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pdf

目 录 1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  总报告 张双利 53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54  美 国 林 92  120  德 法 晖 汪功伟 王凤才 周爱民 国 国 吴 151  英 猛 国 鲁绍臣 188  俄罗斯 户晓坤 228  日 本 张利军 246  王 琪 拉丁美洲 袁东振 1 261 意大利 李凯旋 279 西班牙 贺 291 东 钦 欧 赵司空 305 前沿问题 306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306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吴 335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克里斯蒂安·洛茨/文 347 韬 李思铭/译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大卫·麦克纳利/文 369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369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郑 端/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蓝 390 利维坦与比蒙：论人民与大众 吉奥乔·阿甘本/文 416 423 蓝 江/译 阿兰·巴迪欧/文 蓝 江/译 安东尼奥·奈格里/文 蓝 江/译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 平民的事件 迈克尔·哈特 428 无处可寻的民粹主义 雅克·朗西埃/文 2 江 刘冰菁/译 432 激进思想与“思辨实在论” 432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张 471  潜力与虚拟 康坦·梅亚苏/文 487  496  张 寅/译 雷·布拉西耶在 2007 年“思辨实在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雷·布拉西耶/文 495 书 寅 张 寅/译 评 终结资本主义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评大卫·哈维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 蔡淞任 513  领导权、实践哲学、历史主义：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 乔治·切萨拉莱/文 523  蔡淞任/译 实践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的相关性 扬·雷曼/文 539 访 谈 54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蔡淞任/译 米歇尔·洛威 朱梦成 551  张双利 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 张双利 李灵婕 565 会议综述 566  第十二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会议综述 李雅芝 574  国外文献索引 3 Yearly Report on Studies of Marxism Abroad (2015-2016) Contents 1 Editorial Remarks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Wu Xiaoming, Zhang Shuangli 1 General Report On Marxist Studies Abroad (2015-2016) 2 General Report 53 Marxist Studie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2015-2016) 54 The United States 92 Germany Zhang Shuangli Lin Hui, Wang Gongwei Wang Fengcai, Zhou Aiming 120 France Wu Meng Britian Lu Shaochen 188 Russia Hu Xiaokun 151 228 Japan Zhang Lijun, Wang Qi 261 Italy Li KaiXuan 291 East Central Europe Zhao Sikong 246 Latin America Yuan Dongzhen 279 Spain He Qin Research Frontiers 306 Capitalism and“the Rule of Abstraction” 305 306 On the Rule of Real Abstractions Wu Tao 335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 Social Synthesis in Marx 347 The Blood of the Commonwealth War,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Christian Lotz, Li Siming Money David McNally, Zheng Duan 1 369 Radical Philosophy and Discourses on the People 369 What are the People, or, What Kind of People do We Need? Lan Jiang 390 Laviathan and Behemoth: On the People and the Multitude Giorgio Agamben, LanJiang 416 24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the People” 423 The Event of the Commoner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n Jiang 428 The Populism to Be Found Nowhere 432 Alain Badiou, Lan Jiang Jacques Rancière, Liu Bingjing Radical Thought and“Speculative Realism” 434 On the Contribution of“Speculative Realism”to Radical Thought 471 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 Zhang Yin Quentin Meillassoux, Zhang Yin 487 Ray Brassier’s Presentation at the Symposium on“Speculative Realism”in 2007 Ray Brassier, Zhang Yin 495 Book Review 496 Why is It Necessary to End Capitalism and How is It Possible? 513 Cai Songren Hegemony, Philosophy of Praxis and Historicism: Peter Thomas’Antonio Gramsci Giorgio Cesarale, Cai Songren 523 Philosophy of Praxis, Ideology-Critique and the Relevance of a“LuxemburgGramsci Line” Jan Rehmann, CaiSongren 539 Interview 540 Ecological Marxism Michael Lowy, Zhu Mengcheng, Zhang Shuangli 551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xological Studies (Interview) 565 Conferences Marcello Musto, Zhang Shuangli, Li Lingjie 566 Overview: the Twel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74 2 Index of Marxist Studies Li Yazhi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吴晓明 张双利 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 应是贯穿其整个发展历程的一条核心线索，它的每一个思想环节都是对资本主 义危机最新性质的把握和对走出危机道路的探索。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历程，它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明 确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 19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 觉回应；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条件下的工人意识形态危机的直接应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 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危机的深入批判。历经这 三个环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明确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 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它还会同时导致无产者们 陷入意识形态的危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被阻断。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危 机盛行且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又被阻断之时，它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个民 主政治的崩溃，致使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建现代文明秩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题，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已经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谐共处的路径。但 2008 年 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却一直在持续蔓延、不断深化。透过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 对这场危机的深入批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上述三种内涵似乎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又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资本的逻辑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之间的张 力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新焦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社会主义的逻辑之间的对 立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的新主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 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行了明确界定。政治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 1 历史性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它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 的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已经明确显现、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资本 主义社会中之首要现实之后，它将立即丧失其科学性质，注定走向衰落。面对 着 1830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获得明确 显现，并同时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透 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的内在矛盾运动，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趋势。如 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在思想上所把握住 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势只有经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成为 历史的现实。 20 世纪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再度在欧洲出现，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 响之下，革命的浪潮也再度在欧洲大陆兴起。在此背景之下，以卢卡奇为代表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自觉回应，对意识形态危机 的批判成为他们的思考重点。透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首先从理性形式 与非理性内容之间根本对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之导致危机的必然趋势。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它意味着 抽象的理性形式成为了规定生活的唯一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 自动的、合理性的体系。如此的理性形式无力容纳内容，无论是来自于人本身 的“质”的内容，还是来自“对象”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包含着形 式理性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该矛盾必然导致其周期性地陷入 灾难性的危机。卢卡奇同时指出，物化现象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 个体都陷入了直观的态度，他（她）把这个合理化的体系认作是自足的，把资 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生活看作是永恒的事实。这意味着工人陷入了严重的意识形 态危机，他们即使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无 法自发地突破直观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 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距离，如果工人们不能突破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不 能挣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趋 势，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将归于无效，我们也将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中 陷入历史的终结。正因如此，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 理论家们一致强调，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2 法，具体实现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这个关键性的思想的环节。只有这 样，工人们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上升到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 行动着的革命阶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危机发展到 了极致。在此背景之下，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批判理论家再次在思想上对 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艰难回应。对现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统治 根源的探索成为其理论重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伴随着资本对技术的运 用，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资本与理 性之间的关系看，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自由 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者们要联合为一个阶级才能共同支撑起整个市场的运 行，资产阶级除了强调市场有其内在运行规律之外，同时还主张应当以尊重每 一个他人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原则。也就是说，资本一方面借助形式 理性来安排生产，另一方面又受到道德理性的限定。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 于资产者不再需要联合为阶级来共同进行统治，道德理性被日益剔除，理性变 成了纯粹的形式理性，不再对权力有任何限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 出，由于资本对技术的高度运用，它同时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了大量的过 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的存在为少数的强权者们直接实施对大众的极权主义统 治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危机绝不仅是经济意 义上的危机，它还会导致现代民主政治的彻底崩溃和极权主义的灾难。对于如 此的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要想守住人类文明的底线，必须能在极致 的苦难面前守住人的道德的自发性，并进而守住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展开对理 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批判。 以上述这三个环节为思想背景，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 2008 年以来 的资本主义危机又再度把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些毁灭性内涵提交到了我们的面 前。 “二战”结束以后，作为对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回应，社会保护 （social protection）的原则得到了高度重视，它被具体落实为一系列具有福利 国家性质的社会机制中。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该体制又再度被新自由 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所替代，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再度转型，主要是由于两方面 的原因。在经济方面，是因为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了对资本增长的重要限制， 在资本的逻辑的有力冲击之下，福利国家的体制逐步让位；在政治方面，是因 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了各种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 3 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等）直指在福 利国家体制下以社会保护的名义所制造出来的各种新型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压 迫。这些社会运动虽然以社会解放为根本目标，但它们对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 的批判却反过来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个体自由的主张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全球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都被纳入世界市场的逻辑之下，各种不同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在全球的范围内 同时并存。另一方面由于不再有任何限定资本的真实力量，资本的疯狂生长也 再度导致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关于自 2008 年以来的这场危机，国际左翼 学界对于它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最初，它被认作是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所引 发的新型经济危机。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如 此的危机清楚地表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根本上是不正义的，因为危机中的 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他同时还指出，我们可以借助于主权 国家内部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各种民主政治机制来形成对资本力量的限定，改善 现行体制的不正义。这也就是说，此时的哈贝马斯还坚信，这场危机只是经济 意义上的危机，它还没有在根本上撼动现代民主政治。然而不久之后，它就被 进一步理解为民主政治的危机。最近几年来，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 研究一直是国际左翼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 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相互违背。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 围内的疯狂进展已经使得民主政治被日益空心化，民主政治完全无法形成限定 和对抗资本的真实力量。最后，近年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的危机或许将再度导致新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是资本对各类技术（金融技 术、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型技术）的充分运用，它使得资本日益形成垄断；另 一方面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来的大量过剩人口。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转移，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被转化为过剩人口；在不发达 国家，资本的长驱直入制造出了大批双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他们不仅被迫与 土地原先的劳动资料相分离，而且由于没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和技术素养，也同 时被彻底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右翼的势力在 全球范围内再度兴起，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度出现。 带着对法西斯主义所导致重大苦难的清醒记忆，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之 多重内涵的再度出现，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必然发生重大转移。 如果说，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理论重心 4 一直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最新特征的把握和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那么在这场危 机的逼迫之下，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对不能仅仅 停留于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如果只有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没有对克服资本 主义的另一条道路的思考，那么所有这些批判也许只能使我们陷入对资本的逻 辑的彻底屈服。在国际《资本论》学界，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我们已经能够 清楚地看到，其研究重心已明确地从对资本的逻辑的单纯批判转变为对《资本 论》所内在包含着的双重逻辑的当代阐释。具体来说，即《资本论》不仅讲述 资本的逻辑，它同时展开的更是阶级斗争的逻辑。 在此语境之中，对社会主义的重新阐释成为了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在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初，西方左翼思想的主题曾是如何在国际和国内 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机制，以便能够对资本的疯狂增长形成有效限制，能够使 社会正义的原则得到具体落实。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很多左翼思想家已经 明确地把理论的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诠释上。也就是说，他们开始 认识到，要回应资本主义的危机、避免极致的灾难，必须重新正面思考与资本 主义道路根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再度关 注，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很长时间以来，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一直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盲点，但恰恰是对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研究才能真正支撑 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重解社会主义的理 念必然需要中国的视角，需要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换言 之，我们要在思想上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积极回应，就必须要实质性地 展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 5 6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4 — 2015） 1 总报告 张双利 综观 2014、2015 年度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危机继 续蔓延和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不断出现的背景之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和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成为核心主题，其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 征。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这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近几年来关于新帝国主义讨论的继 续和深化。其次，由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高度关注， 《资本论》研究依然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与前几年的研究相比较，它明确地体现出政治 经济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向努力。既有从“抽象的统治”和形式 分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也有对政治经济学 批判这一研究范式的反思，强调必须重点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维 度。最后，在对左翼政治的理论反思方面，出现了三条路径同时展开的局面： 一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重新反思； 二是在新社会运动的现实经验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关系；三是在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内在困境中重新界定人民的概念。 一、资本主义研究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明确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 2 的普遍趋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一方面，资 本主义研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首要议题；另 一方面，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持 续不减，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在北美和西欧，还是在拉美、日本 和俄罗斯，我们都能看到如此的思想状况。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它在 “全球资本主义”成为研究 2014 和 2015 年度的发展大体上有两大趋势：一是， 的焦点；二是，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等议题得到了进一步 的展开和深化。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和 内在危机；后者的重心则在于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具体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 质规定性。 （一）全球资本主义研究 自 21 世纪以来，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对帝 国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逐渐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热点。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 年出版《帝国》之后，伍德（Ellen ，哈维（David Harvey）同样在 2003 年 Wood）2003 年出版了《资本的帝国》 出版了《新帝国主义》 ，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 2009 年出版了《帝 国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所有这 些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在最近几年内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在 2014、2015 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帝国主义的讨 论中，最受关注的三个核心话题分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复杂规定性 和内在危机。 1. 内在运行机制 回溯哈特、奈格里、伍德、哈维和卡利尼克斯等人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 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上。 首先是哈特、奈格里，他们基本上否认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他们认 为，我们已经明确地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时代，进入了帝国的时代。在运行 机制上，资本在全球的统治已经不再直接借助于国家的强力，由资本的竞争所 导致的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其次是伍德，她直接反 驳哈特和奈格里，明确肯定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伍德认为，资本恰恰是借助主 权国家这一重要机制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普遍的经济统治。与传统帝国主 义相比，新帝国主义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不再是霸权国家对殖民国家的直接支 3 配，而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支配。其次，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统治 还必须借助于主权国家。资本的霸权不仅需要各主权国家为资本的流动和统治 提供必要条件，而且还同时意味着美国依靠其军事强力对不认同资本规则的少 数国家进行打击。再次，是哈维对伍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哈维指出， 新帝国主义意味着权力的领土逻辑最终服从了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但关于国 家在新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伍德过于强调国家在新帝国主义的内部 机制中的持续重要性，尤其是过于强调美国的霸权国家地位。哈维指出，主权 国家与全球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比伍德所勾勒得更为复杂，伴随着资本的全球 化，国家的权力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与新帝国主义理论相关联， 我们同时还迫切需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理论。最后是卡利尼克斯，他明确 提出地缘政治依然是新帝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反对哈特和 奈格里，而且也与伍德相互区别，后者由于过度强调美国的霸权，同样否定了 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卡利尼克斯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资本主 义的体系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权力中心，因此即使是在新帝国主义的时代，地 缘政治的冲突依然重要。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主权国家在全 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帝国主义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中的具体地位。从总体上说这些 讨论主要涉及了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基 本框架，不再仅仅从主权国家之间资本竞争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 义。这一观点基本上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几乎得到所有研究全球资本主义或全 球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充分承认。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在 《全球帝国主义与大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未来》A 一书中为了强调新帝国主 义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资本竞争的逻辑，明确提出了全球帝国主义的概 念。他强调，新帝国主义已经不再依靠民族国家来对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对外实现对市场的不断占领。在跨国公司等机制的支撑之下，新帝国主义试图 突破民族国家的障碍，实现世界市场的自然化，以竞争的方式实现资本在全球 范围内的流动。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思主义 A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 tal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4 的理论与策略：通往某个更好的地方》 A 一文中，为了进一步说明当代资本主 义何以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逻辑，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 不再是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竞 争的核心要义已经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而是资本流动的竞争。普拉代 拉（Lucia Pradella）在《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新洞见》B 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已经包含有类似的洞见。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自己 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我们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从资本的生产和资本主义 体系扩张的逻辑来把握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根 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逻辑的洞见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 其次，虽然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的逻 辑，但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中依然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罗 宾逊（William 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人性的危机》C 一书中特别指出， 他虽然明确强调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明确超越了民族国家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但 对于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他本人的理论既不是国家 终结论或国家消亡论，也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二元论。这也就是 说，他不仅强调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认 为它与资本之间不是简单地相互排斥或相互矛盾的关系。他承认资本的全球化 总要具体落实为地方性的结构和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相 互渗透和相互构成的。同样，上文中所提到的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 在《全球帝国主义与大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未来》 D 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 的见解。他强调，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一方面是资本借助于世界市场形成 了全球性的流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仍具有重要作 用。具体来说，在全球的范围内既需要有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来承担全球治理 的领头人责任，也需要民族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增长驱动的合作；在国家的范 A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pp.3–22. B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 London: Routledge, 2015. C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D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5 围内，还需要民族国家来确保一定的法律和政治条件，为资本的剥削提供重要 支撑。所以在全球帝国主义的体系中，虽然世界市场被认作是最重要的机制， 但它并没有彻底排斥民族国家的作用，而是使其功能在全球帝国主义的体系中 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最后，我们必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重新理解国家。既然民族国 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究竟该怎样界定其在整个 体系中的具体地位？它对于抵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中的难点。奥古兹（Sebnem Oguz）在《重 思作为资本的国际化的全球化：它对于国家重构的影响》 A 一文中明确提出了 这一问题。奥古兹指出，关于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有两种相对 立的错误倾向：抽象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强调经济和政治过程都已经全 球化，后者则坚持即使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和政治过程也都首先 发生在国家范围内。针对这两种错误的立场，作者指出资本积累和国家行动的 空间并不是相容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资本国际化的条件下重新考察国家的地位 和作用。与之相呼应，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与策略：通往某个更好的地方》 B 一文中也提到了重新理解国家 的问题。两位作者不仅指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不再是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 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且同时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 件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韦伯意义上等级性的社会，而是以阶级剥削为 内涵的阶级社会。针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以经济危机和阶级 斗争为重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在《论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明确指 出，20 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判断，一方面资本主 义由自由竞争性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性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由阶级对 抗性社会发展为新的等级社会（由于收入的差异，整个社会被区分为多个等 级） 。 C 针对韦伯的这个判断，两位作者强调指出我们今天必须依然坚持阶级 A Sebnem Oguz,“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 Science & Society,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36–361. B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pp.3–22. C Max Weber,“On Socialism” ,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分析的方法来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从资本竞争和阶级分析的 双重视角看，国家既不仅仅只是阶级权力，也不是彻底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另一 种权力。怎样结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来具体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 国家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现实难题。 简言之，关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机制，目前的研究不仅指出 了它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根本不同，而且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市场和民族 国家的复杂关系中重解现代国家。重解现代国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研究的首要 任务之一。 2. 多样性和复杂性 全球资本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在理论上把握它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把握住它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根本不 同，而且还要认识到它并不仅仅只是全新的，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原有多种要素 的包容和统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世界市场的机制之下包容多种不同 的生产方式，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包容多种不同的积累方式。 （1）多种生产方式并存 从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角度来看，最值得关注的著作是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和时间》A 。作 者直接反对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哲学思想，强调他们都未能 真正根据马克思的思路来理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陷入了一种西方中 心主义的立场，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扩张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完成，并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商品形式对人 的统治。与这种错误的立场相对立，作者试图自觉超越这种黑格尔主义式的历 史哲学，对全球化时代的真实世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他要自觉应对的难 题是，怎样具体说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有世界市场和普遍的商品 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绝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如果说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讨主要依据的是英国的经验，那么该著作者则试图继承 马克思的历史考察方法，进一步去分析在非西方的具体处境之中，种种非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如何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之中的。 A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2）多种资本积累方式共存 关于资本积累方式的发展，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流俗的、线性的理解： 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之后，这 种野蛮的原始积累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分别是通过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 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实现的资本积累。针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哈维在他的新帝国 主义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ion）的概念，强 调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往往通过非生产性的方式来造成对原有公共 生活的破坏、实现资本的积累，并同时制造出更深程度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 立。与哈维的这一观点相呼应，资本积累多种方式的并存现象一直被马克思主 义学者们所关注，这方面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指出原始积累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依然是资本增殖的一种方式。塞尔法蒂（Claude Serfati）在《处境中的帝国主义》一文 A 中指出，如果我们从具体处境中的帝 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不是彻 底断裂或完全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叠加的关系。在资本积累方式上，它也没 有彻底摆脱以暴力为基础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和其他的资本积累方式同时共 存。巴多（Jean Batou）在《剥夺性积累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一个长历史的视 角》一文 B 中，则对哈维的剥夺性积累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该概念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始积累何以必然在新帝国主义中长期存在。他还建议我 们可以据此概念并借助长波理论去进一步界定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 的作用。其次，是指出剥夺剩余价值的多种方式同时并存。东巴（Massimiliano Tomba）在《马克思的时间之桥和其他路径》一文 C 中，特别指出全球资本主 义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在高科技条件下对工人劳动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剥 夺，通过有效利用工人之间的原有差异（种族、性别等） ，它同时也带来了血 汗工厂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存在。也就是说，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 实际存在着的不仅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而且有对绝对剩余价值的野蛮剥 削。正因如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在不断地制造出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A Claude Serfati,“Imperialism in Contex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 23 Issue 2, 2015. B Jean Batou,“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A Lo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Science& Society , Volume 79, No.1, January 2015, pp.11–37. C Massimiliano Tomba,“Marx’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 Historical Materi- alism , Volume 23, Issue 4, 2015.pp.75–91. 8 从总体上看，关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和资本积累 多种方式的并存，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论上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 的困境，切实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 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多重危机。 3. 矛盾和危机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对全球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探讨已成为所有相关研 究的关注焦点。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综观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这方面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最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资本的矛盾出发来揭 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哈维（David Harvey）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A ，它试图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 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矛盾思想进行系统阐述，进而揭示内在于当代全球 资本主义中的必然危机。二是从过剩人口危机的角度来具体讲述当代全球资本 主义的危机。多位学者都同时提到了过剩人口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当代全球资 本主义将必然导致多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 首先，我们来看哈维对资本的矛盾的分析。哈维在《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 义的终结》一书中列出了关于资本的十七个矛盾，它们分别被归为基本矛盾、 运动矛盾和危险矛盾。基本矛盾指与资本的运行必然联结在一起的矛盾，资本 离开它们将无法运行；运动矛盾特别指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 的扩张所借助的矛盾；危险的矛盾则是指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危机。关于 基本矛盾，哈维在书中共列出了七对矛盾 B ，透过其对这七对矛盾的解析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他主要强调两点：首先，资本的运行必须在市场、国家和意识 形态三重因素的支撑之下才能真正展开。其次，这七对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是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前者直指人与人之间的普 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后者直指在此横向关系之下所展开的人对人的统治关系。 关于运动矛盾，哈维特别指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A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B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社会劳动与价值的矛盾、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的矛盾（国家保障普遍的私有财产权利） 、私人个体和公共财富之间的矛盾（国家 垄断货币发行，以货币为中介，私人获得对公共财富的占有）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 盾（资本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商品化） 、资本的固化和运动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 和实现之间的矛盾。 9 的内在运行机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技术的矛盾性质。技术的矛盾性质体现 在，它原本是以人类为目的的，是人们在以人为目的的生产中对自然过程和自 然物的使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本的无止境的自我增殖遭遇到资本与 劳动之间的矛盾，后者又进一步被表达为阶级斗争时，资本就会转而通过技术 来进一步展开自我增殖过程，技术此时是反过来以资本为目的的。技术的矛盾 性质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得到了极度的释放。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 之下，资本正是借助于技术（不仅包括技术硬件，而且包括技术软件，尤其是 金融技术）来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剥夺，不断地实现扩张和积累。哈 维特别指出，这里所实际发生的是一种“剥夺性积累” ，它不是在价值生产中 所实现的积累，而是一种直接剥夺意义上的原始积累，虽然它借助的是资本的 技术。哈维同时还指出，这种剥夺性积累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是一种“创造性 的破坏” ，也就是说，它的确导致了对人们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财富的破坏， 但它对资本来说却意味着开拓出了更多的空间。 关于危险矛盾，哈维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将必然导致的三对危险矛盾， 它们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哈维称之为 “复合增长危机” 。在资本快速增殖的现实条件下，人们会陷入关于资本的自我 增殖的拜物教观念，在拜物教观念的支撑之下，人们会根据所谓的理性规律建 立起关于资本增殖的各种数学模型，并通过金融投机来实现这种关于资本增殖 的理论预期。如此一来，人们就在拜物教观念的支撑下借助金融投机制造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它也必将导致由这些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其次 是生态危机。哈维指出，资本必将导致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但它的含义不 是所谓的“自然的复仇” ，而是“灾难资本主义” 。这里重要的不是指出自然有 其内在的限度，资本对自我增殖的疯狂追求必然将突破自然所能承受的线，进 而导致自然的复仇；而是要看到资本必然把自然纳入自我增殖的过程中，把自 然塑造为与资本的自我增殖相匹配的“第二自然” 。在资本和“第二自然”的 关系中，只有资本导致灾难、灾难致使资本的下一轮发展的无限过程，不会有 对这一危机的自动解决。最后是人道主义危机。哈维直接使用异化的概念来表 述资本主义条件之下人所陷入的危机状态。如果说生态危机指自然在资本主义 的条件下彻底成为被资本所规定的“第二自然” ，那么异化则意味着人在资本 主义的条件下彻底成为被资本所规定的对象。哈维强调指出，无论是经济危机 还是生态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它们都绝不会自动带来对资本的超越和革命。 