必然环节，那这个过渡就不是短 期事件，而是需要长期实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摆在左翼面前的首要任务就 是：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成功地争取政治与文化的领导权。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当今的危机以及与之相符合的意识形态危机，为领导权转换提供了现实的契 机，因此，W. 戈尔德施密特呼吁：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 B 六、欧洲左翼何去何从？ 2014 年，德国学者纷纷聚焦欧洲左翼发展状况，直接动因是左翼党在欧 A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 178.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80. 114 洲议会选举（2014.5.22—25）中失利。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组织了题为“欧洲 议会选举后左翼在欧洲的状况：新挑战”的欧洲工作坊（2014.7.21—23） ，近 40 名学者、左翼成员参加。不同国家的代表分析了各自国家中左翼发展状况，除 了个别国家如意大利之外，欧洲左翼全面陷入了危机。例如，在雅典派迪昂政 治经济大学 G. 莫肖纳斯（Gerassimos Moschonas）的开场报告中，他指出西欧 的社会民主党从 1950 到 2009 年丢失了大量选票，而且选举结果逐渐起伏不定。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身份认同。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证实了 G. 莫肖纳斯的判断。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丢掉了 5 个议会席位， 他们的得票率之所以没有跌破 2009 年的最低点，是因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 意外成绩，这还要归功于意大利共产党与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合并的结果。 在该工作坊之后，德国左翼党于 2015 年 4 月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主 题为“未来的政党” 。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文化工作者、学者、工会代表等超过 1000 名代表参会，共同讨论左翼的方针、解放式变革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左 翼的主题域，以及可能转向“社会主义 2.0”的道路。另外，这次会议还主办 了 80 多场专题讨论会，其中有五大主题： “劳动的未来” 、 “共同体的未来” 、 “未 来的生产” 、 “作为机会的平等” 、 “民主的未来” 。 左翼党主席 K. 基平（Katj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 作了题为“即将到来的民主：社会主义 2.0”开场报告。 “社会主义 2.0”的基 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命令”：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 （1）未 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 A“社会主义 2.0”的五个政治领域： 来的劳动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并被公正地分配和受集体自身规定； （2）经济民 主，伴随社会生态能源转向； （3）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作为通往“基础设施社 （4）城镇民主化，伴随城市法治建设； （5）在欧洲进行民主革 会主义”之路； 命，伴随财政紧缩的停止和克服财政紧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该宣言式的报告 主题在随后的 80 多场讨论会中被进一步阐发。 相对于左翼自身积极的努力，德国学者对左翼状况的判断则显得较为保 守。在《左翼消失了？ 》 B 一文中，N. 毕菲尔（Nico Biver）首次整理了左翼历 史发展数据，从经验层面描述了西方左翼和社会民主党在自 1970 年以来的发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B Vgl. Nico Biver,“Verschwindet die Linke?”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1, März 2015. 115 展历程。通过数据分析，他认为西方左翼历经了 1970—1975 年的繁荣，其后 到 1990 年初影响力逐渐衰落的过程。虽然近年来激进左翼有所复兴，但这只 是就选举结果而言，而非其成员数量的增长。实际上，相对于选举的相对成 功，激进左翼成员数量一直在减少。 此外，N. 毕菲尔还依据数据指出，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后留下的政治空白， 至今仍未被左翼党所填充。面对新自由主义挑战，左翼党不但没有明显削弱新自 由主义政策，而且至今仍未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模式以抗衡新自由主义。 A 在《巨变中的左翼》一文中， F. 德佩考察了在新自由主义“巨变”背景下， 左派视角的整体发展状况。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价值取向，成功地边 缘化了传统工人运动；当然，今天也存在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因而，必须 将当今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置于重新激活、重组左翼的中心地位。当今左派在 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处理这些矛盾中发挥更大的推动 作用。 B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左翼选择》中，M. 布里（Michael Brie）完全赞同 马克思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 正建立起来；否则，只会沦入野蛮主义之中。 “不言说资本主义的强处，就应 该免谈社会主义” 。 C 他认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要问题是生产过 剩条件下的政治问题，而非满足基本需要的大规模生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左派的发展方针，M. 布里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1）要清楚地意识到 各种可能的目标设置的多元性；要充分整合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各种反对 力量，单枪匹马或者与所有其他政党为敌，只会使自身孤掌难鸣。 （2）策略行 动与自身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并努力在精神与实践层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左派 立场。这只有借助于能够经受住实践考验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才能完成。为此 （a）反转“分配” （Umverteilung）方向，即反转 M. 布里给出了“4U”建议： 从底层到上层、从公共到私人的分配方向，应该扩大公共财富并保障社会安全 A Vgl. Nico Biver,“Verschwindet die Linke?”in: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2, Juni 2015, S.150. B Frank Deppe,“Die Linke in der grossen Transformation” , in: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68. C Michäl Brie,“Die Produktivität des Kapitalismus und Optionen der Linken” , in: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71. 116 环境； （b）全方位“转型” （Umgestaltung） ，即尽可能地从社会、生态等方面 转变所有生活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 （c） “扭转” （Umsteuern）决策过程领域， 即对民主的民主化决策； （d） “全面的” （umfassende）团结，即积极的和平政策， 非暴力的贯彻落实。 （3）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更加可信的介入方案。 （4）只有 当左翼成功地发展“中层和底层联盟”时，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当今代议制 民主已是非代议。例如，2013 年德国议会选举时，占社会 1/4 的中上层有近 90% 的参与率，而占社会 1/4 的下层（失业者、社会救济金领取者、低学历者） 只有不到 50% 的参与率。所以，左翼必须放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争取大多 数。没有社会主义目标，左翼将走向歧途；没有切实可行的道路，目标将毫无 意义。 除对左翼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外，有的学者考察了历史中的左翼反对派。 在《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内的左翼反 对派》 A 一书中，M. 博伊斯（Marcel Bois）生动地描述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 产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史、自我理解及其影响。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 M. 博伊斯厘清了共产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基本主张：对议会主义持反对态度， 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反对德国共产党斯大林化。他认为，与当时共产党内 的“右翼”反对派（即后来的共产主义反对党 KPO）以及调和派相比，共产 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尽管其知识分子和大众基础政治同质化程度也较强）最能 阻止“母党”共产党从一个自治的、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程度较高的德国工人 阶级战斗组织，灾难性地转变为单一的、并受（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 支配的官僚主义组织。当然，M. 博伊斯也分析了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之所 以没能成功的内外部原因，如内部的严重分化（至 1927 年，左翼内部已经存 在 10 个不同的小组） 。 左翼历史研究备受冷落，既不受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待见，也不受当 前德国学界的支持，然而，M. 博伊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该研究的价值。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角色》 B 一书中，W. 勒斯拉 A Marcel Bois, Kommunisten gegen Hitler und Stalin. Die linke Opposition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Essen: Klartext Verlag, 2014. B Walter Rösler, “Befreiung auf dem Standpunkt der Theorie, welche den Menschen für das höchste Wesen des Menschen erklärt.”Marx und Engels über die weltgeschichtliche Rolle des Proletariats. Ein Rezeptionsversuch , Berlin 2014. 117 讨论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起源、影响，以及世界历史角色的有关论述。他 认为， “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它曲解了马克思的真 正洞见，最终导致斯大林体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角色的绝对化。实 际上，马克思的科学理解与意识形态的立场截然相反。诚然，马克思从未有 过创建体系的想法，因为马克思总是对新知识和有根据的批判保持开放。 “历 史使命”的提法恰恰与之相反，它间接地意指无产阶级的功能和使命是从外 部赋予的，并遵循一定的合规律性。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从资产阶 级社会的本质、从实际社会状况中发现无产阶级的客观角色，因为社会实践 是真正的认识源泉。这样，马克思就更加注重工业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和资产 阶级开创性的角色，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无产阶级。除此之外，W. 勒斯拉还 从文本层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洞见的形成过程。W. 勒斯拉将对马克思的曲 解归咎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世界历史角色”概念的不分， 尽管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但他的分析论述对于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很 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历史档案。1990 年两德合并后，原民主 德国执政党（SED）中央档案馆濒临无人接管的窘境。该档案馆坐落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内部，除了收藏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全部档案之外，还 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如德国工人运动开始阶段的档案、有关德国社会 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历史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始手稿和复印件、 270 多份工人阶级运动领导干部的遗物，以及卡普政变和国会纵火案的相关 材料。 另外，还有德语世界最大、最有价值的社会历史图书馆，馆藏图书 80 多 万册。这些资料曾经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出版提供了很大帮助。1992 年 末，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与有关方面签订协议，将该档案馆的所有资 料迁移至联邦档案馆。为了保存有关图书资料和档案，并研究工人运动史，还 成立了专门的“资助协会” ，出版半年刊《通讯》 。该《通讯》不局限于报道现 存档案，还阐释档案中的历史事件本身，相关信息也会涉及国外档案。例如， 《通讯》第 46、47 卷，便涉及“瑞士工会联盟”档案和“奥尔滕行动委员会” 卷宗。从中得知，1918 年的全国性工人罢工，尽管最终被军事镇压，但却争 取到了每周 48 小时工作制。 《通讯》还跟踪报道有关工人运动史的会议，介绍 相关博士论文研究计划，以及德语界新出版的有关工人阶级运动史的书评。若 118 想详尽了解“促进协会”的活动情况和《通讯》的具体内容，可以浏览他们的 网站。 A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A www.fabgab.de. 该网站中的所有资料（包括《通讯》资料）都可以免费下载。 119 法 国 吴 猛 当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正经历着一场自从 1965 年阿尔都塞的 《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 》发表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变动。这一思 想变动的深层动力是“回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其思想定位是“走出阿尔 都塞”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重新阅读马克思” ，其基本方向是“建构新社会 哲学” 。 在这一思想背景下，2014 至 2015 年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法语研究成果。 从出版的著作来看，让·维乌拉克的《科学与革命：马克思、胡塞尔与 现象学》A 、吕锡安·塞弗的《今日与马克思共同思考》第三卷 B 、沃华德·齐 内的《卡尔·马克思：回归》C 、弗兰克·费什巴赫的《马克思的哲学》D 以及 《人的生产：马克思与斯宾诺莎》 E 、昂科赫·阿克色勒斯的《马克思：思考技 术的思想家》F 、皮埃尔·罗德里戈的《论马克思的本体论：自主生产，异化劳 A Jean Vioulac，Science et révolution: Recherches sur Marx, Husserl et la phénoménologi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5. B 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 Tome 3, La Dispute, 2014. C Howard Zinn, Karl Marx, le retour , Agone, 2015. D Franck Fischbach, Philosophies de Marx , Vrin, 2015. E Franck Fischbach, 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 , Vrin, 2014. F Kostas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 Encre Marine, 2015. 120 动与资本》A 、艾玛努埃尔·雷诺的《马克思与哲学》B 以及《马克思词典》C 、 诺尔贝尔·勒努瓦尔的《马克思与宗教的双重结构：从人民的鸦片到商品拜物 教》 D 基本都可以视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重新阐释；雅克·比岱的《福柯与 马克思》E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等主编的《马克思与福柯》F 体现了近些年法 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在福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 进行对话的可能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而阿尔都塞的遗著《为非哲学家准备 《在哲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H 以及《无尽的噩梦：梦境记录 的哲学引论》G 、 （1941—1967） 》 I 的整理出版，更为人们反思阿尔都塞思想的贡献和界限提供 了最新的资料。 从各思想、学术类期刊的讨论主题来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旗帜 性刊物《今日马克思》 （Actuel Marx）杂志第 55 至 58 期的主题分别是“弗朗 茨·法农” 、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印第安美洲” 、 “安托尼奥·葛兰西” 、 “历史 （Les Études Phi与阶级斗争”；法国最重要的专业哲学期刊之一《哲学研究》 ”；而法国另一 losophiques）2015 年第 4 期的主题是“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本重要的哲学刊物《哲学手册》 （Cahiers Philosophiques）的多个主题也基本由 左翼思想家参与讨论，如第 132 期的主题“何谓社会哲学” 、第 133 期的主题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 、第 138 期的主题“弗兰茨·法农”等； 《西堤》 （Cités） 杂志第 59 期的讨论主题是“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 ，其第 64 期的主题是“资 本的政治” 。这些主题基本能反映当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和趋势。 下文将从“马克思与‘形式分析’ ” 、 “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 、 “反思阿尔 都塞” 、 “弗兰茨·法农思想研究”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五个方面介绍 2014 A Pierre Rodrigo, Sur l’ontologie de Marx: auto-production, travail aliéné et capital, Vrin 2015. B Emmanuel Renault, Marx et la philosophie , PUF, 2014. C Emmanuel Renault, Le Vocabulaire de Marx , Ellipses Marketing, 2015. D Norbert Lenoir, Marx et la double structure de la religion: de l’opium du peuple au f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 , Editions Cécile Defaut, 2014. E Jacques Bidet, Foucault avec Marx ,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4. F Christian Laval&Luca Paltrinieri（dir.）, Marx et Foucault ，La Découverte, 2015. G Louis Althusser, 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 , PUF, 2014. H Louis Althusser, 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 , PUF, 2015. I Louis Althusser, Des rêves d’angoisse sans fin: Récits de rêves （1941–1967 ）suivi de Un meurtre à deux（1985 ）, Grasset, 2015. 121 至 2015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要工作。 一、马克思与“形式分析” 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一个 问题。 将“形式”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理解马 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资本论》 ，始于让—吕克·卡松为《马克思主义批判 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 A 。在卡松看来，马克思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所使用的“商业形式”和“财产形式”等表达中的“形式”虽然还只是 在“法律关系”的意义上使用，但己具有了“生产关系所建构的系统”的含 义，而从《大纲》 （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之 后，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将“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加以使用。马克思的 “形式”概念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与作为其内容的生产力具有辩证关系并与 之处于矛盾之中的生产关系” ，第二个基本内涵是“产生自生产关系系统的确 定表象” ，如“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等。在“生产力 / 生产关 系”框架中理解的“形式 / 内容”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 ，即具有“矛盾”性。 马克思思想中的“形式”具有易变性，其自身就能够生产消灭自身的条件，因 而马克思的“形式”并非一种空洞的、消极的、 “形式化”的“框架” ，而是本 身具有“内容”的、积极的现实性力量；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思考集中于形 式的自主性或“异化的形式”问题上。在此意义上， “形式”乃是如物一般独 立于个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生产中进行的那些确定的关系 对于他们来说也如物一般。这种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是这种特殊 的社会结构的自我表达方式，并且这种形式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当下性中被直接 把握，并进一步穿上“自然”的外衣，体现为日常生活的“事实” 。形式之获 得这种“独立性” ，是一系列“颠倒”的结果。 “形式”是其“内容”即“社会 劳动”的抽象，同时也是后者的表现，因此马克思所探讨的主要对象即“资本 ，包括商品、价值、货币、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真正的“形式系统” A «Forme（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dir.）Georges Labica et Gérard Bensussan, PUF, 2e édition, 1985, pp.476–81. 122 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面对的是“价值形式” ，这种“形式”模 糊和掩盖了它由以抽象出来的内容，将价值表现为商品所固有的和“自然”的 东西；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又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其他“形式”的分析，可以说， 形式分析构成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思想极大地影 响了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列菲伏尔的“日常 生活批判”理论都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也在对于“形式” 概念的理解基础上强调《资本论》的“去神秘化”的意义。但霍克海默在《批 判理论》中表达了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所造成的相对主义和封闭的 辩证法的倾向的批评。卡松赞同霍克海默的批评，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 “形式”的理解，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个形式系统的展开的话，这将 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一个完美的理性模式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形式相对于 内容而言具有过渡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 经济都将消亡，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无法自洽地在“形式分析”中得 到解决的问题：这一消亡是可以通过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实现的， 还是只能在“工业社会”中经历不可避免的异化而后“自然实现”呢？ 热拉尔·本舒桑在题为《 〈资本论〉：一个对于形式的分析》 A 的文章中， 对马克思的“形式分析”的讨论与卡松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一脉相承。在某种 意义上，本舒桑将卡松关于马克思的形式概念的观点彻底化了。本舒桑认为， 马克思的“成熟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总体上都可被视 为对于“形式”的分析。要理解这一点，就要首先阐明马克思与“唯物主义” 的关系，从而弄清楚这种对于形式的分析究竟是否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他 看来， “形式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认为形式先于内容，而“唯物主义”则是一 种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对于形式主义的颠倒，即认为在感性形式或可见的现象 。本舒桑认为，尽管马克思 背后还有不可见、但却具有“真实性”的“本质” 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唯物主义”的表达方式，将“形式”和“内容”或“现象” 与“本质”对立起来，但是从马克思的基本倾向来看，他的“唯物主义”的主 要内容其实主要是对“形式”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年青时代曾对古希腊的、英 国的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有所援引，但本舒桑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全部 A Gérard Benssussan, « Le Capital : Une Analytique des Formes»,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er 2015-4，pp.479–92. 123 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性质，因为马克思的这些工 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和摆脱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故而只是一种“策略 性”的运用，目的是发现一个“新大陆” 。因为马克思很清楚，对于以“感性 直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来说，不仅“唯物主义”这个词本身来自“唯心主义 者” （莱布尼茨） ，而且其唯物主义的基本教义其实正来自“唯心主义”在其本 身的运动中为自己“反向提出”的语言。本舒桑将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姿态 理解为探寻人的生活的实际条件以及具体存在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的理论张力的 体现，并且认为，这在《1844 年手稿》中被表达为“实证性”的现实性和有 效性。本舒桑强调，马克思的“实证性” （以及“实证的实证性” 、 “绝对的实 证性” 、 “实证地奠基于自身的实证性”等）概念尽管是沿着费尔巴哈的道路而 提出来的，但也应当注意其与康德的“实证哲学”和晚期谢林的“实证哲学” 的相近之处；纯粹实证的唯物主义反对由某种被认为自我否定的力所带来的颠 倒，以实证的方式追问在实践中（或在人的物质生活及其条件的生产中）而不 是在意识、表象和精神生活中的历史、历史的结构、历史的变动和张力的问 题，它所关注的，一方面是现实本身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联结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方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要旨不在于简单地颠倒唯心主义、使 “物质”取代观念的位置，而在于展现产品与形式的社会本质，为思考这些产 品和形式的思想，以及意识到其存在的意识指明了这些外在之物的（先于外在 性）的形式的“生产性”和“活动性” ，澄清思想在其中被“决定”的现实关 系，从而摆脱“思想的逻辑”的控制。这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 思的意义，是引领其走向对于唯一的“现实”即“形式”的分析。对于马克思 来说，正是通过这些“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联结。这些形式不是某种隐藏的内容显现出来的面相，其本身就是“质料” 。 ，但这里的重点并非对于 马克思的确区分了物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 自然和社会、物质和形式进行区分，而是用“两种形式”取代了“形式”与 “内容”的对立。对于马克思来说，大部分情况下， “形式”是指一种确定的社 会关系的存在。这种形式一方面外在于物及其自然性，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 “形式性”无关。社会形式本身就是“本质性”的，它们不是简单地作为现象 的或者空洞的、与内容相异质的形式，而是作为“在先的关系”和“决定性的 力量”对诸如（物质性本身）产生“决定性作用” 。本舒桑认为， “社会性、历 史性和生产的‘形式主义’ ”建构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真实内容”：正是通 124 过对于那些越来越具体的“形式”的描述， （取代费尔巴哈的“直观”的） “生 产”概念才能得以建立，那些“特定的社会形式”在“唯物主义地”加以确定 的社会关系内部生成的过程才能得以展现。马克思所着重分析的，固然是“经 济关系” ，但这些“经济关系”本身正是社会关系的现实化，也即“形式” 。全 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都是由这些“现实性地”建构起这些领域 的“具有现实性的”形式所规定的。尽管马克思经常对“形式”和“现实”进 行对举，但在本舒桑看来，二者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有量 或程度的区别，因而不是彼此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就是形式的不 断“变形” ，而“现实”通过各种形式而“实现” 。按照本舒桑的理解，马克思 所探讨的“形式”既包含了支撑社会关系的对象和物，也包含践行这些关系的 个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要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以及形式与形式的关系。本舒桑借用谢林的术语，将马克思的“形式”称 为“实显的” （tautégorique）而非“隐喻的” 。一个形式只与其他的形式以及形 式的连续变形相关。在本舒桑看来， 《资本论》中对于这些“实显的”形式的 讨论遇到了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使得如何处理叙述顺序和研究顺序的关 系成为一件棘手的事，因为一方面，按照其“实显性” ，应当“就其本身所是” 地对待形式，但另一方面，又要在叙述中指认出某种“细胞形式” ，以确立一 个完整的分析体系从而为各种形式找到各自的“位置” 。第二个困难是：尽管 马克思围绕着形式的现实效果（力）与其变形（趋势）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完全 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探讨，但他却经常将其对于形式的分析与”矛盾”和”辩证 法”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不断陷入黑格尔式的困境之中：矛盾成为“形式的 形式” ，丰富的形式被单一的和思辨的形式所取代，而“形式”通过“意指” 直接实现的关系的现实化现在需要通过”解释”才能达到，这样，真正的或实 显的“形式”就消失了。但本舒桑同时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完全 黑格尔化。本舒桑借用康德在“论将否定性的崇高概念引入哲学”以及“一种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等著述中所区分的“逻辑对立”和 “现实对立”概念，强调了康德的“现实与现实之间绝无矛盾”即绝无逻辑对 立的观点，认为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对“现实差异”问题的关注使 他仍然得以通过对“概念的辩证法的界限”的强调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现实 与辩证法两个领域的区分。在本舒桑看来，晚年马克思在事实上抛弃了《资本 论》中的概念辩证法，而完全回到了“形式分析” 。 125 本舒桑对于《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的理解与罗德里戈在《论马克思的 本体论》 A 中的观点既形成呼应，又形成了对比。罗德里戈反对阿尔都塞及其 学派关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认识论断裂”的看法，强调应将马克思全部思 想作为一个整体理解。在他看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理解包括 《资本论》在内的所谓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关键。罗德里戈重新探讨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认为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借助对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的批判性理 解，塑造了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本体论” ， 而正是这种本体论构成了《资本论》的本体论前提。罗德里戈指出，黑格尔的 “劳动”概念对马克思的启示在于，它使马克思认识到“外化”的重要性，但 他同时意识到黑格尔所讨论的“外化”只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因此黑格尔所认 识的“劳动”只是“精神劳动” ，黑格尔和他所称赞过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将 异化劳动的形式永恒化了。费尔巴哈哲学特别是其关于“感性的人”的分析， 为马克思继续前行指引了道路：现实的劳动不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认识过程，而 是有欲望的人的物质活动。但当马克思将进行劳动的“人”不是理解为仅仅直 接与欲望对象有关的肉体的人，而是理解为“客观的主体性” ，也即在其活动 中将自身把握为处于“绝对原初的敞开状态”之中的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 着马克思试图以某种方式规定人的不变的本质，因为在这里所展现的本体论的 视野里，有限的、历史性的个人总以某种“存在方式” （而非居于某种本质性 的“存在” ）与自然“共同原初”地出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关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的讨论，所体现的正是对于人的“存在方式” 的思考：与人具有本体论关系的并非欲望的直接对象，而是超越欲望对象的对 象。在如此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础上，罗德里戈强调， 《资本论》尽管没 有直接讨论“异化劳动”这样的问题，但却是同样处于《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所呈现的本体论视野之内。与本舒桑一样，罗德里戈也认为， 《资本 论》的主要分析方式是“形式分析”；但作为一个现象学家，罗德里戈侧重在 “显像”或“现象”意义上理解“形式” 。他认为，马克思的叙述起点即“庞大 的商品堆积”其实只是一个“被给定的显象” ，而马克思将商品中的“使用价 A Pierre Rodrigo, Sur L’ ontologie de Marx : Auto-Production , Travail Aliéne et Capital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RIN, 2014. 126 值”要素“悬搁”起来，是为了对古典政治学对于商品价值的理解进行“本质 还原” ，从而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于将异化劳动形式理解为 永恒的，而这正是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 罗德里戈认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形式分析”表 明，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一系列理论建构，既掩盖了生产者的“非存在”的 “存在方式”及其现实的社会历史处境，也掩盖了具体的人的“普遍性生活” 和“自主生产”的本体论维度。按照罗德里戈的分析，马克思将商品称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财富的“基本形式” ，就意味着马克思拒 绝将商品理解为财富的“基本组成”或“基本部分” ，而是将其理解为资本主 义财富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或者借用胡塞尔的概念，可称之为“在其‘如 何’中的对象” （Objekt-im-wie） ，因此《资本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其 。 叙述方式：对商品进行现象学还原，显示其本身的“存在方式” 让·维乌拉克在题为《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与超越哲学之间——以哲学方 式阅读〈资本论〉的若干原则》 A 的文章中，同样试图从青年马克思所表达的 本体论立场来理解《资本论》的意义。在维乌拉克看来，马克思尽管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了对与“哲学”的拒斥态度，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此 后的著作只能被理解为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马克 思一生的理论工作看作他在 1843 年为自己制定的“实现哲学”的目标的具体 展开。马克思在 1844 年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第一科学”即经济学，由此真正 开启了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而正是在这一批判中， “哲学”对于马克 思的独特意义才展现出来。维乌拉克认为，马克思所反对的“哲学” ，其实就 是赋予理性的自身运动得以合法性的哲学。马克思之以经济学取代物理学作为 “第一科学” ，不仅意味着“人造物”而非“自然物”成为马克思思考的起点， 更意味着马克思对于一个作为实践领域的基础的“理论领域”和以不断的“思 辨方式”进行自我运动的概念体系的拒斥。维乌拉克将马克思视为对工业革命 和大工业生产进行思想的进行思考的第一位思想家，但同时认为他的思考和分 析方式并非全然与德国古典哲学毫无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先验 哲学的批判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批判中也保留了黑格尔辩证 A Jean Vioulac ：«Marx entre réalisation et dépassement de la philosophie: principes d’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capital»,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re 2015-4, pp.493– 512. 127 法的形式——而吊诡的是，这两个方面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恰恰又构成了 马克思的新思想形成的契机。维乌拉克将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理解为“将 客体性还原为主体性” ，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正是循着康德的这一理路，将商 品、货币和资本等对象的客观性还原为人的主体性的，只不过主体性在这里的 意义不是人的先天理性能力，而是对象化的人类活动，即劳动。同时，在马克 思那里，劳动有着“赋形”的含义，因此马克思的“先验方法”的着手点就在 于“形式分析” ，也即对“价值形式” 、 “商品形式”等进行“批判” ，将其“还 原”为人类劳动。为质料“赋形”的劳动必定内在包含“观念” ，但这种“观 念”本身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样，劳动就必须被理解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进 行的活动，而非“鲁滨逊式”式的个人活动。按照维乌拉克的看法，劳动“共 同体” （commuauté）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的关键作用在《1844 年经济 “共产 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为“共产主义” （communisme）的本体论地位： 主义”不是某种观念或“乌托邦” ，也不是某种政治或经济方案，而是人的本 质性存在方式。如果说上述“先验还原”所体现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本体论” 的话，那么《资本论》正是这种哲学的“实现” ，也即具体展开。维乌拉克认 为， 《资本论》对于商品的“形式分析”既包含对于“作为异化的产品”的分 析，也包含对于“作为产品的异化”的分析。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用“先验 的方式”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异化的”即与人的本质性生存 方式相对立的系统，更描述了“价值的客观性”以及资本的“自我运动” ，而 正是由于后者所具有的“思辨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 ，使得黑格尔辩证法 式的叙述方式再次出现。但马克思最终所要表明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这种“思 辨装置”及其“思辨逻辑”将在“机器体系”的全球扩张中断裂，这就是革命 的到来，而这也正是所谓以“哲学的超越”形式“实现”马克思的哲学。 二、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 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人们就不断追问：如果说《资本论》所探讨的是资 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发展规律，资本主义 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那么无产阶级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 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在法国理论界沉寂多年之后，近年来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并在新的语境中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128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皮埃尔·达尔多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他们的 著作《马克思：名卡尔》 A 是近两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一个讨论焦点。这 部长达 800 页的著作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统一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主 题，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客观演进？达尔多和拉瓦尔既反对阿尔都塞之将 马克思 1845 年之后的著作视为“成熟时期”的著作从而无视马克思“青年时 代”的著作，也反对葛兰西之将《资本论》视为“没有为革命留下位置”故 而用抬高《共产党宣言》的方式贬低《资本论》 。达尔多和拉瓦尔主张，既要 看到马克思思想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张力” ，又要看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 在着消除这种张力的线索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 《资本论》的主题正是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演进予以科学描述，其核心内容是资本的“自我运动” 。 在这里马克思所展现的，并非《读 〈资本论〉 》的作者们，如阿尔都塞和巴里巴 尔所认为的那样的结构主义式的视野（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个“结 构”或“系统” ） ，而是用黑格尔的语言所勾勒的进化论视野。但他们强调，这 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其思想中没有为阶级斗争留下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既 不能以割裂客观规律和工人斗争关系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也不 能用“弥赛亚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一概念（如恩斯特·布洛赫和本雅明所做 的那样） ，而应将其理解为与《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演进规 律所进行的“科学的”或“严格的”阐释内在统一的概念。达尔多和拉瓦尔指 出，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主要是受到复辟时代的自由主义历史学 家们（如基佐和梯也尔）的影响，但马克思并不仅仅在“冲突”和“矛盾”意 义上理解阶级斗争，更是在“战争”意义上理解它。而在“战争”意义上看待 阶级斗争，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讨论阶级斗争问题时，并不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 斗争的结果上，而是更加关注“策略”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达尔多和拉 瓦尔在福柯的视野下理解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斗争 的权力对抗机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揭示了被压迫者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 创造出与压迫者的逻辑相异质的“新逻辑”的过程。在面对自我运动的资本或 “资本主义机器”时，无产阶级一方面能够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或 “逻辑” ，另一方面能够自觉地选择异于这种逻辑的新逻辑。但如同资本时代从 头至尾是阶级对抗的时代那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无法摆脱资本主 A Pierre Dardot & Christian Laval, Marx, Pr énom : Karl, Gallimard，2012. 129 义时代的束缚。在达尔多和拉瓦尔看来，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关节点” ，就是 “共产主义” 。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是“共产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 运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 “共产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起码可以追 溯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观念；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可以 成为无产阶级用来与资本逻辑相对抗的“新逻辑” 。达尔多和拉瓦尔从涂尔干 的理论出发，强调“共产主义”之不同于“社会主义” ，其根本要点并不在于 独立个体的“联合体” ，而在于作为一个生活整体的“共同体” 。在这种“共同 体”中， “经济的”或“利益的”原则被“政治的”或“全面的人”的原则所 代替。而这种原则的变化，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演进，是不可能 实现的，也就是说，正是资本逻辑的全面展开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提供了前 提条件。 埃玛努埃尔·雷诺在其文章《 〈资本论〉中的工人反抗问题》A 中，针对达 尔多和拉瓦尔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 理解。雷诺梳理了思想史中围绕该问题产生的争论，认为根据对于《资本论》 的理论主旨的把握，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阅读视角。第一种阅读视角将《资本 论》视为阐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著作，在其中并没有阶级斗争的位置。第二 国际的思想家们以这种理解方式为第二国际的政治策略辩护。但有趣的是，在 阶级斗争问题上，许多从相同角度看待《资本论》的思想家却给出了与此完全 不同的解释：如葛兰西通过抬高《共产党宣言》的价值强调阶级斗争的意义； 特隆替（Tronti）和奈格里从《大纲》而不是从《资本论》第一卷来理解阶级 斗争。在当代学者中，这种“必然主义”或者宿命论式的理解依然继续，如波 斯顿（Moishe Postone）借助阿多诺、达尔多和拉瓦尔借助福柯、霍耐特借助 自己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都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过于重视寻找资本主 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而无法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意义。与 这种立场相对的，是第二种阅读立场：既承认《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向共 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又认为马克思在此赋予了阶级斗争重要的地位，也就 是说，在《资本论》的语境中，无产阶级斗争并没有被“取消” ，而是以唯物 主义的方式“重置”于无产阶级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列宁、罗 A Emannuel Renault, «Le Problème de la Résistance Ouvrière Dans Le Capital»，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Octobre 2015-4, pp.513–26. 130 莎·卢森堡、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者都持这种立场，而这种立场在巴里巴尔 的《历史唯物主义五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发。雷诺在此问题上站在后一种阅 读立场上。雷诺认为，马克思在 1868 年 4 月 30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己明确表 示《资本论》第三卷讨论的一个重点将是阶级斗争，但由于马克思事实上并没 有完成第三卷的写作，因此仅仅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文本出发就做出“ 《资本论》 中没有阶级斗争的位置”的判断实际上并不公允。另外，他指出，事实上《资 本论》第一卷中有不少地方直接说明了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到 的推动作用，比如在第八章中马克思提到了工人的斗争与工作时间工作日长度 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在第十四章中，马克思在讨论大工业与机器体系时，注意 到了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与工人的冲突之间的关系等，只不过由于在第一 卷中马克思阐述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因此并没有对阶级斗争本 身着墨太多。在雷诺看来，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在第一卷序言中使用过的那个 比喻： “分娩的痛苦”——马克思用这个比喻表明，暴力在新社会的诞生过程 中将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将近结尾处，马克思更是 将经济过程视为“愤怒的工人”之被组织起来的条件，并明确将“经济的内在 演进” （资本集中的趋势）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 “剥夺剥夺者” ）结合在一 起，因此仅仅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理解旧社会之被新社会取代，是不 合适的。除此之外，雷诺还认为，要恰当理解《资本论》如何能够理解将这 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关键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规律”概念：首先，马克 思虽然曾经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称为“自然历史过程” ，甚至将其规律称为“自 然规律”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视为如同“自然”规律 一般或认为其来自“自然” ，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相反，是从 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抽象观念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规 ，而这种 律”的；其次， 《资本论》中的“规律”概念更多地指“趋势性规律” “趋势性规律”的重点并不在于“绝对的必然性” ，而在于存在着若干可能促进 或阻碍某种结构性趋势的要素，而在这些要素中就包含无产阶级的斗争，比 如，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将被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或提高工资的斗争所推动； 最后，在马克思所讨论的这些“趋势性规律”中，有一部分可称为“对抗性矛 盾” ，这是指由“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界定的社会—政治矛盾（比如在资本 主义积累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和“贫困化”所蕴含的矛盾） ，而这些对 抗性矛盾也将作为非经济性矛盾参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雷诺指出，那些认 131 为《资本论》无法为阶级斗争留下位置的读者，往往局限于马克思的某些词句 而为《资本论》下一个整体性的大判断，这是《资本论》理解史上经常出现的 问题。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局部来看，马克思的许多表述是自相矛盾的，但如 果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其他文本与之参照阅读的话，就能把握马克思所 表达的意思。比如，当马克思说“机器大生产最终摧毁了工人的反抗”时，如 果我们不拘泥于这句话本身，参照一下《资本论》其余部分的内容时，就能明 白，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反抗” ，其实不是一般的反抗，而是一种特定的反 抗形式，即针对机器本身的反抗。雷诺还指出， 《资本论》的一些读者其实并 非没有看到该著作中关于工人的反抗的讨论，但刻意将之边缘化，其理由是， 马克思笔下的工人反抗只是为生存而斗争，并无政治意义。针对这种观点，雷 诺认为，如果我们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会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马克思视野中的“工人反抗”其实是有政治意义的，也就是说，这 些反抗并非仅仅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反抗统治本身、反抗肉体和 道德的堕落、反抗给自己带来的“不合法”的感受的雇佣劳动本身。 吕多维克·赫策尔在其文章《 〈资本论〉中的主体》 A 中，所探讨的也是 如何看待《资本论》中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关系问题。与雷诺不同 的是，赫策尔更多地借用“辩证法”的概念来看待这一关系。在赫策尔看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并不是黑格 尔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如果从结构与斗争的关系这一 角度来看，这一辩证法可以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抵抗的人类 学” 。在这一层次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力”与施加于其上的压迫 性力量（即资本）展开不停歇的斗争。劳动力尽管因为被出售而成为商品，但 它是一种“特殊商品” 。它之所以不能被理解为“普通商品” ，首先是由于它的 生产与其他的商品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它的生产过程（即消费）的目的不是 它自身即成为劳动力，而是为了劳动者的生活；其次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不是 由它自身的生产所确定的，而是由它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占有的能够 满足劳动者的需要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给出的“劳动 力”概念必定内在地包含“斗争”的维度：既然劳动者的消费是为了生活，而 A Ludovic Hetzel ：«Des Sujets au cœur du Capital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Octobre 2015-4, pp.527–38. 132 不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他就必须与仅仅将他与劳动力的生产联系起来的资 本形成对抗；既然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占有的商品的价 值所决定的，那么被剥夺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对抗就内在地 包含于其中。在这里，斗争的主体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其社会地位、意志、 情感、智力都在斗争中起着决定作用。赫策尔特别强调， “劳动力”是一种不 仅包含肉体和精神的“一般力量” ，更包含作为无产者的主体对于剥削进行反 抗的能力的人类学概念。按照赫策尔的看法，在《资本论》中另一个基础性 的人类学概念是“劳动” 。由于劳动被马克思规定为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认 识、使用工具改造自然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自然”的活动，这一过程根 本上说是无法被完全还原为抽象劳动的，因而它必定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即剩 余价值的生产相冲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者从这一体系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始终作为斗争主体参与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 对抗。而这些对抗又体现为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但劳动者与资 本家的对抗不会一直停留在个体的层面上，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随 着“过剩人口”的出现，资本家会毫无顾忌、不惜一切手段榨取剩余价值，而 不再顾及劳动力本身的习俗的，甚至自然的界限。从历史上看，国家在此扮演 的是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从 14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出现了不少强迫劳动者 接受剥削、延长劳动时间和限定工资上限的法律。这样，劳动者就不得不结成 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本家相对抗。这就进入了“行动的社会学”的层面。 这一层面的斗争的主要形态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一 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根本诉求是根据其对于形式权利（如公民权等等）的认识 而对国家提出制定保护性法律的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些斗争视为 自发性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眼中，这些斗争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过程本身所决定的，因而尚不是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但马克思并没有如人们 通常认为的那样贬低这种自发行动，而是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的自 发斗争正是所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构成要素。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学”层 面上的斗争实际上是奠定在对于个人权利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人们会认为 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但赫策尔强调，如果说马克思关 于“社会学”层面的阶级斗争的叙述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个出发点不是 “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 这样，客观的社会结构其实是由人的活动客观地生产出来的，而组成为一个联 133 合体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结构”的关系，也只有放在这个框架中才能得到理 解。不过， 《资本论》的视野显然没有停留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 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品的积累必须以生产力的进步 为实现条件。这一特征使得以生产资料为表现形式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快于 同期劳动力的需要量，而这正是工人阶级的种种现实不幸的直接原因。但这并 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这种“客观性”中被完全剥夺了反抗的能力，因为正是普 遍扩张的扩大再生产为工人阶级成为真正自觉的联合体提供了条件。这就进入 了结构与斗争的辩证法的第三个层面。在这一层面，工人阶级意识到，为了避 免工人彼此间的竞争，必须建立超越各种具体差异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建立起 这一共同体，就不能仅停留于对资本积累有所认识，更要进行针对剥削本身的 阶级斗争。赫策尔强调，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对这种自觉的无产 阶级斗争应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而在于， “资本的逻辑”总是无法耗尽 或抵消“社会生活的逻辑” 。作为《资本论》的读者，我们没有必要从宿命论 的或目的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诸如“剥夺剥夺者”这样的表达，因为马克思 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历史正在“客观地”走向某个方向，而毋宁是，每种生产方 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为自己设置了界限并因此也在某种特定的生产 的推动下为自己生产了瓦解的条件，因此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留有足够的空间与 可能性给参与历史建构的、自觉行动的无产阶级。 史蒂芬·阿贝尔在其文章《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历 《资本论》所理解的资 史性》A 中，从另一个角度对雷诺和赫策尔形成了呼应： 本主义的“客观性”也并非完全静态的客观性。人们通常认为，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观，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指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具体地 说，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种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 此可以将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为不断变化、因而是 “复数”的，但“资本主义”本身则是“单数”的。在阿贝尔看来，这种看法 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的确过多地将注意力 放在对资本主义的结构进行描述上，以至于《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可被视为对 于一种“成熟资本主义本体论”的建构，在这种本体论下，存在于 19 世纪中 A Stéphane Haber ：«Diversité et historicité du capitalisme d’après le livre I du capital ： origines，évolutions，transformations，différenciations»，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re 2015-4, pp.539–54. 134 叶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成了“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而成为马克思的分析 对象。马克思的这一倾向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阿尔都塞就由此出发，强调《资 本论》在探讨“共时性”的结构方面所做的工作。但阿贝尔认为，即便《资本 论》存在这种倾向，也并不表明《资本论》话语中没有异质性的要素。事实 上，在资本主义的形态这一问题上， 《资本论》还给出了另一种叙述方式，而 这种叙述方式为打破“成熟资本主义本体论”提供了可能性。阿贝尔指出，在 《资本论》的这一套话语中， “系统”也即“成熟资本主义”在三种情况下有可 能发生“质变” 。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第 二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遇到阻碍，第三种情况是在自我复制时发生 变异。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考虑到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就会 将《资本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历史理解为“简单历史” ，也就是将资本主义 发展历程视为线性、单向的历史，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就没 有了“历史” ，最多只有所谓“前历史” 。而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加诸“体 系”的结果，不仅促成了“体系”的稳定（通过对抗达到暂时平衡） ，更为“体 系”增加了一种异质性因素。比如，在工人反抗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 动强度的斗争中，资本家开始逐步寻找替代性的剥削手段，而当这种替代性的 剥削手段完全成熟时，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即新自由主义就诞生了。在第二 种情况下，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并没有完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 “自行运动” ，而是不断触碰到地理的、人口的和社会的阻碍，从而形成“质 变”的可能。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中马克思探讨了与英国的工业资 本主义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形式——爱尔兰资本主义，而后者是资本主义在扩 张中随着地理环境、人口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典型例子。在阿 贝尔看来，尽管这种分析在《资本论》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但它表现出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问题上的开阔视野。在第三种情况下，一种“成熟 资本主义体制”在试图“自我复制”或“回到起源”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 其“成熟状态”中无法遇到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 输出和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自我复制”不可能是原样照搬，而会带 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的烙印。而这正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 分所要探讨的问题。阿贝尔指出，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与殖民 主义的关系问题，但马克思在这里显然不会认为， “成熟资本主义”即 19 世纪 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会在其殖民地不断地完全“复制”和重复。 135 三、重思阿尔都塞 在阿尔都塞逝世 25 年之后，他的思想依然处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 语中心。不过在《思想》杂志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组织的讨论会上， 人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曾熟悉的阿尔都塞思想的“经典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和朋友，埃蒂安·巴里巴尔在这次会议上探讨了阿 尔都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A 。巴里巴尔探讨这一问题，主要是为阐明：阿 尔都塞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有着彼此联系的多层含义，而从这些多层含义中 能够看出阿尔都塞所处的时代的复杂性以及阿尔都塞与那个时代的关系的复杂 性。在巴里巴尔看来，阿尔都塞在其中思考共产主义问题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特 征是“衰落”和“瓦解” ，而那时出现的各种全球性和局部性“矛盾”都是这 种衰落和瓦解的征兆或具体体现。不过，巴里巴尔所指的，并非抽象意义上或 者某种“历史的终结”意义上的衰落和瓦解，而是指旧时代的基本面貌和根本 特征的改变和新时代的逐渐生成。就与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观念相关的时代特 征而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仍然是一个“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巴里巴尔特别强调，这是指“大写的”马克思主义，也即所谓“正统的”马 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时代，是一个人们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 的时代，是一个人们仍然乐观地相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会侵蚀大众并控制 其行动的时代。但是阿尔都塞在 1978 年的“威尼斯会议”期间所进行的思考 （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终于遇到了危机”一文以及其他相关文字中）表明， 阿尔都塞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时代发生的变化以及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随 之遇到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并非“外在的” （或仅仅提 示某些理论“需要完善” ） ，而是内在的和根本性的：它们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对 时代进行科学的解释，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无法恰当地 理解自身。而在阿尔都塞的这一思考中， “共产主义”问题占据着关键性的位 “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可以用最抽象的 置。巴里巴尔指出，在阿尔都塞那里， 方式概括其内容的“观念” ，而是在“具有未来的厚度”的当下所思考的“运 A 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 et“Le communisme”»，La Pens ée ，N° 382, pp.2–14. 136 动” 。在巴里巴尔看来，要理解阿尔都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要将阿尔都塞 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多义并异质的概念。首先，从“主体”层面看， 在阿尔都塞那里，共产主义是将个体体验与末世论期望结合在一起的“当下的 爱” 。阿尔都塞从“二战”的俘营中出来之后就转变了信仰， “共产主义”取代 了“上帝”成为其精神深处的信念，但其末世论的维度被保留并始终存在。因 此他之加入法共并始终保持着对于党内同志的“爱” ，甚至他之深爱自己的妻 子埃莱纳，都不仅仅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更是基于某种“期盼” 。比如，埃 莱纳的抵抗运动女英雄的形象，使阿尔都塞建立起自己与一个英雄时代的想象 性联系并对其充满了“爱” 。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爱” ，意味着对 于一种从商品形式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组织“形式”的当下 期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晚年（1987 年）在一份似乎满是“谵语” 的文稿中所写下的“共产主义已经来临”这样的语句，恰好可以被理解为他在 这个层面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涵的最好表达：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一个没有意 识形态、因而自身“通透”的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裂隙”中、在人 们通过非商品性的活动形成的联合中当下出现的不可见亦不可感者——巴里巴 尔将之称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它处于生活与思想之中，并最终 将从其与阶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其次，阿尔都塞还在“理论”层面上理解共 产主义。巴里巴尔将阿尔都塞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放在理论与其 对象的关系中来看待。在阿尔都塞那里，对于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对象，任何理 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法谈论其本身，而只能讨论其可能性，因为 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其实应被理解为当下的“共产主义趋势”或新型社 会组织形式（而不是新型生产方式）出现的趋势。这里内在地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阿尔都塞并不是仅仅就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本身来谈论这种可能 性，而是结合其“不可能性”来谈论它。具体说来，正是由于在当代阶级斗争 的兴衰中展现出来共产主义之实现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才需要有理 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斗争进行指导；但由于阿尔都塞从马基雅维里 主义的视角出发，将政治行动视为“战术性”的，因而作为理论对象的“共产 主义趋势”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策略”的特征。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 是，阿尔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再被理 解为一种自主性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式，而只是对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资 本主义趋势与共产主义趋势之间不断增强的对抗这一状况的描述。正是在这个 137 意义上，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巴里巴尔进一步指出，阿尔都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关于共产主义问题 的思考，与他在《读〈资本论〉 》中关于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的讨论 存在明显差异，后者虽引入了各种“超乎决定论”的因素以避免进化论和实 证主义，但仍然受到连续性的局限，而前者则由于凸显了“当下”以及自身 的“非同时代性”和“趋势与反趋势的差异性”而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不过巴 里巴尔强调，尽管思阿尔都塞思想中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有一个因素自始至 终未曾变化，这就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推动力”的基础 性地位，而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所批判的“解放运动的一元论” 。巴里巴尔认 为，除了上述作为一种“期望” （ “爱” ）和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法论” （策略） 的共产主义之外，阿尔都塞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还有第三个层面，这就是“共 产主义组织” 。按照巴里巴尔的看法，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共产主义组 织”是“被给予”的，尽管是矛盾地被给予的。这里的“组织”自然首先是指 “党”：一方面， “党” （parti）对于阿尔都塞意味着“有立场” （prise de parti） ， 也即在社会生活中、在阶级斗争中、在思想和哲学中有立场；另一方面， “党” 也指那个在历史中被建立的组织即“法国共产党” 。这两个方面在阿尔都塞那 里以一种双重性的方式统一在一起：他迫切希望自己参加的法共有所改变，但 即使不满于党的路线也没有选择退党，只因他忠于那个“理想的”共产党，而 这其实就是他所选择的“立场” 。不过巴里巴尔认为，如果仅囿于“党”来理 解的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组织” ，就不能真正理解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冲突。 巴里巴尔提醒人们，对于来阿尔都塞来说，除了“党”之外， “工人运动”是 另一种、甚至更为根本性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里的“工人运动”首先指“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 。阿尔都塞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苏联、中 国、东欧、西欧的各个共产党组织）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信念，使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苏联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出现裂 痕乃至对抗时仍然坚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迟早会重新联 合在一起（而正是这一立场使阿尔都塞同时受到来自多方的攻击） ，并认为“哲 学”可以作为“隐蔽的调停者”出现出场，而这一调停的目标，不在于使高层 达成一致意见，而在于对重新联合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视野进行“思考” 。除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阿尔都塞对于“工人运动”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 方向，那就是“有组织的政治” 。对于政治斗争或“政治的阶级斗争”的重要 138 性的强调，当然不是从阿尔都塞开始的 ——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都十分重 视政治斗争。不过巴里巴尔要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阿尔都塞在政治阶级斗争与 “党的形式”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这一问题上。按照巴里巴尔的分析，正是由于 经历和见证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的挫折，阿尔 都塞开始“形式化”地思考“党的形式”问题。这一问题并不只与“民主集中 制”有关，更与政治阶级斗争本身的“形式”有关。根据巴里巴尔的分析，阿 尔都塞之探讨“政治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旨在寻找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存在 过的政治斗争形式、将对于各种剥削的反抗形式统一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将工 会视为联结党与工人运动的纽带并从而使政治阶级斗争屈从于经济阶级斗争） 的新型斗争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的关键在于， “党”不能再按照资产阶级政党 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而应当创造出完全异质的斗争形式。这样，在阿尔都塞 的视野中， “党”应当与国家分开，只有在此前提下，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 政治”才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新型政治斗争形势下，党不仅能在“改变世界” 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更能将本属于大众、但不断被各种装置“消解” 的政治能力归还给大众（但巴里巴尔认为，阿尔都塞仍然忽视了《共产党宣言》 所提示的“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在巴里巴尔看来，尽管晚年阿尔都塞已经 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并因而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变化，但由于阿尔都塞始终没有放 弃“阶级斗争”的基础性等信条，因而他的思想就像笼中之鸟扑打鸟笼一样， 虽竭力回应并反抗着现实，但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自身的局限性。 阿 尔 都 塞 的 另 外 一 个 学 生 吕 锡 安· 塞 弗 讨 论 了 阿 尔 都 塞 与 辩 证 法 的 关系 A 。塞弗是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特别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马克 思思想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的写作中的占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他于 20 世 纪 40 年代末进入巴黎高师成为阿尔都塞的学生，经历了阿尔都塞 40 年代到 50 年代的思想变化，但也正是从 50 年代开始，他与阿尔都塞在思想上开始出 现分歧，最终成为阿尔都塞的重要批评者。塞弗对于阿尔都塞与辩证法的关 系的探讨是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中展开的，但同时塞弗认为，阿尔都塞 的“个人感受”的历史在这里也至关重要。塞弗强调，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 思》中所讨论的两个主题即人道主义问题和辩证法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能割裂开来。人道主义问题出现的大背景自然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变化（列 A Lucien Sève, «Le rejet de la dialectique», La Pensée ，N° 382, pp.16–30. 139 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对抗萨特的人道主义） ，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讨论 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动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法共内部的一场关于如何超 越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是伽罗蒂（Garaudy）和阿尔都塞： 伽罗蒂主张借助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人道主义走出斯大林主义，而阿 尔都塞则反对伽罗蒂的立场，并提出“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与之相对。塞弗认 为，要理解这场争论并进而理解在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讨论的两个 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这两个问题所持的立场，首先应该将阿尔都塞与 伽罗蒂的争论视为基督徒“改信”的两种方式：伽罗蒂走向了人道主义和以人 道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 ，而阿尔都塞则在改信的过程中瓦解了对于“本 质”的信念，并进而反对一切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观念。因此伽阿尔都塞与 伽罗蒂在法共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由此出发， 就不难理解阿尔都塞为何会在“改信”后对黑格尔辩证法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了：在阿尔都塞心目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带有神学目的论的色彩，因 此也与其个人体验相冲突。塞弗区分了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态度和阿 尔都塞对辩证法本身的态度，并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去世，阿尔都 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一直是否定和排斥的，但他对辩证法本身的态度则有 两次转变： “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和“从毛泽东到拒斥辩证法” 。根据塞弗的描 述，1952 年毛泽东的《矛盾论》法文版的发表成为阿尔都塞在辩证法问题上 实现第一次转变的契机。 《矛盾论》对阿尔都塞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种与 黑格尔辩证法不同、因而也与斯大林化的恩格斯辩证法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证 法：毛泽东的辩证法不讨论观念中的矛盾，而直接讨论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并且，这一辩证 法要求区分并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因而排 （从量变到质的突变）中所隐藏的目的论。 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解决方式 尽管青年塞弗与阿尔都塞共同阅读了《矛盾论》并同时在思想上产生了震动， 但很快二人就在应当如何看待这部著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塞弗对《矛盾 论》中过于灵活的分析方式不满，认为《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没有区分本质的 东西和现象的东西，并最终没有区分思想的东西与实际的东西，而这样一来， 在某些情景下原则就会变成第二位的，而这在思想和行动中会产生主观主义的 负面作用。但阿尔都塞坚持认为，历史情景本身就具有客观性，因此“非对抗 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样的论述中也并没有主观主义的成分。塞弗对阿 140 尔都塞的一个批评是，后者无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事实上已经呈 现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始终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是不可能 实现的；而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位置缺失之后，阿尔都塞只好将毛泽东的主观主 义辩证法借用过来。阿尔都塞的反批评则是，任何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 来的企图最终都只能得到另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只有对辩证法进行毛泽东 式的“改造” ，才能避免本质主义和目的论。但塞弗指出，随着阿尔都塞 80 年 代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对辩证法问题的理解再次发生变化：阿 尔都塞不再承认任何辩证法的合法性，取代辩证法的，是“偶然相遇”的逻 辑。塞弗认为，阿尔都塞的这一思想变化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他 个人的身体状况，特别是他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再加上长期“冷战”带来的对 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阿尔都塞的个人体验急剧转向 “无意义” 。其次，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大纲》进行了误读。塞弗举例说， 当阿尔都塞批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的表述是蠢话（理由 是马克思没有看到大工业本身正是大众“偶然相遇”的产物）时，他没有注意 到《大纲》在讨论诸如工业资本像农业资本的扩张这样的问题时，已经将阿尔 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视野包含在自身之内了，但这一视野同时又 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给定的界限之内进行，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的体现——这种辩证法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 ，而保留了其“内容” ， 但这种保留是在实现了类似术语的内涵的根本改造后实现的（如“否定” 、 “否 定之否定”这些表面上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思想中已经 发生了根本改变） 。最后，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全面拒斥也可被视为他对新自 由主义时代之到来的理论回应。阿尔都塞在四五十年代所经历的关于“辩证 法”的大讨论，使他将这一问题与“理论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而在新自 由主义时代到来时，阿尔都塞选择了一种彻底拒斥辩证法的姿态以捍卫自己的 “理论立场” 。但对于塞弗来说， “情景”和“立场”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 “现实矛盾”进行“逻辑把握” ，这种逻辑把握完全可以不被“形式化” （马克 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这也正是阿尔都塞所忽视的。 另一位在当代法国非常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雷·托塞尔 A A André Tosel, «De la théorie structurale à la conjoncture aléatoire», La Pens ée ，N°382, pp.31–46. 141 同意巴里巴尔和塞弗关于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变化或思想危机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看法， 但他强调，不能仅仅看到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变化，还应该看到这种变化 的表面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是他的未曾放弃的结构主义，而这是从理论上理 解阿尔都塞思想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关键。托塞尔注意到，围绕 着阿尔都塞的晚期文本，特别是其“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当代思想界 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巴迪乌、奈格里和莫尔菲诺（Vi t t o r i o M o r f i n o）等人的观点为代表，高度称赞阿尔都塞这一带有“后现代主义” 色彩的“转折”；而另一种意见以塞弗和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为代表，对阿尔都塞的思想变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体现出阿尔都塞已完 全屈服于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并从而走向“反辩证法”的道路。托塞尔指 出，我们不能仅从某一鼓励文本（比如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 主义”观点 的《相遇的唯物主义暗流》一文）或者某些貌似结论的表述出发来理解阿 尔都塞的思想变化，而应当以多文本对读的方式构建阿尔都塞思想转变的 谱系，从而恰当把握这一“思想事件”。托塞尔借助阿尔都塞遗稿中的两篇 材料（被作为附录收入阿尔都塞的自传《来日方长》第二版）来梳理这一 谱系。阿尔都塞在 60 年代所提出的理论是与当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认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对于阿尔都塞来说 60 年代是一个充满“革 命的希望”的年代的话，那么从 70 年代末期以后，阿尔都塞突然敏锐地意 识到，这种“革命的希望”事实上已经破灭，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 个错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彻底改变 了整个世界，人类进入“无中心”时代，“生产”、“结构”和“革命”这 些原本为阿尔都塞所熟悉的领域被完全瓦解了，他用以解释这个世界的理 论似乎也完全无效了——不仅如此，阿尔都塞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 个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也不再具有解释力了。阿尔都塞试图从其他当 代思想家那里［他先后阅读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布罗代尔、 福柯、德布雷（D e b r a y）等人的著作］寻找能对这个非中心的世界加以解 释的理论，但结果是令他失望的。因为他发现事实上没有一位思想家能以 整体的方式恰当地理解他正在其中并经历其变化的这个无中心时代。他甚 至哀叹： “看来不可能有一种思想能理解这个时代。”尽管从表面上看，阿 尔都塞在这一时期思想上陷入了巨大的“黑暗”之中，但在托塞尔看来， 142 他并未真的认为这个发生了变动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而是相反，他试图 以自己的方式“严格”而连贯地建立一种能够对这个新时代具有解释力的 理论。正是由于所有现成的“整体性”解释框架此时都已失效，因而只能 选择进入这个时代的“路径”。阿尔都塞所熟悉的“政治”和“阶级斗争” 以及“意识形态”现在无法直接成为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入口，因为政治领 域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都和生产领域一样，已经完全非中心化了。阿尔都塞 将这个世界称为“完全未知的世界”。在托塞尔看来，这一认识正是阿尔 都塞的思想危机得以化解的关键：承认自己所面对的乃是一个自己一无所 知的世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和视野，直接面对被给予 的“个体性”现象。而这种“个体性现象”的出现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相 遇”。当然，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这种“个体性现象”并非个别感性事物，因 为“相遇的唯物主义”要把握的“对象”不在这个层次上——这一理论的 目标在于，使得与令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动能被深刻地理解的那些要素相遇 成为可能。因此阿尔都塞通过重新阅读马基雅维里而获得的历史性的个体 或原子之物，其实乃是沐浴在“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概念”之光下的“事 实”。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概念”就是“情 势”（c o n j o n c t u r e）。无中心的情势充满偶然性，其中所呈现的一切要素都 是不可预见的，因而这是一种“相遇的情势”（而不再是阿尔都塞在六七十 年代所探讨的在某种居支配地位的结构之内出现的“情势”）。这种情势极 其复杂，以至于阿尔都塞有时甚至称之为“相遇之相遇的情势”（l a c o n joncture de rencontres de rencontres）。面对这种情势，迄今为止的任何理 论都不能再以整体性的方式来理解它，但理智可以把握到与之偶然相遇时 所显现的个别现象；而如果说理智要把握的是与“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动”有 关的“个别现象”的话，这些现象就只能是情势自身产生的“结构”及其 表现。但在相遇之相遇的情势中，这些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事实上其本 身也是“偶然相遇”的。托塞尔将晚期阿尔都塞思想中的这两个方面概括 为“有所主导的完全结构化理论之中的情势”与“完全处于创造着结构的 特定情势之内的结构”。他试图阐明的是，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虽发生了重 大变化，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他 60 年代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延续，或者说，可 视为其结构主义思想在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大变动中的变形，因此人们所认 为的“第一个阿尔都塞”与“第二个阿尔都塞”的根本对立其实并不存在。 143 四、弗兰茨·法农思想研究 在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诞辰 90 周年前夕， 《今日马克思》杂志 以专刊形式讨论了这位出生于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后来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 民族解放运动、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并以其暴力革命理论和民族解放理论对当代 思想界和社会活动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论。除了《今日 马克思》 ，法国其他学术、思想类刊物［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哲学手册》和 《现代》 （Les temps modernes）等］也纷纷展开关于法农思想的讨论。 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从葛兰西到到法农：一种去中心化的马克思主 义》 A 的文章中，将法农和葛兰西进行了对读。本图阿密认为，表面上看，法 农和葛兰西所面对的问题以及所凭藉的思想资源迥异，但二者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思想中都有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去中心 化”的倾向。在本图阿密看来，法农之将自己关于革命与暴力的理论与现实的 反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与葛兰西的理论关怀是一致的。尽管法农生前与法共 关系对立，因而其思想看似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但他之试图将 对于多种统治形式（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反抗统一起来并对之进行理论 化，不仅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的许多工作具有相似性，更在理论实践 和政治实践上事实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具体说来，本图阿密认为，法 农和葛兰西一样，在两个方向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被“去中心化” 。第一个方向 是与统治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殖民批判。无论是葛兰西还是法农，都意识到“统 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即统治的可能性不仅在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存在，同 时更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而对于法农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殖民主 义者对殖民地的统治一般并不采取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资本家对工人施加的残 酷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而是更多地采用以“同意”为基础的“平和”的 统治方式。与既重视殖民统治的文化特征、也重视其资本主义特征的葛兰西的 分析相比，法农对于统治的讨论更多地带有心理分析的色彩。法农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三个层面：教育、罪感和性经验。在教育层面，法农探讨了教育如何建 A Hourya Bentouhami, «De Gramsci à Fanon: un marxisme décentré», Actuel Marx , N° 55, pp.99–118. 144 构起一个统治的系统——这里不仅指殖民主义者的教育，甚至围绕“解放”目 标展开的教育也同样会造成民众的“幼稚”状态。法农反对“正统”马克思主 义关于历史的“客观”而“辩证”的运动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的现实后果就 是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而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自我”选择了服从。而在 法农看来，斗争，特别是暴力形式的斗争，是殖民地人民建立起真正的“自我 意识”的主要途径。至于罪感，主要是指通过“不正常”以及“差异”观念的 建立，实现从外部加强的“正常”和“相同”观念——或者从根本上说， “自 然”观念——在精神上的控制。法农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深入观察，揭示 了学校和医院（或诊所）是在殖民地建立“罪感”的主要机制。而就性经验领 域来说，殖民地的性别关系首先不是由欲望、而是首先由肤色（或种族）塑 造的，因此殖民地的欲望是异化的欲望。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从物质生 产、经济条件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发研究统治关系的传统在法农的殖民地解 放视野中被打破了。法农思想中另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去中心化的方向是他的被 统治者的行动理论。本图阿密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法农的这一理论：反“经济决 定论” 、重塑大众文化、政治和战斗艺术。在法农看来， “经济决定论”本身在 殖民地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殖民地“经济基础”就是“上层建筑”： “一 个人是富有的，因为他是白人；一个人是白人，因为他是富有的”——也就是 说，在这里被统治者之所以被统治，只是由于他的种族。不过法农认为，尽管 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少关于殖民地社会结构的思考，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探讨对分析殖民地问题来说是值得重视的。不仅如此，在本图阿密看 来，法农的殖民地理论并未完全离开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如法农分 析被压迫种族（比如黑人）的内部关系的方式与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内部关系 的讨论方式是一致的。法农意识到，被压迫种族并非一个“阶级” ，因而在面 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时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力量。在法农看来，为了形成这种 统一性力量，就有必要建构“强有力”和“朝向未来”的大众文化和观念。在 本图阿密看来，法农之希望建立这种由新型大众文化所凝聚起来的“观念和力 量的联合体” ，与葛兰西的“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的信念是一致的。并且， 和葛兰西一样，法农也认为，尽管“组织”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 组织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前提，是进入一种“从大众文化出发的教育运动”并与 革命运动并肩同行，这是因为，殖民地斗争是无法直接借用任何现成的革命理 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的，现实斗争的策略只能根据给定的情景、在 145 斗争过程中制定——而这就是法农所理解的“政治和战斗艺术” 。基于这种理 解，本图阿密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实践的关系：前者不应该 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大众，而应当向法农和葛兰西的理论那样，关注大 众反抗的表达形式的原创性。 刘易斯·葛登和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法农对方法论拜物教的批 判” A 的对话中，对法农作为一个哲学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按照葛登的看法，法农从其早期的思考开始，通过对于人文科学在殖民地的生 产中所起到的作用的思考，而使自己的殖民地力量具有了认识论维度。这就是 说，法农认识到自己是通过一种预先给定的逻辑范畴对世界进行认识的，因而 对与自己直接照面的世界持有冷峻的批判立场。葛登将这一立场称为“后殖民 主义现象学” 。葛登同时认为，法农后来的一系列理论工作，如对于“危机” 概念的分析，都是这种认识立场的延续。这些工作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于人文科 （即把某个学科现成的或“客观的”叙 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拜物教” 述方式和叙述标准视为优先于对于该学科所涉及的现实的把握）的批判。法农 对待本体论的态度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法农并不拒斥本体论本身，但他拒 绝接受抽象的存在本体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出发点是某种过滤过了的视野， 凡是与这一视野相异质的东西都是“不受欢迎的”并因而被排斥于这种观念所 理解的“世界”之外而成为“非存在” 。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本体论就 是这种抽象的存在本体论。对于法农来说，如果殖民地的民众摆脱了这种给定 的抽象本体论的束缚，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差异并不断生成差异的“世界”将 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于曾经担任过精神病医生并身处非洲的法农来说，这个 “世界”其实首先是一个处于“反黑人”的境况中的黑人存在者的“体验” 。任 何体验都是对于某种对象的体验，因此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进入这个世界内部 并与其中的各种对象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首先是通过符号（比如语 言） ，而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作为一个“意义世界”而呈现给人的。进一 步来说，这个意义世界不是静态地、整体性地直接呈现给人的，而总是在人的 行动中、通过个体性关系的建立而逐渐展现给人的。 本图阿密在《哲学手册》发表的题为《身体的控制：从梅洛—庞蒂的现象 A Entretien de Lewis Gordon et Hourya Bentouhami: «Fanon, critique du “fétichisme méthodologique”», Actuel Marx, N° 55, pp.49–59. 146 学出发理解法农》 A 的文章则试图揭示法农思想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位置。 本图阿密认为，法农发表于 1952 年的《黑皮肤、白面具》关于种族主义的分 析借鉴了梅洛—庞蒂发表于 1945 年的《知觉现象学》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 即从“我” （moi）和“我的” （mien）两个维度来理解身体问题。正是这一借 鉴使得法农得以清楚地分析被“种族化”的人们是如何既在“不可见”中，同 时又在社会的过多关注中被剥离出这个“存在的世界”而成为“非存在”的。 纪尧姆·西贝尔坦—布朗在题为《主体的去殖民化与症候的反抗： 〈天下 受苦人〉一书中的临床学与政治》 B 的文章中讨论了法农在《天下受苦人》中 所进行的“临床分析”的意义。他认为，对于法农来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 放战争并非仅仅构成了他的理论建构的新背景，并且成为法农建立和深化新的 问题意识的契机。因此，对于法农的阅读不能始终停留于对《黑皮肤，白面 具》的理解方式上。 五、新自由主义研究 新自由主义问题已连续数年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点研究课题， 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继续，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关于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分析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参 照系，但思想家们已开始逐渐走出福柯的思想框架，因而新自由主义批判越来 越展现出多元视角。 雅克·比岱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及其主体：一个元结构的视角》 C 的文章 中，从其元结构理论出发对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主体问题进 行了讨论。比岱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霸权政体”来理解的。所谓“霸权 政体” ，就是资本家、权能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某种稳定形态。 比岱梳理了霸权政体的演进过程，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继公社政体、古代 A Hourya Bentouhami: «L’emprise du corps: Fanon à l’aun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Merleau-Ponty»,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8, pp.34–46. B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 Décolonisation du sujet et résistance du symptôme: Clinique et politique dans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8, pp.47–66. C Jacques Bidet, « Le Néolibéralisme face à ses Sujets: Approche métatructurelle»，本文系 比岱教授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向复旦大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 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报告。 147 政体、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政体和“民族社会国家政体” （以及与之相交错的 社会主义政体和民粹政体）之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新型霸权政体。作为 霸权政体的新自由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与诞生于 18 世纪 50 年代、消亡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自由主义政体”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前者与后者一样，也 是资本家与权能精英联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相对抗，因此从理论上说，新自由主 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政体。不过比岱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教条，而 是一种“要求” ，具体说，是要将自身的实践与策略合理化的“资本家”的要 求。这些要求在洛克那里获得了其经典表达，但其实现条件只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具备。但这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完全 落实，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尽管与世界体系内部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以及雇 佣劳动的无休止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自由主义还可以被认 为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它事实上内在地受到一些与自身相对立的结构性 力量（主要是权能者精英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牵制，因而其极端逻辑在现实中 是受到限制的。但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是资本主义的专政。关于这种资本主 义的专政兴起的现实根源，比岱用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的经典观点加以解释：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权能者精英阶层所主导的 民主社会国家被削弱，与之相应的霸权政体瓦解了；而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交 换的统一性，使得大资本得以重新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比如，在一个不平等 的体系性世界的背景下，它可以将生产转移到一个薪水接近于零的地方。正是 在这种“技术的和地缘政治的情景”中，由撒切尔和里根率先采用的“普遍放 任”策略才得以实施。这样，新自由主义不再仅仅是理论，而是同时也成为世 界性的“社会现实” 。比岱将福柯的“机制”理论和马克思的“结构”理论统 摄在他的“元结构理论”之内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在比岱看来，新 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被理解为作为“阶级要素”的两个中介（即市场和组织） 之间所发生的变化的直接后果，即市场对于组织来说已彻底占据了霸权地位。 因此所谓资本家与权能者精英阶层的联合，其实是组织本身通过市场的方式进 行运作。比岱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趋势：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突如其来”的信息革命中，产业和金融等领域展现出新的潜能，而法律— 经济秩序开始在超越民族界限的范围内被确定。 “民族社会国家”曾经是大众 阶级和权能者—管理者阶层实现和解的结果，但现在国家完全屈服于新自由主 义理念，并越来越多地成为以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理念为信条的“世界—国家” 148 的一部分，因此各国家机器都成为在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条件下对作为“世界整 体”的“民族部分”进行调整的工具。由于比岱将市场和组织及其内在关系视 为“现代性的元结构” ，因而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后现代”现象， 而是与终极的或全球的层次上形成的“终极现代性”相关。比岱将新自由主 义政体视为“世界—国家时代的最初政体” 。这一政体的统治力量事实上是一 个“世界统治阶级” ，包括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并获得了“足够多的完整性”的 资本家，以及建立了包括民族层面的装置在内的各种世界国家装置、同时也自 下而上对整个社会提出无数规范性要求的“权能者—管理者” 。与此相应，在 新自由主义政体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民大众：一个“世界基础阶级”或 “世界人民”——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世界市场水面之上漂浮的秸秆” 。比 岱同时认为，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各种力量、归根结底是技术力量的推动下， “所有人照面的时刻”已经到来，整个地球开始被要求作为同一个区域加以对 待，因而我们正走向一个“生态政治”的时代。 塞尔日·奥迪耶在其文章《新自由主义的诸种范式》A 中，对当前法国界 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以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论述作为理解新自由主 义的根据提出质疑。奥迪耶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概括为“建基于个体— 事业的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竞争性结构主义” 。在奥迪耶看来，尽管福柯的这一 看法比另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认识——把自由主义视为国家力量的后退—— 要深入许多，但福柯的这种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观点有掩盖新自由主义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的危险。奥迪耶分析了倡导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家们在作为“现 实”的新自由主义尚未完全出现之前所进行的多场争论，比如奥地利学派内部 的争论以及芝加哥学派和德国自由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试图提醒人们注意，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和方法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而且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渐蔓延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也并未形成一个毫无异质性 要素的体系。 昂利·考迈迪在题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观主义与认识的界限》 B 中讨 论了在新自由主义形成过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工作在塑造方法论方面所起到 A Serge Audier，«Les paradigmes du‘néolibéralisme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3， pp.21–40. B Henri Commetti，«L ‘école Autrichienne d’économie: subjectivisme et limites de la connaissance»,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3, pp.41–64. 149 的作用。这一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个体主义；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奥地利学派 所使用的主要理论工具是“分配”概念和“认识的独特性”问题。考迈迪认 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使得奥地利学派不仅避免了若干本体论层面的争 论，而且避免了使理论陷入诸如“行动者如何运用自己并不知道、但其实已经 掌握了的认识”这样的循环性问题的困境。正是基于这些工作，奥地利学派抛 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普遍坚持的“物化的价值理论” ，并以市场价格 的“记号系统”作为经济秩序的理性条件，而这正是整个新自由主义机制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 史蒂芬·阿贝尔在其著作《思考新自由主义：生活、资本与异化》 A 中也 试图对近些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并走出其局限性。阿贝尔认为， “新自由主义研究”过多地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事实上 三十多年来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根本 性的变化。阿贝尔要求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深化为对于“新资本主 义”的研究，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以深化对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新变 化的研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Stéphane Haber, Penser le néocapitalisme: vie, capital et aliénation ,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3. 150 英 国 鲁绍臣 自 2008 年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如何渡过此次危机一直 是世界学界主要关注的话题。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左翼希望通过复兴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学界则希望利用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来拯救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2014 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年会的主题是： “资本主义如何死里逃生” ，会议的组织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的判断：资本自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流着肮脏的东西的判断，今天仍然没有 过时，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前史。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很不 情愿，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已然从危机中死里逃生，再次复活了， 甚至变得更为强大了。而新的矛盾和危机也已经出现，生态和意识形态的领域 为新的革命行动创造了条件。危机和战争仍将伴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马克 思主义的核心和依附理论将因为金砖国家的原因得到进一步的研究，种族和资 本的关系亦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题。 2015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则以“老的正在死去，新的尚未诞生： 国家、策略和社会主义”为主题，探讨了资本主义的财政收紧计划让欧洲百姓 生活水平日益下降，而巴西的状况则更为糟糕，人们被迫承认这一境况不仅仅 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也是政治事业的正当性理由，它为所有对抗新自由主义 151 的力量团结起来提供了机会，但这些力量本身仍然是十分弱小的。这迫使马克 思主义者必须思考如何抛弃原有的策略，集中于改变国家和政府的治理方式， 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依托多种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进行改革和革命，将资本主义 的限度转换为政治的限度。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英国左翼学界依然活跃，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 举办、发起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和政治运动，继续在思想领域保持着马克思主 义的生命力，本报告将从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价值生产及其政治批判；全球 帝国主义与文化多样性；财富的共产主义与共同体；资本：危机、矛盾与对抗； 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批判：反思与重构六个方面进行介绍，以求管窥英国左翼的 相关前沿研究。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 在告别工人阶级作为思想界的时髦话语的时候，再来讨论工人的革命主 体性内涵，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工人不再是终结资本主义 异化形式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早就已经消灭了工人阶级的革命 性。因为阶级斗争似乎仅仅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已，而并不会带来 “真正”的人类解放，而人类生产实践的社会主义的和普遍的人类生产主体的 发展，即非异化的普遍人性的丰溢，只有在资本主义异化的必然性被共产主义 的自由人联合体彻底消除之后方有可能。另一种相反的做法，则是一方面将资 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完全规律化、客观化和必然性化，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主观的 革命意识，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离，未能将内在的物质规定性与革命的政 治意识进行有机的结合，革命主体的革命意识同样与社会历史的中介性无关。 求助于必然性的经济规律；又或者是将工人的革命意义理解为自我意识的自我 组织的主体，其以霍洛威为代表，主张列宁的先锋党意识会导致知识精英与普 通百姓的隔阂和距离。 所有这些革命主体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对具体社会历史形式的忽视，在 ，方法与革命主体性》 A 一书中，吉 2015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多·斯塔罗斯塔试图超越以往非中介形式的革命主体的探讨逻辑，将社会规 A Guido Starosta, Marx’s Capital, Method and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 Brill, 2015. 152 定性视为讨论革命主体的前提条件。他的这一方法早在 2007 年的《论物质性 与社会形态：对鲁宾价值—形式理论的政治批判》A 一文中已经初见端倪并继 而获得学界公认。此次则作了更为深入而详尽的阐述。在作者看来，最近几 年兴起的从“形式分析”视角来探讨革命主体的路径，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形式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其重点不再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剥 削，而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形式规定性，或者是国家的形式规定性， 又或者是法律的形式规定性，同时复兴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主义的 关系，并且出现了一批研究《资本论》的新著。然而，所有的形式分析方法 的共同缺陷是缺乏对政治性革命主体的探讨，鲜有的几部关于革命主体的论 著，大多是从先验或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展开的。这种先验或本体论的革命主 体理论遭到了普殊同（Moise Postone）等人的批评。即其是通过外在于资本 主义社会形式的方式来构建解放的主体，这样的革命主体不再是“许多规定 的综合” ，而是简单和非中介的纯粹的内容，其诉诸的是康德式非中介的绝对 道德命令下的实践，其方法论是从社会理论的多种规定性中撤回到纯哲学的 反思意识之中。 这种先验和本体的革命主体理论，在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和布洛赫的 希望哲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奈格里和哈特的研究中，虽然认知到了当代 工人阶级的非物质性规定，但最终仍然求助于欲望生产机器的本体论，或者是 基于斯宾诺莎的诸众的政治哲学。普殊同等人最近努力克服本体论式的外在批 判的路径的新意在于，将革命的主体及其理解深深植根于当代社会中，其路径 不再是纯先验哲学的，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即解放的主体不再是外在 于资本主义形式的主体，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形式中。解放的意识 只能由动态的资本主义异化历史所构成，历史的动态性实际上取代了将工人阶 级视为自足的革命主体的传统做法。作者同样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方法，从社会历史而非先验的视角来探讨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将社会 生活的异化主体视为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对于革命的内容和 特定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辩证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讲 得十分清楚明白，即辩证法的非神秘化正在于其历史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结合。 A Axel Kicillof and Guido Starosta, On Materiality and Social Form: A Political Critique of Rubin’s Value-form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 No.3, 2007. 153 同样，伯恩亚德（Tom Bunyard）在一篇评 A 温德宁（Amy E. Wendling） 关于马克思的技术和异化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抛弃了早期受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对非异化劳动的浪漫追求，转而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立 场，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展开劳动批判，而不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展 开批判。因为对于处于实质从属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已 经被资本所浸透和吸纳，人们不再可能诉诸于一种自然的、人道的、非异化的 本真领域以对抗资本的统治。因此，晚期的马克思已然彻底抛弃了直观主义的 路径，因为异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也不再有任何人性的本真本质可 以被保护，马克思转而采取一种历史性对抗的视角，即马克思不再期望从历史 的特性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而是努力缩短和减轻它的阵痛期。因此，资 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被描述为现代工业生活的反动和保守力量，或者超历史的劳 动概念。不过，在该文的作者看来，无论异化的力量多么强大，本真的存在都 不用从资本关系的外部寻求，而只需要在其内部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中获得，它 就是拒绝同一性的力量。当马克思讨论人、人性的本质的时间时，他所讨论的 绝对不是超历史的、固定的、先验的本真性。 卢卡奇的思想在这几年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安德鲁·芬柏格（Andrew Feenberg）在题为《弗拉基亚和伯克特关于尾巴主义和辩证法：一个回 应》 B 中认为，当代对卢卡奇《尾巴主义和辩证法：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辩护》一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阶级意识和自然的社会建构上。在芬伯格 看来， 《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独特的地位，当代学者批评卢卡奇的先锋主义革 命路径，比如弗拉基亚（Joseph Fracchia）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只会导致 其陷入先锋主义的困境，即工人阶级一旦被物化，就难以超越列宁所谓的工联 主义意识，因此对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意识只能由党和先锋队来灌输，党就 成了真正的革命主体，从而消解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 但在芬柏格看来，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指涉了一种资本主义类社会机器的 表象，其独立于个体的意识和意图。物化是虚假的，因为整个社会体系是建立 于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存在，并不独立于人的意图和意志。但物化又并非是一种 A Amy E. Wendling, 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HISTORICAL MATERIALISM 22.3–4（2014）425–528. B Andrew Feenberg, Fracchia and Burkett on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A Respon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3, Issue 2, pp.228–238. 154 错误，恰恰只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表现形式，其规定着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实 践，由于人们对社会及其自身的感知是物化的，因此个体难以联合起来改变整 个体系，人们被锁闭于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并日益再生产着甚至被视为个体 优势的资本主义压抑体系。 对于物化前提性的强调来说，芬柏格认为弗拉基亚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即个体在此意义上只能用物化的方式感知直接的社会现实，从而就如马克思所 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被自我异化了。但对马克思来说， 资本家的异化意味着社会地位的高贵、舒适，而工人的异化则是毁灭性的非人 性的存在。同样，物化不是发展阶级意识的障碍，而恰恰是激发抵制的前提和 基础。同样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量的差异和量的规定性形 式，对工人来说则是决定性和涉及整个身体、精神和道德存在的质的范畴。 A 因此，同样的物化会带来不同的心理后果和抵制的能量。换言之，相比于特权 性的雇员来说，直接性的物化统治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是更易于突破的。前者会 将自身的人格与工作相统一，而后者则不会。因此，阶级意识并不被排除在物 化之外，恰恰相反，其构成了阶级意识的重要内容。换言之，阶级意识和物化 之间就是一种互生的内在关系，而不是无关的外在关系。 因此，在芬柏格看来，卢卡奇眼中的政党并非是所谓的操纵无知无产阶 级的真正的革命主体，虽然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比工人对总体性有更为全面深 刻的认识和把握。但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实践上动员和应 用这些知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是否存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可以带来新的和 重要的局势，因为只有工人的生命经验才时时处于与资本主义物化表象的紧张 关系之中。所以，虽然芬柏格也同意弗拉基亚的判断，即卢卡奇过高估计了党 的角色，但他不同意学界通常认为的卢卡奇试图用党来代替无产阶级主体性的 理论判断。 二、价值生产及其政治批判 在由拉尔森（Neil Larsen）等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价值批判》一书中， A lukács , georg ; livingstone , Rodney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1971［1923］Cambridge,Ma. In Marxist Dialectics:The MIT Press, p.166. 155 特伦克尔（Norbert Trenkle）在《价值与危机，基本问题》A 一文中从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的形式理论入手，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物化 和拜物教化，从而将社会生活自然事实化和客观必然性化，即将其视为超历史 地存在的做法。在他看来，将社会历史形式作为第二自然的路径，掩盖了资本 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走向危机的趋势，因此价值批判也就是危机的基本理论。作 为价值批判学派的代表，特伦克尔认为劳动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和基 础，同时也不是未来社会的起点和基础。被雷特尔称之为“实际存在的抽象” 的价值形式并不是思之形式，而是先验的社会综合结构，是人类思考和行动的 前提和规定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受到政治影响的社会资源整 合的一种形式规律。 罗夫（Ernst Lohoff）则在《作为物之秩序的暴力》 （Violence as the Order of Things）一文中，秉承卢卡奇的观点，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暴力，自由市 场也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暴力并非是暂时的畸变，而是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内核。而商品形式又是这一暴力内核的具体表征，而这一内核同 样是与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的。在作者看来，对商品形式的赞美和辩护，是从霍 布斯到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一贯的做派，同时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暴 力本质。对于将资本的本质视为价值的绝对创造的传统说法。库尔兹（Robert Kurz）表示怀疑和拒绝，他也拒绝将阶级视为第二位派生的东西，而是认为 先有阶级，资本主义才开始价值生产与创造的，但在《失败的抽象》 B （ failed abstraction）一文中，朗格（Elena Louisa Lange）认为最近几十年来比较流行的 资本主义批判中，大家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货币统治着世界，其在经验 上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健康、教育、社会关系等非物质的人类需要确实日益被 商品化了。但在作者看来，价值并非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劳动在资本主义 社会表达自身的社会必要形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逻辑仍然至关重 要。郎格对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人直接宣称价值在交换之外并不存 在的立场进行了批评，但在他看来，不是交换行为规定价值理论，而是价值理 A Norbert Trenkle, Value and Crisis: Basic Questions, in Neil Larsen, Mathias Nilges, Josh Robinson, and Nicholas Brown（eds）,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 , 2014. B Elena Louisa Lange, Failed Abstra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2, Issue 1, 2014,pp.3–33. 156 论对交换的行为提供了规定性。 A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就开始讨论价值形式问题，而不是在第二卷关于流通问题的时候讨论， 这不是马克思的技术失误，而是因为价值不是两个商品所有者相遇和交换时才 产生的，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先于交换。在作者看来，劳动关系的结构 才是商品拜物教的根基，只有资本关系才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变成“自由” 和“理性”的。关注于流通过程则会被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征兆所迷惑。 当然，作者的主张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比如莱特（Reichelt）认为只有资产阶 级的主体观才会认为价值形式理论和商品拜物教主要是流通领域中的现象。 总的来说，对于价值形式的重视仍然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 自 1991 年起，每年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ISMT）聚集了世界 知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近些年 来，MEGA2《资本论》部分所展示的新资料引起了学者们强烈的关注，逐渐 成为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截至目前，研讨会的学者已出版 8 部马克思主义 研究著作，其中有 7 本由英文撰写，积极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欧美世界 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核心成员理查德·贝洛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 担任主编的《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作为第一本直接以 MEGA2 最新成果作为研究主题而出版的英文著作，向欧美学者展示了文本编 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介绍了德国理论界以 MEGA2 为基础的学术讨论热点。 科本（Paul Cobben）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 评的再反思》 B 一书中，认为《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 有效，即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仍然是全球市场的主要特征。作者认为斯 密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经验主义者，而是试图发现自由市场的规律，即价值 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在于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的相互比 较，而其客观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 劳动的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特 征。但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矛盾性的存在，交换价 值和使用价值相互矛盾，而这一矛盾性的发现，应该归功于黑格尔在《法哲学 A Elena Louisa Lange, Failed Abstra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2, Issue 1, 2014, p.17. B Paul Cobben, Value in Capitalist Society:Rethinking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Brill, 2015. 157 原理》中的论述。作者认为黑格尔对自由市场的研究并不以商品为起点，而是 以商品所有者，也就是自由的人为起点。因此，作者认为《资本论》的研究颠 倒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理路，马克思是从商品形式出发来推导出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的。黑格尔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推导出商品之间的关系的。因 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并且完成了对黑格尔的颠倒，即前面所说的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交换总是平等、公平和等价的，另一方 面，生产领域的竞争导致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地效率化，这是技术化和创新化的 动力之源。结果是工资劳动尽可能地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并被机器所代 替。但这意味着劳动力商品交换价值的萎缩，并且日益供大于求。但一旦劳动 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低到不足维持其生存下去之所需时，黑格尔的自由市场概念 就将失效，即交易的个体并不是自由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不是来 自黑格尔，而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永远不要把人当物和手段，但是所谓的自由 市场，恰恰是人的物化和手段化。黑格尔虽然也批判了市民社会的恶的一面， 但他的解释路径是移民，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黑格尔那里的自由的 人，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人。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 可视为《精神现象学》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唯物主义转换。在作者看来，商品不 只是物，而且还是有价值的劳动产品，而黑格尔感性确定性的对象只能是物。 关于对《资本论》的新阅读和理解，贝斯特（Beverley Best）的《从〈资 本论〉第三卷提炼意识形态的价值理论》 A 一文，主张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虚假 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后来被恩格斯经常使用的虚假意识这一 概念也难以准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本中的颠倒了的表象（inverted apearances）这一概念，作者认为将虚假和颠倒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虚假 意识是个过于简单化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存在——真实的生命实 践，全方位设定了人的意识和认知，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表象对于承担者来 说却是压抑的。因此，作者认为意识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存在真与假，更准确 地说，资本内在性的一般表现形式，被资本的客观运动所推动，因此，资本是 “客观的思想形式” ，虚假意识容易让人以为资本内在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幻觉或 者并不真实，恰恰相反的是，资本的一般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和必 A Beverley Best, Distilling a Value Theory of Ideology from Volume Three of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23, Issue 3, 2015, pp.101–41. 158 要的非物质表达形式，因此，意识只是历史总体性和历史过程的表达。也正因 如此，马克思只是关注本质和表象之间的动态关系。 作者通过引用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一个导论》中的话语表明，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并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 欺骗，意识形态就是现实本身，因此它不能通过简单的去蔽或者犀利清醒的眼 神来洞察真实生活过程的方式来去除，因为它直接构成了真实生活过程本身， 或者说所谓的真实生活过程本身就是被结构化了的存在。抽象劳动概念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内核，商品拜物教并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必须与这 一物质内核联系起来方可得以理解。 康宁斯（Martijin Konings）在《资本主义的情感逻辑》 A 一书中，认为当 代社会科学总是将市场视为腐蚀性的力量，将货币视为破坏人们生命之间有机 联系的存在。似乎经济性的力量和社会生活的实存之间总是矛盾、冲突的，经 济的发展必然以共同体的解体为代价，失控的市场总有一天被会颠覆，类似的 将现代社会视为市场嵌入和反嵌入对抗的论述在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左翼思想家 那里比比皆是。这种“双重运动”理论认为市场倾向于变成自动的力量而破坏 社会关系的本质性存在。其总是将资本主义的货币视为类似于偶像的存在，人 们创造了它，其却变成了独立的外在力量来反对人自身。作者认为这种二元论 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对生活的殖民化，其就是资本主义时代 的生活本身，货币并不只是误认和迷恋的偶像，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客观事实，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偶像崇拜批判的理路必然遭遇失 败，因为无论怎样的犀利、深刻，都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被货币所建构这一事 实。因此，货币绝不是抽象的象征，空的普遍性，而是个体能感受到的需要， 人们不是观念上需要货币，而是实践和生活中离不开货币。 桑亚尔（Kalyan Sanyal）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治理和后殖 民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西方世界往往认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已经过 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也已消失，中国借助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独特道路，变 成了第三世界的模范和榜样。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已然形成：资本主义的胜利 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自明的和总体的，人们将资本主义视为最有效，也最可欲 A Martijin Koning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15. 159 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财富的分配形式来拥抱和欢呼。资本主义的全球话语霸权得 以产生，即不管颂扬者还是贬低者，都分享了共同的信念：资本主义已经完成 了全球化的布局，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以市场体系 为特征，反对一切被视为低效的国家计划和调控，并且同时要求突破一切民族 国家的边界，以完成商品、服务和资源的全球自由流动，因为资本主义是奠定 在全球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体系。同时还主张个体可以拥有创新、发展和 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作者批判了当前主流学界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是资本 主义本质的两大主要特征，而非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看法。但在作者看来，虽然 市场和私有财产最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其仍然具有超历史的特征， 因而并不能把市场和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 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者或者说“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存在。因此， 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并成为生产过程的决定者和指挥官才是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一定意味着商品形式和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存在，但反过来却 并非如此，后者并未排除非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方式，其往往也是当今有市场 和私有产权，却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状。 桑亚尔回顾了格雷汉姆（Gibson-Graham）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中，试 图通过研究异质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经济形式，以探讨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其他领 域的可能性，其主要的理论原则就是区分市场和商品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之间的差异。虽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要想只有市场和私有财 产，而不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痴人说梦，但作者还是接受了非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个共同点共存共在，但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却取得了具有霸权性的地位的全球政治经济构想：一方面，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在西方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而在第三世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可能有市场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却仍然很流行，但在全球的视野中来看，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疑处于霸权地位。 作者认为自己既和正统马克思的线性发展观完全不同，但也没有轻易抛 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框架，即从整个世界史的范围来看，总是存在通过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从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生产方式过渡的特征，比如 《共产党宣言》就认为资本主义是持续入侵非资本主义经济空间的革命性力量， 用便宜的商品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并且使得以前的生产组织革命化，所有前资本 160 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都将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普遍性所取代，并按自 己的面貌再造一个新世界。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对这一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 提出了替代性的依附性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作者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 之路当然是非线性和各不相同的，但是却又并非完全是依附理论或者异质性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对于依附理论而言，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剩余价 值的榨取和非平等的贸易统治和奴役着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因此，不应 将发达和不发达视为全球政治经济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从而否定了处于边 缘的第三世界发展成为中心的可能性。沃勒斯坦提出了不同于世界帝国（world empire）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帝国的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剩余用于非生产性的 奢侈性浪费和官僚机构的运作，而世界体系则将经济剩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 资，前者难以感到积累和发展，后者则完全不同。但世界体系仍然在经济和政 治上是不平等的，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形成了经济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在国家 层面上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依附关系，从而持续实现将经济剩余从边缘向中心 转移的过程。 桑亚尔认为依附理论的明显缺陷是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石理解为市场 交换关系，只要是被全球市场网络所整合的世界，都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即 所有的依附理论都强调流通而不是生产。布伦纳曾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布 伦纳认为依附理论仅仅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对劳动分工和市场迷信的现代 版本，依附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心成为中心，而边缘为什么难以发展起来。 而这只能通过生产方式和体系的原则才能得以解释。在布伦纳看来，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是创新动力的根本，持续性的创新和增加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体 系不同于其他生产体系的重要方面，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换句 话说，阶级关系决定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在作者看来，对生产方式而不 是流通形式的强调，早在阿尔都塞那里已经得到阐明，但是各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如何被吸纳到全球贸易和市场关系网之中，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拉克劳曾经认为拉丁美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并非是某种残留，而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不可分离的统一体（indissoluble unity） 。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 桑亚尔认为商业资本虽然专注于流通领域，并不控制劳动过程和生产的组织 化。但是其可以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并存于一体，因为对于 商业资本来说，何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是次要的，只要产品采取商品的方式 并且通过货币相交换就可以了。因此，商业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 161 矛盾；另外，世界市场也可以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 式链接起来。 从学术的视角来说，作者认为不管是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还 是《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将原始积累视为一个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互分离的 过程，将两者完全吸纳进资本的流通环节之中，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资 本就变成自存的（self-subsistent）和囊括一切的世界。但作者追问失去生产资 料的主要生产者如果不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的话，情况又会怎 样？作者在此所指的并非是等待被雇佣的劳动后备军，而是完全不可能进入资 本主义生产统治领域的剩余劳动力，桑亚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 考虑这一境况或可能性，这类人在当今世界可以是难民、移民或宗法等级国 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原始积累之后的剩余劳动力，却又 未能被吸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之中，作者认为后殖民研究要考虑这一资本 之外的飞地，而这一飞地在原第三世界国家所占的人口日益扩大，他们被剥夺 了土地，成为原始积累之后的自由民，却又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 中，作者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可能的出路。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人在《马克思和媒体的政治经济学》A 中，开篇 就强调马克思又重新回来了，并且引证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比如教皇也称赞马 克思的无神论具有伟大的分析技巧， 《时代》杂志称只有马克思才能拯救资本主 义等。福克斯在书中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恰恰是当下反对资源、 所有权、财富、文学、食物、住房、社会安全等方面贫困的替代性选择，它不 再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因此共产主义是否定现实的现实 运动，而共产主义需要空间来使自身现实化。在他们看来，这个空间在当代更 多地表现在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交往空间，他们因此重点强调了信息对于资本 的意义。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是将个体和社会的生产能力整合进了生 产过程，作者反复强调如果只重视《资本论》中物质科技的作用，就会错失马 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强调的判断，即最重要的固定资本不 是生产线，而是人本身的洞见。比如马克思说：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 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 A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Brill, 2015. 162 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 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A 表现为 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 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 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B 作者指出，在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向一般智力转变之 后， “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 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 。 C 资本仍然不会像罗德戴尔之流那样， 认为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但这时的价值和劳动的关系，已然发生从时间向 度向智力向度，从常规劳动向创新劳动，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向创造生 产条件的劳动的转换。前者以直接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作为财富生产的 决定因素，对于后者来说，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 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 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群众的剩余劳动 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 般能力的条件。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 等方面得到发展。 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既是发 展生产力的前提，也是其限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绝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 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 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在 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在于工人的 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不再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对于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 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 的，即资本主义旨在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冲动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转 向创新劳动的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D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7 页。 B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3 页。 163 在作者看来，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只是理论断想的人的全面 发展，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落地，信息、知识、创造力 和经验能力变成了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商品化的重心从劳动时间的商品化 向一般生产能力的商品化转变。资本对工人的要求也就不再是时间和身体，而 是知识和情感，它需要的是能够投入生产的全面发展的个体。知识、文化和信 息工业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作者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表明 理解知识、文化和创造性的工人是理解当下和未来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作者 承认，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在《帝国》等著作中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的阐发。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奈格里、维 尔诺、拉扎拉托等人都对一般智力及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发表过自己的看 法。在《诸众的语法》一书中，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一般智力对社 会生活过程的控制便不再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固化在自动的机器体系 中，而是体现在对活劳动属性的建构中。在后福特生产条件下，每个劳动力都 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劳动潜能而不是直接致力于生产最终的商品，福特制的生产 过剩危机已经成为过往。在当代的语境中， “今天，一般智力首先把自己显现 在现实主体的交往、抽象及反思之中。基于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可以合理 地断言，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必然不再体现在固定资本中，而是通过认识范 式、对话展示及语言游戏等伪装而在交往互动中展现自己。 ”A 因此，在劳动过 程中，劳动力的“思想生命” （life of the mind）被建构了。资本主要不再是通 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通过一般智力而建构起来的对生命政治的霸权，即 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知识经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产量和时间的竞争， 更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的竞争。并且每一次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的产能过 剩，都是其原有劳动时间被在一般智力层面上的劳动时间所替换的循环过程。 福克斯将这一创新应用到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中。 三、全球帝国主义与文化多样性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与时间》 B 中，哈鲁 A 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semiotext , 2004 , p.65. B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4 图涅（Harry Harootunian）认为以卢卡奇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从对 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关注向对商品形式的文化结构力量转移的路径。 A 这一趋势 是如此的普及，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形式的特定历史起源和内涵，甚至 直接将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表征，同时也将商品形式等同于马克思的实质 从属（real subsumption）概念或资本对日常生活统治的完成状态。这也是法兰 克福学派的思路，即他们非常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规训，奈格里的后期著作 及其追随者，也将商品关系的完成理解为“实质从属”的完成，作为商品关系 的资本主义已然统摄着社会的整体：一种无所不包的自动的社会形态结构，作 者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头和躯干的幻象统治。 在作者看来，不管是坚持商品形式法则的卢卡奇，还是注重非物质劳动 的奈格里，都完全忽视了工业劳动的地位，二者都是线性的历史观和西方中心 论的隐性支持者。作者承认资本主义的幻象在于将使用价值颠倒为交换价值， 需要的扩张和日益加速的生产形成了消费主义的统治，但作者着重想要讨论的 问题是，全球化的今天，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形式是否可能？特别是对于亚 洲这一明显不存在私有财产传统和国家主导性地统治着分散的公社共同体的国 家来说，更是如此。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自然的共同体、农业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朝贡体系 （tributary system）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出版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 文中，马克思通过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概念，分析了劳动过程或者劳动的组织 问题。实际从属并不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以 及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工厂体系的建立。不过作者认为，就全球范围来说， 虽然商品化和市场已经成为元结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并未遍及一切领 域和空间，即从属的形式远未完成从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换，全球的生产 方式呈现出了一种从属形式的杂交性和共存性。 东巴同样对传统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线性和替代论的解读路径进行了 批评，他在《马克思的时间之桥及其他路径》 B 一文中，认为资本在扩张的 过程中，虽然会受一系列性别、宗教、族群、种族差异的影响，但资本非但 A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 pp.75–91. B Massimiliano Tomba, Marx’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Historical Material- ism , Volume 23, Issue 4, 2015 , pp.75–91. 165 不会被这些差异所抵制，反而能够利用这些差异来形成差异化的工资和分类 化的工人阶级而谋利。他在文中讨论了当代弹性生产普遍化之后，工作时间 已经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日益出现了“自由时间”的殖民化现象，即 人们在晚上和周末，都不得不花时间处理与工作相关的邮件。而在移民和陪 伴病人的妇女群体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一些。在东巴看来，虽然就资本逻 辑、价值增殖而言，其对种族和性别是无差别的，但这种无差别性并非是一 种进步，也并不会与性别、种族等差异形成对抗。从时间分层的视角来看， 这些差异并不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是被资本统摄和重组后的新机 制。因此，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 和非物质生产之间就不是界限分明、相互替代的两个阶段，而是如哈鲁图涅 所说的那样，形式从属、绝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与发达资本主义之间是共 存关系，并且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资本为了掌控他们，往往先 行摧毁他们的独立样态。资本通过重组和重塑这些差异而使之永恒化，并从 中获取利润。资本往往利用父权结构关系和种族歧视，甚至有意识地对其进 行强化。 在东巴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完全离开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 存在，高科技的生产不仅可以和粗暴式的剥削相协调，甚至还要以后者为基 础，可以用机器来完全代替劳动力是资产阶级的迷梦，马克思虽然在《大纲》 中做过一定的设想，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当他充分研究了不同资本之间 的竞争关系之后，他不再持类似的幻想。伴随资本全球化的是工资的差异化和 对工人团结的挫败，通过地缘政治视域中的绝对价值生产，实现了从一国的阶 级政治和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变。因此资本主义是个多种剥削形式共存 的复杂体系，从这个视角来看，马克思是后殖民研究的先驱。 东巴从全球和后殖民的视野来观察时间的多重性的理路，也受到了哈鲁 图涅等人的质疑。在他们看来，首先，马克思的多重时间性并非一定是不同空 间展开或者空间错位的，在同一空间内也存在多重的时间性，比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就德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时就指出， “我们不仅要受活人的统治，还 要受死人的统治。 ”而在《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更是明确指出资 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他们在历史上先后次序的反映，而往往是 历史上后来出现的范畴居于更为主导的位置，这表明结构决定历史的倒转已经 发生。 166 雅索普（Bob Jessop）在题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斑杂化、世 界市场、和谐共存和生态统治》 A 一文中，从制度主义和调节比较主义的双重 视角出发，阐述了斑杂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认为其可以通过唯物主义的形式 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世界市场视角，来阐述制度和时空修复可以产生时间 性、偏差性、不稳定的资本关系。作者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注意到了世界市场 的多元性，比如原始积累、商业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对于资本主 义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作者概括了传统的四种方法，归类法、理性型、群聚主 义和历史逻辑分析（taxonomy, idealtypes, cluster analysis, and logical-historical ，归类主义喜欢家庭相似的概念，常常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较 analysis） 少关注次发达地区的状况，类型学是理想型的最常见手法，其主要用于不多的 类型的交合状况，类似于鸡尾酒的世界复杂性。群聚分析是静态地生产出一组 群聚标准。历史逻辑法是从抽象简单的范畴逐步过渡到具体复杂的案例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常用的方法。前三种方法存在诸多的问题， 因为其未能真正考虑不同种类之间的互补、矛盾和共同演化。在这种方法中， 理论会被实际案例重构、概念也会在具体的分析中被修正、其充分考虑具体的 复杂性。其充分考虑到了等级式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世界市场中的 偶然性及突发性关系。 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策 略：如何变得更好》 B 一文中，批评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当代 资本主义理解为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在作者 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不是削弱了，而是更为加强了。跨国公司和投资银 行的出现，激发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源动力，其将集中化的管理和去中心化的 生产和分配相结合，从而用跨国式的竞争代替了地方性的垄断。就美国而言， 虽然国家力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公司化的形式仍然是其进入彼此 市场的主要运作方式，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资本间的竞争关系也不再局限于 工业竞争，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流动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的不平衡 发展和从固定资本及劳动中完成价值增殖的压力，大型公司之间在价格、利 A Bob Jessop,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variety: Variegation, the world market, compossibility and ecological dominance, Capital & Class February 2014 38: 45–58. B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His- 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 pp.3–22.20. 167 润、市场份额和吸收新资本的能力方面，同样表现出了残酷的竞争关系。不管 是巴兰还是斯威齐的垄断概念，都未能诊断出这一潜在的动态现象，甚至将 20 世纪末直到 21 世纪的价格战理解为垄断的必要环节。 在作者看来，企业间新技术、新产品、新劳动过程和新的分配逻辑，都 来自制度创新，当这些创新带来集中和垄断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的跨部门、 跨行业、跨地区的流动，从而克服了原来竞争性的障碍。而对于阶级性的垄断 和统治，作者先是批评了韦伯等人无视阶级性的不平等，或者将阶级的不平等 还原为无生命的社会等级与收入差异，将百分位的斗争（centile struggle）置 于阶级斗争之上，并且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来代替阶级斗争的概念，而非将 其理解为社会关系和阶级力量平衡的结果。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 在一个误导性的趋势，即将资本理解为内在的、有自我意识的行动者，总是追 逐自己的利益和完成资本的积累，其类似于理性选择和博弈式的游戏理论。而 将资本主义静态式地理解为工业和金融、垄断和竞争、国外和国内的理论，同 样无法理解流动性对资本生命本身的重要性。 在作者看来，只有将竞争性的分析和阶级剥削的双重视角结合起来思考， 才能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既非如普兰查斯所理解的纯粹阶级统 治的工具或者阶级权力的浓缩，也非米利班德所理解的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另一 种权力。而是依靠资本积累并从中抽取利税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国家总是处于 阶级力量的对比之中，但却不能被等同于阶级权力。每个国家在维持竞争和不 平等的统治关系的法律和秩序的时候，都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形式上各 有差异。作者在文中还进一步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性，卢卡奇政党理论 的困境和葛兰西政治理论的贡献。 在《文本中的帝国主义：以法国为例》 A 一文中，塞尔法蒂（Claude Serfati）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总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通过垄断公司的资本输 出，特别是工业和金融的合并垄断金融资本，而其统治方式是垄断企业及其各 自所属国家间的竞争。在作者看来，当代的帝国主义处于一种老的尚未消失， 新的已经到来的叠加阶段。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地缘经济的全球整合 阶段，一种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叠加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境况，剩余价值的 榨取总是和不自由的劳动、奴隶、帮派和资源战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榨取相对 A Claude Serfati, Imperialism in Context.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 23 Issue 2, 2015 . 168 剩余价值的资本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之间并非是时间上的线性关系，而是空间上 的共存关系，即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未成为历史，而是当下资本增殖的关键性环 节之一。因此作者主张必须将不平衡发展理论整合进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之 中。资本也只有通过整合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在世界体系的意义上形成国家和 资本之间的等级结构关系。因此暴力和金融资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而是相互支持的体系，高新技术的生产过程和低端的生产之间在全球价值链的 意义上也是相互依存的等级关系。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早先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于新帝国主义理论，对布哈 林等人来说， “资本主义的战争只是资本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 ， A 由于竞争并 不会停止，因此资本主义总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与此不同，柯林尼科斯认 为， “应当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双重逻辑的交织，从而避 免将帝国主义的竞争理解为经济还原论。 ”B 即不能只考虑经济精英的因素，政 治精英的意图和利益同样对全球政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贸易和投资 总是和关税征收、贸易补贴、军事力量等民族国家事务密切相关。斯托克斯 （Doug Stokes）则提出了国家和跨国家的双重逻辑。因此，当代世界并非考茨 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理论一片永久和平的图景，而是民族资本之间的竞争、冲 突、对抗将一直重塑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当然，普拉代尔（Lucia Pradella）对于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 她在《全球化和政治经济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新洞见》 C 一书中，重新反思 了奠基于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重新恢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规 律的体系扩张逻辑，也就是不从民族国家，而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 界。 ”她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 “国际关系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从属于 上述规律的。 ”D 比如“联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等等。剥削和失业的地缘政治 学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国家间不平等交换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相反，这一现象 首先必须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本身来进行诠释。地缘政治的逻辑主要来自资本 A Bukharin 1929, p.54. B Callinicos 2009, p.72. C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 London, 2015. D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 London, 2015 , p.76. 169 主义自我矛盾的时间性结构。普拉代尔认为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独创性在 于将不平等交换的理论置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来进行思考，资本积累本身是 一个各种劳动剥削方式相互激荡、影响、互动的帝国主义过程，即使是植根于 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间关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国统治、国际市场和货币动 态等等都是共存不悖的，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最有洞见的天才表达。不过，作者 对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理解仍然是传统的，即日益扩大的社会合作和私人占有 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书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材料，也用了大量的 马克思学的方法，但作者认为他并不试图树立一个“新马克思” ，而是更为丰 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作者也不赞同列宁、葛兰西东西方政治界限分明的划 分方法，在他看来，当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日益形成后，东西方的对抗将逐步 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所取代。 埃内斯托·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在《全球帝国主义和大危机： 资本主义不确定的未来》A 这一本具有创新和激发思考的论著中，认为帝国主 义从未消失，也并非转变成了波澜不惊的全球化，不过今日之帝国主义也不 同于现代早期的帝国主义，作者提出了“全球帝国主义” （global imperialism） 这一概念，认为今日之跨国公司已经逐渐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而在全球的层 次上追逐利润，即今日之公司不再是依赖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一致性来完成资 本的积累，或者依靠民族国家的扩张来完成世界市场的占领，今日之帝国主 义反过来视民族国家为障碍，试图迫使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摧毁资本流动 的障碍。但与此同时，和考茨基不一样，作者认为军事力量继续在帝国的策 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镇压和控制边缘地区的劳动者，但无论如何已经 变成次要的了。当前的全球征服，重点仍然是着眼于全球市场的自然化，这 一没有君王的新帝国变得日益有效，即通过竞争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殖民 帝国主义的结束使得富裕国家的工人贵族逐渐消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 获得全部的国内社会霸权，但却仍然扮演着社会宪兵（social gendarme）的角 色，即确保立法、司法和控制劳动的条件，并为日益增长的剥削作准备。因 此，与以哈耶克、诺齐克、费里德曼等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无 政府、纯市场的全球治理乌托邦不同，作者认为民族国家的角色仍然十分重 A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 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170 要，即需要某个民族国家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领头人的责任，还需要世界银 行提供世界性的货币，同时需要增长驱动的合作，而这些都不是市场本身能 够解决的。但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可能只服务于本国公 司，而只能更多地为跨国公司服务，或者说其是一种无主权的全球治理，而 不是无政府的全球治理。 全球帝国主义通过市场的方式会损害民主的权利，因为市场成了真正的 主权者。因此，当今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形 式的关系。此外，作者将全球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认为经济危机并 非是资本家的灾难，而恰恰是规训工人的一个良机。作者认为自己的全球帝国 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即将全球帝国主义视为 资本体系化发展的结果，并且这一过程正日益加速，并且预判未来的政治性对 抗是阶级性对抗，而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如果是民族国家对抗的话，也 是以民族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抗和资本竞争关系。 总的说来，作者认可了马克思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 对阻碍资本进步性的民族障碍的移除，所有这一切的主体推动力量是跨国公 司，其迫使各国政府为跨国资本主义提供服务。但其带来的并不是历史的终 结或超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而是更为清晰的对抗，这一对抗被作者理解为 两大阶级的对抗。不过作者并不认为当下已经实现了纯粹和完全的世界市场 体系，美国还在发挥全球治理中心的作用，德国政府和美国之间形成微弱的 竞争性，并试图通过欧元区来对抗美国。作者的结论是，全球化一方面是跨 国资本和富国剥削奴役第三世界的手段，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超级大 国将日益失去操纵性的地位，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将日益服从于全球市 场的竞争规律。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的概念也将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而变得 模糊。 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人性的危机》 A 中， 认为自己遵循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与国家权力相矛盾的思想，探 讨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应对策略。作者也回应了此前诸多马克思主义 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即将民族国家视为逐渐消退或者与全球资本主义毫不相关 A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1 的存在，比如以保罗·凯莫克（Paul Cammac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罗宾逊代 表了一种“国家终结论” （the end of the state） ，或者说国家消亡论（the demise ，民族国家注定在某个点上要离开历史的舞台，并且主张资 of national states） 本的超领土化（extra-terrestrial）特征或超民族的空间，形成了跨民族的资本 和资产阶级，并且跨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地方和基于领土的国家不再感兴趣。或 者如卡罗尔所批评的那样，持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抽象的二元论，或者是视为 相互排斥的存在（mutually exclusive） 。罗宾逊否认了上述指责，认为自己的 观点主张恰恰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竞争，并且仍然 还嵌入在民族国家之内，同时，全球化总是化身为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和进程，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相互渗透和互相构成的。 罗宾逊在书中同样谈到了全球人口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存在大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没有被雇佣可能性的成千上万的人口。这是一种 新的双重性剥夺，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认 为科学和技术能够成为质变意义上的生产力，并且增加独立于活劳动的一般价 值。当前的全球竞争和危机，使得资本更加倾向于用更少的劳动者产生更大的 生产力，资本的有机构成比日益增加。作者也借此进一步区分了韦伯与马克思 阶级概念的差异，前者主要是基于市场和交换关系来理解阶级的，或者说是基 于消费和意识形态的境况来区分的，大多数的韦伯主义者都从文化、意识形态 和审美的视角来讨论阶级的划分。罗宾逊虽然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但同时指出自己更侧重于积累和剥削的社会结构形式。对于不平衡积累的问 题，作者通过回顾从马克思到沃勒斯坦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不平衡积累内在于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民族国家和超民族国家的竞争都同 时存在，并在世界体系中形成了多重性的积累原则， 四、财富的共产主义与共同体 《资本论》一直是最近几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历史唯 物主义》杂志 2015 年第 3 期对此进行了重点的研究和讨论。首先值得介绍 的是霍洛威的《阅读〈资本论〉：第一句话，或资本以财富，而不是以商品为 始》 。在文章中，霍洛威从《资本论》第一卷最为著名的第一句话，即“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 172 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出发，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误认为马 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讨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作者却认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不是商品，而是财富和财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一 关系具有最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在作者看来，一旦人们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 的表现形式视为理所当然，人们也习惯于用商品的方式来处理财富。所以，当 人们思考财富的时候，往往思考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表现形式，比如 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财富的表现形式使得我们将财富和财富的表 现形式同一、等同化。然而，财富并不可能只有一种表现形式，财富一词的德 文（Reichtum）本身就有丰富性（Richness）的含义，它意味着开放、自由和 创造，也意味着原初的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但这个丰富性被资本主义的单 一表现形式所扼杀掉了，在霍洛威看来，马克思曾在《1857—1858 年经济学 手稿》中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纯财富的丰富性进行了描述：即除了人类需要、 能力、快乐、生产力的普遍性外，财富并不创造普遍的交易，而只会是人类绝 对创造潜力的发挥，除了历史发展的前提外它别无前提，这时的对象化并不是 作为总体的异化。 在作者看来，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财富的描述，已然将其定 义为集体的、社会的、人性互动交往的产物，是我们经常指称的“共同体”的 丰富性。在作者看来，虽然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三部曲中讨论了共同体的 问题，但是他们并未真正深入研究《资本论》中首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财富 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是直接研究共同体本身的可能性，这就会失 去对这种张力的认知以及在这种张力中被插入的解放之维。它不是静止的，而 是出离和狂喜的（ec-static）：对财富本身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财富进行区分，使 得我们能够认知到财富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社 会形式的重要力量所在。因此，财富和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并非同一的关 系：财富总是随时准备溢流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性，这对我们理解资本 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同样设想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新社会形式，即以人的能力发展，而不是以资本的积累为目的的社会 形式，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所描述的财富本身的存在样式，是后资本 主义的社会存在样式，其只能通过革命而不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可以获得，但 颇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是，霍洛威拒绝政党领导革命的方式，认为其总是失败 173 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当然，霍洛威也认为，财富总是具有特殊历史性质中的财富，但财富本 身要求超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性质，总是反抗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 《资本论》第一卷呈现了马克思的对人性丰富性及其生成性运动的期许。马克 思明确指出， 《资本论》并非是一本关于统治的著作，而是一本革命的、在历 史深处抵抗统治和所有有限形式的革命理论。因为财富代表了人的创造性、主 体性、永不停息、永无止境。 作者接下来进入《资本论》的文本，深入讨论了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人们 各种需要的财富和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认为，对马克思 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商品形式，会使得财富和人性的丰富性变 得狭窄化、单一化和空虚化，从而将人性的目的本身作为外在的目的进行了撕 裂。 ”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经济并且废除一切不适应商品逻辑的存在。但是这种 单一化的表现形式是类规律性、独立于任何意识控制的社会规定性，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认真考察了这一社会形式，但却是从反对和超越的这一总体性立 场出发的。 霍洛威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了这一表象：1. 表象并非是虚假的表象，表 象（appearance）和基质（substratum）之间并不可分离，表象和基质的关系是 马克思关心的重点，表象是真实的表象，其具有一般的有效性和一定的稳定 性，其并非是我们一旦指出其错误和荒谬就会消失的现象，商品形式这一表象 的一般性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地方和时代。因此，对于资 本主义社会来说，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社会形式是极为稳定或真实 的，其可以被理解为存在的样式；2. 这一表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即其不只对 亚当·斯密有效，也不只对资产阶级有效，对无产阶级同样如此，即对生活于 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如此。它是人们处理财富的通常方式，即形塑生产什么样 的财富和怎样生产的力量；3.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未能对此做出认知和 诊断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不够聪明，而在于他们根基或者说他们的脚和头都身 处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且为之辩护。而马克思并不仅仅思考了这一 表象，而且力图通过立足于财富，在实践上超越这一表象。因此马克思的真 正表述不应该是“财富表现为商品” ，而是财富存在于商品之中并且反对和超 越（in-against-and-beyond）商品；4. 财富和商品的同一化运动是动态和永未完 成的，即表象和非表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抗性关系。商品形式总是试图捕获 174 财富内容，而财富内容又一直在抵制和试图超越商品化的过程， “表现为”这 一动词就是形式化、同一化、拜物教化的运动，而财富则是反同一化、去拜物 教化、流动的、去适应化的相反运动。因此，商品这一名词实际是商品化的运 动，而财富则是被商品形式遮蔽了丰富性、创造性、抵制商品化的运动，它开 启了希望的空间。财富作为商品的存在意味着异化规定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商品的价值规定着人类能力的丰富性及其发展，并且进一步表现为自我的规 定性。 霍洛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点在于认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这一 规定性并非是永恒的、平稳的。对于资本家来说，所有的财富都是而且必须是 货币或商品，但这里存在突破控制的可能性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创 造力、生命的丰富性、兴趣和那些不愿被规训和被商品化的本真性世界存在， 他们旨在形成自由人的联合和合作，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去总体化的分 离性力量。