10 换言之，我们从资本的矛盾出发来把握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必然危机，是为了 更加明确人的主观介入的绝对必要性。 其次，我们来看对人口过剩危机的探讨。虽然在危机研究方面，目前还 有一些学者继续从生产过剩或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解析当前危机，但更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由全球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过剩人口问题。以齐泽克的《天堂中 的麻烦：从历史的终结到资本主义的终结》 A 为例，他明确指出我们要从过剩 人口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性质，并进一步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 机。综观这些关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与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其观点主要集中 在三个层次：首先，是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之必然导致过剩人口的 思想。关于资本主义与过剩人口问题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 解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行必须以过剩人口的存在为结构性 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人之间的自我竞争，才能致使工人自愿接受资本主 。另一方面，资本在追求自我增殖过程 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有纪律的劳动” 中，必然会遭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致使工人们为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利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因素的作用之下资本转而通过技术革新 来继续实现自我增殖。也就是说，资本的自我增殖方式从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 夺转型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它所带来的不是对人身上的劳动负担的解 除，而是在技术革新和产业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口。这两方面因 素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过剩人口问题之间必然相互伴生。 再次，是重点论述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产生的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特征。其最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致 使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了大批失业人口；二是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迅速制造 出了大批被双重剥夺的“过剩人口” 。前者的产生原因是资本对工人之间的原 有差异的有效利用，是大量的血汗工厂在非发达地区的出现。这也就是说，在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发达国家内部所导致 的不再是“工人贵族” ，而是失业大军。后者的产生原因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 以“剥夺性积累”的方式所进行的新一轮原始积累。通过不断地推进资本化 的进程，它非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带来了对大批劳动者的原有劳动资料的剥夺 A Slavoj Žižek , Trouble in Paradise: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 , Penguin, 2014. 11 （第一重意义上的剥夺） ，而且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剥夺（第二重意 义上的剥夺）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内在要求，这些被 最新制造出来的无产者不仅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劳动资料，而且也几乎没有任何 就业机会。 最后，是清醒指出由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过剩人口并不必然能够 担当起超越和变革资本主义体系的使命。在马克思那里， “过剩人口”或失业 大军与无产阶级内在相通。被甩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过剩人口是无产阶级革 命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它支撑着工人之反抗资本的斗争从争取合法权利的阶 段进一步发展到要求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 代学者们指出，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经验意义上的“过剩人口” 并不能够直接支撑起人们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如果结合世界局势在 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能看到在发达国家内部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往往会 为右翼势力的兴起提供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特征研究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和民主 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关于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 系，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同时 共存：经济学的视角、生命政治的视角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关于民主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 基本达成共识，认识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全 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导致现代政治民主的空心化，带来了极权资本主义的 兴起。 1.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学界基 本上有三种研究视角同时共存，它们共同勾勒出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整体画 面。首先是经济学的视角，它强调新自由主义在根本主张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学的继续，强调市场自律，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具体到它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关系，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变化促成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流动：在国际经济体系层次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从而导致资本对金 融技术的自由调用；在发达国家的主权国家层次上，一方面是实行新自由主义 的市场自由政策，另一方面是对国有社会服务性产业的私有化和对工会的压 12 制。作为这两个层次上的变化的结果，资本借助金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 自由流动，它带来了世界市场和普遍的商品化。其次是生命政治的视角，它直 接源自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系列讲座中对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之间关系 的探讨。自由主义在这里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主张市场的自律，它的首要内涵 是强调对以人口为治理对象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在“二战”之后，作为对苏 联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经济干预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它极力反对过度干 预，强调要尊重市场机制，主张要通过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实现对治理实践的 合理化。所以，反对过度干预、强调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 特征。是政治哲学的视角。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 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析《资本论》 、研究现代性问题。 2015 年 11 月，他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和主体性” 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新自由主义及其主体——一个元结构的视角》的主 旨发言 A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 概括地说，比岱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的霸 权政体，它与自由主义的政体一脉相承。其二，新自由主义的政体所带来的是 资本主义的专政，或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其三，新自由主义政体是世界—国家 时代的最初政体，它带来了新型的世界统治阶级和新型的人民大众。根据自己 的元结构理论，比岱首先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的霸权政体。所谓霸权政 体，指的是资本家、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某种稳定形态。现代霸 权政体主要经历了自由主义政体、民族社会国家政体和新自由主义政体三种形 态。新自由主义的政体与自由主义的政体一脉相承，它们在根本上都是资本家 和精英阶层联合起来，对抗底层的人民大众。在此基础之上，比岱进一步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政体又与自由主义的政体相互区别，它是资本主义的专政。自由 主义的政体所实现的是一种有节制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统治在其中还受到与之 相对立的力量（精英和人民大众）的牵制。新自由主义的政体所带来的则是一 种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作为其形成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是原有的民族社会国家 的衰落，另一方面是资本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实现全球扩张的猛烈趋 势。在此双重条件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制约着资本统治 A Jacques Bidet, « Le Néolibéralisme face à sesSujets:Approchemétatructurelle», 2015 年 11 月 7 日向复旦大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 的报告。 13 的力量被彻底去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专政。最后，比岱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 体带来了世界—国家。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的普遍统治，它带 来了世界统治阶级（资本家 + 各种世界国家装置 + 精英管理者）和新型的人 民大众（世界性的基础阶级）；另一方面，各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国家 的一部分。 综合上述三种研究视角，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资本何以突破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形成全球范围内的 普遍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之下，对 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和超越已经不再能够仅仅借助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阶级 斗争。 2.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近年来，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左翼学界的研究热 点，尤其是在德国的左翼学界。所有这些研究都直接针对着一种普遍流行的错 误信念，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一错误信 念背后的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世界市场的逐步确立，市场 意味着对个体自由原则的承认，个体自由的原则不仅仅意味着私有财产权利， 它同时意味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 展开，社会现实日益显示出这一观念的彻底悖谬，2008 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 关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哈贝马斯为 代表，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在原则上不相匹配，因此为了遏 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的层次上致 力于建设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以施特雷克、萨洛蒙和德佩等人为代表，强调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仅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不相匹配，而且还必将导致 民主政治的衰落和毁坏。第三种观点以 W. 阿本德罗特和他的继承者佩西为代 表，强调政治民主注定无力应对资本主义的难题，必须从政治民主进展到社会 民主。 （1）民主政治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制衡 2008 年危机爆发以后，哈贝马斯从民主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 系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反思。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金融体系破产之后的世 界秩序》一文中，哈贝马斯首先指出，这场危机的最直接结果是巨大的社会不 14 公。无论是在国际的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都是最易受伤害的社会群体来 承担此次危机的损害。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指出这场危机还将使美国处于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双重危险之下。金融危机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所致，由于危机的爆发，它又将导致对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反动，带来新保守 主义的盛行。紧接着，哈贝马斯具体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双重原因。其首要 原因是新自由主义以及内在于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是市场至上，其实质是一种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它与社会的和民主的法治国 家的平等原则不相称。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去国家化政治恰恰是这种新自由主义 原则的具体实现。在国际上， “华盛顿共识”所表达的也是这种构想，它所主 张的通过首先让富人更富，然后让福利也渗透到穷人的观点实际上是绝对错误 的判断。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本身内在地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场危机 才会导致如此令人震惊的社会不公。导致该结果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全球范围内 的（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的缺失。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政治 的期望和推动之下，有了经济的全球化，但却没有相应的跨国家的民主政治。 如果说在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民主法治国家的平等原则的无 力，那么在国际上则彻底地是民主政治的缺失。最后，哈贝马斯在清醒地意识 到所有这些困难的同时，对世界秩序的新走向进行了极其乐观主义的展望。他 同时寄希望于美国的再度振兴和欧盟的真正一体化，希望能够真正形成一个 “两极化的西方世界” ，并因此而带出一个可以在公共的论坛上商讨“世界内 政”的“世界社会” 。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来制衡 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2）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民主政治的毁坏 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相区别，克劳齐（Colin Crouch）早在 2004 年出版的 《民主之后》一书 A 中，就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 空心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仅在原则上与民主政治不相匹配， 而且还将致使民主政治彻底失效。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必将 不再受控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将反过来为资本利益集团所掌控。克劳齐的这 一观点在施特雷克、萨洛蒙和德佩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W. 施特雷克在 2013 年出版的《购买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 A 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15 机》 A 一书中，通过具体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通过购买时间来一再延缓新 自由主义经济的危机，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导致民主政治日 益陷入无效的境地。针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它 的不断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强制通胀、公共债务 和私人债务三种方式来延缓危机，这三种方式一方面使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从财 税国家逐渐转型为负债国家和整顿国家。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政治日益失去制 衡资本主义的作用。以强制通胀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一轮危机，在公共 机构市场化的条件下，它使公民选票对公共机构丧失了制约力；以公共债务来 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二轮危机，它在公共机构市场化和国家负债的条件 下，彻底消解了战后的社会权利，分配正义的问题也被彻底忽略。以面对更广 泛人群的私人债务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三轮危机，它一方面意味着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在助长危机的生成，另一方面也使得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被直接转 移给社会大众。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断危机以及民主资本 主义国家对危机的一再延缓，民主政治被日益抽空，它彻底丧失了对资本及其 必然带来的社会不公进行制约的能力。 D. 萨洛蒙在《后民主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 B 中，通过考察公 共领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所发生的结构转型，再次强调新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一定会导致政治民主的陷落。作者指出，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 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区分，公共领域作为以普遍性为原则的行动领 域，它一方面是人们展开政治参与性行动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同时是人们就普 遍性的公共事务进行理论论辩的领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公 共领域的私人化，大量的公共机构被资本化，公共服务性的产品被私人接管； 其次是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在文化工业和网络传媒的条件下，私人领域日益消 失，人们的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内在性；最后是公共领域的空心化，公共领域是 人们展开政治参与性行动的领域，但由于传媒业被资本利益集团所垄断，政治 新闻和公共新闻被控制，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理性反思领域被彻底掏空。在这个 A 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 Verso, 2014. B Vgl.David Salomon,“Postdemokratisierungund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 , in: ZeitschriftMarxistischeErneuerung, Nr.100, Dezember 2014, 146ff. 16 意义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伴随着后民主化的趋势。 （3）对社会民主思想的再度关注 随着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相互冲突关系讨论的深入， 关于社会民主的思想也再次被学界所重视。N. 佩西在《价值转型或结构变化： W. 阿本德罗特在当今民主论争中的位置》一文中明确指出， W. 阿本德罗特（德 国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民主思想对于我们求解资本主义与民主之 间的困难关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与哈贝马斯注重政治民主不同，W. 阿本德 罗特强调民主必须被落实为社会民主。他坚持福利国家原则是民主的重要内 涵，而福利国家原则必须被实现为社会民主。其关于社会民主的理论主要有三 个思想特征：首先，它直接根基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异化、物化批判理 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的阶 级统治以及独立的社会关系对个体的强制。W. 阿本德罗特强调，我们必须深 入这个层次来理解民主的道路。其次，它主张必须从形式的政治民主进展到实 质的社会民主。也就是说，形式的政治民主根本不能致使福利国家和社会正义 的原则被落到实处，民主必须被落实为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民主化。最后， 它强调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主体不仅仅是工人，必须有劳动者阶层和知识分子 阶层的合作。N. 佩西认为，W. 阿本德罗特的社会民主理论在我们今天关于资 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政治 民主的框架，从社会民主的角度来思考何以对抗资本的统治。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透过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与民主政治之间内在冲突关系的把握，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 民主法治根本无法对抗资本的统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左翼思想 界才出现了从政治民主理论向社会民主理论转型、从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向社 会哲学的理论框架转型的趋势。 二、 《资本论》研究 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内在相关，对《资本论》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 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理论热点。2014、2015 年度的《资本论》研究明确体 现出了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同时并存的趋势。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现实的抽象和形式分析成为两个突出的研究主题；在超 17 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向上的突破：一是通过 重解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来阐发《资本论》的革命性质；二是明确提出 要突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科学的范式，对《资本论》进行政治的解读。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新进展 1. 关于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伴随着世界市场 的形成和商品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统治， “现实的抽象”日益成为政治经 济学批判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首先，齐泽克对雷特尔（SohnRethel）所提 出的“现实的抽象”概念高度重视，经由他对该概念的进一步发挥，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学界很快就兴起了一场关于怎样理解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抽象”和 “抽象的统治”思想的讨论。其次，落实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的 具体理解，这场讨论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还 是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第二，在后工业资 本主义的时代，怎样理解现实的抽象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雷特尔明 确指出必须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以菲内利（Roberto Finelli） 为代表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坚决主张，我们必须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 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现实的抽象。关于后者，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 种观点以维尔诺（Paolo Virno）和塞尔哈特为代表，他们直接继承哈特和奈格 里关于一般智力和多众的政治的想法，强调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后工业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资本依然试图掌控技术；另一方面， 作为一般智力的技术也有可能突破资本的逻辑，支撑起新型的政治实践。另一 种观点以洛茨（Christine Lotz）为代表，他强调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 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依然 完全从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 我们先来看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雷特尔，他在 1978 年 的著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A 中明确提出了“现实 的抽象”概念。雷特尔之所以会关注现实的抽象问题，主要是为了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尤其是说明科学为什么会具有 相对独立的思想形式。其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 18 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其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从社会 综合的角度明确地提出现实的抽象的概念。雷特尔指出，自古希腊时代开始，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综合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 综合机制的作用之下，人们的行动才会有某种内在一致性，才会被整合进一个 社会网络中。更进一步地说，在商品交换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之下，这种社会 综合机制就体现为货币的抽象。经由货币的抽象，人们的行动具有了内在一致 性，都是以货币为目的。即实际存在着的是从商品交换到货币抽象，然后再到 由货币抽象所决定的抽象人类劳动。这就是现实的抽象的具体内涵。其次，是 进一步指出思想的抽象源于这种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所产生的现实的抽象。雷特 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强调抽象不是来源于思想，而是思想的抽象来源 于现实的抽象。正因为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实际存在着这种以货币的抽象和 抽象劳动为内涵的现实的抽象，人们才获得了抽象思想的能力，才能够用统一 的形式来思考多样的内容。最后，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雷特尔指出，康德意 义上的先验统觉正是来源于货币所具有的社会综合的功能。 雷特尔关于现实的抽象的理论得到了齐泽克的高度重视，他强调雷特尔 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明确指出在达到纯粹的思想的抽象之前，抽象就已经在 市场中起作用了 A 。在齐泽克的推动之下，现实的抽象问题成为《资本论》研 究的一大热点，雷特尔的观点也开始受到明确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批判 就是指出他错误地把现实的抽象仅仅局限在交换的领域。以杰普（Anselm Jappe）为代表，他指出雷特尔理论中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是错 误地把抽象仅仅局限在交换的领域。其次，是停留在纯自然的意义上理解劳 动。雷特尔把劳动定义为有用劳动，认为抽象是在交换领域才发生的事情， 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最后，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抽象的统治” 。由于没有深入社会生产中来理解抽象，因此也不能把握资本 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不能理解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 会有的“抽象的统治” （rule of abstraction）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雷特尔关 于现实的抽象的理论实际上是彻底取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和物 化的批判。 B A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 London: Verso, 1989, p.11. B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9. 19 争论的另一方的典型代表是菲内利（Roberto Finelli） ，他依据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明确主张我们不能仅仅从交换的 领域来理解现实的抽象，必须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把握它。 A 根据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想的具体的说法，菲 内利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现实的抽象的思想。 关于现实的抽象的具体内涵，菲内利主要指出了它的三个方面：第一，它表明 马克思在对抽象的理解上取得了重要进展。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先后论述 过宗教的抽象、政治的抽象和社会的抽象，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人的类本质的 异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 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念，明确地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理解抽象，并阐述了关于 现实的抽象的思想。第二，从社会总体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主要包含两个 层次：一是对社会总体的理解，社会总体在这里主要是指由多个简单规定构成 的有结构的社会生产的总体；二是对现实的抽象的理解，社会总体就是现实的 抽象，因为它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实的抽象运动过程。第三，在这里同样存在 着现实的抽象和思想的抽象之间的关系，现实的抽象主要指在社会生产的总体 中所展开的资本的自我增殖的抽象过程，思想的抽象则是指马克思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我们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想的具体的方法 才能达到的思想的总体。 我们再来看关于第二个问题的争论。在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和非物质 劳动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现实的抽象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之间的 关系以及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争论的一方是维尔 诺（Paolo Virno）和塞尔哈特等人，其主要观点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不仅是 思想的抽象来源于现实的抽象，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借助着资本对技术的掌 控，抽象知识（或一般智力）又反过来导致现实的抽象。第二，在后工业资本 主义的条件下，一般智力同时获得了另一种实现的可能性，它有可能突破资本 的自我增殖的逻辑，支撑起反抗资本的统治的政治实践。 具体来说，维尔诺主要强调指出了三点：其一， 一般智力是抽象知识，它 可以通过技术和机器获得物质性和操控性，变成现实的抽象。其二， 一般智力 A Roberto Finelli,“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3. 20 同时也与现代性意义上的现实的抽象相区别，它是知识、信息和认识范式。其 三，在信息实践日益兴起的背景之下，一般智力有可能被体现为多众内部的认 知和智力合作，这样它就超越了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赋予了抽象知识以合 作和社会化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带来了对现实的抽象的本质的变 异，此时不再是货币在构建社会关系，而是一般智力在构建社会关系。 A 塞尔 哈特则进一步指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般智力有可能被实现为互 联网的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igence） 。 B 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一般智力的实现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在 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智力（抽象知识）被物化为机器，机 器被资本所垄断；在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智力体现为活劳动（非物质劳 动） 、无法被资本完全垄断、其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具有排他性。其次，由于资 本与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的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被体现为人的非物质劳 动的一般智力同样有两种发展趋势，或者是被资本所吞噬，继续现实的抽象； 或者超出资本掌控、成为集体智力。更具体地说，在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 本的增殖主要依赖于工人的非物质劳动（工人的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 。与此 同时，非物质劳动构成的网络内部的合作，还使它能够超越资本的掌控，具有 自我组织和合作的能力。即一般智力有可能体现为互联网的集体智力。面对着 这一趋势，资本又反过来力图把非生产性的、自愿的、合作的、互联网的数字 劳动转化为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 争论的另一方以洛茨（Christine Lotz）为代表。他提出我们可以从资本主 义图示（the capitalist schema）的角度来理解在当代数字经济条件之下资本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怎样理解资本主义的图示？洛茨从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出发来讲述资本主义的图示。文化工业理论强调，从生产的 角度来看，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根源于一个同一的图示，该生产过程的具体 内涵就是借助于技术性的手段把这个同一的图示落实为分门别类的各种产品。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个同一的图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对资本掌 控下的日常生活的简单复制。洛茨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可以揭示出内在于 文化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这个同一的图示，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生活本 A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 New York: Semiotext, 2004, pp.63–6. B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 133. 21 来就是由一个同一的图示所决定的。他用“资本主义的图示”来界定这一决定 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生活的唯一图示。关于资本主义的图示，它的一个规 定性就是“以货币为目的” ，它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即社会关系被实现 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抽象关系，它不仅独立于每一个个体存在，而且反过来控 制着人） 。它的另一个规定性是其直接决定着资本主义框架的再生产和受制于 该框架的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它的第三个规定性在于，它不是某种外在的因 素，而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劳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其次，是怎样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抽象？洛茨指出，关 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现实的抽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 处理是错误的。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仅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 理解抽象，强调抽象是理性的抽象，它意味着我们运用理性把对象做成是排除 了质的内容的抽象对象，如此的对象可被我们计算和操控。与之相反，洛茨强 调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抽象，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一切都成为资本的自我增殖的手段，这是抽象的实际内涵，它也规定着我 们对于自然对象的抽象。因此，把一切都置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之下，或 者说，货币成为一切事物的目的，这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的抽象”的 实际含义。 最后，怎样从资本主义图示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 技术究竟是否具有两重特征？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维尔诺、塞尔哈特认为，在 数字经济的时代，技术不仅仅可被物化为机器，服从于资本的增殖的逻辑，并 带来机器对人的统治（抽象的统治）；它同时还可以体现为无法被资本所掌控 的人的活劳动，这种体现为人的活劳动的一般智力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可以被进 一步实现为集体智力，它内在地具有社会性和合作性，可以支撑其新的形式的 政治实践，带来对资本的逻辑的超越和反抗。洛茨明确反对此种观点，他强调 即使是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技术依然被资本主义的图示所决定，依然从 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他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科学技术的生产在后工 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全部社会生产的中心，它依然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它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和文化的商业化，社会知识以专利、版权等方式被货币 化。第二，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工业正在兴起，它带来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更是资本对人的生命的彻底控制。它通过对人们在互联网上的 所有行为进行记录、计算，实现了对于人的消费欲望的有效操控，把所有一切 22 都纳入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链条之中。 A 综合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大体上呈现出了两个基本趋势：一 是，学界更加倾向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体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抽象；二是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学界的关注重心越来越集中在资本与技术之 间的复杂关系上。 2. 形式分析 与关于“现实的抽象”的讨论内在相关，形式分析成为《资本论》研究 中的又一个热点。关于《资本论》的形式分析，首先是吕—贝克—卡松在其为 《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中，明确指出了它的极端重要 性。其次是有学者分别从唯物主义、本体论、新哲学等多个角度对它的具体内 涵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界定。 吕—贝克—卡松在其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 B 中明确指出，形式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可以从形式 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 。形式既指与生产力处于辩证关系中的生产关系， 《资本论》的形式分 也同时指人们关于生产关系的意识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 析的重点，在于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换言 之，在于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异化的形式” 。从形式分析的 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形式系统，经由这个形式系统，人的社 会劳动被实现为资本的自我增殖。卡松同时还指出了形式分析所遇到的困难： 它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握为一个形式系统来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 化，但它却因此而难以把握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历史性。 卡松的观点在《资本论》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学者都认同从形 式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 。本期《报告》中主要提到了三种观点：首先， 热拉尔·本舒桑在《 〈资本论〉 ：一个形式的分析》一文 C 中明确指出，马克思 的唯物主义就是形式分析。其观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的 A Christine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B «Forme（s）».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dir.）Georges Labicaet Gérard Bensussan, Press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2e édition, 1985, pp.476–81. C Gérard Benssussan, «Le Capital: UneAnalytique des Formes», 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 , October 2015-4，pp.479–92. 23 唯物主义不是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不是把唯心主义的观念替换为唯物主义的物 质。其唯物主义旨在深入实践中理解历史和历史的变动。第二，对于这种唯物 主义来说，形式是唯一的现实。形式是指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关于它 的意识形式。一方面，它不是自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在 先的，具有本质性的决定性。所有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都是由形 式规定的。第三，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的重点是对于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的批判分析。其难点在于正确把握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即透过形式 与形式之间实际显现出来的顺序来把握它们之间的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结构性关 系。第四，马克思的形式分析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之间有着明确 区分。马克思虽然一再强调，其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 法，但在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和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区别。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在根本上无法承认现实与辩证法（概念的自我否定）之间 的区分，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则在把握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同时自觉地保留了这 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分。 《资本论》 其次，罗德里戈在《论马克思的本体论》一书 A 中明确指出， 的形式分析以感性本体论为基础。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关 于感性本体论，他指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创造性 地吸收黑格尔关于“劳动”和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人”的思想提出了感性本 体论。感性本体论一方面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思想的直接超 越，批判前者把异化劳动的形式看作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感性本体论也彻底超 越了本质论的立场，它不是把人理解为某种先在的本质，而是把人理解为“对 象性的主体性” ，强调人的具体的对象性和人的普遍性。第二，关于形式分析 与感性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感性本体论的思想同样体现在《资本论》的 形式分析中。 《资本论》的主要分析方式是形式分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形式分析来同时展开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马克思 从商品形式出发，通过把“使用价值”悬置起来，指出政治经济学把异化劳动 形式理解为永恒，揭示出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上遮蔽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生产者的“非存在”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在本体论的维度上遮蔽 A Pierre Rodrigo, Sur L’ontologie de Marx ：Auto-Production ，Travail Aliéne et Capital , LibrairiePhilosophique J.VRIN, 2014. 24 了人的“普遍的生活”和“自主生产” 。 最后，维乌拉克在《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与超越哲学之间——以哲学方式 阅读〈资本论〉的若干原则》一文中提出，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也正是马克 思的新哲学。其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不仅反对以德国 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哲学，而且致力于实现新哲学。马克思用经济学替代物理 学作为第一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旧哲学（纯粹的哲学，强调理性的自我运动） ， 追求实现新的哲学。新哲学在《资本论》被实现为形式分析。第二，形式分析 作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它同时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继承：一方面，马克 思的形式分析继承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形式与形 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分析，重在表明这个资本主义的思辨体系将在资本的 全球扩张中走向断裂；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形式分析中同时继承了康德的先验 分析方法，把“客体性还原为主体性” 。落实到《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中，他 通过对价值形式、商品形式等的分析，将其还原为人类劳动。从这个角度看， 形式分析也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它源自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 超越。 综合上述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 下一方面强调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另一方面也试图从形式分 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实践哲学等基本思想做更进一步的 阐释。 （二）超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危机持续展开和各种抵抗运动连续不断的现实背景之下，在 《资本论》研究领域明确地出现了超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 其突破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解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强调 《资本论》不仅是一本关于规律的著作，它的主题更是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 间的内在关系；二是主张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的解读，反对之前流行于马 克思主义学界的对《资本论》的科学式的解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思想上对 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回应，它力求通过诉诸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强力回击 支撑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信念，即资本主义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 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替代性方案。 1. 关于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 2014 和 2015 年度，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历 25 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论题。在本期 报告中，我们将特别提到在法国的《资本论》研究学界所出现的三种代表性观 点，它们都直接针对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对《资本论》的结构主义式解读，主 张从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相互内在一致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首先，是通 过重解阶级斗争的内涵来重解《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通过重解规律的具体内涵来把握《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 间的关联。最后，是具体落实到三个层次上的阶级斗争来理解《资本论》中所 讲述的结构与斗争之间的辩证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达尔多（Pierre Dardot）和拉瓦尔（Christian Laval）在《马克思：名卡尔》的著作 A 中明确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重解阶级斗 争的具体内涵来把握《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其观 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 《资本论》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分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而在于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规律，后者必然包括 阶级斗争作为其重要内容。第二，我们可以借助福柯关于阶级斗争中的权力对 抗机制的思想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不 仅仅指斗争或反抗，更是指对资本的逻辑（旧逻辑）的超越和对共产主义（新 逻辑）的展开。第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着力揭示资本的自我增 殖的逻辑，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包括对资本的逻辑的把握和超 越。第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同时包含着无产阶级的新逻辑，即共产主 义。共产主义之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它以共同体为生活的首 要原则、不以个体为生活的首要原则。这个新逻辑的展开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 义的历史演进过程。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观点。雷诺（Emannual Renault）在《 〈资本论〉中的 《资本论》绝不是一本忽视阶级斗争的著 工人反抗问题》一文 B 中明确指出， 作，我们可以通过重解规律的具体内涵来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 的内在关系。