因此批判就不再是外在性的批判，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 判，它不仅反对财富的商品化存在形式，也反对我们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因此 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良知忏悔的行动，从拜物教重回 人本身的一种努力，即社会的表象本身构成了一种自我的对抗和分离，财富的 商品表现形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而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资本论》的解读 也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它不再是阿尔都塞式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 克思的断裂，而是表象式马克思和基质式马克思的张力，是将资本主义视为理 所当然的社会存在和渴望共产主义来临的分离：一方面，我们难以彻底逃离这 一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我们又批判这一表现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 盾性存在，也是解读马克思的理论路径的矛盾性存在。这一矛盾和对抗，也是 劳动和资本的剥削式对抗之外的另一种根本性对抗，它是人性的对抗，也是劳 动和资本的对抗历史性和现实性前提，因为后者需要把人的活动转换为抽象劳 动，把财富表现为商品、将使用价值理解为价值才得以展开，仅仅是劳动的反 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霍洛威来说，大卫·哈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南》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已经注意到外表风平浪静的资本主义表象下面的暗流涌动，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而非对其超越。因此哈维从来没有关注过财富，而是直接面对商品，或者 说，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的起点不是财富而是商品。海因里希在《卡尔·马克思 175 的〈资本论〉三卷本导论》的“价值、劳动、货币”一节中，同样直接从分析 商品入手，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财富的典型表现形式，而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则未能认知到不同的社会形式的根本性差异，因此他的重点也 是在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和诊断，即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和价 值理论的研究，阐明和揭示了无论个体怎么想，都必须遵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 构，而不是挖掘财富和其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性张力。同样，普殊同（Moish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ostone）在《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 一书中虽然把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核心，但他未能从生活经 验、生命情感的视角来理解这种矛盾、对抗和对商品化的抵制甚至反叛，也就 未能把财富和商品的对抗理解为阶级斗争。或者说他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矛盾 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生存对抗的理路入手，或者说对普殊同来说，他同样再 生产了他所批评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政治斗争之间的二元分离，因此就难以深入 理解社会形式转型的可能性和动力之源。因此，霍洛威认为《资本论》不只是 一部社会认识论的著作，同样是一部分析阶级对抗和斗争的名著，如果我们不 能克服结构主义的流毒，我们就不能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之 间日益凸显的分离。 霍洛威比较赞成克利弗（Harry Cleaver）1979 年的《政治性地阅读〈资 本论〉 》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一文中的路径，即不能把资本主义理解 为无处可逃的商品形式结构，而应该理解为斗争。但霍洛威批评他虽然从政 治的视角来理解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但他对政治的理解是外在于资本 主义的，因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不是军事的进攻，而是铭刻在资本主义 统治本身之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自身的范畴预示了他们反叛的可能性。 而任何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商品和生产方式分析的学者，都将其与人的生 存意志割裂开来了，从而如海因里希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无论 他们怎么想的，个体都必须遵从”的历史形式，而不能洞察到这一形式所 蕴含的巨大抵制和抵抗性的力量。从而难以从历史性和政治性视角来展开对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 但霍洛威所谓的政治是和他的解读模式相关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认 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对象是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话，那么对资本主 义自身政治性解读的可能性已然被其社会形式封闭，我们看到的社会运动仅仅 是从商品形式向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转换并最终到达资本形式的运动。即我们 176 不能离开货币来理解交换，也不能离开资本来深入理解货币，最终其形成了自 洽的总体，而这一总体的整合性力量使得一切突破都变得不可能。结果是我们 不得不借助政党的方式来理解革命政治的可能性，这是卢卡奇的路径，最终要 么是激进的革命主义，要么是悲观的非政治主义，阅读《资本论》和反资本主 义之间的斗争运动因此分离了，因此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商品的解读方式， 总体来说是非政治的。在霍洛威看来，白纸黑字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从财富开 始讨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静态的总 体，而是持续形式化、总体化，却又不断遭遇抵抗的过程。一方面，资本是支 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将一切纳入其统治的内在性之中；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 财富和欲望的进攻和捕获又持续遭遇自身的危机，其总体化的过程永远不可能 彻底完成和永恒有效：财富和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形式、具体劳动和抽象劳 动、具体的劳动能力和商品化的劳动力、生产力和资本形式等之间并不是天然 的同一性关系，而总是存在错位和对抗，内容不仅存在于形式之中，而且也总 是溢出并且超越形式。革命已然过时，政党也不是未来政治的主要方式，弥漫 各处的抵抗已经发生，并将持续下去。霍洛威的解读无疑是新颖的，但其拒绝 政党形式的路径，注定了其看到了革命动力之源头，而这些散乱的源头如果不 能通过政党的形式汇聚起来，就难以形成革命的巨大力量，这是霍洛威解读路 径的困难之所在。 Realizing Hope: Life Beyond Capitalism 一书，2014 年被再版，该书曾因 提出参与经济概念而名声大振。Michael Albert 在书中认为，凯恩斯关于资本 主义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资本主义并不成功，也不智慧，不美丽……不 是美德也不传达善，总而言之，我们都不喜欢它，但如果我们完全抛弃它， 我们又常常不知所措。 ”作者试图通过参与经济（participatory economy）的 概念，解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在作者眼中，参与经济的合成词 、多样性（diversity） 、平等（equity）和自我 pareco 意味着团结（solidarity） 管理，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劳动分工、议价权和市场。从制度层面 来说，参与经济旨在建立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对努力和牺牲的补偿性机制， 复杂工种的平衡机制以代替抽象的劳动分工。在治理方面，市场和中央计划 同时并举，相互补充。在自我管理方面实行自我管理。作者认为通过参与 式经济，马克思看似乌托邦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是有现实 性的。 177 五、资本：危机、矛盾与对抗 巴索（Luca Basso）在《马克思与共同体：从〈资本论〉到晚期著作》 A 一书中，认真梳理了马克思的相关重要概念，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作者确 认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形式，而作为内容的价值不是别的，就是抽 象的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言：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 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 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 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 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 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 ”B 但 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作者反对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非政治性解读， 他认为马克思对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是历史和政治相结合的非中立的立场， 他的证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 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的政体理解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终的形式，就在于其根 本不能理解阶级斗争，或者忽视了阶级斗争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工人阶 级的政治斗争又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而得到理解，两者并非 是可以还原的关系。 因此，作者将《资本论》理解为关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研究著作，资本 主义的最大对抗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性对抗，因此资本主义是处于“过 程中的矛盾体”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构成了资本的增殖，而且也构成了资 本的对立面。就劳动过程来说，资本只购买了劳动力的可能性，要实现其现实 性，则存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捕获的霸权斗争过程。在作者看来，马克思非常 反对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 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 来。因此不存在独一和普遍的主体，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非历史的终结，而是 历史的一部分，共同性因此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或被规定，而需要特定的历 A Luca Basso, Marx and the common, From Capital to the Late Writings, Brill, 2015.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1 页。 178 史场景被重新校准，因此它是持续开放的过程。 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在《官僚化的君主制》A 一文中， 认为葛兰西的“有机危机” （Organic Crisis）理论今天仍然值得借鉴，葛兰西 通过独特的霸权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绝少会产生直接性的政治 后果，比如像东方社会那样短期内直接导致政权的更替，在葛兰西看来，灾难 式的危机只会发生在东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会被市民社会和国家 之间堑壕式的系统（trench-system）所吸收或阻断，即阻断经济危机向政治领 域传导，从而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经济和政治之间所构成的历史集团具有 具体性和辩证统一性的特征，历史集团的功能就在于阻止经济领域的动荡向政 治领域过渡。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社会最致命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事关 霸权的“有机危机” ，或者说“整体国家” （Integral State）的危机，因为整体 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整体国家是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有机结合， 在这个意义上，有机危机是历史集团的解体。 齐泽克在《天堂中的麻烦》B 一书中，批评了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辩护 士总是将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的干预调节和管制，与此不同， 齐泽克秉持自《视差之见》以来的看法，即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难以解决 的悖论性结构的结果。他赞同詹姆逊的观点，应该将《资本论》视为一部关于 失业的著作，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因为失业是和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的 动态结构密不可分的，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就是对立面的统一（unity of the opposites） 。由此，世界市场的内在的动态性 就在于，在其中，每个人都曾经是生产性的劳动者，但劳动都无处不在地被排 除于体系之外，失业甚至成为永久的事情，劳动者甚至失去了劳动后备军的地 位，跌落于历史之外。饥荒、生态性的灾难在全球所谓的失败国家中到处蔓 延，他表面是种族仇杀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分工的后果，并且 日益变成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者，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如古代地图 的空白空间一般，被排除在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之外、却又被资本主义剥削的世 界。因此齐泽克提出了两种剥削概念，一是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剩余价值的剥 A RazmigKeucheyan, Bureaucratic Caesarism: A Gramscian Outlook on the Crisis of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3, Issue 2, pp.23–51. B Slavoj Žižek , Trouble In Paradise: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 , penguin , 2014. 179 削，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的非雇佣剥削和掠夺。因此，被剥 削的就不只是那些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同样包括那些没有机会创造剩余 价值的人。就劳动后备军而言，他们并不处于资本流动之外，而是资本流动的 结果，也同样为资本的剥削和增殖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存在劳动后备军和大量 的失业人口，资本将无法单纯依靠劳动自身进行保值增殖，即失业是进行生产 性剥削的前提。 齐泽克在书中也评价了汪晖关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治体系、社会 习俗和相关的调节机制之间并不矛盾，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呼吁并 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 只有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才能防止国家变成国家垄断和跨国资本垄断的代言 人的立场与观点。齐泽克认为汪晖是天真的市场派，因为市场关系的内在逻 辑一定会导致剥削和社会的动荡，社会习俗与资本主义确实可以并存，却不 再是经济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处于对立面的商品及其价值形 式，也就是货币的关系，变成了绝对性的矛盾。此外，和朗西埃类似，齐泽 克指出，工人阶级是一个经验性的范畴，其承担着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角色 功能，而无产阶级是无分之分的政治性诉求概念，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共 产主义就是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人们是作为纯粹自由的人 的联合体来展开生命性的交往，但齐泽克主张应该从马克思的革命的末世论 转向黑格尔悲剧的历史过程理论。就异化来说，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行为的结 果，但我们并不因此成为大他者的木偶，对异化的承认并不代表犬儒式的逃 避，马克思的错误在于设想了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却同时要求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活力，而这是二律背反的原则。但齐泽克并不知道，对 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并非是未来的社会目标，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 运动。 在此，我们看到齐泽克老调重弹地批评了马克思的所谓失误，即马克思 幻想在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形式之后，仍然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丰富的 内容。齐泽克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德里达的主张，资本主义内在的障碍和对抗 是生产力得以全面发展的“不可能的条件” ，却同时也是生产力得以发展的 “可能性的条件” ，去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障碍之后所得到的不是生产力的 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倒退。因此，齐泽克主张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是 危机，也是动力之源。他认为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性的幻象是正 180 确的，因为逃离资本框架的纯粹生产力的大发展，只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本 身的幻象，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幻象。齐泽克认为最为现实的教训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当中国决定绕过社会主义，直接进入共 产主义后，结果证明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穷困和饥荒。齐泽克进一步分析 了柄谷行人的四种交易方式的划分：礼物交换；统治和保护的交换；自由个体 的商品交换；更高阶段向礼物交换的回归。在此基础上，齐泽克批评柄谷行 人和斯洛戴特克基于意愿的乌托邦主义，即指望资本家和富人良心发现，把 多余的社会财富捐助出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样，皮凯蒂指望在 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同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解释财富的世袭问题的 方案，也被齐泽克批评为乌托邦。 齐泽克在书中还讨论了全球化问题，对于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印度的分 析，齐泽克的解释是，马克思的分析表现出殖民带来的双重自由，第一重是印 度开始从历史传统的梦魇中惊醒并逐步走出来，第二重则是从殖民本身走出 来。但齐泽克认为这一切都拜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运动所赐。 六、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批判：反思与重构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马克思是否是从道 德、应当和正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回答往往截然相反，汤普森 （Michael J.Thompson）等人所编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批判、规范 性、实践》 A 一书对其进行了梳理和解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延续西方 哲学从古希腊到现代启蒙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张现代生活的目的在 于共同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并且强调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以反对人性的堕 落与贬值，其主要强调人的创造性、能够为了自由而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理性特 征、人类的自由劳动能够创造和提升公共和个体的生命，人对人的统治将被克 服，新的文化和可能性将被打开。他们以人的完美和让现代社会变得更为人性 为目标。 但对于坚持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道主义诉诸于无力的“道德 说教” ，科学地认知社会的发展规律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的原则。 A 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181 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维度开始消退，马克思 主义的学者们开始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为社会 主义人道主义的先知性预言，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 判，即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异 化批判和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堕落的批判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代，左翼的 运动也往往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而被边缘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生产主义范式向消费社会范式的转型，如何将科学与伦理将结合， 即如何在可能世界中发现最好的可能性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研究 路径。 以《后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伦理意蕴》 A 一文为例，胡迪斯（Peter Hudis）在文中认为资本的神秘性在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总是被表现为物， 资本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凝结，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否则就不存在神秘性 了。胡迪斯认为整个《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价值对价值实体的限 度，而社会主义是超越这一限度的唯一可能性。马克思在《1844 年哲学经济 学手稿》中，批评了蒲鲁东试图将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价值的 量的规定性应用到社会主义上来，结果只能是用“作为抽象资本家的社会”来 代替一个个的资本家个体。 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新社会的可能性必须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 存在，否则，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根本不可能出现，而只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 物物变换的阶段，而只能是前行到将作为商品首要规定性的交换价值降低到次 要地位，将共同体的分享作为首先规定的更高阶段。前者是非历史的、机械的 否定，后者才是基于历史本身的成熟而实现的自我扬弃。那种人为地“取消货 币”的做法，只能导致马克思所反对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作为“对整个文 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 ，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在作者看来，对于马克 思来说，仍然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因此是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 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花了诸多精力去研究和讨论资本主义，正因 为他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借助资本文明的成果才成能实现，马克思采取的 就是非常独特的规范和伦理的立场，也就是一种接合、构连，而不是应当 （sol- A Peter Hudis,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Concept of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182 ，即不是康德式的应当，而是奠基于认知对象本身的内在性（immanent） 。 len） 胡迪斯认为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法来自于黑格尔，马克思在 19 岁时的一封信中， 就表明了他对将“是”与“应当”对立起来的不满，并主张从现实中寻找现实 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自己的思想事业开始，马克思就不同于康德主 义，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会反对伦理批判，他采取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式的 内在批判立场，以超越康德的二律背反观。 胡迪斯认为与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坚持了辩证理性 主义的立场，就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所描述的那 样，前者从坚持孤立、原子化的个体出发，从部分出发来理解整体，但整体从 未能得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的具体总体观克服了这一点，对于传统理性主义 者来说，现实就是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被量化的对象，不能被量化的都是不真实 的和不应成为被分析的对象，整个生活世界的竞技场，如非物质的实体、形而 上学的观念、情感等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还愿为物质实体的反映，从而绝对从 历史中抽离出来，用一种非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从而也就未能切合现实 生活的总体本身，也为非理性主义者敞开了大门，非理性主义只是传统理性主 义缺陷的另一面。辩证理性思考的是具体的总体，研究的对象是系统性的问 题，而系统又总是被某个最高的原则所辖制，比如资本主义就是被单一的原 则，也就是资本所治理。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能力思考否定性的问题， 由于不能思考给定世界的另一面，因此就陷入社会关系的有限性中不能自拔。 因此，马克思并不只是系统性地分析了资本，而且他和实证主义不同的地方正 在于他有未来的批判的眼光。 就像柯西克所说的那样，绝对和普遍只能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形成，非历 史地思考绝对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认为虽然社会劳动在社会主义仍然 至关重要，但是其不再是作为资本主义价值基质的抽象劳动，即使具体的生 产劳动可以相互交换的公分母，它预示了一种直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 生产不再以交换为目的，而是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目的，其不再被国家和市场 统治，生产是为了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目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社会 主义社会，产品将是直接的效用，而不再采取价值形式，价值和交换价值也 将被扬弃。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其只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 是专制的政体，也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对象化表达。作者认为，除 了价值形成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还受由世界市场确立起 183 来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制约和统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资料虽然也 受劳动时间规定，但其是实际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者 认为就如马克思在 1843 年所表述的那样，所有的解放都是将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还给人本身。 总之，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是界限 和层级分明的两个阶段，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借助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发 展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劳动不再是间接和需要中介的，而是直接构成 总体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些伦理目标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 冲突和违背，没有了这些理想和目标，就无从谈起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替代， 但这些理想和目标又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而是在其历史发 展过程中逐步展开的结果。 在该书的《政治经济与规范性：马克思论人性和对尊严的追求》 A 一文 中，兰格曼（Lauren Langman）等作者认为西方哲学史上，曾经有诸多哲学 家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人性的，什么是有尊严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但只有 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工资劳动和异化对工人自由、人性和 尊严的剥夺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但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缺陷在于较少关注后 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和伦理基础，当前的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何谓社会主义 的规范和伦理基础。亨宁（Christoph Henning）在《完美主义承诺中的政治经 济：马克思三种批判视角》B 一文中，认为当代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有 三个路径：一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的路径，并且认为其是评判 一个社会好与坏的标准；二是试图超越一切束缚的自然主义的路径；第三是激 进个体主义的批判路径，其诉诸自我实现，即反对某种一般本质的实现。作 者认为三者都可以从马克思某些语言片断中获得支撑。但作者却认为马克思 的理论无涉价值和伦理，他先回顾了凯因（Philip Kain）试图借助康德来伦理 化早期的马克思，C 即认为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把工人当工具而不是 A Lauren Langman and Dan Alba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ormative ：Marx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B Christoph Henning, Political Economy with Perfectionist Premises:Three Types of Criticism in Marx,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C Philip Kain, Marx and Ethics（Oxford: Clarendon, 1988）. 184 目的的做法。 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在《柯亨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限度》 A 一 文中，分析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衰落，不管是柯亨还是 阿兰·巴迪欧，都不再坚守恩格斯的论断： “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者” ，逐步从 革命和经济的立场转变为了伦理的立场，复兴了伯恩斯坦对考茨基唯物主义的 批判。卢卡奇曾经正确地指出，不管是伯恩斯坦的主观主义还是考茨基的命定 论，都存在错失总体性思想的片面性。作者认为伦理和经济不是两个完全割裂 的领域，而是在总体的政治实践之中相互支撑的领域，因此将马克思的伦理批 判和虚无主义的批判等同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并且早就被马克思本人所质疑的 路径。但不幸的是，巴迪欧等人不只是从经济转向了伦理，甚至是从政治退却 到了伦理。 B 产生了众多对资本主义的抽象道德批判，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 讽刺家”的傅立叶被马克思称为“行动的阳痿” 。自受到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 义路径刺激之后，左翼思想家不再幻想一个彻底解放的社会，而旨在寻找主观 个体自由的被承认。 C 随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被 抛弃，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结构也被拒绝，而试图将马克思的理论描述为 规范的政治理论。 D 作者在文中回顾了莱伯维奇的观点： “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真实的人类是唯 一的行动者……然而他也总是强调，他们的行动总是深受限制。 ”E 比如，作者 认为马克思和李嘉图的重大差异就在于李嘉图未能解决为何各种不同的劳动能 够相互比较，而马克思通过抽象劳动概念，指出了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A Paul Blackledge, G.A. Cohen and the Limits of Analytical Marxism,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B Alain Badiou, Ethics（London: Verso, 2001）, 1–2, 4. C 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1987）, 17. E llen Meiksins Wood ,“A Chronology of the new Left and Its Successors, Or: Who’s Old. F ashioned Now?”Socialist Register（1995）: 30–35; and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 tour of Theory（Leiden: Brill, 2006）, xiii. D William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7–168; 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4 and 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London: Sage, 1994）, 20–22, 314–316. E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xvii; xxiii; Michael Lebowitz, Following Marx, 252; cf.Callinicos, Resources of Critique, 258. 185 总是受到竞争的规训。 A 米克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正在于将抽象劳动等 同于具体劳动，斯蒂德曼（Ian Steedman）对马克思的批评同样在于混淆了抽 象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 B 安德鲁·克莱 曼（Andrew Kliman）认为自己同克里斯·哈曼都赞同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时间 性（temporally）系统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解释的关键就是对投入 和产出的估值要用不同的时间，而不能用同一时间。例如，在年初时作为种子 的玉米的价值或价格与年终时收获的玉米的价值或价格是不一样的。以反对同 时价值论（simultaneous valuation）的神话和曲解，即单位投入和产出的价格 是并不是相同的，从这些模型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同现存的、真实的资本主义没 有多大关系，最终却使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变成胡说八道。 但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更在于揭示一般社会生活的动态轮廓，马克思 的价值规律就像牛顿力学系统，其不能仅凭观察就可以断定真假，但却是理解 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 在《实践哲学》 C 一书中，芬柏格认为早期的马克思是伦理化的马克思，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被异化了，人性的真正本质是类本质，其要求 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并且创造出基于合作与创造，而不是竞争的社会制度来， 作者认为马克思重塑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的事实与社会主义的 价值。在作者看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退回到鲍威尔和赫斯的道德乌托邦之中 了，而未能从黑格尔处获得真正实现的辩证可能性。晚期的黑格尔发现其应 该（ought）可以在是（is）的社会中得以实现，黑格尔对康德抽象伦理观念主 义的批判，最终影响了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的趋势中寻找革命基础的理论路线。 芬柏格认为，卢卡奇的分析是正确的，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历史内在批判的 方法，即和费希特的革命乌托邦不同，黑格尔主张首先要理解“是什么”的趋 势，并从历史辩证法视角来理解社会未来的可能性。而这一方法成就了晚期马 克思的思想，即将哲学的观念重构为现实的可能性，哲学和现实的矛盾被重构 A Alfredo Saad-Filho, The Value of Marx（London: Routledge, 2002）, 26− 29; I.I. Rubin, Essayson Marx’s Theory of Value（Montreal: Black Rose, 1973）, 131− 158;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 82− 92. B 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 225;“More on Exploitation and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quiry, 26, 309− 331, 1983, 326. C Andrew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Verso, 2014. 186 为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新的方法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经验的，而是在元批判 的意义上的对立面的综合，从而超越了乌托邦的道德主义。在作者看来，黑格 尔比康德高明的地方，正在于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简单二律背反，在更高的综 合或者全体中思考二者的合解，为全体或者总体思想的运用提供了非还原的社 会历史理论，哲学就旨在发现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转型和变迁的矛盾。 187 俄罗斯 户晓坤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领域：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论研究、马克思与列宁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阐释、 苏联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研究、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问题等。左 翼学者出版了研究苏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反思社会主义实 践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现实等系列专著。 《抉择》作为俄罗斯 21 世纪社会主 义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阵地，立足于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与经济问题，关注 国际左翼运动与思想，尝试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探索俄罗斯替代资本主 义的现代化路径。 《哲学与社会》 、 《哲学问题》以及布兹加林主编的《政治经 济学问题》是近年来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的重要期刊。 2014—2015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包括：Ф.Е. 捷列日尼科夫《马克 思主义原理讲义》；Б.Ф. 斯拉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问题的争议》；布兹 加林等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全球化与俄罗斯的新观点》； 《奥伊 则尔曼著作选编：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 А.А. 科瓦列夫等编《马克思主义： 188 俄国悲剧的原因、阶段与克服道路》；茨韦特科夫《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卢达 科夫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М.И. 瓦耶伊科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布兹加林教授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И.А. 戈巴佐夫《20 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基：阅读马克思》 ；К.Н. 康德拉绍夫与 П.Н. 留布金《日 常生活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尝试》；А. С. 波巴维奇《从管理的官僚主 义到思维的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А.А. 科瓦列夫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开端 到初期》；И.Н. 泽尔诺夫《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21 世纪的观点》； 巴拉耶夫《深思熟虑的马克思》等。 哲学研究著作包括：A.V. 马利诺夫《俄罗斯哲学与历史方法论》；К.М. 安 东诺夫编《最杰出的俄国哲学家：弗兰克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Г.Л. 别基那 编《人的科学新论：纪念弗罗洛夫院士诞辰 85 周年》；阿兰·乌斯与捷特·葛 兰特《反抗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М.С. 科列索夫《俄罗斯的历 史哲学》；Н. 马利采夫《唯物主义的宗教：知识的哲学》；П.Н. 康德拉绍夫《历 史的本体论结构：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Ю.И. 谢苗诺夫《哲学导论：辩证唯物 主义的艰难命运（19 世纪末—21 世纪初） 》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Н.К. 波巴久克《东方复兴的世纪：政治经济学 的人类学》；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全球资本（2 卷） 》 （第一卷《方法论：实 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 ；第二卷《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界 限》 ） ；拉·费利波夫《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П.А. 缅 科夫《劳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М.Г. 扎维利斯基《经济学和社会：第三条 道路》 ；梅德维杰夫《历史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著作包括：理查德·卡萨拉波夫《社会主义：理 论问题》；安那托利·瓦塞曼《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梅德韦杰夫 《俄国需要新生的社会主义》；达维特·施列夫《斯大林战争社会主义：苏联的 镇压和社会秩序 1924—1953》；奥金佐夫《斯大林社会主义时代及其之前的俄 国东正教教会（1917—1953） 》；克卢奇尼娜《不列颠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社会主义》；С.В. 萨伊达诺夫《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改良主义：晚 期的社会政治观新论》；科兹洛夫《我们的课题——社会主义》； 《罗伯特·欧 文：生命和思想》；萨普勒金《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价值文明体系中的辩证 法》；内勒科夫《列宁的合作社社会主义》；巴勒采夫《历史的批判（现代资 189 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崩溃的不可避免性） 》；А.З. 斯利斯《俄罗斯：国家资本 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经济调整的理论和策略》；图甘—巴拉诺夫斯 基《历史发展中的现代社会主义》 ；克拉乌斯·和塞《斯大林社会主义：实践研 ；鲍里斯·米 究》 ；Р.И. 卡萨拉波夫《现代世界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早期论文集》 宁《新社会主义、新世界—新道路：世界重建的新模式》；Е.В. 吉阿诺夫《西欧 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合作社（19 世纪上半期） 》 、 《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否是进步的 火车头？ 》 、 《道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的宣言） 》等。 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包括：О.М. 米都斯《布哈林对马克思哲学的理 论重构》；古塞伊诺娃《列宁和伊涅萨·阿尔曼德：爱情和革命》；Ю.М. 洛普欣 《列宁如何逝世：守墓人的发现》；Т.Г. 卡洛斯科夫等《关于领袖的神话：列宁 博物馆的历史资料》；Б. 伊利扎洛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Г.Г. 合木 勒金《历史学视域中的列宁》；М. 波伊科夫《关于共产主义、斯大林和人的问 题》等。 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合著的《全球资本》 （2015）一书旨在回应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揭示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及其逻辑，是 对近年来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 本书以俄罗斯思想及其独特现实阐释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当 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进行了解剖。全书包括两卷： 《方法论：实证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和《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限制》 ：第一卷继 承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遗产，对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文明的道路进行了 建设性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辩证逻辑的变革潜力，尤其是马克 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证明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理论困境；提供了经济的 “要素周期体系” ，以此在历史和空间范围内定义经济系统的基本参数，制定了 消除社会矛盾和发展积极自由的理论。第二卷对《资本论》的当代性进行了研 究：商品—市场总产品越来越具有拟仿的性质；货币—虚拟金融资本霸权导致 了劳动活动以及人的自由时间和创造潜能的全面异化，并使之从属于资本的全 球化；资本主义积累，即剥夺性的占有构成了市场和资本的社会限制；资本的 全球化导致了帝国主义和畸形全球化的形成；俄罗斯作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 家，迫切需要研究其发展困境及可替代的道路选择。 波巴久克多年来从事经济学人类学研究，在《东方复兴的世纪：政治经济 学的人类学概论》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确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 190 社会及其发展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宏观视野，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人类学方法对 非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进行研究，力图克服经 济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波巴久克认为，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 体，在经济学框架下往往被作为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下群体整体活动的人格 化，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是淹没不彰的，因此需要对于不同类型的社 会经济结构进行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俄罗斯作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地 缘政治的非典型性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 “东方”具有三个界定维度：以俄罗 斯乌拉尔山脉为界的东方；作为亚非拉美地区传统理解的东方；古典“东西方” 二分法意义上的东方。波巴久克尝试建构区域政治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 为俄罗斯制定社会改革方向和经济政策的支撑。然而，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 场机制越来越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控制，世界市场的统一和资本流通达到了新 的高度，而大规模的现代技术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互锁在一起，从而使基于特 殊性和民族性研究的社会人类学遭遇危机，在俄罗斯表现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统 治。波巴久克指出，俄罗斯作为东方国家的复兴需要寻找替代官僚资本主义的 道路，而这一道路的开启则通过具体地、历史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 治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实现。 《 “我们”和“我”：人道主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一书通过对伊里因科夫、 利弗席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以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来替代教条主义马 克思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基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态度研究当代社 会人同人、社会历史以及自我的疏离，即“文明的崩溃”与“选择性危机” ， 辩证地讨论了个体与类、 “我”和“我们” 、现实与社会理想、知识和价值观、 客观和虚构现实、因果关系和合理性、混沌与秩序、革命的辩证法和历史辩证 法、 “必然王国”和“王国自由”之间的关系。 布兹加林在《反对波普尔：社会自由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指出，卡 尔·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对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及其意识 形态的系统批判，已成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圣经”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处 于崩溃和危机的时代，有必要回应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作者 认为，反对波普尔的核心逻辑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把握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第 二，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多论点展开当代反思；第三，在充满了冲突和威 胁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将社会主义把握为现实的人的解放过程。布兹加林在 191 第一部分“社会及其结构”中讨论了社会决定论、阶级斗争、政治与国家；第 二部分“未来社会的诞生”涉及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道德等问 题；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探讨了马克思的方法、 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新自由主义的复仇、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 对实践的责任等问题。 《从哈贝马斯到布克哈特·利布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基础》一书 研究了社会文化发生全球性转变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流变。作者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定向，作为哲学基础，首先研究了本体论和认识论 的根源问题，继而确立了如何在社会历史中澄清思想实质的方法论，尤其是 社会正义理念。作者从法兰克福学者社会文化理论关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战略 与俄罗斯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思路，阐释了哈贝马斯、阿佩尔、赖福斯特等学者 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许多德国思想家的作品第一次被引入俄罗斯学界，尤 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对话，以及对从革命 时期到现代俄罗斯思想基本方向的研究，如自由派和保守派等。这充分说明并 证实了，将德国理性主义与俄罗斯思想的精神性传统相链接的诉求，并以寻求 克服全球性危机与欧洲危机（俄罗斯文明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出路的努力。该 书包括如下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一般特点及其是否适用于俄罗斯”； “二十一世纪初德国哲学发展历程的一般特性”；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与民主 国家理论” ； “阿佩尔：作为道德哲学基础的先验语用学” ； “阿克塞尔霍耐特：打 造现代思想家的创造性肖像”； “赖福斯特：作为实现‘辩解的权利’的正义”； “布克哈特：基于挖掘政治哲学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传统的对话” 。 《辩证法规律与系统性原则：经验的新研究》一书力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 主义传统中开拓辩证法思想和知识，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即挖掘俄罗斯和印度 的宗教思想和精神教义、俄罗斯哲学中的宇宙无际观和有机完整性来思考存在 的本质，探索整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综合性哲学。第一章提出并证明辩 证法的规律，以补充已有的教科书哲学；第二章提出并揭示了系统理论的新原 则，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科学主义的局限性，重新思考人与世界之间多样性的 关系。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成果与问题（纪 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 ”国际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俄罗斯财经大学承办，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改革”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第三届主题。与会学 192 者会议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所取得的成就，旨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 改革的经验，以创造性思维为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制定 提供借鉴。讨论一般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奇迹：偶然性或必然性？中国模式 国家经济的主要制度？阻碍俄罗斯再现“中国奇迹”的因素？俄罗斯与中国合 作的潜力与前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会放缓？会议包括中国经济、中 国内外政策以及历史、哲学与中国文化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中 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要问题、经济改革在中国与后苏联的区别、中国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俄 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问题、金融全球化与中国货币的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前 景、俄罗斯如何借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动经验；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中国 的对外政策，包括现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中国外交政策在战后时期转 型，中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关于国家在现代进程中的作用，中国政党制度的转型 方向，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稳定的因 素，定向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意义，俄罗斯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第三部 分涉及“中国文化、历史与哲学” ，包括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 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动态，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改革的思想创新， “儒家传统”对于中国 领导人治国伦理的影响，现代中国是混合社会、多元社会还是转型社会？ 2014 年 4 月 17—18 日，举行了“科学哲学的现实问题”全俄理论会议， 旨在讨论现代科学理念在国内外哲学领域的研究动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 展的成果；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世界文明的全球性危机；俄罗斯过渡到后工业 社会的社会经济危机。 2014 年 5 月 28 日，由俄罗斯哲学学会、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召开了国际 ，会议目的在于纪念苏联时期著 学术会议“伊里因科夫的思想遗产与现代性” 名的哲学家、辩证法、哲学史理论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伊里因科夫作 为杰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人学思想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理论 不仅对于哲学本身，而且对于人文科学整体具有重要的影响。会议的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伊里因科夫；理想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 用；活动论观点与人格形成；现代文化教育空间中的人的社会化；俄罗斯教育 改革发展的前景和路径。 193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全俄社会组织“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学 家” 、全俄罗斯人文科学院、 “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与展望”研究项目组织筹 办了国际学术会议“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 ，会议主要研究方向：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路标（方向、政党、活动）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条件：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经验；苏 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权力对比；现代无产阶级的 性质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未 抛弃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第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抉 择性方案。第五，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 就和失败角度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佳方式。 2015 年 4 月，由俄罗斯人文科学院、社会团体“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 。 学家”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祖国恢复大国地位背景下国家和社会辩证法” 会议涉及五个主题：第一，作为原材料出口的外围国家克服对发达国家依赖性 的国家—社会辩证法；第二，摆脱社会寄生买办精英和世界超国家金融寡头桎 梏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三，什么可以和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对主权国 家的解放就其本身而言即社会解放；第四，苏联和其他国家实现社会和民族解 放的历史经验，第五，苏联加盟共和国联盟复兴的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趋势表现在回归马克思的经 典文本，重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其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贯彻和运用，并 划定马克思的方法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之间的原则界限和本 质区别，同时分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黑格尔因素及其影响。相对于 2000 年后俄罗斯学者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解释路 径中所无法克服的实证主义倾向，黑尔格的阐释路径更加具有哲学方法论变革 意义。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论 布哈诺夫与留布金两位学者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六书计划的辩证 逻辑与方法论：全球化社会的预言》一文中研究黑格尔了《逻辑学》与马克 194 思“六书计划”中辩证内容的共性与差异性，分析和揭示这两部著作对于把 握古典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形成过程的意义。 A 两位学者认为，马克思的 著作可分为两大哲学主题：第一，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实现自由的道路；其次， 研究人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述两个主题都是建立在一个 核心判断的基础之上，即人对于周围世界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根本的存在 方式。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的研究，正是通过对黑 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来实现的，表现在《资本论》的复杂逻辑结 构之中。 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思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被看作绝 对观念的逻辑展开的辩证过程。黑格尔《逻辑学》包括“客观逻辑”和“主 观逻辑” ，客观逻辑是关于存在的概念、范畴，其中包含“存在论”和“本质 论”；而主观逻辑是“概念论” 。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在逻辑 结构上具有一致性， 《资本论》三卷在辩证内容上符合《逻辑学》中的“客观 逻辑” ：第一卷“资本生产的过程”对应“存在论”中的“质” 、 “量” 、 “度” （ 《资 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和“本质论”中的“作为反思本身的本质”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到第七篇）；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在逻辑上对 应“本质论”中的“现象”；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逻辑上对应 “本质论”中的“现实” 。反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与货 币”及资本的存在，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商品的存在——使用价值；商品自 身的本质——价值；商品的现象——价值形式；商品的实现——商品过程中的 交流和流通。分析《资本论》三卷的逻辑结构，即资本的存在、资本本身的本 质、资本的现象和资本的实现，依循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逻辑” 。 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了关于模拟黑格尔《逻辑学》中“主 观逻辑”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 史”模拟了《逻辑学》中的“主观逻辑” ，布哈诺夫与留布金两位学者认为这 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一部分正是对于剩余价值产生过程的历史表述， 即对于《资本论》第一卷中逻辑的历史表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著作在整体上 是按照黑格尔“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逻辑结构来创作的， 《资本论》 A Бурханов Р.А.; Любутин К. Н.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Науки логики» Г. В. Ф. Гегеля и «Плана шести книг» К. Маркса: гениальные предвид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195 四卷恰恰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对现代社会的分 析限制在他的主要作品中。随着对于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 总生产过程的研究，他打算在专门著作中调查和研究关于资本的竞争、资本主 义信用、平等、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影 响、外贸、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等现象。在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上述 研究计划被马克思称为“六书计划” 。 如果我们接受《逻辑学》的逻辑内容体现在《资本论》三卷中的结论，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定位“六书计划”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 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从事《资本论》三卷的写作中，改变了原有的“六书计 划” ，并将竞争、信贷、股权、土地等问题的研究列入了《资本论》第三卷中。 然而当《资本论》三卷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马克思在 1862 年 12 月 28 日 写给库格曼的信中，重申“六书计划”逻辑和方法论的重要性。第三卷是从资 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的角度研究竞争，而“六书计划”则是对竞争 信贷、股票、地产、劳动工资等进行专题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 所有阶段遵循“六书计划” ，这样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资本论》三卷属于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的逻辑阶段。 马克思在“六书计划”中对资产阶级社会展开了如下的逻辑研究：第一册 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第三章资本一般：1. 资本 生产的过程；2. 资本流通的过程；3. 两者的统一，或资本与利润）；第二部分资 本竞争；第三部分信用；第四部分股票；第二册土地所有权；第三册雇佣劳动； 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第一册中的“资本一般”在 逻辑内容上对应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逻辑” ，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研究 的对象和的目指向普遍的本质。但是，如果在辩证逻辑中黑格尔的普遍本质被 理解为一般范畴，那么在马克思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 “资本一般”构成了普遍本质。在“六书计划”第一册（ “股份” 、 “信用”和“资 本论”等）考虑建立一个具体的、总的资本逻辑，其中包括一般的和特殊的资 本关系，即研究资本主义的信贷、股份和货币资本市场。马克思 1857—1859 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将“六书计划”中的资本逻辑表述为：I 普遍性：1）a 货币 转化为资本，b 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别人的劳动） ，c 资本要素，根据其涉及劳 动（产品、原材料、工具）进行分类；2）资本的分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 196 资本周转；3）资本的统一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分比值。II 特 殊性：1）资本积累；2）资本竞争；3）资本集中；III 统一性：1）信用资本；2） 股份资本；3）资本的货币市场。 马克思“六书计划”的后五册对应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观逻辑” 或“概念论” 。在《逻辑学》中“主观逻辑”包括：第一部分“主观性” ，它 探讨了普遍的，特别是个人特定的个性，其中包括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形成； 第二部分“客观性” ，它考察了主观概念的客观性的转变；第三部分“理念” ， 它考察了主观和客观如何建立起了具体的、整体的互动，即绝对观念。黑格 尔揭示了逻辑范畴的具体内容以及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即绝对观念 的形成。逻辑范畴的发展和转化过程，是“纯概念”的自我认识过程，也是 思维自身推演的认识过程。从最初的概念“纯存在” ，到最后的概念“绝对理 念” ，是由存在到思维的转化和发展的过程，即客观逻辑向主观逻辑转化和发 ，构成 展并愈来愈达到统一的过程。如果说《资本论》阐述的是“资本一般” 了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的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和它相 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六书计划”则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整体性，其 中处于具体层面的“世界市场”则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基础和生 活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世界市场总体考察时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与 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庞大研究结构中，马克思 的“六书计划”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典范，重新思考并运用了黑格尔《逻辑 学》逻辑结构与内容，从而使研究的视域突破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时代局限， 为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以“资本逻辑”一而贯之的哲 学方法论支撑。 马尔卡诺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原理》一文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 展的迫切现实，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弱化与失灵，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这一努力需 要洞见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辩证本质，即在把握资本 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基础上，运用否定的辩证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发展 道路进行研究。 A 然而在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预设了资本主义的终结， A Молчанов К.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базовых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оложениях теории и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N2（54）, 2015. 197 尚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本质层面的矛盾对立和历史发展之中。否定的辩 证法的运用与贯彻，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本身的恢复，对研究于当代资 本主义现实、探寻可替代方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马尔卡诺夫认为，马克思方法得益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 意识异化”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扬弃，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 逻辑的表达，并且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内表达了新时代的私有财产的本质、人 的自我创造活动、人的劳动本质，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表达，恩格 斯认为黑格尔对于德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否定 的辩证法的运用，起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辩证分析：私有财产作为 现存关系的普遍颠倒，不过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即在私有财产中潜在地 包含着作为私有财产的劳动和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能动 的、内在的矛盾对立关系。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本身，因此异化劳动 表现为主体活动的对象与主体的脱离，马克思所提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可 能，即真正的共产主义正是从资本与劳动内在对立的紧张中产生的，矛盾状态 的解决恰恰是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因此即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 是同一条道路。依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否定的辩证法，即资本的限制 就是资本本身，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并非来自外部的否定和替代。因 此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自我否定的更高阶段，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 因素必须被转化为推动其发展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 其内部的限制，这一限制向积极或消极方面的转化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仍然具有 潜力，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对立的深化是在复杂动态的外部条件下展开的， 包括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社会 化能力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发展模式，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发 展（作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替代性方式而言，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 定性。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人口过剩？马尔萨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多余人”问题》一文涉及现 代全球化进程中人口过剩与贫困问题，彼留科夫分析了马尔萨斯与马克思在这 一问题上的不同方法论立场及其关键性差异。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人 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无论就社会结构还是生存条件而言，产生了大量“多余 的人” ，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合理性和有用性活动范围之外，马尔萨斯主义和 198 马克思主义以截然相反的方法来研究“多余的人” 。A 彼留科夫指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 必需，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虽然人们可以在增加自我生存的数量的同时， 扩大适合农业用地及其强化土地的使用，但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 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的事实并不改变。由土壤性质以及生产潜力逐渐降 低，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而是到一定限度之后收益递减。人 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 量。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其生存境况永远也无法得到 明显改善，人口繁衍超过生存手段是下层社会灾难的原因。按照马尔萨斯的 观点，不可能通过贫富之间的资源重新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慈善事业是无用 的，立法、税收等方式对穷人的支持本身造成了底层苦难，是罪恶和懒惰的来 源。因此，改善穷人局面的唯一途径在于减少人口的生产，这将克服贫困，提 高底层民众的参与感和幸福感。对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评大致来自三个方 面：认为他忽略了人口增长时的迁移因素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资料的 可能性，马尔萨斯理论违背了历史和民族志资料。而且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全球 变化已经过渡到工业社会，在“人口爆炸”阶段之后伴随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逐 步下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若干规定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历史，往往落入 “马尔萨斯陷阱” 。然而，它几乎没有向我们表述，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 现代进程中人口转变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 彼留科夫认为，上述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尔萨斯用生物规律解释社会现象以及人类历史，并投射到 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把现代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作为一种 “自然”和一般的、唯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强调形而上学的、永恒的自然法则， 马尔萨斯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相对立的方法论。马克 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仅仅是人类社会历 史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一，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人口规律并不是 自然的、永恒的，而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采取 历史方法在根本上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无论是亚当·斯 A А.А. Бирюков – Избыточно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Мальтузианство и марксизм о проблеме «лишних людей»,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No.12. 199 密、李嘉图，或者马尔萨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 生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规律在根本上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 产方式，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生产主 要动机和最终目的是追逐利润，为了永久性地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生产率，需 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大量的就业人口被转化为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在经 济繁荣时期会不同程度地施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时期又抑制现役 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而人口 规律的作用范围则被限制在符合资本积累和剥削的界限之内。过剩劳动人口是 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马克思在产业后备 军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深层矛盾与对抗的结论。如果马尔萨 斯人口过剩是来自一般规律，那么马克思认为人口相对过剩，不是抽象的、非 历史的规律或自然法则，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无产阶级绝 对贫困化等已经不合时宜。然而收入在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的增长趋势贯穿整个 二十世纪，生产过剩、过度消费和人口过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形成了某种微妙 的平衡，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完美三位一体” 。绝对贫困是资本主义 积累不可或缺的历史趋势，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 系的演变实际上导致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化。随着现代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和 美国的深化，伴随福利国家的“紧缩”制度，社会支出和公共部门进一步的削 减。强资本弱劳工仍然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基本格局。马尔萨斯人口过剩和贫 困化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英国资产阶级以马尔萨斯 主义作为武器，得出结论认为，支持穷人的制度是推动该国的贫困化的根源。 马尔萨斯主义对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人口论的变 种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待劳动力的市场化态 度便依循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和西欧的战后福利国家的复兴依赖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凯 恩斯主义，创造有效需求、消除社会阶级冲突，采取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保障 社会群体充分就业以及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实践方案。然而，20 世纪 70 年 代的“大萧条”充分暴露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与统治精英利益之间的冲突，凯恩 斯主义立场违背了资本积累的基本原则。 “充分就业的经济模式”意味着工人 200 将获得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永久工资增长的保证，战后工资的增长已导致全 球劳动力成本的增加。20 世纪 70 年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结构性 转变，凯恩斯主义解体向撒切尔和里根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在社会生 活领域普遍引入“自由市场”并向公共领域扩张。这种“优化”的社会后果 是灾难性的：失业人数激增，实际工资下降，福利和养老金减少，降低社会开 支、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均等，失业和贫困成为国家经济复苏的必要手 段。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绝对贫困的再现，对于穷人的排斥与隔离成 为实现资本主义积累空间的战略。 （三）对经济主义的批判 谢苗诺夫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研究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及 其一般范畴的抽象方法。 A 谢苗诺夫指出，政治经济学在狭义上是指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在广义上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生产和产品交换规律的科 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作为单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或者一般经济 理论，就本质而言它是历史的科学，涉及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生产方式，必须 首先研究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才有 可能建立适用于一般生产和交换的科学，作为一个抽象，能够把不同历史阶段 的共同规定提示出来，便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过程，然而这个一般的经济范畴却 是由许多不同规定组成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一般经济学家的区别，恰恰在 于通过特殊规律的比较把握其本质差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定方面，进 而对经济关系的现实运动进行科学的叙述和把握。谢苗诺夫基于上述抽象的方 法力图阐明“劳动与生产” 、 “作为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社会生产” 、 “占有关 系—分配方式” 、 “占有的基本类型：所有权、占有、支配和使用” 、 “分配和交 换关系，作为所有权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级、二级和三级” 、 “社会产品的分配原则” 、 “分配、交换和再分配” 、 “社会经济和劳动组织关系” 等一系列不同规定及其相互作用，通过作为社会生产总体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 关系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加以说明。 普拉霍洛夫《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经济主义》一文分析了经济主义的哲 学基础及其对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影响，对经济主义与机械论存在的不 A Семенов Ю. И.Экономика как базис общества: общий категориальный аппарат скачать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1（73）/2014. 201 足和发展进行比较，即机械论以实证主义的精神代替了自然科学观的哲学本 体论，经济主义取代了人文科学的社会本体论。 A 经济活动为人类社会生活 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不能取代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断 言人类社会生活服从经济原则的态度在根本上意味着经济主义的世界观，经 济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国家的政策具有偶像崇拜和排他性，因此 必须讨论经济学与经济主义之间的差别。普拉霍洛夫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 本身是通过改变周围的现实世界实现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将实践活 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或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经济主义预设了理性的经济人及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无限潜能，并且将财富增长作为解决贫困失业、社会矛 盾和冲突的根本路径或手段，虽然它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结果。然而经济主义 并非经济学本身的态度，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活动不过是社会的一 部分，但是经济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循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 即“无法在好和坏之间选择，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 ，国家、社会以 及个体成为经济活动的手段， “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显著变化即构建“垂直权 力”通过政府管制推行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复兴，而另 一方面也使得现代俄罗斯社会矛盾激化。探讨经济主义的哲学基础表现在机 械决定论中，即采取还原论的方式简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实证主义的技术 分析消解人文科学社会本体论；依循单一因果的、经济主义的历史叙事。对 于经济主义的批判表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从社会生活整 体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并且将人对物的依赖性作为必须扬弃 的社会阶段，马克思为经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在于人的社会化生活本身，即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给予经济科学以哲学 辩护，经济活动的研究仅仅抽象为纯粹的技术性的，而不对经济活动本身做 价值判断和审视。纯粹经济活动导致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与社会的分离。 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反对这一单一取向，并对社会民主党的经济 主义进行了批判。 谢苗诺夫在《经济与社会：决定方法论》中讨论了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关 A Прохоров М. М.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экономизм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202 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表现形式。 A 谢苗诺夫指出，经济 被理解为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体系，即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生产物质财富的过 程，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 社会，而对于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不适用的，这一立场淋漓尽致地 体现在 20 世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波兰尼的著作中。波兰尼通过经济学人类 学方法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在前资本主 义社会阶段，对于社会生活起到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经济活动或市场交换，市场 不过是嵌含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人与之间的社会生活依循通过风俗、习 惯等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传统规范，但是自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转 型，导致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且越来越构成对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 定性作用。因此波兰尼充分肯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对于社会的决定性， 经济不只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而且决定了所有的社会结构。然而， 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在经济活动上的根本区 别，导致波兰尼对马克思进行了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波兰尼的上述观点在经济 学人类学领域被他的继承者所坚持和发展，道尔顿认为马克思错了，经济组织 不会对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起决定作用的是亲 属关系、部落、政治权力和宗教义务等等。1956 年苏共会议提出并明确了资 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俄罗斯历史学家丹尼尔声称，主导 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恰恰是非经济因素。 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 程，经济作为基础性的决定力量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支配着古代和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独立于 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力量，决定了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 研究资本主义，并认为经济科学成为唯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 经济关系简单地决定了人们行为方式及活动动机。谢苗诺夫指出，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 A Семенов Ю. 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способы детермина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3 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独立于人的意识或意志。然而经济基础对于社会 的决定方式是不同的，第一种方式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对于人的思 想、意识以及行为的直接决定作用；第二种方式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 某种社会意志的中间环节作用于人的思想、意志以及行为。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趋势在于文本转向，俄罗斯 左翼学者在当代语境中对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进行文本解读，形成了关于列 宁的物质观以及哲学的党性问题在认识论和政治哲学不同方向上的阐释路径， 并且对马克思的“感性活动” 、社会理想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自由的本质以 及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关于列宁思想的认识论路向与政治哲学解读 《西方哲学与苏联哲学中的物质问题》一文对西方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关 于物质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 A 叶拉京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 实体或客观现实的物质界定、实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的统一性等问题 上存在争论，苏联哲学延续了古典西方本体论的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在本体论 领域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叶拉京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关于物质的观念及其演 变进行了梳理，物质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古代哲学家最初将可变性和多 样性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原则，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将空虚中彼此相连的原 子作为世界存在的基质。而物质的抽象概念通过巴门尼德建立起来，探讨存在 的逻辑前提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方向。亚里士多德将“质料”当作事物运动变 化的载体，从质料与形式、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角度揭示实体的本质和意义，中 世纪神学则把质料解释为上帝创世时最初创造的原材料，并区分了“存在”与 “本质” 。在近代哲学视阈中，笛卡尔指出，本体即“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 而自身存在的东西” ，认为只能通过属性认识本体，在认识论意义上区分了思 维与广延两种属性，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心灵与物质关系的讨论。斯宾诺莎坚持 A Ерахтин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матер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1（73）/2014. 204 上帝是唯一本体的一元论，莱布尼茨认为只有精神性的单子才能充当本体，在 近代哲学框架中，物质越来越成为被封闭在思维范围中的抽象的物性。 叶拉京指出，从历史上看，物质问题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家关注的焦 点，列宁通过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对“物质即广延”旧唯物主义进行 反驳，即“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 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然 而列宁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列宁关于物质作为客观实在的界定，其 预设了主观实在的逻辑前提，导致了主体与客体二元论的存在，与唯物主义一 元论的立场不相容。列宁是从“感官知觉”去定义“物质”的，物质不过是通 过“感官知觉”把握到的事物的共同属性，其内涵中依然包括了“广延” ，在 认识论范围内“物质”的“第一性”是相对于“认识” （思维）而言的，它不 仅是感性认识的来源，也是直观与思维的对象。叶拉京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 范畴的关系》一书意味着从苏联哲学本体论视角的复兴，列宁关于物质的界定 问题在于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而导致本体论的缺失，即物质与意识作为世界存 在的统一性不是在思维领域中被逻辑推论和证明的，物质存在是现实的、客观 的实在本身，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世界作为整体在主观和客观 方面的统一，需要消除将物性作为物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局限并转向本体论才 是可能的。 伊戈尔·潘廷在《列宁作为一个政治哲学》中则跳出关于列宁物质概念 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争的框架，强调其哲学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的特殊功能和意 “列 义。A 伊戈尔·潘廷指出，关于列宁的哲学思想，葛兰西有一个基本评价： 宁是以哲学的方式活动的政治家” ，或者说应该在他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哲学著 作中去寻求其世界观的真正立场，在大多数人看来，列宁首先是政治家，为无 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策略，然后才是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成为俄国工人 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革命的基础。然而，正如列宁指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 并没有理解《资本论》中黑格尔的方法论，基于俄国革命独特社会现实，列宁 对于现实的辩证分析与策略斗争不同于概念的辩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被人所 理解，这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之间的尖锐冲突和批判中。伊戈尔·潘 廷认为，有必要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恢复列宁政治哲学的真谛和意义，正如齐 A Игорь Пантин, В. И. Ленин Как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нлософ,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2014.No4. 205 泽克所指出的，当今需要重新挖掘列宁的遗产。因此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澄 清：首先，斯大林不能够作为“列宁伟大事业的延续” 。其次，列宁的政治哲 学，首次瓦解了“科学”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被资本主义一般概念所 遮蔽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同形式或类型的可能性。最后，列宁政治哲学中 的一些基本判断符合今天俄罗斯的情势，列宁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 然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无法建立欧洲的发达资 本主义模式，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边缘化地位。 马克思与列宁在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着共性与差异。对马克 思而言，通过唯物史观确立了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并 且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 式的内在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 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要求分析和解剖社会生活的矛盾和过程，将基本 原理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考察，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 西内战》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解剖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变的 典范。列宁对于马克思的坚持和继承，恰恰是体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俄国革命 和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现实，基于政治运动的唯物主义具有行动策略 的意义和功能。列宁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经济主义 的层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根本上需要通过政治斗争的行动来实现， 对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现实及其具体性质的辩证分析，表现为行动和斗 争过程，这种努力并不能够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而 随意拒绝。在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前提下， 通过外部灌输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通过党性原则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进行划分，在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具有批判资产阶级虚幻意识形态 的革命性的和实践性意义，列宁对马克思的辩证理解旨在超出纯粹的、思辨的 限制，克服第二国际自然进化论与经济主义的立场，表现为克服“自在之物” 的自为的主体能动性，即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鉴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新的 条件下重新思考和定位行动策略与斗争方式。如果我们跳出以本体论和认识论 路线解读列宁思想的哲学框架，回到政治哲学的实践维度，列宁思想的当代性 才会重新在场，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重述列宁就是再造“真理的政治” 。 （二）马克思的“感性活动” 德卢加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的活动”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德卢加 206 奇认为，将卡尔·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最 后代表，这仍然是现代西方学者的解读方式之一。 A 马克思开启了一场“哥白 尼革命” ，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颠倒，这一工作的完成为后来成熟时 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哲学方法论的 支撑，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劳动与异化劳动、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正是建立在“感性活动”哲学本体论根基之上。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实践” 、 “感性活动”作为现实 的人的存在或者人的现实的存在，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正是在改造对 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正是通过感性活动，自然界才成为 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或他的现实。 “类存在物”的用法正是针对黑格尔作为“纯 粹活动”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被设定为“自我意识” ，人的活 动不过是自我意识本身的活动，因而由自我意识所设定的对象不过是虚无。与 思辨思维的主体或者“自我活动”的绝对主体相对立，马克思将“活生生的、 感性的、具体的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展开的方式。德卢加奇分析劳动工具 在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方式指出，对象之所以成为人的对象，取决于对象 的自身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独特性，即人的现实的存在方 式，也即马克思后来所谓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人在对象中确证了自身的 存在。而人拥有音乐感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正是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客观展开的丰富性、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感觉的形成恰恰是感性活动的结果。 “感性活动”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概念是非常接近的，人 的感性活动被理解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现实发生过程，即人在生产自己的生 活资料的同时也在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不是借用了 黑格尔的概念，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历史发展 的方向而言，黑格尔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为起点，以自我意识理解自身的绝 对精神结束，从而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思辨的、逻辑的表达，而马克思将个人的 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作为感性世界的存在基础，从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观念 的形成，把理解现在作为解释过去的前提，即所谓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 是一把钥匙” 。德卢加奇指出，人们的历史活动总是取决于前人所创立的历史 条件，但是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 A Т.Б. Длугач, Маркс: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2. 207 和现实力量，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感性活动作为人的历史性 的存在方式，将过去和将来统一于现在之中。马克思拒绝了近代以来的两条道 路，一是由笛卡尔所确立的思维主体的内在性原则，并在“自我意识”和对象 之间划定了无法跨越的鸿沟；二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马克思将感性活动引入 到了抽象的思维领域，建立了人与自身思维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新发现意味 着，个人的自由意志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而在黑格尔那里主体不 是真正的人，而是抽象的思维。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新的基础解决传统西方哲学 的困境。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奥列尼科夫从“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人”的内在统一讨论了马克思 社会理想的现实性问题。 A 社会理想的科学性，即共产主义作为“真正的科 学” ，并非在于对未来理想模型的预见和描绘，而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解剖和把 握，需要通过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实际过程的研究来获得，并表现为社会历史 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建立在科学依据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 然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或者被实证地解释为一个可以自然到达的客观历史进 程，或者被抽象地扭曲为阶级意识的人格化。奥列尼科夫使用“成熟人的成熟 社会”的双重限定，力图克服对社会理想的单纯客观的或主观的解释路线，从 动态的角度强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 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基本立场。 奥列尼科夫指出，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生产关系的生产 和再生产，并深入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建制，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内 在矛盾中来讨论人的存在方式，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的生存状况，其 缺失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并未达到人类发展的成熟状态，而异化状况正是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结果，由于普遍的物质交换以及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恰恰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 在这一社会阶段上的内生矛盾体现在，一方面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人的普遍 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产关系的 日益狭隘化。旧的社会及其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恰恰构成了成熟人的成熟社会 A Олейников Ю. В. Зрелое общество зрелых людей как социальный идеал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8 的历史前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积极扬弃，表现为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的生命表现作为社会生活 的表现和确证，现实的个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社会本身生产作 为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的成熟的人，意味着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 的人的复归，自由王国作为社会化的人或者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人终于成为自 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同时社会也是由人 所生产的，而成熟的社会正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基础上的自由 人的联合体。与此同时，奥列尼科夫强调，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作 为人的解放的现实的、必然的环节，而非人的发展目标或者社会形式，表现为 人作为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过程，历史性生活过程构成了成熟人的成熟社 会的现实基础。 （四） “自由”与“自由主义”批判 戈巴佐夫在《自由：幻想和真实》一文中着重指出，自由不是现成的状 态，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过程。 A 所谓“自由”概念经常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政治，戈巴佐夫梳理了霍布斯、 伏尔泰、霍尔巴赫等关于自由的经典理论，并依循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界定，强 调指出，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表现在，动物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 的，但是人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自由的 根基在于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生活世界的不断丰 富，是人的生活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然而在人类的社会生 活中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者一种现实的状态，社会赋予个体某种程 度的自由，并通过限制个体自由使之符合社会要求。戈巴佐夫认为，自由是展 示人类自身身体和精神潜能的机会，使人能够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来丰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即培育全面的人，而这一切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戈巴佐夫指出，随着人越来越自由地参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资 产阶级社会兴起扩大了人类的自由空间，其获得了经济自由，即成为独立的人 格主体。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废 除了阶级特权和等级制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即由于生 A Гобозов И. А.Свобода: иллюзи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9 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工人拥有的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 是充满悖论的，资产阶级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迈向自由的条件。在后资 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由人类 生活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由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自由 的具体实现则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 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全人类的还是非人道化的？ 》一文中，巴菲洛 娃提出了如下问题：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全球化运动互锁在一起，成为捍卫和推 动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然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价 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并构成了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 A 巴菲洛娃 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历史进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自由 主义嵌含在独特的历史结构背景和经济生产方式之中，生命自由、基本人权与 财产权利构成了维护市场经济效率与自由的制度伦理和信念基础，建立在私有 财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冲破一切限制开拓了道路，大部 分人认为苏联经济的低效恰恰在于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苏联解体后 的一系列国家改革都是以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似乎只有私有制、 自由企业和创业精神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运作，然而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 胜利恰恰以对效率的追求替代了自由的价值目标，放弃了自身的价值传统，自 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成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 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也即构成了全球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并从属于它的经 济功能，自由思想退化为崇尚纯粹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因此重估一切价值需要 跳出西方哲学传统和价值观。 亚历山大·尼基福罗夫研究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B 所谓“自由主 义”在这里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宣告个人权利与自由具有最高价值，这一信 念是任何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英美政治自由主义者围绕着罗尔斯《正义 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而展开，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假设去讨论在 原初的平等状态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建立社会秩序的公正原则，为了保证“社 会契约”最充分的平等和公正，人们需要悬置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体能力、宗 A Панфилова Т. В.Ценности глоб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мира: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или обесчеловеченные?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B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ифор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основаниясовременноголиберализмаАльтернати ва, 2015.No3. 210 教信仰以及所处社会地位，在这一状态下人们的选择会基于三个基本的正义原 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差异化原则。 “无知之幕”清楚地表达了 个人自由的抽象本质，其结果是，个体自由主义成为一个抽象的质点或者孤立 的原子个人在社会空间发生彼此联系。尼基福罗夫指出，如果我们剥夺了每一 个人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和社会关系，剩下的不过一个生物有机体，松散 地遵循着作为本能的意识，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的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正是以这一抽象的原子个人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却赋予其 彼此需要、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人类社会想象 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人们交换物品和服务。对于弗里德曼而言，个人不仅仅是 一个自由的原子，而且作为商品而存在。如何兼顾个体自由与普遍的相互依赖 关系？在原则上有两个原则规范着基本的经济活动：第一个原则是现代极权主 义国家的集中领导；第二个原则是个体之间的自愿合作，即通过自由市场来实 现个体的自由，市场为个体自由提供了机会和保障，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 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构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 石。尼基福罗夫最后指出，自由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他剥夺了任何 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然而抽象的人类个体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被赋予了 自我保护、繁殖等动物本能，因此，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人的生物特性，而非 处于社会有机整体中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交往关 系，孤立原子个人彼此之间基于个人利益按照某种比例进行商品交换，整个社 会被看作一个人们彼此交换物品的大市场，瓦解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将人降低到掠夺性动物的水平。 四、苏联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2014 年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奥伊泽尔曼诞辰 100 周年、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两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 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其共同之处在于拒绝苏联官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求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以及在哲学史发展历程中定位和阐释马克思哲学 及其辩证法，挖掘苏联时代的哲学思想成为俄罗斯左翼学者回到马克思的契机 和路径。鲁宾斯坦作为苏联时期具有奠基性的心理学家，其主体心理学对哲学 本体论复归，在当时对于克服列宁哲学的认识论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211 （一）奥伊泽尔曼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哲学问题》对奥伊泽尔曼进行了专访，并且发表了关于奥伊泽尔曼思想 研究的系列文章，卡萨文在《奥伊泽尔曼在本世纪的哲学道路和成就》一文中 ，奥伊泽 梳理了哲学家的研究道路和思想历程。 A 第一阶段（1936—1946 年） 尔曼充满热情地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研究和阐述中， “马克思的学说 是万能的，因为它是真理”成为这一阶段哲学家的思想信念；第二阶段始于奥 伊泽尔曼拒绝浪漫的幻想，真正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 形成过程。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 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西方哲学思想研究结合起来，1955 年出版了两 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1848 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和《德国古典哲 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奥伊泽 尔曼转向近现代西方哲学，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使之成为世界范围 内最具有影响力的苏联哲学家，本阶段的研究高潮是 1962 年出版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形成》 。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奥伊 泽尔曼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新实证主义、存 在主义、西方社会学和美学。第三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对西方哲学史 的理论研究，奥伊泽尔曼将对哲学的历史阐释方式作为理论事业，专著《哲学 是哲学史》 （1967）与文章《什么是哲学》 （ 《哲学问题》1968 年 11 月号）开 启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即真理的性质及其日常思维的特 点，关于哲学以及哲学史的本质思考推动了奥伊泽尔曼对元哲学问题和思想史 的研究；第四阶段以专著《哲学史科学诸问题》 （1962）和《哲学的基本派别》 （1971）为标志，奥伊泽尔曼转向了历史方法论，研究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 哲学本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哲学不是逻辑的诡辩，而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 果。半个世纪以来，奥伊泽尔曼一直努力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他的文章《加 速战略：哲学和社会学问题》 （ 《哲学问题》1986 年 11 号）旨在寻求改变苏联 国民经济停滞的方法。第五阶段即苏联解体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奥伊 泽尔曼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一系列转变与不同的阐释，苏联解 体后奥伊泽尔曼在《自由思想》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否改变 A И.Т. Касавин, Путь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одвиг Теодора Ойзерман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5. 212 了》 （1991） 、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1993） 、 《列宁对马克思的阐释》 （1996） 、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1996） 、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 （1998） 、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1999） ，在《哲学问题》发表系列文章对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然而对奥伊泽尔曼的评价却充 满了争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他的修正主义倾向和对理想的背叛，自由 主义者则认为其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为修正主义辩护》 （2005）一书中， 奥伊泽尔曼拒绝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将其作为一个普遍的、积极的概 念，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后来的著作还包括《康德与黑格尔：经验 比较研究》 （2008） 、 《哲学的矛盾》 （2011） 、 《思考录》 （2012） 。 古谢伊诺夫阐释了奥伊泽尔曼基于哲学史与哲学自身内在统一的高度定 向元哲学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A 古谢伊诺夫指出，奥伊泽尔曼在学术界被公 认为哲学史家，他将哲学的本质定位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由黑格尔提出 来、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基本立场成为社会认知的重要 方法论，在奥伊泽尔曼那里得到了深刻的阐述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哲学自身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受到了后现代的质疑，重新 思考哲学的性质及其存在的特殊性，成为奥伊泽尔曼思考的元哲学问题，而他 的方法正是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寻求解答，强调哲学史科学不是历史和哲 学的交叉，而是由客观所制约的哲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这一发展过程 的批判性思考和自我意识，从而克服虚无主义与绝对真理的独断论倾向，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想、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的 高度定向哲学自身，构成了奥伊泽尔曼独特的哲学史论，古谢伊诺夫将这一哲 学史论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哲学对象的课题化；哲学作为其特殊性表现的多重 化；哲学的两极化。 哲学史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 奥伊泽尔曼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即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整体性理解，苏联 时期哲学被简化为两三个的教条公式，奥伊泽尔曼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新定 位，实际上是为了批判和克服这种倾向，并且奥伊泽尔曼需要解决辩证唯物主 义的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困境及其与其他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首先，就哲学的 研究对象而言，奥伊泽尔曼指出，哲学作为一个充满了困难、悖论和矛盾的 A А.А. Гусейнов, Патриар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5. 213 特殊社会意识领域，趋向于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和理解，与明显的常识相互冲 突，以哲学方式把握现实的特点在于辩证理念的运用与贯彻。哲学包含在哲学 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理解之中，哲学的主题内容不是预设的理念，而是开放问题 领域，即在日常和历史的、个人以及全人类经验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问 题总和，正是由于任何哲学体系或哲学理论都不能涵盖全部问题，而是基于特 定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哲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哲学和科学等 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并且受到时代本身需求和知识水平的客观 限制。因此，这就造成了哲学学说在数量和观点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甚至彼 此对立、冲突和矛盾，然而哲学领域中的统一性恰恰是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之 上的，哲学学说的分化表现了本质上的客观过程，这种分化同时也形成了更本 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不排斥，而且必须促进某种充分的哲学综合，而不是 简单的抛弃存在分歧或与之对立的世界观，哲学综合丰富和深化了以往的哲学 理论并使之具体化，因此，哲学世界观的分化是一种研究性的探索过程，相近 的观点得到比较，分歧得以澄清和论证，而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充实新内容的过 程，在上述意义上哲学世界观的分化是哲学进步的特殊形式。哲学学说不断分 化的历史，其必然结果是哲学的两极分化，即形成截然不同的、相互排斥的哲 学，两极分化的重要形式便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古谢伊诺夫认 为奥伊泽尔曼关于哲学的多样性、多元化和两极性的立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 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哲学以及哲学历史科学作为一个多样性的内在统 一过程的理解。而奥伊泽尔曼的哲学观建立在他对哲学史及其材料广泛分析的 基础上，他对近代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法国启蒙运动，以及 康德、黑格尔、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包括叔本华和尼采哲学。 古谢伊诺夫指出，奥伊泽尔曼是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 ，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断的主张和教条式的表达” 内部开启的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发展方式，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传 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是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而且需要被丰 富和发展。奥伊泽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哲学，同时也具有意识 形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中就包含着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性质，并且 论证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固有的东西，乌托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 意识出现在近代，而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奥伊泽尔曼进一步探讨 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因为党派斗争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旗帜和教条，这 214 一转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开始，列宁对当时苏联以及国外的修正主义采取 驳斥的态度，并把学术争论变成政治批判，以政治权力为思想自由划定了范围 和界限。 奥伊泽尔曼在苏联哲学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并实现了从苏联到俄 罗斯哲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哲学在苏联时代经过几个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与革命理念的连贯性 和系统性；1930—1940 年，革命理念转变成表征党的意志并直接从属于现行政 策的意识形态工具；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回归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流， 奥伊泽尔曼承担起了俄罗斯哲学复兴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即反抗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教条式解读和对修正主义的拒绝，重新发现和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 其科学成就的思想起源。20 世纪 90 年代，在以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重新定位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系统的背景下，奥伊泽尔曼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积极反思与创造性发展。 （二）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哲学问题》发表了伊 2014 年是苏联哲学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 里因科夫思想研究的系列文章。马伊达斯基在《伊里因科夫与西方马克思主 义》一文追述了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关 系，特别是关于他与卢卡奇、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之间的思想交 集与分歧。 A 伊里因科夫首先反对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论和辩证法 简单地附加在一起；虽然他依循了黑格尔路线以辩证法为研究核心，但是在 对待本体论的态度上却与卢卡奇相悖；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重 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法，但却试图清除在伊里因科夫体系中的黑格 尔因素。 马伊达斯基指出，伊里因科夫被评价为拥有“欧洲头脑”的俄罗斯人， 他继承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与精神，在逻辑上一脉相承。俄罗斯哲学则视西方传 统哲学中理性的绝对命令，以牺牲逻辑思维为代价建构情感世界，俄罗斯哲学 （别林斯基） ， 家认为，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抽象体系中“感受到了血腥味” 认识论只是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的仆人。伊里因科夫从最初的哲学研究开 A Майданский А.Д. «Русский европеец» Э.В. Ильенков и западный марксиз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за 2015 г. 215 始就反对这一态度，他的毕生努力是逻辑（大字字母） ，即精神世界的规律或 “辩证法理想” 。他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哲学，思维就其现实性而言，正是 通过各门科学的努力达到对自然和社会的本质把握， “作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 辩证法，具有世界观意义” 。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认为伊里因科夫是捍卫“抽象的认识论”的反叛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一开始就认同和支持他，在得知他因为认识论上的错误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公开 支持他，他的文章也被迅速翻译为意大利文。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 伊里因科夫消除斯大林在苏联的影响，但是由于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路线，与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很难衔接。 马伊达斯基指出，在对待黑尔格哲学的态度和立场上，与伊里因科夫立 场最为接近的是卢卡奇，伊里因科夫与他的两个学生翻译和写作卢卡奇关于青 年黑格尔的书评。在 1956 年秋季匈牙利起义发生，卢卡奇作为政府文化部长， 他的著作无法在俄罗斯出版。马列耶夫参与了翻译卢卡奇关于黑格尔的著作， 对苏联哲学史进行梳理，并写作了从卢卡奇到伊里因科夫“创造的马克思主 义”专题文章，他们致力于对辩证法范畴的理解，被认为是反对庸俗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黑格尔派” 。马列耶夫研究伊里因科夫与卢卡奇关系的时候，显然 忽略了两者哲学主题上的显著分歧，卢卡奇的哲学远远超出了逻辑和认识论， 回到黑格尔“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构筑所谓的“社会 存在的本体论” ，而伊里因科夫则拒绝本体论，反对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 诉诸本体论解决存在问题，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区别本身是虚构的，是 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观念的基础上的，伊里因科夫捍卫唯物主义“存在 和思维的同一性”原则，他认为本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并且反 对两种倾向，即“胡塞尔路线”和“孔德路线” ，前者没有超越“自我论”的 局限，而后者则单纯模仿物理学和数学的思维和观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正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通过哲学的视角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依循从 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步骤。在伊里因科夫的眼中，本体论是病态的辩证法， 健康、自然的辩证法是“关于思想的思想”——逻辑。在这方面，伊里因科夫 与卢卡奇的立场是完全相悖的。 伊里因科夫的《科学与理论思维中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的辩证法》一书 写于 1956 年，但是受到当时的政治压力，该书做了大量修正和删减，去除了 具有“黑格尔”倾向的内容和对形式逻辑的批评，在 1961 年改名为《卡尔·马 216 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的辩证法》得以出版，一年后被翻译为 意大利文并出版。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卢西奥科莱蒂为本书写作了 序言，这部著作受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一方面由于伊里因科夫提 出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研究涵盖了意大利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主题，即马克思作品中历史的、具体的抽象概 念。德拉—沃尔佩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清除掉一切黑格尔的杂质，他用 “确定性的或者历史的抽象”反对黑格尔的“普遍的抽象” 。伊里因科夫将其称 为“具体抽象” ，如果一般的抽象仅获得的相似性，表现为事物的共同特征， 具体的抽象将形成作为整体性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更高层次的抽象将 事物的不同规定性“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德拉—沃尔佩看来，在历史 特定的范围内各种表面上孤立的物质现象实际上是互相规定、互相表现的，表 ，马 现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整体，这种抽象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实际上的真理” 克思能够“用哲学逻辑建构实验—历史的科学” ，历史将变成一门按照经验研 究方法搜集证据建构起来的经验科学。在德拉—沃尔佩等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改 革中试图清除黑格尔的因素，伊里因科夫则通过黑格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方法进 行反思和重新阐释，这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后记中“公开宣称自己是伟大 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的立场。 马伊达斯基认为，伊里因科夫部分地同意科莱蒂对黑格尔辩证法公式作 为“先验计划”的批评，认为应该代之以具体过程和社会现实，而黑格尔与普 列汉诺夫、斯大林等构成了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伊里因科夫认为，科莱蒂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体系的傲慢和轻视的态度，遮蔽了其中所包含的真 实的东西，即经验事实和现象的世界。科莱蒂将伊里因科夫作为自己的盟友， 因为他们共同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科莱蒂认为伊里因科夫最终 并未完全将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割裂，在关于解释矛盾的客观现实这一方 面，科莱蒂与伊里因科夫就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对于后者而言，它彻底禁止将 科学思维中的矛盾倒退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他批评科莱蒂总是试图建构 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然而辩证逻辑不仅不需要惧怕矛盾，而且直接和立 即要求有目的地寻找和准确地捕捉这些矛盾，基于主体的客观现实从事物自身 的运动与发展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在现代西方哲 学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时间已经证明了伊里因科夫与科莱蒂争论的正确性。 伊里因科夫由社会分工导致了异化，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异化，社会主义 217 公有制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在现实中，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实践还是私有 的。伊里因科夫很难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般“潮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试图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将辩证法驱逐出自然、将其范围限制在社会存在 领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他是一个局外人。 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曾将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先驱进行研究， 两位学者最为赞赏斯宾诺莎思考具体的倾向，并批判黑尔格在思想与现实、抽 象与具体关系上的倒置。如果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斯宾诺莎文本中寻找 纠正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伊里因科夫则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想史 上写下了斯宾诺莎的名字：斯宾诺莎试图通过一种更为深刻的一元论克服笛卡 尔的二元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唯物主义辩证法中也很好地理解了斯宾诺 莎的意义。 马伊达斯基讨论了伊里因科夫在心理学领域中的成就，波维果茨的俄罗 斯文化历史理论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传播、普及获得了极高的 声誉，伊里因科夫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的大部分后期作品都致力于心理 学和教育学问题研究，从心灵和人格的一般概念研究盲聋儿童的教育方法，伊 里因科夫在西方心理学领域的影响要远远超越哲学领域。 《伊里因科夫：哲学 和教育学》一文讨论了伊里因科夫的实践教育思想，分析了他的思想体系中哲 学和教育学的关系以及在个体形成过程中的主观条件。 A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认为，伊里因科夫是一位哲学家，伊里因科夫哲学的核心理念，不是辩证的逻 辑，不是想象力的理论，不是抽象的或具体的概念，而是关于人的个性全面协 调发展的学说，即研究人的全面、协调、理性本质的实现。作为教育家，伊里 因科夫研究人的个性形成的一般条件、基础和方法，即个体的形成源于人类历 史发展的逻辑以及现实社会关系。 “观念东西” （或者非物质性）的概念及其辩证法是伊里因科夫思想体系 中的核心部分，对于认识论、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当代问题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哲学研究专家罗克莫尔对伊里 因科夫“观念东西”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这些言论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反对。 B A Лобастов Г.В.Э.В. Ильенк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педагоги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за 2015 г. B Т. Рокмор–Ильенков об идеальном, опредмечивании и стоим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5 за 2015 г. 218 罗克莫尔指出，伊里因科夫一方面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方法，一方面提出了所谓“观念东西”的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看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声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前提 性地解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即价值的客观性问题，而马克 思正是在价值理论的客观性之下研究这一问题的。罗克莫尔着重讨论了伊里因 科夫“观念东西”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所谓“观念东西”在相 关问题的讨论中，对应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对象化” ，罗克莫尔认 为，虽然“观念东西”无法在根本上阐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但是却打破了苏 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简单区分。 伊里因科夫提出“观念东西”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价值的秘密，伊里因 科夫拒绝粗糙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简单、庸俗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以唯 物主义纠正了黑格尔，实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倒转，观念正是基于现实 而产生的，是人在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的活动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 是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观念东西”这个概念的，即黑格尔的对象化，他对于 黑格尔的回应是对于价值的解读。伊里因科夫以概念前的经验为基础，认为现 实是直接被给与的，对于一般经验的研究在通常意义上采取了建构主义方法， 并试图在人们已经熟悉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增加第三个层次，即马克思 关于价值客观性问题，马克思使对作为具体感性的、既定现实的价值分析，以 及对作为基本经济现象的价值分析，而不是对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分析成为可 能。对价值的分析不是将其视为“普遍”的精神抽象，而是一种十分具体的经 济现实，它随着实在的具体历史内容的展开而在观察者面前展开，因此能够被 加以细致的研究。因此对价值概念的准确定义就是对现实具体历史内容的理论 描述。类似于波普的区分了三个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主观的精神世界和由 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波普力图表明知识的客观性，伊里因 科夫则关心经济过程的客观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区分作为人类 活动的结果，使伊里因科夫找到了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简单对立的更为本 质的领域。 伊里因科夫反对柏拉图的观念论，即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形成了观念或观 念的形式。观念不是幻象，而是客观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平行的，区 别在前者只是声称观念形式的客观性，而马克思主义为它的产生提供了科学解 释。伊里因科夫将注意力转向观念东西的客观性，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19 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追随黑格尔或者一般的唯心主义，在坚持黑格尔的对 象化观点基础上，伊里因科夫与卢卡奇类似，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将注意力转 向物化或对象化，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公布之后，以活动为关键点在资本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度理论中补充物化与异化之间的明确区别。伊里因科夫与卢 卡奇并不矛盾，只是相辅相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客观化阐释，两者都依赖于马 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进行客观化的重新定向，但是两者的方向不同，卢卡奇关注 的是马克思早期的阶级意识问题，而伊里因科夫关注的是马克思晚期的价值的 客观性问题。 罗克莫尔认为，伊里因科夫通过人类有限活动的棱镜证明和发展了马克 思的对象化观点。在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在“巴黎手稿”中，个体异化是指在经 济过程中满足个体需求或繁衍的结果，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异化问题则通过 资本主义体制下对象化活动在剩余价值产生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对象化是 指主体、客体和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 念的。黑格尔熟悉当代政治经济，尤其是苏格兰传统，在《法哲学》中他描述 了在当前经济进程中人的自我对象化，指出物化和异化的主要区别，马克思在 黑格尔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伊里因科夫的目的在于解决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客观性问题，并毫不犹豫地宣称活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三）鲁宾斯坦的认识论立场及其当代阐释 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对鲁宾斯坦主体心理学中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 进行了研究，尤其在心理学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即在普通 心理学范畴内对意识与自我意识，心、脑、人类心灵结构，以及人的个性、个 体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A 。并从如下方面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方法论、超越并克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列宁的物质定义并回到哲 学的存在论畴，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的认识论倾向，复兴本体论哲学。鲁 宾斯坦指出，存在和对它的认识与作为行为和认识主体的人的问题是密不可分 的；对人的活动进行新的本体论阐释；确立决定论作为方法论的主要原则；从 原始的、本体论的角度阐释人的个性、伦理学、爱情和自由。巴拉诺夫将鲁宾 A Владимир БарановЗа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 подлиннЫй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 2015.No.3. 220 斯坦一生的研究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他发展了适用于心理学的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第二阶段，他试图超越作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转向欧洲文化的精神渊源，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作为主体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巴拉诺夫指出，列宁以认识论的立场将物质定义为相对于意识而言的客 观实在，批评马赫主义社会意识本体论的理解。列宁这一立场的绝对化，使人 的意识、活动在官方哲学中被视为消极、僵死的东西。这导致鲁宾斯坦基于全 新的哲学范式，即哲学人类学的本体论立场反对和批评列宁，强调意识与活动 的统一性原则。鲁宾斯坦认为，人和他的心灵应该通过人类活动来进行研究， 不应当把意识、心理理解为某种仅仅是消极的、直观的、感受的东西，而应理 解为主体的活动、实在的个体的活动，以及在人的活动本身、在人的行为中揭 示出意识的心理成分，并从而使人的活动本身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克 服唯心主义的实体论和机械的行为主义，主体活动概念构成了苏联心理学的基 础。在巴拉诺夫对看来，鲁宾斯坦将人的主体或“生命存在的方式”作为意识 的存在基础具有本体论革命的意义，将意识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在活动中的对 象化过程，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立场的回归。马克思反对旧唯物主义 或唯心主义对于人的抽象的理解，人和自然的实在性恰恰是建立在“感性对象 性的活动”的基础上，是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 为人的存在。 巴拉诺夫指出，鲁宾斯坦设定了个人活动的概念，即人是自我发展的主 体，主体被理解为不是某种无实体的、无形态的、封闭于自身之中的起点，而 是物质的、肉体的人，他在社会中起作用并进行思想。在“旧哲学”中的“理 想化”的人，只是一个社会性的符号，被完全忽视了个体的真实的存在。人首 先是活动的主体，他在改造周围客观现实的时候，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活动不 是抽象的，而是属于特定的个体，是包括在对现实世界的实在关系中的具体 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个体。外部的东西是通过内部的东西的原则来决定的。 只有通过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外部原因的效应，才极度地依赖于内部条件。鲁 宾斯坦特别强调，个性表现为主体内部条件的完整系统，所有的外部影响（教 育影响等）都是通过内部条件而折射出来的，内部条件是依赖于以前的外部作 用而形成的。这一原则亦即可以用来解释康德，如果内部环境被视为一种“先 验条件” ，通过内部的东西来折射外部的东西就意味着，外部作用是由个性发 221 展的全部历史中介和外化出来的，这种历史既包括着生物进化过程，又包括人 类历史本身，以及某个人的发展的历史。这种所谓的“个人原则”也是所有后 来的苏联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经验批判主义及其命运 意大利学者斯杰伊拉在 1996 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俄 罗斯的命运》一书，但是并未引起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别洛夫、卡类切夫两位 学者通过这部著作讨论经验批判主义这一主题在俄罗斯哲学史背景中的意义及 其与当时俄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在 20 世纪初在俄罗斯哲 学领域当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及其相互碰撞。 A 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实证 主义在 19 世纪晚期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经验批判主义不只是 思想潮流之一，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具有示范效应，作者力图解释 为什么俄罗斯年轻人会更加接受马赫与阿芬那留斯。 《祖国记事》 、 《俄罗斯财 富》 、 《哲学与心理学问题》 、 《俄罗斯思想》 、 《教育》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 解释和说明经验批判主义的文章，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及其追随者的文章进行 翻译，一方面反映了读者的兴趣倾向，也说明经验批判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 的俄罗斯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进步的信念迎合了年青一代的精 神需求。为了反对民粹主义，运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强 调科学世界观对于政治运动有效性的必要性，经验批判主义在当时承担了“政 治化”的功能。 两位学者指出，波格丹诺夫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哲 学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观念，在其体系中最薄 弱的环节是唯物主义哲学观；经验批判主义对于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片面性提供了真正的现实基础。波格丹诺夫思想的独特性表现在其组织形态 学中，但它的功绩并非转向系统论，而是寻求从组织形态学通达无产阶级文 化，即作为表现人类活动的生活形式的道路。人的生活而不是“纯粹经验” 或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结构的统一原则，人的生命本 身致力于与其表现形式的统一，为人的存在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波格丹诺 夫组织形态学早期思想重视体验、实践，他人认为不能将经验仅仅局限于社 A Автор Белов В.Н., Колычев П.М. Судьбы марксизма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книге Д. Стейлы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2014, №8. 222 会革命，而是要从抽象的形而上学以及意识形态或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经 验批判主义作为科学哲学概念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 义进行修正，因此它没有被归入新康德主义或者宗教哲学，而是试图适应迫 切现实，综合最新科学成果，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正统的唯心 主义、宗教哲学的形而上学以及新康德主义中对康德思想的非批判的解读， 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非教条的态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经验批判主义 在俄罗斯，从而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理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反对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还存在着被忽略了的另外 一股思潮，即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宗教哲学成为反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泛滥的唯物主义的三种思潮，康德哲学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当时看似相悖、彼此矛盾的三种哲学思想的源泉，对于俄罗白银时代宗 教哲学家的思想影响深远，构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向宗教哲学转变的路径。康 德哲学在俄罗斯的世纪之交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也是世纪之交俄罗斯哲 学在认识论领域的重要标志。 五、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状况与现代化路径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中具有关注社会现实的实践品格，近年来 左翼学者讨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在于，对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道路的反思以及现 代化路径的探索。 萨波列夫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劳动 报酬状况、趋势以及增加劳动报酬的作用。 A 萨波列夫指出，由于全球化对 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免费和资助服务的数量急剧下降、基本消费品价格放松 管制，对工人家庭再生产造成了冲击。在俄罗斯的整个转型期，尽管创业活 动和财产性收入的份额大幅增加，工资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实际工 资水平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期稳步下降，并低于 GDP 的增长速 度，自 1999 年中期开始工资逐步恢复增长。自 2001 年以来，由于熟练劳动 力日益短缺，以及政府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措施，工资的增长水平开始超 A Эдуард Соболев Проблем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оплаты труд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Альте рнативы №1, 2014. 223 过 GDP 增长速度，2008 年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有专家甚至对此表示担忧， 过高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以及俄罗斯企业的破产。然而，这 种观点并没有被包括企业界在内的人们所认同。许多专家认为，工资增长不 会损害雇主的竞争力，反而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改善企业 经营状况。萨波列夫以工资在 GDP 中的比例作为衡量工资水平的关键宏观 经济指标，并指出俄罗斯在过去十年中这一指标呈上升趋势：首先，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后半期，国内有该指标相比于改革前显著下降，因此它的快速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增长，2002 年开始这种补偿过程，工资差别逐渐减 小和调整，虽然在比例上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特征；其次，工资的增长伴随着 显著的贫富分化差距，需要纠正工资失衡，即强化再分配过程；最后，工资 增长与公用事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私有化进程中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生活负担增加是同步的。苏联时期为了防止收入不平等，制定的工资规则和 机制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它的总水平是比较低的；另一方面国家规定的最低工 资超过生活成本 1.5 倍。 导致劳动报酬不合理分层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化的扭曲性质。 在俄罗斯的现实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资历、经验、教育）在决定收入水平方面 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区域的产业发展得到了优先发 展，繁荣的企业更多集中在上述行业、地区以及在省会城市。在经济转型中获 利的是一小部分人，包括特权阶层、银行部门以及公共行政领域的高层管理人 员。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俄罗斯区域差异是工资不 平等的主要因素，需要纠正和平衡社会分配的扭曲性质，加强包括税收机制在 内的再分配的过程。 《现代化和俄罗斯：进步和停滞之间？ 》分析了俄罗斯现代化失败的问题与 原因。 A 布拉科夫认为，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幻觉建立在稳定的、家长 式心态的基础上。由于俄罗斯的气候条件盛行非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因此，依 靠政府权力的专制传统而不是现代化心理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任何社会进步 归结为公平和慷慨的政府行为，而不是个人的创造性努力，民众发挥了日益加 强官僚权力异化的作用，从俄罗斯历史传统到政治腐败，事实上当局以推行现 A В.П. Булдаков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прогрессом и застоем?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No.12. 224 代化的方式强化了自身，这种情况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知识 分子试图从国家压抑状态中摆脱出来，最终这一切激发了俄罗斯的历史危机， 从积极推动回归到熟悉的停滞状态，导致对于建构公民社会进程的抵制，政府 和社会处于对抗而不是合作关系。布拉科夫得出结论，今天俄罗斯当权者推行 现代化的意图停滞不前。 布拉科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当局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通常意味着通过 新技术实现有竞争力的、高效经济体，然而现代化远非仅仅在民主政治和市场 经济层面上构建起来。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西方现代化进程首先意味着欧洲人 开始重新感知和诠释世界，世界不再作为按照预定目的运动的系统性、完整性 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性自由、工具理性 日益成熟，这与东正教末世论信仰、农业文明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君主专制 集权、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东欧广阔平原的集体 农业生产形成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建构了民间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心 理，宗法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增强民众乌托邦式的“社会正义” ，对于财富 的积累形成了自我克制的态度，构成了近代以来对启蒙精神和宗教改革等推动 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的抵制力量。这种差距导致了俄罗斯的欧化愿望与文明 自卑感。在布拉科夫看来，相对于民主政治和经济技术而言，更深刻的现代化 体现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现代化不应该等同于技术化，真正现代化是从社会 底部自下而上生成，而不是从国家顶层自上而下构建的，在根本上需要理性 的、具有创造力的自由个体所聚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为支撑。20 世纪以 来俄罗斯现代化的努力，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为诠释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反 面教材。 葛兰宁在《俄罗斯的现代化：依附性发展》中指出，近几年俄罗斯开启了 “创新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其核心在于引进新的健康能源、信息技术、航天 和电信系统，大幅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现代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推 向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但是在根本上仍然局限于技术方式对现代化的解 释。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性恰恰在于其国家权力结构及其文化状况，在 历史“线性发展”范式的蛊惑下，以其特有传统概念包装了“共同未来”的愿 景和“文明国家”的理想状态，强行将俄罗斯作为“完美西方”的追随者，从 而简化了现代化的实质性内涵，回避了俄罗斯的独特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对 于俄罗斯现代化理念的批判，正是建立在重新思考 17—20 世纪全球动态过程 225 的基础上。 A 葛兰宁认为，所谓“现代”即现代性，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上 的社会类型。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基本假设在于，所有社会都是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技术合理性的 管理；新型国家（主权民主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上的分化；世界历 史被解释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特定线性发展过程。现代性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性，成为美国的缩影，大多 数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出来的“传统”国家，被美国理论家视为“发展 中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上述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开启 了“后殖民”研究方向，并提出对“落后”国家重复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质 疑。许多拉美国家在早期 19 世纪中叶获得独立后试图开启欧美式的现代化， 然而他们无法接近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水平。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依附性 发展” 、 “不发达的发展” 、 “等价交换”等理论深入分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自然历史发展理念。 葛兰宁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分析当今俄罗斯的现代化困境提 供了重要的视角。在 1970 年之后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等学者开始研究资本 主义制度的全球发展史，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新方法论，反对 帕森斯将西方化作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唯一道路。沃勒斯坦改变了 基础研究的预设，建立“历史化的社会科学”通过时间—空间的交叉维度研究 现代化进程，将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即世界体系做研究单位，它具 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按照这一标准区分了世界帝国 和世界经济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欧洲为中心世界范围内的征服和拓展，恰 恰是世界性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中 心—边缘—半边缘的经济结构与角色分工，这种不平等恰恰是维持资本积累的 必要前提。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区与世 界经济边缘区的分化，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抵抗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内的“反体系运动” ，沃勒斯坦在此基础上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坚持世界动 态变化周期、多中心非线性历史发展的立场。 A Ю.Д. Гранин,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лее «зависи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3. 226 处于半边缘或外围地区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客观反面与主观方 面的限制，前者表现在其已经失去了历史发展的“首发机会” ，无法在他们自 身的文化体系中体植入“现代性”；后者表现在本国的统治精英不愿意在根本 上实现现代化，而仅仅追求形式主义的“西方化”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 便陷入夹缝之中的现代化困境。彼得大帝的“西化”进程建立了欧洲式的政治 权力机构，虽然有可能改变这个国家，但是却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沙 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国家权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进入对西方的 “追赶”模式。对于俄罗斯、东欧和东南欧等国家，相较于内部社会经济和政 治变革而言，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换句话 说，这一现代化进程是外生的或植入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建立公开的独 裁政权追赶现代化进程，在 1920—1930 年意大利、葡萄牙、阿根廷、日本等 许多国家伴随着所谓的“威权政治体制”模式，经济和行政手段、国家投资 在 GDP 中的份额显著增加，依赖于建立社会共识，或通过提供物质福利交换 人民的政治自由。上述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矛 盾的，他们既可以促进也会阻碍工业化的发展，这意味着官僚政治与自由市场 畸形的现代化模式，葛兰宁将其称为外源性现代化，目前的现代化策略只是单 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模式，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危机，西 方化所主导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使政治精英失去了理解复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敏 感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27 日 本 张利军 王 琪 过去的两年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其国内的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方面，较之 从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政治而言，自从 2012 年底自民党重新上台 以来，日本自 1955 年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经历了民主党短暂的执政 后再次出现，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也已经三年有余，甚至有望成 为“二战”后执政时间屈指可数的首相之一。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大力推行 其在修宪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2015 年 9 月 19 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 了“新安保相关法案” 。关于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参议院最终表决而成为正式的 法律一事，日本国内爆发了近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在国会会场 内，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之间爆发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肢体冲突。其次，从经济 角度来看，首相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后，为刺激日本经济，提出了被称为“安倍 经济学”的经济刺激政策，旨在维护大企业大财阀的利益，引起广泛且持续的 关注，招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批评。近两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一、学术出版 （一）专著 2014 和 2015 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出版的著作情况，可以从日本国立国 228 会图书馆的书籍检索系统中得到相关数据。其中，分别以“马克思” 、 “恩格 斯”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有关著作 A ，正如往年的报告 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对于一些国家更有生命力。日本马克思主义学 者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比较稳定，这两年并没有较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 究著作每年大约有 50 部，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团体所公布的会员人数来 看，无论是经济理论学会，还是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 相关学术团体的会员人数，均无较大变化。 虽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令各国同行赞 许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即研究队伍年龄老化。在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进入人生晚年，大部分学者已年逾八十岁 高龄，而近年来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还不断有人过世。由于部分过世学者的 家人认识不足，或缺乏合适的收藏机构和保存场所，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悉心 收藏的各种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面临着流失的危险，且已经有许多珍贵文 献流失到日本各地旧书市场。目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有大量的马克思主 义文献资料。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村泉先生曾建议中国的有关高校和科研 院所收藏相关资料，这或许将成为中日马克思主义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主要杂志 《前卫》 1. 作为日本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杂志，在宣传日本共产党的理念、方针和政 策的同时，也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前卫》 杂志在 2014 年度全年 12 期的主要关注点为“安倍政府的劳动法制改革破坏了 经济和社会” 、 “20 年的政治改革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 、 “凝聚共识与安倍政府 的错误政策做斗争——第 26 次日共代表大会专访” 、 “日本大地震 3 周年—— 确立竭尽全力对重建负责的政治” 、 “安倍政府修改和破坏宪法的政治动向” 、 “马克思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全国党的后援会和学者的研讨会” 、 “决不允 、 “坚决不许冲绳再次建 许日本向海外派兵” 、 “发动推倒安倍政府的国民运动” 设军事基地” 、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等。可见作为日本最大的左翼政党 机关杂志，2014 年度的主要内容虽然延续了一贯批评政府各项不作为的主旨， A 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中输入相关检索词的做法，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和准确性，难 免有疏漏之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的发展变化趋势。 229 同时仍然有两期关注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社会未来等问题的经典理论，由 此可以观察到日本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普及的传统。 而 2015 年全年 12 期关注的主题包括“大选：痛打安倍政府” 、 “以科学眼 光审视日本的战争” 、 “与失控的安倍政治对决” 、 “探究社会变革的主体条件” 、 “绝不允许通过破坏宪法的战争法案” 、 “阻止破坏战争的法案，壮大党的力 量” 、 “原子弹爆炸 70 周年，杜绝核武器” 、 “撤销战争法案” 、 “要战争还是和 平——历史的十字路口与日本共产党” 、 “战争法案的现实危险与违宪” 、 “阻止 战争法案，建立国民联合政府”等。显而易见，因为 2015 年日本自民党和公 明党作为执政党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而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 国民中形成了支持和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对立阵营。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安倍 政府的新安保法案持强烈的批评立场，日本共产党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国 民抗议运动，这些主题的设置与本年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经济》 2. 是由日本共产党所属新日本出版社主办和编辑的日本最专业的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度主要关注的焦点包括“2014 年世界经济的动向” 、 “2014 年日本经济的动向” 、 “日本大地震 3 周年”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推进” 、 “东盟与日本” 、 “日本贸易赤字与对外关系” 、 “安倍经济学的再探讨” 、 “安倍 经济学再批判” 、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本贫富差距扩大” 、 “新安保相关法案与日 本经济” 、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 、 “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发 展” 。 A 2014 年关注的主题中，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安倍晋三的 经济政策的批判仍是重点。2015 年关注的主题主要包括“贫富差距与《资本 论》 ” 、 “日本产业重振的关键” 、 “女性的活跃与日本社会” 、 “财政危机与安倍 经济学批判” 、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 70 年” 、 “医保和老人介护的恶化与宪法第 、 “战后 70 周年殖民地统治的真相”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劝学”等。 B 25 条” 《社会主义》 3. 创刊于 1951 年 6 月，由山川均、大内兵卫和向坂逸郎等人发起创办。同 时，他们还创办了社会主义协会，当年旨在强化日本的工会组织与原日本社会 党及隶属于社会党的工会组织“日本总评”的联系，在日本建立社会主义社 A 参照『経済』 （2014 年 1—12 期） ，新日本出版社。 B 同上，2015 年 1—12 期。 230 会。后来由于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加之日本政党的变迁，如 今社会主义协会的会员主要来自日本社民党。尽管社会主义协会的发展面临严 峻的挑战，但难能可贵的是其主办的《社会主义》杂志仍坚持出版。2014 年 度主要关注点是“当代社会与马克思主义” 、 “2014 年春季罢工斗争方式” 、 “日 本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 、 “安倍经济学与地区经济” 、 “日益右倾化的安倍内 阁” 、 “安倍执政期间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 、 “安倍内阁新经济增长战略之考 察” 、 “世界变动与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 、 “日本社会无编制工人之间的联 合与组织化” 、 “2014 年工会的春季罢工斗争总结与今后的问题” 、 “从‘产业 别’工会大会到秋季罢工斗争”等。 A 2015 年关注的主题则包括“世界变动 与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 、 “2015 年春季罢工斗争总结与今后的问题” 、 “纪 念马克思主义学者向坂逸郎逝世 30 周年” 、 “战后 70 周年安倍内阁的安保相关 、 “战后 70 周年与日本的安保政策” 、 “阻止日本的战争法案” 、 法案与修宪动向” “安倍内阁的财政政策重建对社会保障的破坏” 、 “与安倍内阁对抗的政治联盟 问题” 、 “向安倍内阁的原子能政策说不”等。 B 从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的主题中可以发现， 《社会主义》杂志秉承了一 贯关注日本工人运动和劳动问题的宗旨，每年日本例行的春季和秋季工人罢工 斗争是其关注的重点。另外，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的影 响，以及对现政府的政策批判也是每年关注的对象。 《经济理论》与《经济科学通讯》 4. 《经济理论》 （季刊）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大的学会，即经济理论学 会的机关刊，2014 年度出版共 4 期，主题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学家置盐信雄 经济学理论的可行性” 、 “如何理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迁” 、 “21 世纪式的经济 危机” 、 “MEGA2 第二部分编辑工作的结束——《资本论》手稿的辛苦编辑过 、 程与研究” 。2015 年度的 4 期主题分别是“后工业化 / 服务化与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 “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资本主义” 、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经济学：如何超越金 融危机” 。虽然《经济理论》杂志每年只出版 4 期，刊面也不很大，B5 版的杂 志每期 130 页左右。分为“专集论文” 、 “一般论文” 、 “书评”和“书评回复” ， A 参照『社会主義』 （2014 年 1—12 期） ，社会主義協会編。 B 参照『社会主義』 （2015 年 1—12 期） ，社会主義協会編。 231 其中“专集论文”6 篇、 “一般论文”2 篇、 “书评”7 篇、 “书评回复”2 篇左右。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理论角度 对于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日本资本主义等新趋势，特别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日本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会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十分重视经典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其机关刊《经济科学通讯》 （1970 年 6 月创刊，现每年 出版 3 期）在 2014 年度关注的主题包括“劳动雇佣的流动化” 、 “强化工会运 动的问题” 、 “农业、自然能源与区域经济” 、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 。2015 年关注的主题则是“政治现实与市民运动” 、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战争” 、 “解决 日本贫困的路径” 、 “当前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 “安倍经济学与社会保障改革” 、 “劳动法律制度改革与工会运动问题” 。A 2007 年 12 月 28 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日本 。这句经常被人们描述对日本印象的话语 是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的国家” 反映了人们对日本社会公平正义、贫富分化较小、劳资关系相对缓和、工人劳 动权利保障较好、公共服务比较发达等社会治理方面的良好印象。这看似一句 普通而诙谐的话语背后反映了日本左翼政治力量，尤其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学 者对实现日本社会良好治理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上述日本共产党的《前 卫》和《经济》 ，还是日本社民党的《社会主义》 ，乃至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 大的学会组织经济理论学会的《经济理论》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经济科 学通信》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刊物比较关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社会贫富差 距、工人权利与工会运动、公共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右倾化、教育等广大普 通国民所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解读和对策建议则会引起社会关 注和共鸣，进而推动政府不断去完善相关政策。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 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平的关注增加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 二、关注焦点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2014 和 2015 年两年日本马克思 A 参照『経済理論』 （2014 年 1—4 号 /2015 年 1—4 号） ，経済理論学会編； 『経済科学 通信』 （第 134—138 号） ，基礎経済科学研究所編。 232 主义学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 MEGA2 编辑及其最新研究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国际 MEGA2 的编辑工作起， 在该领域的工作进展和研究就一直是每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点。迄 今为止，学术界关于 MEGA2 第二部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五个角度出发：马克 思各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 《资本论》是如何形成的相关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个人贡献问题；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手稿中的作用； 《资本论》第 1—3 卷各 手稿本身的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亦是如此。2014 年度日 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 MEGA2 的编辑和研究情况，可从经济理论学会出版的 杂志《经济理论》第二期关于日本 MEGA2 编辑的现状专集中窥见一斑。在题 为“MEGA 第二部分编辑工作的结束——《资本论》手稿的辛苦编辑过程与 研究”的栏目下，共刊载了 5 篇有关 MEGA2 编辑和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法 政大学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大谷祯之介的《作为资本本质论的 〈资本论〉：以 MEGA2 第二部分编辑结束为契机》及译文《基于 MEGA 各版本 的〈资本论〉第一卷新版本：具有可读性和值得信任的版本》 ，首都大学东京 〈资本论〉第二卷：对 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宫川彰教授的《关于 亚当·斯密教条的批判中所形成的再生产理论》 ，驹泽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宫 田唯史的《 〈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手稿的问题与意义》 ，立教大学名誉教授小 西一雄的《马克思信用论手稿研究的意义》等。 2015 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 MEGA2 的编辑和研究情况，可以从 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村泉、鹿儿岛大学教授涩谷正和东北大学副教授窪俊一共 同编著的《新 MEGA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代探究：从广松版到数字在 线版》A 一书中体现出来。该书共分 14 章，主要讨论了广松版的根本问题、关 于 MEGA2 与手稿原文形成的历史编辑方法、手稿电子版的概念意义、从手稿 原文与广松版的比照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右栏中的批注、亚当·弗格森 与历史唯物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 “二战”前《德意志意 识形态》的日语版翻译史、 《费尔巴哈论》中文版存在的问题、中日两国《德 意志意识形态》传播的原点、马恩著作的朝鲜语翻译情况等。这其中以第五、 A 『新 MEGA と『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の現代的探究：廣松版からオンライン版へ』 ， 大村泉、渋谷正、窪俊一編著，八朔社，2015 年 3 月。 