关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规律，他主要强调指出了三点：第一，马克 思所说的自然规律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在的规律，而是指我们要具体地从 经济基础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第二，马克思在《资 A Pierre Dardot&Christian Laval, Marx, Prénom ：Karl , Gallimard，2012. B Emannuel Renault, «Le Problème de la Résistance OuvrièreDans Le Capital»，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Octobre 2015-4, pp.513–526. 26 本论》中所把握住的是趋势性的规律，工人的阶级斗争恰恰是导致这种趋势性 规律的要素之一。例如，正是由于工人关于缩短工资时间和提高工资的斗争， 才会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性规律。第三， 《资本论》所揭示的趋势性规律 中已经包括由资本的增殖所必然导致的对抗性矛盾。例如，资本对相对剩余价 值的追求必然导致过剩人口和贫困化，带来被甩出体系的无产者与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观点。郝策尔（Ludovic Hetzel）在《 〈资本论〉 中的主体》一文 A 中明确提出，我们可以从结构与斗争之间的辩证法的角度来 把握《资本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他 指出《资本论》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着的三个不同层次上的阶级 斗争：第一，是人类学意义的反抗，它的典型表达方式是工人们反对机器的斗 争。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这个判断的背 、人的自主劳动与抽象 后，是发生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的劳动者与“劳动力” 劳动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必然伴随着发生在工 人们身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抗。第二，是在社会学层次上的自发的阶级斗 争，它直接体现为工人们诉诸形式意义上的个体权利来反对资本对劳动的残酷 剥削。在这里实际展开的已经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斗争的目的 却仅仅是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个体权利。马克思明确地把这种阶级斗争称为 自发的阶级斗争。第三，是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意义上的自觉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导致以技术更新为直接 表达方式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后者又将进一步导致大量过剩人口。在此背景 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更加明确地以反对剥削本身为目 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资本论》不仅讲述了资本的逻辑，通过揭示 出由资本的逻辑所必然引发的三个层次上的阶级斗争，它同时更指出了资本的 逻辑的内在局限性。 综合上述这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明确反对把《资本论》仅仅 看作一本关于历史规律的科学著作，强调它同时以阶级斗争为主题。这既是对 关于《资本论》的科学式解读的批判，更是对人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 A Ludovic Hetzel ：«Des Sujets au cœur du Capital»，Les ÉtudesPhilosophiques，Octobre 2015-4, pp.527–38. 27 主义信念的反对。 2. 对《资本论》的政治解读 与在法语思想界所展开的关于历史规律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应 和，以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发表于《历史唯物主义》上的文章 A 为 代表，在英语思想界也出现了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解读的新一轮思想努 力。霍洛威指出当前国际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已经导致一种悲观主义的、 非政治性的解读。与之相对立，他明确主张我们应该从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 根本张力出发，对《资本论》做一种政治性的阅读，着力揭示出《资本论》对 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 首先，霍洛威对于《资本论》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提出了批判。霍洛威 指出这种主流观点的核心思想在于，认为《资本论》的贡献是把资本主义理 解为一个由不同层次的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封闭体系。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通过揭示出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之间的 必然联系，最终把资本主义把握为一个作为总体的体系。在霍洛威看来，大 卫·哈维（David Harvey）和迈克·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都是这种主 流观点的代表。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虽然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 开篇处就已指出财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表现为商品， 但他们都没把注意力集中在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张力上，而是把商品看作 《资本论》的分析的起点，认为《资本论》的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在运行规律，或把握资本主义的形式的系统。 霍洛威指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它 将只能导致两种出路：或者是诉诸总体性的革命，强调由总体性的革命带来对 整个体系的彻底变革，或者是彻底放弃关于革命的理论。前者意味着我们只能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强大的政党身上，她既要在理论上达到对于历史的下一个环 节的明确洞见，又要进一步通过对于民众的组织和灌输来领导民众完成这场颠 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在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真正承担起如此的预见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使命。后者是 前者的必然结果，当人们一方面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体系，另一 A 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 The First Sentence, Or, Capital starts with Wealth, not with the Commodi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3（2015）, pp 3–26. 28 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现实的政党能够担当起总体性革命的使命，阅读 《资本论》就不再具有革命的意义，它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现行的资本主义体 系的内在运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对《资本论》的非政治 性的、悲观主义的阅读。 其次，霍洛威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性的阅读。在《阅读〈资本论〉：第一 句话，或资本是从财富，不是从商品开始》一文 A 中，霍洛威明确指出，我们 应该从财富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出发来阅读《资本论》 ，并进一步把《资本 论》的理论把握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概括地说，他主要强调了三个层次的 内容：第一，关于财富，霍洛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 指出， 《资本论》的所有分析的起点不是商品，而是财富。关于财富的具体内涵， 他依据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着重指出财富不仅仅指物质财富， 更指人的存在的丰富性。第二，关于商品，霍洛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 第一句话中同时指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商品，这意味着人的存在 的丰富性被削减为商品的空洞性。商品的世界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规律所制约 的总体性的体系，它去除掉了所有质的内容，只剩下一个彻底的数量化的世界。 第三，关于财富之所以被表现为商品，霍洛威认为财富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至少 存在着三个层次的规定性。其一，它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财富以商品的形式存在。正因为它是一个真 实的现象，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其二，我们 之所以能够像马克思一样认识到财富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同时还存在着与商品 形式相对抗的非现象（non-phenomenon） 。也就是说，在商品形式的普遍统治之 下，同时还存在着我们对于这一普遍统治的反抗，它所表达的是人的存在之尚 未被商品形式所彻底压制的丰富内容。从这个角度看， 《资本论》的核心不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对抗性的斗 争。一方面是商品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同一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财富（人的存 在的丰富性）所体现出来的反抗同一化的力量。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必然会讲述危机，因为危机在根本上就源于财富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 其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我们还将会看到《资本论》不仅是对 A 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 The First Sentence, Or, Capital Starts with Wealth, not with the Commodi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3（2015）, pp 3–26. 29 商品的批判，它同时也是对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的自我批判。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会必然采取与商品形式相匹配的思想 方式，必然会把财富理解为商品。如果要彻底超越从结构和斗争的两个方面对 资本主义的二元论式的理解，我们就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内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的 这种二元对立，必须在对商品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展开自我批判。经由对 《资本论》第一句话的这样层层解读，霍洛威就明确指出了一条从内在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对抗性的斗争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的具体路径。 最后，霍洛威同时还指出，这种政治性的阅读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已 经有一批思想家在这个道路上努力探索。早在 1979 年，克利弗（Harry Cleav》A ，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关于商品形式 er）就出版了《政治性地阅读〈资本论〉 的逻辑理解为阶级斗争。克利弗指出，无论是关于商品交换的逻辑，还是商品 ， 形式本身，它们都是资本所确立的游戏规则。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资本论》 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理论同时也正是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 论。与霍洛威不同的是，克利弗没能敏感地把握住财富与商品之间的紧张关 系，他依然采取传统的思路，认为《资本论》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不是从财 富开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界，普殊同（Moishe Pestone）是又一位主张对 《资本论》进行政治性阅读的重要学者。他反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界所流行 的那种仅仅从结构的角度对《资本论》的阅读，批判那些从先验的或本体论的 角度所展开的关于革命主体的理论。在 1996 年出版的《时间、劳动和社会统 治》一书 B 中，他把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 看作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普殊同认为，这一核心矛盾的展开将导致对整个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对于普殊同的这一重要思想，霍洛威提出 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他指出更要紧的对立是财富（人的存在的丰富性）与商品 形式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对立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内在于资本主义 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对抗。反之，如果只强调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 盾，我们则只能揭示出由这一根本性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不能真 正理解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现实的阶级斗争。 透过霍洛威的这篇代表性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资本论》学界 A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 Brighton:Harvester Press, 1979. B Moishe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正在兴起一场对《资本论》进行政治性解读的努力。它一方面是对我们在上文 中的所提到的从“抽象的统治”或形式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资本论》的思想倾 向的回应，强调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形式系统的分析，必须具体把 握内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也是在理论上对 当代阶级斗争的积极回应。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在各种反抗资本 主义的运动中凸显出来的不仅有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更有抽象劳动与具体 劳动之间的矛盾。以普殊同和霍洛威等为代表的这种政治性的阅读正是从当代 阶级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出发，力图在理论上阐明《资本论》对于当代阶级斗争 的现实意义。 三、重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背景之下，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面临的 理论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并深刻揭示其 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另一方面更要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替代性方 案。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后者更是至关重要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 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畅通无阻，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们似乎已经普遍 地确信不再有任何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国 际左翼学界的学者们才会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是直接论题。在本 期报告中，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我们将特别提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霍 耐特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全新解读；在共产主义的研究方面，我们将提到德国学 者 W. 戈尔德施密特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发。 （一）重解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批判理论家中，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影响最 为广泛。他不仅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提出了著名的承认理论，而且在《自由 的权利》中提供了一个当代版本的黑格尔法哲学。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当代 改写，他成功地批判了由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所主导的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 范式，把当代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由政治哲学转型为社会哲学。值得关注的 是，在《自由的权利》之后，霍耐特于 2015 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理念》A 。 A Vgl.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31 霍耐特在该著中明确指出他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自由。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明确指出社会自由是规范现代生活的 根本原则。依据黑格尔的自由意志理论，霍耐特指出自由包括三个环节：消极 自由、反思自由和社会自由。消极自由指对外部限制的去除，是自由放任意义 上的自由，其实现领域是关于财产权、生命权、言论权等抽象权利的领域。反 思自由指我们自觉地根据普遍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其实现领域是主观的道 德领域。社会自由指我们在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展开的具体行动恰好是 我们依据普遍理性所规定的行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指我们在他者中达到 与自我的同一。社会自由的实现领域是现代伦理生活，后者又包括亲密关系、 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三个领域。霍耐特的这一理论受到了不少左翼学者的严 厉批评，他们认为霍耐特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倒退到黑 格尔式的对现代世界的理性辩护。 针对这样的质疑，霍耐特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进一步指出，社会自 由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当代人之所以不敢再直接谈论社会主义，人们之 所以已经默认不会再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人们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则是社会自由，而仅仅只从取消私有财产、 无产阶级革命等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霍耐特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自 由、平等、博爱（团结 solidarity）是规定现代生活的根本原则。在资本主义的 条件下，由于自由的原则被仅仅理解为消极自由，并被以私有财产权的方式落 实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这三个原则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冲突。其中最根本 的冲突是自由原则与团结原则之间的冲突，自由原则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所带 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人对人的剥削，它与共同体的团结正相对立。在此 背景之下，就有了社会主义理念的兴起，它针对自由原则与团结原则之间的对 立，直接否定私有财产的关系，要求实现人类社会。霍耐特认为，社会主义理 念的首要规定性就在于它反对消极自由，主张社会自由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社会 关系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 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是根本一致的。为了论证这一点，霍 耐特特别指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穆勒评注》中具体 阐述了“为他人生产” （与在私有财产关系下所展开的“谋生劳动”刚好相反） 的原则，这恰恰就是社会自由的原则。 32 在此基础之上霍耐特更进一步指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理 念同时也具有三方面重要缺陷。首先，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主义 的理念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了经济生产领域，以为这是问题得以产生的唯一领 域，并进一步把取消私有财产看作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关键。其次，同样是 由于受制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关于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陷入了决定论的立场，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 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将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成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 命将必然带来新的人类社会。最后，由于受到工业革命条件下唯经济论的束 缚，这种社会主义理念根本不能理解各个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区分，认 为取代眼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一个彻底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对立和 剥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一个社会行动领域。 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所具有的这三方面缺陷，霍耐特强调如果我们在 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就要在两个方向上对它进行 修正：首先，是在本体论上摆脱决定论的立场，认识到事物的规定性是由我们 的探索性实践参与建构起来的。落实下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摆脱对市场经济 领域的资本主义定性，要在各自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展开新型的探索性的实践， 力求能够发展出一种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由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次， 是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上要充分承认各个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 更进一步地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摆脱先前的那种唯经济论的立场，看到亲密 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三个重要的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区分。关于 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霍耐特特别强调公共领域对于我们维护这三个领域之 间的结构性平衡关系具有关键的作用，它是协调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枢纽。 概括地说，霍耐特认为我们只有从社会自由的原则出发来重解社会主义 的传统，才能够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再度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这同时 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进行修正，尤其是把取消私有财产和 无产阶级革命等传统观念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能 够在亲密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等领域中都建构起使社会自由原则得以 实现的具体机制，在这些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平衡关系中使资本的力量得到有效 遏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将不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 （二）重解共产主义 如果说霍耐特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力求通过修正社会主义的 33 理念来重新复活它，以便使我们走出关于资本主义之不可替代的绝望信念，那 么德国学者 W. 戈尔德施密特 2014 年在《马恩年鉴》上发表《共产主义：一个 被误解的概念？ 》 A 则与之有着类似的动机。W. 戈尔德施密特试图通过重解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来促进我们展开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斗 争中促进我们在文化上的转型，这种文化上的转型将是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 条件。 我们在今天是否还能够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伴随着人们 普遍接受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判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也曾经 一度被看作是纯粹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因此被人们无奈地认作是唯一选择。正 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之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才会得到畅通无阻的发展。 关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它目前不仅陷入了金融危 机，而且还陷入了意识形态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困境中，反抗者们清醒地看到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个体性，反而导致了它的反 面，带来了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并使得工薪阶层被碎片化，失去了政 治权力。在此背景之下，左翼力量所面临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斗争中促成文 化转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争取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 去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性方案。 我们在今天该怎样来重新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依据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相关经典著作，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我们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扭转 人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误解。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同时包含 着自由的个体性和联合体的双重原则，根本没有否定和抹杀个体性的原则。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的概念，长期以来这一概念一直遭到人们的误解。人们认 为这一概念的重心在于联合体，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体。W. 戈尔德施密特却指 出，这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个体性和联合体的双重原则，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 《共产党宣言》 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原则与《资本论》第一卷所提到的每个人全面而自由 地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不是抽象的乌托邦，它 A Vgl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0–105;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66–181. 34 强调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条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失败，人们倾向 于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也是没有客观根据的乌托邦。W. 戈尔德施密特 通过解析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思想， 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不仅以自由的个体性为原则，而且必须有具体的客观条件， 尤其是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的社会化以及与之必然相关的高度发展的生 产力。最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不是彻底空洞无内容的，它包括一些对共 产主义的根本规定性特征的提示。由于马克思从来就表明他不是预言家，不会 就未来社会开出药方，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他的共产主义理念是空洞无 内容的，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替代性方案。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马 克思在其著作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规定性特征曾经做出一些有益的提示。他特别 强调指出了两点，其一，马克思明确地提到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指出在共 产主义条件之下，社会生产过程必须在人们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其二，马克 思明确提到了劳动时间的问题，指出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下，对生产力的提高 将带来对劳动时间的减省，为作为自由个体的劳动者们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 提条件。 简言之，透过 W. 戈尔德施密特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学者们已经清 晰地意识到我们如果想在这场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开出任何新的现实的可能 性，首先就必须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复活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念。唯 有如此，这场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抓住在危机 中所出现的机遇，去进一步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 四、对左翼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新反思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背景之下，西方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对 和抵抗主要体现为左翼的政党政治和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 对左翼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反思因此也成为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方面，面对着欧洲左翼政党在 2014 和 2015 年度中的起 起伏伏，这些左翼理论家们分别就社会主义的目标、具体的政党策略和政党这 一组织形式本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在对新的抵抗运动的反思方面，自治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两个最为主要的线索，人们试图通过结合当代抵抗运动 的最新特点来具体说明自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当代内涵。 35 （一）对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 1. 重新阐释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策略 2014 年，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在此背景之下，左翼政党的 理论家们一方面开始认真反思左翼力量何以在最近 20 多年影响力日趋衰落， 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阐发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策略。德国左翼党前主 席：K. 基平（Kaji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在《即将到来 的民主：社会主义 2.0》的报告 A 中，对“社会主义 2.0”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 了明确阐发。它主要包括 5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在劳动时间领域，它主张 对缩短劳动时间和对劳动时间的民主决定和民主分配。第二，是在经济民主领 域，它主张将民主落实到经济领域，并致力于推动经济生产向生态能源方向转 型。第三，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主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基础设施社会 主义” 。第四，是在城镇民主化领域，致力于推进城镇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第 “社会 五，是在财政领域，它主张推进民主革命，反对财政紧缩。概括起来， 主义 2.0”就是要通过在上述各个领域推进民主革命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德国左翼党的另一名理论家、卢森堡基金会的首席研究员马布里（Michael Brie）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左翼选择》 B 一文中则进一步对左翼政党的策略 进行了探讨。马布里指出，当今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过剩条件下 的政治问题，关键是要能够整合各方面的反对力量，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 方案，朝向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断迈进。在具体策略方面，他主要提出了四点建 议：首先，是目标一定要多元，以便整合各领域中的各方面反对力量。其次， 是要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叙事，以切实整合各种不同的左派立场。他特别提供了 一种 4U 的叙事 C ，以帮助左翼政党来整合各种左派立场。再次，是必须有一 个符合实际的、可靠的介入方案。最后，就是要放弃改革和革命的对立，实现 中层和底层的联盟，争取大多数。透过马布里的这篇文章，我们反过来也可以 看到左翼政党之所以在影响力上有明显下降，主要是由于它们不能很好地整合 A 2015 年 4 月，德国左翼党召开主题为“未来的政党”的系列会议，德国左翼党前主 席： K. 基平（Kaji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即 将到来的民主：社会主义 2.0》的开场报告。 B Michael Brie,“Die Produktivität des Kapitalismus und Optionen der Linken” , in: Vgl. ZeitschriftMarxistische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71. C 参见本期报告中《德国》一章的第六部分“德国左翼何去何从？ ” 。 36 不同的左翼力量，没有得到来自社会底层和中层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尚未能 够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行动方案。 2. 对政党形式本身的反思 （Syriza）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2015 年 1 月 25 日，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 2014 年 5 月，西班牙的反紧缩极左翼政党“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欧洲 议会大选获胜，得票率 8%，取得 5 个欧洲议会席次。2015 年 12 月 20 日，该 党又在西班牙众议院大选中表现极佳，得票率 20.7%，赢得 69 个众议院席位， 成为第三大党，获得“关键少数”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人们一方面对欧洲的 左翼政党政治又燃起了希望，认为它是当代欧洲的革命政治；另一方面也开始 反思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对于左翼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关于前者，我们可以在 2015 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左翼论坛那里看到最直接的证据。本届论坛的开幕 大会就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我们可以’党、左翼阵营与左翼：一场欧洲 革命政治”为主题。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借助朱迪·迪恩（Jodi Dean）的《政 党与共产主义的团结》一文 A ，来概要了解其基本观点。 朱迪·迪恩在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当代左翼政治来说，政党这一组织形 式依然必要。他的这一观点直接针对关于左翼政治的两种错误观点展开：其 一，是对左翼政治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人们往往 会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左翼政治，把左翼政治仅仅看作是个人选择、个人 参与、多元化的表达，并在此立场之上反对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其二，是流行 于各种抵抗运动中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观点，它强调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已经彻底 过时，强调我们的政治行动已经转型为各种短暂的抵抗和小规模的改革。迪恩 指出，前者在根本上只是对自由主义立场的表达，后者则致使我们的行动彻底 失去变革整个体制的意义。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的出 色表现为背景，迪恩强调指出政党是我们进行政治思考、展开政治行动、生产 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必要组织形式。只有通过政党这种组织形式，我们才能够集 中地进行政治思考，才能一起行动以产生政治权力，才能为了共同规定我们所 共同创造的世界而共同行使这一权力。迪恩同时还指出，他在这里所说的政党 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大众选举的政党，而是团结的、战斗的国际组织。他 一再强调，左翼政治不应强调差异，而必须守护和建立我们之间的共同性，政 A Jodi Dean,“The Party and Communist Solidarity” , Rethinking Marxism , 2015, 3, pp.332–42. 37 党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形式。 概括起来，上述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当代左翼政治的 新形势下进一步重思和更新政党这一必要的组织形式本身；二是要在新自由主 义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给出符合实际的政治行动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 （二）对抵抗运动新形式的反思 与对左翼政党政治的反思相呼应，对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新形式 抵抗运动的反思也成为左翼理论一个重要内容。综观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 果，可以说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贯穿着这些理论反思的核心线索。 1. 关于自治主义（autonomism） 如果说现今的左翼政党政治主要传承着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以来的工 人阶级政党政治传统，那么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抵抗运动 则主要继承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自治主义的传统。奈格里本人深受自治主义 传统的影响，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明确指出诸众将取代传统的无产阶 级，成为反抗资本帝国的新主体，这也更进一步地促进了自治主义在现今的各 种抵抗运动中的影响。概括地说，从自治主义的角度对当代抵抗运动的反思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自治主义的历史做简要梳理。其次，是结 合当代抵抗运动的新实践来重新阐发自治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 关于自治主义的历史，有学者明确指出自治主义经历了从工人主义—自 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的发展 A 。工人主义—自治主义是“二战”以后产生于意 大利的一个极左学派，其核心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工人的自治， 即工人的活劳动之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第二，反对关于工人阶级的 政党政治，质疑社会主义的国家。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具有所谓的先 锋队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一种极权，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 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第三，强烈主张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即直接面对工人现实 的马克思。从工人的实际出发，是自治主义的一贯立场。关于自治主义和后自 治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些学者则主要通过比较奈格里和维尔诺的相关思想来进 行说明。奈格里是典型的持自治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背 景之下，通过阐发诸众之反抗资本帝国的革命政治，再一次重申了自治主义的 A See Joost de Bloois, Monica Jansen, Frans Willem Korsten,“From Autonomism to PostAutonomia, from Class Composition to 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 2, April 2014, pp. 163–77. 38 立场。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独特 阐释，为人们在当代坚守激进革命的立场提供了直接文本支撑。维尔诺（Paolo Virno）被认作是后自治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奈格里关 于一般智力和诸众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奈格里所坚持的自治主义的二 元对立的逻辑。在奈格里那里重要的是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落实到 革命的立场上这就意味着坚持“要么全有要么没有”的革命思路。以维尔诺为 代表的后自治主义思想家则更加关注对主体性的重新界定，把关注的重心放在 重新理解自治上，尤其是自我赋值意义上的自治。这就为他们走出二元对立的 简单逻辑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路。 当代左翼理论家还结合左翼抵抗运动的最新实践对自治主义的一些核心 主张（如“拒绝” 、 “逃离” ）进行了明确阐释。自治主义从强调工人的自治和 自主出发，主张拒绝。拒绝的首要含义就是拒绝工作、拒绝由资本所规定的劳 动。拒绝劳动是否仅仅意味着罢工？拒绝劳动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建设性的内 涵？史蒂夫芬·舒凯迪斯（Stevphen Shukaitis）在《学会不劳动》一文 A 中对 此进行了正面探讨。舒凯迪斯指出，我们必须把拒绝劳动本身理解为一个建构 性的实践，它的建构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形式的创 造上。因此，拒绝劳动同时更是一个学会不劳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借 助于各种“零工作训练方法” ，学会把拒绝工作的社会能量导向对于接纳新的 社会生活形式和新的联合方式的能力的培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学会不劳 动”的过程本身既是对由资本所规定的劳动的批判，也是一种新的实践。 自治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就是“逃离” 。奈格里曾经对“exodus”的内 涵进行了专门解读。他强调指出， “逃离”不仅要求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拒绝， 更指向对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在以占领华尔街和“愤怒者”运动为代表的抵 抗运动中，左翼学者们看到它明确体现出了自治主义所要求的“逃离”或“撤 退” ，因为所有这些抗议运动都明确体现出拒绝介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的特 点。马蒂耶斯·桑德（Mathjis van de Sande）在《用工具战斗：预兆与二十一 世纪的激进政治》一文 B 中指出，要理解这些抗议运动的这一重要特征，我们 A StevphenShukaitis,“Learn not to Labor”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 2, April 2014, pp.193–205. B Mathijs van de Sande,“Fighting with Tools: Prefiguration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 2, April 2015, pp.177–94. 39 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离弃或撤退，而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预兆（Pre。透过“预兆”的概念，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运动不仅有拒绝介 figuration）政治” 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的特点，而且还同时强调占领和重组公共空间。这样， “预兆”就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自治主义的“逃离”策略。 2. 关于无政府主义 关于 21 世纪以来在全世界所爆发的这些抵抗运动的新特点，很多左翼学 者都指出，它与传统的工会政治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不同，在组织形式上更多 地受到了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对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 间的关系的重新考察，成为人们去反思当代这些新抵抗运动的又一个重要线 索。 《科学与社会》杂志在 2015 年第 2 期专门推出了以“马克思主义遇到无政 府主义”为主题的专刊。概括地说，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 通过历史回顾，界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其次，是结 合抵抗运动的最新实践，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对运动本身的组织上的得与失。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首次相遇》一文 A 中指出，透过马克 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首次遭遇，我们可以看到其相互之间关系至少包括两个 层次的内容：首先，就其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主张而言，由马克思代表的马克 思主义和由巴枯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主张工人介入 政治行动，而后者明确主张工人不应该介入政治行动。其次，两者之间的关系 的要害不是同一个政党之内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而是组织问题。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首次相遇是在第一国际刚刚成立的背景之下，马克思当时 明确把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定性为组织问题，所以对于它的处理方式不是在第一 国际的内部就工人能否介入政治行动的问题展开公开讨论，而是直接把巴枯宁 派别驱逐出第一国际。 同样是回顾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西缪尔·莱德曼在《委员会和革命：参与 式民主和新社会运动》一文 B 中则特别提到了 20 世纪初的“工人委员会运动” 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莱德曼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确对 21 世纪以 A August Nimtz,“Marxism Versus Anarchism: the First Encounter”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153–75. B Shmuel Lederman,“Councils and Revolut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243–63. 40 来的新形式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对于 参与式民主的创造性实践。这一点在 20 世纪初欧洲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中 有最集中的体现，但当代的新社会运动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欠缺。人们一 方面在思想上没能充分理解这份遗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仅仅停 留于对直接的参与式民主的呼唤和预兆。 关于究竟怎样理解体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新抵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倾向，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 方面。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 一文 A 中指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该运动中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家，而是主 要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上。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组织上的水平主义（没有 领导者） 、预兆主义（在运动中模塑未来社会） 、自治、互助、蔑视政府权威等 方面。正是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对运动本身的组织方面具有如此特征，它才 会特别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体现在运动本身的组织方面 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另一位学者杰基·迪萨尔福在《占领华尔街：为自 发运动创造一个策略》一文 B 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迪萨尔福指出，占领华 尔街运动在组织上的这些特点也导致了它最终走向式微。组织上的水平主义使 得它不能真正进行政治的思考和决策，在组织上过于强调自治和互助也使得该 运动不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所声称的对社会上 99% 的人的认同只能停 留于象征。 归结起来，透过上述这些分别从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 21 世纪 以来的社会运动所进行的理论反思，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困扰当代左翼激进运 动的最大难题就是组织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 五、激进哲学新进展 在当今左翼思潮中，激进哲学一直是在人群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之所 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本体论和辩证法等领域积极 A John Hammond,“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 Science & Society , Volume 79, No. 2, April 2015, pp.288–313. B Jackie DiSalvo， “Occupy Wall Street: Creating a Strategy for a Spontaneous Movement” ， Science& Society,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64–87. 41 探索，力求通过在基础理论上的更新来帮助人们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 什么在当下仍然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哲学中直面一直困扰着 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革命主体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似乎已 经过时的条件之下，他们试图在当代的语境中重建革命主体理论。与激进哲学 在这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相呼应，本期报告专门设计了关于激进哲学的两个专 栏：一个是关于思辨实在论的专栏，主要聚焦激进哲学在本体论领域的更新； 另一个是关于人民话语的专栏，主要介绍激进哲学思想家们对关于人民的话语 的重构。 （一）对本体论的更新 关 于 激 进 哲 学 在 本 体 论 领 域 的 主 要 贡 献， 本 期 报 告 将 重 点 介 绍 梅 亚 苏（Quentin Meillassoux） 、布拉希耶（Ray Brassier） 、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ham Harman）等一批激进哲学思想家对思辨实在论的建构。 Grant）和哈曼 我们在关于思辨实在论的专栏中，将重点介绍他们为什么要在本体论的领域重 新建构实在论，其建构思辨实在论的具体理论路径以及思辨实在论怎样才能与 激进哲学的革命主体理论关联起来等三个层次的内容。 1. 时代困境诊断 这批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之所以要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重建实在论，是 出自对时代困境的自觉回应。简言之，他们敏锐地看到现代人正面临着意义危 机。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关于终极价值的各种信仰被摧毁，并因此在生 活的最终根据和生命的最终意义问题上陷入了无所凭靠的境地。在此背景之 下，理性主义的事业无法被真正坚守，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个体向宗教的再度 投降。 这批激进哲学的思想家们同时还指出，整个后康德的哲学传统实际上都 是对这种意义的危机的哲学表达。从康德哲学开始，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成为 哲学的主题，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替代，一方面出现了相关主义的立场，另 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于这种相关主义立场的批判和超越。前者主要体现在康德的 批判哲学和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中，后者则主要体现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 体主义哲学和以尼采、德勒兹为代表的生机主义哲学中。相关主义哲学强调对 象是在与我们之间的关联中被给予的：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弱的相关主义立场， 强调经验对象是与认识主体的先验形式必然相关的对象，但同时也保留了一种 关于物自体的信念；在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那里则是一种更强的相关主义的 42 立场，强调只有此在才能够领会存在本身的意义。主体主义哲学和生机主义哲 学都试图超越这种相关主义的立场：黑格尔的主体主义哲学直接针对康德的相 关主义立场，强调绝对不仅自在，而且自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绝对；尼 采和德勒兹的哲学也试图超越相关主义的立场，它们把生命提到绝对的位置 上，让生命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根据。 对于这样的一幅后康德哲学的画面，这批激进哲学思想家们认为，无论 是持相关主义立场的哲学，还是以主体主义或生机主义的方式对此一相关主义 哲学立场的回应，它们都彻底放弃掉了实在论的立场。此种后康德的哲学传统 不仅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意义的危机的哲学表达，它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加 剧了这场危机，以哲学的方式进一步促使现代人向宗教投降。当然，对于激进 哲学来说，这种向宗教的投降不仅意味着现代人转身投向传统宗教的怀抱，它 更意味着人们向眼前的现代生活彻底屈服，尤其是向资本主义宗教本身彻底 屈服。 2. 对实在论的重建：重解绝对 在康德成功地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在上述所有这些后康德的哲学 家们都自觉放弃了实在论之后，如何能够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再度重建实在 论？透过梅亚苏、布拉希耶、格兰特和哈曼等人关于思辨实在论的具体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采取的共同理论路径就是重解绝对。在梅亚苏那里，绝对 即或然性；在布拉希耶那里，绝对是“比无还少”的不连贯性；在格兰特那里， 活力即绝对；在哈曼那里，对象本身是绝对。 梅亚苏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出发来建构思辨实在论。简单地说，其在理 论上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进一步解析物自体概念，说明我们只 有从物自体意义上的实在出发，才能理解变易。物自体具有无矛盾性和实际存 在这两大规定性。梅亚苏特别指出，正因为物自体具有无矛盾性，才会有变 易，因为在变化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实在本身都是处于当下的某个特定状态， 在这个特定的状态上它都是无矛盾的。其次，是进一步解析康德哲学所特有的 “事实性”问题。康德一方面强调实际的经验对象是我们凭靠时空形式和先验 范畴构建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所指出的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又是从其所处时代 的科学中倒推出来的。这些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虽被康德认作是普遍的，但它 们实际上既无跨时代的普遍性，也没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看，康德 无法为这些形式和范畴提供更进一步的根据，它们只能被认作是事实性的。对 43 于这个著名的“事实性”问题，梅亚苏指出我们可以从实在本身出发来重新理 解这些事实性的时空形式和先验范畴。从实在出发来看，这些时空形式和先验 范畴就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最后根据在于彻底的或然性。这种彻底的或然性 也就是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所把握住的绝对。最后，是明确指出我们从彻底的或 然性出发就可以真正理解变易。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承认 相关性，但如果我们对相关性的承认没有止步于某种“事实性” ，而是进一步 把握住了使这种事实性成为可能的彻底的或然性，那我们就不仅能理解这种事 实性，并能真正地理解变易。 布拉希耶从由近代启蒙带来的意义危机出发来探求绝对。概括地说，他 的理论思考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直接讲述由现代启蒙所导致 的意义危机。在古代世界中人们一直坚信自然秩序与人间秩序相合一，人间秩 序以及由这一秩序所规定的伦理生活因此也就有了绝对的根据。现代人之所以 会遭遇意义危机，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关于这种合一的信念被摧毁， 人间秩序背后的绝对性根据也因此被瓦解。其次，是透过对表面形象（manifest image）和科学形象之间关系的解析，进一步指出由科学真理所把握住的实在 本身。布拉希耶指出，对于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现代人的眼中既有其表 面形象，又有其科学形象。表面形象的要点在于，它始终以人为中心来解释世 界；自现代启蒙以来，科学形象逐渐摧毁了如此的表面形象，指出了人的非中 心的位置。我们之所以会有关于世界的表面形象，是因为人从自己出发来为万 物命名，并在命名的过程中赋予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之间以某种连贯性。科学真 理的思考方向则正好相反，它是按照不连贯的实在来思考实在本身，人所能赋 予世界的最低程度的连贯性是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学真理中我们认识到 实在“比无更少” 。最后，是说明持有这种实在论立场的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 “灭绝”的哲学。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即使人们可以把它归结到某些先天的 形式或秩序，但从这种实在论出发，我们也会进一步洞见到，这些所谓的先天 秩序又是以一些经验性事件为前提的。 格兰特通过重解谢林的自然哲学来建构自己的思辨实在论。他对谢林自 然哲学的解析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首先，他明确指出谢林坚决反对自柏拉图 以来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存在论。这种存在论认为存在着物的世界与理智的世 界，德国唯心主义也属于这种存在论。德国唯心论还进一步指出，物的世界由 理智的世界所建构或创造，人的理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人能够把握有机体的世 44 界。谢林明确反对这种存在论，强调指出没有两个世界，生命与非生命是连续 的。其次，是进一步指出自然本身具有理念性。作为物质的自然何以能够具有 理念性？谢林指出，自然是可以自行组织的物质，自然的理念性就是使自然在 自行组织和自行创造时所留下的痕迹。因此，不是人们赋予自然以理念或法 则，而是自然本身具有理念性。再次，是更进一步指出自然就是绝对。由于自 然具有理念，自然就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活力（dynamism） 。这也就是说， 自然由于内在的理念不会停留于任何形式的既定的物，必然会不断带来既定的 物的形式的瓦解，带来变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绝对就是纯粹的物 质，就是无条件的活力。最后，是强调说明我们可以从自然出发来理解人的自 由。自然由于内在的理念性，不会停留于任何既定的形式，它因此是自由的和 历史性的。从自然的自由和历史出发，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人的自由。 哈曼通过改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思考对象本身。首先，他把海德格尔 那里的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 系，并在这个前提之下重解上手性与现成性之间的分离。在海德格尔那里，在 讲述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时，会有上手性与现成性之间的不断交替。一方面， 任何存在者对于人来说都有可能成为现成的、在场的东西；另一方面，任何一 种这样的现成性和在场性都不能穷尽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在哈曼这里，在讲述 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时，也同样有在场性和存在本身之间的分离。一方 面是对象在与另一存在者之间的关联中所获得的现成性（在场性）；另一方面 是对象还拥有属于自己的隐秘存在，它在相互关联中成为在场的东西，但它总 是倾向于退出关联，返回自身。其次，他明确批判关联主义的立场，强调我们 必须从不在场的对象本身出发来理解实在。哈曼指出，关联主义立场的根本错 误就在于，它认为对象在由这些普遍的相互关联所呈现出来的规定性之外，不 再有其他规定性。哈曼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同时把握住对象的两个基本特征， 它既有在场性，又有不在场性。对象在相互关联中成为在场的东西，但它又总 是倾向于退出关联，返回自身。只有从对象本身出发，即从对象本身的不在场 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运动和变易。 简言之，上述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思辨实在论的要点就在于，它一方面让 我们可以重新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实在本身，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我们从实在本 身出发来进一步理解变易。 3. 从思辨实在论到革命主体理论 45 前文曾经提到，激进哲学的理论家们之所以在本体论和辩证法等基础理 论领域不断探索，是为了能够重建新的革命主体理论。我们可以透过巴迪欧和 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性延伸来把握他们的这一理论企图。 对于梅拉苏的思辨实在论，巴迪欧首先充分承认其在实在论方面的贡献， 认为它既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也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实现了对理性主义 实在论的重建。在此基础之上，巴迪欧进一步指出在思辨实在论中没有事件理 论，而他本人正是以或然性概念为前提提出了事件理论，并通过事件理论建构 起了新的革命主体理论。关于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和革命主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接下来在介绍其关于人民的概念时将会再次提及。 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性延伸则主要体现在他不仅重新论述了思辨 实在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把它们引向了主体理论。 齐泽克首先指出，思辨实在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运动 和变易。在这一点上，思辨实在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矛盾，这两种哲学的 独创性贡献都在于对运动和变易的把握。其次，齐泽克又进一步对黑格尔的辩 证法进行了重新解读，以具体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怎样讲述运动和变易的。 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解直接针对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重要批判（目 的论批判和必然性批判）展开。目的论的批判主要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讲述 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该过程在根本上是目的论的，因此这种辩证法 不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变易。对此齐泽克的回应非常机智，他以主奴辩证法为 例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要害在于人们对于失败处境的彻底扭转，因此这里 没有任何预先被设定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目的论 的。必然性的批判主要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讲述的是由概念的必然性所规定的 必然发展，它所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任何向或然性敞开的可能 性。对此齐泽克的回应非常直接，他强调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回溯性的必然 性，没有排斥或然性的必然性。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概念以充分承认实在的或 然性为前提，它只是在强调对于已经在各种或然性因素作用之下所展开的实际 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在思想上把握其概念必然性。最后，齐泽克明确指出我们 可以从或然性出发来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这里的关键在于，实在的或然 性虽然不依赖于主体，但它要在主体身上得到指认和确证。历史中的人们之把 握时机、采取行动、介入历史、带来历史的生成和变化，恰恰就是在指认和确 证实在的或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实在不仅是自在之物，而且是从实在的或然 46 性中诞生的主体。这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即主体。 综上所述，可以说思辩实在论是激进哲学的理论家们在本体论领域所取 得的积极成果，它不仅成功地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建构起了理性主义的实在 论，而且还为激进哲学的革命主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二）对“人民”话语的重构 在革命主体理论方面，本期报告将重点介绍哈特（Michael Hardt） 、奈格 里（Antonio Negri） 、朗希埃（Jacques Rancièce）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和巴迪欧（Alain Badiou）等激进哲学思想家们对“人民”话语的重构。我们 将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来分析其重构“人民”话语的努力：首先，激进哲学为 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方面会有向“人民”话语的回归；其次，怎样在激进政治 哲学的框架下重解“人民”的概念；再次，这个“新人民”概念能否解决困扰 当代激进革命政治的“同一性”问题。 1. 向“人民”话语的复归 2012 年，哈特和耐格里出版《宣言》A ，在该书中他们明确把“诸众”概 念改为“平民”概念，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革命主体。2015 年， 阿甘本出版《均势：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B ，在该书中他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 重新阐发了之前在《什么是人民》 C 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 人民的思想。2015 年，巴迪欧的文章《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被收 入《什么是人民》 D 一书正式出版，他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新人民”的 思想。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激进哲学界目前出现了一个向“人民”话语回归的 现象。要理解这一思想现象，我们大致要把握两点：首先，他们当年为何要在 革命主体理论方面自觉地远离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话语；其次，他 们目前又为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上再次向“人民”话语回归。 关于激进哲学家们为什么要自觉远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 人民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朗希埃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解构和奈格里、哈特对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Declaration , New York: Argo Navis, 2012. B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 该文收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 记》 ，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中。 D Alain Badiou，Que c’est-qu’unpeuple ？ Paris: La Fabrique, 2015. 47 “诸众”概念的强调来予以说明。朗希埃在《哲学家和他们的穷人》A 、 《工人话 语》B 和《无产阶级之夜》C 等著作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概 念进行了有效解构。朗希埃指出，19 世纪 30 年代工人们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无产阶级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这里只有工人们对自我实 现的追求，对融入社会的追求，完全没有对所谓的宏大历史使命的担当。 “无 产阶级”或“人民”概念在根本上只是知识分子的发明，它是在与资产阶级的 参照和对立中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因此它在根本上源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资 产阶级式的立场。由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所构建出来的这个无产者的概念与实 际的工人或穷人刚好相反，前者在后者的面前归于消灭。奈格里和哈特在《诸 众》 D 一书中明确提出“诸众”概念，以替代“无产阶级”或“人民”概念。 他们明确反对“人民”概念的同质性和同一性。与“人民”概念相对立，诸众 强调的是不可化约的多元性，它是在生产和运动中不断生成的非同质性团体。 它守护每一种社会差别的独特规定性，承认每一个个体或社会群体的独特性 （singularity） 。 关于他们为什么在革命主体理论上又会再次向“人民”话语回归，大体 上来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奈格里、哈特那里，是因为他们深切 认识到制约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最大困难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团结和同一性问题。 “诸众”的概念重在强调行动者们各自的独特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 但它根本无法说明这些相互差异的个体何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成为革命的主 体。为了回应这一难题，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平民” （commoner）概念， 不再使用“诸众”概念。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 “平民”经常与“人民”混用， 奈格里和哈特明确指出这个词的含义可以回溯至中世纪的英格兰。在中世纪的 英格兰，平民们不仅在事实上是在工作中相互平等、共享的，而且每一个人都 自觉地为实现相互之间的平等、共享而努力。他们想借助于这一概念来说明我 们何以在当代处境中解决行动者们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在阿甘本那里， A 雅克·朗西埃：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蒋海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B Faure and Rancière.La parole ouvrière . Paris: La Fabrique, 2007. C JacquesRancière. Proletarian Nights: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 London: Verso, 2012. D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 Penguin Books. 2009. 48 重解“人民”的概念是为了说明那内在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他 要从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内在分裂出发来说明革命性的政治主体何以生成。最 后，在巴迪欧那里，重新向“人民”话语回归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政治哲学上 彻底走出“对同一性”的恐惧，能够透过“新人民”的概念重新理解何所谓革 命主体的同一性。 2. 重解“人民”的概念 关于“人民”的概念，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一文 A 中明确指出，在任 何政治共同体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大写的人民指参与 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的人们，它是一个抽象的总体，强调包容性。小写的人 民指在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被任何合法的力量所排斥，成为赤裸生命，它是排 斥的结果。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之间是包容性的排斥关系，正是由于这一 关系的存在，在任何政治共同体内部都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 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会存在这种根本性的断裂？阿甘本在 《王国与荣耀》B 一书中从政治共同体之形成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先从政 治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形成的角度揭示了大众与子民之间的关系。通过欢呼的 仪式，人们结成宗教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完成了从大众（ochlos-multitude） 向子民（laos-populus）的过渡。通过这个建构宗教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仪 式，一方面有了代表新的共同体的大写的人民；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到 这个仪式中去的大众也被纳入共同体中，但他们无法在共同体的各种合法形式 中得到承认和显现，他们成了在共同体内部实际存在的剩余。 在 2015 年的《内战》一书 C 中，阿甘本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在政治共 同体的内部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才会有直指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内战，这是 “利维坦”与“比蒙”之间的决战。换言之，没有任何形式架构的乌合之众， 通过一定的语言仪式，被架构为人民—王。与此同时，在共同体的内部始终还 存在着被赤裸生命化的小写的人民，它具有消解人民总体的力量。在一定的条 A See Means without End ,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 pp.29–36. B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9 件之下，这些小写的人民将聚集其力量，与作为统治者的大写的人民之间展开 决战，这就是内战，是化身为利维坦的大写的人民与化身为比蒙的小写的人民 之间的决战。内战或将导致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和一个新的人民—王，或将导 致政治共同体彻底消亡。后者所呈现的恰恰是内战的末世论的维度。具体来 说，它意味着利维坦和比蒙之间的决斗将致使两者同归于尽，人们将因此进入 未来的国度，彻底摆脱一切束缚。 这样，阿甘本就通过大众与子民、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以及利维坦 和比蒙这三对关系说明了内在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根本性断裂以及革命的主体 得以生成的内在机制。 “人民”与“同一性”问题 3. 在对“人民”话语的重构上，巴迪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他敏锐地指出制约当代激进革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难题就是同一性难题，在这 个问题上左翼力量普遍地陷入了一种“一恐惧症” （un-phobie） 。针对这一困境， （把所有的同一性都看作是暴力和 巴迪欧指出，我们要真正摆脱“一恐惧症” 专制） ，在理论上必须把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正的太一”和现实生活中作为人 的操作结果的“有限的一”区别开来。前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我们无法 凭靠人的有限的知识体系来把握它；后者则意味着人们以人造的有限为无限， 人为地制造出虚假的绝对。其次，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同样要在人民的问题上把 两种不同的“一”区别开来。一个是由一个同质化的身份所带来的“一” ，如 “法兰西人民” 。这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是反动的人民，它是同质性的“一” ， 制造被排斥的剩余；另一个是正在生成的、面向未来的“一” ，如阿尔及利亚 战争期间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这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是新人民，它针对着 既定的共同体（利维坦） ，结成了反利维坦的共同体。最后，他通过事件理论 来进一步解析新人民的规定性。从事件理论的角度看，可以说新人民是由事件 （event）和人们对事件的忠诚（loyalty）所带来的新的主体。巴迪欧认为，耶 稣基督事件和十月革命事件等都是改写历史的真理性事件，这些事件的真理与 人们对在该事件中所敞露的真理的忠诚是一体的。新人民首先意味着对于其成 员的旧身份的彻底取消。这些事件的发生相对于当时既定的条件而言是超越的 或不可理解的，它所敞露的真理具有超越于当时既定的、有限的社会秩序的普 遍性。人们由于对事件的真理的忠诚，就超越了先前所具有的任何既定身份， 具有了普遍性。新人民同时还意味着人们通过对在事件中敞露的真理的忠诚而 50 形成合体（incorporation） 。因此，新人民不再是松散的“诸众” ，他是由于人 们对事件和事件的真理的认同而产生出来的新的合体。不仅如此，在这个与事 件的真理相合体的过程中同时还产生出了最具有战斗性的先遣队（或政党） ， 先遣队对于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极端重要。 概括起来，可以说以巴迪欧、阿甘本等为代表的激进哲学家们是在新的 本体论和新的政治哲学的框架之下来重构关于“人民”的话语的。他们在构建 革命主体理论方面的这些新探索一方面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 说和革命政党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新社会运动所存在的实际困境的自觉 回应。 结论 综观 2014 年、2015 年度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全球资本主义 的研究和对左翼政治的反思是两大核心主题。在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方面，摆在 马克思主义学界面前的最大现实难题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最具 挑战的理论难题则是怎样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来重新阐释《资本论》 的双重维度。在对左翼政治的反思方面，理论上的最大挑战在于怎样重解并复 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现实上的最大困难在于怎样解决左翼政治（无 论是左翼政党政治还是激进革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51 52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2014 — 2015） 53 美 国 林 晖 汪功伟 2014 至 2015 年度，随着对全球性危机从经济领域、生态领域向政治领域 的蔓延的认识不断深入，美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愈来愈认识到在 应对这一系列危机的过程之中，左翼自身团结的重要性和左翼联合组织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除了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教育、战争等 热点问题之外，还涉及正义的可能性、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国家体制、新 自由主义等。本报告将从七个方面介绍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两年来 所主要关注和研究的一些话题。 一、左翼论坛：正义如何可能？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活动， 是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其中，2014 年度左翼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和 / 或革 命：想象一个转型正义的世界”；2015 年度左翼论坛的主题则是“没有正义就 没有和平：直面资本主义危机和民主” 。显而易见，正义问题是两届论坛的关 键词，而两届论坛在主题上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左翼和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在面对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层面的非公正、非平等现象时的基 本态度。 54 （一）2014 年左翼论坛 2014 年的论坛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 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各色人物在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 刑事司法学院济济一堂，人数超过 4500 人。论坛的活动形式包括近 400 场专 题讨论，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工作坊、对话、争论甚至直接行动。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面临的社会背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 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仅通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解释，而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多元 决定”的，这些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此届左翼论坛的专题讨 论所显示出的巨大包容性表明，左翼人士的质疑与回应似乎无所不包地涉及生 态、媒体、文化、性别、家庭、种族、教育、卫生、住房、食品甚至监狱工业 综合体等几乎所有社会层面和包括非洲、美国、中国、东南亚、中东、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区在内的可能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以及为了实现这些领域中的 正义，在一个越来越失控的世界中诉诸立场鲜明的思考和行动。 正如本届论坛海报上的文字所勾勒出的，对于全球的左翼人士而言，当 下最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世界已经连续七年深陷资本主义危机的泥潭之中。人 们所珍视的“复苏”只是让那些制造这场危机的人获益，而无休止的经济衰退 则困扰着那些受害者，即最广泛的大众。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 平等都在日益恶化。阶级划分变得尖锐起来。社会不公把我们所有人推向了极 限。大公司和富人将保护和维持自身支配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最大化。他们和 他们的政客到处都在采用财政紧缩的政策，却把保留下来的公共资源用于帮助 银行和其他破产的超级公司摆脱困境。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本主义的“新常 态”意味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前景、不可维持的债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 意在将社会不满引导向那些作为替罪羔羊的右翼分子。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事 情激烈地质疑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合法性，并 召唤关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永续发展的各界人士为实现有别于现存体制的 政治形式，去开辟激进思考和团结行动的可能性空间，而左翼论坛正是为了实 现这种可能性空间而做出的尝试和准备。 在上述背景中寻求社会正义，意味着左翼人士务必回答一系列迫在眉睫 的问题，包括：今时今日，当一项改革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所前进，却在其他 重要的斗争中不得不后退，我们必须如何应对？克服上述挑战需要什么样的运 55 动形式？当正义的转型条件不再是“愤愤不平的人向平息愤怒的人者抱怨” ， 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机构、体制和社会条件？这些议题又是如何提出改革 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 崭新而不同于现在的世界。可我们要如何抵达那个世界，是通过改革、革命还 是两者策略性的联合？ 本届论坛的开幕大会以“当下为什么要革命？当下什么是革命？ ”为主题， 会议的发言人包括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和美国社会民主 党重要成员科耐尔·韦斯特（Cornel West） ，秘鲁裔美国说唱歌手和街头艺人 “不朽技术” （Immortal Technique） ， 《日常的革命：阿根廷的水平主义与自治》 一书的作者玛丽娜·斯特林（Marina Sitrin）和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 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 。本次论坛的热点专题包括： 1. 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也许第一次拥有了高质量地满足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的科技能力。然而，在目前的社会安排中，这种能力仍然 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们到底是在危如累卵的现状中继续垂首期待自由市场 机制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还是依赖政府的干预能力并制定一系列更加符合 分配正义理念的公共政策，抑或自发地团结起来，创造出平等、民主、可持续 的新型经济合作形式？ 在本届论坛中，与上述追问相关的小组讨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答 案。譬如，在“超越民主、资本主义和稀缺性：基于自然法则——资源的经济 可能性”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更 加人性化的新思路，珍视那些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处于不断演进状态的体 系。因此，在彼此的互动中，我们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必须反映出新知识，而这 要求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得到持续的更新。在“对，我们要改变体系！ 可是改变成什么？ ”与会者认为，虽然改革和革命是重要的，可是他们无法单 独创造出通往经济—社会民主新模式的途径，除非我们能够着手解决背后的 基本问题：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如果一个社会的基石是参与和以健康、有效、 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这个新社会确实可以有效运转吗？ ”我们最 终必须发展出一套清晰的、和平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务必给出某些可行的新 型要素，而这些要素意味着根本性的改变和对资本主义、利润、竞争以及狂热 扩张的超越。 56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金融寄生主义：理解‘大吸血鬼小分 队’ ” 、 “希腊和欧盟计划：金融恐怖主义还是新殖民封建主义侵害了主权人 民？ ” 、 “西方帝国主义风暴中的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 、 “新全球贸易秩序？ ” 、 “看护、工会、社会主义与医疗保险” 、 “占领伦理学：对抗经济的去人性化” 、 “计划一个可持续的文明：我们能够用绿色新政阻止生态系统的崩溃、并走向 一个公正的社会吗？ ” 、 “改革与革命：通过激进公共政策建立团结型经济” 、 “资 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前景：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有毒的慈善：盖茨基 金会、公共健康和帝国主义” 、 “超越物质稀缺性” ，等等。 2. 跨国行动与对全球正义的追寻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人员、信息、劳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同时 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非正义问题正在或已然上升为跨越民族—国家的世界 性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针对这些问题的策略与行动不应该被继续理解为 单纯的地方性行动，而是具备超出国家边界的广泛影响力。 在“起义的遗产、帝国和全球革命的范围”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帝 国作为一个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集中起来的资本所严格管控的世界，通过全 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打着“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幌子日益扩张的军事行动 两者形成的共犯结构，使得殖民动力去地域化了。全球资本对国家边界并不 怀有敬畏之心，而来自左翼的反抗却仍然将民族—国家视为社会历史变革的 终极前线，抑或坐井观天一般将居于帝国中心的人口的直接利益视为唯一的 关注点，墨守上述范式的陈规只会挫败左翼行动自身。美国黑豹党（the Black 、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the Zapatistas）和南亚的毛主义者的起 Panther Party） 义行动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能会对重整旗鼓的、并且是货真价实的全球左翼做出 自己的贡献，而这些将为我们展现出全球革命的范围，推动我们投身到永不停 歇的解放实践之中。 、 其他与此相关的专题研讨包括： “超越国界：针对种族主义的全球斗争” “资本主义、移民和迁移工人的正义斗争” 、 “乌克兰危机” 、 “对话：从巴勒斯 坦和埃及到占领运动的革命经验” 、 “对抗希腊的法西斯主义和紧缩政策” 、 “全 球工会，在地力量：劳工能赢得对多国公司的胜利吗？ ” 、 “帝国主义战争和全 球生态恶化” 、 “亚洲的人民斗争：挑战、机遇和团结” 、 “追忆未来：詹姆逊和 斯皮瓦克的策略与思辨” 、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全球非正义” 、 “美国帝国 主义战争的新面孔” 、 “新‘伟大的博弈’：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资源战争’时 57 代的竞争与合作” 、 “叙利亚革命：巴勒斯坦、库尔德人和反帝国主义政治的影 响” 、 “用数码组织工具打乱传统的权力结构并建立强有力的共同体” ，等等。 3. 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前景 自 2006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已经增加了一倍。这里的信息很明 确： “人民权力”正在上升，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确乎如此 吗？科技已经提供给人们走向街头和广场的新方式，但试图将这种愤怒转化成 持续性进步的基础仍然相当滞后。人们正在寻求新的方式介入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制度和体系之中，人们也需要扩大集体行动的场域来满足上述需求。 在“创新 21 世纪的集体行动”分会场中，与会者探讨了我们得以推动集 体行动来迎合 21 世纪公民的召唤、为实现体系变革而激活社区生命力的方式。 在其他的会场中，参与到讨论中的各界人士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 前景做出分析、提供路径、描绘蓝图。 其他相关的讨论包括： “创造性介入：在社会变革中介入社区的创造性方 式” 、 “互联网中的直接民主” 、 “从被动成员身份到主动成员身份：制造变革 者” 、 “街头和政治竞技场中独立的政治行动” 、 “想象：居住在社会主义美国” 、 “新闻报道与战争罪：新自由帝国主义中左翼的角色——叙利亚，乌克兰和利 比亚” 、 “学院工人运动的左翼策略” 、 “精神分析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对弗洛 伊德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所施加的影响” 、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策略：在进步的 多数中建构战斗的少数” 、 “罗盘与地图：反资本主义，策略和政治想象” 、 “生 态社会主义者对环境危机的解决” 、 “新社会工联主义：为主街道战斗，向华尔 街征税” 、 “叙利亚革命：草根运动与媒体报道” ，等等。 4. 美国经济政治状况与社会运动 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特别是随着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美国 也成为支持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美国也是左翼分子的 大本营。因而，对美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对发生在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的透视，这些均构成本届左翼论坛中的热点问题。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专题探 讨包括： “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公众接受” 、 “回归中的社会主义” 、 “左翼与 犯罪：被融合的还是被忽视的？ ” “美国左翼为什么要关心欧洲：国际主义和欧 盟” 、 “在恐惧中工作：奥巴马时代的驱逐行动和劳工剥削” 、 “新麦卡锡主义？： 反抗对抵制、剥夺和制裁运动的镇压” 、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左翼政治” 、 “工 会能成为新左翼政党和 / 或选举计划背后的力量吗？ ” 、 “用针对华尔街的劫富 58 济贫税去终结极端的经济不平等” 、 “健康保险的正义：单一付款人和劳工的持 续斗争” 、 “面向美国的议会制多党民主：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拥有我们没有的？ 它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步骤吗？ ”等等。 5. 艺术、文化与日常生活 作为运动和抵抗手段的艺术类型与文化形式同样也是本届论坛参与者的 重要关注点。参与本届论坛的成员中包含从事不同艺术类型的艺术家，对美国 活动家、歌手和作曲家皮特·西格尔（Pete Seeger）的纪念会议也构成了本届 论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表演、艺术、视频和媒体：展示 21 世纪的抗 议”分会场中的与会者所认为的那样，艺术通过记录和延续每个时代的时代精 神推动社会的转型。在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历史中，艺术成为每一个世代的音 轨、视觉呈现、记录者和真理看护者。而在“作为治愈手段的艺术和面向有色 人种中酷儿群体的革命”分会场中，与会者将注意力投向作为治愈、解放和革 命手段的艺术，它们与有色人种以及其中的酷儿群体紧密相关。与会者相信， 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能够作为一种可行而有力的手段去讲述故事，并去对抗粉 饰太平的、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媒体。与该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在社会 正义斗争中负责的非洲妇女” 、 “云劳动：在数码经济中工作” 、 “面向革命的漫 画” 、 “网络的去私有化：将高速通讯放在每个人手里” 、 “为坏艺术一辩” 、 “音 乐，社会运动和革命” 、 “从等级和支配的当代文化走向伙伴文化” 、 “现代种族 灭绝和动机：一个激进的精神分析视角” 、 “偏见，幻觉和正义” 、 “跨种族爱情 的历史：欲望，危机与代表” 、 “经济学的公平性和生活的艺术” ，等等。 （二）2015 年左翼论坛 2015 年的左翼论坛于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 司法学院召开。同样，参加此次论坛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成员身份也极具多 样性，包括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各种组织与杂志的代表以及从事不同 艺术类型的艺术家等各界人士。论坛活动的形式包括近 400 场专题研讨、工作 坊、展览以及其他各种活动。 论坛海报宣称，从世界范围来看，2015 年左翼论坛发生于一个政治运动 风起云涌的时期。在希腊和西班牙，左翼人士已经或几近夺取了权力。在美 国，大众掀起的抗议和抵制潮流正在对抗警察施加的暴力。从希腊激进左翼联 盟（Syriza）在希腊赢得大选、反紧缩运动遍布欧洲各地，到水平—民主政治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从由弗格森事件和“黑人的命也很重要”运动点燃的全 59 国性的行动主义，到逐步上升的力量试图结束针对古巴实施的禁运，这些新近 发生的事件和左翼政治正在日渐获得关键性的地位。 此届论坛的开幕大会便是围绕着“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我们能行’党， 左翼阵营与左翼：一场欧洲革命政治？ ”的主题展开的，此次开幕大会的主要 发言人包括“我们能行”党公民委员会当选成员、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爱德 华多·毛拉（Eduardo Maura） ，约克大学政治科学杰出研究教授列奥·帕尼奇 （Leo Panitch） ，居住在柏林的葡萄牙行动分子卡尔丽娜·普林西比（Caterina Principe）和巴黎大学文学与人文学博士康斯坦蒂诺·苏卡拉斯（Konstantino 。与会者专注于发生在欧洲并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反紧缩政治、各 Tsoukalas） 种联盟以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政治潜流，并探究了这些在选举、左翼和社会运 动组织上的发展所展现出的革命性维度。 对于左翼人士而言，这一时期虽然充满希望的前景，但同时也充斥着来 自各方面的挑战，那些激起人们推动政治转型的社会状态仍然如幽灵般挥之不 去。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仍然在加深，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而那些制造了 这场危机的人却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替罪羔羊。政治和公司精英对民主权利和自 由的承诺在公意的法庭中听上去愈加空洞。与此同时，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依然在延续，全球经济与生态系统正在激起各种暴力冲突，并将许多国家的人 口推进征服战争的无尽旋涡里。而在国家边界内，国家机器的监督力量越来越 多地纠缠并撕裂人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资本主义日渐依赖于军事力量和警察 力量进行野蛮的干预，使更多的群体屈服，以此维持既定的体制。而在过去十 年，人类已经经历了一系列与气候变迁相关的灾难，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走向无 法逆转的耗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那些能够并且愿意面对这些问 题的愈来愈多的人们集结并动员起来。 为实现激进变革的运动需要行动分子、运动和团体的组织者以及更广泛 的公众团结与共同合作，开辟思考和行动的空间，而左翼论坛为左翼人士的集 结和动员提供了可以彼此沟通、交流、争论乃至于直接行动的重要场域，论坛 讨论的主题囊括经济、政治、环境、住房、教育、健康、食品、种族、宗教、 艺术以及文化等各种社会议题。此届论坛中的热点问题包括： 1. 政治经济状况与当前的危机 左翼人士的根本关切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初生之时所具有的 活力，它在不同社会层面造成的愈加严重的恶劣后果不仅使自身丧失了合法性 60 与“存在理由” ，而且激起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是否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性制 度，走出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死胡同。譬如，在“直面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和 自然危机：水，石油和经济不平等”分会场中，与会者便从理论分析和政治挑 战两个方面探索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和自然领域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就资本主 义对社会领域的破坏而言，与会者跳出皮凯蒂全球财富税的思路，探讨了不平 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与会者认为，在着手处理那些加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条件时，不应该死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决定论本质，而应当将规范性 的因素融入对不平等的解释。就资本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而言，与会者探讨 了水与原油的政治学，以及向生态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首先可以采取的步骤。 其他与该主题相关的讨论还包括： “资本主义的危机：风暴前的闪电” 、 “资 本（再）生产：思考压制与剥削之间的关系” 、 “反新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 、 “连点成线：大资本，依赖性劳动与贫困” 、 “危机中的帝国：将斗争联合起来， 以抵御种族主义国家的恐怖状态、财政紧缩和无尽战争” 、 “来自希腊街头：反 财政紧缩的草根抵抗运动” 、 “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到叙拉古：当选激进分子要 如何自上而下地与财政紧缩战斗？ ” 、 “伊朗与以色列的原教旨主义：在大中东 地区的混乱背景中对比” 、 “希腊与德国：为欧洲的未来而战斗” 、 “所知世界的 终结？住房，占领和对希腊资本主义的跨国抵抗” 、 “怎么办：今日如何构建全 球反资本主义运动” ，等等。 2. 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前景与挑战 直面资本主义危机，这自然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那些试图解决当下危 机、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永续发展之未来社会的社会与政治行动。如 同往届一样，此届论坛的参与者对实际发生的运动、运动产生的经验与教训、 未来可能的运动类型和组织形式做出了细致的探讨。譬如，在“新挑战、新回 应：2015 年美国社会论坛”的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如今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经济不可避免地处于危机之中，政府失能、国家暴 力和军国主义正在向法西斯主义逐步升级，而气候变迁正在威胁这个国家数 千万人的生活。美国社会论坛则是由一系列自发的、由技术手段联结在一起的 集会组成，这些集会散布在美国境内不同的地点，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正是对危 机、愿景、行动以及策略的讨论。美国社会论坛计划在 2015 年再次举办，并 召唤人们参与到该论坛的筹划与行动之中。 与该主题相关的其他专题研讨包括： “21 世纪建构运动的中心” 、 “美国的 61 共产主义之路：我们要如何开始？ ” 、 “一场人民的气候罢工：通过合作的罢工行 动实现转型正义” 、 “为那些被错误地囚禁起来的人们寻求正义” 、 “建立全球团 结运动” 、 “关于毛主义的当代讨论” 、 “拆解监督国家：安全通讯刍议” 、 “梦想 自由：弗格森，巴勒斯坦和为迁移正义而战斗” 、 “从‘愤怒’ （Indignados）运 动到政治组织：西班牙的政治变革” 、 “民主、历史和电影脉络中恐怖主义与国 家恐怖状态的全球图像” 、 “将城市、国家和联邦融入低碳潮流：阻碍与成功” 、 “后奥巴马时代中的解放政治” 、 “希腊斗争的新阶段” 、 “网络运动：政治的变 革潮” ，等等。 3. 教育中的压迫与抗争 教育是社会阶级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它既可以被统治阶级用作维 持、延续和强化自身支配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被受压迫的群体视为实现社会正 义的政治竞技场。以“资本、种族和成人基本教育的重塑”为主题的专题讨论 会便追溯了美国成人基本教育的历史。美国成人基本教育曾经与为实现社会、 种族和经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息息相关，而最近国家和国际的教育政策与论述 致力于将成人教育狭隘地定义为劳动力发展的议题，成人接受的训练将培育批 判意识和策略能力的工作边缘化了，拒绝在课堂和政治活动之间保持联系。这 一场讨论邀请听众来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分析，并和与会者一同重新发掘成人基 本教育的批判性潜力。 与教育议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学术资本主义 / 威权主义与专业的地 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学术自由和教授角色” 、 “通过游戏建立我们的未 来” 、 “为开放知识而共享学术” 、 “通向革命的教育” 、 “拆解实习生经济：建立 学生、实习生和工人权力” 、 “埃里克·弗洛姆在教学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创造 性，以及他对危机中的工会的态度” 、 “教师要如何在政治上回应新自由主义不 公正的教育政策？ ” 、 “智力正义：图书馆和新自由主义信息经济中的私密与开 放” 、 “非暴力的迷思和建立一种真正的抵抗文化” 、 “不只是分数：反对高风险 、 “所知世界的终结？教育和学生对危机的回应” ，等等。 测验的新起义” 4.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自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既有密切的关联和 共同的敌人，彼此之间又有难以调和的对抗。新近的街头抗议和反紧缩运动为 两者的再次相遇提供了场所，并从各自的角度对群众集会、组织类型、直接民 主、自治主义、水平主义、领导方式以及未来的运动策略等议题进行了反思。 62 与之相关的专题探讨包括： “为了反抗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批判理论” 、 “无 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加深工作场所 中的科技变迁，工人组织和马克思成熟的批判理论” 、 “从叙利亚和土耳其到 底特律，全球危机和妇女为人道主义的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视 角” 、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相遇” 、 “今日的列宁主义” 、 “马克思的《哥 达纲领批判》 ：革命组织的新方向” 、 “地球的失常：哲学，政治与欧洲和美洲的 自治” 、 “下一场革命：群众集会和直接民主的承诺” 、 “托洛茨基：革命的人生” 、 “通往大众左翼政党” 、 “ 《国家与革命》发生了什么？ ” 、 “1917 年至 1921 年俄 国的权力问题” ，等等。 二、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部分著作简介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与时间》 （Marx after 1.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作者：哈利·哈鲁图涅（Harry Harootunian） ，芝加哥大学马克斯·派里维 斯基历史荣修教授。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一书中，哈鲁图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 本主义的最终完成的推测提出了质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转向反应了 下述认识，即预期中的革命在“二战”之前并没有发生，那么，冷战的到来则 一方面使得西方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联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这样的信 念：资本主义仍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该书通过回到早期理论家们对于资本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使得马克思 于西方文化的转向成为某种普遍化的趋向，这种解释暗指某种轨迹超越了欧美 世界，扩展到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观点重塑了这 些地区的资本的生产方式。他对于多样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描绘，比他在《资 本论》中所勾勒的英国经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有助于解释各个地区在 20 世纪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对列宁、卢森堡、葛兰西以及其他关键性理论家的文 本解读中，哈鲁图涅通过重申深度的历史关联性，清除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 化成见。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评论道，哈利·哈 63 鲁图涅非常有说服力地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时代中对于真实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式的解释，以反对黑格尔主义式的“普遍主义”历史。这部著作中的马 克思是一位细致入微、重视经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思考者，而非我们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所见到的伪科学的“历史哲学家” 。 