233 六、七章为主，重点探讨了日本 MEGA2 编辑参与者在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其中第五章“电子版的概念意义” ，分析了“费尔巴哈论”手稿写作中的特点、 电子版编辑的注意点、电子版与纸质版的区别以及制作电子版的三个目的；第 六章“从手稿原文与广松版的比照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右栏中的批注” 一章主要讨论了右栏中批注的各种编辑问题和批注的改稿过程；第七章“马克 思的笔记”主要分析了笔记的构成、执笔时间、执笔顺序以及笔记与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形成的关系。 2015 年 11 月 5 日，首都大学东京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宫 川彰先生在获得中央编译局国际交流友谊奖时所做的题为“ 《资本论》的最终 完成——MEGA2《资本论》手稿的编辑结束——关于第二部分的争论的最新 研究”报告中指出， “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资本论》第 2、3 卷，相关的手稿 也并未发表，被众多学者讨论的第 2、3 卷行文之间的逻辑和顺序问题应看作 马克思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批判、自我修饰、自我完善的印记，这些逻 辑问题不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承担责任，作为后人我们应利用好手稿，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高理论成果。 ”宫川彰教授还指出了日本以及中国 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存在的问题： “ 《资本论》的撰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未 认真阅读手稿就对各章节逻辑等问题进行评价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 情况；片面地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甚至将两人对立起来是不科学 的，如未阅读手稿，就难以把握二人对手稿理解的异同；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密不可 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去意识形态的动向值得警惕” 。 （二）新安保相关法案 长期以来，左翼政党和学者一直对日本社会右倾化持强烈的批评立场， 对阻止日本政治右倾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坚决反对执政的自民党长期以来 欲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大集体自卫权的各种举措。2015 年 9 月 19 日凌晨，日本 国会参议院以 148 票赞成，90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新安保相关法案（11 项与安全保障有关的法案修正案的统称，旨在扩大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和行 使武力的地理范围和军事缘由的限制） 。 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知识界而言，有关媒体的舆论调查显示，反 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受访者远远大于支持的受访者，且多数人认为新安保相关 法案违反了日本宪法。在新安保相关法案通过前后，日本许多大学、科研院 234 所、学会等纷纷发表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声明。 “二战”后，在以美军为首 的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日本制定了后来被认为是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其中第 九条规定： “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 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 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简言之， 日本作为“二战”的主要侵略国家之一，在被同盟国打败后，日本没有了对外 发动战争的权利，只有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才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还击的权 利。因此，战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该宪法对于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该宪法一经公布，便有少数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战胜国对战败 国的压制，主张进行修改，但受到日本刚刚战败和“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 的制约而作罢。60 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修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开始付诸实践，之后便不断通过各种相关法案，突破日本向海外派兵和扩大行 驶集体自卫权的束缚，以实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表 示违宪即是基于该背景。2015 年 6 月，日本有关学者就成立了“反对新安保相 关法案学者协会” 。其成员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法政大学等 全国近百所大学，既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也有物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 等领域。该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与日本全国律师联盟召开记者会，来宣传 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主张。从其成员来看，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学者。 2015 年 7 月 23 日，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干事长、摄南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 代表学会发表声明，反对安倍政府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他指出这违 反了现行宪法， “经济理论学会是专注于基础经济理论研究的纯粹学术机构， 然而它的活动是建立在宪法所保障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之上，由此政府认 为其他国家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自卫队应积极进行协助的认识和做法破坏 。 了和平宪法的基础，我们对此深感忧虑” 2015 年 6 月 24 日，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同历史科学协议会、东京历史学 研究会、日本科学者会议、新日本医师协会、文学教育研究者集团等 14 个学 术团体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内集会，共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安倍政府将要通 过的新安保相关法案。6 月 25 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全文刊载了这 “在国会中强行通 14 个学术团体的声明，提出了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理由： 过的做法践踏了国民主权的民主主义；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被扩大，在地球任何 一处与美军共同行动成为可能；从平时即与美军及其他相关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235 关系。 ”A 2014 年 11 月 15 日，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在年会上通过了反对当年 7 月 1 日安倍政府通过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的声明。声明指出： “在战后的和平 宪法下，建立了即使是政府执政党也难以向海外派兵的体制，这次内阁决议破 坏了这种体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日本国家和国民没有受到攻击 的情况下，也可以行使武力。这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精神的否认，是对战后和 平历史的反叛，是对人类尊严的反叛，是对战后一直以来对帝国主义战争带来 的惨剧反省的颠覆。 ”学会之后又在 2015 年的年会中通过了《反对新安保相关 法案的决议》 ，决议指出： “坚决反对将日本贬低为从属于美国的军事同盟国， 坚决要求蹂躏和平宪法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政府下台。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 相关法案的做法践踏了立宪主义和国民主权主义，应阻止民主主义危机，废除 相关法案，反对一切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法案。 ”B 另外，就政界而言，在野的“恢复日本元气之会” 、 “次世代党”和“新 党改革”三党持支持立场，而民主党、维新党、生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五党 持反对态度。 2015 年 9 月 18 日，自民党干事长代理棚桥泰文针对以民主党为首的主要 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指出安倍内阁成立以来，得到国民很高的支持， 稳健运行，提出不信任案是无视国民支持的粗暴行为。对此，民主党干事长枝 野幸男在提出不信任案时指出，新安保相关法案是对战后基于战争深刻反省而 建立的民主主义、立宪主义和专守防卫的安全保障政策的改变和破坏。在辩论 中，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表示，国会周围的反对运动正不断扩展，无视国民 声音的人是没有未来的，必须让这种战争法案成为废案。共产党议员小池晃指 出，84 年前的今天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安倍内阁的行为有重蹈战争覆 辙的危险。日本上层的政治精英中，尤其是自民党具有长期支持日本摆脱“二 战”战败国形象，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目标的一贯理念。尽管日本主要在野党均 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但是在野党议员中除了左翼的共产党和社民党议员外， 中右翼的民主党，维新党和生活党议员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反对态度在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选举的需要，而非真正反对法案本身。 A 『赤旗』 ，2015 年 6 月 25 日。 B 東京唯物論研究会： 『2014 年度総会決議事項：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反対決議』； 『2015 年度総会決議事項：安全保障関連法案反対決議』 。 236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安倍内阁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强烈批评，许多 有识之士也激烈反对，舆论调查显示反对民众数量远大于支持者。事实上，在 多数民意不支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相关法案具有深刻的原因：第一， “二战” 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导致了同盟国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没有像德国那样彻 底，由美军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虽然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消除了日本军国 主义的体制，但是还没有能够从思想上改造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对战犯的 处理不够彻底，许多战犯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日本投降后，为了使日本不再成 为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威胁，美国主导的占领军总部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对 日进行了彻底改革，以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然而冷战的出现，特别是朝鲜战 争爆发后，包括许多甲级战犯在内的很多人被陆续释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重 返政坛。安倍晋三的祖父、曾被判处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还当选日本首相，可见 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态度。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大国地位 的确立，日本的政治家，尤其自民党内政治家追求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交战 权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因此，新安保相关法案的通过， 乃由来已久，并已经成为日本多数政治家的共识。 第二，日本的政治文化决定了虽然有多数民意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但 并不能成为阻止其在国会通过的必要条件，决定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主导权掌 握在世袭的政治家手中。 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造就了日本政治上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日本 的国会议员世袭现象严重，尤其是自民党议员中，出生于政治世家的议员几乎 占总数的一半，如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自民党出身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麻 生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均是来自“二战”前的政治家族。平民出身的首相少之 又少。日本普通民众参与上层政治生活不足，而参与地方自治体却相对充分。 大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上层政治生活的主要手段是众参两院的选举投票，也是国 民制约上层政治走向的主要手段。但是选举一旦结束，选民并不能一直制约议 员的行为。尤其是在当前日本执政党在众参两院都占据多数的情况下，自民党 急于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将一直以来的理念付诸实践。 第三，当前日本的选举制度，尤其是选区制度有利于自民党继续维持一 党独大的政党格局，自民党并不担心会因为强行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而必定会 在之后的大选中失去执政地位。如果说此前（1947—1994）日本实行的众议院 中选区制（每个选区选举 3—5 人）尚有利于形成两大政党体制的话，那么， 237 1994 年以后日本众议院选区制的改革，则极大有利于日本自民党自 1955 年以 来几乎一直维持的一党独大局面。1994 年日本众议院选区制度由中选区改为 小选区与比例选区的混合制，全国被按照人口划分为 300 个小选区，每个选区 选举一名众议院议员，选民投票时填写候选人名字，按照多数原则决定当选 者。同时，这 300 个小选区又被划分为 11 个大选区，共选举 180 名众议院议 员。分属于不同大选区的选民在投票时需填写支持政党的名称，各政党按照得 票率多少来分配每个大选区的议员名额。可见，有利于大政党的小选区产生的 议员占据了近三分之二，自民党的候选人由于大政党多方面的相对有利因素， 更容易当选。而大选区下的民众投票极易导致多党林立，以至于很难出现替代 自民党的在野党。因此，自民党并不过分担心因该相关法案导致的支持率下降 而影响下次选举。 （三） “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是近三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关注的热点，所谓安倍 经济学是 2012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出任日本第 96 任首相后，为刺激日本经济增长而提出的综合经济发展政策。自 1989 年日本 经济泡沫危机发生以来，日本国内关于经济低迷先后有“失去的 10 年” 、 “失 去的 20 年”等说法。经济泡沫危机发生后，历届政府都将恢复经济发展作为 执政的核心问题，但是均未取得较大进展。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后欧美许多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实行了被称为 “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放松金融管制，修 改《日本银行法》 ，修正了有关条文，要求日本中央银行大幅发行货币，以每 年 60 万亿—70 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础货币，直至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促 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行大幅度日元贬值政策，促进日本对外出口，拉动国 内经济增长。2）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2013 年度内阁的扩大公共 投资预算为 20 万亿日元，主要是针对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震区的重建以及防 止类似灾害发生的建设、老化公路的修复、学校的抗震建设等。3）实行结构 改革，确立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对于安倍内阁的经济发展政策，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政党普遍持 批判的态度。对安倍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 实现大企业、大财阀、大资本家的利益；安倍经济学导致物价上涨、生活成本 升高，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安倍经济学破坏了劳动雇佣，损害了工人的权利； 238 安倍经济学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安倍晋三的自民党代表的是大企业、大财团、大资 本家阶层的利益，这些大资本家向自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捐款，因此，安倍 经济学并不是特别的经济发展政策，仍是“二战”结束以来自民党维护大资 本家政策的延续。 《经济》杂志在 2015 年第 2 期刊载了经济形势研究会的文 章——《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的十字路口》 。文中指出“安倍晋三上台后恢 复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 、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 、 ‘规制改革会议’等相关组 织，而这些机构均代表日本财界和大企业的利益。 ”A 友寄英隆（ 《经济》杂志原主编）在其著作《安倍经济学与日本资本主义 经济》一书中指出： “安倍经济学导致了日本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从其主要 的政策结果来看，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经济的活力，然而掌握 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家和富裕阶层与占据社会少数财富的普 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20 世纪 80 年代末泡沫经济发生以来积聚的 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虽然出现短期的经济复苏，但新的衰退、财政和金融危机 将不可避免。 ”B 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大门实纪史在《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贫困的安 倍经济学的异样》一文中指出， “日元的贬值令普通家庭的财产减少，同时物 价的升高和消费税的增加，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接受政府生活低保补助的家庭 在 2014 年 12 月达到历史最高的 162 万户。与此同时，大企业与上一年相比利 润增加 34%，而中小企业则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安倍 经济学的实质即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两极化” 。C 三、学术活动 （一）经济理论学会第 62、63 届年会 1. 第 62 届年会 经济理论学会作为日本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者的学术组织，其年度学术大会一般在秋季举行。2014 年 10 月 25、26 A 経済情勢研究会： 「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の岐路」 ， 『経済』 ，2015 年２月，45 頁。 B 友寄英隆： 『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資本主義』 ，新日本出版社，2014 年 6 月，2 頁。 C 大門実紀史： 「格差と貧困を拡大するアベノミクスの異常」 ， 『前衛』 ， 2015 年 8 月， 95 頁。 239 日，学会在日本阪南大学（主校区）召开了第 62 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 “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 近年来的主题都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中孕育的诸类问题，如全球化两面 性状态下的结构性遗留问题、雷曼危机以后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金融混 乱、雇佣关系不稳定、企业收益结构变化等） 、东北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所体 现的现代社会根源性问题等。学会认为，对于导致这些现状无法忽视的各类 经济理论，有必要重新回顾，认真研究“经济理论的当下状态” ，坦然接受其 目前水准，并将其作为今后的课题继续研究下去。因此学会干事会将本次年 会限定在“经济理论”的内涵范围之内，将主题定为“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 济学” 。 第 62 届年会共设 21 个专场讨论会，大会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8 个专场的 讨论。其中第 7 场为与会议主题相关的专场讨论会，即“政治经济学的对抗 轴” ，来自香川大学的柴垣和夫教授与铃鹿医疗科学大学的福留久大教授等分 别做了题为“价值论的现在：主流派微观经济学与对抗轴”以及“从社会诸科 学到社会科学”等报告。同时进行的第三场讨论会为特设讨论会，主题是“学 术会议‘参照基准’的情况与背景” ，同时进行的还包括“分析性·政策性的 疆域（1） ” 、 “性别差异” 、 “积累与再生产” 、 “社会运动的新可能” 、 “萧条论” 等专场讨论会。沿袭往届年会惯例，本次年会仍设置了英文专场，为在日本工 作和学习的英文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日第 8 专场讨 论会即英文专场，主题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在：挑战正统派” 。下午进行了大 会主题的讨论，北海道大学西部忠教授与一桥大学教授吉原直毅等依次发表了 题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分析与经济理论重建——与现代经济学的对话”及 “经济学与经济的共进化”等演讲。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7 个专场的讨论。其中 第 13 专场讨论会为大会主题相关的专场讨论会，即“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 主义分析》80 年历程” ，本场发表演讲的有专修大学的矢吹满男和明治学院大 学的涌井秀行等。同时进行的专场讨论会还包括“认知资本主义研究” 、 “经济 学说史”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企业与劳动”等主题。英文专场题为 “全球相互依存状态下的政治经济学” 。下午进行了 6 个专场的讨论，主题包括 “分析性·政策性的疆域（2） ” 、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 、 “货币·金融与日本 经济” 、 “劳动过程的变迁” 、 “规范理论与数理分析”等。本日下午的英文专场 题为“经济发展与环境” 。 240 与往年的年会相比，从会议的规模、形式来看，与以往相差无几，但涉 及学科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如专场讨论会的特设讨论会环节，除往 届会议中地震与核能相关主题外，本次会议还新设置了学术会议经济学领域中 教育有关的“参照基准”的主题。 2. 第 63 届年会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学会又在日本一桥大学召开了第 63 届年会，此 次年会的主题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 。 在第 62 届年会的大会主题“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中，大会已经对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发展进行了重新探讨。同时，还 研究了经济理论学会所秉承的学术及社会使命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政治 经济学在对抗主流派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将政治经济学的合作范 围从经济学拓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学会认为应该 进一步挖掘现代经济理论的论争点，即主流派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抗轴 心，并深入研究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的论争点，以及由此出发审视资本主义 的视点差异。因此，本届大会主题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 课题” 。 第 63 届年会共设 27 个专场讨论会。2015 年 11 月 21 日举行了 15 个专场 的讨论，上午进行的第 1 专场为特设讨论会，主题为“经济教育” 。此外，同 时进行的还有“价值论·价格论” 、 “经济体制诸问题” 、 “现代世界经济”等专 场讨论会，以及“规制理论、后凯恩斯理论与宇野理论”和“东亚经济共同 体”两场英文讨论会。21 日下午进行的第 7 专场为特设讨论会，主题为“性 别与亚洲——第 4 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会议）20 周年” 。同时进行的还有“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与替代社会形态”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认知资本主义 （Cognitive Capitalism） ” 、 “现代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后凯恩斯派经济 学” 、 “经济学说史”等专场讨论会，以及“主流经济学批判”和“发展与环境” 两场英文讨论会。22 日举行了 12 个专场的讨论，上午进行的第 17 专场为特 设讨论会，主题为“3·11 大地震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 。此外同时进行 的还有“J . R .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的现代意义” 、 “日本经济的变革” 、 “积累 和再生产” 、 “现代的经济理论” 、 “现代的经济政策” 、 “货币、金融与现代经 济” 、 “现代经济的积累方式” 、 “皮凯蒂《21 世纪的资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等专场讨论会，以及“金融与危机”和“主流经济学批判 2”两场英文讨论会。 241 22 日下午会议围绕大会主题“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展开了 讨论。 与往届年会相比，本次设有 27 个专场讨论会，达到历届年会专场讨论会 数量上的巅峰。从专场讨论会的数量和主题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出，本届年会的 讨论内容更加广泛，出发点也趋于多样化。此外，对于大会主题，本届大会除 了沿袭以往在学会全体会议上采取共同商讨的形式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新的讨 论方式。首先，由关注经济理论创新的学者从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以演说 形式围绕主流派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抗轴心发表最新研究报告。其后，根 据这些内容，再就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向由各位会员从不同立场出发加以讨论。 （二）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7、38 届年会 1. 第 37 届年会 2014 年 10 月 18、19 日，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7 届年会于一桥大 学国立东校区举行。来自一桥大学、静冈大学、岐阜大学、立教大学、名古屋 大学、东京农工大学、奈良教育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神户 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多磨高等预备学校、德岛大学、立命馆大 学、京都大学、金泽大学、福冈大学、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等 19 所大学的专 家学者和研究生们出席了会议。 本次与往届年会安排相同，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的是环境思想分会、北 欧社会研究分会及性别分会。 “环境思想与拜物教” 、 “人类史·世界史构造的 新解读——关于环境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柄谷的交换史观等讨论” 、 “北 欧型福利国家与自发社会活动”等研究报告受到了较多关注。下午召开了全 体大会，主题为“激进主义的条件——着眼于窘迫的时代” 。来自一桥大学的 森千香子和奈良教育大学的中谷泉正分别发表了题为“ ‘幻灭的未来’中可行 的激进主义为何物” 、 “ ‘激进主义’的运动战略 / 容纳——主题表象与契约政 治”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为自由发表时间，没有设置主题。下午进行了 3 个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是“环境与农业” 、 “大学教育”和“思想体系与知识 构造” 。A 除了会议的主题和地点区别外，无论从会议的形式，还是从会议的规模 A 参见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http://www.zenkokuyuiken.jp/，2016 年 3 月 2 日 访问。 242 来看，本届年会与往届均没有较大区别。 2. 第 38 届年会 2014 年 10 月 17、18 日，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8 届年会于群马大 学荒木校区举行。来自东京农工大学、千叶大学、一桥大学、群马大学、立教 大学、三重短期大学、立命馆大学、东海学园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东京大 学、名古屋大学、北海学园大学、岐阜大学、名古屋艺术大学、名古屋市立大 学、神户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金泽大学等 18 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 们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与往届年会不同，会议第一天上午只进行了环境思想与北欧社 会研究 2 个专场的讨论。会上发表了“威廉·莫里斯——着眼于‘视野’的 概念” 、 “瑞典的设计运动与‘国民之家’构想”等研究报告。下午召开了题 为“生于‘黑暗’时代的思想——历史意识的现在” 。来自一桥大学的加藤圭 木、群马大学的丰泉周治，以及立教大学的和田悠分别进行了题为“对殖民 地主义残暴程度的重新思考——历史意识的现在” 、 “成熟的民主主义”以及 “1970 年后的废除死刑思想与运动”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同往届年会一样 未设置主题和分会场而进行自由发表。下午沿袭往届年会传统设置了 3 个专场 讨论会，主题分别是“年轻人与沟通” 、 “文化研究的双面性”及“现在资本主 义论” 。A 本次年会除了变更主题和地点外，参与会议的高校数量有所减少，此前 于历届年会第一天上午进行的 3 个分会讨论也首次变为 2 个。从以上状况中不 难看出，较于以往，本次年会的规模和内容都有所缩减。 （三）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7、38 届年会 1. 第 37 届年会 2014 年 9 月 14、 15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7 届年会在驹泽大学举行。 本届年会包含“现代政治状况与市民运动——解读东京都知事选举与反核运 动”和“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两个年会主题，设有 9 个专场讨论会 和 2 个主题讨论会。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4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马 ” 、 “区域发展” 。 克思与政治学” 、 “劳动论·劳动过程论” 、 “人类文明与教育（1） 当天下午进行的第 1 个年会主题讨论会上，庆应大学教授柳泽游与驹泽大学教 A 参见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 http://www.zenkokuyuiken.jp/， 2016 年 3 月 2 日访问。 243 授濑户冈，以及来自“FoE Japan” （国际环境 NGO）的满田夏花女士分别进 行了题为“从东京都知事选举看政治意识的流动性” 、 “近来世界各国的右倾化 动向”及“地区废核运动与市民政治意识的变化”的演讲。 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5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现代社会风潮与 文化经济学” 、 “劳动法改革与劳动政策” 、 “人类文明与教育（2） ” 、 “马克思主 义研究”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当天下午，大会举行了本届年会的第 2 场主题讨论会，即“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 ，来自驹泽大学的姉齿晓 和法政大学的布川日佐史分别发表了题为“消费中的贫困问题”与“可解决贫 困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演讲。 A 从本届年会的大会主题、专场讨论会主题及会议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本 次会议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例如来自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子岛喜久发表的 《消防员的薪酬体系变迁》 、森谷一夫发表的《作为人力政策的职业教育》 ，以 及来自驹泽大学的田井胜发表的《大学生与教育问题》等，都与社会民生息息 相关。本次各个专场讨论会的演讲，都使得大会的现实意义得以深化。 2. 第 38 届年会 2015 年 9 月 14、15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在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百年 讲堂举行第 38 届年会。本届年会与往届一样，仍旧设置了 2 个大会主题，即 “日本资本主义战后 70 年” 、 “大阪生活与经济重生” 。本次会议设有 5 个专场 讨论会和 2 个大会主题讨论会。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3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 分别为“阪神·淡路大地震 20 周年” 、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诸论点” 、 “战后 70 年的混乱与阿玛蒂亚·森发达论的照射” 。下午进行了第 1 个年会主题的讨论 会，会议由经济大学教授田添笃史主持，来自立命馆大学的长岛修教授及樱美 林大学的藤田实教授等分别发表了题为“战后 70 年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当今局 面” 、 “战后技术革新与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演讲。 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了两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数理马克思主义经 。当天下午，大会举行了第 2 场大会主题讨论，即 济学”和“劳动现场百态” “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 。首先，来自立命馆大学的森裕之教授做了题 为“大阪社会经济与桥下维新政治”的基础报告。其后，由保卫全大阪生活与 健康联合会会长大口耕吉郎和大阪市民网络代表藤永延代等依次发表了“贫困 A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 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 2016 年 3 月 2 日访问。 244 的扩大与生活保障问题”及“大阪居民运动——走向难波市民革命”等演讲。A 本届年会的专场讨论会数量较往届有所收缩。会议前半段主要回顾了日 本战后 70 年，包括日本现如今各领域的状态。而后半部分则更加贴近社会现 实，直面现实问题，邀请了非学术界的社会人士共同参与会议讨论。 2014—2015 年度，除了以上这些由大学教授和学会、科研机构学者组织 和参与的学术活动外，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传播， 其机关报《赤旗》 、机关杂志《前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杂志《经济》 ，以及 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女性广场》 、 《学习月刊》 、 《议会与自治体》等刊物都发挥 着重要的宣传作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日共的理 论研究机构，其学术研究不应忽视。现任所长为原日共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 长、中央委员会议长不破哲三先生，是日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旗手。2014 年，不破哲三先生的《党纲的重点》一书，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 出版。同时，不破哲三先生在本年度继续以“斯大林秘史”为题，在《前卫》 杂志 2014 年第 1 期到 2015 年第 7 期中连载并终结了长达 30 章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社会变化和对外关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研究。 《前卫》杂志 2014 年第 7 期和第 8 期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论的“发 掘” （上） （下） 》中，不破哲三先生解释了为何在修改纲领时特别重视未来社 会论的研究，并以《资本论》为基础对未来社会的总论加以展开说明。2014 年第 12 期和 2015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追踪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上） （下） 》中， 不破哲三先生介绍了《资本论》的两个侧面及其历史和背景，并将恐慌论与利 润率低下的法则相结合进行讲解。而在 2015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上发表的《探 究社会变革的主要条件（上） （下） 》中，他又从劳动阶级成长和发展的角度出 发，解释了马克思是以何种构想为出发点完成《资本论》第 1 章的同时，还指 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阶级成长与发展的三个必然性。 B 作者：张利军，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王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A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2016 年 3 月 12 日 访问。 B 日本共产党《前卫》杂志主页：http://www.jcp.or.jp/web_book/cat458/cat/。 245 拉丁美洲 袁东振 本报告主要分析当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介绍 2014— 2015 年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术动态，并重点介绍对古巴社会主 义模式更新的研究与争论。 一、当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各种形式和内容各异的研讨会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形式， 关注拉美及世界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重视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 （一）形式多样的研讨会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形式 2014—2015 年拉美地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会议、论 坛、讲座等。其中最主要的包括：2014 年 8 月在阿根廷召开的第 7 届“批评理 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2015 年 7 月在厄瓜多尔召开的第 19 届“拉 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2015 年 9 月在玻利维亚召开的“马克思活 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环境下拉丁美洲的替代经济”国际研讨会；2014 年 9 月 和 2015 年 9 月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 1 届和第 2 届“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 246 2015 年 2 月起古巴举办的“重温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和课程讲座；2014— 2015 年在智利举办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2015 年 7 月在巴西坎 皮纳斯大学召开的第 8 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这些研讨会和论坛有 些由学术界主办，学术性特点较突出，如“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 坛” 、 “应用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等；有些是激进左翼政党主办的，体现了这些 政党当前的主要理论主张和基本诉求，意识形态倾向明显，如“拉丁美洲的革 命问题国际研讨会”；有些则由左翼执政党和政府主办或组织，官方色彩较重， 这些执政党或政府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 到的难题。 （二）拉美及世界面临重要现实问题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 内容 无论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研讨会，还是该地区相关的重要 学术出版物，都对当前拉美及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 的危机、拉美左翼和进步力量面临的挑战、拉美本土性发展等问题给予极大关 注。2015 年召开的“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研讨会” 、 “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 会等都将拉美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作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对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拉美左翼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执政党面临的主要 威胁和困难等进行重点讨论。即使一些学术性较强的研讨会，也把拉美当前的 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列入讨论议程，例如古巴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 会、阿根廷“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以及巴西“马克思和恩 格斯国际论坛”的多场圆桌会议，都围绕当前拉美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展 开。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出版物，如阿根廷《工具：马克思主义批 评和辩论杂志》 （以下简称《工具杂志》 ） ，以及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 ，都对 拉美和世界范围的现实问题予以极大关注。 《工具杂志》A 第 54 期（2014 年秋 季刊）开设“处于危机中的委内瑞拉专栏” ，刊登了《委内瑞拉的法西斯主义》 （Roland Denis） 、 《处于危机中的玻利瓦尔革命》 （Modesto Emilio Guerrero）等 文章；第 55 期（2014 年春季号）刊登《2014 年的委内瑞拉：革命内部的视角》 （Manuel Martínez）一文；第 56 期（2015 年秋季号）开设“拉美人民政府与民 众主义：评估、困境与展望”专栏，刊登《委内瑞拉：关于人民政权以及向社 A 该杂志目前每年出版 2 期。 247 会主义过渡的争论》 （Manuel Martínez）和《对委内瑞拉的再思考》 （Guillermo Cieza）等论文或专栏文章，对当前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景作较详细 分析。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开设“工会与 政治专栏”，刊登《工会主义与政治：法国、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较》 （Andréia 、 《从对工会主义的分析看巴西工会的复兴》 （Andréia Galvão） 、 《阿根 Galvão） 廷后贬值时代的国家与工会：战略辩论的回归》 （Paula Varela）等论文，对当 前欧洲和拉美国家工会主义的特征、工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等现实 问题做了细致分析与研究。该杂志第 40 期（2015 年出版）还发表“拉美土著 人为维护生态而斗争” （Michael Löwy）等所谓反映拉美人民斗争的文章。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在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比 重较大。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期刊几乎每期都刊登相当数量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成果。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第 40 期（2015 年该杂志出版 了第 40 期和第 41 期）刊登《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Arthur）的新辩 证法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种批判性的分析》 （Cláudio Gontijo） 、 《罗 莎·卢森堡：帝国主义、超级积累和资本主义危机》 （Eduardo Mariutti） 、 《葛 兰西和实践哲学的“可译性问题” 》 （Adilson Aquino Silveira Júnior）等研究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该杂志此前在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了多篇关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批评概念》 （Pe。 dro Leão da Costa Neto） 阿根廷《工具杂志》第 56 期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奏：青年拉克劳 的马克思主义》 （Omar Acha） 、 《从人民的概念到领袖的物质性：对拉克劳民众 主义的简要评述》 （Edgardo Logiudice） ，对在拉美地区具有较重要影响的阿根 廷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 A 的思想作了全面分析和介绍。该期还刊登了 《本杰明在加沙：关于历史概念的命题及其简要评论》 （Carlos Eduardo Rebuá） 、 《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和歌德思想对卢卡奇的影响》 （Martín IgnaA 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35—2014）是阿根廷著名政治理论家，反对马克思的经济 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因而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 《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与 Chantal Mouffe 合著） 、 《对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 《民 众主义的原因》等。 248 cio Koval）等文章。2014—2015 年召开的许多重要研讨会，特别是阿根廷“批 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巴西第八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主题和研讨的核心。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基本理论研究，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占有 突出地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著作、成果和讨论会，都涉及马克 思主义发展及其基本理论问题。如阿根廷的《工具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劳 动、异化、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和作品，该刊第 55 期开辟“马克 思主义与暴力”专栏，刊载了《纪念工人国际成立 150 周年》等文章。秘鲁 《马克思主义思想杂志》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专题” 。巴西《马克思主义批 评》杂志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及现代著 、 《Astrojildo Pereira: 巴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 作的困境》 （Michael Heinrich） 困境》 （Gleyton Trindade）等论文；第 40 期刊登了《多重危机和性别关系的危 机》 （Alex Demirovic 和 Andrea Maihofer） 。上述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都是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 重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该地 区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研讨会都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重要主题。 2014 年智利的“第 3 届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论坛的重要主题是“资本主义 危机”和“社会主义与解放问题的探讨” 。 “马克思活着研讨会”主要研讨了 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解决出路问题。 “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则把当 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和矛盾作为重点议题。 “进步力量汇合”大会则把 克服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作为重要议题。 《工具杂志》等期刊也刊登了大量 （Juan 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作品，该刊第 55 期刊登了《商品拜物教的现状》 Manuel Rodríguez Lorenzini 和 Enrique Carpintero）一书的书评；巴西《马克思 主义批评》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分析和应对结构性经济模式危机的 建议》 （Wilson Cano） 。 二、2014—2015 年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动态 2014—2015 年拉美地区举办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研讨活动， 249 本报告选择若干影响力比较大的论坛、研讨会和讲座加以介绍。 （一）在玻利维亚召开的“马克思活着”研讨会 “马克思活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环境下拉丁美洲 2015 年 9 月 9—10 日， 的替代经济”国际研讨会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举行。会议由玻利维亚政府 经济和公共财政部组织召开，得到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政治和社会学多学科研 究主任、政治学系主任埃斯特拉达（Jairo Estrada Álvarez）的支持与合作。玻 利维亚经济和公共财政部长阿尔塞（Luis Alberto Arce Catacora）出席会议并 就 2006 年以来玻利维亚左翼政府实施的社群社会生产经济模式做了主题演讲。 来自哥伦比亚、智利、古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的学者 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主要研讨了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解决出路问题，共分 4 个 单元： “资本主义危机的程度与趋势” 、 “资本主义的秩序、地缘政治的重构与 一体化进程” 、 “拉美的替代经济” 、 “争论中的展望：新自由主义、后新自由主 义与反资本主义” 。这次研讨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模式引发国际危机的背 景下召开的，会议认为，作为资本主义模式危机的替代物，通过替代经济的 建立，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效。会议提出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的权力运行规则， 不仅不能放弃追求解放的思想，而且要将其转化为民主权利的行使、克服暴 力、实现社会正义；把人类置于民族私人资本纯粹的投资利益之上，克服严 重的不公平，实现收入再分配。会议认为，不存在解决世界各国危机的唯一 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选择。与会的拉美学者认为，在寻找替代模 式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和提出一种能够有助于建立真正民主、公正和人道的 社会。 （二）第 7 届阿根廷“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创建于 2003 年，迄今已举办 7 届，目前该“论坛”已经成为阿根廷和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活动。 “论坛”的最初目的是为 20 世纪知识界几次 最重要的争论提供一个再度思考的机会；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美学、人 类学等视角，为进一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空间； 对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性进行反思，推动建立拥有人的尊严的社会 秩序。 2014 年 8 月 4—6 日，第 7 届“论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召开，主题 是“马克思主义与暴力” ，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罗萨里奥大学、巴西米纳 250 斯吉拉斯大学等主办。论坛的议题有 10 个：对暴力的批评与理论反思，暴力 与阶级斗争，经济暴力问题，心理学、心理分析与暴力，性别暴力问题，环境 暴力，文学与艺术中的暴力，教育与暴力，媒体的暴力与媒体中的暴力，劳动 世界的暴力问题。 （三）第 19 届“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 “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是拉美地区所谓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 国际性会议。自 1997 年起这些激进左翼政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就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就拉美和世界人民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行动等交流经验 和看法，探讨反对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分析国际革命运动的进 程，号召推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2015 年 7 月 27—31 日，第 19 届“研讨会”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主题是“帝国主义在拉美的争斗” ，两场圆桌会议的 主题分别是“拉美和加勒比人民和劳动者的斗争”和“今日厄瓜多尔” 。参加会 议的有来自阿根廷、巴西、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 内瑞拉、波多黎各、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26 个激进左 翼政党。会议发表题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与人民的任务》的最后声明 A ，表 明了这些政党对当前拉美和世界重要问题的基本立场。声明要点如下： 1. 当前的世界继续处于日益加剧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一部分人因为获得巨大既得利益而试图维护现存秩序，另一部分人则选择 继续斗争，因为事态正在以全面和决定性的方式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和人民利益 的变化。人类用劳动和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及其使用，引起了这些财富的占有者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进行无休止的争斗和争夺；这解释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的争夺、政治斗争甚至是战争；中东（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 、东 欧（乌克兰） 、亚洲（也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非洲（南苏丹、尼日利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 2. 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 展，他们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受到其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A Declaracion Final，XIX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n América Latina，http://www.pcmle.org/EM/spip.php?article6914. 251 3. 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所有者和本土统治者的斗争不断扩展 在拉美大陆，上述现象也以活生生和鲜明的方式存在着；在每个拉美国家， 城乡劳动者、农民、青年、原住民、黑人、妇女的斗争都不断扩展。在拉美， 金融资本所有者们进行着静悄悄的战争，梦想着追求更多利润。外国资本正在 攫取拉美的自然资源，剥削拉美的劳动力甚至是童工。历史经验表明，资本的 控制带来了剥削、压迫、歧视和自然资源的毁灭。为了实现人民的解放，必须 要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结束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与各种颜色的帝国主义进行 斗争，在每个国家开展反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和走卒的斗争，开展反对本土 统治者的斗争是同时要推进的任务，这些斗争是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必不 可少的条件。 4.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手段 应该培育劳动者、青年和全体人民的反帝意识，并将反帝旗帜运用到所有 斗争中去；应该建立国际反帝统一阵线，这是在每个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实现 社会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拉美和全世界革命者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自 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城乡劳动者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创造者，为此要争 取建立本国和国际的团结，实现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团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是拉美地区极端左派政党的聚会，会议最 终声明对中国的改革及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也提出了批评。 （四）2014 年和 2015 年的“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 2014 年 9 月 29—30 日，第 1 届“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Encuentro Latinoamericano Progresista，简称 ELAP）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大会由 厄瓜多尔执政党“祖国主权联盟”主办，来自拉美及欧洲的 37 个左翼政党应 邀参会，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萨 尔瓦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波多黎各、多米尼加、乌拉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和地区左翼政党代表，以 及来自欧洲国家（德国、西班牙和希腊等）的左翼政党代表。会议围绕拉美国 家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进程进行了讨论，主题是“拉美右翼力量的抬头以及如何 应对拉美右翼力量对拉美进步政府的威胁” 。会议通过了《基多宣言》 ，宣布 支持该地区的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支持阿根廷政 府在秃鹫基金和马尔维纳斯群岛等问题上的立场；坚决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 程，主张通过和谈政治解决国内冲突；拒绝“对波多黎各的殖民统治” 。 252 2015 年 9 月 28—30 日，第 2 届 ELAP 大会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会 议仍由厄瓜多尔执政党主办，来自拉美以及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共 60 多个 左翼政党代表应邀与会。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 Delgado） 、副总 统格拉斯（Jorge Glas） 、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Álvaro García Linera）等在 会上做主旨演说。会议讨论了革命进程中的民主、主权、分配等问题，与会的 左翼政党代表就执政经验、政党的组织结构、斗争形式、政治斗争和策略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窦恩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 席了会议 A 。 会议安排了 13 场圆桌会议，题目分别为： “右翼力量颠覆革命民主的策 略” ，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拉美的规划与发展” ， “拉美争取民主、真理和正义 的斗争” ，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挑战与承诺” ， “厄瓜多尔公民革命的 8 年历 “左翼与非洲人后裔：斗争与征服” ， 程” ， “重振政治组织：结构、行动与策略” ， “拉丁美洲与新兴国家在建设多极世界中的作用” ， “拉丁美洲的民主与人民选 举进程” ， “全球化、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 ， “拉丁美洲与斗争中人民的团结” ， “媒体的民主化” ， “推进拉美一体化的行动：政治、经济与社会” 。与会者认为， 应加强组织动员，不应仅仅局限于选举进程；会议称赞拉美地区“进步政府” 通过实施积极社会政策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 创建新的世界民主秩序方面的贡献；号召拉美地区进步政治力量制定和实行共 同的策略，回击和击退“颠覆势力和政变力量” ，捍卫拉美的团结。 （五）古巴的“重温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讲座 2015 年 2 月，古巴文化研究所（ICIC）及其所属的葛兰西思想大讲堂， 开始筹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培训课程。此项活动为期 3 个月，由马丁内斯 （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教授主讲。内容有：1.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题 目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阶段、基本含义，现代 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和组织，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与基础，马 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关于革命目标的表述，目标与理论的关系，马克思生平，社 会科学的认识论等。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及主要流派。题目包括：1883— 1914 年间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欧洲地区的发展，马克 A “Biografías de invitados internacionales al ELAP 2015” ，http://www.elapecuador.com/ index.php/invitados-internacionales. 253 思主义在垄断问题上的立场，社会民主思想家、思想流派和政党，1883—1917 年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目 标和内容的变化，欧洲革命的目的，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建议。3. 马 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包括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任务和新的规划， 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欧洲思想家及其思想，20 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共产 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普遍性的规划和实践，世界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分裂，殖 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与反抗。4. 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强调拉 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拉美革命的工具，具体内容包括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的拉美马克思主义，拉 美地区革命的新阶段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新人、新型革命者与个体问题，穷人 的教会，第三世界的革命和思想家，人民斗争的崛起与拉美的国家自治，社会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再发掘，古巴当前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的地位。 这次讲授活动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公共机构、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工 会以及哈瓦那社区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宣传工作者、专家，优先 35 岁以下的青年，重视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和不同岗位人员的代表性。课程 分 24 讲，12 次研讨会。每周 2 次课（周二和周五） ，一次研讨会 A 。 （六）智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 、劳动社会与政治研究 2015 年 3—9 月，智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GEM） 中心（CIPSTRA）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社、基督教人文大学等合作，共同举办 “应用马克思主义 ”系列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从理论视角与实践观 点出发，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研讨会试图就拉丁美洲若干基本问题 的研究（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提出假设和结论，其中包括世界危机对该地 区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土地收益，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发展主义等。此系列 研讨会迄今已举办 5 次。第一次和第三次的主题分别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和方法论”和“拉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家的作用” ，均由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 Juan Kornblihtt 教授作主题讲演。第三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自然 资源收益的理论与分析” ，具体内容涉及：差异性和绝对性土地收益及其度量 A Raquel Sierra，Curso para refrescar el marxismo，Miércoles, 18/02/2015 ，http://www. tribuna.cu/cultura/2015-02-18/curso-refrescar-marxismo. 254 问题；关于价值国际转移的起源与影响的争论；不同社会部门征收的机制问题； 国家的作用及在征收问题上的争论；汇率和土地租金之间的联系。第 4 次研讨 会的主题是“竞争、依附和帝国主义” ，内容涉及：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社 会中竞争是所有资本发展的表现形式；关于是否存在垄断资本统治的争论；跨 国发展的特点及其民族形式；劳动的国际分工；国家间的价值转移及其对不平 等发展的影响；关于平等交换的争论；对经典作家和拉美传统作家依附论和帝 国主义论的批判。第 5 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世界危机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危 机” ，主要内容涉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谓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与资 本主义的危机；研究国际变革的工具；关于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 争论；金融扩张的特点；国际劳动分工的转变；国际市场上东亚和中国的崛起 与拉美的滞后；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21 世纪前 10 年拉美的繁荣与危机；查韦 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现象出现的意义 A ；资本的出路与其再生产的方式；工 人阶级政治行动与斗争策略的前景。 （七）第 8 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是巴西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学 术活动，其主要目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知识在巴西的传播和讨论。 “论坛”由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哲学和人文科学系（IFCH）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从 ，从 2005 1999 年开始，该中心基本每两年举办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坛” 年 11 月第四届“论坛”开始，该论坛成为国际性论坛，参与范围和程度更加 广泛，中心也随之成为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机构和学术阵地，学术 影响得到提升。从 1999 年至今， “论坛”共举办了 8 届。第 8 届论坛于 2015 年 7 月 14—17 日举行。 第 8 届论坛在设计讨论主题和会议征文时，主要考虑两个标准，一是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研究、批评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经 验性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工具。第 8 届论坛分组讨论的 10 个分论坛 题目和主要内容如下：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对马恩著作的批判性审 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著作的争论） 。2. 马克思主义（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判性审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派及其发展演 A 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都是 21 世纪拉美地区左翼政治领袖，分别是委内瑞拉前 总统，以及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现任总统。 255 变，巴西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更新问题） 。3. 人 文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 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社会服务以及法学的审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科 学审视；马克思主义对人文科学发展贡献的审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 论和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巴西和拉丁美洲大学的存在） 。4. 当代资本主义 的政治与经济（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变革的马克思 主义分析方法，资本积累的新标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国家与资本主义民 主的转变；统治国家与依附国家的局势；巴西与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与生态问 题） 。5.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斗争（对阶级结构变革的马克思 主义分析方法；劳动者、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阶级极化现象缓解的争论；劳 动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新构成；巴西和拉美的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 概念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和民众抗议） 。 6.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生产（社会理论、劳动与生产；劳动价值理论与 当代资本主义；关于生产的一般理论概念；生产过程、价值化过程和劳动过程； 劳动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生产中的阶级斗争；肯定与否定“劳动集中化”的理 论；劳动剥削的新方式：非物质劳动、非正式劳动、非正规化劳动或非稳定劳 动；劳动与社会解放） 。7.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种族和性（对性别、种 族和性关系及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作用的思考；当前剥削、压迫与劳动的社 会、种族和性别划分；对社会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同质性 / 交叉性的争论；对政 治、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运动、黑人运动和各种性取向运动的争论） 。8. 教育、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教育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劳动力的形成；教育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与教育的进程；教育政策；对巴西 和拉美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工具——大学、教育中心等）； 各种社会运动创建的文化中心；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教育经验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 。9. 文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文化生 产的新趋势；造型艺术、文学与文化产业；对巴西和拉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分 析；文化与社会主义——20 世纪革命中的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造） 。 10. 当前的资本主义（对 20 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 和 20 世纪共产主 义和社会主义遗产，以及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理论；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过渡；21 世纪社会主义重建的成果与障碍；社 256 会主义与生态问题） 。 三、对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研究与争论 在 2014—2015 年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当前正在进行的古巴“模式更 新”进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古巴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有以下原因：第 一，古巴是拉美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拉美地区左翼政治力 量和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旗手，古巴问题研究历来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占有特殊地位。第二，自古巴共产党 2011 年“六大”确定革新与改革方针 后，古巴的发展趋势受到各界广泛重视。第三，2014 年底以来美古关系发生 巨大变化，对抗了 50 多年的“宿敌”实现关系正常化。古美关系改善极大地 改变了古巴社会主义的生存环境。古巴是否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引 起国际范围关注。第四，2016 年古巴共产党将召开“七大” ，对模式更新的进 程进行总结。古共“七大”以后古巴向何处发展，引发诸多猜测。关于古巴模 式更新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对古巴革新进程的研究 最近两年，对古巴社会主义革新进程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2015 年 3 月， IGADI 发布题为《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的研究成果，对自 1959 年古巴革 命胜利以后 50 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经验作出概括和总结，将这一进程分为 四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一般特点和具体特性 A 。第一阶段（1959—1975 年）是“自我社会主义”的探索阶段，主要任务是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 路。第二阶段（1976—1990 年）是欧洲社会主义经验与古巴政治社会现实和 经济方向相适应的阶段，古巴向真实的社会主义靠近。第三阶段（1990—2006 年）是所谓“和平时代的特殊时期” ，主要任务是应对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特别 是苏联东欧剧变冲击的影响，维持住社会主义政权。第四阶段（2007 年至今） 是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时期，主要任务是开始和逐渐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 的进程。对于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外国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阿基克 （Dariela Aquique）主要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划分 A IGADI, Cuba: ac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17 de Marzo de 2015, http:// www.igadi.org/web/analiseopinion/. 257 为 1959—1960 年， 1961—1972 年， 1972—1986 年， 1986—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0 年至今共 6 个阶段，并主要从外部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变化分析古巴社会主 义模式的更新问题 A 。 （二）古巴国内在变革问题上的立场分化 （Luismi Uharte）在西班牙《起 2015 年 11 月西班牙巴斯克大学教授乌哈特 《面向经济 义报》连续发表《古巴的权力集团、社会阶层及经济变革方向》 B 、 变革的古巴》 C 等文章，对古巴学者和官员在古巴经济变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作了综述和评论。乌哈特认为，古巴国内在经济变革问题上有三个主要派别 或三种不同观点。第一派是所谓的“国家主义论” 。认为变革是一种“暂时的 让步” ，是“战术性妥协” 。这派观点有“亲苏联”的传统特征，在官员和官僚 机构中影响较大，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一些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老年民众中 影响更大。这些人或者害怕会失去革命的社会成果，或者认为这是维护秩序 和安全的需要。第二派是“经济主义论” 。这派观点赞同邓小平“不管黑猫白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所谓猫论。其中许多人赞成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 为变革就是创造财富，提高效率。这派观点主要在企业界占上风，在一些特定 阶层特别是在个体经营者中影响较大，在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有众多支持 者。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经济主义论”的政策建议看成提高古巴经济效率的途 径。第三派是“左派论” ，所谓的左派包括古巴共产党内的左派、自由主义左 派、无政府主义左派和社区左派等。 “左派论”支持变革，认为社会主义不仅 仅是公平分配，还是一种水平式的管理模式，是劳动者直接的参与；变革的目 的是建设“自治的社会主义” ，主张社会主义的“去国家化” 。虽然支持“左派 论”的人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其在知识界影响巨大。与“国家主义论”和“经 济主义论”两派不同，持“左派论”观点的人通常不在权力机构之内。乌哈特 认为，支持“左派论”的人数量较少，主要源于古巴人对其所主张的“自治 观”认同度较低，因为自 1959 年古巴革命以来所有自治管理的经验都不很成 功，效果不理想。乌哈特认为，尽管在经济变革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和政策主 A Dariela Aquique， “Cuba, un Nuevo Modelo Económico Capitalizar el Entusiasmo de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 Cuba in Transition，ASCE 2014. B Luismi Uharte， “Grupos de poder, estratos sociales y orientación del cambi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C Luismi Uharte， “Cuba ante el cambio de model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258 张，但古巴社会各界都认为传统经济模式已陷于困境，因此古巴经济变革和革 新具有不可逆性。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民众，或是学术界，都认为传统模 式已经难以为继。为了消除古巴传统模式中过度集中、国家包办、不可持续的 大规模补贴、工业和农业资本化程度极差等弊端，除了改革或更新，已别无出 路。上述共识是推进古巴经济变革的基本动力。古巴最高决策层之所以积极推 进变革，主要是因为其已经认识到古巴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以前，古巴 政府通常会认为国内经济危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如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美国的封锁等） ，现在则认为危机主要是内部问题，化解危机的途径是进行内 部革新。 （三）对古巴革新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 2014 年 7 月，努涅斯（Eulimar Núñez）发表《共产主义中国和共产主义 古巴的差异》的文章，援引多位国际学界古巴研究者的分析，对古巴革新进 程与中国改革进程进行比较，认为两个国家都是共产主义国家，都实行一党 制，都是各具特色的威权政府。但他从多方面总结了中国和古巴模式的不同之 处，认为中国模式未必适用于古巴 A 。1. 模式的适用性。中国有一个国家主导 下的市场经济，而古巴没有；中国经济规模大，古巴经济规模小；中国远离美 国，拥有大量外国投资，而这些古巴都没有。因此，中国模式难以复制到古 巴。2. 去集中化与集中化。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国家作用 发生重大变化，决策过程趋于分散化，权力向地方转移。这种情况在古巴并没 有发生。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实施农业“去集体化” ，国家对外资开放，准许 私人开办企业。而古巴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放松类似措施，并“保持社会主义经 济模式，中央和国营企业仍占支配地位” 。3. 国家官僚。中国的官僚不反对改 革，并加入改革进程中，没有成为改革的障碍。古巴一直没有进行干部的更 新。4. 不平等、中产阶级和创业。中国已经预见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会出 现不平等。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出现一个关注未来经济增长的中 间阶层。古巴是资源缺乏的国家，对创业的限制较严格；为了维持政权，国家 不允许自由创业，也不允许出现中产阶级。5. 改革的渐进性。中国的总体改革 在正式推出前都在地方层面进行试点； “中国犯了错误后，可以审视、分析这 A Eulimar Núñez，Nueve diferencias entre el comunismo de China y Cuba，http://www.bbc. com/mundo/noticias/2014/07/140718. 259 些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正确的行动” 。但在古巴这些都没 有。6. 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除了外国投资外，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采 取了与私人企业相同的经营方式，主要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并在投资、经 营、出口等方面采用国际标准。而在古巴，国家承认重振国有企业的作用，但 这些企业效率低、负担重、官僚主义严重、国际化程度非常有限；古巴用委内 瑞拉的援助取代了过去苏联的补贴，并过度依赖这些援助。7. 言论自由程度。 在中国虽然还有许多限制， “但存在自由讨论和争论的空间”；而古巴自由表达 的空间和自由较小。8. 青年。中国的年轻人希望成为中间阶层，希望得到稳定 的工作、住宅和汽车，能够获得消费品。在古巴，推动改革的青年人则采用了 不同的方法。 乌哈特也认为，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在古巴均不可行 A 。首先，古巴不会 采用中国模式。中古之间国情不同，在人口规模、地缘战略地位、产业能力、 社会政策方面差距很大。其次，越南模式也难以成为古巴道路的参照。古巴虽 与越南相近性大一些，且有共同的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但两国在经济 结构（农业基础） 、劳工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再次，古巴不会恢复资本 主义。因为地缘和历史的原因，在“世界体系论”的条件下，古巴不大可能恢 复资本主义，因为古巴官方认为，恢复资本主义“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贫困，将 会失去公费医疗”等社会福利。最后，古巴模式更接近于拉美地区的新发展主 义政策模式。新发展主义政策模式是指，拉美地区的一些进步政府在社会政策 领域实施再分配政策，但在经济领域实施新发展主义政策。但与拉美新发展主 义不同的是，古巴更具政治优势，即政策可控，能继续对经济实行控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A Luismi Uharte， “Grupos de poder, estratos sociales y orientación del cambi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260 意大利 李凯旋 葛兰西的祖国——意大利，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遗产，对这些遗产的继承、解构、重构和解释，构成了当今意大利马克思主 义学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活动的主要内容，也使得意大利成为西方世界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最重要阵地之一。 一、意大利左翼研究机构的主要活动 2014—2015 年，意大利主要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如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等举办了相当多的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 动或是以纪念意共的杰出领导人为主题，或是以欧洲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历 史与现实问题为主要内容。 （一）意共杰出领导人的系列纪念活动 2014 年，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各大出版社举办了系列活动 纪念陶里亚蒂逝世 50 周年。2014 年 12 月 16 日，举办了题为“司法部长陶里 亚蒂：政治家，政治领袖”的小型研讨会； 2014 年 12 月 18 日的研讨会题为“陶 ” 。2015 年 2 月 里亚蒂与知识分子：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1944—1964） 25 日，意大利百科全书出版社举办了题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思想与行动 261 中的政治”暨陶里亚蒂同名言论集发布会；2015 年 4 月 21 日，百科全书出版 社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合作举办了“意大利的阵地战——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书信集（1944—1964） ”暨陶里亚蒂同名书信集发布会。 2014 年也是贝林格逝世 30 周年，左翼机构的纪念活动也比较多。葛兰 西基金会研究所和意大利民主党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共同举办了“贝林格和 他的时代”研讨会，12 月 11 日，意大利文献中心也举办了“贝林格：冷战 与欧洲”的研讨纪念活动。在 5 月的纪念活动上，葛兰西研究所主任、罗马 第二大学东欧史系彭斯教授作了题为“冷战与无序的世界”主旨发言。彭斯 在发言中指出了贝林格主导意共实施“历史性妥协”战略的国内外背景——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石油危机，意大利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极右翼势力增长； 国际关系美苏争霸升温。智利在相似背景下的军政府政变，让贝林格认为意 共和意大利人民最大的威胁不是天主教民主党，而是不断增长的极右翼势 力，会导致意大利再度陷入法西斯主义。但是，天民党总理莫罗被“红色 旅”绑架和杀害，成为天民党与意共合作的转折点，也是历史性妥协走向失 败的转折点。天民党在国际力量——美国和欧共体——的压力下，放弃了与 意共的合作。后者，在理论创新乏力中慢慢走向了衰落，直到冷战结束，更 名易帜。 （二）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系列主题研讨活动 近两年，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的研讨活动主题多样，总体而言与意大利 共产主义运动，共运人物相关，且与图书的发布会相结合。如 2014 年有“意 大利问题：1860 年至今的南方与北方” ， “葛兰西：从拉丁美洲到意大利” ， “革 命的家庭——在俄国与意大利之间：安东尼奥·葛兰西与舒赫特家族” A 暨同 名图书发布会活动；2015 年的图书发布会有“意大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危机” ， “法西斯主义：上世纪到本世纪的历史路径”等， 举办的其他重大活动有“探索第三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危机中 ” ， “隆哥 B 的游击生涯（1900—1945） ” ， “作为社 的意共与法共（1964—1984） 会主义民主党的意共” ， “七十年代的意共左翼”等主题。 A Gramsci Antonio jr., La storia di una famiglia rivoluzionaria. Antonio Gramsci e gli Schucht tra la Russia e l’Italia, Editori Riuniti Univ. Press, 2014. B 1964—1972 年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62 二、活跃的葛兰西研究 葛兰西研究，始终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意大利 《狱 几乎每年都会以不同形式出版或再版葛兰西的著作，如《狱中札记》 A ， 《葛兰西〈狱中札记〉选集》 C ， 《论南方问题》 D 等。对葛兰西生 中书简》 B ， 平、思想及其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研究、著述，历年来都比较丰富。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间，意大利出版了与葛兰西相关的研究著述至少有 40 余部 E ，它们或是以时间为线索，对青年时期和狱中葛兰西的思想进行阐发； 或是以葛兰西在文学、戏剧、美学、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批评为主题，或是对葛 兰西的政治思想及其所提出的概念进行阐释性研究。 （一）青年时期的葛兰西 关注葛兰西青年时期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两部： 《 〈新秩序〉时代的葛兰 《葛兰西： “整体的批 西（1920—1921）——一位具有欧洲视野的知识分子》 F ， “整体的批评”——新闻，文 评”——新闻，文学与戏剧》 G 。其中《葛兰西： 学与戏剧》从葛氏作品中较少被关注的方面对其思想进行了阐发。作者首先从 葛兰西青年时期开展的新闻活动出发——即作为社会党的党刊的记者到后来承 袭安东尼奥·拉伯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的遗产创建共产党的党刊，阐述 他对意大利传统新闻业所引入的创新活动。葛兰西作为记者所作出的创新，不 仅仅是左翼的，也是从事实出发，带着哲学的严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A Gramsci Antonio, Quaderni de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2014. B Gramsci Antonio, Lettere da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2014. C Curatore La Porta L.; Prestipino G., I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 Un’antologia, Carocci, Roma, 2014. D 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West Indian, Molinara, 2014. 该书收集了葛 兰西发表在《前进报》 ， 《新秩序》周刊， 《人民的呐喊》 ， 《团结报》 ， 《重生》上的文章， 以及《关于意大利南方的一些问题》一文。另一部《南方问题》内容更为详尽，兼 有编者的评议——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Melampo, Milano, 2014. E 笔者根据在意大利品目最全的网络书店 IBS（www.ibs.it）上，按主题和时间所进行 的搜索结果所得。 F Angelino Carlo, Gramsci al tempo de «L’Ordine nuovo»（1919–1920）. Un intellettuale di vedute europee, Eir, Brescia, 2014. G Catalfamo Antonio, Antonio Gramsci. Una «critica integrale». Giornalismo, letteratura e teatro, Solfanelli Editore, Chieti, 2015. 263 法，在结构与超结构的辩证基础上，对现实进行一种“整体的”观察。其次， 作者分析了葛兰西从 1916 年至 1920 年间，主要发表在《前进报》的戏剧艺术 批评；部分涉及狱中札记里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戏剧批评还是文学批评，葛兰 西的艺术批评都兼顾了文本的“内”与“外” ，作品的起承转合与情境，以及 “形式”与“内容”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整体。 （二）狱中葛兰西的思想路径 2014 年以来，意大利出版了不少对葛兰西狱中思想的研究著作。葛兰西 基金会研究所主席朱塞佩·瓦卡（Giuseppe Vacca） ，是葛兰西研究领域比较有 影响力的学者，其专著《葛兰西的生平与思想 1926—1937》A 介绍了葛兰西入 狱后的种种磨难与思想历程。 《葛兰西与维特根斯坦：语言与力量》B 一书大胆 地提出，葛兰西与维特根斯坦，自 1934 年至葛兰西病逝，通过经济学家皮耶 特罗·斯拉法（Pietro Sraffa）进行了文化交流。斯拉法是葛兰西的好友，在 葛兰西保外就医的最后岁月里，常与之畅谈，很了解葛氏思想；同时又在剑桥 常与维特根斯坦交流，并被维特根斯坦誉为“一株长满了枝叶的大树” 。据此， 作者以为，鉴于斯拉法的桥梁作用，维氏在 1936 年完成的《哲学研究》 ，某些 部分受到了葛兰西 1935 年狱中所写的十几页关于语法认识的启发。 从葛兰西《狱中札记》首次出版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这位意大利共产 党人思想和作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葛氏思想和作品的诠释和理解往 往都是迥异的、充满分歧的。 《葛兰西在狱中——〈狱中札记〉的路径》C 一书 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分歧进行梳理，以期探寻出狱中葛兰西的思想发展 《狱中札记》 脉络。 《大众政治：安东尼奥·葛兰西与社会革命》 D 的作者认为，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思想的新时代。葛兰西的政治秩序观在被囚禁之前， 就已经初露端倪。秩序，在社会中传播，在社会中合法化，同时产生于社会。 本书作者认为葛兰西通过对一些看似矛盾概念的运用——如有机性与革命、平 衡与危机、被动与主动，在与大众政治时代相适应的社会革命理论中，对社会 A Vacca Giuseppe, Vita e pensieri di Antonio Gramsci 1926–1937, Einaudi, 2014. B Lo Piparo Franco, Il professor Gramsci e Wittgenstein. Il linguaggio e il potere, Donzelli, Roma, 2014. C Rossi Angelo, Gramsci in carcere. L’itinerario dei Quaderni, Guida, Napoli, 2014. D Filippini Michele, Una politica di massa. Antonio Gramsci e la rivoluzione della società, Carocci, Roma, 2015. 264 进行了解构和重构。政治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所以革命理论提出 的问题应该是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但是，关于这一点，葛兰西与当代其他 马克思主义作家相比，就显得不足了。其他关于葛兰西狱中思想历程的著作还 《葛兰西——在黑暗的异端 有《法官与囚徒——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牢房》 A 、 者牢房中》 B 等。 （三）葛兰西思想的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 意大利每年都会出版对葛兰西思想的介绍性读物，如 2014 年出版的《葛 兰西的眼睛：意大利共产主义之父的生平及其著作简介》C ， 2015 年出版的《葛 兰西思想导读》 D 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葛兰西的思想进行介绍的同时，综 合了近年来意大利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争论和分歧——如《狱中札记》中的一 些含混的概念：哲学实践、市民社会、领导权、知识分子、美国主义和福特主 义、主体—客体、民族的—大众的、结构—超结构等。 《葛兰西研究文集》E 是 一部葛兰西思想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时间横跨葛兰西的青年时期、思想成熟期 和狱中岁月。该书的主题包括：葛兰西与意大利历史的关系；葛兰西对意大利 民族复兴运动的分析；葛兰西与新闻传播；论世界大战；教育的热情；文化的观 念（其中观念因素，即 Concezione，葛兰西指的是创作者） ；论天主教；葛兰西 作品中的马基雅维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反马基雅维利主义） 。