《卡尔·马克思：一种十九世纪的生活》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2. ry Life，Liveright，2014） 作者：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 ，密苏里大学教授。 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比如弗朗西斯·维恩的《卡尔·马克思》 （2000）和玛丽·加布里埃尔的《爱于资本》 （2011） ，为斯珀伯的马克思全景 式肖像留下了充分的学术空间。作为一名 19 世纪欧洲史的专家，斯珀伯坚持 认为，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要考虑到他青年时期受到的黑格尔哲学及 法国革命的影响，其思想的力量是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按照斯珀伯的看 法，尽管马克思预言了共产主义的愿景，但是他的理智主义确实是回溯式的。 斯珀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必然会激怒那些只相信马克思的当代意义的现代 马克思主义者，斯珀伯这项工作的附属目的之一，就是将马克思描述为形成某 种“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这一目的体现在斯珀伯作品最令人感兴趣、也最易 接近的那些章节之中，它们强调了马克思生长于一个资产阶级社交环境中，他 从未放弃其中的某些习惯；他的父母对他的影响；由于他所从事的革命行动， 使得他的妻子与孩子们遭受了贫困与流亡的生活。 范德堡大学的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评论道，马克思是我 们的同时代人，每一代人都能够并且应该对他做出新的解读。乔纳森·斯珀伯 在他的作品中所做的，就是让马克思回到他自己的年代中去。他让我们通过 19 世纪的眼睛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极其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经常陷 入的困境。这是一部深入研究但同时具有很强可读性的作品，是一部值得细细 品读的传记。 《社会主义的必然：从哥达到现在》 （The Socialist Imperative: From Gotha 3. to Now，Monthly Review Press，2015） 作者：迈克尔·罗伯维兹（Michael Lebowitz） ，温哥华西蒙佛雷泽大学经 济学荣休教授。 近 10 多年来，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维兹撰写了多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 《超越资本》 （获多伊彻奖） 、 《现在建构》 、 《社会主义的 64 选择》 ，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矛盾》 。在这部新作品中，通过追溯研究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罗伯维兹对于已经被包含在 那些开创性著作中的分析进行了进一步深化。 在书中，罗伯维兹探讨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几乎被普遍忽视的问题，即 当人们一起工作并生产社会产品与服务的时候，也同时“生产”我们自己。人 类被环境所塑造，任何忽视了这一事实的社会主义立场都注定要失败，或者 说，至少再生产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异化劳动。但是，人们是如何能够以重组生 产的方式来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同时又发挥他们的人类潜能的？罗伯维兹首 先通过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考察，再通过对苏联和委内瑞拉建设社会 主义的经验的考察来问答上述问题。他指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由某种 核心洞察来赋予其活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由工作 组织的社会生产、对于公共需求和公共目的的满足。罗伯维兹的这些文章都值 得仔细阅读和思考，这也证明了作者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之一。 《社会主义纪事》的编辑里奥·帕奇尼（Leo Panitch）评论道，21 世纪建 构社会主义的失败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新中的一个本质性要素，这一革新出现 于 21 世纪的第一次资本主义重大危机之中，而罗伯维兹的这部新书对此进行 了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Marxism and Feminism, Zed Books, 2015） 4. 作者：山鲁佐德·莫加布（Shahrzad Mojab） ，多伦多大学高等教育与成人 教育系。 由莫加布主编的这部著作，对于历史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争 论进行了再次评价，并且就当前最为紧迫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部著 作用关键词来组织其内容，基于某种阶级驱动的角度提出了某种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父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了讨论。这 部书的内容是由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的著名学者提供，就当代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思想领域而言，这部书是一部基础性文本。 多伦多大学的阿比盖尔·贝肯（Abigail Bakan）评论到， 《马克思主义与 女性主义》是跨学科学者合作项目的杰出成果。这部作品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 为人们提供一种令人兴奋的阅读经验。 《马克思与自然：红色与绿色的视角》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5. 65 Green Perspective, Haymarket Books，2014） 作者：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尽管经常被视为环保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作为某种社 会与物质过程的生产，受到由历史发展形成的生产者关系和自然条件的约束和 限制。保罗·柏克特在书中标明，正是马克思首先关注了人类的解放，这促使 他从唯物史观、社会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阿尔弗雷多·萨 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认为此书“非常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威尔弗 里德·冯·布雷多夫（Wilfried von Bredow）甚至认为这部书对于反对北约重 组提供了全方位的论证。 《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6. of Capi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作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与地理学杰出 教授。 在《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前言中，大卫·哈维写道： “我在这里所要做的，是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而非资本主义。我想要弄 清楚资本主义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弄清楚为什么这一引擎可能会出现故障并 停顿，有些时候甚至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同时，我也想说明为什么这个经济引 擎应该被替代，并且说明被什么所替代。 ”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而言，资本就像是呼吸的空气，很少有人会思考呼吸 这种空气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但是，弄明白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是什么使它失败，这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经济 的走向也具有重大意义。在书中，大卫·哈维考察了引发最近危机的资本流动 的内部矛盾。他认为，尽管矛盾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具有了一定的弹性和灵活 性，它们同时也包含了引发系统性灾难的种子。许多矛盾都是可控的，但有些 却是致命的：无止尽的复合性增长的压力、掠夺自然至于极限的必然性、普遍 异化的趋向。资本主义总是设法通过“空间修复”来扩展外在边界，通过扩大 体制的地理学范围来覆盖原本处于其界限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它是否还能够继 续扩展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大卫·哈维则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这种 扩展是不可能继续的：边界无法进一步扩展了，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 情况的先兆。 66 斯蒂芬·马赫（Stephen Maher）在《科学与社会》中对此书评论道，大 卫·哈维的这部作品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尝试，是对僵化的教条 主义和学院派的超越，而教条主义或学院派则对于构建某种更为丰富、更为开 放的理论方法形成了长期的困扰……对于那些寻求介入政治的行动者而言，这 部作品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自发性和无结构性，最终超越那个关于“改良 或革命”的老问题，并且对于改良或革命的可能性进行检验，这种改良或革命 将通过在 21 世纪剩余的时间中实践社会主义的政治抉择而进行。 《古代与后现代：形式的历史性》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On 7. the Historicity of Forms，Verso，2015） 作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杰出 教授。 詹姆逊在《古代与后现代》一书中指出，高度发达的现代主义正在远离 我们，正如古代世界远离文艺复兴一样。现代主义的作品，比如鲁本斯的绘 画、瓦格纳和马勒的音乐，受到了晚期现代作品，比如电影的挑战，同时也受 到各种类型的后现代实验性作品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试图凭借不同的方式来发 明某种新的形式，从而把握特定的社会总体性。詹姆逊认为，从整个历史发展 时期来看，叙述问题始终在坚持其多元形式的变化和变形。 英国文学理论家、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杰出教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星 Eagleton）评论道，该书研究涉及了从索福克勒斯到科幻小说的广泛领域。 期日泰晤士报》则评论到，对于任何不仅仅想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而且 也想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人来说，詹姆逊的这部作品都是一 个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文本。 三、马克思著作的研究 马克思的作品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 论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作品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 他们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 论支撑。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1 期刊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哲学系的克里斯 蒂安·洛采（Christian Lotz）的文章，题为《货币的超越性力量：马克思理论 67 中的社会综合》 。 A 在该文中，洛采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将货币定义为一种供 社会沟通和交换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将货币决定为真正实存的普遍物和一种抽 象的社会支配模式的实存形式。这一构想是将康德有关“物性”的概念转换成 物质概念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我们面前 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诸种真正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形 式，这种形式因其依赖于货币形式而本身即为抽象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 析了马克思早期作为“物自体”的货币概念，并且重构了这个概念在《政治经 济学大纲》中最终被转换为一个社会性概念的方式。 2014 年第 1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还刊登了来自鲍德温·华莱士大学 政治科学系的蔡海淑（Haesook Chae）的题为《马克思论家庭和阶级意识》的 文章 B 。 蔡海淑认为，人们通常认为妇女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边缘性的， 但事实上，妇女解放是内在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通过对马克 思家庭观的分析，作者认为，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不可或缺的社会性，只有 在基于性平等的家庭、而非父权制家庭中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马克思的革 命理论中，女性在家庭中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克服在资本主义社会 脉络中社会性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具有本质重要性。与此同时，该文还提出， 这种有关家庭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已经被忽略了，主要的原因在 于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倾向于错误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妇女问题上的 看法等同起来。 来自东英吉利亚大学、从事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的亚历山大·布朗 （Alexander Brown）撰写的《马克思论剥削：一个康德主义的视角》刊登在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3 期上。 C 在文章中布朗提出，尽管在研究马克 思的学者中间有着无休无止的讨论，但关于什么才是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最佳 方式却依然没有定论。通过援引伊曼纽尔·康德的伦理理论，布朗试图将上述 A Christian Lotz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 Social Synthesis in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1, January 2014, pp.130–9. B Haesook Chae Marx on the Famil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62–77. C Alexander Brown Marx on Exploitation: A Kantian Perspectiv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3, July 2014, pp.360–81. 68 争论向前推进一步。道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能地相信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 性，而该文的目的则是给予这些人以一个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该基础可以 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该文用“人是目的本身”的公式去发 展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康德主义表述（这反过来又与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所发 现的有关资本主义剥削的三个主要构想形成了对照） ，与此同时，该文也发展 了有关反等级制的慈善家—资本家的观念，布朗指出，这类资本家并没有被动 员去超越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愿意倾听其工人的声音，并放弃一些不利 于后者的收益。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希腊克里特大学政治学系的 塔纳西斯·吉乌拉斯（Thanasis Giouras）的文章《批评者和智者：卡尔·马克 思与威廉·罗雪儿的博士论文》 。 A 作者认为，对威廉·罗雪儿与卡尔·马克 思的博士论文加以比较分析，可以对这两位被认为是推动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 发展的核心人物做出阐明。在作者看来，两篇博士论文的思路均按照德国学术 界的传统，包含对某些古希腊理论的分析，罗雪儿分析了处于更古老时期的智 者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马克思则分析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两篇论文也各自都多多少少参照同时代的政治问题展开自身的分析。我 们可以从他们的博士论文中辨别出两位作者后期的理论作品所包含的某些方 面，因为直面古代可以作为着手现代性之基本问题的起点，同时也展示出古代 哲学本身的历史局限。 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摩尔根·霍洛维茨（Morgan Horowitz）在 2014 年第 4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撰写了题为《论马克思作品中被设想出 的断裂》的文章。 B 霍洛维茨认为，一种因阿尔都塞而流行起来的解释是，不 应该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和政治作品是与其晚期作品密切相关的，它们也没 有对后者做出什么贡献。而在霍洛维茨看来，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作品中存在 “断裂” ，这种看法肯定是错误的。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它们与马 克思晚期作品中那些人们所熟知的承诺和问题具有连续性，并且是逐步发展为 后者的。马克思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质上包含着某些政治的、民主的承 A Thanasis Giouras The Critic and the Sophist: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Karl Marx and Wilhelm Roscher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2, April 2014, pp.153–80. B Morgan Horowitz On the Supposed Break in Marx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4, October 2014, pp.454–83. 69 诺，因而他也没有超越自身的规范性立场。马克思运用了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 观念，思考我们的类本质所包含的潜能，并针对异化而对社会关系展开批判， 这些均促使他对共产主义做出表述与承诺。 2015 年第 1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刊登了来自波多黎各大学哲学系的 格奥尔格·弗洛姆（Georg H. Fromm）所撰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 验主义、科学和哲学》一文。 A 弗洛姆在文中指出，自 1932 年《德意志意识 形态》全文发表以来，由于其别具一格的特征（它仅仅是一部粗略的、未经编 辑的、未完成的手稿，也是一份极其雄辩的文本）事实上被忽略了，因而不断 地受到误读。因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宣称，在这部作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 提议采用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方式去构想人类历史和社会。而敏锐地捕捉 到这部作品之特殊性质的批判性解读则揭示出，上述一般化的诠释完全是站不 住脚的。恰恰相反，两位作者与青年黑格尔学派针锋相对时所采纳的观点，实 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看似悖谬的是，后者拥护的是绝对唯心主义 的观点。 同一期的刊物上，还刊登了题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规范性理解》 的文章，作者是来自天普大学的马修·斯梅托纳（Matthew J. Smetona） 。B 研 究马克思的当代学者常常强调要去追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应当以规 范性的术语来理解，而该文对这种强调提出了挑战。斯梅托纳认为，强调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的规范性，已经模糊了马克思对该体系的规范性理 解。马克思认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物质结构建立在含蓄的社会规范基 础之上，这些规范依赖于主体对它们的承认——这些规范仅仅将物质形式设想 为这种承认的结果，但在没有物质变迁的情况下却又不能被忽视。马克思从康 德和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些规范的理性意义及其约束性，这种理性意义在于根 据规范性的地位而对意向状态做出的解释，并且根据规范性的态度而对规范性 的地位做出的解释。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则刊登了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乔 尔·维恩莱特（Joel Wainwright）的文章《对照〈存在与时间〉阅读〈资本 A Georg Fromm Empiricis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1, January 2015, pp.9–32. B Mattew Smetona Marx’s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1, January 2015, pp.51–64. 70 论〉 》 。 A 该文赞成对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反之亦然） 。但要怎么读呢？毕竟， 《存在与时间》常常被视为一本反马克思 主义的作品。就三个方面而言，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可以阐明我们对每一本 书的理解。维恩莱特对这三个方面做出了阐述，首先根据海德格尔关于本体论 差异的构想探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之后考察了这两本书对主体性的处理方 式，最后对比了两本书在政治上得出的结论。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1 期上刊登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研究的文章。一 篇是来自巴布森学院的约瑟夫·李恰尔第（Joseph Ricciardi）所撰写的《马克 思论金融中介机构：从〈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法国“动产信贷银行”得出的 教训》 。B 经济史学家很久以前就开始争论合股投资银行，尤其是法国“动产信贷 银行”的兴起在法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李恰尔第认为，通过考察马克思 对这场古老的争论所做的贡献，可以澄清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其中对动产信贷银行的解释勾勒出一种有关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扮演角色的理论，这种角色有着潜在的破坏作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 中介机构，有五个命题：1）金融中介机构促使人们对社会财富提出更多的要 求权，可是根本不能设想这些权利在生产中的实现；2）金融中介机构使资本 停止流动，并对资本做出错误的配置；3）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面对 金融中介机构危机时必然是无效的；4）金融中介机构加速了资本家财产的重 组和集中；5）金融中介机构在阶级斗争的脉络中明显发挥了“购买时间”的 政治作用，推迟了冲突的爆发。 另一篇文章题为《对马克思发展观的主要诠释：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作 者是来自巴西联邦弗卢米嫩塞大学的帕特里克·加尔巴·德·宝拉（Patrick 。 C 作者认为，针对马克思的发展观，主要存在两种广为流传 Galba de Paula） A Joel Wainwright Reading Capital with Being and Tim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60–76. B Joseph Ricciardi Marx 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Lessons from the French Crédit Mobilier in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497–526. C Patrick Galba de Paula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Notion of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582–609. 71 的诠释方式。第一种方式认为马克思秉持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历史哲学立 场。这种诠释认为，不同的社会构型经由一系列相同的阶段而线性地演化，资 本主义趋向于在世界范围内使区域发展水平保持齐平。第二种诠释则认为马克 思在其思想发展成熟之时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该文以马克思所做出的具 体分析、历史理论和异化理论、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为基础，通过 对上述两种诠释的比较，揭示出两者均有严重的局限。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 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 义研究者在新时代中不断反思其理论基础的背景，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与这 一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3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如何持久地遭遇：阿 尔都塞与政治主体性》的文章，作者是来自爱琴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帕纳吉奥蒂 斯·索迪里斯（Panagiotis Sotiris） 。 A 在该文中，索迪里斯指出，对阿尔都塞 的一项批评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将历史视为无主体过程的思想低估了有 关主体的问题，并破坏了趋向批判性主体性的任何尝试。然而，阿尔都塞的工 作也提出了一个有关政治能动性的开放性问题。索迪里斯强调了阿尔都塞在将 政治实践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于新近出现的热衷于再度对 批判性主体性加以理论化的种种论证，他也试图加以批评。最后，该文还探讨 了以一种战斗的和批判的非主体性视角去构想政治能动性和群众智慧的可能 性，而这种群众智慧的基础源自阿尔都塞传统，是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 政党作为知识生产的集体过程的构想，也是社会运动中知识的民主化。 另一篇涉及阿尔都塞的文章，是刊登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的《沃尔夫，阿尔都塞和黑格尔：概论一种机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作 者是来自新布朗斯维克大学的尼克·哈迪（Nick Hardy） 。 B 哈迪认为，在首 次发表于 1996 年的一份论证中，理查德·沃尔夫表明，可以通过引入阿尔都 A Panagiotis Sotiris How to Make Lasting Encounters: Althusser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3, July 2014, pp.398–413. B Nick Hardy Wolff, Althusser, and Hegel: Outlining an Aleatory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454–71. 72 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要素，去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哈迪 赞同沃尔夫为反思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指出，沃尔夫所提议的 将黑格尔哲学重新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在阿尔都 塞对机运唯物主义的种种论证中发现有别于黑格尔主义的他种选择。机运唯物 主义强调“机遇”事件的重要性，这同样包含了沃尔夫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找 到的认识论反思性，但又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的本体论支持。历史紧 要关头既包含多元决定的种种矛盾，也包含情境化的因果关系，机运唯物主义 是能够支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作者认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有可能论 证，认识论既可以包含对各种矛盾的理论分析，也可以包含具体的分析。这就 容许不带抽象色彩的复杂性，以及不带还原论或本质主义的具体性。 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仍旧是热点。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4 期刊登了一 篇题为《黑格尔，帝国主义与普遍历史》的文章，作者是露西亚·普拉德拉 （Lucia Pradella） ，来自威尼斯大学哲学系。 A 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学术作品 考察了黑格尔对社会问题和欧洲扩张主义所做的分析，同样重要的一组文献对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加以关注，探讨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探讨了他站在种 族主义的立场上对事实做出的歪曲解释。针对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历史 哲学之间的关联所做的研究揭示出，劳动和历史演化在黑格尔作品中处于中心 地位。这使得黑格尔部分地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自然化方法，并辨识 出该体系中某些矛盾之处。然而，黑格尔最后却将欧洲扩张主义做了自然化的 处理，而黑格尔对这种扩张主义的提倡是建立在与《法哲学原理》中的普遍主 义视角相冲突的欧洲中心观之上的。另一篇文章刊登在 2015 年第 1 期的《重 思马克思主义》上，题为《从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到非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列宁 与有关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作者是雅典派迪昂大学的斯皮 罗斯·萨克拉罗普洛斯（Spyros Sakellaropoulos）和帕纳吉奥蒂斯·索迪里斯 （Panagiotis Sotiris） 。两位作者指出， “帝国主义”的概念又回到了政治和理论 的争辩之中，但仍然存在一些开放的理论问题。与那种根据领土逻辑探讨帝国 主义的做法相反，他们坚持资本帝国主义的非领土特征。列宁提供了一种可能 的有关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他的理论，便于我们将它和针对帝国 A Lucia Pradella Hegel, Imperialism, and Universal History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4, October 2014, pp.426–53. 73 建构与领土扩张的诸多理论拉开距离。同时，两位作者还将对列宁论述帝国主 义的著作的解读，与针对国际层面上政治权力和霸权的构想结合起来，强调国 家和政治权力的相对自治。从精简的阶级策略这一角度而言，他们强调列宁对 帝国主义之阶级特征的探讨。总体而言，该文的宗旨是提供一些有关非领土帝 国主义之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环节，强调将列宁的“帝国主义链条”概念和葛 兰西的“霸权”概念放在一起表述的重要性。 在对奈格里和哈特的著作及相关观点的讨论中，来自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马修·格里弗斯（Mattew Greaves）和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 （Samir min）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格里弗斯的文章题为《重思阶级斗争中的科技：对通讯的肯定与排斥的政 治学》 A ，刊登于《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格里弗斯认为，日益 扩张的数字网络支撑着积累的循环，这既有利于发展价值追逐的新形式，也有 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再度对阶级斗争中的科技问 题表现出兴趣。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是从自治主义马 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这一主题做出的最引人瞩目的理论探讨，它将网络化的科技 积极地展现为革命群体，或曰“诸众”的一部分。与这种肯定性的视角相反， 延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线索，对科技及其合理性的批判已经挑战了哈特 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中的科技所秉持的观点。该文首先辨析了所谓“排斥的政 治学”的谱系，这一政治学贯穿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朱迪·迪恩和克里斯蒂 安·富克斯的作品；该文还建议，对于阶级斗争中的科技，我们应该采用一种 由批判理论和有效的肯定性构想共同架构起来的观点。 萨米尔·阿明的文章则是刊登在 2014 年 11 月号的《每月评论》上，直 接题为《反驳哈特和奈格里》 。 B 阿明在该文中就其对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回应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大同世界》 ，话题包括全 球化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以及作为帝 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的美国军事干预所产生的结果。 A Mattew Greaves The Rethinking of technology in Class Struggle: Communicative Affirmation and Foreclosure Politic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95–212. B Samir Amin Contra Hardt and Nrgri,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11/01/contra-hardtand-negri/ . 74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的 纳奥曼·阿里（Noaman Ali）的一篇研读葛兰西的文章，题为《以法农为径， 阅读葛兰西：革命理论统治前的霸权》 。 A 该文考察了葛兰西的“霸权”和“支 配”概念在反殖民运动中的重要性。阿里认为，霸权是这样一种权力实践：它 本质上依赖于不同社会层面的一致同意，这种同意由占有或寻求国家权力的群 体所实现，而支配则主要依赖于强制。葛兰西曾经指出，下层群体和革命政党 必须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推翻统治阶级的霸权并自身成为霸权，但并非所有的 统治阶级都是全然霸权的。正如拉纳吉特·古哈论证的那样，殖民主义代表了 “没有霸权的支配” 。阿里还通过考察弗朗兹·法农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讨论得 出结论：甚至在表面上属于没有霸权支配的情境中，下层阶级和革命政党也同 样必须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获取霸权，以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该文还认为，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抵制，其出现、巩固和成问题的结果均 表明，需要更加留意有关殖民统治前的霸权的辩证法。 2015 年第 4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来自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inberg）的题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当代社 会运动》的文章。 B 费恩伯格在文中提出，卢卡奇在其 1923 年的作品《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说明了自己的物化理论，这一理论常常被解释为一种关于意识 形态的理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本体论的作 品。物化和去物化描述了社会实践的不同类型：个体性的技术实践旨在适应、 生存和成功，而集体性的转型实践则拥有建立一种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潜 力。虽然卢卡奇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方面已经不再可行，但上述区分对于当今围 绕技术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如环保斗争或者相关于医疗实践的斗争，仍具有重 要意义。 尽管萨特的作品并没有对经济学做出系统的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论 证，一种萨特主义的经济学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即使这是一种仍有待发展的 经济学。这是《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题为《通往萨特 主义的经济学》的文章中的观点，该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来自巴黎的哲学 A Noaman Ali Reading Gramsci through Fanon:Hegemony before Dominance in Revolutionary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241–57. B Andrew Feinberg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4, October 2015, pp.490–507. 75 教授米歇尔·卡伊尔（Michel Kail）和来自里尔第一大学的理查德·索贝尔 （Richard Sobel） 。他们在文章中提出，萨特为“稀缺”概念所赋予的地位使 他可以推进由卡尔·波兰尼开创的对经济还原论的批判，而波兰尼仅仅满足 于对把经济学还原为其形式定义的做法提出挑战。萨特教导我们，我们不应 该让稀缺性受制于工具理性的过程，而应该认为稀缺性是人类历史的一项事 实。同时，我们不应该只是在人类与一个不合心意的自然的主题之上建立经 济学分析，而应该通过萨特哲学中所阐发的“世界”概念对经济学分析加以 表述。 来自西雅图的政治理论家布莱恩·拉瓦托（Brian Lovato）在 2015 年第 3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题为《新的抵抗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反本质主义的革命主体性》的文章 A 。拉瓦托认为，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尚塔 尔·墨菲曾经论证到，在 20 世纪末，工人阶级的碎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实践带来了一场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工人阶级视为革命主 体，但这种看法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实现，于是便导致了问题的产生，而上述 危机正是围绕着这一看法和问题。拉瓦托严肃地看待拉克劳和墨菲的批评，同 时也探讨了如下问题：这场危机是否真的无法解决，是否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他认为我们可以就此求助于两个非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C.L.R. 詹 姆斯和拉亚·唐纳耶夫卡亚，来解决上面的问题。 来自约克大学的格里高尔·弗莱明（Gregory Flemming）在《重思马克 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文章是《首先……是行动！货币，分析，政 党》 。 B 该文针对的是齐泽克的相关观点。弗莱明认为，承认商品拜物教是存 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唯一的意识形态形式，而非多种形式之一，而这可以让我 们澄清人们在齐泽克的作品中所见到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政党政治之间 的结构性关联。依赖于对商品拜物教和享乐的表述，齐泽克能够暗示：1）精 神分析的形式与资本主义货币是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2）没有对于价值的幻 觉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一幻觉是具体体现在货币之中的；3）作为分析 师话语的“没有倒错的倒错”因而与列宁主义政党共享一种社会形式。以这种 A Brian Lovato New Forces of Resistance: Antiessentialist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 Marxist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3, July 2015, pp.464–78. B Gregory Flemming In the Beginning...Was the Act! Money, Analysis, Part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526–44. 76 方式（与其他的解读相对立）去考虑齐泽克对政党的看法，这有助于将倒错和 驱力置于我们对于问题的探讨中心。 五、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 随着 21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 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 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2014 和 2015 年度， 《重思马克思主义》 、 《科学与社会》 、 《每月评论》等刊物上刊登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上，刊登了题为《论创造性毁灭》的 文章，作者是来自国立雅典理工大学的孔斯唐蒂娜·卡尔发（Konstantina 。A 卡尔发认为，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也如熊彼特所提醒的那样， Kalfa） 资本主义总是推动一些创造性毁灭的实践。事实上帮助资本主义生存的，是它 的产品、生产方式和需要通过其自身的毁灭而得到持续的更新。资本主义的毁 灭既是一种清空、动员和重估，同时也是对创造的预设。它是一种统一，它拥 抱了多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们的正面性 质，即它们颠倒并美化毁灭及其产物的能力。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在真实的空 间中获得了“字面意义” ，亦即具有了生物学隐喻。它将自身展现为重生，展 现为自然的、有机的状态，并（在其最纯粹的表现中）展现为生命本身。在资 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对跖点上，再度出现一种毁灭性的实践，它被一个譬喻性 的、历史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负面地攻讦与描述，这个名字就是“汪达 尔主义” 。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共产主义》一文的作者是来自约翰·乔伊犯罪司法 学院的凯瑟琳·穆尔德（Catherine Mulder） ，发表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B 该文对比了两个组织：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 作者认为，前者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它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而生产由私人持有 的剩余，而后者是一个共产主义企业，其中进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人控制 A Konstantina Kalfa ART/ICULATIONS: On Creatively Destructing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581–91. B Catherine Mulder State Capitalism vis-à-vis Private Commun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258–71. 77 着对他们所生产的剩余的生产、调用和分配。这项分析揭示出，仅仅按照企业 是属于私人还是公共部门来对企业加以分类的做法是多么浅陋。在众多用以说 明公司里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特征中，资金和所有权仅是其中的两项。 《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3 期上刊登了《跨国资本主义与阶级形成》一文， 作者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来自德瑞大学。 A 在文章中，哈里斯针对全 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分析阶级的形成：网络理论与政治经济 学。他认为，决定一个跨国资产阶级出现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关系。生产和劳动 是如何组织的，何人以何种方式对价值加以剥夺，这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并 且指向一个掌握霸权的、有凝聚力的跨国资产阶级。网络理论虽然描绘出一幅 更加复杂的图像，但它所强调的以社会学的视角洞察阶级却轻视了跨国阶级的 形成。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1 期上，则刊登了让·巴多（Jean Batou）的文 。 B 巴多来自洛桑大 章《剥夺性积累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一个长历史的视角》 学的社会与政治学系，他在文章中认为，大卫·哈维曾建议用“剥夺性积累” 这一术语去把握原始积累在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新帝国主义” 中所发挥的必然长久的作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种术语上的改变应当得 到清晰的限定，亦即将其限定为下述尝试：它更好地将资本主义历史中原始积 累的运作定性为资本积累扩张的因变量。剥夺性积累与积累的扩张，两者日 益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所追随的周期运动，最好以马克思 主义的长波理论去历史地理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以社会政治的术 语，在既定时段内剥夺性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和被剥削的雇佣工人去与其他受 到剥夺的人口层面建立联盟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紧密 关系。 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设定而言，有各种界定。来自德堡大学的布兰 丹·麦克奎德（Brendan McQuade）和来自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 特（John Bellamy Foster）及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罗伯特·麦切斯尼（Robert 。麦克 McChesney）则分别称之为“认知型资本主义”和“监督型资本主义” A Jerry Harris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Class Formation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3, July 2014, pp.312–33. B Jean Batou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A Lo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1, January 2015, pp.11–37. 78 奎德的文章题为《认知型资本主义和当代政治：一个世界历史的视角》 ，刊登 在《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3 期上。 A 他认为，新近的阶级斗争大潮似乎确 认了认知型资本主义的假设，尤其确认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预言。将世界体 系分析当作一种启发性的工具，去推进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 运动之间做出的比较，这可以揭示出上述结论背后的复杂性。 “知产阶级”和 “诸众”并不是单纯的革命行动者，而是碎片化的、政治意义模棱两可的力量。 不能将革命主体性理解为脱离物质条件的结构性事实，它仍然是一种有待通过 集体斗争实现的政治筹划。同时，新自由主义势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挪用了 反威权主义与反国家主义冲动，这提出了有关消极革命的问题，在这种革命 中，霸权中心通过吸收革命运动中的某些要素而并取代了这些运动。认知型资 本主义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复杂性，而这阻碍了当代斗争的循环运动走向成熟。 福斯特和麦切斯尼的文章则刊登在 2014 年 7/8 月号的《每月评论》上， 题为《监督型资本主义》 。 B 该文讨论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主义 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话题包括创造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过程所包含的经 济因素，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一个方面的美国营销产业的演化，以及越南战争期 间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及其阿帕网相关的监督。此外，该 文也注意到金融化与数据挖掘之间的关系。 《每月评论》2014 年 9 月号上所刊登的萨米尔·阿明的文章，则指出“当 代资本主义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 。 C 该文探索了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阿明深入思考了日本、美国和西班牙的纳粹主义与法 西斯主义模式。此外，该文还探讨了西欧和中欧为了反共产主义而对社会主义 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给予的支持、东欧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以及政治型伊 斯兰教的法西斯主义面向等问题。 除了资本主义，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也始终话题不断。 《重思马克思主 义》2014 年第 1 期上，刊登了《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文，作者伊安·布 A Brendan McQuade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A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63–87. B 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McChesne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http://monthlyreview. org/2014/07/01/surveillance-capitalism/. C Samir Amin The Return of fascis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http://monthlyreview. org/2014/09/01/the-return-of-fascism-in-contemporary-capitalism/. 79 鲁福（Ian Bruff）来自曼切斯特大学。 A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尼克 斯·普兰查斯和斯图亚特·霍尔关于威权国家主义 / 民粹主义的著作，这些马 克思主义的评论以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为特征；布鲁福指出，对于那个时期的讨 论，是为了理解当前这个时代。我们正在见证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宪法和 法律上的变革试图将国家从社会和政治冲突中隔离开，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构建 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不再如往日那样民主的实体，而威权新自由主义正根植于 此。国家表面上的不断强化同时蕴含着不断增长的脆弱性，因为民众的一系列 抗争、要求和不满在这种强化所导致的压力下正将国家日益变成一个直接的目 标。该文的一个基本参照点是在 2007 年之后发生的危机中那些令人瞩目的受 害者，即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同时也思考了这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激进政 治具有怎样的含义。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一篇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 简·雷曼（Jan Rehmann）的文章《超级监禁：新自由主义对“剩余人口”的 回应》 。 B 该文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以来，美国监禁率直线上升；就 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对“剩余人口”的深层结构性生产而言，这是一种极具新 自由主义特征的回应。该文重新评估了马克思、拉奇和柯克海姆的经典论述， 将他们和强调种族连续性（从“囚犯租赁”到当前监禁体制的“新吉姆·克劳 法” ）的做法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阶级和种族关系的多 元决定加以阐释的多维视角。高科技资本主义丧失了在“志愿”的基础上动员 其臣民的霸权能力，它造成了毁灭性的社会后果，而今天美国的监狱体制是对 这种后果加以“管理”的特殊方式。剩余人口中的一部分要在戏剧性的场景中 被牺牲掉，以便让工人阶级、穷人和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顺从并接受控制。 “工作 2015 年第 4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刊登了题为《哈耶克的迷宫： ，作者是 福利制”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晚期资本主义“问题家庭”的其他成员》 约翰·大卫·乔丹 （John David Jordan） ，来自曼切斯特城市大学。 C 作者认为， A Ian Bruff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1, January 2014, pp.113–29. B Jan Rehmann Hypercarceration: A Neoliberal Response to“Surplus Population”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303–11. C John David Jordan Hayek’s maze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Workfare”, and Other Members of Late Capitalism’s“Problem Family”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4, October 2015, pp.555–581. 80 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关键概念——特别是工作福利制，但也包括全球化、 社会底层以及“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建构揭示出，这些术语源自 于、并支持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术语以及其他相关的术语，诸如 社会运动和人力资本，它们（并非巧合地）反映并搅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 关键概念，如剥削、劳动储备军、持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社会阶级和经济资本。批判性“重建”的计划有潜力将分析重新置于清晰 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中，因而驳斥了学院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种 征候指的是，甚至那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也常常复制了晚期资本主 义用以转移视线的意识形态机制（成为了“哈耶克迷宫”里的猎物）：不合情 理地专注于某些经验性的部分，却全然不顾系统性的相互关联。 《21 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发了大量相关讨论， 《每月评论》2014 年 11 月号上刊登了题为《皮凯蒂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的文章，作者是约 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 。 A 该文就经济学家托 马斯·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发挥的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思想， 去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状况。话题包括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停滞之 间的关系，美国富人的文化地位以及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观点。 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国家体制问题，美 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此也展开了大量讨论。塞布奈姆·奥古兹 （Sebnem Oguz）在 2015 年第 3 期的《科学与社会》上发表了题为《将全球化 重新思考为资本的国际化：对理解国家重构的意义》的文章。 B 奥古兹指出， 过去 20 年间，进步自由派和左翼民族主义者主导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争论。 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进步自由派认为，不仅经济 过程已经全球化了，政治过程亦然。相反，在意识形态上同样多元的左翼民 族主义者认为，经济和政治过程首先还是发生在国家层面。对这两派而言， 同样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资本积累的空间与国家行动的空间无论是在全球 层面上还是在国家层面上都是相容的。这就无法解释在特定的社会构型中反 映出来的国际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也无法发展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 A John Bellamey Foster, Machael Yates Piketty and the Crisi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11/01/piketty-and-the-crisis-of-neoclassical-economics/. B Sebnem Oguz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3, July 2015, pp.336–61. 81 的其他政治选择。然而，在奥古兹看来，存在着第三种选择：甚至当各种经济 过程已经处于国际层面之时，对它们的行政管理主要还是国家事务。该选项 能够解释特定社会构型中国家重构的诸多矛盾，又不会落入抽象国际主义或 民族主义的窠臼。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4 期中题为《农场补贴和技术变迁：美国农 业中由国家中介的积累》的文章，出自伊丽莎白·拉米（Elizabeth Ramey） ， 作者来自日内瓦的霍巴特与威廉斯密斯学院。 A 拉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场 补贴是如何造成美国当前的工业农业体系的？该文通过采用一个追逐超额剩余 的模型考察了上述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国家干预应用于最初的农场项目 上，便对这种追逐做出了调节。本文论证道，农场项目强化了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农场生产工业化。如此这般，国家干预——表面上代表着家庭农场—— 增加了农业部门中的脆弱性，危机和断裂，并以纳税人的开支为代价鼓励了资 本主义农业企业的兴起，将农民置于不过是从政府获取现金支付之渠道的境 地。农场补贴创造了一个更为昂贵、盘根错节的资格体系，以及一个庞大的、 将自身的延续视为既得利益的工业组合，并为更广大的经济领域中工业资本主 义的成功发展巩固了条件。 六、社会运动、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就实践层面而言，美国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如何在全球化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观察和理解新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对于自治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给予了高度关注。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4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马 里贝尔·卡萨斯—科尔蒂斯（Maribel Casas-Cortés）的文章，题为《 “不稳定” 的谱系学：一份用以在工作场所之内和之外再度表述碎片化的社会现实的工具 “不稳定”一词已经在欧洲流传 箱》 。 B 作者认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 A Elizabeth Ramey Farm Subsidies and Technical Change: State-Mediated Accumlation in U.S. Agricultur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4, October 2014, pp.472–89. B Maribel Casas-Cortés A Genealogy of Precarity: A Toolbox for Rearticulating Fragmented Social Realities in and out of the Workplac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06–26. 82 开来，而现在正被诸多社会运动用来挑战有关生产、再生产和公民身份的经典 观念。欧洲的（主要是西班牙的）若干行动主义网络介入福利国家的危机、工 作上契约性质的新安排、移民劳工和流动性以及性别等事务中，通过这种介 入， “不稳定”一词在其中得到发展，而该文对这种发展加以追踪。这些社会 运动的具体的概念生产面对着环绕在工作场所周围的日益增长的碎片化和复杂 性，在一个重新表意的开放过程中再度表述了一系列的身份、意象以及斗争行 动。该文展示了不稳定是如何演变成一种越出工作场所和国家边界的政治工具 箱，并使一种有关非固定联盟的德勒兹式政治学成为可能。 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马蒂耶斯·冯·德·桑德（Mathijs van de Sande） 则在 2015 年第 2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撰写了题为《用工具战斗：预兆 （例 与二十一世纪的激进政治》的文章。A 桑德在文章中指出，新近的抗议运动 如占领华尔街或“愤怒”运动）以某些政治实践和话语为特征，而他则对其中 一部分实践与话语进行了考察。这些运动将占领和重组公共空间视为核心，并 拒绝介入代议政治和公共体制，这两点使得这些运动的策略得到凸显。批评者 认为，这种所谓的撤退策略表现出对政治的绝对误解。但诸如“撤退”或“离 开”这样的观念只对这些运动的实践和话语做出偏颇的解释，该文旨在引入另 一个具有更强解释潜力的当代概念： “预兆”或“预兆政治” 。为了充实并应用 这个概念，该文还重构了两个激进传统的政治本体论，这两个传统对新近的抗 议运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有“否定之辩证法”的早期无政府主义（米哈伊 尔·巴枯宁）和当代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奈格里） 。 2014 年第 2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一组以《后自治主义》为 主题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对自治运动的发展做了详尽描述，文章标题是《从自 治主义到后自治运动，从阶级构成到新政治人类学？ 》B 作者是来自荷兰的三位 、乌 学者，分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朱思特·德·布鲁伊斯（Joost de Bloois） 德勒兹大学的莫妮卡·詹森（Monica Jansen）和埃拉斯姆大学的富朗斯·维 勒姆·考斯坦（Frans Willem Korsten） 。这篇文章批判性地考察了从工人主义 A Mathijs van de Sande Fighting with Tools ：Perfiguration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2, April 2015, pp.177–94. B Joost de Bloois, Monica Jansen, Frans Willem Korsten From Autonomism to Post-Autonomia, from Class Composition to 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163–77. 83 （operaismo）/ 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该文首先论证， 可以用后自治主义的历史去批评与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家 （如安东尼奥·奈格里）所秉持的“历史” （或缺乏“历史” ）观念。后自治主 义对中介调和的理论否定（奈格里、贝拉尔迪）延续了自治主义“要么全有要 么没有”的特征，因而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通过对主体性的重新定义 （维尔诺、帕斯奎奈里） ，后自治主义理论的当前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这种二元对 立逻辑的另一条出路。后自治主义中的此一线索对生命政治学或人类政治学 （一种新政治人类学）的强调暗示了 （学院）知识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杰克·布 拉蒂奇所谓的“机械知识分子”所操演的正是这种新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后 自治主义事实上敦促人们重新思考“自我赋值”的“自治”观念。 同一组专题中的另一篇文章，是由艾塞克斯大学的史蒂夫芬·舒凯迪斯 。 A 舒凯迪斯认为，自治主义的 （Stevphen Shukaitis）所撰写的《学会不劳动》 历史和理论时常唤起对工作的拒绝，但很少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将之深化扩展。 从庆祝懒惰到群众性的产业罢工，拒绝工作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舒凯迪斯在 该文中发展了一种扩展了的关于拒绝工作的自治主义观念，将拒绝工作理解为 构成性的实践，并支持通过集体性的各种形式及其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之加以 分析。基于这种分析，该文建议将一种“零工作的训练”形式，或者让人们学 会不工作的教学方法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对抗和拒绝能够得到进一 步的社会化。学会不工作处于拒绝工作和再度融合之间，后者指的是将拒绝工 作的社会能量导向对持续的情感生存以及采纳其他生活形式和联合方式的能力 的支持，既作为实践，也作为一种具身化的批判。 在同一组专题中，还有来自田纳西大学的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 所撰写的题为《诸众：矛盾与对抗》的文章。 B 威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矛盾与 对抗构成了诸众及其各种关系。这两种属性使得构想诸众的方式和诸众运作的 方式趋于复杂，这些复杂之处反过来又常常在诸众的表意和实践等方面产生各 种不连贯与矛盾。该文还论证道，这些特别是与矛盾、对抗和诸众相关的复杂 之处——主要存在于当代后自治主义思想家帕奥罗·维尔诺、安东尼奥·奈格 A Stevphen Shukaitis Learning Not to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193–205. B Robert Wells The Multitude: Ambivalence and Antagonism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6, Number2, April 2014, pp.239–50. 84 里和迈克尔·哈特的著作中——需要被重构，而不是被抛弃。作者也在谱系学 的意义上将矛盾和对抗追溯到斯宾诺莎有关诸众的开创性构想之中。 《科学与社会》2015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 琳达·马尔蒂·阿尔考夫（Linda Martín Alcoff）和乔塞·阿尔考夫（José Al。A 在文章中两位作者认为， coff）的文章，标题是《理论与实践中的自治主义》 自治主义是全球左翼势力中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对“广场运动”有着重要的 影响。自治主义常常被无政府主义者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又被马 克思主义者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实际上处在两者之间：它是一 种有着强烈的本地主义、水平决策和反威权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 自治主义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辨识出四个方面的理论特殊性：它对自治的理 解；它对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之间关系的处理；它致力于增加人们对于“谁算 得上是工人” 、 “怎样才算得上是抵抗”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它专注于将去中心 化视为原则问题。批判则聚焦于三个方面：阶级和种族的关系，拒绝组织化的 劳动，以及对自治本身的盲目崇拜。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自治主义仍然是有待 所有左翼人士去理解的重要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2015 年第 2 期的《科学与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遇到 无政府主义”为主题的专题号。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由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的 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所提供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 主义：首次相遇》 。 B 尼姆茨指出，马克思在 1847 年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首 次会面是很和睦的。然而，16 年之后，巴枯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 流派，而马克思则与他进行了言辞上的交锋。此处的背景是刚刚成立的国际工 人联合会或曰第一国际。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关于工人是否应当介入政治行动， 马克思支持而巴枯宁则反对。虽然马克思为自己的立场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但从来没能让巴枯宁或他的派别在第一国际里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冲 突毋宁说聚焦于组织上的议题。马克思有理有据地指控巴枯宁在第一国际里已 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中心，这违反了第一国际的规章。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成员 机构都对此表示赞同，并在 1872 年驱逐了巴枯宁的派别，同时采纳了马克思 A Linda Martín Alcoff，José Alcoff Autonom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21–42. B August Nimtz Marxism Versus Anarchism: The First Encounter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153–75. 85 的政治行动方向，这一方向包含着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的萌芽。巴枯宁 的派别则湮没无闻。 专题号中的另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成就与局限》 ，作 者是来自奥斯托斯社区大学的杰拉尔德·迈耶（Gerald Meyer） 。 A 迈耶在文中 提出，自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直到 20 世纪末叶之后不久，意大利（除 了西班牙以外）是欧洲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所在地。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始祖 米哈伊尔·巴枯宁首先在意大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在 1863 至 1867 年间在 意大利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这些著作仍然为反组织化的、自由至上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框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卡尔洛·皮萨卡内和埃里 科·马拉泰斯塔，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就美国而言，无政府 主义在意大利移民社区中持续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效果也更加显 著。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意裔美国人居住在为数众多的“小意大利”区中， 而无政府主义（一度成功地）挑战了存在于这些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霸权。马赛 拉·班齐伏尼的著作《意大利移民的激进文化：1890 至 1940 年身处美国的“颠 覆者” （Sovversivi）的理想主义》对意大利激进运动的文化（该文化既是对激 进运动的生产和消费，也是这一运动的生活方式） 、尤其对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流 派的文化做出了新的阐明。班齐伏尼对意裔美国人的激进主义的呈现，解释了 意大利移民社区中存在的，以及经由外推而在其他工人阶级聚居区中存在的对 无政府主义的好感，尽管无政府主义社区无法维持更大规模的运动并巩固胜利 果实。 来自以色列开放大学的西缪尔·莱德曼（Shmuel Lederman）为该专题号 撰写的文章是《代表会议与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参与式民主与新社会运 动》 。 B 莱德曼指出，人们常常认为，无政府主义激发了最近几十年的新社会 运动。2011 年发生在西班牙、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群众运动似乎确认 了，那常常被称呼为“新的”或后—无政府主义确实激发了新社会运动的愿景 与实践——特别是激发了对更加直接的参与式民主的呼唤和预示。然而，这种 激发也导致了重要的损失：没有系统地尝试展望参与式民主实际上会是什么样 A Gerald Meyer Italian Anarchism in America: Its Accomplishments, Its limitations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176–95. B Shmuel Lederman Councils and Revolut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43–63. 86 子以及它会怎样运作。这种尝试是“老”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一项重要的遗产， 它是以“工人代表会议”的形式出现的。汉娜·阿伦特为其赋予了重要的、总 体上遭到忽略的“政治”意义。对无政府主义和 / 或新社会运动抱有兴趣的学 者与行动分子，应当重新思考并再度振兴这项遗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持续性影响，使得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从不同 的角度对其加以思考，无政府主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角度之一。 《占领华尔街： 为自发的运动创造策略》一文的作者是杰基·迪萨尔福（Jackie DiSalvo） 。A 他 认为，纽约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针对占 统治地位的 1% 而掀起的反对运动，提高了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在政治上 对不平等的强调。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战斗姿态发起的驻营活动与街头行动避免 了被民主党同化的命运。然而，导致运动走向式微的，不仅仅有大规模的镇压， 也包括组织运作上的失调和策略上的不现实。它设想中的“没有领导者”的水 平主义和决议过程使得决策变得不可能，而个人和群体的自治又导致其无力协 调众多的工作小组。拒绝满足实际斗争的需要，这样的做法不仅限制了运动的 扩大，而且使得运动对 99% 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却没有构成联 合群众运动的基础。对互助的强调能够对飓风“桑迪”形成有效的应对，但它 的策略却是建立在无法维持的驻营活动而非阶级斗争之上的空想。 另一篇从无政府主义角度观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文章是《占领华尔街运 动的无政府主义》 ，作者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亨 特学院。 B 在文章中，哈蒙德提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抗议了极端的经济 不平等、公司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以及使上述现象进一步恶化的政府政 策。很多行动分子秉持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主要导向的并不是废 除国家，而是运动本身的组织：水平主义（没有正式的领导） ，预兆政治（试 ，相对于国家和其他政治 图在运动本身的实践中模塑其想要达到的未来社会） 组织的自治、互助，以及对政府权威的公然蔑视。大多数年轻的占领者受到无 政府主义的吸引，是因为大型机构里的职务和政府提供的安全网似乎都无法让 他们看到安全上的保障，所以他们信奉这些以大家一致同意的方式管理的、自 A Jackie DiSalvo Occupy Wall Street: Creating a Strategy for a Spontaneous Movement Sci- 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64–87. B John Hammond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9, No.2, April 2015, pp.288–313. 87 治的团结组织。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意避开常规的政治行动主义，然而，由 于它专注于关乎不平等的政治话语，因此依然对常规的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为 其他的行动者打开了一片推动改革的政治空间。 七、政党、工会与社会主义策略 随着美国左翼与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组织、整合以及团结 的重要性，他们也越来越重视将政党、工会与社会主义策略作为发展左翼力量 的现实基础。这类思考也体现在 2014 至 2015 年度的相关学术平台上。 2015 年第 3 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刊登了名为“制造共产主义”的 系列专题文章。其中，朱迪·迪恩（Jodi Dean）的文章《政党与共产主义的团 结》 。迪恩来自日内瓦的霍巴特威廉斯密斯学院，他在这篇论文中给出了使得 政党成为必要的种种条件，以此维护了“政党”这一观念。迪恩并没有想象一 个民族范围内的、大众选举的政党，而是设想一个团结的、战斗的国际组织。 某些左翼现实主义者宣称政党是过时的或者“完全饱和”的政治形式，宣称我 们的行动被降格为转瞬即逝的抵抗和小规模的改革，这些行动不会对资本主义 体制产生影响；而迪恩则认为，与他们相反，我们的条件推动我们去重思并更 新政治组织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共产主义者集体地思考政治权力，一起行 动以便产生这种权力，并激励彼此为了集体规定我们所共同制造的世界而去使 用这种权力。资本主义把我们分开。左翼政治不应强调差异，而应该维护并建 立共同性，而政党则是以维护共同性为目的的一种形式。 同一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还刊登了另一篇设计政党问题的文章 《戏仿，政党，政治与后资本主义：关于共同未来的一些想法》 ，作者是来自西 悉尼大学的史蒂芬·海利（Stephen Healy） 。该文进一步反思了作为一项政治 筹划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后资本主义实践的关系，以及朱迪·迪恩想要 “回归政党”的欲望，并做了两种不同方式的干预。首先，海利认为，在仍然 质疑政党的重要性时，很关心迪恩对政治领域和仅作为生活方式之选择的领域 之间做出的根本区分，而后资本主义则被包含在后者之中。海利在迪恩对戏仿 的使用和朱迪思·巴特勒对索卡尔事件和“左翼保守主义”的介入两者之间做 了一系列比较。其次，海利指出，乔纳森·迪恩把广为流传的去政治化叙事的 特征定义为“关于非政治领域的传说”——一种拉康意义上的幻觉，而他本人 88 则援引迪恩的做法，以便进一步探讨什么才算得上是政治事务。当左翼受到这 一幻觉的“掌控”时，它便错失了一种当下的共产主义政治。 紧接着海利的上述文章，迪恩做了题为《红色、黑色、绿色》回应。迪 恩写到，针对左翼政治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它只不过是对个人选择、参与和多 元化的自由主义式强调，与上述做法不同，共产主义者需要针对政治权力的建 立和实施等方面来思考和行动。幸运的是，随着更多的小团体为了争取政治权 力而走到一起。我们正在目睹左翼政治的一些进展，希腊的左翼激进联盟党， 西班牙的“我们能行”党，和其他一些行动表明，政党仍然是实现政治思考和 行动的可行形式。积极地构建一个由为实现平等主义的世界而奋斗的意志和群 众构成的政治集体，这是一项挑战，而现在是时候迎接这项挑战了。政党并没 有预示着这个平等主义的世界，但展现出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和我们能够欲求的 世界之间存在的差距。 《每月评论》2014 年 1 月号中，刊登了佛蒙特大学的弗雷德·马格多夫 （Fred Magdoff）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共同撰写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一文。 A 该文探讨了美国工人阶级在 21 世纪面临的状况。根据作者的观点， 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面临着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所没有感受过的压力。 本文特别关注了趋于停滞的经济和金融、外包以及离岸外包对美国工人阶级的 影响。讨论的话题包括自“二战”以来的劳工运动史，失业以及工资停滞。 同一期的《每月评论》上还刊登了奥斯博·瓦尔（Asbjørn Wahl）撰写的 《欧洲劳工》一文。 B 该文考察了欧盟境内工会面临的挑战。根据作者的观点， 这包括降低养老金和工资、工作条件的恶化以及欧盟国家的政府中存在的反民 主趋向。本文特别关注了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文讨论的话题还 包括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欧元，等等。 ，刊登了全国工会代表和组织者史蒂夫·厄 2014 年 2 月号的《每月评论》 。 C 该文探讨了 2014 年美 利（Steve Early）的文章，题为《拯救我们的工会》 国的工会将会面临的境况。作者关注了美国劳动力面临的困难，占领华尔街运 动对工会的影响，以及芝加哥教师工会。该文还提及了美国零售业公司沃尔玛 A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1/01/the-plight-of-the-u-s-working-class/. B Asbjørn Wahl European Labor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1/01/european-labor/. C Steve Early Saving Our Union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2/01/saving-unions/. 89 的职员、快餐业工人，以及国际产业工人组织“全世界产业工人”的成员发起 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每月评论》2015 年 4 月号中刊登了对于约克大学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的采访稿，题为《150 年后论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遗产》A 。访谈人 是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费萨·奥伊蒂能（Vesa Oittinen） 。在采访中，马塞 洛·穆斯托被问及他的著作《国际工人联合会》和他作为马克思学者的身份， 穆斯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联合会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 。穆斯 托讨论了支撑国际工人联合会中不同要素的方式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的非支配 地位。同时，他也探讨了马克思和国际工人联合会之间的关系。 ，刊登了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约 2015 年第 4 期《重思马克思主义》 翰·曼利（John Manley）的题为《全球化，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 文章。 B 曼利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的批评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 死亡，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的一样 站不住脚。然而，世界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 义作为剖析当今事态的理论这一立足点：由世界市场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在世 界范围内的上升，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以及福利国家的 收缩，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做出的最古老同时也最有效的回应 之一。当世界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逐步推进，而福利国家的掩护逐步后撤 时，资本主义及其种种矛盾变得更加透明了。在过去，更高程度的透明对于更 高程度的抵抗是必要的，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一种（对 马克思的批评者而言）恼人的倾向，即倾向于抵挡住那些试图击倒自己的种种 努力。 来自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荣休教授大卫·莱布曼（David Laibman）撰写的《社会主义想象中的水平主义和理想主义：对参与式经济的评 价》 C 一文，刊登于《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2 期上。莱布曼在文章中认为， A Marcello Musto, Vesa Oittinen On the Leg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fter 150 year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5/04/01/on-the-legacy-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after-150-years/. B John Manley Globalization, Welfare States, and Socialism’s Future Rethinking Marxism , Volume 27, Number4, October 2015, pp.508–26. C David Laibman Horizontalism and Idealism in Socialist Imagin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Participatory Economy Science & Societ Volume 78, No.2, April 2014, pp.207–34. 90 迈克尔·阿尔伯特和罗宾·哈内尔在过去 30 年间发展的“参与式经济”模型， 对“ （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选择”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也对那种宣称优越 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即“市场社会主义”和“咨商性协调”做出了回应， 因而吸引了广泛的注意。2012 年哈内尔出版的《民有、民治：为参与式经济辩 护》为批判地和系统地考察这一构想提供了一次机遇。尽管阿尔伯特—哈内尔 模型提供了很多洞见和贡献，但它受到两个严重问题的困扰：它致力于以抽象 思辨的方式去思考各种社会机制的设计，并掣肘于对权威和等级制度的畏惧， 这种畏惧清楚地根植于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后一个特征使得这一模型与瓦 尔拉斯的竞争性市场均衡离奇地相似，尽管它的鼻祖提纲挈领地否定了两者之 间的联系。 《每月评论》 2014 年 2 月号上，刊登了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伊斯特凡·梅 斯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文章，题为《反思新国际》 。 A 该文探讨了左翼 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新国际”的需要。梅斯扎罗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大不列 颠外交官罗伯特·库伯、美国地缘战略家托马斯·巴尼特和美国前副总统阿 尔·戈尔的见解。此外，梅斯扎罗斯在文中还关注了自由帝国主义、德国经 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垄断帝国主义等 问题。 《每月评论》2015 年 2 月号上，则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马库斯 （Peter Marcuse）撰写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B ，该文探索了合作社和社 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马库斯参照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卡尔·马克思有 关合作社的论述。按照马库斯的观点，合作者是很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实验，它 可能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抑或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步骤，但它在当代 社会中的角色可能受到市场压力的掣肘。该文讨论的话题还包括技术发展和消 费主义，等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A István Mészáros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2/01/ reflections-new-international/. B Peter Marcuse Cooperatives On the Path to Socialism? http://monthlyreview.org/2015/02/01/ cooperatives-on-the-path-to-socialism/. 91 德 国 王凤才 周爱民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不断进入德国高等院校和公众舆论中。例如，德 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就曾经以《新资本主义？ 》为题，分析资 本主义系统问题，并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否仍然正确的问题 A ；在影响 广泛的著作《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中，W. 施特 “无论如何，我都相信，若不使用一些可以追溯至马克思 雷克 B 明确指出， 的核心概念，人们便无法恰当地理解当下社会发展状况；而且，在正在形成 的世界社会中，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推动性作用越大，这种情况 就越是如此。 ”C 2014—2015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更加印证了 W. 施 特雷克的说法。许多理论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马克思，试图借助于重新诠释的 马克思主义，剖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并为德国左翼党的未来发展 提供理论准备。本报告将从六个方面讨论 2014—2015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发 展状况。 A Vgl. Sueddeutsche Zeitung , Nr.210, 21. September 2012, S.22. B W. 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1946— ） ，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普朗克 社会研究所荣休所长。 C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3, S.17f. 92 一、学术活动中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马克思—秋季学校”（Die Marx-Herbstschule）由罗莎·卢森 堡基金会等组织联合主办，自 2008 年起已经连续成功地主办了多期。第 七 期（2014.10.24—26） 的 阅 读 材 料： 《 资 本 论 》 中 有 关 章 节；讨 论 主 题： “阶级” A 。 德国学者指出，阶级概念具有悠久而又戏剧性的演化史。 “阶级” （der Klasse）首先以单数形式出现，并且与革命期望、革命要求联系在一起。在阶 级概念经过一系列的批判、变迁、扩充、替代之后，历史似乎随着革命期望、 革命要求的破灭终结了，由此阶级概念似乎也终结了。然而，自 2008 年世界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众抗议形式的政治回归，以及所谓 “历史的终结”之终结，阶级概念也重新回归。尽管如此，阶级概念的内涵已 不再一致，也很难再保持一致，既有改造、扩充和转移，也有来自女权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持续批判，同时也有对阶级经典概念的重新理 解。在“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七期讨论班上，德国学者试图通过追本溯源， 澄清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本来含义，但在马克思的不同文本中阶级概念 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不同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中的含义；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不同于《资本论》中 的含义。另外，他们还讨论了阶级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历史影响，以及人们 对之进行的相关批判。最后，受主办方之邀，D. 查卡拉巴提 B 阐述了他在后 殖民研究中讨论的阶级概念。 与上述主题相联系， “马克思—春季学校”第八期（2015.10.30—11.1）讨 论的主题是“历史与必然性” ，主要讨论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以及历史必然与 自由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念被等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决定论。诚然，在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如在《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中， 人们也确实能够找到导致那种历史决定论的表述。在那些表述中，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及其发展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必然前提，甚至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史前史。 A Vgl.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 B D. 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 93 这些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假定，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更 是遭到了广泛的质疑，直至被当作宏大叙事被废除。然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 观点不同，今天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绝不是 被如此简单地规定的。因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念是不能被确定为决定论的。由 此可见，如果说“马克思—春季学校”第七期主要讨论阶级概念的内涵，第八 期则主要讨论阶级斗争的历史维度，即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及其对政治斗争实践 和社会运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还主办了“马克思—春季学校” （2015.5.8—10） ，这期讨论主题是“马克思与法” 。 A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在许 多文本中都谈到了法的问题。其中，除了对当时普鲁士国家的具体法律条文进 行严厉批判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当时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法 哲学。马克思试图正确地对待法哲学问题，同时也试图寻找适当的社会批判 形式。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对法的问题的处理似乎退居次要 地位。 在引导性的专家座谈环节，有关学者介绍了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到老年时 期的主要文本对法的理解的变化。在分组讨论环节，所有参与者都阅读相同文 本，并讨论同样的观点。接下来在专家讨论会上，德国批判理论家、法兰克 福大学实践哲学教授 Ch. 门克（Christoph Menke） ，以及 A. 基斯特纳（André Kistner）主要讨论了哪些法的批判形式，仍然适合于理解和改变当今社会。在 最后的共同讨论环节中，大家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法律为中介的统治是 否会排除或预见，紧急状态法的过度发展。 第二，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国际学术会议（2015.3.20—22） 。会议 主办方为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近 20 个国家的与会代 表超过 500 人。在德国，主办与该议题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尚属首次。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女性主义历史与现状、女性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主要议题有：当今有关关怀问题的论争、新女性无产 阶级产生、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女性主义运动在当今危机中的作 用等。 从 女 性 被 压 迫 的 历 史 与 自 身 长 期 研 究 的 经 验 总 结 中， 德 国 社 会 学 家 A Vgl.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page_id=642. 94 F. 豪克 A 认为，性别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社会实践形式是通过性别关系规定 的。为了必要的研究与政治动员，她呼吁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联合 起来。然而，在会议讨论中有不少问题是有争议的。针对如何将不同的压迫形 式（种族、阶级、性别）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交织在一起的，不同人强调问 题的不同方面。例如，L. 沃格尔（Lise Vogel）呼吁通过考察一般社会再生产 的功能，从理论上澄清它们不同的特征；N.Y. 戴维斯（Nira Yuval-Davis）强调 仔细分析在女权斗争过程中每个具体的历史境况；M. 吉门茨（Martha Gimenz） 指出阶级分析的紧迫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是被视为具有主导性 的；左翼党现任主席之一的 K. 基平 （Katja Kipping）则主张“四合一视角” ： “我 们需要一个指针，一个能够指引我们走向另一个社会的指针。我认为这个指针 就是四合一视角，即坚持这样的观念，在男性与女性的生活中，时间分配给四 个同样重要的领域：就业、再生产性劳动、政治干预、自我发展” 。B 除了这些讨论外，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还主办了许多小型工作坊，进一步 讨论上述各个论题。这次盛会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届有关议题的国际 学术会议将在瑞典的隆德召开。 第三，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学习周” （2014.3，法兰克福） 。该项活动由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容克基金会（Heinz-Jung-Stiftung） 、民主的国民教育 与高等教育促进协会共同组织，它为来自全德 30 多名大学生，提供为期一周 的学习机会。在学习周中，集中讨论如何理解今日德国的资本战略、德国在全 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阶级关系和可能的替代性选择等。 在开场报告中，德国政治哲学家 F. 德佩（Frank Deppe）指出，在过去几 年中，作为欧盟决定性要素的德国，同样陷入了巨大危机，但它却顽强地走出 了危机。今天，围绕着德国外交政策进行的讨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得 到理解。与此同时，德佩也指出了德国社会不平等急剧拉大、民主在多元危机 中被进一步削弱等问题。他说，所有这些，都是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标志，左翼 政治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策略选择。 A F. 豪克（Frigga Haug，1937— ） ，女，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政治社会学荣休教授， 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 《论据》杂志编辑出版人， 《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 编撰人之一， 《女性主义历史批判辞典》主编，批判心理学论坛成员，DIE LINKE 成 员，Attac 学术顾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 B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2, Juni 2015, S.170. 95 在有关德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中作用的讨论中， （乌帕塔尔）马克思恩 格斯基金会现任主席 L. 蔡泽（Lucas Zeise）指出，在 2008 年以来的经济金融 危机中，德国的资本家集团从欧盟获得了很多好处。因为欧盟的结构性特征是 国家色彩比较薄弱，通过进一步贯彻资本原则，从而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更 弱。T. 萨波洛斯基（Thomas Sablowski）则详细地分析了德国的商业模式特征： 银行与工业资本紧密结合；出口导向型经济；专门发展资本货物；社团主义。 从国家角度来看，这个模式曾经受到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束缚，但在今天已经遭 到了侵蚀。这主要关涉劳动者方面，如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以及实际工资下 降、工会成员数量减少、正式合同工减少等。 在当今的阶级关系讨论中，德国学者 O. 纳切威（Oliver Nachtwey）探讨 了德国社会中新的社会冲突问题。他指出，在社会现实中劳工斗争继续发生， 但斗争面貌有所改变，通常它不再与传统的蓝领工人形象相关，而是更多与零 售业和护理业的雇佣者相关，因此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女性组织的。在涉及当今 工薪阶层与阶级意识时，通过对原民主德国区域与联邦德国区域企业员工的调 查，K. 多尔（Klaus Dörre）指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同资本主义批判命题， 但工薪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例如，54% 的受访者同意，应当给失业者施 加更大的压力。除了上述议题之外，关于民主与法治、争取民主的斗争、新社 会运动及其前景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讨论。 第四，值得一提的还有“阅读葛兰西”活动。因为受到前两届“阅读葛 兰西”活动（2012/2013、2013/2014）巨大成功（吸引了 80 多位参与者）的 鼓舞，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2 月， “阅读葛兰西”活动继续如期进行。此次 阅读活动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充分讨论诸如“霸权” 、 “公民社会” 、 “消 极革命” ，以及它们对社会运动经验和左翼政治的启发等问题。阅读活动紧紧 围绕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同时也讨论了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实际上，2012 年，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就为“阅读葛兰西”活动确立了基 本框架，认为葛兰西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共产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 子，他的《狱中札记》以及其他笔记，还触及到一些现实问题与问题提问方式。 例如， （1）人的自愿屈从与同意，如何被组织起来服从于统治？（2）在公民 社会中会出现哪些生死斗争？（3）国家与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4）如 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性与酗酒？（5）在何种程度上，宗教不 仅仅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6）在危机时代，强制与共识之间的关系是 96 如何变化的？（7）从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专制变化与解放有哪些条件？（8）鉴 于资本主义转变能力与革命战略失败，如何能够重新思考经济、日常生活与政 治权力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按照他们的设计，这个阅读圈子试图通过《狱中 札记》奠定的基石，找到葛兰西思想发展的共同路径。 二、逐渐淡出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 在《大学里的马克思：马堡学派的历史、问题、代表人物》 A 一书中，长 期遭受人们忽视的“马堡学派” B 之历史演变第一次得到了系统阐述。与其他 学者的看法不同，该书作者德国社会学家 L. 彼特（Lothar Peter）强调， “W. 阿 本德罗特学派”的说法不够准确，应该称为“马堡学派” 。理由有二： （1）该 学派的核心成员明显接受了马堡大学的社会学理论传统； （2）该学派并没有因 为 W. 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退休而终结。 C L. 彼特认为，我们谈 论“马堡学派”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存在着由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构 成的特殊的、持续的知识交流关系，他们集聚成一个组织上相对稳定的学术团 体，有固定的学术活动场所，而且还有长期的持续的学术活动，如学术研究计 划、学术出版物、组织学术会议等。当然，有两个特征是需要特别强调的：这 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试图解释他们时代之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且还试图通过 科学实践改变这种社会关系。这里的“解释”与“改变” ，不是借助于一种原 创性理论范式的创立，而更多地是借助于重构、现实化，以及已有的社会历史 理论，即借助于从集体记忆中被排除出去的，以及被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1）第一阶段始于 W. 阿本德 L. 彼特划分了马堡学派的三个发展阶段： 罗特 1951 年在马堡大学就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是马堡学派发展初始 期。这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共同体” （epistemische A Lothar Peter，Marx an die Universität. Die Marburger Schule. Geschichte, Probleme , Akteure,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 B 此“马堡学派”是指以“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精神领袖”W. 阿本德罗特为核心的德 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不是指德国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后者包括 H. 柯亨、P. 那 托尔普、E. 卡西勒等人。 C Lothar Peter，Marx an die Universität. Die Marburger Schule. Geschichte, Probleme, Akteure,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S.20. 97 （2）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 Gemeinschaft）已经初见端倪。 初期，是马堡学派发展的顶峰期。这个阶段，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 质的“认识共同体”形成与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马堡学派拥有“三颗巨星” ， 即 W. 阿本德罗特、 、 。显然， W. 霍夫曼（Werner Hofmann） H. 毛斯（Heinz Maus） W. 阿本德罗特是学派之政治与学术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 “认识共同体” ，它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理论并超越学院派范 畴的社会参与之上。他们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作为自身科学研究的基础，在 思想上忠于工人运动，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参与工会活动，团结反殖民主义、 反资本主义解放运动。所有这些构成该学派自我理解的核心部分。 （3）第三阶 段从 W. 阿本德罗特 20 世纪 70 年代初退休持续至 80 年代，主要成员有 F. 德佩、 、G. 弗勒贝尔特（Georg 、D. 鲍里斯（Dieter Boris） R. 库恩勒（Reinhard Kühnl） Fülberth）等。在此期间，具有左翼倾向的马堡学派在学院内部走向体制化， 研究人员在马堡大学内部扩充已经不再可能，而且以马堡大学为中心的政治再 创造也不再可能，以至于此后不到十年，这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质 的“认识共同体”在体制上的扩展完全中断。尽管如此，与第三阶段发展相伴 随的是，马堡学派与其他小型的研究所、媒体、研究计划和青年学者形成了广 泛而稳定的联系，他们或多或少地与马堡学派基本方向保持一致。 L. 彼特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马堡学派”并未完全消失，相反还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他试图说明，马堡学派成员的科学创造力和政治活动仍然保 持在较高水平上，因而那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并不成立：随着 W. 阿本德罗特退 休，这个“认识共同体”便迅速解体。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L. 彼特 讨论了 F. 德佩关于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构、R. 库恩勒关于历史 学论争、D. 鲍里斯关于拉美社会结构变化分析、G. 弗勒贝尔特关于“后 89 时 代”断裂总结等。当然，应该承认，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这个阶段几乎没 有共同的研究课题、内容上的相互关联也非常罕见。实际上，从前紧密相连的 学术共同体，现已蜕变成松散组织，换言之，共同体核心成员构建了各自的小 共同体和研究兴趣，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没有重叠。甚至可以说，2000 年之后 马堡学派走向了终结。 尽管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马堡学派已经走向终结，但其理论遗产并未 淡出人们的视野，其中一些思想资源仍然受到学者关注。例如，在《价值转型 或者结构变化？ W. 阿本德罗特在当今民主论争中的位置》一文中，N. 佩西肯 98 定 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的当代意义。他认为，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 可以精炼地表述为“社会民主” （soziale Demokratie）构想。它意指德国基本 法（宪法）中的“福利国家原则” （Sozialstaatsprinzip）主要规定民主的内容， 正如法治国原则一样，在宪法层面它们处于同等地位。A 在 N. 佩西看来， W. 阿 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和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对抗阶级矛盾冲突 的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和制度关系的异化与物化；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是对 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它导致经济与社会支配权的完全集中化。N. 佩西强调， “社会的许多机构——不仅包括社会 W. 阿本德罗特过去的论断今天仍然有效： 劳动过程创造出的既定的社会经济事实，而且包括政治组织（如国家） 、法律 规范、政治定理——表现为站立于人之上的独立存在的权力，而这些‘独立权 力’实际上是由人创造并培育出来的。只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那么下述任务 就一直存在，即把人提升为自己历史的主人，认清并消除异化与物化现象” 。B 为了保证民主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必然关联，就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系统， 使之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民计划经济。换句话说，民主化不能局限于政 治机构，必须支配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式的政治民主过渡 到实质的社会民主，W. 阿本德罗特坚信，仅仅靠议会制民主宪法，无法保证 继续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特权阶层会尊重法律秩序，尤 其当特权阶层认为在触及自身利益时，如果改变对法律秩序的解释或干脆废除 法律将非常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议会制民主宪法不过是 民主的整合工具而已。 C 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不仅涉及政治结构和政治 制度的民主化，而且涉及生产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民主化。从形式民主到实质 民主的转变，要依靠对现有秩序不公正性的认识水平，以及政治力量关系的 变化。 那么，谁去推动上述转变的实现呢？换言之，由谁来充当社会历史主体呢？ N. 佩西认为，如果将工人运动组织绝对化为历史变革的承担者，那就会误解 A Norman Päch, Wertewandel oder Strukturveränderung, Wolfgang Abendroths Stellung in der gegewärtigen Demokratiedebatte, in: Marxistische Blätter, 2014/1, S.66. B W.Abendroth, Ist der Marxismus “überholt”？ in: Antagonistische Gesellschaft und poli- tische Demokratie , Neuwied 1968, S.351. C W.Abendroth, Demokratie als Institution und Aufgabe, in: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fassung, Materialien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 Verfassungstheorie der Bundesrepublik , hg. Von J. Perels, Frankfurt a.M., Köln 1975, S.28-9. 99 “占公民大多数的社会 W. 阿本德罗特。早在 1965 年，W. 阿本德罗特就谈到过： 阶层” ，他们的意识结构与行动决定着社会的走向。 A 1979 年，W. 阿本德罗特 进一步强调，只有工业劳动者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合作、并肩作战才能对付 共同的敌人，才能扭转利润驱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中的特权思维倾向。 B 总之， 在 W. 阿本德罗特视阈里，社会主义不外乎是在所有方面都实现民主， “民主从 政治游戏规则系统拓展为整个社会内容的原则，变成为社会民主” 。C 对当时自由主义阵营的人来说，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乌 托邦色彩。因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也没有进入当时的民主论争中。 但在 N. 佩西看来，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对当今的民主论争极富启发性。 在《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 （2013）中，W. 施特雷克 断言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蓬勃发展并未促进民主，而是与民主渐行渐 远。针对这个观点，哈贝马斯提出了相反看法。尽管两者观点不同，但他们关 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却成为了学界讨论热点。 D N. 佩西认为，不管 是 W. 施特雷克还是哈贝马斯，其民主纲领都是无力的，因为他们拒绝讨论所 有权问题，拒绝把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提上议程。因而，W. 阿本德罗特的民主 构想虽然不乏乌托邦色彩，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学者沿着 W. 阿本德罗 特之路继续前行，即不将民主仅仅还原为政治系统，而是将社会民主构思为克 服统治的模式。 E 三、国家、霸权与后民主化问题 第一，在《整合与阶级斗争：防御性民主化的矛盾心理》中，德国学者 D. 萨洛蒙分析了国家、霸权与后民主化等问题。 A W. Abendroth,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 Frankfurt a. M., 1965, S.72ff. B W. Abendroth, Haben Wir“Alten”noch etwas zu sagen? Sind wir zornig? In: A. Eggebrecht（Hg.）, Die zornigen alten Männer , Reinbek 1979, S.160. C W. Abendroth, Demokratie als Institution und Aufgabe, in: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 fassung , 1954, S.32. D 详见笔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4》 “德国部分”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6—101 页。 E A.Fisahn, Herrschaft im Wandel—Überlegung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s Staates , Frankfurt/Main, 2008. 100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历 1. 在阶级社会形成语境中， 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特别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恩格斯讨论了国家的起源和功能，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 上的产物……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 量，就是国家” 。 A 这里的“力量”是指公共权力。 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 ” D. 萨洛蒙认为，这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处于不可消解的矛盾中，它同样适合于 国家政权的前资产阶级形式。他说，国家政权构成了从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中凸 显出来的统治工具，这就是市民社会光谱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它承载着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不仅仅在所 谓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占有者的直接暴力形式，完全有利于强制劳动和奴役 的自由劳动市场的发掘。 ”B 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及其暴力机器则为资本主义经 济前提条件提供了保障功能。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国家成为独立的、不依 赖于社会经济再生产方式的、被神秘化为完全自动的构成物。站在恩格斯的立 场上，D. 萨洛蒙说，资产阶级国家或市民阶级国家根本不能独立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就像没有暴力机器就没有由它保障的私人权利一样。 2. 因而，人们要严肃对待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国家任务的双重规定： （1）镇压，即对（不仅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竞争者 之间）已经出现的社会冲突进行镇压。 （2）霸权，即在保证社会秩序的范围内， 产生了准确地谈论暴力工具的必要性。例如，在《唯物主义国家理论》 （2005） 一书中，希尔施（Joachlim Hirsch）等人强调暴力工具应当掌握在国家手中。 （Gewaltmonopol） ， D. 萨洛蒙说，至少现代国家自我定义为内含着“暴力垄断” 且首先是“不言而喻性” （Binsenweisheit） 。实际上，M. 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 是非常经典的：国家应该称为政治的操作机构。 为了理解镇压性国家暴力的具体形式，对身体暴力（且不谈心理暴力） 的合法使用形式进行观察是必要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根据恩格 斯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通过 它来镇压阶级冲突。所以，列宁反对“镇压冲突就意味着和解”这样的说法。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 页。 B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0. 101 若不反对这种说法，便使得被压迫阶级使用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推翻压 迫者成为不可能。D. 萨洛蒙说，列宁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即国家是一种特 殊的镇压暴力。 正如在很多地方已经强调的那样，列宁主义者葛兰西对于“霸权” （Hegemonie）的思考与列宁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例如，在《20 世纪的政治思维》 之第 2 卷《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思维》中，F. 德佩指出，葛兰西将列宁尊称为 “现代实践哲学最伟大的理论家” ，并阐发了政治实践的两个核心维度，即政治 组织领域（政党领域）和政治斗争领域（革命理论领域） ；赋予“经济主义趋向” 批判以很高的价值，并将霸权学说完善为对国家暴力理论的补充。 A D. 萨洛蒙说，在有关霸权的构想中，葛兰西也想把握资产阶级国家的其 他整合方面，但葛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与《国家与革命》中出现的“资 产阶级国家”不同的。因为葛兰西的出发点是对西方革命失败的思考：葛兰西 怀疑，霸权统治根本不是镇压性国家暴力的替代性选择，而是依赖于身体暴力 和极端强制的使用。下述两个非常不同的例子可能使之更加清楚： （1）毫无疑 问，法西斯主义在权力方面是最极端的暴力统治形式；在其统治范围内，它根 本不容忍反对派存在。 （2）1949 年民主德国建立在一个断裂的时代，即纳粹 德国失败后，德国资本作为被取消了资格的资本编织进两大体系之中。 “防御性民 3. 在讨论“后民主化”或“整合的危机”时，D. 萨洛蒙指出， 主化”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模型不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且具有 时代诊断的重要性。简言之，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加速了资本主义福特阶段固定 下来的整合机制的回归。可以肯定的是，一再出现的民主化——在资产阶级民 主意义上，是作为反对进一步要求的防御性措施被引入的；在现实的民主转型 意义上，它是从下面通过斗争取得的，如果强大的资产阶级权力机器之平等运 动能够得到更新的话，那就是可以期待的。 B 第二，在《后民主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C 一文中， D. 萨洛蒙借用英 A Vgl.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3. B Vgl. David Salomon, Integra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Ambivalenz defensiver Demokratisierung, in: Marxistische Blättler, 06-2014, S.99. C Vgl. David Salomon,“Postdemokratisierung und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146ff. 102 国社会科学家 C. 克劳奇（Colin crouch）对后民主化时代特征的诊断，分析了 后民主化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先，D. 萨洛蒙认为，在传统资本主义 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总是标志着两个极点，它们对于区分经济领域与 政治领域具有根本意义。在早期自由主义那里，私人领域被视为可以避免公共 领域和政治干预的特定空间，而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则被打上了普遍性的 标志。因而，D. 萨洛蒙赞同德国批判理论家 A. 黛米洛维克（Alex Demirovic） 的观点，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在资产阶级社会背景下构成一种“象 征性秩序” ，资产阶级霸权在此秩序背景下得以被组织起来。 A 其次，D. 萨洛 蒙指出，公共领域是游行示威的空间，是知识分子介入与抗议的空间；同时它 也是这样的空间——在其中，发言人的合法性被评判， “重要的”事情与无意 义的事情区分开来，话语排斥也被组织起来。 B 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 （1）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公共领域开始走向私 中，公共领域具有两面性： 人化。这种私人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个人自由、责任与参与性的增加；同时也 改变了私人领域概念，因为社会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公共信息、教育和社 会保险等被私人接管，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 （2）私人领域开始走向公共化， 如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各种真人秀等。然而，随着传媒业集中化，一小部分富豪 控制了重要的政治新闻与公共信息，公共资源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因特网也 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角斗场。D. 萨洛蒙说这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时代中公共 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像民主政治程序一样已经空心化。最后，D. 萨 洛蒙并不认为信息技术创新能够打破目前的垄断状态，重新使得公共领域民主 化；相反他认为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运动，即在公共领域中代表自身的斗争， 后民主化的趋势在未来将会毫无疑问地被固定下来。 四、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新阶段？ 过去的 40 年是经历了广泛而深刻变革的 40 年，从总体上说，是全球资 本主义复兴、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 40 年。那么，1973 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发 A Alex Demirovic, Hegemonie und das Paradox von Privat und Öffentlichkeit. In: Krise der Privatisierung—Rückkehr des Öffentlichen, Mario Candeias u.a.（Hg.）, Berlin, 2009, S.145.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47. 103 展，是否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是一场“山崩” ，抑或是“持续性与非持 续性的综合体” A ？为此，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织了一系列专栏文 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性质。 B 此外，关于 这方面的文献还有： W. 克鲁 F. 德佩的《极权的资本主义：试验台上的民主》 C ， 拜因与 J. 弗雷克等人主编的《金融资本主义？对流行的危机阐释和时代诊断 的批判》D ， M. 索恩的《时代断裂：资本主义的变种与终结》E ， J. 戈尔德贝格的 《南方的解放：来自传统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新发现》F 等。在这些 文献中，德国学者对今日资本主义性质进行了不同的诠释。 第一，断裂与延续。拉美裔德国社会学家 D. 鲍里斯指出，要想谈论资本 主义是否已经进入新阶段，那就首先必须在学理层面廓清一些前提性假设。人 们早已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常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尽管这种做法必不可少， 但也颇成问题。说它“必不可少” ，因为人们需要确定历史发展中的新事物与 新方向；说它是“成问题的” ，因为即便是历史变革，也不可能完全炸开历史 的连续性——历史总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综合体。因此，所谓的“历史变 革”只能是“部分变革” 。此外，关于历史转折是否有重要的评价标准也变化 不定；而且历史转折所产生的影响和深度，无法立即确认，人们只能事后对之 反思和评价，正如黑格尔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要到黄昏时才起飞。这就意 味着，即使单个的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也无法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至多只能加速或延缓该趋势。 “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历史发展趋势根本没有受 到柏林墙倒塌的影响。数字革命带来的信息社会建设、教育普及、人口流动、 福利国家扩张危机，所有这一切所表征的发展趋势，虽然始于 1989 年之前并 受 1989 年秋事件的影响，但在发展方向上却丝毫没有大的改变。对于西欧社 A Eric Hobsbawm,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 München 1998, S.503ff.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0, Dezember 2014. C Frank Deppe, Autoritärer Kapitalismus. Demokratie auf dem Prüfstand , VSA-Verlag, Hamburg, 2013. D Wolfgang Krumbein/Julian Fricke, u.a.,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Zur Kritik einer gängi- gen Kriseninterpretation und Zeitdiagnose , Metropolis Verlag, Marburg 2014. E Manfred Sohn, Am Epochenbruch. Varianten und Endlichkeit des Kapitalismus ,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4. F Joerg Goldberg, Die Emanzipation des Südens. Die Neuerfindung des Kapitalismus aus Trandition und Weltmarkt , PapyRossa Verlag, Köln, 2015. 104 会的历史发展来说，网络时代到来意味着一个比柏林墙倒塌更为重大的历史 事件” 。A 因而，D. 鲍里斯主张，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应首先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结构性、事务性的层面，如技术、文化、日常生活等；二是不同的时间层面， 如快与慢、集中与扩散等。其次要研究事物的不同维度如何与时间层面联系在 一起，讨论是平行发展抑或在历史转变中各自发展。他认为，在许多研究历史 变革的文献中，人们经常完全忽略或很少把握到历史变革中的不同时间层面问 题。如果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引入上述视角，那就可以重新评价过去几十年里所 发生的历史事件。借助于这个视角，一些在当时看似很重要的历史事件现在就 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而一些潜在的历史发展趋势则可能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 义。D. 鲍里斯断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变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B 与 1989—1991 年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相比，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市 （1）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场自由化无限制发展所促进的变革则更加引人注目。 以来向后福特制的金融资本主义过渡，导致世界各国或经济体之不平等关系严 重加剧。这不仅意味着：大繁荣、衰退、危机的交替出现已成为常态，而且意 味着：经济发展动力仍没有停滞，它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如去福利化国家政 策、内在剥削扩张（女性劳动者显著增加）等。 （2） “剥夺性积累”过程多样 化发展。公共产品和服务业转变到私人领域、信息交流传播的全球发展、劳工 的全球流动，不仅推动了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在 1989—1991 年政 治巨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转变。尽管政治动荡不 断，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活世界领域，在 20 世纪 30—60 年代并未发生根 本变化。以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为分水岭，生活世界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它 主要是学生运动、新的自我发展理念和替代性的生活形式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变革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素的影响。当然不可否认，从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 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关心精神层面的事务（自我实现、自律、男女平等） 。 （4） 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方式变革。福特制和泰勒制的集中、严格官僚制管理与大 规模生产，至少部分已经不合时宜，它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在信息化时代，生 A Martin Sabrow, Zäsuren in der Zeitgeschichte, in: Docupedia Zeitgeschichte , 3.6.2013, URL: http://docupedia.de/zg/. B Vgl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9. 105 产转向分散的、平面化的科层官僚制，它需要相互依赖的、具有独立性的、有 活力有创造力的个体。然而，D. 鲍里斯认为这种自律仅仅是假象，人们反而 被更深层地套牢在第二自然体系中。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亚努斯面孔。L. 蔡泽认为近几十年的发展是新自由 主义走向胜利的过程，而自 2008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 危机。 首先，L. 蔡泽界定了新自由主义本质。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新自由主义 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坚持国民经济只有由完全自由市场主导，才能 繁荣昌盛。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这种诉求主要针对贵族的特权和王侯的独断 专行；而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这种诉求虽针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但主要针对 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因为工会组织不诉诸市场，而是力图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相互竞争状态。因而，新自由主义反对 20 世纪上半叶由 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即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L. 蔡泽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它通过降低企业成本， 主要是降低劳动工资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其次，分析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是如何由理念变成现实 体制的？。在“二战”之后近 30 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功能被发挥到极致。根据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 ，通过开 放国内市场和向被“二战”削弱的许多国家提供贷款，美国对世界经济复兴与 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时期，甚至被霍布斯鲍姆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 代” 。例如，1950—1970 年，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4%。 A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西欧各国的崛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 B 解体，战后 由美国确立的国际经济体系瓦解。况且，美国与西欧各国国内政局也不很稳 A G. Fülberth, G Strich, Kleine Geschichte des Kapitalismus , Köln, 2014, S.245. B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 系。1944 年 7 月 22 日，西方 44 个国家代表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就国际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构成等问题的规则、措 施、相应组织形式作出的安排的总和。该体系主要内容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 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该体系成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是为了保障国际货 币体系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106 定。美国国内的黑人争取民权运动此起彼伏，而欧洲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应对这些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步实施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完全自由政策，使得金融资本迅速增长，促进了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在 80 年代后期复兴。例如，在英国，为了压制工会与罢工，撒切 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出售国营石油公司 BP、出售国营电信公用事业 （即当今的英国电信集团 BT 的前身） 、国家铁路私有化等。在美国，对工会的 压制在里根总统上台前就已经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实施的放慢 货币供应、提高利率政策，引发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国内工会力量遭到沉重 打击。 最后，L. 蔡泽认为人们将 2008 年爆发、直到 2014 年还未完全解决的世 界金融危机定位成新自由主义危机并非言过其实。既然新自由主义主要通过 降压劳动者工资来追求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那么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就会爆 发：一方面是资本的高利润和高投资，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较低的工资收入。当 然，L. 蔡泽也认识到资本主义还存在一些发展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微电子 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资本利润提升，同时也打开了能够产生部分利润的新投资 领域；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以及中国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使得近 20 亿人口进入剩余价值生产系统中，同时也打开了新的投资空间；新自由主义 政体发展了巨大的金融业，它吸纳了大量的资本收益，打开了看似独立于剩余 价值生产的利润源泉，同时通过提高资本家、国家和工人的债务，进而提升他 们的购买力，使得隐藏其中的过剩危机得以延缓。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这场严重 的过剩危机并未产生毁灭性效应，并使得新自由主义政策仍不合理地长期存在 着。然而，仅仅依靠新自由主义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带来普遍的财富增 长和社会公平；相反，经济的巨大增长是社会财富从底层到上层加速流动的结 果，金融业发展加速社会财富的流动。 第三，极权资本主义。从政治哲学视角对当今时代进行诊断，对当今资 本主义民主系统状态问题关注成为重中之重。问题的缘起可以追溯至 C. 克劳 奇出版的小册子《后民主》 （2004） 。 A 这本书不仅在英国广为人知，同时在欧 陆也产生了广泛影响。C. 克劳奇认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已经完 全空心化，这个空壳内部是经济精英们的利益角斗场。经济不再受控于民主政 A Colin crouch, Post Democracy , plity press, 2004. 107 治，相反民主政治为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经济利益所左右。在《新自由主义 不死之谜》 A （2013）中，C. 克劳奇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 在德国，W. 施特雷克与 C. 克劳奇的立场大致相似，认为“民主资本主 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政治民主，与其说互为条件不如说相互背 “当人们去观 离。 B 在一次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W. 施特雷克明确表示： 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发展数据时，可以发现该过程完全是经济膨胀、国 家负债过程。从 80 年代开始，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这一 切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吗？答案是：当然不能。 ”C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这样的论 断：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成功历程。在该视角中，资本主义与 民主的共生关系显而易见：自由市场所到之处，议会式的政治系统和法治国的 司法系统就会应运而生。尽管常遭遇阻力或倒退，但民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 数量明显多于从前。 在《极权资本主义：试验台上的民主》一书中，F. 德佩一方面从历史层面 考察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另一方面认为政治民主在 2008 年以来的危机 中面临着考验。F. 德佩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极权资本主义”时 代。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瓦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 与其他讨论该主题的著作相比，该书的特点在于将三个不同的、甚至相 互分离的讨论线索贯穿在一起： （1）系统处理了民主政体坍塌的时代诊断，详 细地考察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史与现实历 史过程中的分离。其中，特别是对从卢梭到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历程进行了重 构。 （2）分析了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 （3）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 序变化背景下，即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地位丧失和东亚崛起背景下，通过对那 些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怀疑民主国家的民主之自我理解（除了国家社会 主义的死灰复燃，还有刑讯逼供禁令的松动和监控形式的欺骗性扩张等） 。从 理论上说，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人民主权原则的侵犯。从实际上说，尽管“极权 资本主义”具有多个特征，但其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冲突 A 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 Wiley, 2013. B Streeck, Wolfgang.“Wie wird der Kapitalismus enden?”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 tionale Politik , 60（4）, 2015, 109–120. C “Alles kommt einmal zum Ende”.（http://www.deutschlandfunk.de/kapitalismus-alleskommt-einmal-zum-ende.1184.de.html?dram:article_id=313737）. 108 趋势愈发明显，这个特点与后民主的时代诊断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五、社会主义观念重构与共产主义概念“正解” “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 R. 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说过： 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它所 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这样的观念：资本主义的代替物是伸手可及的。 ”A 苏 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持有如下心态：尽管资本主义制度 的缺陷有目共睹，但一种更好的替代性选择却无迹可寻。面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批判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仍然能够有力地回击： “那么你拿出替代 物来！ ” 第一，社会主义观念重构。在《社会主义观念：一个现实化的尝试》B 中， 德国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霍耐特（Axel Honneth）断然 否定了上述说法，并从政治伦理的规范性角度重构了社会主义原初观念，试图 复活社会主义的光彩与力量。他认为，经过重构之后具有政治伦理向度的社会 主义观念，完全能够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选择。本书除“导论”外，正 文共有四章。其中，第一章从思想史角度重构了社会主义原初观念；第二章分 析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破灭的原因；第三章和第四章试图通过社会主义原初观念 的重构，为具有政治伦理向度的社会主义观念奠基。此外，霍耐特还试图回应 针对《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 C 的一个指责，即该书忽视了现存社会秩 序转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已经借助社会自由观 念视角重构了这条进步路线。他相信，当人们将社会主义观念从早期工业主义 思想硬壳中拯救出来，并置入新的社会理论框架中时，社会主义观念就仍可以 像以前一样点燃星星之火。在《社会主义观念》中，霍耐特清楚阐述了社会 “将要真正奔向何种前景” 。D A 戴维·施韦卡特： 《反对资本主义》 ，李智、陈志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B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C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1. D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12. 109 首先，霍耐特坚持早期社会主义者（从欧文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基本 思想，即把法国大革命观念转化成社会自由构想。例如，蒲鲁东在狱中写成的 《一个革命家的自白》 （1849）中直接谈到：从社会的立场出发，自由与团结是 相同的表达。在收录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詹姆斯·穆勒〈政治 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个体自由的获得直接与团结的 共同生活紧密相连；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承认缺失的概念，并根据黑格尔 思想，阐发了一种超越市场关系的相互承认的乌托邦思想。 A 其次，霍耐特指出社会主义原初方案存在着“天生的错误” 。在进一步解 释为什么早期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所阐发的社会共同体模型没有真正满足下述 要求，即个体自由与团结的相互和解。这是因为： （1）早期社会主义者忽视了 整个政治意志形成领域，以至于无法阐释清楚它与通过法律规定的自由之间的 关系。 B 也就是说，早期社会主义者仅仅把民主的人民统治领域视为社会再生 产领域，特别是将自由主义的自由权相对化，并忽视自由平等公民的意志形 成。 （2）社会主义原初方案拥有深厚的历史形而上学诉求。这诉求使得作为改 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尝试在未来不再可能。 （3）同样致命的是马克思的预设：所 有的工薪阶层具有统一的利益。霍耐特认为，这种“客观利益”的臆想基于下 述历史哲学预设，即现存生产关系不久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必然解体。因此， 人们被束缚在这样的思维中，即历史阶段是具有固定次序的范畴，并因而反对 这样的观念，即只有通过社会试验才能够发现如何实现社会自由观念。霍耐特 坚持试验性的历史理解，认为历史过程为每个阶段的改良重新准备了新的、等 待开启的潜力。 C 最后，霍耐特强调，在今天，社会主义不能够满足于消除经济行为领域 中的异化规定与异化劳动，而必须同时延伸至另外两个领域，即个人关系领域 与民主意志形成领域，并对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霍耐特将社会主义 观念落实在“为承认而斗争”观念中，也就是说，充分拓展社会自由空间，即 民主公共领域，因为它为行动者之间的非强制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多样 化的公共领域之制度性结构应当发挥核心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社会自由在各 自的功能差异中，能够非强制地共同活动在同一框架中，并由此期待在历史进 A Vgl.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35. B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50. C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96. 110 步路线上产生一种试验性的尝试过程。 A 当然，这种试验性尝试并非必然走向 进步。 总之，霍耐特相信经过重构的社会主义观念能够实现，并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但他也指出，本书对社会主义的重构具有元政治特征，而不考虑这样的 观念在当今政治现实中的实现问题，或者说不考虑策略性问题，即不考虑社会 主义观念如何对当今日常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而仅仅考虑社会主义原初观念如 何再次被重构，以便能重新成为政治伦理取向的源泉。 第二，共产主义概念“正解” 。与霍耐特撇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系统 论述，而仅从社会自由视角重构社会主义观念不同，德国学者 W. 戈尔德施密 特在《 “共产主义” ：一个被误解的概念？ 》B 中试图通过剖析马克思文本，为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提供“正解” 。 几年前，德国左翼党前主席之一 G. 吕茨施 （Gesine Lötzsch）曾经参与“21 世纪通往共产主义之路”讨论，这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普遍的回应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保持沉默相反，W. 戈尔德 是： “不要再谈共产主义！ 施密特认为共产主义仍然值得讨论，尤其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中，却无法找到内在出路的背景之下。当然，在讨论通 向共产主义之路前，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首先，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没有被准确 地接受。尽管人们常常援引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但这些论述却又经常遭到误解。 在这些误解中，原民主德国作家 S. 赫尔姆林 C 比较典型。例如，他将《共产党 宣言》中的一句话，即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篡改为“所有人的自由是每 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 ，从而赋予了集体优于个体的地位。与之不同，W. 戈尔德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是“自由的联合体与自由的个体性的平衡”D 。 A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2015, S.166.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0–105;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66–81. C S. 赫尔姆林（Stefan Hermlin，1915.4.13—1997.4.6） ，原名 R. 莱德（Rudolf Leder） ， 原民主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著作： 《大城市的 12 首叙事谣曲》 （1945） 、 《曼斯菲尔德清唱剧》 （1951） 、 《远方的近邻》 （1954） 、 《短篇小说集》 （1970） 、 《暮色》 （1980）等。 D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6, Dezember 2013, S.94. 111 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联合体同等重要，真正的自由是在自由人的联 合体中，不同的个体能够相互确证，并在这种确证活动中同时发展自身。这才 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进步的基本主题与最终目标。很明显，这里的“个体” 不是鲁滨逊的原子式个体，而是社会生产的个体，它是马克思批判分析不同生 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前提。所以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分析个体关系历史 的特定形式，并继续上升到对社会生活其他形式进行分析。 其次，W. 戈尔德施密特援引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提炼出共产主义 基本原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G. 卡内帕在筹办《新纪元》周刊时，借用意大 利诗人但丁对旧社会的概括： “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 ，但苦于自己找不到 相应的表达概括未来社会。于是恳请恩格斯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概况即将到来 的新社会的本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再也 找不出合适的概括了，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 条件” 。 A W. 戈尔德施密特认为恩斯格准确把握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经说到：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作为 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只有在清楚 阐述该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特征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那 么，应该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呢？马克思的真实观点是，只有进 一步研究个体与个体性在其社会历史中的发展形态，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 关系，才能够清楚阐释上述原则。否则，对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理解， 就很容易陷入个体主义之中去，即认为存在一个固定的、非历史的人的先天 本质。 再次，W. 戈尔德施密特利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 》 ，详细讨论了马克思关于各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在这里，W. 戈 1858 年草稿） 尔德施密特不关注不同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以及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而只是 关注个体发展，或者说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马克思评判社会进步的标 准。从这个角度出发，W. 戈尔德施密特分别讨论了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 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人的关系。然后得出结论说，共产主 义基本原则是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不仅是工人阶级作为组织形式反对资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112 本主义的目标，而且也是个体与社会解放的目标。工人只有作为自由联合的个 体，才能形成历史力量，去战胜旧的阶级统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个体” 的特征在于：这种联合体本身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联合体绝不是漂浮在历史与社会之上，而是需要特定的客观条件，即较高的资 本主义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早期社会主义者 以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 / 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他们被马克思视为“乌托邦 主义者” 。 最后，W. 戈尔德施密特断言马克思拒绝为未来社会开出具体处方，即不 教条地预测未来，而是希望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给卢格的信中马 克思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德法年鉴》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 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这样我们便会更清楚地知道，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当然，马克思 并非完全放弃构思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如社会产品分配、社会生产组织 等。其中，W. 戈尔德施密特特别强调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在马克思那 里，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 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揭 掉。此外，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 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 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 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 间的节省”A 。因此， 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 ”B ，节省出的自由时间为个体的充分发展创 造了条件。 在结束共产主义概念讨论后，W. 戈尔德施密特回应了这个问题：面对“现 实社会主义” （Realsozialismus）在 20 世纪的失败，共产主义观念是否仅仅是 纯粹的乌托邦幻想，还是仍然能够为解决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问题提供切合 实际的视角？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回答，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为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提供根据。 C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论断为回答该问题提供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5 页。 C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76–7. 113 了线索，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 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当然，根据这个论断，人们可以发问， 在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已经适合解放社会，该 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否不再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 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W. 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在金融驱动的积累政策 下，在全球环境灾难威胁下，以微电子革命为基础的高科技资本主义的新自由 主义，既没有走向约束或管制资本主义生产之路，也没有走向缩短劳动时间之 路，而是恰恰相反， “新自由主义所许诺的‘个体化’……导致了工薪阶层进 一步碎片化，显而易见地表现为工会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 权力的丧失” 。A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之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思想重新具有了 、占领华尔街运 吸引力。例如，ATTAC（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 动、愤怒者运动和海盗党等。但是，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就像 20 世纪 30 年 代的泰勒制资本主义一样）不会在危机中崩溃。因此，当今首先需要的是“文 化转型” （kulturell Wandel） ，需要一个可靠的替代性方案。W. 戈尔德施密特相 信，重构之后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能够担当此任。不过，由于突飞猛进的 信息科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转型是加速还是将遭到抵制，人们现在无法 预测。因为这是社会斗争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文化转型不是 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性的必然环节，那这个过渡就不是短 期事件，而是需要长期实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摆在左翼面前的首要任务就 是：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成功地争取政治与文化的领导权。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当今的危机以及与之相符合的意识形态危机，为领导权转换提供了现实的契 机，因此，W. 戈尔德施密特呼吁：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 B 六、欧洲左翼何去何从？ 2014 年，德国学者纷纷聚焦欧洲左翼发展状况，直接动因是左翼党在欧 A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 178. B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97, März 2014, S.180. 114 洲议会选举（2014.5.22—25）中失利。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组织了题为“欧洲 议会选举后左翼在欧洲的状况：新挑战”的欧洲工作坊（2014.7.21—23） ，近 40 名学者、左翼成员参加。不同国家的代表分析了各自国家中左翼发展状况，除 了个别国家如意大利之外，欧洲左翼全面陷入了危机。例如，在雅典派迪昂政 治经济大学 G. 莫肖纳斯（Gerassimos Moschonas）的开场报告中，他指出西欧 的社会民主党从 1950 到 2009 年丢失了大量选票，而且选举结果逐渐起伏不定。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身份认同。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证实了 G. 莫肖纳斯的判断。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丢掉了 5 个议会席位， 他们的得票率之所以没有跌破 2009 年的最低点，是因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 意外成绩，这还要归功于意大利共产党与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合并的结果。 在该工作坊之后，德国左翼党于 2015 年 4 月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主 题为“未来的政党” 。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文化工作者、学者、工会代表等超过 1000 名代表参会，共同讨论左翼的方针、解放式变革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左 翼的主题域，以及可能转向“社会主义 2.0”的道路。另外，这次会议还主办 了 80 多场专题讨论会，其中有五大主题： “劳动的未来” 、 “共同体的未来” 、 “未 来的生产” 、 “作为机会的平等” 、 “民主的未来” 。 左翼党主席 K. 基平（Katj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 作了题为“即将到来的民主：社会主义 2.0”开场报告。 “社会主义 2.0”的基 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命令”：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 （1）未 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 A“社会主义 2.0”的五个政治领域： 来的劳动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并被公正地分配和受集体自身规定； （2）经济民 主，伴随社会生态能源转向； （3）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作为通往“基础设施社 （4）城镇民主化，伴随城市法治建设； （5）在欧洲进行民主革 会主义”之路； 命，伴随财政紧缩的停止和克服财政紧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该宣言式的报告 主题在随后的 80 多场讨论会中被进一步阐发。 相对于左翼自身积极的努力，德国学者对左翼状况的判断则显得较为保 守。在《左翼消失了？ 》 B 一文中，N. 毕菲尔（Nico Biver）首次整理了左翼历 史发展数据，从经验层面描述了西方左翼和社会民主党在自 1970 年以来的发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B Vgl. Nico Biver,“Verschwindet die Linke?”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1, März 2015. 115 展历程。通过数据分析，他认为西方左翼历经了 1970—1975 年的繁荣，其后 到 1990 年初影响力逐渐衰落的过程。虽然近年来激进左翼有所复兴，但这只 是就选举结果而言，而非其成员数量的增长。实际上，相对于选举的相对成 功，激进左翼成员数量一直在减少。 此外，N. 毕菲尔还依据数据指出，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后留下的政治空白， 至今仍未被左翼党所填充。面对新自由主义挑战，左翼党不但没有明显削弱新自 由主义政策，而且至今仍未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模式以抗衡新自由主义。 A 在《巨变中的左翼》一文中， F. 德佩考察了在新自由主义“巨变”背景下， 左派视角的整体发展状况。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价值取向，成功地边 缘化了传统工人运动；当然，今天也存在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因而，必须 将当今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置于重新激活、重组左翼的中心地位。当今左派在 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处理这些矛盾中发挥更大的推动 作用。 B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左翼选择》中，M. 布里（Michael Brie）完全赞同 马克思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 正建立起来；否则，只会沦入野蛮主义之中。 “不言说资本主义的强处，就应 该免谈社会主义” 。 C 他认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要问题是生产过 剩条件下的政治问题，而非满足基本需要的大规模生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左派的发展方针，M. 布里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1）要清楚地意识到 各种可能的目标设置的多元性；要充分整合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各种反对 力量，单枪匹马或者与所有其他政党为敌，只会使自身孤掌难鸣。 （2）策略行 动与自身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并努力在精神与实践层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左派 立场。这只有借助于能够经受住实践考验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才能完成。为此 （a）反转“分配” （Umverteilung）方向，即反转 M. 布里给出了“4U”建议： 从底层到上层、从公共到私人的分配方向，应该扩大公共财富并保障社会安全 A Vgl. Nico Biver,“Verschwindet die Linke?”in: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2, Juni 2015, S.150. B Frank Deppe,“Die Linke in der grossen Transformation” , in: Vgl.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68. C Michäl Brie,“Die Produktivität des Kapitalismus und Optionen der Linken” , in: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0, Dezember 2014, S.171. 