本书的作 者认为葛兰西无论在意大利历史和文化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都是十分突出的。这或许正是在东欧社会主 义政权剧变后，葛兰西成为世界范围内被研究和译介最多的意大利思想家的原 因，也是在柏林墙倒塌后能够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国际共运理论家之一的原因。 《安东尼奥·葛兰西——对生之激情》 F 分析了葛兰西哲学中的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及其对革命热情的抑制，却充满为新文化而斗争的热情。近两 A Giacomini Ruggero, Il giudice e il prigioniero. I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 Castelvecchi, 2014. B Ghetti Noemi, Gramsci nel cieco carcere degli eretici, L’Asino d’Oro, Roma, 2014. C Mordenti Raul, Gli occhi di Gramsci. Introduzione alla vita e alle opere del padre del comunismo italiano, Red Star Press, 2014. D Cospito Giuseppe, Introduzione a Gramsci, Il Nuovo Melangolo, Genova, 2015. E D’Orsi Angelo, Gramsciana. Saggi su Antonio Gramsci, Mucchi, Modena, 2014. F Fusaro Diego, Antonio Gramsci. La passione di essere nel mondo, Feltrinelli, Roma, 2015. 265 年，意大利还出版了葛兰西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批评文集，如《狱中童话》 A ， 《葛兰西作品中的教育原则》 C 与《从拉伯里奥拉到葛兰 《皮兰德娄》 B 等。 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政治观》 D ，涉及葛兰西和意大利马克思主 义者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在葛兰西论教育时提到“物质条件” ， “文化” ， “智 力行为” ， “傲慢的激情与情感”等概念的启发下，意大利学者提出，对教育 原则的探索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它是结构和超结构，经济改革与道德 和知识改革，以及工业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 《领导权的阐述：葛兰西，文 学与市民社会》 E 探讨了葛兰西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影响。本书从历 史—词源学的视角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构建到知识分子战略的演变，对民族的 “想象共同体”的构建作用进行了再界定。继而在这一视角下，分析了历史小 说对民族构建的作用，民主哲学中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超越以及意大利文学的 修辞对法西斯主义的“肯定” 。通过对葛氏文本的再审视，人们或许能够更好 地理解“被动革命”与“民族的人民的”如何塑造当代世界的观念：例如后 殖民文学与后工业的都市，以及证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的 “宗教世俗化” 。 《论南方问题》 F 收录了葛兰西对意大利南方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 的认识。重读葛兰西，对理解当今意大利南北问题大有裨益。如今，地域差异 在意大利持续地存在于意大利公民运动中，并表现出了代际传承的历史趋势。 在意大利统一后，分割南北的著名“掌纹”线就在不断北移。北部对南方的 “黑手党”作风，表现出了更强的兼容性，对腐败和庇护主义也“青眼相加” 。 在葛兰西时代，南方的保守与落后，根源在于北方资本主义对南方土地贵族的 依赖与妥协；而如今，南方落后的背后，是意大利侏儒资本主义对南方的智力 和资源的双重掠夺。 （五）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意大利早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A Antonio Gramsci, Favole dal Carcere, Fagiolari Bottega, Perugia, 2015. B Gramsci Antonio; Tilgher Adriano, Pirandello,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Pisa, 2015. C Manacorda M. Alighiero, Il principio educativo in Gramsci, Armando Editore, Roma, 2015. D Orsomarso Vincenzo, Da Labriola a Gramsci. Educazione e politica nel marxismo italiano E Curatore Pala M., Narrazioni egemoniche. Gramsci, letteratura e società civile, Il Mulino, Bologna, 2014. F 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Melampo, Milano, 2014. 266 义运动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对“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对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从葛兰西到奥凯托——意大利共产党 的卓越与卑微（1921—1991） 》A 一书以意大利共产党的诸位卓越领导人——葛 兰西，陶里亚蒂，隆哥，贝林格和奥凯托等人物为主线，回顾了意共从 1921 年到 1991 年作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为国际共运理论与实践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以及冷战爆发后，因意识形态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等因素而永远在野的“卑微” 处境。近几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被不断解密，意共和苏联方面为葛兰西入狱后 重获自由所做的努力，包括陶里亚蒂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葛兰西与其他意共早 期领导人的关系，都成为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热点之一，如 《缘于波尔迪加：论波尔迪加的观点及其 《交易——为何葛兰西没有被释放》B 、 与葛兰西的关系》 C 等。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 2015 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大的成果当属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出版。第一卷《马克思主义史：社会民主，修正主义与革命（1848— 》 D ，讲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第一个一百年：包括恩格斯对马克 1945） 思遗留手稿的整理，19 世纪末社会主义理论的走向；20 世纪初，正统马克思 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争论、列宁主义及其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的哲学讨论、葛兰西思想的来源等。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史：二十世纪下 半叶的共产主义流派与理论批评》E ，呈现的是“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 变化，包括在西欧各主要国家发生的争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 “异端流 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和拉美的诸 A Andreucci Franco, Da Gramsci a Occhetto. Nobiltà e miseria del PCI（1921–1991）, Della Porta, Roma, 2015. B Fabre Giorgio, Lo scambio. Come Gramsci non fu liberato,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2015. C Di Fazio Antonio, Dovuto a Bordiga. Ragionamenti su alcune tematiche bordighiane e sui rapporti con Gramsci（e Togliati）, Odisseo 2015. D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1: Socialdemocrazia, revisionismo, rivoluzione （1848–1945）, Carocci, Roma, 2015. E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Comunismi e teorie critiche nel secondo Novecento, Carocci, Roma, 2015. 267 多面相。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史：经济、政治、文化——今天的马克思》A ，呈 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资本主义危机方面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在政治 思想、美学、人类学、全球化分析、世界体系理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 方面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与伦理方面的著作 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 教授 2010 年的《非暴力——神话之外的历史》 B 在 2015 年被译成英文，在英 国和美国出版。多米尼克教授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近代和“当代政治斗争和政治 反思的中心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甚至要超越乌托邦主义以更为激进的 新思想来回应的问题”C ，即非暴力是否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例如，美国的 解放农奴运动，当奴隶主发动战争以维护奴隶制时，以非暴力方式能解放奴隶 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被驱赶向战场，被迫杀戮或者被屠戮； “二 战”末期，抵抗运动期间，面对墨索里尼傀儡政府的募兵令，很多意大利年轻 人躲进深山，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在意共等左翼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法西斯— 反纳粹的斗争。而如今，暴力与非暴力，孰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最佳方式？ “一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的兴起，以及中东国家当前的情势，都告诉 我们，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结果与真正的民主与和平是相左的。从历史角度来 看，反战运动应当在国际关系领域与反大国沙文主义相连。那是什么阻碍了国 际关系中民主的产生呢？托克维尔在死前，悲哀地注意到他所倾慕的国家（即 美国） ， “在一些年里，表现出了一种征服，甚至是掠夺的精神” ，这不是简单 的爱国主义，不是对本民族历史与成就所特有的自豪感。虽然在可见的未来民 族国家的边界和爱国主义都不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定要产生冲突。而 “只要‘征服’ 、 ‘掠夺’和统治等思想没有被彻底粉碎，战争的灾难就或将一 直需要类似联合国的机构来约束和控制”D 。只是对于将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龃 龉、冲突类比为个体间终将消失的暴力而主张非暴力的人物而言，如托尔斯 A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conomia, politica, cultura: Marx oggi, Carocci, Roma, 2015. B Domenico Losurdo, Non-Violence, A history Beyond the Myth, Lexington Books, Lanham, Boulder, NewYork, London, 2015. C Domenico Losurdo, Non-Violence, A history Beyond the Myth, p.221. D Idid. 268 泰、甘地等，注定将要继续失望了。 《意大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危机》 A 一书的 主要研究对象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尝试回答一 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为何在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仅 十年后便难以生存？作者认为，在七八十年代这二十年间，整个世界的历史趋 势发生了改变，使得“主体性”发生了逆转。这使得意大利哲学，首先是马 克思主义，陷入了所谓的“危机”之中。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重读〈大众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 B 一书是对 1976 年出版的《大众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 再版，但是其中参考书目有所更新和扩充，并由图里奥·赛皮里 C（Tullio Seppilli）教授作了跋。自葛兰西的《民俗观察》出版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意大 利工人运动中间，出版发行了数篇反映大众和大众文化，意大利南方农民状 况——包括生活条件和各种农民组织的研究著述和报告，收入本书的文章就是 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记录。虽然大众文化变迁是人类学范畴的议题，但也与大众 抗议，意大利工业发展中新兴阶级密切相关。而且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或多 或少都是工人运动组织的紧密联系者和 / 或批评者——在大众文化变迁中的作 用，更是值得关注。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论原则》D 是一部关于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著作。本书作者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无论是美学还是艺 术批评，总体上都呈现出了功能性衰退之势。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依然非常 有必要让世人在美学领域听到它的声音，不必如锣鼓般喧嚣，而是走一条严肃 且平静的钻研之路，能够对问题进行具有说服力的探讨。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美 学的历史出发，首先从整体上介绍了艺术批评理论，然后分析马克思主义艺术 批评理论在涉及具体作品，面对具体问题时，所运用的程式、工具与方法，以 及如何作出的价值判断。本书在具体呈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时，主要 A G. Vacca, La crisi del soggetto.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Italia negli anni Settanta e Ottanta, Carocci, Roma, 2015. B Rauty R., Quando c’erano gli intellettuali. Rileggendo «cultura popolare e marxismo», Mimesis, Milano, 2015. C 图里奥·赛皮里是意大利著名的人类学家，曾任《马克思主义批评》 （Marxista Critica）编委会委员。 D Oldrini Guido, Il marxismo e le arti. Principi di metodologia critica marxista, Nemesis Edizioni, Milano, 2014. 269 从文学作品、形象艺术、音乐、戏剧和电影中选取了多个片段进行分析。 《卡尔·马克思：非反美主义者亦非道德说教者》A 的作者并非极富野心地 要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和思想，而是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某 些貌似“老生常谈”的方面，某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某些导致了反马克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上，如一些“伪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和理论。本书的主 要内容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和美国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马克 思作品和马克思理论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与 个人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游击战》B 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和斯大林对游击战，抵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的观点论述。 编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深谙军事的意义，而且对于工人阶级的代 表和政党而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的认知也是十分 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主要论述 1871 年普法战争，也涉及西班牙 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列宁的文章主要是反抗沙皇统治的游击战，斯 大林的文章论述的是“二战”期间苏联抗击德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安德 烈·杰乌纳（Andrea Geuna）的《共产主义的 100 个重要日子》C 记录了 20 世 纪共运史上最为重要的 100 个日子和 100 个重大事件——包括第一国际、第二 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成立，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它们对理解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当今国际政治形势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意大利是冷战期间唯一以共产党为主要左翼力量的西方国家，这被观察 家们视为一种“反常现象” 。但实际上，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 给意共带来了很多挑战和考验。 《意大利共产党人与欧洲左翼：意共及其与欧 洲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D 一书，基于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解密档案，重现了意 共与其他欧洲最主要的社会民主党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关系。作者着意分 A Orofino Stefano, Karl Marx. Né antiamericano, né moralizzatore, Aracne, Roma, 2014. B Quadrelli E., Ponomariov B., La guerra partigiana vista dai classici del marxismo-leninismo, Gwynplaine, Camerano, 2014. C Andrea Geuna, comunismo in 100 date, Della Porta, Pisa, 2015. D Michele Di Donato, I comunisti italiani e la sinistra europea. Il PCI e i rapporti con le socialdemocrazie（1964–1984）, Carocci. Roma, 2015. 270 析了意共为扩展其国际关系网络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而面临的党内外限制以及 党内由此而生的诸多矛盾，还呈现了意共与社会民主党对话的内容，以及其他 国家社会民主党对意大利和意大利左翼所使用的策略、进行的判断等。在本书 中，意大利共产党被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涉及了冷战期间 的国际关系、共产主义原理的危机、西欧政治和经济均势的变化、西欧资本主 义“黄金年代”的终结给左翼带来的挑战、国际主义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共产 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所留下的遗产等。 经济危机爆发后，使得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的回归。意大 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在其 2015 年出版的新著 《阶级斗争：一部哲学与政治史》 A 中诘问：我们真的确定阶级斗争一度消失了 吗？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有产者和雇佣群体之间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言，它还 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剥削”；还如恩格斯所写，是“男性对女性” 的压迫。我们如今处于三种从根本上改变了剥削与压迫关系的阶级斗争形式 中：国际的、国内的和家庭内部的。回望 20 世纪向 21 世纪波云诡谲的过渡历 程，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只要民粹主义始终简单地将冲突 简化为庶民与权贵的对立而忽视社会冲突的多层次性。洛苏尔多教授将《共产 党宣言》以来的世界历史作为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作为理论依 据，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对阶级斗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四、左翼的复兴与意大利国内的改革 《马克思主义批评》 （Critica Marxista）是意大利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刊物，它有纯粹的理论探讨，也有对意大利国内、欧盟和国际政治、经济与 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分析。2014—2015 年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的现实问 “阿 题有，左翼的复兴、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教育改革 B 、欧元的命运 C 、 拉伯世界的磨难”D 。本节将根据《马克思主义批评》推出的书评与评论文章， A Domenico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 2015. B Mele, Controriforma neoliberista della Scuola, Marxista Critica, No.1, 2015; Boscaino, Una legge di iniziativa popolare per salvare la scuola, Marxista Critica, No.1, 2015. C “L’euro: un destino segnato?” , Marxista Critca No.5, No.6, 2014. D “Il travaglio del mondo arabo”, Marxista Critica, No.3, 2015. 271 对意大利左翼学者最关注的两大问题——左翼的复兴与意大利国内的劳动力市 场改革上的主张进行介绍。 （一）金融危机与左翼的复兴 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激进左翼的战绩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外，都不 是特别理想。 《马克思主义批评》在 2014 年第 2 期上刊发了《欧洲议会选举与 《欧洲：多个问题，一种回应》B ，对欧盟与左翼的未来进行了分 左翼重构》A 、 析。 《全球化世界中的左翼与工人阶级》C 一书从更为宏观和纵深的视角对左翼 复兴的可能性与未来道路，进行了分析。作者马苏里首先回顾了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主义国家的经济、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四十年来的发 展进程，并尝试探寻 2007—2008 年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左翼的涅槃重生之路。 作者认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是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当前金融经济危 机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要素，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也是“光荣三十年”的终点）对劳动的去价值化——这通过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及相关配套服务向亚洲、拉美和东欧的迁移来实现的。 产业转移，使得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领域所把持的垄断地位，被新兴的 工业国所撼动。作者引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从 1990 年到 2010 年，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均有大幅增长，法国从占 GDP 的 8.9% 增至 59.8%，德国从 7.6% 增至 43.5%，英国从 23.3% 增至 75.1%，意大 利从 5.3% 增至 23.1%，美国从 10.7 增至 30.7%。资本的迁移，也在世界范围 内改变了各大经济体的地位和关系。购买力平价 GDP 排行榜中，美国从 1981 年到 2011 年始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从第二十位升至第二位，印度升 至第三位，俄罗斯升至第六位，而其他西方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却在不断下 滑。虽然，作者并没有低估金融化与信息革命在全球化时代的支柱性作用，将 它们与劳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对其演变和转型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 是，他的分析明确指向劳动价值，提出的反危机举措，明显受启发于凯恩斯主 义的创造需求和支持投资等措施，而不是左翼所反对的“紧缩” 。走出当前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不可能的，但要改变生产方式，走上与生态环境相兼容的 道路，终止破坏农业经济——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非洲地区粮食危机。此外， A Di Siena, Elelzioni Europee e la Ricostruzione della Sinistra, Marxista Critica, No.2, 2014. B Carra, Europee: una Risposta, tante domande, Marxista Critica, No.2, 2014. C Ignazio Masulli, la sinistra e calsse operaia nel mondo globalizato, Bari-Roma, Laterza, 2014. 272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建立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并将这一重 任寄希望于联合国。这显然是过于不现实的和乌托邦的，很难想象联合国有保 护全球劳工的能力。不过，作者对于工人运动和左翼的判断，仍值得我们关 注：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工业无产者在全球化时 代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社会主体。而这种认识上的不到位，损害了他们构建 未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作者认为左翼重生的起点，在于工会要超越国界，在 世界范围内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对劳动者的国际保护网络。否则，左翼只会越 发成为一个代名词，不断地屈服于当前的历史时代。毋容置疑，左翼的重生与 复兴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虽然迫在眉睫，却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公共债务的骗局》 A 是意大利重建共总书记费雷罗（Paolo Ferrero）在 2014 年推出的著述。沉重的公共债务已经被视为意大利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按照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的观点，意大利公共开支不断增长的原因在于意大利 人“追求一种超过他们能力生活水平” ，并且在养老金、医疗等方面的过度支 出，以及一系列不明智的社会政策，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实施的工资随 通胀水平向上调整的指数化政策。而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何意大利公共 债务的改革，在危机爆发后，债务不减反增呢？这显然有其他的原因——食 利者的存在和对公债的投机。在 1981 年，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水平还只是 GDP 的 60% 左右，但是到 90 年代中期却达到了 120%。从 1982 年到 1994 年，意 大利公债以每年 5% 的水平递增。转折点是 1981 年，就是在这一年，意大利 央行与财政部分家，央行不再有购买国债的义务。这其实是公共债务私有化的 问题，因为此后大量私有银行和私有资本在高回报率下购入意大利国债，投 机性质明显。换言之，每年 5% 的增长率，很大部分来自国债利息的增长。从 1981 年到 2008 年，意大利国债利息的 92% 是兑付给了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 而剩下的 8% 才兑付给了 90% 的意大利民众。也就是说，意大利日益增多的 财政赤字，不是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投入到了物质和非物质的生产，或通过提 供服务提高公民的福祉，而是付给公共债务债主的利息，这像磐石般重重压在 意大利社会的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 虽然意大利面临《财政契约》——公共债务不得超过 GDP 的 60%，财政 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的约束，但费雷罗并不认为退出欧元区是问题 A Paolo Ferraro, La Truffa del Debito Pubblico, Derive Approdi, Roma, 2014. 273 的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属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欧 盟，不是精英主义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左翼不应丢 弃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宝贵遗产——陶里亚蒂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 路”和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 ，构建“反对欧洲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是当今左翼面临的最为复杂和艰巨的任 务——仅仅批判新自由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找到危机的根源和变革的动 力，以超越资本所强加的社会关系。 （二）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 2010 年后，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成为该国最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 一。 《伦齐想要的劳动力市场：重启不确定性》 A 一文认为，在过去的十五年 中，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的规则以渐进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对劳动者而言， 司法保护和经济条件是在恶化的。贝卢斯科尼政府、莱塔政府和伦齐政府的改 革轮番侵蚀了原本能抵御比亚吉法案（Legge Biagi） B 破坏力的社会减震和劳 动者保护系统。1970 年通过的劳动法案赋予了工会的联盟权力和责任，但意 大利三大总工会之间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签署集体合同的效率和效果。尽管三大 工会于 2011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达成了几项协议，却缺乏转换成具体 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法的可操作措施，工会的民主性和代表性也依然悬而未 决。蒙蒂政府所实施的福尔奈洛改革，表面上是保证了就业的灵活性，实际上 大大提高了停业收入补贴（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 CIGS）的门槛，直接 侵害了劳动者的失业收入保障权利。换言之，强化了灵活，却弱化了安全。两 年后，伦齐政府的改革与新的法案框架更是直接采纳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 ，使得劳动者回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境况——面临被解 立场（Confindustria） 雇的威胁，但彼时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伦齐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计划主要由 三部法案构成：首先，制定了“非典型合同”法案；其次，加强长期合同工保 护，但没有明确在面临裁员情况下的保护；最后，失业收入保障和灵活性的改 革。2012 年到 2014 年，意大利的失业率始终在 10% 以上，就业的反弹一方 面有赖于灵活性（短期合同、项目合同等）就业，另一方面有赖于废除了限制 A Piergiovanni Alleva, Il mercato del lavoro voluto da Renzi: il rilancio della precarieta’, Marxista Critica, No. 2, 2015. B 该法案最初在 2003 年通过，旨在通过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 效率，降低失业率；在 2014 年经历过三次较大修正，以法案的推动者比亚吉命名。 274 解雇劳动者的法案。虽然，意大利政府的改革被总结为“灵活地进，灵活地 出”劳动力市场，但本文作者认为，所有的改革更多地指向了“灵活地出” ， 大大增加了青年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兴起 A 近两年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兴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热 潮。意大利 21 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是当前意大利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阵地，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主要平 台之一。21 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的官网，以及《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 杂志 B 多次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英文刊物上选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章，激发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中国道路的兴趣。此外，2014 和 2015 年协会两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道路欧洲论 坛”的意大利篇，赢得了意大利媒体、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很高的关注 度和参与热情。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意大利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模式展开了热烈探讨。意大利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关注的 视角包括——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腐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法治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治理、国际关系等。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了吗？ 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认为意大利激 进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面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 式。 C 他认为，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 成立后的 15 年里，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盘集体化等一 系列政策。而如今，为什么我们（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对这样一个现 实——出现了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模式—— 感到反感呢？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偏见有关， A 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的意大利学者的发言，由笔者 根据会议录音和会议论文整理所得。 B 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的网址 www.marx21.it，杂志为 Marx 21 。 C 多米尼克教授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的主旨发言题目为“思考中国，反思后 资本主义” （Pensare la Cina. Ripensare il post-capitalismo） 。 275 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消灭富人，使穷人们在贫乏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绝对平均分 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大曲解。 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 存的模式管理着中国很多地区。多米尼克教授说，对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毛 泽东做过十分清楚的理论界定，他对“政治剥夺”与“经济剥夺”进行了区 分：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彻底被剥夺，但是他们的“经济资本” ，至少 在对国民经济依然有益时，或者间接地对社会主义的事业有用时，不应被剥 夺。邓小平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指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除非发展 生产力以消除贫困，否则就不能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所展开的系列改革创 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使得几亿人民脱离贫困，并缩小了与西方国家 的“巨大差距” 。关于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洛苏尔多教授认为，这是在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预见并力图加以克服的社会风险——资产阶级会重新 再形成一个阶级。虽然中国现今很多富翁在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感召下，即 便不是共产党员，也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拥有惊人财 富的中国庞大的亿万富翁就真的没有对政治权力动心吗，没有试图去操控政治 权力的运作吗？对此，洛苏尔多教授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有两点：首先，应对“民主化”运动。 “民主化”运动，事实上就是终结对中 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剥夺” ，允许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其次，对消除国有经济 的要求予以应对。因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消除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夺” ， 从而为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铺就坦途。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Andrea Catone） ，对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 A 卡托内主编认为，马克思主义始 终在中国革命和改革进程中起到了指南针作用。相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实很晚。没有一个中国人参加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 际，更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过其间引发的意识形态大论战。直到 1898 年，马 克思的名字才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08 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以 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起源》的缩写版。总 A 卡托内主编的主旨发言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伟大转型中的指南针作用” （La bussola del marxismo nella grande trasformazione cinese） 。 276 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的译介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非常少。而马克思 主义真正传入中国，得益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剖析。通过引入所有“被压 迫的人们” ，丰富了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 号召的内容。这超越了第二国际当时不反殖民主义，重视向落后地区人民—— 正处在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输出“西方文明”的立场。列宁将“西 方”与“东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 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中国提供了最为强大的政治理论 杠杆，使得中国人民从“百年屈辱” （始于 1840 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意义在于要懂得与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联系起来， 同该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联系起来。在吸取曾教条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教训后，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殖民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不是一种“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 1930 年 写过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思维” ，在如今的讨论中经常被搬出来） ，也不是 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青年时期的葛兰西在其“反资本的革命” 一文中就捕捉到了） ，而是浸入中国鲜活的社会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分析 中国阶级、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指南针，成为指明政治行动方式的指南针： 统一战线政策，新民主主义反帝国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道路——要实 现社会主义，就要减少贫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但也要扎根于各国 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中国共产主义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还以中 国数千年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修身律己，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去理解中 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与哲学。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也是一个 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立普遍联系的历程。 （三）意大利媒体与出版物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意大利的公共视野中，但多数媒体总是用“令人 恐惧”的亚洲巨人比喻中国，并简单地将中国的增长视为一个不讲规则的新 自由主义与严厉压制任何异己批判声音的简单组合的结果。马克·彭德赖利 （Marco Pondrelli） A 指出了意大利传媒对中国认知的欧洲中心主义——“他们 A 彭德赖利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罗马涅大区的负责人，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 的发言题目是“意大利传媒和出版物中的中国形象” （L’immagine della Cina in Italia nei media e nelle pubblicazioni） 。 277 （中国人）想象我们（欧洲人）这样，但是做不到”；以及意大利媒体对中国的 解读或者误读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知识匮乏” 。这些因素都导 致意大利媒体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断章取义，只选择他们想看到的，或者去验证 已经存在的对中国的偏见。例如西藏问题，彭德赖利认为，根本就不能像谈论 罗马帝国所征服的一个国家那样去看待西藏的历史，那不是中国与西藏之间的 关系。 弗朗切斯科·马林乔（Francesco Maringio） A 说，要解读当代中国而非歪 曲中国，需要牢记一点，即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组织是不同的，政治话语也是不 同的。可以说，当中国人变得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时候，西方人还在原地不 动，没有意识到应该去改变，去获取能与这个东方国家沟通的话语体系。明显 的例证——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 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实际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所具有的历史 意义要深刻地多。由于同时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 意义，所以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却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 典范） ，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与发展。而西方自由体系的拥护者们， 在中国的国内外，通过贸易与经济活动不断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改革施 压。他们的目的，就是所谓的“把专制者的手捆起来” 。作为意大利的马克思 主义者，要想了解中国道路，了解中国现在进行的反腐败、法治等制度化的政 治进程及其意义，应该做的是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 观察，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马林乔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发言题目为“十八大之后：法治，治理 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纪与反腐败斗争” （ Dopo il XVIII Congresso（2012）: Stato di diritto, modernizzazione della governance, rafforzamento della disciplina di partito e della lotta alla corruzione） 。 278 西班牙 贺 钦 自 2014 年起，饱尝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苦果的西班牙终于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恢复性增长。2015 年，西班牙经济继续稳步回升，经济增速已超欧 元区平均水平，但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仍居欧盟国家前列。在 2015 年 5 月的自治区及市政选举中，西班牙两大传统政党——执政党人民党（PP） 和最大在野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得票率均出现大幅下滑，左翼党“我 们能”党（PODEMOS）A 和右翼党公民党（CIUDADANOS） B 等新兴政党迅 速崛起。在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工人社会党、 “我们能” 党和公民党分别获得 28.72%、22.01%、20.66% 和 13.93% 的得票率。这一结 果表明，西班牙两党制格局已不复存在，各党派迥异的政治主张和不可预知的 A “我们能”党（Podemos）：2014 年 1 月成立，已成为西班牙第三大政治力量，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赢得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执政权。总书记是该党创始人巴勃 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注册党员约 38 万。 “我们能”党诞生于西班牙 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以解决社会不平等、失业率高企、经济萎靡不振等问 题为诉求，要求就财政紧缩措施与欧洲联盟等金融援助方重新谈判，寻求修改欧洲 “宪法” 《里斯本条约》 。 B 公民党（Ciudadanos）：成立于 2006 年，注册党员约 3 万，主席阿尔韦特·里韦拉 （Albert Rivera） ，总书记马蒂亚斯·阿隆索（Matías Alonso） 。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 成为得票率第四的政党。 279 结盟方式使西班牙的政局前景更为迷离。 2015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们通过论坛、研讨会、出版 物及网站等各类平台，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左翼思想在西班牙的传播与研 究，尤其是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回顾与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议题，得到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及左翼力量一如 既往的关注与热议。 一、主要活动 2015 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地左翼党 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活动。 第一，纪念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azquez） A 在线 展映活动。 为纪念西班牙语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 诞辰 100 周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和马德里大学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联合举办了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访谈录影 “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在线展映活动。 B 展映内容包括其生前最后一次在 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即 2002 年在马德里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课程开班仪式上的发言。 第二，开办继续教育课程“资本主义经济批判” C 。 2015 年 2 月 3 日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由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 与社会研究部组织、马德里大学官方认证的第五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 教育课程——“资本主义经济批判” ，在马德里大学经济系召开。课程涉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论和发展史，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世界 经济进行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课程负责人为马德里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萨比 尔·阿里萨巴罗·蒙多罗（Xabier Arrizabalo Montoro） ，著有《资本主义与世 界经济》 （Capitalismo y Economía Mundial, 2014） 。课程师资绝大部分来自马 A 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azquez，1915—2011） ，享誉西班牙语 国家及地区的西班牙裔墨西哥哲学家。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01. C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90. 280 德里大学，也有西班牙其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授课。课程还专门 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网站，A 旨在促进该课程的相关讨论与交流，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传播。 课程共设 150 课时，申请人原则上应具备本科学历或已通过三门硕士课 程；对不具备申请条件的候选人，课程委员会将根据简历和课程申请书酌情录 取。课程注册费为 600 欧元，可申请分期付款或半额奖学金，特殊情况下资助 力度可达 80%。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及马克思主义批判、 经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对世界 经济热点的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及其周期性特征的 分析、对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和欠发达现象的分析、对欧盟框架下欧洲经济的 分析、对西班牙经济的分析以及对世界经济危机成因和对策的分析等。 第三，举办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1925—1985）纪 念活动。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联合 西班牙“社会生态转型跨学科研究小组” （El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 “联邦主义与自由基金会” plinar sobre Transiciones Socioecológicas，GinTrans2） （FYL） ，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哲学系召开了“独立思考——纪念马努埃尔·萨格 里斯坦逝世 30 周年及诞辰 90 周年”活动。 B 、 2015 年 11 月 30 日，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佩德罗·里巴斯（Pedro Ribas） 马德里自治大学哲学系“批判思想”课学生代表、萨拉曼卡主教大学哲学博士 及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议员何塞·萨利翁·安达卢斯（José Sarrión Anda、独立学者何塞·古铁雷斯 （José Gutierrez）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哲学研 luz） ，分别就“二十世纪西班牙思想史中的马努 究所霍尔第·玛伊索（Jordi Maiso） 埃尔·萨格里斯坦”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一生”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 坦论‘科学逻辑与哲学’ ”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与 1968 年的青年左翼” 、 “马 努埃尔·萨格里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进行了主题发言。2015 年 12 月 1 日， 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菲利克斯·杜克（Felix Duque） 、独立学者马努埃尔·莫 内雷奥（Manuel Monereo）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卡门·马多兰（Carmen Mador- A http://www.institutomarxistadeeconomia.com/.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2. 281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安德里安·阿尔玛赞（Adrián Almazán） 、西班牙马克思 rán） 主义研究会的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Iglesias）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奥 斯卡·卡宾特洛（Óscar Carpintero）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霍尔赫·里奇曼（Jorge ，分别就“文学批判家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论海涅与歌德” 、 “马 Riechmann） 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政治实践” 、 “论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思想中的马克思 主义”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论技术问题” 、 “西班牙转型与马努埃尔·萨格 里斯坦”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与经济学家”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生 态社会主义与政治生态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开设“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继续教育课程。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与马 德里大学欧洲—地中海大学研究所（Euro-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 la UCM）在马德里大学劳动关系学校（la Escuela de Relaciones Laborales de la ，联合举办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二期继续教育课程——“马 UCM） 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西班牙及欧盟资本主义案例研究” 。A 该课程旨在通过对西班牙及欧洲资本主义的案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课程负责人之一为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的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该期课程是首期“马克思主 义哲学”课程的延续与发展。课程注册费为 30 欧元，可进行网上注册。授课 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课程共设八个主题， 来自马德里大学应用经济系的萨比尔·阿里萨巴罗（Xabier Arrizabalo）教授、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德里大学的圣地亚哥·阿梅西亚（Santiago Armesilla） 负责人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马德里大学国际经济与发展系教授胡 安·马努埃尔（Juan Manuel Ramírez Cendrero） 、马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马里 奥·德罗萨尔（Mario del Rosal） 、欧洲公民基金会（la Fundación Europa de los 、马德 Ciudadanos，FEC）经济学家埃杜阿尔多·加尔松（Eduardo Garzón） 里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尔·穆里约（Javier Murillo） 、巴斯克大学经济学教授 及《 “欧猪”五国的觉醒》 （2014） B 作者之一霍阿金·阿里约拉（Joaquín Ar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0. B Joaquín Arriola, Rita Martufi, Luciano Vasapollo，El despertar de los cerdos: PIIGS: ，Maia Portugal, Irlanda, Italia, Grecia, España（Claves para comprender la economía ） Ediciones，October 2014. 282 ，分别就“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riola） 论”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 新特征” 、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改良社会主义的经济局限性：以瑞典为例” 、 “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外围特征” 、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班牙社会分化与工资 变化”和“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替代的争论” ，进行了授课。 第五，举办“拉丁美洲的精英重构与新旧左翼”报告会。 2016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学劳动关 系学校举办了“拉丁美洲的精英重构与新旧左翼”报告会，马德里大学国际经 济与发展系教授何塞·德尼兹·埃斯皮诺思（José Déniz Espinós）就委内瑞拉 和阿根廷左翼 2015 年年末败选的相关情况、拉美左翼面临的现实挑战、拉美 精英阶层的重构、拉美地缘政治的变迁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 A 该报告会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鉴于西班牙进入政治新阶段后，面 向西班牙学术、政治、文化、社会及科技等各界人士广泛开放的首期报告会。 二、主要著作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老鼹鼠” （El Viejo Topo）出版社是西班牙语世 界最具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社之一。2015 年，该社出版了一系列反映时代 热点与思想争锋的优秀作品。 （一） 《冲突与危机：西班牙（2008—2013） 》B 2015 年 9 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共产党节”期间举办了新书 推介会，重点推介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著名劳工问题专家何塞·达尼埃 尔·拉卡耶（José Daniel Lacalle, 1939—） C 撰写的新书《冲突与危机：西班牙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4. B José Daniel Lacalle, Conflictividad y Crisis . España 2008–2013, El Viejo Topo-F.I.M., Madrid, 2015. C 何塞·达尼埃尔·拉卡耶（José Daniel Lacalle, 1939— ） ，曾任西班牙航空工程师，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职业社会学、知识分子 劳动者、社会阶级和工人阶级、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及企业经济民主等，撰写 独著十部及合著十余部。达尼埃尔还担任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电子刊物“经 济与劳工指标”主编，该刊旨在跟踪与研判西班牙劳工改革以来西班牙劳动市场的 相关动态与趋势。其最新著作包括《西班牙工人阶级：延续与变革》 （2006）和《颠 沛流离和无权的劳动者》 （2009） 。 283 （2008—2013） 》 （2015） 。 该 书 反 映 了 西 班 牙 劳 资 关 系 的 变 化、 工 会 参 与 及 选 举、 劳 动 迫 害 和 2008—2014 年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劳工冲突的最新动态。 A 达尼埃尔认为，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有三个重要因素推动了西班牙的民主重建、政局变动 及劳资关系的演化。一是迅速蔓延至国际社会的西班牙“五月十五日愤怒者运 动” ，揭示了制度与基层民众的矛盾；二是劳工改革、紧缩政策和制度性腐败， 引发了西班牙民众运动浪潮；三是西班牙“尊严游行”不断扩张，抗议政府不 作为，谋求“面包、工作、住房、尊严”等基本人权。 （二） 《混沌年代的左翼：文化、统一与团结》 B 当前，左翼试图寻求怎样的团结？左翼试图实现怎样的理论假设？统一、 团结与集体主义间是什么关系？在西班牙，国家、统一与团结具有同一性吗？ 西班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费尔南德兹·奥尔蒂兹（Antonio Fernández Ortiz）试 （2015） ，向读者揭示西班牙左翼 图通过《混沌年代的左翼：文化、统一与团结》 政治的特殊镜像及趋势。作者认为，今天的西班牙左翼正处于一个缺乏真正国 家战略的历史年代，近几十年来西班牙统治阶级正试图通过政治力量与阶级斗 争有意识地削弱和破坏维系人民生活与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制度与体制，这些行 为直接导致了失业和贫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并把这一切归 咎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事实上经济危机不过是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工具。 C 安东尼奥主要研究领域为苏联史，著有《车臣与俄罗斯：反革命技术的混 乱》 （2003） ，曾在《老鼹鼠》 、 《乌托邦》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刊、 《外 交世界》等刊物发表过多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论文。安东尼奥试图融合列宁主 义与传统主义，认为传统社会组织具有通往社会主义所不可少的公社与等级 关系。 （三） 《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 D 《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 （2015）一书收录了西班牙著名已故 A http://www.fim.org.es/02_02.php?id_publicacion=382. B Antonio Fernández Ortiz, La izquierda en la era de la confusión. Cultura, unidad y soli- daridad, Editorial El Viejo Topo, Madrid, 2015. C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la-izquierda-era-confusion/. D 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 Sobre federalismo autodeterminación y republicanismo , Intervencion Cultural, 2015. 284 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埃伊（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1943— 2012） A 一生不同时期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问题的相关论述。 尽管该书谈及的一些西班牙政治往事已时过境迁，例如巴斯克冲突危机等，但 其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有效性仍为今天的读者带来了不少惊喜。该文集体现了费 尔南德兹·布埃伊倡导“在充分民主框架下捍卫底层人民权益”的一贯主张和 知识分子严谨的治学态度。费尔南德兹·布埃伊认为，从正义与团结的严格意 义上讲， “在充分民主框架下捍卫底层人民的权益”与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密切 相关。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思想对解决今天的西班牙领土划分问题也大 有裨益，如巴斯克自治或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 （四）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 B 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触发了舆论对公共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然而 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省，认同危机取代了其他社会分化问题成为地区焦点， “争取自决权”成为地区集体动员的主流。西班牙政治活动家马丁·阿方索 （Martín Alonso）创作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通 过对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跟踪考察，直面西班牙分离主义的历史纷扰与现实 挑战，揭示了西班牙民族主义、主权主义及独立主义等政治倾向特殊的历史成 因与发展规律。 C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为已出版的《一、社会问 题的起源》 （2014） 、 《二、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2015）和即将出版的第三部。 《一、社会问题的起源》 （2014）一书试从社会问题出发，结合大量史料，阐释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历史源起。第二部《二、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2015） 试从学术威权的滥用和大众传媒的共振视角，结合社会学的相关思考，分析导 致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若干制度化因素与社会机制，并对社会科学中的民族 主义、精英理论、知识分子地位、集体行为机制、代理人关系与结构、重要人 物与社会实践及“动员、去动员、反动员”战略等问题进行理论梳理与辨析， 从而揭示权力与资源非均衡分配的相关指标、文化市场被干预的现实和西班牙 A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sobre-federalismo-autodeterminacion-y-republicanismo/. B Martín Alonso Zarza，El catalanismo, del éxito al éxtasis I La génesis de un problema so- cial, Editorial El Viejo Topo, Madrid, 2014. C 马丁·阿方索（Martín Alonso） ，政治学博士，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硕士，任职于 巴斯克和平文化学院。 285 思想文化界的剧变。 A 第三部试从经济危机的背景入手，揭示加泰罗尼亚独立 主义的牺牲本质和精英战略的腐败本质，作者认为左翼在反对平等的认同与财 富诱惑下不得不选择自我牺牲。 B （五） 《为了新的国家计划》 C 西班牙人民希望建设怎样的国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西班牙人民面对 哪些困难？西班牙作家、政治评论家和“公民阵线（Frente Cívico） ”成员马 诺罗·莫内莱奥（Manolo Monereo）和法学博士、劳动与社会保障监察员艾克 多·伊卢埃卡（Héctor Illueca）的新书《为了新的国家计划》 （2015） ，试图回 答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西班牙如何面对和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 作者认为，被舆论淹没的西班牙已成为一个破败的国家和被贱卖的祖国， 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从本质上是无法相容的；现代社会已 广泛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退化，讨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替代选择是必要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西班牙，强权者通过周密的阴谋绑架了国家，并设法让国 家为其效劳，从而实现了其对经济、政治与大众媒体的集权与垄断。这一过程 既呼应了德国的建立也体现在欧洲建设进程中；欧盟已变成一个掠夺遗产、权 利与自由的庞大机器，南欧国家由此出现了沦为不发达地区的戏剧性转变。因 此，重建西班牙国家计划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人民国家战略应建立在 充分动员和广泛联系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反权力的社会文化应以维护集体福 利为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计划的进步。人类基本生活需求应通过国家得到 社会的满足，新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计划应建立在实质性平等与公共原则 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一整套伦理与法律建制。就人类基本生活需求而言，四项 基本价值的实现需要四“D”的支撑与推动——去全球化（desglobalizar） 、去 商业化（desmercantilizar） 、去宗法化（despatriarcalizar）和民主化（democratizar） 。 （六） 《穿越沙漠：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总结》 D 《穿越沙漠：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总结》 （2015）一书认为，马克 A http://www.casadellibro.com/libro-el-catalanismo-del-exito-al-extasis-ii/9788416288496/ 2608833. B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el-catalanismo-exito-al-extasis/. C Manolo Monereo; Hector Illuecas, Por un Nuevo Proyecto de País（En Papel ） ，Intervencion Cultural, 2015. D Miguel Manzanera Salavert, Atravesando el desierto. Balance y perspectivas del marxismo en el siglo XXI, EditorialEl Viejo Topo，Barcelona，2015. 286 思主义是一门始终与历史实践保持对话的社会科学。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 经历了时代危机，看似过时了；事实上，市场经济失灵、国际战事不断和生态 环境恶化等负面现象，一再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不可行的真 理。作者进一步指出，作为认知人类社会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应得到复 兴，人类社会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新社会。 A 该书作者米盖尔·曼萨内拉·萨拉维特（Miguel Manzanera Salavert） ，为 西班牙梅兰德兹·瓦德斯中等教育研究所（IES Meléndez Valdés）哲学教授、 西班牙左翼报纸《人民纪事》撰稿人、西班牙联合左翼（IU）埃斯特雷马杜 拉自治区规划部负责人，著有伊斯兰哲学史著作《理性的航行》 （El periplo de 。米盖尔教授毕业于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 la razón） 师从西班牙最著名的黑格尔哲学问题专家何塞·马丽亚·里帕达（José María 。 Ripalda） 该书从本体学和社会政治学的视角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米 盖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几经沉浮，走过了 150 余年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 了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和成就。米盖尔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议） ，马克思主义是一支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马克 思主义是一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人文社会科学。1991 年苏东剧变后，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实践之间缺少持续的对话，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塑才是通往 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路径。许多人并没有从政治、经济与理论的覆灭中 吸取教训，甚至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米盖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历史 上最严峻的挑战后，从整体论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沉浮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 规律。 穿越沙漠的马克思主义必定经过了片片绿洲，作者力图通过重拾理论发 展道路上的点津石子，为所有仍在迷途中的人们找寻理论指南。米盖尔认为，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思想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转折点，马努埃 尔思想尤其是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完善了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只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源流，才能更好地打造面 向未来的理论道路。该书第五章“非纯粹理性批判” ，试图通过对人、自然、 历史与生态概念及关系的梳理，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在战胜资本主义方 A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atravesando-desierto-balance-perspectivas-marxismo/. 287 面的独特贡献。最后，米盖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脉络的总结，解析了 马克思主义长久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七） 《没有银行的世界可能吗？道德与团结金融的革命》 A 西班牙银行阶层的收入位列欧洲同业之最，高管与顾问阶层的年均收入 更是超过了 250 万欧元。当以黄金为代价的不良经营和腐败不断得到奖赏时， 大部分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质量却在年复一年的下降。西班牙经济学教授霍 安·拉蒙·桑契丝·帕拉西欧斯（Joan Ramon Sanchis Palacios）在其新书《没 有银行的世界可能吗？道德与团结金融的革命》中提出“没有银行的世界可能 吗”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并非探讨银行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力图说明银 行机构应该如何运行，谁应担负管控银行的责任。霍安教授进一步指出，面对 传统银行有可能出现一些替代选择，比如基于一定价值和道德原则而建立的社 会性银行，公民社会有望成为这场无声的金融革命的主角。 “社会经济学、合作化 霍安教授是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企业组织学教授， 与创业”研究所主任，社会经济学（合作与非盈利机构）专业硕士课程的负责 人， “合作银行与道德银行”专家及战略顾问。 B 三、代表性论文 （一） 《迷宫》杂志专刊《哲学、政治与经济（2015） 》C 西班牙左翼杂志《迷宫》源起于 1999 年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经济系的一次 “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研讨会。杂志创办之初旨在坚持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导向，推动相关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辩论，促进西班牙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西班牙的思想与社会变革。杂志初创期间得到了 詹姆士·佩德拉斯（James Petras） 、马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及迭 戈·盖莱罗（Diego Guerrero）等西班牙国内外不少知名左翼学者的支持，先 后策划了国家哲学、委内瑞拉革命、重建欧洲、移民问题等专刊。2002 年， 《迷 宫》杂志主创之一、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经济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教授迭 A Joan Ramon Sanchis Palacios，Es posible un mundo sin bancos? La revolución de las fi- nanzas éticas y solidarias ，Editorial El Viejo Topo，Barcelona，2015. B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s/#sthash.Qqi6o5Hn.dpuf. C http://laberinto.uma.es/. 288 戈·路易兹·加拉丘（Diego Ruiz Galacho）的不幸离世，是杂志的重大损失。 成立多年来， 《迷宫》杂志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的 研读与传播，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列宁的帝 国主义论、西班牙政党格局、价值规律、智利私有化的结果与影响、后福特主 义与工人阶级集中化及各类历史文化专题，对资本主导下的政界、商界、传媒 界主流意识形态及其霸权行径进行了大胆挑战与辩论。 《迷宫》合作作者遍布 美国、加拿大、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西、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 读者群体日益壮大。杂志还致力于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和读者交流会， 以促进左翼思想的繁荣与共识。 《迷宫》杂志还与西班牙《工具》 （Herramienta） 杂志、电子杂志《起义》 （Rebelión） 、西班牙加迪斯大学现代历史协会、西班 牙拉斯帕尔马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及意大利左翼杂志结成了战略伙伴 关系。 2015 年，西班牙左翼杂志《迷宫》出版了第 43 期“哲学、政治与经济” 年刊。该期杂志主要文章有《走向解放社会的自由团结劳动纲领？ 》 、 《从国家 最低工资到平等的基本工资》 、 《平等的基本工资与女权主义》 、 《经济危机与就 业动员》 、 《为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西班牙人民共产党（PCPE） 》 、 《从剩余价值 危机到欧元危机》 、 《可口可乐工人冲突》及《 〈企业道德、粮食混乱与社会阶 级〉书摘》等。 （二）西班牙共产党二十大预备文件 A 2016 年 4 月 9 日，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第一 阶段会议，就党的纲领等大会预备文件及重要事宜进行民主讨论与投票。 二十大预备文件共分“政治形势” 、 “治理危机：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 “改 革应对决裂的必要性” 、 “建设新国家的若干任务” 、 “欧盟与欧元的欧洲” 、 “建 立替代特征的政治与社会集团” 、 “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的角色”七大部分。 、 其中，重点讨论了“2008 年以来的社会周期：危机、动员、政治化、去动员” “父权制的支撑” 、 “体系力量的阶级反动” 、 “民主决裂、政权危机与制度危机” 、 “矛盾激化与动员决裂” 、 “阶级的三大纲领” 、 “在冲突中集中力量” 、 “第二次 转型与核心共识” 、 “建立适应新社会冲突的政治主体” 、 “宪法改革与社会和 平” 、 “参与式民主的新宪法” 、 “民主决裂的核心” 、 “不平等、不稳定与生产模 A http://www.pce.es/descarga/20160409_xx_congreso_pce_propuesta_doc.pdf. 289 式” 、 “主权、权利与有保障的劳动” 、 “打破欧盟与欧元的局限性” 、 “与欧元欧 洲决裂的条件” 、 “阶级视角下的联盟政治与工人阶级团结的建立” 、 “历史上的 统治集团、强制与共识” 、 “替代集团形成的条件” 、 “如何克服联合左翼（IU） 的政党缺陷，使其成为替代性社会政治集团”等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90 东 欧 赵司空 2014—2015 年，东欧左翼讨论的主题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移民、民主和 反抗。下面，我们将通过相关资料来呈现这一学术动态。 一、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之所以成为 2014—2015 年东欧左翼讨论的主题之一，与波兰罗 马天主教会自 2013 年下半年到 2014 年初发起的反性别运动有关：波兰罗马天 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性别的有争议的观点，将性别问题提 升到“性别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批判， A 这激起了东欧左翼关于女性主义的争 论与思考。 女性主义者自然对波兰罗马天主教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努力捍卫多 元的生活方式。例如 Agnieszka Holland 便认为，波兰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性别 运动是企图掩盖教会自身问题的政治努力；她声称，作为一名白种人、异性恋 者、保守的天主教波兰人不可能是唯一可敬的生活方式。 B A 参见 Jaroslaw Kuisz, Karolina Wigura, Poland’s gender dispute , in Eurozine , 2014-03-28。 B Agnieszka Holland, Lukasz Pawlowski, Conservative backwardness , in Eurozine , 201403-28. 291 而来自男性的声音则有所不同。例如，Marcin Nowak 认为，理解教会立 场的关键是能够区分“性别”和“性别意识形态” 。性别就像一面镜子，它聚 集了许多关于我们是谁的重要话题，同时也有成为意识形态的潜能。教会遵从 一种特别的男性人类学，强调性别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危险，而不是性别本身 的危险。关于性和身体的话题，Marcin Nowak 对教会做了如下辩护：教会并没 有过多地谈论性和身体，相反，爱才是其核心。教会之所以谈论身体和性欲， 不是因为教会试图控制身体和性欲，而是因为教会意识到身体和性欲是通往人 类最亲密和最重要问题的钥匙。关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Marcin Nowak 并不主张一种冲突的思维模式，相反，他认为教会和世俗社会共同关心的首要 领域是人类尊严，而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我们应该乐观地期待教会积极参与讨 论许多问题。 A 经过 2014 年的讨论，2015 年东欧学者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从波兰扩展到 了东欧其他国家，讨论的主题也从女性身份本身扩展到了对 1989 年之后东欧 政治状态的思考。 （一）东欧妇女需要从解放中解放 Slavenka Drakulic 认为，1989 年的转型只是实现了东欧女性来自上层的解 放，这种解放是不够的，转型后的东欧女性仍然需要从解放中解放。她指出， 1989 年转型使东欧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侵蚀，她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所拥 有的权利被剥夺了。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给东欧人带来他们梦想的东西，许多 东欧人都发现他们陷入了越来越贫穷和没有安全感的境遇，对妇女而言情况更 加糟糕，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则是雪上加霜。 在 Slavenka Drakulic 看来，转型后东欧妇女的糟糕境遇与她们只是完成了 来自上层的解放，而没有完成来自下层的解放有关。在共产主义时期，许多妇 女切身感受到的是食物短缺、住房短缺、没有足够的婴儿尿布和卫生纸，打败 东欧共产主义的正是这些平庸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人们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 渴望。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妇女拥有参与公共生活形式上的平等，如果 产生了因为妇女的特殊需求而导致的问题，那么也会有妇女组织来照料她们。 不过，Slavenka Drakulic 强调，这些妇女组织仅仅是共产党权力机构的组成部 A Marcin Nowak, Tomasz Sawczuk, Gender in Catholic Poland: Beyond ideology? in Euro- zine , 2014-03-28. 292 分，它们更关心的不是妇女的需求而是意识形态。在这种状况下，女性主义意 识形态是缺失的。以南斯拉夫为例，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女性主义组织出现在 1978 年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会议上，主要由年轻的学生和学者组成，当时东西 方女性主义者的重大差异之一便是，东欧女性主义者努力从上层解放出来，而 西方女性主义者则侧重草根性的战斗。并且，很长时间以来，甚至是在 1989 年之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想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这与在 共产主义时期女性主义者往往被看作一种持异见者有关，也与东欧媒体的宣传 有关：媒体宣传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女性主义者的偏见，宣传仇恨男人的女 性丑陋得找不到丈夫，而且做出焚毁胸衣等有损体面的事情。 Slavenka Drakulic 认为，在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之下，东欧女性主义者往往 保持沉默状态，并且倾向于不作为，所以她们将失去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以克罗地亚为例，2015 年 4 月出现了限制妇女堕胎自由的尝试，即限制销售 紧急避孕药。卫生部部长给药剂师发出指示，只有在妇女填一份特殊表格后才 能卖这种药丸给她们，而这种药丸根据欧盟标准是非处方药。药剂师被要求问 购买药丸的妇女一系列非常隐私的问题，从最后一次月经开始，直到最后一次 性关系为止。这些侮辱性的程序被说成是关心妇女健康，因为这些药丸含有激 素。Slavenka Drakulic 认为，妇女不仅被当作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或阅读说明书 的不负责任的孩子对待，而且这个程序就在柜台上进行，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打消妇女使用这种药丸的勇气。然而，对政 府的这一行为，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根本没有反应，没有出现在城市 广场或社交媒体上的群众抗议。Slavenka Drakulic 认为这对于一个民主的后共 产主义国家而言是非常奇怪的，并且对妇女生育自由权的侵犯也可能延伸至关 于妇女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的其他许多问题。当然，同时，她也认 为妇女的保守和冷漠也不难理解。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后，这一地区的许多 国家都经历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复兴，与此同时看似消失的父权制也再次抬 头。1989 年重新获得的自由给妇女带来了经济、社会甚至是再生产权利的限 制；贫穷被女性化；政治关注经济转型和民主机制的建立，妇女权利并不是优 先考虑对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妇女待在家里，避免政治和公共生活，并被劝说 这就是她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妇 女集体团结的意识。归结起来，东欧女性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文化而 不是法律，主要包括父权制价值观的抬头，以及从共产主义体制中继承来的极 293 权主义心态在整个社会的蔓延。人们期待他人，例如政党、机构、领导人和当 局而不是期待普通公民来解决问题。解决方案总是来自“上面” 。正因如此， ， Slavenka Drakulic 说，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年轻女性已经“从上面解放出来了” 但同时这种解放也使她们变得非常消极；而性别民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妇女的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此，她强调，东欧女性需要从解放中 解放。 A （二）重视反性别运动的政治意义 Andrea Peto 承认，和所有的少数人——罗姆人、残疾人、移民、老年人 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一样，妇女也为 1989 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但她不同意 Slavenka Drakulic 的从“解放中解放”的方案，而是重 视反性别运动所体现的反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象征意义。Andrea Peto 认 为，欧洲政治的现状似乎是民主政治的大众吸引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少的选民 参与选举，传统的政党很难招募到年轻成员。但参与世俗的、以人权为基础的 妇女组织的人数则保持不变，大众积极参与反性别运动似乎解决了政治参与的 相关问题。 Andrea Peto 认为，匈牙利、法国、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在 2015 年发生 的反性别运动，表面上看是反性别运动，因为他们攻击他们称之为的“性别意 识形态” ，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性别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黏合剂。反性别运动 的代表似乎是在纯粹地讨论性别政策问题，但其实是希望推进欧洲政治和价值 体系的深刻变化。并且，反性别运动是一个全球现象，说明不同的国家都在日 益质疑包括以“文化”例外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的人权框架。不仅如此，这些 反性别运动根本不是乌托邦，它们不寻求在近期实现性别平等，它们不要求 “从解放中解放” ，而毋宁是关注现今政治的暂时性。简言之，这些运动建立在 进步主义政治的根本软弱性的基础之上，即进步主义政治许诺在全球化世界中 的迅速转变。而在这一点上，反性别运动比进步主义政治更加冷静和理性。 Andrea Peto 的观点是，反性别运动是欧洲政治中的新现象，缘起于新自 由主义解放方案的失败。因此，如果进步主义的力量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回应的 话，那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框架。如果进步主义政治忘记了它的宝贵的且 A Slavenka Drakulic, How women survived post-communism（and didn’t laugh ）, in Euro- zine , 2015-06-05. 294 富有创造性的草根来源的话，那么它注定会沦为普通的性别平等政策，从解 放中解放的需求正是这种普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体现而已。当然，Andrea Peto 也看到，从长远来看，当遭遇新的政治挑战时，运用性别概念作为技术范畴， 是破坏性大于有用性的，对于反性别运动而言也是如此。在看到反性别运动 的负面性的同时，Andrea Peto 强调的是反性别运动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即 1945 年之后，从未有过反现代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民主选举中获得过如此多的 选票。 A （三）东欧妇女运动的缺乏源自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而不是共产主义 的过去 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不同意 Slavenka Drakulic 所说的东 欧妇女的状况是来自上面的解放，并不是她们自己斗争来的结果。东欧共产主 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内容。 “二战”期间，大量妇女与男 人并肩战斗。许多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妇女相信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将会 消除妇女对男人的经济依赖，并在一个新的平等社会中赋予她们完全的公民 权。尽管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履行解放妇女的诺言，但妇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 争以实现妇女平等的梦。Slavenka Drakulic 的错误就在于她忽略了共产主义妇 女对妇女政治权利做出的贡献，仅仅因为她们刚好是共产党员。同时，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认为，在今天的东欧没有大众妇女运动，也没 有重要的大众社会运动反对福利社会的解体和强加的紧缩政策，但这并不是 Slavenka Drakulic 所说的可能是源自共产主义时期的极权主义或父权制文化， 而是源自新自由主义的当下。在西方民主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所显 示出来的超个人主义（hyper individualism）和后现代的身份政治促使我们将注 意力转向我们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除了民族主义或宗教的时刻之外，几乎 没有集体行动的动力。 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东欧，其实也 是在全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关于什么是或不是“真正的”妇女组织的神话， 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去想象未来，这个未来对妇女是好的，就像对所有被新自 由主义的超级资本主义所边缘化或排斥的人是好的一样。 B A Andrea Peto, After“emancipation after emancipation” , in Eurozine , 2015-07-31. B Kristen Ghodsee, Adriana Zaharijevic, Fantasies of feminist history in eastern Europe , in Eurozine , 2015-07-31. 295 二、移民 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危机也引起了东欧学者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他们从 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移民挑战了自由主义价值观 Aleksander Smolar 分析了波兰的情况，指出波兰在种族、民族、文化和 宗教上具有同质性，这与“二战”中犹太人从波兰社会经济结构中消失，许多 下层人跻身中产阶级，而在“二战”后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有关。波兰在种族、 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同质性尽管使得波兰更加地方化而少创造性，但同时也 使得波兰 1989 年之后的转型过程相比较东欧其他邻国要容易得多，其中，爱 国主义意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近年来，尽管波兰也有来自邻国，例如白 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少量移民，但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因为他们之间的 文化差异非常小，这些移民很快就融入了波兰社会。并且，这些移民并不在波 兰定居，而是季节性地在波兰工作和返乡，或者将钱寄回家。但现在波兰正头 一次面临真正严肃的移民问题，那就是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危机。从文化和社会 意义上讲，Aleksander Smolar 认为波兰在舆论上和基础设施上对这些变化均完 全没有准备。 那么欧洲国家应该对非洲和中东国家负责吗？ Aleksander Smolar 认为， 这不仅仅是一个与崇高意愿和价值体系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欧洲国家 是民主国家，领导人是由人民选举的；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是 出于种族主义倾向，而是对大量移民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回应。 以法国为例，穆斯林一代、二代和三代移民是否真正挑战了欧洲价值观呢？ Aleksander Smolar 认为，第一代移民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他们对被允许进入法国并且允许工作是完全感到满意的，他们接受法国提供的 一切东西，而这一切却在今天受到了攻击。这与在城镇偏僻地区划出一片地方 为新来者建造廉价房屋有关，尽管初衷是为这些人建造体面的居住环境，但未 曾料到的结果却是出现了贫民区。不过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才是法国今天面临 的真正严重的问题之一。所谓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指的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公 民，但他们却说着蹩脚的法语，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他们没有融入土生土长 的法国人中，这造成了被排挤和挫败的感觉。构成这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身 296 份认同的要素，首先是排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国家，其次是宗教，最后是对巴 勒斯坦国家遭遇的认同感。在这个问题上，Aleksander Smolar 不同意 Martha Nussbaum 提出的相互适应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根本不适合欧洲传统和情 境，因为欧洲是由古老的国家构成的，他们对适应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他们 希望新来者能够适应他们。即使作为慷慨的姿态，并且在一定时期也有一些多 余的地方供移民工作和生活，他们可以接纳一定数量的移民，但这也必须在严 格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同时，Aleksander Smolar 分析了法国的伪善之处：在 法语中，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概念是没有差异的。Aleksander Smolar 作为一个波 兰人，同时拥有法国公民身份，当他有时候称呼其法国朋友为“你们”时，他 们很生气并提醒他说，他也是一个法国人。但从他的角度看，如果他的法国朋 友必须面对黑人或阿拉伯人，他并不确定其法国朋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所以，从 Aleksander Smolar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是， 一方面移民对欧洲价值观形成了冲击，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由于其文化特质或 历史原因而具有不宽容性。这就是为什么 Aleksander Smolar 既认为大量的移 民涌入欧洲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使欧洲解体，但也认为彻底遏制的态度同样 是歇斯底里和无稽之谈。唯一可行的且必需的便是寻找一种妥协方案。 A （二）移民以及东欧身份再审视 针对东欧各国反对中东和非洲难民摊派，Slavenka Drakulic 试图给出合理 的解释。她认为，东欧受到西欧的援助，如今中东和非洲的避难者成为东欧的 有力竞争者。同时，这些主要是穆斯林新的受害者的大量涌入使得东欧的团结 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昨天的受害者并不觉得应该对今天的受害者负责。另 外，处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正在寻求自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意识，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很难接受其他民族的大量涌入。 B Valeria Korablyova 则用更醒目的“贱民还是新贵”来分析东欧对地中海 难民的态度。她引用阿伦特的观点，即在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公民权 比人权更加根本：只有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才能够参与社会生活。那么，欧 洲新来者的政治位置是什么？当我们拒绝新来者成为我们共同体的成员时，我 们可能就将他们推出去建立另外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潜在地是敌视我们的 A Jaroslaw Kuisz, Lukasz Pawlowski, Adam Puchejda, Tomasz Sawczuk, Aleksander Smolar, A dramatic struggle , in Eurozine , 2015-07-15. B Slavenka Drakulic, Competing for victimhood , in Eurozine , 2015-11-04. 297 共同体的。然而，尽管如此，东欧缺乏文化多元性的经历，因此也缺乏容纳或 吸收新移民的实践经验。相比较西欧，东欧更难宽容或消化新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那就是东欧对他们自己的“欧洲 身份”缺乏信心。尽管欧盟成员国宣称是平等的，但东欧许多国家却被弄得 好像是欧洲贱民，害怕达不到欧盟标准，永远面临追赶西欧的挑战。Valeria Korablyova 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可以用“新贵”这个概念来称谓：最后终于成 为他们想要加入的共同体的成员，以前的贱民努力撇清自己和没有那么幸运的 人之间的距离。任何新贱民都潜在地威胁着这个脆弱的秩序。如果贱民的数量 变得无法容忍，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会变得更加封闭，以前的贱民也可能被发现 和拒斥。换言之，新欧洲国家对他们自己在欧盟的前景也很焦虑。他们长期以 来一直勤奋努力成为繁荣世界的一员，新来者对他们的成就构成了威胁。因 ）的人隔离开来，将 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他们自己和有着类似背景（ “受害者” 自我身份定位为“主人”或者他们想要加入的世界的“统治者” 。由此可见， 旧欧洲之前的移民对今天的移民表现出了最高度的不宽容，这一点毫不奇怪。 Valeria Korablyova 还指出，从这个心理因素的角度看，欧盟中的任何“摊派” 或完成“指标”只不过强化了欧盟内部既存的等级，在那里，有些成员国有权 利强迫其他国家做特定的事情。这是新欧洲的“二等欧洲身份”的证据，他们 被期待服从而不是商谈。因此，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抵制，以此捍卫他们象征 的和物理的空间。最后，Valeria Korablyova 期待的是将作为修辞手法的平等 和团结转变成欧盟成员国之间真正的合作原则。 A （三）文化占有与边界 Ivaylo Ditchev 认为，大规模迁移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结果， 而且也是文化触发的结果。文化在当今世界变成了财产，个人占有文化，而不 是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地方，就好像我们 住在超市里一样，这种影响在欧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因为欧盟将货物 和人移动的自由作为它的基本原则之一。现在有 500 万人正在离开叙利亚，这 意味着少了 500 万公民在不远的将来创造一个正常的、民主的国家。今天的公 民消费者，有些正在购买一个更好的、更宜居的地方，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对 民主与团结的理想并没有什么感情。当然，Ivaylo Ditchev 也承认，在中东有 A Valeria Korablyova, Pariahs and parvenus? in Eurozine , 2015-11-26. 298 战争，应该得到欧洲共同体的帮助，但战争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是一个离开和寻 找更好生活的时机。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那些“潜入西方”的绝大多数人并不 是政治异见者，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选择一个更好的商店，当然也可以说是公民 权。但将他们遣送回国则意味着将他们作为祖国的叛逃者送进了监狱。Ivaylo Ditchev 认为，移民由于之前的经济往往更加温顺和容易屈服，这一点是很不 幸的。例如在德国的保加利亚移民很少参与集体行动或罢工，他们对政治不感 兴趣。尽管他们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例如找到住所和工作，但是他们的 不感兴趣却严重降低了整体的公民水平。 因此，Ivaylo Ditchev 认为边界并不坏，它们是政治实体的基础，不仅将 人们分离开，而且也将人们联结起来，不过，应该由公众来讨论他们想要什么 样的边界，而不是由当权者主观决定。地理现在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当我们 和来自种族或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做斗争时，则将以地理为基础的不平等看作自 然的。 A 尽管 Ivaylo Ditchev 并没有针对如何平衡边界与文化占有之间的矛盾给出 具体解决方案，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为理解移民危机提供 了有意义的视角。 （四）东欧与西欧在对待移民问题上的差异以及东欧的“义务” 以上三个视角均来自东欧学者，其共同点在于对东欧处理移民危机的态 度持有宽容与理解的倾向，但来自西方的学者则持有不同的立场，在此有必要 介绍其中典型的观点，以形成与东欧学者的对照。 Jacques Rupnik 认为，东欧关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与其自身的经历是矛盾的。 矛盾之一，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限制之后，认为 1989 年的重大成就 便是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却拒绝将此原则运用于非欧洲人。矛盾之二，从前 当中东欧为了民主的起义遭到莫斯科镇压之后，产生了大量难民，例如 1956 年超过 20 万的匈牙利人从苏联坦克下逃亡，受到了奥地利，后来是其他欧 洲国家的欢迎，没有一个人遭到拒绝，1968 年之后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 1981 年之后的波兰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现在东欧却拒绝接纳新移民。 为什么东欧与西欧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原因一，历史地 看，中东欧国家自 19 世纪末以来都是一个往外移民而不是往内移民的国家。 A Ivaylo Ditchev, Wojciech Przybylski, Cultures of mobility , in Eurozine , 2015-10-14. 299 自 1989 年以来，几乎有 100 万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到 了英国和北欧，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到了南部欧盟国家。更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建立在多民族帝国的废墟之上，它们开始成为民族国家时 是没有先例的。原因二， “二战”后，波兰和捷克成为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而 西欧带着其后殖民遗产和从地中海南部国家来的移民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就在实现自身的转变。原因三，西欧多种族社会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超 过半个世纪了，而东欧在 1989 年之前一直都是封闭社会，直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经历过来自南方的移民问题。原因四，在东欧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即西方 多元文化模式现在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失败模式。 Jacques Rupnik 说，南方移民潮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如果中欧国家希望欧 洲在面临来自东方邻居的威胁时仍然信守承诺，那么他们也必须同意在处理来 自南方的威胁时发挥其作用。 A 三、对 1989 年转型后民主的再思考 （一）匈牙利左翼批判匈牙利民族主义 János Széky 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谈起，认为匈牙利与中欧其他国家 的不同在于匈牙利有着长期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从 1000 年建国以来，除了 1849 年之后的十来年之外，一直有着功能性的匈牙利国家，这是匈牙利人的 骄傲，但同时也是其诅咒，因为从中世纪到 1848 年，严苛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等级始终未被触动。这种民族主义传统也使得 1989 年之后建立的新的民主 遭遇如下悖论：一方面，匈牙利民族国家是强大的，有着连续的前共产主义政 治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传统在根本上却是不民主的，这与青民盟利用匈牙利 民族主义传统有密切关系。青民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的居主导地位的 右翼政党，持续通过 1944 年之前的意识形态碎片塑造着“匈牙利的伟大过去” 的形象，并攻击左翼和自由主义政党及知识分子是“民族事业的叛徒” 。B 显 然，在 János Széky 看来，这种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阻碍了民 主的巩固。 A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 in Eurozine, 2015-09-11. B János Széky, A tradition of nationalism , in Eurozine , 2014-04-11. 300 （二）反思中东欧民主的巩固 Szabolcs Pogonyi 引述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发展 带动社会进步，并为现代化打下基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需要流动性的 提升，需要高质量的工厂、教育、交流网络和城市化，所有这些只有在非集 中的体制下才可能。在这种非集中的体制下，个人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扮演 着积极角色，并由此也开始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在计划经济下，创新很 慢，供求关系也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应该是同时 存在的。 但 Szabolcs Pogonyi 指出，尽管普遍认为民主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更快，但 是有些国家却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国就是很好的 例子。中国有着高水平的生产率，甚至也有市场友好的改革，中国政府成功地 整合了年轻的且颇有抱负的向上的流动，因此排除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反共产 主义公共领域的出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也并不符合 Lipset 的经典现代化 理论。剧变后的东欧，尽管政治上民主了，但经济并不成功。在 1997 年的一 份检测 Lipset 假设的报告中，Adam Przeworski 和 Fernando Limongi 发现经济 发展水平和民主转型之间并没有关联。不过，根据他们的数据，民主转型是否 成功以新的民主体制能否促进经济产出为条件。这说明，民主化的合法性和成 功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当然也取决于福利水平的提高。Szabolcs Pogonyi 认 为，东欧剧变之初的经济休克没有导致民主的崩溃，那是因为得到了欧盟的帮 助，因此经过最初的经济休克之后，中东欧的经济开始增长，但 2008 年以来 经济增长再次下降，整个欧洲都削减福利，实行紧缩经济，失业率上升，这次 的情况甚至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要糟糕。在此次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怀疑 论之前，就有社会学调查显示，整个中东欧社会的团结和融合自 1989 和 1990 年的民主转型以来下降了；后共产主义社会弥漫着冷漠与不信任。2010 年的欧 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显示，个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个人对机 构的信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明显低于在西欧国家。中东欧人民对民主，对分权 和法治没有那么多的信心。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也显示，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远远没有西欧人民那样抵制极权主义领导和军事统治。 根据 2006 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 似乎支持宗教当局阐释法律的理念。总体而言，中东欧人民对集体行动是相当 不信任的，他们不大愿意成为公民组织的成员或者在选举中投票。后共产主义 301 地区被看作碎片化且高度不信任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均表明，社会转型仍然滞 后于体制转型。得益于加入欧盟，体制实现了民主化，但是民主的价值观在中 东欧人民的政治文化中还不是根深蒂固的。而中东欧的民主能否渡过经济危 机，还有待观望。 A 四、反抗的现状与历史 （一）现状：反抗精英 Ivan Krastev 在分析如何避免欧洲解体时注意到，欧洲正在发展一种新的 趋势，即针对精英的反抗。他认为，这种反抗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这 种反精英意识越来越强，而且并没有明确的日程显示这些反抗者真正想要的是 什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维持现状只会使这些反抗者更加恼怒。这种反抗 在过去几年遍布欧洲的抗议浪潮中可以看到。因此，如果欧洲计划成为欧洲精 英设计的那样，那么这种反抗对这个计划而言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欧盟 不再是为了欧洲，而是成为为了精英的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更激烈 的反抗。那么对精英的攻击将成为毁灭整个欧洲计划的攻击。 例如，2013 年，保加利亚发生了两起重要的抗议运动。第一次是在 2 月， 农村成百上千的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在一起，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者，没有政 党，也没有工会的参与。这些游行的人没有要求政府辞职，也没有明确的政治 诉求，只是要求降价。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者。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唱着 来自 19 世纪的爱国主义歌曲。他们最大的问题和来自奥地利或捷克的两家大 公司有关，这两家大公司是主要的电力供应商。在精英眼里，这次抵抗运动似 乎太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要求： “我们是保加利亚人，就像你们一样。你们 为什么不照料我们？ ”2013 年 6 月主要在索菲亚爆发了另一波抗议浪潮。这次 抗议反对一起似乎不可思议的任命，即任命保加利亚的寡头 Delyan Peevski 执 掌保加利亚安全机构。成千上万的人民再次涌上街头，没有政党或工会的参 与。抗议者举着欧盟旗帜，要求被作为欧洲人对待。比较这两次抗议浪潮，如 果说有两种保加利亚人，一种亲欧盟，一种更加民族主义，那这是错误的。亲 欧盟和民族主义都是人民寻求精英问责制的方式。这两拨抗议者有着共同的 A Szabolcs Pogonyi, After democratic transition , in Eurozine , 2013-12-12. 302 基本情感，即或许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自由，但是我们失去了对我们精英的 权力。 Ivan Krastev 由此指出，从这点来看，对欧盟而言最佳的成功机会是人 们将其看作控制精英的机构而不是看作精英的天堂。这是今天的欧洲领导 人应该理解的教训。如果不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将看到欧盟计划在未来的 解体。 A （二）历史：反抗体制 Tom Junes 分析了共产主义时期东欧青年的反文化现象。他指出，在共产 主义时期，尽管当局将年轻人的反文化看作一种政治威胁，但也容忍了这种 现象的存在，甚至被动地鼓励他们，例如摇滚乐和一些特定的流行趋势，为 的是将年轻一代的注意力从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行为中转移开来。因此， 特定领域的青年反文化对当时的体制来说构成了某种安全阀门，以宣泄年轻 人的反抗情绪。不过，Tom Junes 认为，允许这类因素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存在， 潜在地加强了青年反文化的颠覆性功能。例如，波兰在共产主义时期出现的 青年亚文化运动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出现，又在特殊情境下消失，它们的共同 点是受到西方的鼓舞，表达了不满的情感。这些亚文化的支持者所具有的反 抗的本质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大面积或广泛的现象，但他们还是被体制 看作是政治威胁，是必须被反对、中立化或限制的。最初，这些亚文化被体 制工具化地用作意识形态的替罪羊，并攻击为西方反动势力影响的象征性角 色。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体制则一方面仍然谨防着他们，另一方面则容 忍他们，将之作为某种安全阀门，将青年的注意力从政治行动中转移开。并 且，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体制已经开始容忍来自音乐和时尚领域的反文 化趋势的相关现象，为的是疏导青年人潜在的愤懑。但是，青年人的反文化 运动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诉求，这破坏了体制想要赢得他们忠心的努力。波 兰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为他们自己着想而不是倾听来自政党的命令，在他们看 来，西方的流行音乐是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枯燥、程序化、不自然的青年 文化更高级的东西。 B 过去，当东欧人反抗体制时，他们以西方为理想模本。但现在，当他们 A Ivan Krastev, How to avoid Europe’s disintegration , in Eurozine , 2015-09-18. B Tom Junes, Between political and apolitical , in Eurozine , 2015-06-18. 303 反抗精英时，则失去了理想的模本。尽管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欧盟，但历史究竟 会向何处发展，则似乎并不容乐观。目前，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地中海国家的难 民危机，这对于欧洲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东欧面临着难民 危机，也面临着与西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对于刚刚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至今经济仍未恢复的东欧而言，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加之近年来在东欧频发的 社会抗议运动，更加促使处于不同立场的学者思考着共同的问题，例如民主的 现状与未来，更广义地说，东欧学者对 1989 年转型的思考远未结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304 前沿问题 305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吴 韬 ［内容摘要］ “真实的抽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专门阐述。索恩·雷特尔是在马克思之后首次在政治经济 学的范围内强调这个概念的学者，他将这一概念理解为商品交换的抽象而非生 产的抽象。雷特尔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引起了争议。有 学者认为真实的抽象布展于整个社会，是具有特定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图式的展 开和表现；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一抽象集中于技术领域，是伴随着现代技术 的现象，它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并因而有可能超脱并瓦解它所运用其上的资 本主义生产。 ［关键词］真实的抽象 社会综合 抽象 统治 一般智力 非物质劳动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 动本身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 有量的差别的劳动。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 306 都在进行的抽象。 ”A “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 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 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B 一、 “真实的抽象” ：一个并不新鲜的热词 “真实的抽象” （real abstraction）是以《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为代表的《资本论》手稿群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 与《大纲》本身被认识的坎坷命运相类似，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被认真研究经历 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搁置，学者更多的是对导言中的重要思想、机器论片段以 及其他一些概念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抽象及其统治并没有集中的研究。而这 一概念最近频繁地出场特别关涉到齐泽克，关涉到他那本被认为是奠定个人 思想基石的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在其中，齐泽克指出： “最深入地揭 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展开的理论家无疑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C 无疑，齐泽克直指雷特尔的《脑 Sohn-Rethel）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在这本书中，雷特尔认为商品交换及其造成的真实 抽象乃是自古希腊直到当代自然科学思想的现实基础，换言之，思想中的抽象 表达总是慢于现实社会交换本身，并无意识地跟随着商品交换形式的发展而不 断变动，任何一方的变化都预示着对方的变化，商品交换及其抽象这一社会存 在成为自然科学这一意识抽象的基础。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 “在思想达到纯 粹的抽象之前，抽象已经在市场的社会效应中发挥作用了”D ，而这种由商品交 换形成的抽象带来的则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中，脑力劳 动虽然取得了独立性的外观，但雷特尔通过分析却认为它是从属于商品交换的 逻辑： “一种采取商品交换的交互居有形式的社会综合，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人 工劳动之间尖锐的区分的产生。这种社会形式的综合的统一，形成了这些社会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2—423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59 页。 C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 p.10. D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 London: Verso, 1989, p.11. 307 形式的典型的思维和知识形式在形式起源上的直接基础”A 。在他那里，典型代 表是康德，后者虽然讨论了先验概念，但在雷特尔看来这些概念无不是康德生 活的那个年代商品交换的形式在意识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康德的先验概念仍然 具有社会历史性。不过，正如法国学者安塞姆·杰普（Anselm Jappe）在《索 恩—雷特尔与“真实的抽象”的来源：生产批判还是流通批判？ 》一文中所指 认的： “雷特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畴‘真实的抽象’ ，这一范畴对我们理解资 本主义社会隐秘的内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雷特尔的贡献——就这个 问题而言——主要在于他提出了问题。 ” B 显然，杰普并不同意雷特尔的结论， 而认为真实的抽象不是源于缺少历史特征的商品交换，而是源于劳动二重性 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实际上，雷特尔对“真实的抽象”的理解随着这一范 畴被广泛地提及和研究而引发了争论，为此，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进一步对围绕这一范畴展开的阐释进行了梳理，并将学者们对这一 范畴的理解分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涉到真实的抽象这一范畴的哲学 来源，它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清算（这里先验的不过是商品交换抽象在哲学中 的表现——雷特尔）还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总体性范畴的社会历史 性——菲内利）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关乎真实的抽象 的作用范围。它是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影响下的产物，还是由“无质性的劳动” 所调节的社会总体性。 C 不过，随着分析的深入，在“无质性的劳动”所调节 的社会总体性的内部呈现了对立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抽象是伴随着 资本主义发展而发挥突出作用的技术本身的特征和产物，因此，完全有可能 利用技术反过来瓦解和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塞尔哈特（Serhat Kologlugil） 依循奈格里和维尔诺的思路，认为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数字经济时代 生产的新特征在于个人生产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数字使用价值， 它提供的“不是量的等价关系，而是一种集体智慧，它超越个人特定的知识、 技巧和贡献”D ，因而，塞尔哈特援引维尔诺的话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种类 A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 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9 页。 B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9. C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2008）:286–288. D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27.1.（2015）:123–137. 308 的生产活动的社会本体论“不在等价交换而在于抽象知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仍然内在地服从资本增殖的逻辑，但具有中立性的外观，只要有资本主义 生产，就有抽象效应，技术无非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并将其包裹在中立的技术 外衣之下。循着这一思路，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洛茨（Christian Lotz）指出， “真实的抽象”绝不是雷特尔所说的交换抽象，而是布展于整个社会的总体性， 这种总体性是围绕着货币展开，并通过资本主义的图式架构了整个社会的生产 领域，同时形成一种抽象的文化，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破坏着财 富的两个源泉：地球和劳动者。 二、从劳动抽象到商品交换抽象 如果没有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开篇对“商品形式的无意识” 的分析中首次提到雷特尔，也许雷特尔这个名字会淹没在学术史的长河中。那 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齐泽克关注雷特尔，显然是后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真实的抽象” 。不过由于齐泽克引入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采取六经注我 的方式来为他后面的分析做铺路石的，因此，有必要回到真实抽象的语境中去 理解这一范畴的基本内容。 雷特尔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许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 认识论》 ，在最新修订版的前言中，雷特尔指出其“毕生的思想工作可以说就 是对一个近乎直觉性的洞见进行澄清和解疑”A ，这个洞见是什么呢？这就是他 认为对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乃是无法超脱于、并紧紧地依循着商 品交换抽象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而澄清了如下两个问题：一方面，在科学大行 其道的今天，自然科学宣称他有自己独立的逻辑；另一方面，唯心主义的知识 理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能阐明精神所具有的先天综合能力的社会物质生 活条件基础。在雷特尔看来，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现 实基础：商品交换抽象。而对上述洞见的详细阐述和论证的成果就是《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 。在这本书中，雷特尔通过两个概念将整本书的思路整合起来， （Social synthesis） 。 这就是“真实的抽象”和“社会综合” A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谢 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309 雷特尔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一个疑问： “一方面，意识 所囊括的所有的现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应被理解为历史性的即 时间性的和辩证的。另一方面，逻辑、数学和科学的问题则受到没有时间限 制的标准控制。 ”A 在雷特尔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在面对自然科学的真理时就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雷特尔进而指出虽然 “马克思并不关注对自然科学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B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 克思没有相关的论述。雷特尔认为在马克思早年的著作中，比如《巴黎手稿》 中，很明显就有关于科学的历史本性的探讨，对科学的社会基础的分析一开 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路后来在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 念》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有很多关于社会 基础决定精神的上层结构和关于生产的思想基础的论述，但意识形式的问题 不是马克思主要著作所关注的。可是在今天我们的科学时代，理解技术及其 科学的社会物质基础却有着重要意义。除此之外，雷特尔认为对历史唯物主 义还需要补充一些理论以使其完备，这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还缺少对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分离和重新统一的历史可能性的论 述。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甚至连这一分离及其社会效应本身都没有去 追究，更别说二者的重新统一了，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 义的碎片式阐述中特别强调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因此，当务之急 是阐释二者分离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总体生产的影响 C ，为此雷特尔首先引 入了“社会综合”这一概念。 所谓“社会综合”指的是“一张关系的网络，通过这一网络，社会形成一个 协调一致的总体” 。D 在雷特尔看来，一个社会网络首先取决于人们的行动，而人 们怎么理解这一行动，甚至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行为都是次要的事情，个人的行 动虽然是各具特点的，但必须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统一性以确保社会作为整体发挥 。E 雷氏 作用，这是每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雷特尔将其指认为“社会综合”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Macmillan，1978，p.2.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 C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3。 D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3. E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5。 310 认为这一观念是马克思“社会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必要补充。依循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一个社会其思想的社会必要形式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A 雷特尔指出： 是与那个时代社会性的综合功能相一致的。 ”B 在雷特尔的眼中，思想和认知能 力的基础乃是从古希腊到当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特征。这里雷特尔认为关 于“社会综合”的阐述与马克思的“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阐述逻辑是 一致的。在一个建基于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社会综合，集中表现——用马克 思的表述——在货币的功能之中，这一功能就是一般等价物。在这一能力中， 货币被赋予了最高层次的抽象，以确保其作为每一个可能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 的等价物。 C 但是，雷特尔进一步指出，货币决不是如其表现出来的物质性那 样简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实体形式，作为交换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生 产本身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这是雷特尔反复强调的，也是他认为交换可独立 于生产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但是，成为劳动产品并不是在交换关系——产 生了抽象——中商品和货币所增加的属性，抽象作为相互关联的方式不是来自 劳动而是交换，并且通过交换，抽象将自身赋予劳动，使其成为‘抽象人类劳 （这样雷特尔就在分 动’ ，而货币抽象可以更为合适地称之为‘交换抽象’ ”D 。 析的一开始脱离了生产来分析交换中的抽象，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在马 克思那里，特别是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 与消费的关系，并将生产提到了首要地位。这样看来，雷特尔不提《大纲》 ， 而专门以《资本论》第一章的片段作为阐述的基础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 马克思在《大纲》中特别强调了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了其作为普照的光， 决定了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比重。而马克思虽然强调了《资本论》第一章最为 基础和重要，但问题在于如果割裂开第一卷和后面两卷的关系，则会造成对马 ，马克思都特别强 克思的曲解。进一步看来，无论是《大纲》还是《资本论》 调差异性的重要性，如果对一个社会基本范畴按照历史顺序考察，那么这种考 察往往不容易揭示这一范畴在这一特定时代所发挥的特定作用。因此，范畴的 重要性，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决不能依照其在历史上的出现顺序，而应该按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5. C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6. D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6. 311 照它在一个时代之内生产的总体结构中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来判定，所以资本 的原始积累不是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开头而是在马克思分析完剩余价值 生产的基本结构之后，因为，原始积累阶段和成熟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完全不同 的生产逻辑和结构。 ） 在雷特尔看来， “范畴的起源是历史的，其本质是社会的”A ，作为自古希 腊至 20 世纪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社会综合就是商品交换。但在康德那里，人的 认识能力形式的基本构成有一个先天的起源，这个起源来自意识本身的“先天 综合判断” ，而在雷特尔看来这个起源是纯粹社会性的： “抽象思想的能力，即 抓住不同事物之间共同的，但在各个事物自身却不可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 一个既定的、先天的，如同唯心主义常常对思想的理解那样，而是人类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的真实的抽象的结果。 ”B 来自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综合，来自商 品交换的抽象。因此，不难理解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描述与商品交换下的社 会综合的特点有着惊人相似性的逻辑，甚至我们只要简单地将康德哲学的概念 与商品交换的经济概念相置换，那么康德的描述就是对商品交换经济的指认： “如果你用‘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取代货币的统一体，用‘原初的统觉的综合’ 取代货币的综合功能和社会……你就能从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分析中推演出康德 全部的知识理论及其内在的必然矛盾。 ”C 对商品交换及其基础上社会综合对社 会的影响，尤其是对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一旦被阐明，那么抽象本身将不再 是思想的特权，而精神也将不再受其自身的内在性所庇护： “思想绝不单单是 先天和内在的，而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综合的产物，其内在结构也应当批 判地被理解为在社会综合基础上的建构” D 。 虽然雷特尔强调自己提出的社会综合是马克思社会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他所以重新提出“社会综合”的概念，其实是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商品 交换作铺垫。虽然他强调自己和马克思只是略有一点区别，但这一区别实际上 是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第一个发现“商品抽象”的根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7.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4. C Alfred Sohn-Rethel，Warenform und Denkform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8，p.36. D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p.7–8。 312 源在于价值这一经济范畴，并从价值形式和价值量两个层面分析了这个范畴。 不过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已经指认了价值形式和价值量来自不同的地方，前 者来自交换后者来自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决于理解这二者是如何结合为抽 象人类劳动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抽象的第一要义是价值抽象，而雷特 尔认为“马克思没有追问‘价值抽象’是从哪里来的”A 。因此，雷特尔关注的 正是这一价值的形式方面，甚至不惜要将这一形式从劳动的经济内容中抽离 出来。 商品抽象在雷特尔看来，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抽象那样是思想抽象，而是 真实存在的现实抽象。它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表现为思想上的抽象，而 且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源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的相互关系，因而具有纯 粹的社会性特征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真实的抽象乃是人们的 》中曾指出， 社会行动——商品交换——造成的 B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乃是马克思未曾明确指出的，因而具有隐喻的性 质，雷特尔认为他比马克思和阿尔都塞更进一步，发现了《资本论》这一未曾 言明的研究对象， “这个《资本论》及其商品分析未曾明确指认的对象实际上 就是未被揭示的真实的抽象” C 。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对立：思想抽象与现实抽象。如果我们不 承认，甚至看不到这个差别，那么思想的科学形式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联系 就看不到。只要我们看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这 个问题。这样，一边是社会存在本身的历史性辩证发展，另一边是在其基础上 认识论的科学方法的时空结构，二者都是批判的和历史变化的。这样就很好地 解决了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是历史科学；另一方面科学、逻辑和思维 的基本要素乃是非历史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甚至 是在对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性的理解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重新统一起 来，否则由其所导致的问题将无法杜绝 D 。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8. B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20。 C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0. D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21。 313 三、真实的抽象究竟发生在什么领域之内 显然， “真实的抽象”确实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虽然很难在马克思的 文献中找到完整的表述，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概 念。自从雷特尔提出这一概念后，学界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从齐 泽克、普殊同（Postone） 、维尔诺（Virno） 、托斯卡诺，到最近的洛茨（Lotz） 和塞尔哈特。不过这种对“真实的抽象”讨论的基础都与雷特尔的初始理解不 完全一致，甚至完全对立。雷特尔将这一真实的抽象从生产劳动领域定位到交 换领域、将交换从经济生产中抽离出来的做法是否如其所说是对马克思未尽思 考的推进，还是从某种意义上偏离甚至严重扭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呢？ （一）商品交换抽象：割裂的拜物教思想 以杰普为典型和代表，雷特尔的理解被学界普遍地理解为一种曲解，一 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 “他将商品抽象的起源定位在流通环节中，将生产本 身仅仅理解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在这个概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 指向了分配领域从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劳动’概念” A 。 虽然雷特尔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人们受抽象统治，但抽象统治的支配力不 是来源于抽象劳动本身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而是来源于抽象劳动者自 发的社会联系。他不仅没有将“抽象化”理解为发生在交换中的某种“单纯 的”过程，这一过程仅仅包含了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有的与商品流通密不可分的 技术性的要求，相反，他认为抽象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从而具有 自己特有的社会历史性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认为 2500 年人类的哲学发展和 科学思考一直都是货币和商品交换发展与传播的体现。不过安塞姆·杰普认为 这里存在矛盾，因为一方面雷特尔将抽象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另一方 面又将抽象追溯到古代社会的情境中。实际上也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反复指认的，商品，货币都是比资本主义历史更为悠久的概 念，但是在过去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占据着中心地位，而这种占 据中心地位则意味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因为按马克思的观点，范畴的意 A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3. 314 义不在于它的历史产生，而在于它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便 雷特尔真的能够到古代社会中找到这种抽象统治的某种历史痕迹，这种发现本 身也很难产生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抽象具有准确的解释力，因为商品 交换和货币在古代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和作 用，因此这种抽象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关键的问题乃是把握当下资本 主义社会中抽象的独特特征，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出发点 不是交换而是生产，正是在生产中，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秩序的根本 法则。 但是显然雷特尔并不这么认为，甚至连阿尔都塞式的“理论实践”在雷 特尔看来都仍然不过是一种思想抽象，与逻辑的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都有一 个未曾揭示的、共同的来源。针对这个来源，杰普问： “既然资本主义不仅仅 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人身支配，而同时是作为一种手段，抽象利用这一 手段来统治整个社会。那么这些抽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于生产呢？还是 来自于流通呢？ ”A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生产活动本身（劳动）异 化了还是将“清白的”产品变成商品的买卖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异化呢？在 杰普看来，雷特尔将商品抽象的起源定位在交换领域、流通领域，因为在雷特 尔的眼中，生产表现为一个没有社会性和超越历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 谢。雷特尔将劳动非常明确地定义为“有用的活动” ，从而从逻辑上自然抛弃 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 “我认为‘抽象社会劳动’的概念，从对商品的分 析来看，这是一个继承黑格尔遗产的拜物教的概念……抽象社会劳动所占据的 位置正是由交换导致的真实的抽象。它确证了真实抽象的事实，却用错误的术 语解释这一事实。因此，劳动在经由商品交换中介的社会综合体中没有扮演构 成性的角色。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是抽象劳动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抽象 起着支配的作用”B 。而在《资本论》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 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是为了得出一个毫无历史特点的共同性，那么“一边是人 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C ，但是，建基于这种对生产劳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7. B Alfred Sohn-Rethel, Materialistische Erkenntniskritik und Vergesellschaftung der Arbeit , Berlin: Merve, 1971, p.70.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5 页。 315 动的简单的、抽象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式的分析，对于特定时代的生产， 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其解释力是远远不够的 A 。因此，不难理解，在马 克思那里着力分析的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生产异化和物化在雷特尔那里都被 抽掉了，也正因如此，杰普才说： “对于雷特尔来说这样的劳动永不可能被异 化，因为它永远是具体的劳动。只有当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的时候异化才发 生。 ”B 自然，雷特尔认为抽象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并不是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些并不必然导致他所得出的结论：社会抽象的存在仅仅是 或主要是交换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普殊同指出： “雷特尔没有分析资本主 义中社会劳动的特殊性，而是设定了两种形式的社会综合 —— 一个受交换方 式的影响，另一个受劳动方式的影响。价值形式所承载的抽象和社会综合不 是劳动抽象而是交换抽象。 ”C 因此，雷特尔仍然陷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之 中：生产是一个非社会的领域。这样工业生产是中性的和超越社会的，然而正 是阶级关系（剥削）扭曲了生产的原初特征，即满足人类需要。对于雷特尔来 说，劳动是不会受到商品形式的影响的。杰普指出：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 会，在其中劳动——不是用以维持社会结构，而这个社会结构本身的形成又依 托于其他基础（传统，政治统治，或相反， ‘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身变成自治 的，而这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劳动自治，其动力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 ”D 对这个关系本身的描述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但是所有这 一切在雷特尔那里都表现为交换的结果： “交换的联系是由交换的网络而不是 其他什么东西建立起来的。正是我买衣服，而不是我穿衣服构成了社会联系的 一部分，正如正是由于（衣服的）售卖而不是制作（构成了社会总联系的一部 分） 。因此，当我们谈到社会联系时，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社会综合，我们 不得不谈论的是交换而非使用。 ”E 因此，杰普认为雷特尔这里强调的自己与马 克思的那么一点区别实际上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1 页。 B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8. C Anselm Jappe,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7–178. D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8. E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9. 316 雷特尔的真实存在的抽象，这个抽象，这个“抽”其原意是指交换者从 对物的使用中抽离出来，暂时放弃对物的使用，这一抽离行为本身是真实和 必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行为，但是雷特尔进而认为， “抽象的根源在 于：交换和使用两个行为之间不可避免的时间距离。……这一分离所造成的结 果——抽象将商品交换变成商品的均等化并特别地将一种非常真实和客观的功 能赋予商品交换。这一均等化反过来成为价值观念——其本性就是抽象——的 根源”A 。因此，不难理解，雷特尔后面的分析为什么着眼于对对立的交换者本 身的心理分析，并详细阐发了主体的心理动机，从而非常接近西方经济学的 边际效应理论。但是，雷特尔对抽象的这种理解显然并不被学界接受，罗伯 特·库尔兹（Robert Kruz）就认为，抽象显然发生在更早的阶段，这就是被雷 特尔排除在分析之外的生产阶段： “生产在社会的意义上是抽象的是因为，在 ”B 杰普一针 这一活动中具体劳动降低到物质性并从其社会普遍性中分离出来。 见血地指出： “在马克思那里，交换的抽象不过是生产抽象的‘完成’ （或用马 克思的术语——‘实现’ ） ”C 。因此，一旦抛弃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当抽象 的基础被局限在流通这个割裂开了的领域的时候，抽象在完成的产品中就是 “分别”完成的：一部分来自对无生命的产品的交换；另一部分来自对无生命的 产品的使用。库尔兹认为，正是缺乏总体的视野，使得雷特尔将抽象化的对象 理解为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抽象化本 身由于不合理的抽象而立刻陷入了“商品世界的物化的拜物教” 。 进一步看来，由于雷特尔将生产和劳动排除在分析和抽象产生的根源之 外，因此，劳动在雷特尔那里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杰普指出，将其理解为 某种与生产活动同一的东西，作为某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东西。而现实 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这种分离，即一边是“劳动” ，另一边是其他 活动比如仪式、娱乐和共同的生活。每一个活动都在其特殊性中被理解，而不 是像今天这样都被化约为一个单一向度：劳动时间的花费。虽然雷氏特别强调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0. B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1. C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0. 317 历史特征，强调概念的起源，但是他却用了一个非历史的和缺乏问题意识的劳 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包含两层意思：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 的结果是一个商品或服务，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的特定的目的（所以从具体劳动 的角度看，结果无论是有形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只是形 式不同） ，而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看，每一个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活动用马克思的 话来说都是“人脑、神经和肌肉的生产耗费” ，它们由劳动时间来衡量而不管 其具体内容如何。由于价值本身是不可见的和不可测量的，因此他通过另一个 商品来表达自身，即货币： “货币可以被称之为最主要的真实抽象：货币给予社 会虚构即价值一个物质形式” A 。 杰普指出：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物质过程，那么劳动当然是具体的，但是这 对于社会性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大的解释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生 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免得我们重复而固定下来 的”共性，而在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个性，而这正是被雷特尔所忽略的。但 是无论如何，雷特尔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真实的抽象，这个概 念“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隐秘的内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雷特尔 的贡献——也正是他的问题所在——主要在于他提出了问题。答案应当是无处 不在的：就是说， （真实的抽象）存在于建基于劳动的二重性之上的商品生产 形式” B 。 （二）生产抽象的内部分裂 更进一步，托斯卡诺不仅仅用这种抽象来描述资本主义抽象生产本身， 还将其指认为在这一抽象生产基础上的抽象文化，并以此作为区别于其他生产 方式的标志性特征： “不管我们是否关心揭开拜物教的面纱，还是剩余价值的 形式化，抑或是对异化的讨论，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 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它是最完美的抽象文化。这一社会在许多方面乃是 受到抽象实体的支配，社会抽象的这种特殊形式因此可以作为与其他生产方 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的独特特征。 ”C 托斯卡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12. B 参见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13。 C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2008）: 273. 318 纲》导言中那段著名的抽象与具体研究方法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不仅 破除了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对“抽象”和“具体”概念的运用：一边是感觉， 直觉和感性数据；另一边是思辨形式或理论概念。换言之，马克思重新做了区 分以表明可感的和经验的表现不是作为前提而是作为结果。这样，抽象在马克 思那里已经远远不是思想形式中的抽象，而涉及一个社会最根本的生产结构和 在人的思想中的影响。 罗伯特·菲内利（Roberto Finelli）认为这一段描述是一个标志，表明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与其《巴黎手稿》时期受到费 尔巴哈影响的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写作大纲之前，马克思从费尔巴哈 那里继承了“类”抽象。这种类抽象假定了类“人性”而将全部政治的、宗教 的和经济的抽象 （国家、上帝，私有财产）理解为潜在的类本质的虚假的本质， 而类本质并不遵循历史的或逻辑的生成。进而，马克思将自由理解为类本质的 重新复归。而《大纲》时期的马克思则跨越了这一步而走向了“将抽象不是 理解为幻象的结构，而是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和超越个人的现象”A 。它 “不是人类个体的产物而是社会总体，这种社会总体再生产自身并与处于支配 地位的生产关系相协调。而精神上的抽象则是个人实践的结果”B ，而具体乃是 抽象规定的综合，是作为思想的总体，总体化的这种真实——抽象运动正就是 资本成为主体的运动。作为具体总体的“生产”事实上应该被理解为“简单” 规定（价值、分工、所有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或总体化） ，并形成具 有历史性特征的（暂时的、一定的） 、具体的、复杂的架构。而所谓一般生产 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抽象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在菲内利 看来，首当其冲的是关系性的概念——乃是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 。菲内利 同时提醒我们要小心对待这些简单概念，防止重新回到无意义的共同性的抽象 和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但是，这些简单概念绝不是思想上的范畴而唯心主义地 走向具体的总体的，它们是真实的抽象。因此，抽象决不是从具体生活中抽象 出来的一般形式，或者相反从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现实的核心，在菲内利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抽象不是一个逻辑的抽象，不是远离差异性。而是产 生自差异，产生自完全特定的社会规定性的抽象。因此它孕育着差异，能够操 A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 319 控整个社会”A 。这种抽象的真实性——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乃是规定 （内容） 的缺失，即就其自身而言（资本的抽象）没有历史的或文化的内容。但这种抽 象本身同时又是差异性，或者说特殊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些差异性 的规定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无内容的原则，其本身是缺乏规定的并且也不能追 溯任何构成它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后来在对看似简单但涉及历史发展的劳动概 念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了资本这种无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菲内利指出 真实的抽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要素” B 。 不过即便是认为真实的抽象来自生产之中，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保 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一方面赞同雷特尔的真实的抽象乃是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分工的产物： “直接的感觉和最具有自发性的行动来的最迟。当抽象理 智具有自治性从而制约和操控社会生产过程，并作用于全部社会和社会中每个 个体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伴随手和脑分离后所展现出的不可逆转的分裂而产 生的历史状况”C 。但另一方面对于改变这种历史状况又有着不同于雷特尔的地 方，这一真实抽象既不是像雷特尔所说的那样来自商品交换的形式本身，也与 菲内利对马克思的捍卫有着看似细微但同样是完全不同的思路：真实的抽象来 自技术本身，并因而有可能随着技术自身逻辑的发展反过来颠覆资本主义生产 本身： “ （这一抽象）组织生产过程和‘生活世界’ ，一般智力确实是抽象，但 是一个真实的抽象而被赋予了物质性和操控性的特征。不过，因为它由知识、 信息和认识范式构成，一般智力便以最专横的方式将自身与典型现代性的‘真 实抽象’区分开来：这些抽象产生了平等的原则。而货币，即嵌入产品、劳动 和对象的可比较性的对立存在的‘普遍等价物’ ，而一般智力则取而代之为每 一种实践确立了分析性的前提。社会知识的形式不是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劳动活 动，而是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 。它们不再是一个标准的统一体，而是由无 数的前提组成无尽的可能性所构成的。这种‘真实抽象’本质的变异——事实 是，抽象知识而不是交换等价物构建社会关系——在情感层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D 因此，维尔诺不是在商品形式中寻找真实的抽象，而是与工人主义和自 A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76.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7. C RobertoFinelli, Astrazione e dialettica dal romanticismo al capitalismo（saggio suMarx）, Rome: Bulzoni Editore, 1987, p.171. D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63–6. 320 治主义（或后工人主义）一样关注的是劳动组织和阶级构成的变异，进而认为 真实的抽象最合适的形式不是在价值等价形式中，而是在智力的集中、革新以 及当代资本主义工作和产品的形态改变上。维尔诺希望我们注意当今的信息实 践，它已经独立于产生它的资本主义而具有自己的价值、逻辑和政治形式：作 为真实的抽象，一般智力（嵌入到合作的多众的思想中的共同性的潜能）建构 了一个抽象的直接政治形式，超越于等价形式和衡量尺度，并直接赋予抽象知 识以合作的和社会化的特征。换言之，在维尔诺的观点中，这里的真实的抽象 乃是超越于商品形式的：这个真实抽象不是受商品交换所形成的拜物教的现实 驱动，而是受众多内部的认知和智力合作驱动。托斯卡诺借齐泽克之口，含蓄 地指出维尔诺的分析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意味着“思想外在于思想” 。 塞尔哈特依循奈格里和维尔诺的思路，进一步将“真实的抽象”这一概 念与“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紧密相连，将其置于以计算机和网络的普 及为新特征的所谓“后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大背景之下，并以《大纲》为主要 文本依据，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分析指出： “真实的抽象”所指认的 对象已经远不是马克思当初所分析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了，无论从生产工具， 手段还是劳动者的角度看，随着技术的发展，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 已经涌现出完全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模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工业经济中，资本之物的所有权属于特定的阶级，而随着电脑和网络的发 展，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构被前者民主化了；第二，工业经济时 代技术性的知识凝练在固定资本中，而数字经济时代，通过互联网彼此相连的 个人的“集体智力” （collective intelligence）拒斥任何类型的垄断统治，典型 代表是 FOSS 发展计划和维基百科；第三，工业产品的消费是专属于消费者的， 具有排他性，而数字形式的使用价值是非竞争性的，甚至是反竞争性的。 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失去了解释力呢？如何处理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这种新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呢？塞尔哈特认为对这种新模 式的理解可以在马克思对真实抽象的分析基础之上进行。个人在生产数字使 用价值时候提供的“不是量的等价关系，而是一种集体智力，它超越个人特 定的知识、技巧和贡献”A 。正如维尔诺所指出的，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种类的生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3. 321 产活动的社会本体论“不在于等价交换而在于抽象知识” ，塞尔哈特更进一步 指出， “我将互联网集体智力理解为真实的抽象是立足于保罗·维尔诺对马克 思的‘一般智力’的重新思考”A 。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仅仅将一般智力理解 为抽象知识对象化在机器之中，从而忽略了“一般智力表现自己的方式乃是活 劳动” ，而“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关系中，社会的一般智力变成为资本，并且 仅仅为资本服务”B 。完全相反，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工具——个人电脑和网络的 普及——打破了资本对一般智力固定在固定资本中的垄断。不过在塞尔哈特看 来，这并不造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定：一方面，数字经济是以“一 般智力”为标志。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的“集体智力” ，换言之，数 字经济的趋势是创造一个合作性 / 社会性的，超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的 经济。另一方面，这一共享式经济的运行并不是完全超脱于资本经济之外 C 。 对于这种趋势，无论是将其描述为“帝国” 、 “后福特主义”还是“认知资本主 义” ，抛开作者描述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他们共同观察到了一种现象，这 就是传统的工业劳动分工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现象是， “资本越来越倾 向于占有人类劳动的智力的、认知性的、交流的和合作的方面”D 。而这一点，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早已指认： “生产性劳动变得越来越‘非物质’ ，换 言之，过去由大量工厂工人所从事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被智力的、非 物质的和交流的非物质劳动所占据”E 。这就给资本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如何 将这种互联网的一般智力纳入自身的价值增殖过程？其次，如何通过劳动来增 加剥削的剩余价值？由于真实的抽象的本质变了，所以在塞尔哈特看来，如今 考察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是从剩余价值而是从多众的、非物质劳动的一般智力 入手。换言之，数字经济，资本寻求的目标不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 值，而是非物质劳动的共同性所引起的抽象智力（abstract intelligence） 。因此，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2. B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2. C 参见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5. D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6. E Empire 29. 322 不难理解，今天资本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将那些非生产性的，合作的、自愿 的、互联网的数字劳动吞噬并转化为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从而创造利润，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增殖本性的论述显然仍然具有有效性。因此， 塞尔哈特反复强调，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这些概念的提出绝不是要断然否定 传统物质性生产，而是要强调随着技术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长出了 一种异质性的要素。因而，当我们提及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时候，要注意 如下两点：在后工业的知识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来越与工人的智力和认 知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第一个论点是，它受到资本的控 制并为其生产剩余价值。第二个论点涉及到非物质劳动在不受资本干涉的条件 下自我组织和合作的能力，因而涉及到“一般智力”这一概念。再次借助《帝 国》的术语，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不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的安排，而是来 自劳动活动本身的内在分工。在作者看来， “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中，一般 智力作为一种集体智力，乃是自发地产生于由非物质劳动构成的网络内部的合 作” A 。这种生产力具有独立于资本而运作的潜质。 综而言之，虽然索恩·雷特尔最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部提 出了这一概念，但是通过我们上面的阐释不难看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进一 步阐发基本上是在对雷特尔的理解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托斯卡诺最终将 对“真实的抽象”这一概念的理解分为两个对立的观点 B 。第一个对立乃是形式 和总体性之间的张力。雷特尔关注的是商品形式和抽象思想之间的形式同一性， 而以菲内利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抽象与具体 理论综合之间关系乃是通过总体性的范畴来调节。具体说来，一方是清算康德 主义的先验维度以发掘商品交换在对由其产生的关于逻辑和思想劳动的拜物教 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则力图揭示马克思将包囊一切的黑格尔式主体还 原为历史的、特定的、与一定的社会相统一并受制于一定社会的主体，从而再 生产一个非人的抽象统治的原则。而第二个对立是关于真实抽象的应用以及它 的历史性和逻辑性来源。因此在许多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有关联，这个对立就是： 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作为真实抽象理论的主要依据，它究竟是商品交换形式 的重要效应还是通过“无质性的劳动”来中介的社会总体化的重要效应？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8.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85–286. 323 不过托斯卡诺对“真实的抽象”的阐释仍然不够细化，实际上， “真实的 抽象”其内涵可进一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种认为抽象不是生产抽象而是交换 抽象的后果，交换抽象是商品经济特有的，自古希腊直到今天都有的现象，这 个代表就是雷特尔自己。第二种认为抽象既不来自于商品交换，也不直接来自 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中立于生产结构的技术本身，是现代资本主 义技术发展的独特产物。因此，完全有可能利用技术的这种中立性反过来瓦解 资本主义生产，其代表是维尔诺和塞尔哈特。最后一种认为抽象乃是资本主义 生产抽象及其后果，真实的抽象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现象，只要有资本主 义生产，只要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结构中才有真实的抽象，无论是商品交 换还是技术本身特有的逻辑，从根本上仍然受制于资本生产的逻辑，全部抽象 的来源归根结底来自于抽象的无质性劳动的实体——货币——及其社会效应。 因此，真实的抽象与强制的剩余价值生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代表人物是杰普 和菲内利以及洛茨。特别是德国学者洛茨，他不仅批判了商品交换抽象的片面 性，还指出了所谓技术中立的虚假性——技术从其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烙上了资 本增殖的胎记。他强调想要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及其抽象效应，就必须一方面批 判地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接受他自己所提出的新概 念“资本主义图式” （capitalist schema） 。与之前的理论相比，资本主义图式不 仅克服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而且与海德格尔的 “座架”概念所表现出来的普适性相比，这一概念更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 定情境之中；除此之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维尔诺、奈格里所提倡的“一般智 力”和技术中立逻辑的生产基础，指出这些看似独立和新的可能性无不是资本 生产逻辑的表面现象。究其根本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仍然是支配性逻辑，通过 资本主义图式，它不仅在现实生产中控制和塑造着技术的发展，更在思想层面 上制造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式，这二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的当代现实和境遇。 四、 “资本主义图式” ：从商品交换抽象回到劳动抽象 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洛茨（Christian Lotz） ，不满足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的文化工业理论的解释力。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远不是工业时代的景象 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摧残着劳动者和地球，其增殖也已经 进入了过去人们不曾到达和想象的领域，包括人们的思想、生产能力乃至人自 324 身的基因代码，从而将一切可能的领域资本主义化。这种进入本身究其根本而 言，乃是与大工业时代的资本生产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只不过今天这种逻辑随 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极为隐秘，以至于新的意识形态家们公然宣称技术乃是中 立的并有自己的逻辑。在洛茨看来，想要理解这种技术逻辑背后与资本生产的 逻辑同一性和有机统一性，进而从总体上（洛茨认为只要正确理解这个词的含 义，把握其合理性的那一面，就完全可以大胆地使用而不必考虑这一概念的黑 格尔阴影）理解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总体性不仅在现实生产中通过生产抽象的无 质性劳动来调节整个社会，而且还在思想层面将人的一切信息货币化，现有的 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洛茨不认同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研究路径） 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洛茨认为，有必要在文化工业理论的基础上，补充 新的内容使其满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个补充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 图式” 。按洛茨的说法，这个被政治经济学看似过时的概念及其解释力和当下资 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之间建立了本质的联系，从而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 展从未在根本上绕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释范围，相反，它以更隐秘的 方式强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解释力。因此，洛茨对“真实的抽象” 的理解紧密地围绕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商品交换、货币和资本主义图式。 （一）商品交换 真实的抽象最初发生在哪一个环节呢？洛茨认为在商品交换中。不过洛 茨对交换抽象的理解不是雷特尔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 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了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 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A 。通过交换，所有的社会和实体获得了 一个“等同的社会地位”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通过价值确定的， 但这里，洛茨与雷特尔不同，后者撇开了社会新陈代谢总过程的其他环节，而 单独对交换进行分析，洛茨指出： “商品，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可以触摸、感受 和交换的物，相反，商品必须追溯是什么使它们成为商品，而这就是他们的形 式。因此，当我们谈论商品形式或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某种支 配全部实体的具体存在，是其在这一形式之中的东西。 ”B 应当注意的不仅仅是 交换中产生的价值作为社会财富的形式，而是某些让这一交换过程变得抽象的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 页。 B Is Capital a Thing? Remarks on Piketty’s Concept of C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5. 325 东西，由于所有的社会关系 A 都由一个普遍的关系来决定，这一关系将所有的 个人通过一个抽象形式联系在一起。作为商品的实体具有普遍的可交换性的前 提是一切东西变得可比较，而任何东西之间的普遍比较的前提是一个普遍的概 念和标准使这些比较能够顺利进行 B 。而这个普遍的概念就是价值，其第一个 真实表现就是货币。因此，关于货币，洛茨认为首先应当指出的就是它的同质 性和普遍的均等性。没有货币的话，商品无法在总体上相互联系。通过个人在 实在的交换行为中交换他们的产品（一个属于所有实体的潜在的范畴） ，这个 一般的价值形式开始具有实在即货币形式。但是个人通过每一次的交换行为无 意识的和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再生产这一社会关系，从而确立了一个真实存在 的抽象。可见，货币作为真实的抽象无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 “在这 一形式下，个人通过某种外在的和物的东西社会化并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的个 人，但这种东西却将关系本身变得抽象。由于货币是确立社会总体性的普遍 的、真实存在的物，因此它确立了包括个人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在内 的一切社会关系” C 。 货币的这种普遍性决定了它本身“不再是一个有形的实体，相反，我们 看到货币不再是一个物（纸、符号，等等） 。实际上，货币首先是一种社会形 式，它调节着个人之间如何联系。……它是‘经由物的中介来表达的特殊的社 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势不受当事人的控制’ ” D。 （二）货币 洛茨的理论起点是文化工业理论。他指出，一方面，人们对文化工业理 论的理解过于肤浅，仅仅停留于文化体系的效应研究，而洛茨指出这种心理图 式应当植根于社会—物质图式之中，正是后者使得文化体系资本化。但是另一 方面，文化工业理论对社会物质图式分析的中心范畴是“交换” ，这在洛茨看 A 洛茨特别指出：在英语中，relation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这样 社会关系人容易被误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在德语中，关系意味着不止两 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指涉的是整个情境的整体或者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第六条所说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4. C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6. D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6. 326 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换还不是最终前提，其本身还有前提，即货币： “货 币，作为价值的形式——其资本主义形式——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太阳，所 有的社会关系的组织都围绕着它”A 。只有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本体论效应，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什么是 有意义的。洛茨认为，对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必须加以强调，如 果仅仅看到货币是使得物物交换更加方便的方式的话，仅仅是交换的媒介的 话，那就将货币仅仅理解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单一维度的概念，实际上，货 币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性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在整个社会生产总 过程中以增殖货币为目的。其次是这一生产效应在全社会的布展，一个突出的 表现就是货币作为抽象的统治所带来的抽象的文化（托斯卡诺）B 。货币作为资 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在洛茨看来大致包括六个基本内涵： 第一，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可以购买任何东西。这里的重点是“任何” 而不是“购买” 。换言之，它是一种时空上的无限可能性。它可能是还未出现 在市场上的东西，甚至是人类还未造出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不仅具有 本体论的维度，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得马克思引入了价 值概念，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一切事物之间都可以交换，也因此，真实的抽 象进入了社会之中。因而在洛茨看来，价值概念不应当被仅仅看作一个经济概 念，而同时应当看到，借助这一概念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 社会关系。因此，价值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性极其重要，即“社 会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规定、一个形式来界定和控制社会”C 。这就是货币，然 而这是一种只能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价值的特殊形式，货币的普遍性正就是资 本主义条件下货币的独特特征：它将一切规定为社会性的物。第二，货币由其 社会外在性构成，因此，它仍然与拥有货币的人相“异化” 。货币起到了颠倒 的作用，因为它建立了一切社会关系，规定一切东西的意义。既然社会关系是 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而货币本身却是外在于（客观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么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1. B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1. C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 327 人们的社会性与社会存在就是外在于人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自己的社会存 在表现为物，一个具体的、异化的、外在于自身的物。因而，这种物成为一种 不再受人们控制的权力和力量。第三，作为这样的一种外在力，货币可以“修 改” （实际是异化）事物内部的一切特性。货币打碎一切关系，重新建立新的 货币关系。第四，货币将一切东西“转变为”工具性的东西，其存在仅为了个 人自身的利益考量。社会成为某种外在物的直接后果，矛盾地表现为我们与社 会的交往仅仅为了从社会中获得利益，满足个人需要，但丧失了公共性的一 面，与社会的关系是功利性的和工具性的关系。第五，货币具有“暴力”性。 这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通过购买土地，使得社会急剧地分化为两大 阶层。第六，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及（神圣）之物，成为资本主义社 会中新的神。 而整个社会以货币为目的而构筑起来的图式，洛茨将其称为“资本主义 图式” 。在图式的作用下，一切都以获得货币为目的。由此可见，在洛茨这里， 货币和资本主义图式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他们共同构成并决定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构成。因此，真实的抽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如影随形，贯穿于社会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并在思想中形成抽象文化。 （三）资本主义图式 什么是“资本主义图式” ，依洛茨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只有 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才能来到我们身边。而这一形式是商品形式和商品交 换，因此，我们关于真实的感觉都是由资本主义形式生产出来的。而存在于这 种生产之下的个人，受制于这种商品交换以及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抽象。这一 点集中表现在时间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被图式所架构，其结果就是，资 本主义的图式化时间和经验的商品化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抽象的统一体，从而 个人社会性地被异化了 A 。具体说来，以货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图式包括四个 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将现实的复杂性简约为个人可以操控的；二是这一图式使 得个人和系统本身可以不断的重复和再生产；三是它导向了对未来的控制；四 是它使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并且持续不断地迫使我们相 信现存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就事物层面而言，在资本主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0。 328 义图式的作用下，个人无法直接通达事物，我们面对的世界乃是一种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产品，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就意义层面说，意义的生产需要已有的意 义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甚至是最细微的东西都被这一框架赋予意义，而这一 框架就是资本主义。但是洛茨立刻补充到，绝不能将图式理解为本体论的概 念，它需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因此它不是某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所构建的， 相反，它是自我生产的，这种自我生产立刻否定了雷特尔对真实抽象的基本判 断，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正是抽象劳动和抽象劳动时间构成了全 部框架的实体” A 。因此，真实的抽象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图式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图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通过劳动。劳动正 是普通的个人与资本主义这个意义框架维持联系的枢纽，并且维持这一过程的 个体本身往往并无意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洛茨做了一个基本判断： “资 本主义框架的再生产和受这一框架限制的个人的再生产正是经由资本主义图式 完成的，这一图式赋予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以意义并塑造个人的经验，而讽刺 的是，这一图式矛盾地导致了所有社会关系转变为某种抽象地并外在于人们控 制的东西。 ”B （四）真实的抽象及其当代表现 因此，资本主义图式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框架，货币是其目的，劳动是其 实体。在这一图式的作用下，不仅生产和交换本身是抽象的，整个社会的生 产和再生产也越来越表现为抽象的，形成托斯卡诺所谓的抽象文化。不难看 出，抽象在洛茨这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表现，又是本质，但归根结底 来看，抽象来自生产本身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洛茨显然并不满意《启蒙 辩证法》中对抽象的分析，在那里，抽象是与理性和启蒙紧密相连的概念，并 作为一个支配性概念调节着自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洛茨认为这一说法并 不准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显然没有看到某些建构了自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东 西还调节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全部关系，一旦资本主义通过迫使生活进入资本 ，那么“抽象”本身就成为一 增殖之中建立起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 个社会性的概念。随着普遍的货币化，一切都成为资本的外在限制和积累的手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60.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1. 329 段。 “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从人类本性来发掘他们的社会物质概念，而不 是像我们这里所提出的，从社会历史形式来发掘。因此，在《启蒙辩证法》中 他们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 ”A 因此，他们陷入了他们曾经批判的那种 观点：抽象地看待历史、社会和自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抽象的适当 的本体论特征” ，也就是抽象与抽象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一定类型的抽象之 可能性仅在于社会关系本身是抽象的。正如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所指出 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发现普遍的概念，正是因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那个社会本身建基于抽象关系之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被社会性所支配，相应的，资本将共同性图式 确定为某种仍然外在于个人的和具有物性的东西。因为通过货币，社会的结合 本身表现为某种外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东西。社会与生产、劳动关系、生产活 动都颠倒了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货币，表现为某种与社会成员对立的东西、某 种异己力量、某种“既定的”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由价值建立起来的普遍 交换性的可能性，作为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他们的对立面，即非社会 性，没有联系、自私和工具性 B 。抽象的社会必然导致抽象的文化，洛茨认为 （1）利益的集中。在洛茨看来，由于货币将每个人联系起 表现在六个方面 C ： 来，并驱使每个人趋于同一个利益，即占有货币。因此，货币使生命的每一个 环节、行动、欲望都成为货币的手段。 （2）全部生命内容的对象化与衡量手段 都集中在货币身上。这一点西美尔称之为“货币的无特征的本质” ，与之相伴 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过这种平等在于每个人都被看作资本的劳动能 力，因而成为资本的使用价值。 （3）法律的货币化与道德生活的经济化。这一 点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不起官司，而只有百分之 五的有钱人才打得起官司。这样，司法公正就成为了某些人的司法公正。货币 贯通于司法程序之中，从而造成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变得抽象了，即货币化了。 （4）道德生活的经济化。即由于货币现在成为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32.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34. C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p.136–9。 330 带，因此，所有充满个性的以及道德的内容都被去除，只剩下的抽象的货币关 系，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说，过去人们是互相依赖的，现在他们受到抽 象支配。 （5）重新封建化。 （6）抽象能力。由于劳动的具体性质不再重要，因 此，人们的能力也脱离了这种具体性，成为抽象的，换言之，能力表现在挣取 货币，谁挣的钱越多，谁的能力就越强。 在洛茨看来，在资本主义图式的作用下，一切东西都直接地或潜在地打 上了逐利的烙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维尔诺和奈格里的“一般智力”和技术。 这二者不仅不具有中立性和新的可能性，而且牢牢地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 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增殖以越来越隐秘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就其根本而言， 从来不曾跳出资本的范围，这种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新发展和表现体现在三个 方面： 1. 记忆的货币化 洛茨对所谓一般智力的革命可能性和技术的中立性的反对也是表现在这 里，随着机器的诞生，资本作为一种关系越来越被机器及其根本——科学和技 术——所遮蔽，而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表现为物。虽然马克思一再声明资本 不是物而是关系，但对资本关系的理解从来都不乏追随者（皮凯蒂） ，与牢牢 掌握在工人头脑中和手中的技术相比，机器将其固定、外化并异化于人了。因 此，这些一般人类能力表现在机器中就是以物的姿态呈现的。而它与劳动者的 分离，其结果就是支配和控制工人。既然科学现在已不存在于工人的头脑中， 而是表现在一个外在于他的物质中，因此，当这个人类长期发展的结果的经验 被广泛应用并形成所谓的一般智力而与工人重新结合时，它便表现为“一种 异化的力量作用于工人之上”A 。活劳动屈从于死劳动，而以机器形态出现的资 本，则越来越表现为生产力。与此同时，科学与知识的生产成为全部社会生产 的中心并被迫服务于资本。结果是科学与文化成为商业性的。这在当今的表现 为专利、知识产权和版权，等等。而这又进一步表明，以逐利为目的，资本将 社会性的知识通过法律的方式占有社会性创造的产物。所有知识进入到机器之 中，这个集众人智慧于一身的固定资本似乎独立于人之外，而在维尔诺和奈格 里看来，这个“社会大脑”的存在造成的结果是，工厂不再是社会的战场和阶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2. 331 级斗争的场所，取而代之的是，这场战斗已经越出工厂的高墙之外，弥散到整 个社会，新的社会中心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所有这一切论述在洛茨看来意 义并不大，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除此之外，维尔诺也没看到被 “释放”的人类权力无不围绕着货币展开，而奈格里等人认为资本是“权力” ， 更是没有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社会形式，维尔诺认为一般智力作为 真实抽象的新形式不再由货币来衡量也是错误的。因为货币作为衡量尺度乃是 第二层级的属性，作为真实的抽象的货币乃是布展于整个社会之中的社会性， 而新的方式由于从一开始，它们的载体，即机器本身已经受利润所驱使，所以 所谓的“一般智力”不过是机器统治的一种新的形式，仍然受制于并服务于资 本主义的增殖 A 。 除此之外，人的欲望也货币化了，过去欲望的多样性现在整齐化为对货 币的欲求，而所谓“注意力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attention）究其根本而言仍 然不过是货币化的表现，它将人的注意力通过各种手段转到单一的目标之上： 货币消费 B 。唯一的、真正彻底的历尽一切物体并活跃在物体背后的物就是作 为资本的货币自身。当今社会，随着一般智力和社交知识的流动性，以及人类 生产力的分散，发展趋势进入了数字时代，通过电脑、服务、网络，并受到操 作系统、软件和其他电脑硬件的支持。结果是，不仅仅是全部注意力和社交被 以货币积累为目的的注意力工业所捕捉和引导，而且人们的每一次相互交流都 可以被储存、分析，然后通过重新设计的软硬件重新建构和生产出来，通过这 种方式，生命和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注意力工业甚 至将目光投向了婴儿，通过玩具的设计来引导因而最终使利润最大化。 “当一 切而被事无巨细的记录下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被资本主义图式化”C 。不仅如 此， “一旦资本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它自身便神秘化了，其结果是新的拜物 教”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有些人声称知识与科学的生产是超越于社会 性之外的。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p.144–5。 B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5。 C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7. 332 2. 情感的货币化 人类的感情和情绪转变为“货币化的感情” ，最显著的是冷酷、焦虑和 （1）冷酷。这个概念阿多诺提得很多，是货币带来的距离感。资本主 造作 A 。 义市场含有拉开距离和狭隘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抽象文化的产物，进一步的 结果是，感情上的拉开距离，家庭越来越变成某种由货币来座架和支撑的东 西。资本主义图式越支配核心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就越受资本和剩余价值支 配，距离也就越远越好。因为这一过程将我们强制拉入“冷酷” 、 “理性”和算 计的精神状态之中。不过这一物化并不完全是否定意义上的，它也有积极的一 面，正如齐泽克所说，它使我们摆脱了情感上的压力、直接的责任和亲密的关 系，它提升了自由度。不过这些都是社会抽象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之中，你越 有钱，便越自由，越能和别人保持距离。这种抽象文化还进入到孩子们的视野 之中（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 ，当孩子从小不是关注科幻世界和超级英雄而 是理财、汽车等等，虽然说他们智力因为这种算计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算计，他们便被局限在生产的逻辑之中，而这样的头脑 也就不再具有想象一个超越于当下存在的彼岸世界的能力。 （2）焦虑。它是资 本主义图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架构后给人带来的影响。信用体系及其时间 图式制造了一种与货币相关联的特殊情感，我们现在对金钱的操作只要点击鼠 标就可以了，所以金钱看起来越来越与真实的交换和劳动无关。当你将自身交 由货币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你却不能控制，但你只能够选择信任，选择信仰 它，产生焦虑，情感完全由金钱的挣去和失去来支配。 （3）造作。它是以商品 交换为目的和适应商品交换需要生产出来的感情和情绪的效果。 3. 技术的货币化 维尔诺认为“一般智力”是抽象的人类能力的总和以及一般人类生产力。 这是远远不够的，知识与一般能力的问题已不单单是某种既定的东西，而是结 果，是某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技术应当被理解为劳动与资本斗争的结果，它 将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方式来生产剩余价值 B 。不过，劳动力作为活劳动的生 命表现，现在通过技术成为由资本支配而“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即它不再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9。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56. 333 是某种生命的“自然属性”了（而是为了增殖目的，而由资本化的技术生产出 （1）大脑（脑活动）工业。奈 来的） 。技术的货币化主要通过三类工业实现 A ： 格里及其伙伴们忽略了如下事实，知识的生产，甚至是社会化生产的知识，其 本身是资本主义图式的功能，并生产用来维持 M-C-M’的循环和运营。 （2） 电子工业。人越是沉溺于电子的方式（上网、社交） ，其期望、技艺、行为、 需要越受这些技术所塑造。其结果是，技术作为工具的理论应该被抛弃，因为 技术不再简单地中介现实与主体性，相反，它完全是在建构这一中介。因此， 我们绝不能说技术是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摆出中立的立场，如斯蒂格勒 所说，技术是思想的外化。 （3）化学与生命科学工业。资本主义破坏了人的整 个肉体和整个思想，并将迫使我们进入资本主义，除非它达到自身绝对的生态 界限。它们都通过技术生产人的一般能力，因此，不能认为这种能力是某种外 在给予的、共同构成受市场力量所左右的三种生理力量。 （五）结论 在洛茨看来，资本主义图式及其抽象文化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乃是社会 历史过程，是资本社会化，作为总体统摄整个社会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是 作为总体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一的政治事件，或经济事 件都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任何局部的、分散的破坏行动也不可能成为从根 本上撼动这一生产方式的运动。洛茨不谈当今的政治运动的原因也源于此：在 他看来，现今的这些行动都是抗议、暴乱而不是真正的政治运动，因为政治运 动的客观条件并未产生。因此，洛茨仍然坚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断。 这种崩溃可能在两个层面发生：其一是经济层面的崩溃，其二是生态层面的 崩溃。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58。 334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克里斯蒂安·洛茨 / 文 李思铭 / 译 ［内容摘要］马克思把货币定义为真实存在的普遍物和社会抽象统治方式 的存在形式，从而取代了以往将货币界定成社会交往交换的手段或工具。他的 这一设想源自于将康德的“物性”概念转型成一个社会性的、物质性的概念， 这一点往往被忽视。由此，这个定义将引导我们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 应该如何研究真实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应该如何研究因为基于货币形式，本 身同样是抽象的社会再生产形式。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将分析早期马克思作 为“物自体”的货币概念，其次我将重构这个过程最终是如何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变成一个社会性的概念。 ［ 关 键 词 ］ 抽 象 《1857—1858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 伊 曼 努 尔· 康 德 尔·马克思 卡 货币 早在 1844 年，在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评注中，他这样描述货币：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 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 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der Sache］对个 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 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 335 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A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马克思依然在使用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构架来 描述货币，不过这种构架还尚未能把握到货币在资本主义下所采取的特定 社会形式，但这些关于货币的论述仍然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在这段论述中， 除了对早期物化概念的表述可以指向乔治·卢卡奇和西奥多·W. 阿多诺对 马克思哲学的引用，我们还应该指出，令马克思产生极大兴趣的是一种具 有特定形式的货币，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货币形式，社会中的个人才能建立 起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虽然在这段文本中马克思将货币界定为一种中介， 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现代货币概念那样，企图给出一个功能 性的定义；相反，马克思取代了将货币界定成社会交往交换的手段或工具， 并作了更深层次的阐释，他进一步指出货币的两个方面： （1）货币将某些 非直接可见的东西（即价值）真实表现出来（即成为可感的），马克思将这 层关系界定为异化； （2）货币是社会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形 式——也就是 说，某种东西的统治本身是抽象的。马克思对于货币“彻底无差别性的” （vollständige Gleichgültigkeit）表述以及对于“一定”物（“der”Sache） 的用法，指称的是某个既是普遍的（a），又是具体的（o n e）——换言之， 一定的——事物（b），这也是哲学中普遍者的概念。由此，货币被引入作 为（a）和（b）两方面的结合。这两个方面着实令人称奇，因为在这个结 合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于货币的分析，如何不仅仅蕴含有哲学的概念， 例如，我们该如何研究并确定真实存在的普遍者的问题，并且同样蕴含有 社会性的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在本身是抽象的，并且通过像物的、物 化的形态，构建起统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形式之下，研究并确定真实抽象 的社会关系。 尽管货币的概念和现象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从本文的写作目的来说， 我 并 不 打 算 讨 论 这 些 方 面， 而 是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马 克 思 在 其 早 期 哲 学 和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再次提出的货币概念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 发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比《资本论》中对于货币是什么的论述 更加清晰明了。我的评述还非常适合于德国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作一种 有关价值的货币理论的争论。除了参考诸如巴克豪斯（Backhaus，1997）和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30 页。 336 赖希尔特（Reicheit，2008）等学者，我更多的关注马克思货币概念的社会 性一面 A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方面——对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尤为重 要——有时在对于货币的研讨中被下降到经济学的范畴而迷失了讨论方向。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狭义上的经济学是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理论中的一部分， 而正如海因里希（Heinrich）所指出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关于劳动 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如说它试图解释和分析“商品生产劳动的特定社会特 征” B 。与此相类似，尽管我至少部分赞同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 2005） 对于价值和货币之间关系强烈的黑格尔主义式解读，但我认为他的阐释本身 有丧失其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作用的危险，因为只有在这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中，货币才既可被解析为是“不可见”力量之间（例如资本与价值）的关键 环节，并且只有对这些力量做批判的分析，货币才可被解析为是真实存在的 社会关系。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货币是价值的必然存在物（这一点在 亚瑟的文章中予以了精到的解析） ，而且我们还需要分析如此这般的理解对于 关乎社会一致性的社会综合理论（如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 部分所刻画的） 、对于共同体的概念以及对于社会组织的真实抽象形式和“抽 象文化” C 的重要意义。后一个维度的分析会使我们将近期批判理论研究路 径，例如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回溯至马克思，因为这些学者已经抛弃了将他 们的社会理论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的想法。 马克思对于货币的分析着实引人瞩目，因为它简洁明了地展现了他从康 德和黑格尔那里吸取的认识论概念是如何能够被逐渐转变成社会概念的，由这 一点出发，就使我们可以对社会形成一种唯物主义概念，进而替代掉主观性和 推论性的概念。同样地，在另一种语境中也能遇到马克思的理论，那就是将其 运用于目前对社会本体论地位的研讨中，而所有这些研讨都应该避免将他的货 币理论下降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讨论话题 D 。 因此，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所发现的一些哲学上传承 下来的思想资源，在这之后我将说明他何以将这些资源转变到社会唯物主义 理论中。我的探讨会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步骤：我首先分析马 A 参见海因里希（Heinrich） ，2005。 B 海因里希（Heinrich） ，2005，原作者翻译。 C 托斯卡诺（Toscano） ，2008。 D 例如，弗里曼（Freeman） ，2001。 337 克思早期称之为物自体和社会综合的货币概念，在这之后我将重构这两方面 是如何被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重要的是，在我对于马克思货币概念的 理解中，货币不仅仅是在近期批判理论中所缺失的社会实体、修改后的社会 现实的画面，并且还将哲学的视角重新注入到争论之中，这种争论表明在对 待货币经验主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学的处理方式中尚缺乏联系；接 下来，更大的议题将会围绕在我们应该将货币理解为在社会现实构建中的一 个主要因素，还是将货币仅仅理解为在已经完成构建的社会现实中的一种功 能或中介。 作为物自体的货币（1844） 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货币的讨论中，他写道： “因为 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 的对象［der Gegenstand］ 。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Wesen］的万 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Wesen］ 。 ”A 在这段引文中有三处非常重要： （1）马克思将货币定义为一定的对象； （2）在这个术语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它成为一种力量，相当于某种东西潜在 的决定着所有的实体（alle Gegenstande）；以及（3）它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 中介物。这一点决定了一个对象是什么，从哲学上理解，即它的物性。然而 这是如何关系到“怎样将认识论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这个问题的呢？根据 “在最突出的意义上的一定对象（即对象性） ”的明确表述，马克思提及的是 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简言之，对康德来说，呈现现实可能性的条 件在于那个决定了所有经验并且使得经验在最根本意义上可以对我们呈现的 那样一个理性结构。最抽象的结构就是这个关于对象的结构。归根结底，在 有任何经验之前，我们的理性（先在的，可以这么说）表达了一种关于现实 的“超概念” ，而这种“超概念”是关于对象或对象性的概念。康德在纯粹理 性部分中所界定的著名范畴构成了这种对象性，并从而使得人类既能够指称 在世界之中的 某对象，还能够遭遇到特定的对象，例如这辆汽车或那棵树。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9 页。引文对译文和重 点有修改。——原作者注 338 显而易见的是，对象性在自然中一定是普遍的，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 等同于在我们世界中经验地遭遇到的对象；毋宁说，对象性使得任何经验对 象的呈现成为可能。 如果现在再回到马克思，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他范畴概念的根源，而且 可以看到他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考量货币。尽管在最后，他的货币思想受到 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三章中对于“物”定义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看 到马克思把货币看作是社会性的对象，替代了在一定认识论意义上所定义的 对象（即对象性） 。尽管货币依然“藏在”经验的面纱和事物的自然外表（例 如它们的自然属性）之后，但是货币界定了对象本身是什么，并由此确立其自 身，从而成为一种几乎支配着所有事物的形而上力量，潜在地决定了所有可能 的社会关系。此外，就像上文引用的马克思文本中指出的，它决定了所有的实 体。也许有人会认为，货币仅仅关系到商品而不是所有的事物，这种观点是错 的，因为这个观点是基于一种对商品的错误理解。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一点 我也赞同，商品不只是经验上存在的对象，相反地，商品是由它们的形式所决 定。令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商品形式，而不是其个体存在物。因为此种形式是普 遍的，一旦我们将其理解为货币和资本（流通的货币） ，它就能够潜在地决定 每一个存在者。 由于这一点第一眼看上去并不那么确凿可信，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当 走进一个超市时，我们能够看到，琳琅满目的产品。在西方国家，一个普通的 超市大约拥有 40000 种不同的商品条目。在他们的经验外观上，鉴于它们自然 属性上的差异，所有这些产品看起来都是不尽相同的。一些比较大，另一些则 比较小，但它们都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其他属性争取获得我们的注意力，例如颜 色、形状、包装以及标志。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对象等同并且在这个场合下 将它们界定为对象的呢？首先，事实是所有这些产品都能够用货币来购买，或 者换一种说法，它们能够用货币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去超市的时 候，货币就是我们所真正遇到的一定对象，因为所有这些对象只有通过它们得 以可能的普遍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货币）才能成为存在物。因而，同样清 楚的是，货币决定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正是被这个称作为货币的 “超对象”的普遍性包含于其中。 进一步讲，在超市中找到的所有商品不只在那里，因为它们还包含着不 计其数的、在生产和其他交换过程中被支配的关系。原材料来自地球上的某个 339 地方，商标来自产品设计公司，产品成分必须通过化学检测或者可能是通过生 物科学实验才被发现。人们必须生产出所有这些产品，先组装再运送。最后在 超市中，货币规定了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以及每一个我们能够采取的步 骤；的确，我们只有付了钱，才能带着东西离开超市。而在超市中使不同个体 真实“相遇”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个人对于具体的社 会关系确立来说完全是非必要的，而是说，这一切都是被其他某种依然隐藏在 那些具体关系背后的东西所抽象的规定。即便在收银台的交换都是由货币所决 定（即成为可能） 。 因此，在超市中个体之间的唯一“纽带”是货币，在这个前提之下确立 起他们的关系、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作为购买者的自身。从主观上来说，他们 可能认为是他们的意向或者说他们的意愿驱使他们去商店，去买一些满足他们 需要的东西，或者在结账的地方和那个不错的伙计聊聊，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错 误的观念。所有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事实上使得这种实践成为可能的真正 原因就是货币［在这里采用了马克思之后会称作为流通的货币（即资本）的简 略说法］ 。当马克思说货币是所有东西的中介物时，他已经牢牢地将这一点记 了下来。因此，可以明确的是，我们更要将货币看作是现实中的具体力量（即 作为某种通过隐秘的和无意识的方式规定所有东西的事物） ，而不仅仅是一种 表达价值的功能或者交换交流的方式。通俗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超市中 的各种对象，是因为这些对象的货币形式具有隐秘的对象性，正是这种对象性 使得我们对于它们的指涉 （包括我们的动作、行为和态度）成为可能。简言之， 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物” ，在我们能够用任何抽象认知的或者认识论上的 术语指称它（如果这样一个东西在根本上是可能的）之前，已经通过一种确定 的社会形式呈现了出来。 举例来说，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端处写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 “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集”A 时，他就指出了我所讨论的问题。一方面，资本 主义之下的事物并不简单的就是赤裸裸的对象；毋宁说，它们是被当作一种 特殊种类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就被当作是商品。从商品出发，我们就不单 纯地意味着汤罐头或披萨盒；而是说，商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 达方式；或者说，资本主义之中所有东西都能变成一种商品。因而，商品并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页。 340 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固定不变的对象，比如树或者艺术品（它们自身也能变 成商品）；反倒是说，当我们在提及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一 种形式；只是，这种令事物呈现为商品的形式依然隐藏着并且需要揭示出来 （要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要么通过现象学） ，以此来彰显一定的事物并 非仅是一个知觉对象，更可被图式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货币的形式 之中） 。 因此，我再一次指出，在资本主义下所遇到的“对象”意味着把对象当 作货币、当作可交换物等形式的对象。这种形式需要被看作社会的和历史特定 的需要 A ，这一点是基于货币本身就是制定规定的东西，并且还是资本主义下 的个人与个人互相交往，以及规定着他们“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的 方式。 作为独立物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货币 正如我们所知，相对传统看待货币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交换过程 的必要条件和结果，否则简单价值形式中的内在矛盾就不能被解决。简单来 说，货币是价值形式普遍化之后的结果，经由这种价值形式，产品才能确立起 自身的可交换性。当一切产品能够被一切产品交换时，这种价值形式便成为 一个总体。因为价值不能成为单一商品的一种属性，它只是“纯粹的社会现 实”B ，并且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在同质的等价物中表现其价值，而这种等价物本 身是一切与一切的社会关系。这种同质性并不能下降为某种想象的或主观的东 西；毋宁说，它居于货币之中，设定为货币。货币是否额外地，甚至必须必然 地被主观确立起来，由此方能“算作”为货币，这个问题导致了许多棘手的哲 学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根据 1859 年发表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以 及特别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开端部分，马克思自己至少显得是 模棱两可的 C 。除此之外，人们通常争论，所有形式（商品、货币、资本）的 拜物教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亦或兼而有之的问题，最终也可以归结到货币 A 普殊同（Postone） ，2009，315。 B 亚瑟（Arthur） ，2005，114。 C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956—1990，42:78—80。原作者英文翻译取自：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ndex.htm。——译者注 341 的问题上 A 。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指出货币（起初）只不过是这种同质性和 普遍的等价性。没有货币的话，商品的价值便不能在它们的总体中彼此联系在一 起。这种一般的价值形式在个人与个人实际的交换行为中交换他们的产品（一个 属于所有实体的潜在范畴）时便开始真实的存在，并表现为货币形式。在无意识 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通过每一次交换行为再生产了这种社会关系，从而确 立起一种真实的抽象。这是因为货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使得交换更便捷的手段 而起作用，而是个人通过每一次交换行为建立起与总体本身的关系，并且他们是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每一次行为再生产了这个总体 B 。而依然隐藏在这些 当事人背后的是社会总体和他们自身之间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经由交换行为， 转变成一种外部关系。换而言之，货币在所有这些交换中将自身确立为综合和物 自体，这是在交换过程中依然未被触及的。进一步来说，一旦它具有了资本形 式，就会产生某种悖谬：货币流通的越快，货币自身就变得愈加独立。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康德认识论问题的类比：因为瞬息万变的现实和变动不居的感 性并不能使得我们的理性与现实 / 自然之间确立起一种稳固的关系，要确立起范 畴化的固定关系，必须经由对于自然固定关系的呈现和独立于瞬息万变现实之外 的物自体。一定的“物”在这里意味着物性，也就是说，使得一个物成为物的东 西。而经由范畴决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构成了物性。 马克思将康德第一批判中的结构转型成一个唯物主义式构架，在这个构 架下，货币被比作物性，这是因为货币决定了这个框架，在该框架之下个人才 能够确立和指涉实体。即便马克思不再将货币当作一个普遍的理性结构，而看 成一种社会历史形式，由于它依然是在所有这些交换中唯一独立存在的物，所 以仍可将货币本身确立为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类“先验力量” C 。货币是类先验 的，源于它联系着社会本体，进而依然是社会力量。货币形式在这里被看成资 A 同样可见于赖希尔特（Reichelt） （2008，143—170）对于“主—客体”问题的黑格 尔主义式解决，以及对于新康德主义货币概念的驳斥。我想要感谢本文的评论者， 大卫·F. 卢西奥 （David F. Ruccio） ，感谢他批判性的问题、启发性的评论和修改要求， 以及尤其是指出货币主观构成的问题。因为在本文中该问题不能被彻底解决，为简 明起见我将这个问题留在这里。我承认，讨论一种客观主义的货币概念是非常困难， 尽管我在本文中力图指出我们（至少）需要从这样一种概念出发。 B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956—1990，13:18。 C 由作者自己翻译。 342 本主义社会总体中控制和界定所有关系和所有对象指称的一般图式。诚如马克 思指出的，货币在资本主义之前业已存在，但是那时它并不能界定所有的关 系。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该认识论问题采取了唯物 主义式转向，并且明显地将其转变成一个社会结构，马克思指出： “所以，货 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Gemeinwesen］ ，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 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 同体［Gemeinwesen］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 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 ”A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接下来对货币讨论是以康德的方式——并且， 如果我们同样考虑资本形式的话，黑格尔的方式——将货币重新表述为独立的 物，将一般的对象性重新表述为一种唯物主义结构，而这种表述是通过货币本 身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而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在这一形式下， 通过某种外在的和像物的东西，个人社会化并综合化为社会的个人，但这种东 西却将关系本身变得抽象。由于货币是确立社会总体的普遍的、真实存在的物， 因此它确立了包括个人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观点是将康德的物性概念唯物主义化，这也使得货币在瞬息万 变的现实中确立起自身的独立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 “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 ” B 通过“偶 然的”一词，马克思想要表达的是， “经由货币” ，所有的关系、交往、关系 性、联系等都变成某种与个人相分离的东西。反过来说，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出现的个体性形式——换言之，这也就是货币形式的结果。换句话 说，货币在具体的关系中依然未被触及，而是形成了一个使得这些关系得以 形成的普遍框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作为个人的方式就是货币形式的 结果，因为一方面，我们把自身与最极端方式下的我们自身割裂开来；另一方 面，这种抽象关系本身是一定的普遍关系。因此，社会关系对我们而言是偶然 的。就像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个人“成了抽象的个人， 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C 。一旦货币开始将其 自身确立为是对每一个实体外部存在的占据者，货币便再也不能被认作一种交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9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0 页。 343 换手段，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劳动和生产中真实存在的社会形式。 因此，货币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实体，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货币不再是一个 物（纸、符号等等） 。实际上，货币首先是一种社会形式，它规定着个人之间 相互联系的方式。就像埃尔伯（Elbe） A 评述的，货币既不是一种事物的天然 属性，也不是一个使得物物交换更简便的约定俗成的结果；毋宁说，货币是 “经由物的中介来表达的特殊的社会形式［Vergesellschaftung］ ，并且这种社会 形式不受当事人控制” B 。 在《资本论》第一版，即所谓的原始版本中，马克思如下阐述： “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 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Dasein］的所有者互相对立。 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中 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sachlich］ ，这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 们的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 ”C 社会综合、个人和共同体的联合，被确立为某种表现为独立的和外在的 物，并进一步表现为普遍者（也就是说，物性） 。然而，作为抽象的普遍者， 这一点本身对于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但是反过来说，尽管这种普遍关系对于个 人来说依然是外在的，但它还是构成了人们的社会统一性和社会性，因而，这 种社会性本身是抽象的。但是作为普遍者（其中第一层含义是交换价值） ，它 只能存在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形式之中，即货币形式之中。所以，一方面，伴随 着人们对于货币依赖性的增加，货币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个人如何相互联系的 全部特征和形式；另一方面，这种依赖性在个人身上仍然表现为某种偶然的东 西。马克思的辩证货币理论将货币看作一种社会形式，这意味着它使我们能从 概念上把握到现代原子主义和个体化的根本特征。 上述考察对于批判理论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概述出哲学上的货币概念是如何使得我们 A 埃尔伯（Elbe） ，2010，37。 B 由原作者翻译；同样可见于哈维（Harvey）2010，65。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4—355 页。 344 从近期批判理论形式（例如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批判理论）在已经抛弃了将他 们的社会理论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的想法之后，回溯至马克思，人们通常将 这一点解释为从哲学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构成了社会现实）向社会学问题 （也 就是说，对被构成的现实的分析）的转型。与卢卡奇看法一致，我相信如此这 般的理论转型是不恰当的，而应该是被与社会领域相联系的本体论问题所界 定。对于范畴“经济主义的”理解使得社会决定变成了经验现象，这一点应该 被摒弃，因为货币本身预设并蕴含着社会本体。 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迈克尔·A. 莱博维奇（Michael A. ，也落入这个陷阱之中。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莱博维奇说“资本 Lebowitz） 主义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虽然揭示出资 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这种揭示并不会引导我们对构成 （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裂成为可能的范畴式构架产生哲 学上的理解。货币形式中的价值、利率、国家等等都是对抗的和客观上定位劳 动者和资本家的可能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并非独立于社会当事人，但它们也不 能就因此被下降为人类学的单元。与之相反，在哲学上趋近马克思（和货币） 意味着要避免任何种类的定义。资本主义并不是有“X 量”属性的某物，而是 说，它指称这么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实体都是由资本，或者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流通的货币”所决定。诚然，这种反实证主义立场并不应该引领 我们走向其反面，即思辨理论中的“总体”所意味的所有东西之间的同质性， 而这种同质性只有在生产和消费确实是同质的情况下才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获 得。就像卢卡奇在其晚年的本体论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非实证主 义也不是思辨主义： “马克思反复告诫，不要把社会的归根结底的、辩证的和 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作为无数异质过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统一体，变 成一种自在地同质的统一体，并且用这类不能允许的和简单化的同质化来阻碍 对它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补充说，无论这种同质化是思辨的还是实证主义 的，在这方面它们的结果是同样的。 ”A 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一个哲学的、社会的或者实证主义的概念之间的区 别在于，后两者并没有对他们正力图理解的事物的概念。实证主义的出发点错 A ［匈］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白锡堃等 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89 页。 345 过了它力图重构的整体现象，因为它预先设定了资本主义是独立于重构方法 之外被给定的“某物” ，进而预设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独立于已经被 审视过的概念。而这正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进行批评的主要方面之 一，因为理论如此起始于某种根本没有重构过的事物，所以，它们需要将某种 事物自身的内部发展设定为外在的变化。结果是，它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意 味着一种社会历史形式而不是某种类似于物一样的存在。蕴含在概念形式中 的总体概念并不代表着彻底的“总体主义”或者“总体化” ，因为辩证的总体 概念中还包含有其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它 的否定） 。实际上， “辩证的总体”意味着社会现实中的所有要素都在被马克 思称作是“有机体制”中为他者所中介： “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 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II—24］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 这样。 ”A 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所强调的，经由劳动 的社会现实再生产，只有在生产、消费和流通内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才 得以可能。换句话说，社会现实并不是在彼此分离的生产、消费和流通“领 域”之中的某物，这就好像它们会形成三种而不只有一种社会现实，而那在逻 辑上是不成立的。遗憾的是，从社会综合与社会总体的哲学概念（也就是，社 会现实的构建）转向对已构建的现实的经验分析，在概念上依然不能令人满 意。而我所刻画的货币概念将有助于理解这种理论构架，并且加以解释该构建 过程的一致性。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6 页。 346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大卫·麦克纳利 / 文 郑 端/ 译 ［内容摘要］本文的基点是将货币看作国家和市场两者的产物，目的在于 挑战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二元论理解，即认为包含两种根本上完全不同的逻 辑，一条是资本主义逻辑，另一条是领土逻辑。为了反对这种双重逻辑的立 场，本文论证了在一个复杂但统一的社会—经济逻辑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货币的 独特性。这个逻辑的社会动力学包含了现代价值关系领域的时空延伸，表现为 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货币。本文的讨论起始于古希腊货币制度的发展，进而 将 17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确认为一个出现一种新的彻底资本主义式的（世界） 货币的决定性时刻，其机构上是基于英格兰银行，其将国债完全与私有金融市 场整合。在新的货币系统中，英格兰银行的关键角色取决于其有能力资助英国 殖民地战争。殖民主义、战争、奴隶制和剥夺概括了资本主义无情权力的发展 和再生产中以世界货币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的“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 ” 。 因此，要取消资产阶级货币的无人情权力的特征，就必须取消构成了贫苦劳动 力被资本“拥有”之基础的经济剥夺。 ［关键词］世界货币 制 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 殖民主义 雇佣劳动 奴隶 剥夺 在《法哲学原理》的前言中，黑格尔有个很著名的说法， “密涅瓦的猫头 347 鹰要到黄昏才起飞” 。 A 黑格尔宣称，哲学永远来的太晚；理论总是在宴会上 迟到，等到庆祝声渐渐沉寂时才宣布自己的到来。 B 虽然黑格尔用的是罗马神 话的名字，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实际指的明显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的猫头 鹰，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的伙伴和他我（alter ego） 。 在此，黑格尔的目标是将哲学放置在世俗的历史运动之中，从而嵌入其对 于人类生活无法逃脱之暂时性的反思。相比起来，我的主题则没那么有启发性： 不是关于哲学，而是关于货币。在另一种语境下，我也许会坚称这两者必须被放 在一起思考；事实上，不考察货币的历史，哲学的出现是无法被完整思考的。 C 但是我在此并不讨论这个问题。继续这个比较不同的研究主题，我接下来的思考 仍然是在黑格尔的规划里面，因为我认为近期将货币概念化的发展只能理解为是 对美元—黄金本位谢幕的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些年来货币的国家基础（名 目主义）和负债基础（信贷主义）的理论可以被看作一种标志，这指标指示了 1971 年美元和黄金之间的正式可兑换性的分离所产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名目 主义认为货币始于国家，并且国家让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信贷主义认为货币开始 于负债而其实质在于还款的承诺，即一个借据。自从 1971 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政 治经济事件以来，不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还是以信贷为基础的方法，全都 延续了下来，虽然有时候是通过折中主义式的结合。在流通货币似乎仅仅是一种 国家产生的付款承诺之时，每种方法都宣称自己把握了某种晚期资本主义货币的 外观形态。然而，这些方法仍然是部分的和单维度的。它们无法理解晚期资本主 义货币那些似乎矛盾的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它们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具体化，似 乎这样会开启一种对货币及其功能的完美的（无矛盾的）看法。与之对立的是， 一种批判的辩证法方法则试图在这个被异化的世界中找到货币对抗性的形式及功 能的社会必然性。而没有哪种理论比世界货币这一问题更明显地展示了单方面理 论的缺点，而世界货币在马克思看来，是对货币理论的最高检验。 提及世界货币则点中了我以黑格尔格言开始讨论的第二个原因。因为雅 典娜的猫头鹰不仅仅是智慧的神话——市民符号——它也是古希腊使用最持久 的硬币的名称，可以说是第一种世界货币。雅典娜的猫头鹰不仅仅持续了 500 多年（公元前 510 到公元后一世纪）；它成为了东地中海贸易网络的主要货币， A Hegel 1991, p. 23. B 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迟到同时是开始和结束，有限性回到无限性。 C seaford 2004 里十分有力地论证了这点。 348 甚至已经发展到从埃及到巴比伦的铸币厂都仿制它的程度。 A 在此，我们的讨论必须先进行两次暂停。第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货币 并非始于货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许多商品都曾被当作过交换手段和衡量标 准，或者是作为没有政治权威痕迹的价值储存物。货币制度独特之处在于其两 面性，它的双重意义既可以代表价值的总和，又可以代表国家权威。第二，我 们来看一个经典钱币的例子。钱币正面代表了雅典娜女神的形象，而反面是她 的猫头鹰，旁边有橄榄枝（也许指的是雅典的主要出口货品之一，橄榄油）和 三个希腊字母，alpha, theta 和 epsilon，theta 的样子是 O 中间一个点。此铭文翻 译为， “属于雅典人的”或者甚至是“雅典娜之子” 。这种标记将我们带到了国 家这一问题面前。毕竟，成为雅典人意味着属于一个特定的城邦，一个 polis。 这钱币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也同时是物质的和符号性的；它包含一种金属 价值也代表了一种政治纽带，即一群特定的人民，通过智慧女神来进行身份认 同，并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社区中形成的公民联盟。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货币 形式，并和国家及其地域权威相联系，钱币表达了人民、政府和各个货币空间 之间的关系。然而，当涉及到帝国时，国家和货币空间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就如同雅典娜的猫头鹰这个例子所展示的一样，它因为其金属纯度和雅典力量 的帝国扩张成为了国际货币。我后面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回到 金钱、帝国和战争这个问题，即 17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英格兰的资本主义货币 的出现。我将会论证在那个时代，货币的政治和经济维度发生了一种转变性的 融合，以至于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已经无法从理论上区分两种独特的 —— 一种是地域的，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模式”或者“权力的逻辑” 。B 十分有趣的是，这枚硬币上雅典娜女神的出现已经暗示了战争和领土征 服。除了雅典娜所代表的别的东西以外，她更是一个女战士，会冲锋陷阵，并 且代表了战争的策略方面。所以，通过猫头鹰币，我们遇到了金钱和鲜血诸多 联系中的一种，我们也会在后面再回到这一点。然而，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 前，我们需要注意到猫头鹰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的银质内容。 A Howgego 1995, pp.47–8, 97;Kraay 1976, pp.73–4. 最初的“猫头鹰币”在公元前 525 年 被创造出来，其经典的变种大约在 50 年后出现的。 B 这种双重逻辑受限又 arrighi 提出（Arrighi 1994, pp.33–4） ，然后大卫·哈维进一步阐 。虽然我这里没有系统性的批判他们的立场，我论证的 述（Harvey 2003, pp.26–36） 中心能够看出我和这种观点差异很大。我会在本文末尾回到这个问题。 349 在任何一个货币系统中，在众多的货币及其包含的货币制度中，必然会 形成一种层级制。并且从古代到现代经济体中，金属的纯度和钱币的一致性都 在这种层级制中占决定性的地位。在穿越政治辖区的贸易中，在一个国家和主 权无法施行其货币制度统治的经济空间中，其中货币的公共符号并没有多少社 会文化影响，钱币的“内在”价值及其可靠性，它们的物质性，就对其经济 有效性来说十分关键了。在地中海世界，制造猫头鹰币的劳里厄姆（Laurium） 银有传奇般的纯度——这种纯度被现代研究所证实，同样传奇的是猫头鹰币在 重量上的一致。在几个世纪之中，雅典娜猫头鹰币这种令人惊奇的纯度和统一 性，在地中海贸易网络所有称过或测试银币的人中都是声名远扬的。 A 恰恰是 这些特点让猫头鹰币在跨国市场中有了它的社会效度。 在这个方面雅典猫头鹰币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大约两千年间，所有的世 界货币都保有和某种稀有金属的实质联系，这种联系直到 1971 年才被完全斩断。 同样，在这种意义上，雅典娜的猫头鹰已经起飞。但是，就像黑格尔已经知道 的，她的飞行指向了一条联系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就像货币本身形成了一座跨越 时间的桥梁，缝合了经济生活的暂时性结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货币暂时性 结构巨大转变的余波之中，这转变让货币远离了锚定于过去的劳动（以稀有金 属为代表） ，而转向作为一个指数，其标志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债务的未来价值。 然而，如同黑格尔所意识到的，未来的种种形式已经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格 兰的金融革命中，这次金融革命让现代银行和资产阶级国家成为可能。所以我会 将笔墨集中在此处。不过一开始我先要简单阐明一些理论和历史上的问题。 战争，奴隶和经济当量：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开始讨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 在此，马克思和那些完全忽视物是如何成为可公度的从而成为可交换的主流经 济学分道扬镳。通过将亚当·斯密所说的“以一种东西交换或曰兑换另一种东 A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雅典人和其他钱币测试者通过秤量、观察、触摸和听钱币掉在桌 面的声音，这种现代的钱币测试员仍然使用的方法，来检验钱币的纯度和重量。另 一个现代的证据，是公元前 405 年阿斯托芬尼的剧本《青蛙》 ，其中描述了“听起来 真实，印制清晰并且重量相符的钱币” （阿斯托芬尼 1964 740 行 P.183） 。关于雅典货 币的纯度也可参见 Kurke 1999, pp.300–3. 350 西的偏好”说成人类天性的特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寻求一种 过程，即对于任何或者所有经济交换形式所必备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过程。他 们忽视了在质上有区别的东西是如何可以变成在量上互相对等的。然而，自然 不会自发地产生一个物并拥有可公度性的交换王国。考虑到这点，近来对于货 币起源的最有洞察的研究认识到了价值尺度关系相对于交换工具问题在历史和 逻辑上的优先性。 A 毕竟，在物品可以被交换之前它们必须能互相等价计算。事实上，这种 见解对于理解大量并非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结算单位而言十分关键：荷马时代 希腊的公牛币；法老时期埃及的金属币；美索不达米亚的银币；所谓的中世纪 和前现代欧洲的“想象中的货币” 。 B 所有这些都曾作为其他商品价值的度量 手段，即使它们在交换中没有实际出现。它们代表了构成经济交换之语法的那 些估值和度量的社会手段。这时就需要切实的批判理论来解出这种等值的确切 逻辑——但不一定是一种普遍的等值——而这种等值逻辑使得有些物（和一切 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有可公度性。 C 如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货币信用理论同样回避了可公度性的问题。为 了讨论，我们先暂时接受信用理论宣称的主张，即记录负债的系统在货币制度 之前很久就存在了。 D 即使这样，也不能推导出货币源于债务和“债务且仅有 债务是货币”的结论。 E 毕竟，债务也必须被衡量；他们必须被以某种被认同 的价值度量标准来表达，这些标准控制着债务的偿还，就如同天主教用苦修偿 还罪之债一样。债无法被债所消除就如同罪恶无法被罪恶消除一样；它们需要 转变成一种货币的等值物。 F 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仅仅不停用承诺 A Grierson 1977, p.16. Ingham 2004, p. 4, 坚持认为货币开始于“结算单位”功能。虽然 这也与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相关，他的说法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唯名论的，必须和一 个具体的测量标准（结算单位）是如何选出来的相关，而不是和在一开始建立这种 公度性和交换关系的社会条件有关。 B Grierson 1977, pp.16–7. 关于古希腊，参见 Finley 1965, p.67. 关于中世纪和前现代欧 洲，参见 Einaudi 1953. C 我将等同的逻辑与一般的价值等同区别开了，因为很多社会中都允许受限交易那些 价值等同的经济中被明确排除在外的如神圣物件、人、土地等。 D Innes 2004 中十分经典地论述了这点，更近的论述在 Graeber 2001 p.18 中有描述。as argued classically by Innes 2004 and more recently by Graeber 2011, p.18. E Innes 2004, p. 31. F 当然，央行的债务可以用来消除负债；但这些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支付过才行。 351 来偿还债务时会有强力来干涉——不管这强力是托尼—瑟普拉诺 A 还是欠债者 的牢房。所有负债合同都明确了这种将债务转换为一种被认同的偿还方式：小 麦、金子、土地、劳动、钱币、中央银行货币、欠债者的身体，等等。简言 之，债务经济需要一个拥有价值度量和最终偿还方式的货币基础，而且也只能 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来。 这不是来否认债务在价值尺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很多人类学和历史 学的证据显示，价值尺度不是开始于市场交换，而是经常用来测量，从博兰尼 的文章中可见 B ，出于社会义务包括“像婚姻、杀生、成年、庆宴、加入秘密 社团等等”的“非经济属性的负债程度” 。事实上，可公度性在公共债务产生 的负债问题上被提及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这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大部分人类社会 的典型案例。不仅如此，衡量债务的问题最为凸显的地方是衡量人命及其组成 元素的价值，包括身体各部分到个人尊严和名声——也就是在被盎格鲁撒克逊 和日耳曼法中称为偿命金（wegeld）这一历史现象中所处理的问题。偿命金法 本意是为了防止个人复仇和报复，建立紧急估值对个人损伤，包括侮辱和偷窃 到谋杀，以补偿金的形式进行补偿。此地区的法典通常都十分具体，具体到一 只胳膊，一只手，或者一个指甲的补偿 C ——这又一次让我们注意到金钱和鲜 血的联系。在早期基督教爱尔兰的案例中，这种罚款主要以两种计量方式表 现： sét，指的是牛的头，cumal 意思是女奴 D 。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和人类交易 历史中的多重结合点——货币、牛、奴隶——我们在洛克的著作中还会遇到。 讨论一下作为价值度量的 cumal，我首先说明一点，可公度现象往往与奴 隶，特别是女奴的定价息息相关的。不仅如此，奴隶也是最早的交易商品之一， 特别是涉及长途交易时。 E 但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被证明对用某个数量的商品等 同于自己一员这一想法十分抗拒，这种可交易的人必须被构建为某种非人 F 。在 A 美剧 HBO《黑道家族》中的角色，黑帮头目。——译者注 B Polanyi 1968, p. 198. C Grierson 1977, pp. 21–2. 有些赔偿系统也由伤者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 D Gerriets 1985, pp. 333–5. 十分有趣的是，cumal 到了 18 世纪成为了纯粹的计量单位， 即使当女奴已经不再被当做支付方式时，cumal 仍然在被当做计量罚款的单位，并会 被转换成相应数量的银子、小麦或者牛。 E Patterson 1982, p. 148. F 向新娘家支付“彩礼”庆祝婚姻并当做是新娘的价钱是一种现在人类学家中被广泛 认为不可靠的说法。见 Goody 1970, p. 40. 352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观察到一种几乎是“对奴役自己社群中的成员 的普遍的不情愿”A ，故而奴隶几乎都是外来者，或是在战争中被俘虏，或是在 掠夺中被绑架。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将事实上已经是非人的人作为偿还手段， 这些被抓住的个体，脱离了他们的社群，被剥夺了记忆、身份、社会纽带和社 会人格。只有这种社会性死亡的个体才能被还原成可以被买卖的客体。如同 芬利（Moses Finley）说的“奴隶一直都是一个被抹去的外来者” B ，并且当奴 役发生在一个社群内部的程序中时，比如在古埃及通过负债和贫穷，或者古代 中国对罪犯的惩罚性奴役，实际上这些内部人员被开除而转化成了外来者，他 们不属于社群并且其他人对他们不再有社会和公共义务。变成奴隶，意味着成 为一个可以被买卖的物品，就是被从人性中抽象出来。 C 因而，我们在奴隶制 中发现了人与物的社会抽象和通约的基本逻辑，其预兆着后来资本主义商品化 的总体性逻辑，虽然在工薪劳动中不断被系统的物化和抽象出来的是人类身体 的创造性能量，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一个人。不理解这种区分在社会意义上的重 要性，那么奴隶制和工薪劳动就还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如同奥兰多帕特森说的 “当一个人买或者租一个人的劳动时，意思就是一个人买了这个人在规定时间 内的身体，没有脱离身体的服务这种东西” 。D 当然，奴隶制直接而意味深远地连接了鲜血和金钱，因为其核心是战争的 暴力、绑架和因债为奴。这提示着我们，通过考察货币制的出现，我们能找到 类似的与暴力、战争的结盟。不同于货币产生于交易网络和市场交易发展的主 流观点，战争的作用也许更为显著。想一想货币制度早期的一个著名案例，在 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它当时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没有发达的交易。 E 货 币看起来是国家的产物：最早的硬币，或者原型币，很可能是礼品或者奖励， 如同君王奖励的奖牌。而他们的增殖很可能是因为它们被当作给士兵的薪水， A Patterson 1982, p. 178. B Finley 1983, p. 75. C 并非不常见的是，女性奴隶有一条至少一部分上能够通向社会重生的路径：为他们 的主人生孩子。虽然未必能完全获得社区的认可，为主人传宗接代往往意味着更多 的尊重和社区支持，参见 Miller 2007, pp. 21, 26. D Patterson 1982, pp. 25–6. 同时参见 McNally 2006. E Colin M. Kraay 认为大部分吕底亚币都在本地使用同时面额对于日常市场交易来说太 大了。参见 Kraay 1964, pp. 76–91.Leslie Kurke 及其他人对 Kraay 的观点进一步的评 价和阐发，她自己说道并是不否认 Kraay 的解释，更多是修正它。参见 Kurke 1999, pp. 8–9。 353 不少历史学家都这么认为，希罗多德也是同样的推断，即钱币起源于吕底亚国 王克里萨斯，他用它们来给自己的雇佣军付薪水。 A 所以我们这里从货币回到 了战争和国家。这不仅仅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困扰黑格尔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从 这里，英格兰中央银行的故事开始了。 战争和帝国，牛顿和洛克：资本主义世界货币的诞生 现代中央银行诞生于战争金融。世界第一个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国家是 作为一个基于新的阶级力量的战争机器出现的。这个机器的建造涉及了几乎是 世界历史中最具戏剧性地对整个金融和货币系统的翻修。在十年的时间里，英 国统治阶层的主要部分重新建构了政治力量，重构了货币制度，创建了一个国 家银行，树立了一个新的信用金融系统，为纸质货币打下基础，并且组成了当 时世界上首个最有效的“财政—军事国家”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多年的公共讨 论，其中包括了知名知识分子如洛克和牛顿的不断介入，二者都直接参与了世 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 B “大不列颠统治着大洋——通过信用”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如是说 C 。然而 这个信用系统的建立是一个充满隐患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伦敦的商人和银行 业社区大部分是辉格党人，而且他们十分有理由不信任王室作为借用人的可靠 度。 D 毕竟，在 1640 年查理一世已经掌握了由伦敦银行家储藏在伦敦塔中作 为商业储量的金银锭。三十年后，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臭名昭著的“财政 署止兑” （1672）中暂停了债务偿还。所以，有钱人被这种很可能再次出现的 君主挪用款项的恐惧所困扰，甚至约翰·洛克，其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从一开 始就劝告大家别投资英格兰银行。 E A Melville-Jones 2005; Kraay 1964; Cook 1958, p. 261; Herodotus 2003, 第一本， 26—94 章。 B “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说法我指的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一个 国家中，通过私有市场建构而成的资本积累的动能已经系统地镶嵌入政治权力的动 力机制之中了。 C Dickson 1967, p.399. D 伦敦的商人通常认为“君主手下的银行的不稳定状况”是理所应当的，如同理查德 福特爵士在 1666 年对塞缪尔福特说的一样，转引自 Roseveare 1991, pp.18–9。 E 约翰·洛克《关于银行的对话》1694 年未出版的手稿，转引自 Horsefield 1960, pp. 128–9。洛克仍然继续在银行中投资了 500 英镑。 354 “如果国家没在 1694 年打仗，政府恐怕很难愿意给一个提出借钱给自己的 公司任何特权” ，一位研究英格兰银行的著名历史学家如是说。 A 但是当时英 国的确在打仗——而且在未来一百年都会在打仗。最初和法国的冲突（1688— 1702）造成了公共支出增长了三倍。在 1680 年后一百年里的五场战争，国家 支出增长了超过 15 倍，而军事冲突吸收了全部支出中的 61％—74％。 B 战时 金融就是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可以为财政—军事国家 提供资金的公司可以让自己变得必不可少，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获取和改变 公共权力。 这种尺度的战争如果建立在君主制的信用额度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 英国王室付出了相当大的风险，其额外费用早就超过了法律允许的上限，国家 的信用就十分窘迫。到 17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国家迫切需要资金来支持 战争，它不得不付借款方 14％的回报。如果要彻底有效地执行帝国的战争和 野心，国家和资本市场的金融结构就需要改革；国家信用必须要充足且更加便 宜。寻求持久的金融创新，国会恳求各种新的提案以寻求一种国家金融的新机 制，其最长久的结果就是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最初也就是一个投资信托机构，为了诱人的 8% 的利息和不错 的管理费而借了 120 万英镑给英国皇室。这是从金融上以一种所谓的“永久 贷款”的形式安排的，它是一种长期信用，只要保持支付利息就行了。为了 保证还款——并且防止类似查理二世 1672 年颁布的“财政署止兑”造成的中 止——这笔贷款是通过海关的收入来保障的，使得公共财政收入直接支付给私 有债权人。 C 从而，英格兰银行及其主要资本包括资本化的未来收入，比如在 此时此地以资产标价的未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虚拟资本” ，即对未来收入流的纸面授权，一个似乎是在查尔斯·达维南特对 表现为股票、票据和其他纸质证 劵 的“虚拟财富”增殖充满担忧的描述中出 现的概念。 D 1694 年的机构从任何严肃的角度来说都不像一个中央银行。但 A Clapham 1966, p.1. B Brewer 1989, pp. 29, 38, 114, 40, 137. 同时参见 Jones 1988. C 这不是这种发明的第一次尝试。在 1693，英格兰银行成立一年前，一个“唐提”式 保险就被建立起来执行这一任务。于是，潮流就趋向有资金支持的借贷。参见 Carruthers 1996, pp.73, 84. D Charles Davenant,《关于处理四个问题的英格兰银行的备忘录》, 摘录于 Li 1963, pp. 197, 206. 355 是，由于“银行一直面临着满足军队紧急要求的压力” A ——这些要求不断在 被满足——其特权就渐渐积累，促进其转型。一个个十年过去，英格兰银行继 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钱，并且它也不断在这期间获取了加强的权力：印发法定 货币（首先通过付给财政部而后变得更普遍） ，一个日后被认为是垄断的权力； 将制造假币列入死刑，给予他们和国王的货币（铸币权）一样的保护；让自己 的财产免于税收；作为交换国库发行的纸币的官方中介。不再仅仅是一个投资 信贷，英格兰银行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变成了公共和私人金融的重心；它是国家 的主要借款人和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流通性的保障者。当银行的执照在 1764 年， 即它诞生 70 年后，又一次续期时，它真的成为“面向国家及其大部分部门的 银行” 。B 至此，英格兰银行成为了日渐变得复杂精密的资产阶级信用系统的奠基 石。首先，银行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信贷和以君主名义为政府借款的延续者。然 后，基于国家承诺以税收直接支付的利息，银行发行了流通的票据，也就是它 自己对债主付款的承诺（存款人、购买了银行股票的人，等等） 。这样，君主 的个人债务就不仅仅是一种公共债务，而是逐渐变成了公共货币的基础。通过 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所有使用英格兰银行债券的人都促使了一种私下约定的证 券的发展，这种证券是基于已被铭刻入法律的公共债务，并且最后会成为国家 的货币。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发展完整的国家信贷—货币。金属货币制 度——金和银——仍然是借据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对于国家、金银器 银行家、银行和很多投资者自己保存的金银条来说也是一样的。英格兰银行的 票据就代表了一种十分强大的整合了金属货币的借据信用形式。 C 无论如何， 产生货币的中心已经从国家转向私人银行了——这种变革对于资本主义货币的 构成至关重要。到了临近 18 世纪时，随着纸质货币超越了金属钱币的价值， 英格兰银行不再将皇家铸币厂作为生产货币的机构中心。 “历史上第一次，货 币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不再是那种明显具有主权浮夸的做法，而是寻常地通过 A Clapham 1966, p. 26. B Clapham 1966, p. 101. C 在 Ingham 2004, pp.126–9, 中有关于这个的一段有趣的讨论，总结道： “银行发行的纸 币处于货币层级制的顶端” （Ingham 2004, p. 129） 。事实上，金和银仍然是在层级制 顶端，虽然纸币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且逐渐更为基础的地位，不同于以往英格兰的 任何纸币。 356 市场力量做到的。 ”A 如果没有所谓的“金融革命”的话，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其产 生出了股票和公共债务的深度市场。到了 18 世纪早期，公共和私人证 券 的 活跃市场在伦敦开始发展。股份制公司——比如皇家非洲公司，允许投资人 分享他们进行非洲奴隶贸易获得的利益——对于私有股票市场的发展十分关 键。但是分摊公共债务对于更大的、更具流通性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 要。对于国家这很关键，因为这意味着需要现金的公共债务的拥有者可以卖 给第三方而不是向政府讨债。随着这些市场的扩大，两种常用来交易的债 务，公共的和私人的，渐渐整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金融系统。 B 进一步，投资者对公共和私人证券的信心体现在股票拥有者数量上的显著增 加，从 1694 年的约 5000 人发展到 18 世纪中期已经 12 倍于这个数字了。 C 这种在光荣革命后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大型流通金融市场的实体化，标志着投 资者对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管理的国债的信誉不断增长的接受度。实际上，在 1709 年，一次额外的超过两百万英镑的银行股票认购，在短短 4 小时里就 销售一空。这为什么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在政治上有着悠久的拖欠债务或 者贬值货币来降低实际还款的历史的情况下，富人们最终如此彻底地相信 国债？ 三 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资产阶级对银行及其发行的国债的信任，主要有四个 关键的（且互相关联）理由，所有这些理由都包含了“非个人权力”的进化， 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核心。但是这种国家形式的巩固需要货币的自主力 量——非人格化的权力最杰出的社会化身——来最终治理国家金融的内在运 转。D 而对这些转变起中心作用的就是“洛克党”的介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A Davies 2002, p. 282. B 这种情况特别如此，由于伦敦 18 世纪早期股市被三家合资公司——英格兰银行，东 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统治，他们公司资本都有一大部分形式是政府债务。所以， 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等于买了一部分国债。参见 Carruthers 1996, p. 80. C Dickson 1967, pp. 254, 260, 273, 285. D 参见 Gerstenberger 2007。他倾向于认为我所说的“货币的自主权力”对与产生非人 格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没那么重要。 357 其对于英国政府的重构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资产阶级对银行产生信心的第一个条件，是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不断提 到的：议会巩固对财政的掌控。明确来说，通过《权利宣言》 （1689）和《王 位继承法》 （1701）实行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及伴随的议会权力的强化，是 十分重要的。然而权力总是和实体资源相连。这些法案的有效力量都围绕着 。投票最终通过， 1690 年的财务结算，因为这之后国王得要“自己独立生活” 四年里大约一半的国王的收入——而不是传统的所有生活费用——是被资助 的，议会迫使王室要求必要资助时必须得召集议会。 A 此法案生效以后，1689 年上台的新国王是从议会领取月薪的。 不仅威廉只能通过议会来集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国王的债务被宪法 定为由特定税收保障，也就使得公共收入承诺给了私人债权方。结果就是，公 共债务和私人金融以一种激进的新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如此激进以至于国家 不得不让私人市场来负责其财政管理，而其债务（和规范的公共财政）的信用 价值是通过投资人购买时要求的利率来衡量的。国债于是就和其他形式的财产 “交织”到了一起，且处于私有市场的监管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君主们 做过很多次的公共债务违约，就会损害国家的社会物质基础。到了 18 世纪中 期，评论家就有理由说“公共债务是宪法内的一部分，和其他财产交织，并且 ……不能分割，除非违背宪法”B 。这就是说国家现在已经将金融市场的律令和 规范内化进了自己的统治，这点我们会再讨论。虽然这两个条件十分关键，但 是他们可能还不够，至少在一开始，建立资产阶级对国债的信任可能缺少两个 条件——两个都由牛顿和洛克直接涉及：一个是警察和司法上针对硬币剪边和 造假者的行动；另一个是英国货币的重制。 到了 1695 年，英国货币制度的可悲状态加上不断飙升的战争成本（以及 所造成的还款结余问题）促使了国家财政的全面解体。这就是有保障的国家信 贷的第三个关键条件的背景：1696—1699 年的货币改铸和反剪边反造假的斗 争。从 17 世纪 80 年代后期，英格兰的货币储备，不管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 看，都已经开始快速恶化。随着世界市场的英格兰银币的价格下滑开始低于银 价，将其融化并出口到欧洲大陆或更远就十分有利可图，往往能比在国内换取 A See Roberts 1977, pp. 59–76, and Roseveare 1991, p. 47. B 《关于公共信用的论文，在给一位受股市下跌冲击的朋友的一封信中》 （London, 1748）, p. 5, 引自 Brewer 1989, p. 210。 358 更多黄金。根据伦敦的金匠估计，在 1690 年从伦敦运往荷兰和法国的金属交 易者的白银大约每月 50000 盎司。 A 一枚银币的含银量越高，它就越可能被囤 积并且／或者融化成白银去出口。结果就是，只有最旧的和磨损最严重的银 币才容易保持流通。而流动的硬币的低质又进一步鼓励了将好的硬币剪边来 获取其中的白银。到了 1635 年英格兰硬币由于剪边和长期磨损已经损失了所 含的一半的白银。 B 而出口和剪边合起来造成的结果就是长期货币短缺和价格 上涨。 C 自从 1691 年以来，议会已经开始调查和讨论这些货币问题。最终在 1696 年早期采取了“洛克党”的政策，召回当时所有英国硬币并且将所有硬币重铸 来将其中的金属恢复到合法的含量。洛克及其追随者击败了已经担任财政部长 超过 25 年的威廉·郎兹的立场，他支持通过以更少的含银量但保持其名义上 的价格来重铸硬币使其降值。我会回到洛克反对贬值的理论论证。但我们首先 需要考虑伊萨克·牛顿在英国货币系统解体中的作用。 在议会群情激奋的争论剪边和造假时，也是重铸币制的早期，洛克在 1696 年前期成功让牛顿当上了伦敦铸币厂的管理员。虽然这通常是一个不用 干什么活的肥差，但牛顿却饶有兴致地执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找出并起诉剪 边和造假币的人，两种罪犯都被处以极刑。如果银标准的威胁可以来自上层专 横的图谋，那么其也可以被从下层的剪边者和造假币者的犯罪集团的违法行为 所破坏。然而，就这种犯罪而言，牛顿可以利用死刑。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伟 大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一个间谍网络，同时自己亲自前往酒馆、旅店和监狱， 通常隐瞒自己的身份，来追寻假币团伙。 “牛顿在铸币厂的前三年，他关起来 了超过一百个剪边和造假币者嫌疑犯。在他上任头一年里，仅仅在伦敦泰伯恩 刑场，就至少执行了 15 个货币犯罪的死刑。 ” D 因他狂热地使用极刑作为货币 政策，牛顿，作为一个有所愧疚的学者承认自己“不太愿意仁慈”E 。然而，依 靠恐惧不足以改革货币制度。它们必须被召回并重铸。而货币改铸（The Great A Li 1963, p. 53. B Li 1963, p. 51; Horsefield i960, p. 26. C 这次通胀除了单纯的货币原因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包括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D Wennerlind 2004, p. 147. 牛顿对于将死刑作为货币政策是如此的狂热，以至于他自己 担任了治安法官来亲自监督起诉过程。 E Craig 1963, p. 129. 同时参见 Gleick 2004, pp.160–1; 以及 Levenson 2009。 359 ，构成了金融系统重组的第四个条件。 A 牛顿改革了铸币技术，从 Recoinage） 而显著提高了货币的纯度和统一程度。 B 货币改铸背后的经济哲学已经被洛克系统地阐明了。 C 很多人想象洛克 计划恢复货币全部的银含量代表了一种贵金属恋物癖，从而阻止哲学家把握货 币的票面价值，比如英国先令不需要完全和某一特定的银量相匹配。但这就误 解了洛克论点的社会基础，其中心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价值度量来支撑所有的 合同和经济交往。洛克认为，任何人一旦进入经济合同，不管他是富有的地主 还是一个零工工人，都要假定约定的货币数量不会被政府武断地或异想天开地 突然改变。为了重定货币的价值，作为财务部长的威廉·郎兹提出了减少英国 硬币中百分之二十的含银量，洛克认为这“和铸币厂直接剪边硬币实际上没什 么区别。 ”D 任何类似的改变——不管是政府的弄巧成拙或是非法的剪边——都 通过使价格关系不稳定而“欺骗”个人并且在经济交易的世界中种下了“混 ，比如伤害经 乱” 。最重要的是，伤害了价值度量就等于“对公众信念的伤害” 济行为者对商品、产权和合同的货币价值的可靠性的信心。 E 值得注意的是， 洛克在此让“价值功能”的度量成为关键。他论证了货币建立商品之间相对 价值（价格关系）的重要功能，这点是很多他同时代人忽视的。洛克也承认， 一“镑”或者一“先令”这些词语所代表的真实银量实际是约定俗成而非自然 赋予的。但是，这个“想象的价值”是通过“普遍共识”建立起来的，其中 信任是“社会的强大纽带”F 。武断的改变共识建立的价值也就是撕裂这个社会 纽带。故而问题不在于具体面额的常规性；危害来源于政府或者剪边者带来的 A 有不少看法认为货币重铸在很多方面执行得很差，并且对穷人损害很大。这些说法 无疑都是对的，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不是很重要了。尽管有诸多缺陷，货币重铸 起到了重塑货币系统信心的作用，没有它的话新的金融体系会岌岌可危。 B 细节参见 Levenson 2009, pp. 140–3。 C 现代经济学家对洛克的看法充满了敌意，特别是他认为硬币的表面价值应该和它 的“内在价值”对应。他们十分教条地内化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暗含的主观效用的 观念，他们支持的反而是房地产商和金融观察家，尼古拉斯·巴尔本的观点，他的 《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认为“事物本身没有价值，是 意见和时尚给了他们价值。 ”关于经济学家如何支持巴尔本的观点请参考 Appleby 1978, pp. 222–39; Li 1963, pp. 106–7。 D Locke 1824a, p. 84. 此版本可以在 http://oll.liberty fund.org/people/john-locke 找到。 E Locke 1824b, pp. 191–2, 169–70, 158, 144. F Locke 1824a, pp. 22, 6. 360 “变化” ，其在实体上会损害大众并且会颠覆已经建立的经济生活运行的“算 法” 。作为财富的社会化身，货币必须被保护，如同所有形式的财产，使其免 受来自各方的侵袭。为保存货币的金属标准，就意味着一个宣言，即政府要接 受共识所建立的内在价值应该独立于政客和君主的任性，并且它们需要基于市 场的非个人权力。 这个市场的非个人权力在全球层面上被最为坚决地执行了。确切来说，剪 边币，洛克写道，也许在国家边界以内可以使用，即当国王将其作为税收或者 地主作为地租将其收入囊中时。 “而这也许能运行的还不错，如果我们的货币和 交易仅仅在我们自己中流通，并且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商业往来的话。 ”A 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唯名论——认同给予“先令”和“镑” 这些名称任意我们想给的数量的银子——也许是可行的。但洛克认为，没有理 由认为国外市场的经济参与者会接受我们给更少的银子来换取他们的“盐、酒、 油和丝”及其他商品，就因为我们给我们的硬币重给了一个价值更高的名字。 B 对于任何“与世界其他地方有贸易往来”的经济体，掌管货币价值的是“世界 的普遍贸易” 。 C 主张世界市场关系支配着民族国家，洛克肯定了世界货币相对 于市民社会政治秩序的优先性（此优先性在实践中体现在，现实中的世界货币 通常都是现行质量最高的金属货币） 。 D 洛克暗含的假设是政府无权干涉货币的 自然法则，就像政府无权干涉我拥有财产的天然权利一样。在 17 世纪 90 年代 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洛克故而认为“其生活的时代的主导逻辑和社会力量 在于货币的普遍性（而非自负的国家“计划人”或者“神圣君主” ） ” E。 通过确认“货币的普遍性”——或者马克思称之为世界货币——为比国 家更高的秩序，洛克隐含地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认作现代性的基石。因而，他 超越了霍布斯式的将货币认作为民族国家的地域空间。在《利维坦》中，霍布 斯将货币定义为， “被共同体的主权所铸造” ，作为“在共和国的臣民之间，其 。 F 但是，在 17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著作中，洛克 他一切东西的价值的度量” A Locke 1824b, p. 195. B Locke 1824b, p. 169. C Locke 1824a, pp. 49, 50. D Vilar 1984, p. 205. E Caffentzis 1989, p. 119. F Hobbes 1968, p. 300. 361 已经脱离了将货币作为民族国家产物的概念框架，他坚持货币是被“世界的 普遍交易”所支配。如果霍布斯的观点是将货币认作共同体的血液的传统的 话——也就将经济流通类比为人类的循环系统——，那么他将货币认为是世界 商业的血液。 A 洛克在这样做时已经察觉到资产阶级社会必须最终被理解为一 个全球总体且世界货币和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具体的普遍化身。 就是这种洞见定义了 17 世纪 90 年代的“洛克党” ，其中还有艾萨克·牛 顿，而在 1688—1689 年的光荣革命后立刻变成了辉格党议员。 B 当然，辉格 党阵营的世界主义是一个完全资产阶级的思想。实际上，其特点就是对英格兰 殖民主义和奴隶交易毫不动摇的支持。比如说，青年洛克就是最早一批做奴隶 交易的英国公司的投资者之一，此公司就是非洲皇家冒险者，它垄断了英国奴 隶交易。然后，在 1672 年非洲皇家冒险者被皇家非洲集团所替代，洛克买了 它 400 英镑的股票，这一投资在三年后又增加了 200 英镑的股票。牛顿，在 铸币厂的工作让他变得富有，也追随了他的朋友，成为了南海公司的一位相 当重要的投资人，南海公司成立于 1713 年，是基于著名的垄断公司阿西恩托 （Asiento） ，其运输非洲奴隶并售卖到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当公司在 7 年后倒闭时，牛顿亏损了两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C 如果奴隶制没有让这些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不安的话，那么殖民主义也 没有，表现在洛克于 1696 年被议会任命为贸易和种植园的新委员，在这个组织 中他很快就让自己成为主要推动力。 D 让一位知名学者惊恐的是，洛克全心全 意推进了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和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并否决了当地的自主权） 。E 事实上，洛克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投入可以追溯到至少 17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当他还作为卡罗莱纳领主秘书时，他就竭尽全力狂热地支持在新殖民地推行奴 隶制——也许考虑到他对非洲黑奴贸易的个人投资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F 。洛克 A 在一个十分有趣的讨论中，Geoff Mann（Mann 2013）也在霍布斯的概念之中而无法 把握马克思是如何论证世界市场是终极货币空间的。 B Gleick 2004, pp.142–5. C Thomas 1997, pp.199–201, 235–41. D 此机构全称是“女皇陛下促进英国贸易和检查加强美洲及其他地区种植园委员会” 。 E 参见 Laslett 1957，他将洛克的殖民主义描述为“惊人的悖论” （Laslett 1957, p.371）. 而认为洛克的立场不矛盾的观点，参见 McNally 1989, pp.17–40。 F 我讨论了洛克对于起草卡罗莱纳的半封建宪法的参与，其允许奴隶制。McNally 1989, pp. 22–3. 文件本身参见 Wootton（ed.）1993, pp. 186–209. 也可参见 Hinshelwood 2013, pp. 562–90。 362 党的成员也是英格兰帝国权力战争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为这些战争提供资金 就是英格兰银行存在的理由，其本来就是一个辉格党的机构，我们也提到了， 洛克也是其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A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货币和鲜血内在的联系 了。如果资本的确如同马克思所说“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它智识上的同伴，自由主义，以其最有名的英国元素的形式，也是如此出 现的。 我想要强调的是洛克的立场把握住了构建资产阶级国家内在社会逻辑中 的关键特点。而这个逻辑进一步定义了 17 世纪 90 年代试图构建出一个全新的 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精神。一位经济史学家观察到， “17 世纪 90 年代令人惊奇 的富饶”可以通过这些相互重叠的“长期借款的采用，一家伟大银行的建立， 金属货币的重铸，以及纸币的产生”来衡量 B 。但所有这些金融工具和机构的 转变都是围绕着将国家财政和市场力量整合为一来进行的。进一步说，这些发 展是与更大范围的整体社会经济文化变化紧密相连的——以至于事实上我们都 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货币化。让我在做总结之前，再来讨论对这种转变中的 货币社会现象学的反思。 资本主义货币时代着魔的个体 17 世纪 90 年代让我们看到了金融革命的黎明——其中心是公共债务，英 格兰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深化并拓展了货币交易的网络。对于穷人来说，这 和不断扩张的日常生活的金钱化同步，伴随着对工资不断增加的依靠程度，后 者的驱动力是穷人维持生计的方法由耕种土地变为从行业中获得赏钱。C 然而， 从稳定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穷人生活本身的货币化导致了一系列的 问题。毕竟，被统治阶级全部归到了“流浪罪”名下的穷人，也许不得不诉诸 于盗窃、钱币剪边和制造假币以及其他的艰苦生存方式。这就是“1699 年犯 罪提高警惕”的背景，它导致了一个对 5 先令以上的盗窃行为惩罚为死刑的新 A 对于英格兰银行的辉格主义以及其和共和主义的联盟，参见 Clapham 1966, p. 10; Dickson 1967, pp. 55–6; Brewer 1989, pp. 153, 207; and Stasavage 2007, pp. 123–53. 关于 洛克对英格兰银行的投资，参见 Laslett 1957, p. 395, n. 64。 B Roseveare 1991, p. 47. C McNally 1993, Chapter 1. 363 法案的通过。 A 这种对刑事司法的应用和牛顿对剪边者及造假币者的战争是相 辅相成的。与此同时，穷人的市场违规行为被残忍的压制，将他们改造为的新 公共秩序中文明成员的道德圣战是通过现金联系构建的，同时也在现金联系之 中。以此为目的，第一个道德与习俗改良社团在 1691 年出现在伦敦，其目的 十分明确，让穷人脱离盗窃、渎神、淫乱和卖淫。 然而，把穷人当做市场公民的概念和资产阶级索求人民的财产的现实相 违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地方，部分由于没有读出马克思在描述 资本主义表面上的“自由劳动力”特性中所包含的辩证式的讽刺。 “自由”劳 动力不断地被以类似韦伯的理想型的方式提及，而非与束缚和自由之模式的 辩证式相遇。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目睹了将人当做财产这一实践的加剧，其 接受了奴隶制以及契约劳工、妻子、徒弟和孩子。 B 甚至表面上“自由”的 劳动力也大幅度地被当作犯罪行为，遭受过多的法律限制导致了依赖性，控 “产业”移民和零工工人。 C 在此之上还有流 制着徒弟、契约仆人、熟练工、 浪法，有效地将城市贫民及跨越英国寻找工作和无工资生存方式的移民工人 宣布为罪犯。 D 在英属殖民地，合同工经常得采取更为严酷的形式，功能上 “师傅 和奴隶制差不多的服役期。 E 如同黛博拉—瓦伦兹关于契约劳工写道： 通过信用获得一部分仆人，或者像财产一样与其他师傅交换他们。早期殖民 地的货物清单会将仆人和牲畜列在一起，把他们的价值转换成现行的市场商 品的价值，比如棉。 ”F 内在于工薪劳动的人类商品化的形式，于是就和社会实践、法律关系和 以财产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人的思想结构联系在一起。虽然法律上有区分后， 现代种植园奴隶制和工薪劳动是在社会历史上联系在一起的现象，都是资本主 义束缚这一连续统一体上的一个个点。当马克思说资本“只能存在于直接强迫 劳动，奴役，或者非直接强迫劳动，工资劳动的基础之上”G ，由于不同模式的 A Beattie 2001, pp. 328–9. B Valenze 2006, p. 234. C Craven and Hay 1994, pp. 71–101. D Rogers 1994, pp. 102–13. E Jordan 1968, pp. 47–8. F Valenze 2006, p. 240. G Marx 1973, p. 326. Patterson 1982, pp. 24–6, 探讨了奴隶制和工薪劳动之间互相重叠的 关系。对这一观点的关键看法参见 Banaji 1977, 重印版 Banaji 2010。 364 强迫劳动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对于洛克来说创造一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理 论不是特别的异常，这种政治理论认为人身所有权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被认 为是自由和天然权利的代言人。比如，在他的《政府论》中讨论了西印度种植 园主对于他们的奴隶的权力，告诉他的读者“主人拥有这种权力的资格，不论 是支配奴隶或支配马的权力，都只是从购买得来。金钱的权利赋予财产以权 力，不管其是动物或是合同劳动” A 。 虽然商品化包括了由一定距离外的物品的市场化定义非人格化过程，但 其最直接的经验就是对人及其劳动力的定价，比如，将他们全部或部分还原为 商品。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将人身体归入其规则的商品形式，其驱动力产生了 一种资本的肉体现象学，穷人是通过市场巨兽的格言来体验它的。 B 我们可以 在 17 世纪 90 年代及之后十年的英国大众文化中看到，特别是一种特殊风格的 故事，关于会说话的钱币和商品，其着重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和 》 （A Hue and Cry After Mon商品的怪异融合。普尔罗宾的《呼喊金钱（1689） ，耐德瓦德的《金钱的奇迹（1692） 》 （The Miracles Performed by Money）和 ey） 匿名作者的《金钱赞歌（1704） 》 （A Hymn to Money） ，这些极其受大众欢迎的 文学作品都讲了平民对新的金融秩序的恐惧和着迷，并且预兆了一种 18 世纪 的故事风格，由旅行的钱币和会说话的物品旁白，包括《金间谍（1709） 》 （The ，其故事是由一把互相争吵的金币来讲述的。 C 这些商品和金钱 Golden Spy） 拜物教的虚构化的扮演表达了与日常生活的高度货币化相连的深度转变。尽管 中产阶级道德主义者试图培养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文化，结果，资本主 义的实际实践却培育出了一种“被占有的个人”的文化 D ，这种文化是以商品 化和被束缚于主人和货币的多重经验为基础。和经济剥夺，即将穷人与生产资 料、生活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同时进行的是重新占有的过程，即服从及并入资 本的货币回路中，通过主人和雇主的支配而人格化。 于是，17 世纪 90 年代代表了构成货币新形式的一个关键时刻。确切地说， 国家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重铸了货币制度的同时发展出了纸币这一新奇 的工具。但如果没有国债和私有金融市场的融合的话，这些都无法产生一种新 A Locke 1963, x.130. B McNally 2012, Chapter. C See Valenze 2006, pp. 72, 78–88, 161; and Flint 1998, p. 212. D Valenze 2006, p. 202. 365 的货币—金融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名目主义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是十分不重 要且不完整的（既然银行也发行货币） 。由于国家的信用货币可行性依赖于其 在金融市场中的有效性，并且后者的出现导致市场参与者相信资本主义金融的 逻辑已经被国家内化，并且其规则主宰了财政、税收这货币政策的总体轨迹。 从历史上来看，这需要国债由私人机构来处理，而这一私人机构的信用只能基 于国债，并可以被合法通过的税收支持。因此这样通过金融市场对他们的整 合，国家被注入了资本主义逻辑的权力并且他们的区域空间变成了货币空间。 故而资本主义货币是通过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和资本的整合构成， 同时它本身也是以这种整合而构成。这么说，我的目的在于挑战将资本帝国主 义理解为两种独特逻辑的产物， “资本主义”逻辑和“地域”逻辑，后者等同 于国家，或者大卫·哈维口中的“在地域空间中进行操作”的“政治家”A 。这 种双重逻辑的角度忽视了我一直试图说明的非人格权力的社会动力。让我们 暂且放下从政治家个人的角度而非由资本主义形式的非人格力量角度来看问 题。这里特别有问题的是，认为在现代还存在这样一种还不是世界货币空间的 “地域”空间，借用列斐弗尔的术语，一种在国家内部的超复杂空间（hyper，从而以一种内部力量来运行，而非仅仅作为外在的限制。这 complex space） 种超复杂空间的产生本身就是矛盾的。 B 但是这与关于现象内在关系的矛盾相 关，而非他们之间的外在冲撞。国家和资本的辩证式整合并成为一个复杂的统 一的社会过程——其通过国债和私有金融的融合而发生在货币层面——并不会 消除构成有机整体的诸多元素间种种形式的对抗性。但这些矛盾是在一个多维 度系统的异化统一体中展开的。我们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紧缩之中，当国际金融 机构被调动起来在民族国家机构之中执行金融市场的规训时，也能看到这些矛 盾的动力是如何运作的。 最后，让我将话题转向三个关于马克思的评论以及他留给我们的尚未解 决的研究计划。 第一点，在我看来，似乎现有理论还没有跟上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 累”中对国债角色问题上引人入胜的讨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部分， 马克思写道， “国债，即国家的让渡……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 A Harvey 2003, p. 27. B Lefebvre 1991, pp. 86–8. 366 印……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 一” 。在简单阐述了国债、殖民主义、税收和强占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高度 概括的公式，将“殖民系统、公共债务、重税、贸易保护、贸易战争” A 联系 起来。他也许还加入了新世界的奴隶制，他在一个相关的段落中将其描述为现 代工薪劳动的“基础”B 。马克思在这里将国债把握为争取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控 制权的武器。不管帝国的模式在今天有多大的变化，这一洞见我认为仍然有 效——并且仍然理论化得不够。克服这种理论上的发展不足需要阐明世界货币 的理论，要在将世界金融基于其债务工具之上的那些国家，所获得的特权和权 力的层面上来阐明。 C 但是，同样的，也需要对世界货币作为两个过程的工具 进行深入分析，这两个过程一是仍然进行中的原始积累，二是施行使得资本主 义不平衡发展生产和再生产的国际价值系统。 D 第二点，我想要强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何种程度上将洛克的 世界货币空间概念激进化了。虽然马克思认识到了国家在构成资本中的作用， 他坚持认为国家服从于世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和洛克一样，他认为完全置 身于世界市场的国家无法任意的决定其货币的价值——而是世界市场来决定 的。这一观点和马克思原本计划中的六卷本的《资本论》是一致的，其中第三 卷将关注工薪劳动，第四卷关于国家，第五卷关于外贸，第六卷关于世界市场 和世界危机，在这一辩证结构中，整体的重要性是大于部分的，资本总体性是 通过世界市场（被理解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体）来实现的。 “但只有对外贸易， 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 动” ，他如此写道。 E 尽管我们需要注意到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中的积极 作用，我们也必须把握住它们服从的基础空间是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 第三点，这一世界市场的空间既复杂又不平衡；它是一个充满了激烈对 抗、层级制和帝国统治的空间。这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部分中讨论得 十分清楚，这是由于他在 1850 年前期以后对反殖民斗争不断增长的关注和支 A Marx 1976, pp. 919, 922. B Marx 1976, p. 925. C 关于这一点的学术思考，参见 Foley 2005, pp. 44–6. 一些实证趋势参见 Aquanno 2009, pp. 119–34, 而 Panitch and Gindin 2012 比我的解释更为国家中心（从而不那么价值 中心） 。 D 这方面的关键文本 Shaikh 1979 and 1980. E Marx 1971, p. 253. 367 持。 A 不管怎样，在《资本论》中这一反殖民动力的中心性没有被足够的理论 化，尽管书的结论有一章是关于殖民主义的。 B 然而，从马克思论证的逻辑中 可以看出，殖民主义在他后续关于外贸、世界市场和世界危机的动力的著作中 应该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想要说明现在帝国主义新形式的话，仅仅依据马克 思对 19 世纪中后期的资本系统运作的洞见是不够的，这也无法得出更多对资 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张给出更多本质上的洞察了，而这种全球扩张是通过 由世界货币和价值规律的全球运作表达出来的帝国主义统治。马克思告诉了我 们，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地被构建起来的，通过暴力方式的剥夺过程， 包括了战争、奴隶制、殖民地和对原住民的消灭，所有这些都和世界货币及帝 国主义国家的国债的机制联系在一起。这些对于今天数以百万计受到来自国际 金融机构的货币严规而有着类似遭遇的原住民、工人和农民来说并不令人吃 惊。世界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不屈不挠的重复 — 强迫行为而构成的，在其中 最初的罪行在不断地以更为全球化的尺度重演。 C 要打破这个规律，需要一种 同样全球化的替代选项，一个不仅仅否定金钱和市场的统治，而且实际上超越 了世界货币和世界市场的支配的选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就是工人将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赢得整个世界的意义。 A 参见 Anderson 2010。 B Lucia Pradella 认为近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维度，以及其通过殖民主义的建立 是《资本论》第一章的理论架构（参见 Pradella 2013） 。这种看法很有洞见，但我认 为马克思在其文本中的核心理论部分是这么暗示的，虽然他经常写着就超出了他对 章节设定的目标，这在辩证说明中也很常见。 C “Once capital exist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self evolves in such a way that it maintains and reproduces this separation on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scale” （Marx 1976, pp. 271–2）. 368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蓝 江 ［内容摘要］人民一词是当代政治学和哲学中最难理解、意义最含混的词 汇之一。曾经人民代表着一种带有强制正确性的宏大话语，而人民一词的话语 霸权在后现代主义和哈特、奈格里那里遭到解构，他们用异质性的、独特性 的、松散的诸众概念来取代人民。但是在哈特、奈格里的新书《宣言》中放弃 了诸众的表达，而采用了平民（commoner）的表达。而平民一词，可以追溯到 罗马建城时期的贵宗和平民之分，而贵宗和平民之分又进一步涉及作为政治总 体的大写人民和被政治体所排斥的小写人民之分，他们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包含 性排斥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包含性排斥，导致组成的利维坦式的共同体总会 存在着一个与之对抗的由赤裸生命合体而成的比蒙，而利维坦和比蒙的关系总 是处于内战之中。而以巴迪欧、阿甘本、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人民话语，面 向了真实的太一的未来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利维坦和比蒙同归于尽，而代表 未来国度以及现有国家消亡的新人民可以真正在自由的篝火旁共享大同世界。 ［关键词］人民 激进哲学 话语 369 国王不可侵犯的权力是建立在虚构之上，人民不可侵犯的权力 则是建立在大自然不可违反的正确性之上。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 我们要使共和国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葛底斯堡言说》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 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一、从人民到诸众，然后再返回…… 虽然说“人民”这个词的理解谈不上晦涩，但是它绝对是人类历史上，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意义最为繁多、也最难把握其准确内涵的词语之一。 它之所以在意义上模糊不清，正如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罗兰夫人临刑前的那 句著名的“自由呀，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的“自由”一词一样，多少政治家、 野心家、政治学者、哲学家、革命者甚至游说集团，当今的大众媒体，以及今 天网络上的键盘战士，都不停地使用着“人民”这个名词。当然，他们中间的 许多人，实际上，当他们准备向他们的政论的政敌开火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 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政治力量，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 罗伯斯庇尔的名言“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事实上，在罗伯斯庇尔的 雄辩之下，埋藏着这样的逻辑，即“你可以反对我罗伯斯庇尔，但你不能反对 我说的话，因为我说的话代表着人民的权威” ，一旦祭出了“人民”的徽标， 也就在立论上将论敌逼入绝境，让其理屈词穷，无法反抗。虽然，正如后来的 齐泽克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一样，恰恰是论辩者在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才会 使用“人民”这个带有补丁的标签，来掩盖自己的说辞和逻辑上的缺陷，但不 妨碍“人民”一词成为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各个性别最容易上手 的词汇，在各类历史文献中都占有很高的出镜率。 不过， “人民”一词在话语上的强悍地位不是没有遭到质疑过，尤其在 20 37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逐渐被视为一种带有同质化危险的宏大话语。在弗朗索 瓦·利奥塔那本著名的《后现代状态》中，就发现“人民”一词是使话语和知 识得以合法化的关键，一旦标榜为人民，话语便获得了巨大的效用，利奥塔 说： “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公式，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由此 必然产生进步观念：他表现的仅仅是一种假设知识不断积累的运动，但这一运 动扩展到了新的社会政治主体” ，这样， “人民就是民族，甚至就是人类，他们 不仅不会满足于认识，尤其在政治体制中不会仅满足于认识，他们还要立法， 即指定一些具有规范价值的规定。 ”A 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人民之类的 词汇，变成了具有一定权威和霸权的宏大话语，这个词汇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 合法化的权威，并赋予某种话语和叙事以合法的地位，甚至不能遭到丝毫的 质疑。 同样，同一时期的德里达也坚持质疑了“人民”一词的话语霸权，在他 的《论文字学》中，他在解读卢梭的作品时体会到： “普遍一直通过没有代表 权的声音来表达是绝对必要的。当它以‘人民团体’ （在那里它是不可分的） 的声音宣布出来的时候，它就在‘立法’ ，否则，它就被分为个别意志，被分 为法令、政令。 ”B 德里达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首先，人民是一个不可分的 整体，这个不可分的整体恰恰是一个非实在、一个不在场的在场，我们从来找 不到哪一个人叫作人民，我们只能在一个不可分的总体上去理解人民的权威； 其次，人民的对立面不是敌人，因为一旦出现人民的权威，敌人便是不攻自破 的，对人民这个不可分的总体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个体，带有多样化属性的 个体，这些个体是实实在在生存的个体，他们生活的多样性势必会解构掉作为 总体的人民，人民从最个别的层面被掏空了。由此，我们可以说，人民在近代 和现代政治学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其本身是一个不可分的抽象总体，它实际 上并不实存，而是一个想象性的构建，是一个拉康意义上的权威的匮乏所营造 出来的大他者，亦即齐泽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这个具有绝对权威 的崇高对象，一旦确立，便会对实际中的个体造成威胁，即任何外在于它、任 何对立于它的个体都势必沦为赤裸生命，成为被一个想象性的巨大实体所碾碎 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气泡式的实体，最脆弱的方面也正是个体性， A 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 版，第 63—64 页。 B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1 页。 371 因为在其内部，一旦归为人民的绝对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个体性的消 失，而任何个体性或个别意志的存在都势必会影响到这个构想起来的巨大实体 的存在，而任何个体的欲望，甚至有时候只是只言片语，都会让这个巨大的气 泡式的“人民”在瞬间破灭，正如奥威尔《1984》小说中那个属于人民的温斯 顿·史密斯在自己潜在的欲望中，已经开始解构小说中“大洋国”里那看似密 不透风的“真理” 。 更实际的工作是由雅克·朗西埃来进行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朗西 埃就开始致力于搜集一些真正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工人的材料，而这正是法 国大革命和马克思革命同时代的工人的状态。朗西埃发现，马克思和当时主要 的左翼派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与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人的实际状态有 一定差异。比如说，在朗西埃和佛尔（Faure）合编的《工人话语》 （La parole ouvrière）一书中就发现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工人与马克思笔下描述的工人之 间存在着一定差距，朗西埃说：工人中精英分子“更关心的是将工人兄弟们召 集起来，接受教育和礼仪熏陶，以便让资产阶级更平等地看待他们，而不是让 他们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