116 环境； （b）全方位“转型” （Umgestaltung） ，即尽可能地从社会、生态等方面 转变所有生活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 （c） “扭转” （Umsteuern）决策过程领域， 即对民主的民主化决策； （d） “全面的” （umfassende）团结，即积极的和平政策， 非暴力的贯彻落实。 （3）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更加可信的介入方案。 （4）只有 当左翼成功地发展“中层和底层联盟”时，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当今代议制 民主已是非代议。例如，2013 年德国议会选举时，占社会 1/4 的中上层有近 90% 的参与率，而占社会 1/4 的下层（失业者、社会救济金领取者、低学历者） 只有不到 50% 的参与率。所以，左翼必须放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争取大多 数。没有社会主义目标，左翼将走向歧途；没有切实可行的道路，目标将毫无 意义。 除对左翼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外，有的学者考察了历史中的左翼反对派。 在《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内的左翼反 对派》 A 一书中，M. 博伊斯（Marcel Bois）生动地描述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 产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史、自我理解及其影响。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 M. 博伊斯厘清了共产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基本主张：对议会主义持反对态度， 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反对德国共产党斯大林化。他认为，与当时共产党内 的“右翼”反对派（即后来的共产主义反对党 KPO）以及调和派相比，共产 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尽管其知识分子和大众基础政治同质化程度也较强）最能 阻止“母党”共产党从一个自治的、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程度较高的德国工人 阶级战斗组织，灾难性地转变为单一的、并受（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 支配的官僚主义组织。当然，M. 博伊斯也分析了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之所 以没能成功的内外部原因，如内部的严重分化（至 1927 年，左翼内部已经存 在 10 个不同的小组） 。 左翼历史研究备受冷落，既不受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待见，也不受当 前德国学界的支持，然而，M. 博伊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该研究的价值。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角色》 B 一书中，W. 勒斯拉 A Marcel Bois, Kommunisten gegen Hitler und Stalin. Die linke Opposition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Essen: Klartext Verlag, 2014. B Walter Rösler, “Befreiung auf dem Standpunkt der Theorie, welche den Menschen für das höchste Wesen des Menschen erklärt.”Marx und Engels über die weltgeschichtliche Rolle des Proletariats. Ein Rezeptionsversuch , Berlin 2014. 117 讨论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起源、影响，以及世界历史角色的有关论述。他 认为， “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它曲解了马克思的真 正洞见，最终导致斯大林体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角色的绝对化。实 际上，马克思的科学理解与意识形态的立场截然相反。诚然，马克思从未有 过创建体系的想法，因为马克思总是对新知识和有根据的批判保持开放。 “历 史使命”的提法恰恰与之相反，它间接地意指无产阶级的功能和使命是从外 部赋予的，并遵循一定的合规律性。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从资产阶 级社会的本质、从实际社会状况中发现无产阶级的客观角色，因为社会实践 是真正的认识源泉。这样，马克思就更加注重工业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和资产 阶级开创性的角色，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无产阶级。除此之外，W. 勒斯拉还 从文本层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洞见的形成过程。W. 勒斯拉将对马克思的曲 解归咎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世界历史角色”概念的不分， 尽管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但他的分析论述对于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很 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历史档案。1990 年两德合并后，原民主 德国执政党（SED）中央档案馆濒临无人接管的窘境。该档案馆坐落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内部，除了收藏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全部档案之外，还 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如德国工人运动开始阶段的档案、有关德国社会 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历史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始手稿和复印件、 270 多份工人阶级运动领导干部的遗物，以及卡普政变和国会纵火案的相关 材料。 另外，还有德语世界最大、最有价值的社会历史图书馆，馆藏图书 80 多 万册。这些资料曾经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出版提供了很大帮助。1992 年 末，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与有关方面签订协议，将该档案馆的所有资 料迁移至联邦档案馆。为了保存有关图书资料和档案，并研究工人运动史，还 成立了专门的“资助协会” ，出版半年刊《通讯》 。该《通讯》不局限于报道现 存档案，还阐释档案中的历史事件本身，相关信息也会涉及国外档案。例如， 《通讯》第 46、47 卷，便涉及“瑞士工会联盟”档案和“奥尔滕行动委员会” 卷宗。从中得知，1918 年的全国性工人罢工，尽管最终被军事镇压，但却争 取到了每周 48 小时工作制。 《通讯》还跟踪报道有关工人运动史的会议，介绍 相关博士论文研究计划，以及德语界新出版的有关工人阶级运动史的书评。若 118 想详尽了解“促进协会”的活动情况和《通讯》的具体内容，可以浏览他们的 网站。 A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A www.fabgab.de. 该网站中的所有资料（包括《通讯》资料）都可以免费下载。 119 法 国 吴 猛 当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正经历着一场自从 1965 年阿尔都塞的 《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 》发表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变动。这一思 想变动的深层动力是“回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其思想定位是“走出阿尔 都塞”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重新阅读马克思” ，其基本方向是“建构新社会 哲学” 。 在这一思想背景下，2014 至 2015 年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法语研究成果。 从出版的著作来看，让·维乌拉克的《科学与革命：马克思、胡塞尔与 现象学》A 、吕锡安·塞弗的《今日与马克思共同思考》第三卷 B 、沃华德·齐 内的《卡尔·马克思：回归》C 、弗兰克·费什巴赫的《马克思的哲学》D 以及 《人的生产：马克思与斯宾诺莎》 E 、昂科赫·阿克色勒斯的《马克思：思考技 术的思想家》F 、皮埃尔·罗德里戈的《论马克思的本体论：自主生产，异化劳 A Jean Vioulac，Science et révolution: Recherches sur Marx, Husserl et la phénoménologi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5. B 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 Tome 3, La Dispute, 2014. C Howard Zinn, Karl Marx, le retour , Agone, 2015. D Franck Fischbach, Philosophies de Marx , Vrin, 2015. E Franck Fischbach, 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 , Vrin, 2014. F Kostas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 Encre Marine, 2015. 120 动与资本》A 、艾玛努埃尔·雷诺的《马克思与哲学》B 以及《马克思词典》C 、 诺尔贝尔·勒努瓦尔的《马克思与宗教的双重结构：从人民的鸦片到商品拜物 教》 D 基本都可以视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重新阐释；雅克·比岱的《福柯与 马克思》E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等主编的《马克思与福柯》F 体现了近些年法 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在福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 进行对话的可能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而阿尔都塞的遗著《为非哲学家准备 《在哲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H 以及《无尽的噩梦：梦境记录 的哲学引论》G 、 （1941—1967） 》 I 的整理出版，更为人们反思阿尔都塞思想的贡献和界限提供 了最新的资料。 从各思想、学术类期刊的讨论主题来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旗帜 性刊物《今日马克思》 （Actuel Marx）杂志第 55 至 58 期的主题分别是“弗朗 茨·法农” 、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印第安美洲” 、 “安托尼奥·葛兰西” 、 “历史 （Les Études Phi与阶级斗争”；法国最重要的专业哲学期刊之一《哲学研究》 ”；而法国另一 losophiques）2015 年第 4 期的主题是“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本重要的哲学刊物《哲学手册》 （Cahiers Philosophiques）的多个主题也基本由 左翼思想家参与讨论，如第 132 期的主题“何谓社会哲学” 、第 133 期的主题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 、第 138 期的主题“弗兰茨·法农”等； 《西堤》 （Cités） 杂志第 59 期的讨论主题是“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 ，其第 64 期的主题是“资 本的政治” 。这些主题基本能反映当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和趋势。 下文将从“马克思与‘形式分析’ ” 、 “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 、 “反思阿尔 都塞” 、 “弗兰茨·法农思想研究”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五个方面介绍 2014 A Pierre Rodrigo, Sur l’ontologie de Marx: auto-production, travail aliéné et capital, Vrin 2015. B Emmanuel Renault, Marx et la philosophie , PUF, 2014. C Emmanuel Renault, Le Vocabulaire de Marx , Ellipses Marketing, 2015. D Norbert Lenoir, Marx et la double structure de la religion: de l’opium du peuple au f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 , Editions Cécile Defaut, 2014. E Jacques Bidet, Foucault avec Marx ,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4. F Christian Laval&Luca Paltrinieri（dir.）, Marx et Foucault ，La Découverte, 2015. G Louis Althusser, 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 , PUF, 2014. H Louis Althusser, 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 , PUF, 2015. I Louis Althusser, Des rêves d’angoisse sans fin: Récits de rêves （1941–1967 ）suivi de Un meurtre à deux（1985 ）, Grasset, 2015. 121 至 2015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要工作。 一、马克思与“形式分析” 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一个 问题。 将“形式”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理解马 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资本论》 ，始于让—吕克·卡松为《马克思主义批判 词典》所撰写的“形式”词条 A 。在卡松看来，马克思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所使用的“商业形式”和“财产形式”等表达中的“形式”虽然还只是 在“法律关系”的意义上使用，但己具有了“生产关系所建构的系统”的含 义，而从《大纲》 （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之 后，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将“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加以使用。马克思的 “形式”概念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与作为其内容的生产力具有辩证关系并与 之处于矛盾之中的生产关系” ，第二个基本内涵是“产生自生产关系系统的确 定表象” ，如“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等。在“生产力 / 生产关 系”框架中理解的“形式 / 内容”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 ，即具有“矛盾”性。 马克思思想中的“形式”具有易变性，其自身就能够生产消灭自身的条件，因 而马克思的“形式”并非一种空洞的、消极的、 “形式化”的“框架” ，而是本 身具有“内容”的、积极的现实性力量；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思考集中于形 式的自主性或“异化的形式”问题上。在此意义上， “形式”乃是如物一般独 立于个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生产中进行的那些确定的关系 对于他们来说也如物一般。这种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是这种特殊 的社会结构的自我表达方式，并且这种形式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当下性中被直接 把握，并进一步穿上“自然”的外衣，体现为日常生活的“事实” 。形式之获 得这种“独立性” ，是一系列“颠倒”的结果。 “形式”是其“内容”即“社会 劳动”的抽象，同时也是后者的表现，因此马克思所探讨的主要对象即“资本 ，包括商品、价值、货币、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真正的“形式系统” A «Forme（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dir.）Georges Labica et Gérard Bensussan, PUF, 2e édition, 1985, pp.476–81. 122 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面对的是“价值形式” ，这种“形式”模 糊和掩盖了它由以抽象出来的内容，将价值表现为商品所固有的和“自然”的 东西；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又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其他“形式”的分析，可以说， 形式分析构成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思想极大地影 响了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列菲伏尔的“日常 生活批判”理论都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也在对于“形式” 概念的理解基础上强调《资本论》的“去神秘化”的意义。但霍克海默在《批 判理论》中表达了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所造成的相对主义和封闭的 辩证法的倾向的批评。卡松赞同霍克海默的批评，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 “形式”的理解，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个形式系统的展开的话，这将 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一个完美的理性模式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形式相对于 内容而言具有过渡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 经济都将消亡，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无法自洽地在“形式分析”中得 到解决的问题：这一消亡是可以通过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实现的， 还是只能在“工业社会”中经历不可避免的异化而后“自然实现”呢？ 热拉尔·本舒桑在题为《 〈资本论〉：一个对于形式的分析》 A 的文章中， 对马克思的“形式分析”的讨论与卡松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一脉相承。在某种 意义上，本舒桑将卡松关于马克思的形式概念的观点彻底化了。本舒桑认为， 马克思的“成熟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总体上都可被视 为对于“形式”的分析。要理解这一点，就要首先阐明马克思与“唯物主义” 的关系，从而弄清楚这种对于形式的分析究竟是否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他 看来， “形式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认为形式先于内容，而“唯物主义”则是一 种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对于形式主义的颠倒，即认为在感性形式或可见的现象 。本舒桑认为，尽管马克思 背后还有不可见、但却具有“真实性”的“本质” 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唯物主义”的表达方式，将“形式”和“内容”或“现象” 与“本质”对立起来，但是从马克思的基本倾向来看，他的“唯物主义”的主 要内容其实主要是对“形式”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年青时代曾对古希腊的、英 国的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有所援引，但本舒桑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全部 A Gérard Benssussan, « Le Capital : Une Analytique des Formes»,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er 2015-4，pp.479–92. 123 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性质，因为马克思的这些工 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和摆脱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故而只是一种“策略 性”的运用，目的是发现一个“新大陆” 。因为马克思很清楚，对于以“感性 直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来说，不仅“唯物主义”这个词本身来自“唯心主义 者” （莱布尼茨） ，而且其唯物主义的基本教义其实正来自“唯心主义”在其本 身的运动中为自己“反向提出”的语言。本舒桑将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姿态 理解为探寻人的生活的实际条件以及具体存在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的理论张力的 体现，并且认为，这在《1844 年手稿》中被表达为“实证性”的现实性和有 效性。本舒桑强调，马克思的“实证性” （以及“实证的实证性” 、 “绝对的实 证性” 、 “实证地奠基于自身的实证性”等）概念尽管是沿着费尔巴哈的道路而 提出来的，但也应当注意其与康德的“实证哲学”和晚期谢林的“实证哲学” 的相近之处；纯粹实证的唯物主义反对由某种被认为自我否定的力所带来的颠 倒，以实证的方式追问在实践中（或在人的物质生活及其条件的生产中）而不 是在意识、表象和精神生活中的历史、历史的结构、历史的变动和张力的问 题，它所关注的，一方面是现实本身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联结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方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要旨不在于简单地颠倒唯心主义、使 “物质”取代观念的位置，而在于展现产品与形式的社会本质，为思考这些产 品和形式的思想，以及意识到其存在的意识指明了这些外在之物的（先于外在 性）的形式的“生产性”和“活动性” ，澄清思想在其中被“决定”的现实关 系，从而摆脱“思想的逻辑”的控制。这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 思的意义，是引领其走向对于唯一的“现实”即“形式”的分析。对于马克思 来说，正是通过这些“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联结。这些形式不是某种隐藏的内容显现出来的面相，其本身就是“质料” 。 ，但这里的重点并非对于 马克思的确区分了物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 自然和社会、物质和形式进行区分，而是用“两种形式”取代了“形式”与 “内容”的对立。对于马克思来说，大部分情况下， “形式”是指一种确定的社 会关系的存在。这种形式一方面外在于物及其自然性，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 “形式性”无关。社会形式本身就是“本质性”的，它们不是简单地作为现象 的或者空洞的、与内容相异质的形式，而是作为“在先的关系”和“决定性的 力量”对诸如（物质性本身）产生“决定性作用” 。本舒桑认为， “社会性、历 史性和生产的‘形式主义’ ”建构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真实内容”：正是通 124 过对于那些越来越具体的“形式”的描述， （取代费尔巴哈的“直观”的） “生 产”概念才能得以建立，那些“特定的社会形式”在“唯物主义地”加以确定 的社会关系内部生成的过程才能得以展现。马克思所着重分析的，固然是“经 济关系” ，但这些“经济关系”本身正是社会关系的现实化，也即“形式” 。全 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都是由这些“现实性地”建构起这些领域 的“具有现实性的”形式所规定的。尽管马克思经常对“形式”和“现实”进 行对举，但在本舒桑看来，二者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有量 或程度的区别，因而不是彼此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就是形式的不 断“变形” ，而“现实”通过各种形式而“实现” 。按照本舒桑的理解，马克思 所探讨的“形式”既包含了支撑社会关系的对象和物，也包含践行这些关系的 个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要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以及形式与形式的关系。本舒桑借用谢林的术语，将马克思的“形式”称 为“实显的” （tautégorique）而非“隐喻的” 。一个形式只与其他的形式以及形 式的连续变形相关。在本舒桑看来， 《资本论》中对于这些“实显的”形式的 讨论遇到了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使得如何处理叙述顺序和研究顺序的关 系成为一件棘手的事，因为一方面，按照其“实显性” ，应当“就其本身所是” 地对待形式，但另一方面，又要在叙述中指认出某种“细胞形式” ，以确立一 个完整的分析体系从而为各种形式找到各自的“位置” 。第二个困难是：尽管 马克思围绕着形式的现实效果（力）与其变形（趋势）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完全 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探讨，但他却经常将其对于形式的分析与”矛盾”和”辩证 法”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不断陷入黑格尔式的困境之中：矛盾成为“形式的 形式” ，丰富的形式被单一的和思辨的形式所取代，而“形式”通过“意指” 直接实现的关系的现实化现在需要通过”解释”才能达到，这样，真正的或实 显的“形式”就消失了。但本舒桑同时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完全 黑格尔化。本舒桑借用康德在“论将否定性的崇高概念引入哲学”以及“一种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等著述中所区分的“逻辑对立”和 “现实对立”概念，强调了康德的“现实与现实之间绝无矛盾”即绝无逻辑对 立的观点，认为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对“现实差异”问题的关注使 他仍然得以通过对“概念的辩证法的界限”的强调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现实 与辩证法两个领域的区分。在本舒桑看来，晚年马克思在事实上抛弃了《资本 论》中的概念辩证法，而完全回到了“形式分析” 。 125 本舒桑对于《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的理解与罗德里戈在《论马克思的 本体论》 A 中的观点既形成呼应，又形成了对比。罗德里戈反对阿尔都塞及其 学派关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认识论断裂”的看法，强调应将马克思全部思 想作为一个整体理解。在他看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理解包括 《资本论》在内的所谓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关键。罗德里戈重新探讨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认为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借助对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的批判性理 解，塑造了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本体论” ， 而正是这种本体论构成了《资本论》的本体论前提。罗德里戈指出，黑格尔的 “劳动”概念对马克思的启示在于，它使马克思认识到“外化”的重要性，但 他同时意识到黑格尔所讨论的“外化”只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因此黑格尔所认 识的“劳动”只是“精神劳动” ，黑格尔和他所称赞过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将 异化劳动的形式永恒化了。费尔巴哈哲学特别是其关于“感性的人”的分析， 为马克思继续前行指引了道路：现实的劳动不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认识过程，而 是有欲望的人的物质活动。但当马克思将进行劳动的“人”不是理解为仅仅直 接与欲望对象有关的肉体的人，而是理解为“客观的主体性” ，也即在其活动 中将自身把握为处于“绝对原初的敞开状态”之中的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 着马克思试图以某种方式规定人的不变的本质，因为在这里所展现的本体论的 视野里，有限的、历史性的个人总以某种“存在方式” （而非居于某种本质性 的“存在” ）与自然“共同原初”地出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关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的讨论，所体现的正是对于人的“存在方式” 的思考：与人具有本体论关系的并非欲望的直接对象，而是超越欲望对象的对 象。在如此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础上，罗德里戈强调， 《资本论》尽管没 有直接讨论“异化劳动”这样的问题，但却是同样处于《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所呈现的本体论视野之内。与本舒桑一样，罗德里戈也认为， 《资本 论》的主要分析方式是“形式分析”；但作为一个现象学家，罗德里戈侧重在 “显像”或“现象”意义上理解“形式” 。他认为，马克思的叙述起点即“庞大 的商品堆积”其实只是一个“被给定的显象” ，而马克思将商品中的“使用价 A Pierre Rodrigo, Sur L’ ontologie de Marx : Auto-Production , Travail Aliéne et Capital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RIN, 2014. 126 值”要素“悬搁”起来，是为了对古典政治学对于商品价值的理解进行“本质 还原” ，从而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于将异化劳动形式理解为 永恒的，而这正是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 罗德里戈认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形式分析”表 明，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一系列理论建构，既掩盖了生产者的“非存在”的 “存在方式”及其现实的社会历史处境，也掩盖了具体的人的“普遍性生活” 和“自主生产”的本体论维度。按照罗德里戈的分析，马克思将商品称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财富的“基本形式” ，就意味着马克思拒 绝将商品理解为财富的“基本组成”或“基本部分” ，而是将其理解为资本主 义财富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或者借用胡塞尔的概念，可称之为“在其‘如 何’中的对象” （Objekt-im-wie） ，因此《资本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其 。 叙述方式：对商品进行现象学还原，显示其本身的“存在方式” 让·维乌拉克在题为《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与超越哲学之间——以哲学方 式阅读〈资本论〉的若干原则》 A 的文章中，同样试图从青年马克思所表达的 本体论立场来理解《资本论》的意义。在维乌拉克看来，马克思尽管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了对与“哲学”的拒斥态度，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此 后的著作只能被理解为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马克 思一生的理论工作看作他在 1843 年为自己制定的“实现哲学”的目标的具体 展开。马克思在 1844 年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第一科学”即经济学，由此真正 开启了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而正是在这一批判中， “哲学”对于马克 思的独特意义才展现出来。维乌拉克认为，马克思所反对的“哲学” ，其实就 是赋予理性的自身运动得以合法性的哲学。马克思之以经济学取代物理学作为 “第一科学” ，不仅意味着“人造物”而非“自然物”成为马克思思考的起点， 更意味着马克思对于一个作为实践领域的基础的“理论领域”和以不断的“思 辨方式”进行自我运动的概念体系的拒斥。维乌拉克将马克思视为对工业革命 和大工业生产进行思想的进行思考的第一位思想家，但同时认为他的思考和分 析方式并非全然与德国古典哲学毫无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先验 哲学的批判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批判中也保留了黑格尔辩证 A Jean Vioulac ：«Marx entre réalisation et dépassement de la philosophie: principes d’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capital»,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re 2015-4, pp.493– 512. 127 法的形式——而吊诡的是，这两个方面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恰恰又构成了 马克思的新思想形成的契机。维乌拉克将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理解为“将 客体性还原为主体性” ，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正是循着康德的这一理路，将商 品、货币和资本等对象的客观性还原为人的主体性的，只不过主体性在这里的 意义不是人的先天理性能力，而是对象化的人类活动，即劳动。同时，在马克 思那里，劳动有着“赋形”的含义，因此马克思的“先验方法”的着手点就在 于“形式分析” ，也即对“价值形式” 、 “商品形式”等进行“批判” ，将其“还 原”为人类劳动。为质料“赋形”的劳动必定内在包含“观念” ，但这种“观 念”本身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样，劳动就必须被理解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进 行的活动，而非“鲁滨逊式”式的个人活动。按照维乌拉克的看法，劳动“共 同体” （commuauté）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的关键作用在《1844 年经济 “共产 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为“共产主义” （communisme）的本体论地位： 主义”不是某种观念或“乌托邦” ，也不是某种政治或经济方案，而是人的本 质性存在方式。如果说上述“先验还原”所体现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本体论” 的话，那么《资本论》正是这种哲学的“实现” ，也即具体展开。维乌拉克认 为， 《资本论》对于商品的“形式分析”既包含对于“作为异化的产品”的分 析，也包含对于“作为产品的异化”的分析。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用“先验 的方式”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异化的”即与人的本质性生存 方式相对立的系统，更描述了“价值的客观性”以及资本的“自我运动” ，而 正是由于后者所具有的“思辨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 ，使得黑格尔辩证法 式的叙述方式再次出现。但马克思最终所要表明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这种“思 辨装置”及其“思辨逻辑”将在“机器体系”的全球扩张中断裂，这就是革命 的到来，而这也正是所谓以“哲学的超越”形式“实现”马克思的哲学。 二、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 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人们就不断追问：如果说《资本论》所探讨的是资 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发展规律，资本主义 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那么无产阶级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 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在法国理论界沉寂多年之后，近年来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并在新的语境中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128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皮埃尔·达尔多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他们的 著作《马克思：名卡尔》 A 是近两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一个讨论焦点。这 部长达 800 页的著作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统一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主 题，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客观演进？达尔多和拉瓦尔既反对阿尔都塞之将 马克思 1845 年之后的著作视为“成熟时期”的著作从而无视马克思“青年时 代”的著作，也反对葛兰西之将《资本论》视为“没有为革命留下位置”故 而用抬高《共产党宣言》的方式贬低《资本论》 。达尔多和拉瓦尔主张，既要 看到马克思思想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张力” ，又要看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 在着消除这种张力的线索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 《资本论》的主题正是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演进予以科学描述，其核心内容是资本的“自我运动” 。 在这里马克思所展现的，并非《读 〈资本论〉 》的作者们，如阿尔都塞和巴里巴 尔所认为的那样的结构主义式的视野（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个“结 构”或“系统” ） ，而是用黑格尔的语言所勾勒的进化论视野。但他们强调，这 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其思想中没有为阶级斗争留下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既 不能以割裂客观规律和工人斗争关系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也不 能用“弥赛亚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一概念（如恩斯特·布洛赫和本雅明所做 的那样） ，而应将其理解为与《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演进规 律所进行的“科学的”或“严格的”阐释内在统一的概念。达尔多和拉瓦尔指 出，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解，主要是受到复辟时代的自由主义历史学 家们（如基佐和梯也尔）的影响，但马克思并不仅仅在“冲突”和“矛盾”意 义上理解阶级斗争，更是在“战争”意义上理解它。而在“战争”意义上看待 阶级斗争，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讨论阶级斗争问题时，并不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 斗争的结果上，而是更加关注“策略”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达尔多和拉 瓦尔在福柯的视野下理解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斗争 的权力对抗机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揭示了被压迫者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 创造出与压迫者的逻辑相异质的“新逻辑”的过程。在面对自我运动的资本或 “资本主义机器”时，无产阶级一方面能够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或 “逻辑” ，另一方面能够自觉地选择异于这种逻辑的新逻辑。但如同资本时代从 头至尾是阶级对抗的时代那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无法摆脱资本主 A Pierre Dardot & Christian Laval, Marx, Pr énom : Karl, Gallimard，2012. 129 义时代的束缚。在达尔多和拉瓦尔看来，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关节点” ，就是 “共产主义” 。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是“共产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 运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 “共产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起码可以追 溯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观念；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可以 成为无产阶级用来与资本逻辑相对抗的“新逻辑” 。达尔多和拉瓦尔从涂尔干 的理论出发，强调“共产主义”之不同于“社会主义” ，其根本要点并不在于 独立个体的“联合体” ，而在于作为一个生活整体的“共同体” 。在这种“共同 体”中， “经济的”或“利益的”原则被“政治的”或“全面的人”的原则所 代替。而这种原则的变化，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演进，是不可能 实现的，也就是说，正是资本逻辑的全面展开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提供了前 提条件。 埃玛努埃尔·雷诺在其文章《 〈资本论〉中的工人反抗问题》A 中，针对达 尔多和拉瓦尔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 理解。雷诺梳理了思想史中围绕该问题产生的争论，认为根据对于《资本论》 的理论主旨的把握，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阅读视角。第一种阅读视角将《资本 论》视为阐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著作，在其中并没有阶级斗争的位置。第二 国际的思想家们以这种理解方式为第二国际的政治策略辩护。但有趣的是，在 阶级斗争问题上，许多从相同角度看待《资本论》的思想家却给出了与此完全 不同的解释：如葛兰西通过抬高《共产党宣言》的价值强调阶级斗争的意义； 特隆替（Tronti）和奈格里从《大纲》而不是从《资本论》第一卷来理解阶级 斗争。在当代学者中，这种“必然主义”或者宿命论式的理解依然继续，如波 斯顿（Moishe Postone）借助阿多诺、达尔多和拉瓦尔借助福柯、霍耐特借助 自己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都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过于重视寻找资本主 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而无法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意义。与 这种立场相对的，是第二种阅读立场：既承认《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向共 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又认为马克思在此赋予了阶级斗争重要的地位，也就 是说，在《资本论》的语境中，无产阶级斗争并没有被“取消” ，而是以唯物 主义的方式“重置”于无产阶级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列宁、罗 A Emannuel Renault, «Le Problème de la Résistance Ouvrière Dans Le Capital»，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Octobre 2015-4, pp.513–26. 130 莎·卢森堡、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者都持这种立场，而这种立场在巴里巴尔 的《历史唯物主义五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发。雷诺在此问题上站在后一种阅 读立场上。雷诺认为，马克思在 1868 年 4 月 30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己明确表 示《资本论》第三卷讨论的一个重点将是阶级斗争，但由于马克思事实上并没 有完成第三卷的写作，因此仅仅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文本出发就做出“ 《资本论》 中没有阶级斗争的位置”的判断实际上并不公允。另外，他指出，事实上《资 本论》第一卷中有不少地方直接说明了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到 的推动作用，比如在第八章中马克思提到了工人的斗争与工作时间工作日长度 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在第十四章中，马克思在讨论大工业与机器体系时，注意 到了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与工人的冲突之间的关系等，只不过由于在第一 卷中马克思阐述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因此并没有对阶级斗争本 身着墨太多。在雷诺看来，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在第一卷序言中使用过的那个 比喻： “分娩的痛苦”——马克思用这个比喻表明，暴力在新社会的诞生过程 中将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将近结尾处，马克思更是 将经济过程视为“愤怒的工人”之被组织起来的条件，并明确将“经济的内在 演进” （资本集中的趋势）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 “剥夺剥夺者” ）结合在一 起，因此仅仅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理解旧社会之被新社会取代，是不 合适的。除此之外，雷诺还认为，要恰当理解《资本论》如何能够理解将这 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关键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规律”概念：首先，马克 思虽然曾经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称为“自然历史过程” ，甚至将其规律称为“自 然规律”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视为如同“自然”规律 一般或认为其来自“自然” ，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相反，是从 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抽象观念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规 ，而这种 律”的；其次， 《资本论》中的“规律”概念更多地指“趋势性规律” “趋势性规律”的重点并不在于“绝对的必然性” ，而在于存在着若干可能促进 或阻碍某种结构性趋势的要素，而在这些要素中就包含无产阶级的斗争，比 如，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将被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或提高工资的斗争所推动； 最后，在马克思所讨论的这些“趋势性规律”中，有一部分可称为“对抗性矛 盾” ，这是指由“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界定的社会—政治矛盾（比如在资本 主义积累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和“贫困化”所蕴含的矛盾） ，而这些对 抗性矛盾也将作为非经济性矛盾参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雷诺指出，那些认 131 为《资本论》无法为阶级斗争留下位置的读者，往往局限于马克思的某些词句 而为《资本论》下一个整体性的大判断，这是《资本论》理解史上经常出现的 问题。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局部来看，马克思的许多表述是自相矛盾的，但如 果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其他文本与之参照阅读的话，就能把握马克思所 表达的意思。比如，当马克思说“机器大生产最终摧毁了工人的反抗”时，如 果我们不拘泥于这句话本身，参照一下《资本论》其余部分的内容时，就能明 白，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反抗” ，其实不是一般的反抗，而是一种特定的反 抗形式，即针对机器本身的反抗。雷诺还指出， 《资本论》的一些读者其实并 非没有看到该著作中关于工人的反抗的讨论，但刻意将之边缘化，其理由是， 马克思笔下的工人反抗只是为生存而斗争，并无政治意义。针对这种观点，雷 诺认为，如果我们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会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马克思视野中的“工人反抗”其实是有政治意义的，也就是说，这 些反抗并非仅仅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反抗统治本身、反抗肉体和 道德的堕落、反抗给自己带来的“不合法”的感受的雇佣劳动本身。 吕多维克·赫策尔在其文章《 〈资本论〉中的主体》 A 中，所探讨的也是 如何看待《资本论》中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关系问题。与雷诺不同 的是，赫策尔更多地借用“辩证法”的概念来看待这一关系。在赫策尔看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并不是黑格 尔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如果从结构与斗争的关系这一 角度来看，这一辩证法可以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抵抗的人类 学” 。在这一层次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力”与施加于其上的压迫 性力量（即资本）展开不停歇的斗争。劳动力尽管因为被出售而成为商品，但 它是一种“特殊商品” 。它之所以不能被理解为“普通商品” ，首先是由于它的 生产与其他的商品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它的生产过程（即消费）的目的不是 它自身即成为劳动力，而是为了劳动者的生活；其次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不是 由它自身的生产所确定的，而是由它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占有的能够 满足劳动者的需要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给出的“劳动 力”概念必定内在地包含“斗争”的维度：既然劳动者的消费是为了生活，而 A Ludovic Hetzel ：«Des Sujets au cœur du Capital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Octobre 2015-4, pp.527–38. 132 不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他就必须与仅仅将他与劳动力的生产联系起来的资 本形成对抗；既然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占有的商品的价 值所决定的，那么被剥夺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对抗就内在地 包含于其中。在这里，斗争的主体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其社会地位、意志、 情感、智力都在斗争中起着决定作用。赫策尔特别强调， “劳动力”是一种不 仅包含肉体和精神的“一般力量” ，更包含作为无产者的主体对于剥削进行反 抗的能力的人类学概念。按照赫策尔的看法，在《资本论》中另一个基础性 的人类学概念是“劳动” 。由于劳动被马克思规定为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认 识、使用工具改造自然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自然”的活动，这一过程根 本上说是无法被完全还原为抽象劳动的，因而它必定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即剩 余价值的生产相冲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者从这一体系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始终作为斗争主体参与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 对抗。而这些对抗又体现为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但劳动者与资 本家的对抗不会一直停留在个体的层面上，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随 着“过剩人口”的出现，资本家会毫无顾忌、不惜一切手段榨取剩余价值，而 不再顾及劳动力本身的习俗的，甚至自然的界限。从历史上看，国家在此扮演 的是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从 14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出现了不少强迫劳动者 接受剥削、延长劳动时间和限定工资上限的法律。这样，劳动者就不得不结成 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本家相对抗。这就进入了“行动的社会学”的层面。 这一层面的斗争的主要形态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一 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根本诉求是根据其对于形式权利（如公民权等等）的认识 而对国家提出制定保护性法律的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些斗争视为 自发性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眼中，这些斗争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过程本身所决定的，因而尚不是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但马克思并没有如人们 通常认为的那样贬低这种自发行动，而是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的自 发斗争正是所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构成要素。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学”层 面上的斗争实际上是奠定在对于个人权利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人们会认为 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但赫策尔强调，如果说马克思关 于“社会学”层面的阶级斗争的叙述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个出发点不是 “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 这样，客观的社会结构其实是由人的活动客观地生产出来的，而组成为一个联 133 合体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结构”的关系，也只有放在这个框架中才能得到理 解。不过， 《资本论》的视野显然没有停留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 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品的积累必须以生产力的进步 为实现条件。这一特征使得以生产资料为表现形式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快于 同期劳动力的需要量，而这正是工人阶级的种种现实不幸的直接原因。但这并 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这种“客观性”中被完全剥夺了反抗的能力，因为正是普 遍扩张的扩大再生产为工人阶级成为真正自觉的联合体提供了条件。这就进入 了结构与斗争的辩证法的第三个层面。在这一层面，工人阶级意识到，为了避 免工人彼此间的竞争，必须建立超越各种具体差异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建立起 这一共同体，就不能仅停留于对资本积累有所认识，更要进行针对剥削本身的 阶级斗争。赫策尔强调，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对这种自觉的无产 阶级斗争应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而在于， “资本的逻辑”总是无法耗尽 或抵消“社会生活的逻辑” 。作为《资本论》的读者，我们没有必要从宿命论 的或目的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诸如“剥夺剥夺者”这样的表达，因为马克思 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历史正在“客观地”走向某个方向，而毋宁是，每种生产方 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为自己设置了界限并因此也在某种特定的生产 的推动下为自己生产了瓦解的条件，因此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留有足够的空间与 可能性给参与历史建构的、自觉行动的无产阶级。 史蒂芬·阿贝尔在其文章《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历 《资本论》所理解的资 史性》A 中，从另一个角度对雷诺和赫策尔形成了呼应： 本主义的“客观性”也并非完全静态的客观性。人们通常认为，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观，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指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具体地 说，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种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 此可以将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为不断变化、因而是 “复数”的，但“资本主义”本身则是“单数”的。在阿贝尔看来，这种看法 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的确过多地将注意力 放在对资本主义的结构进行描述上，以至于《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可被视为对 于一种“成熟资本主义本体论”的建构，在这种本体论下，存在于 19 世纪中 A Stéphane Haber ：«Diversité et historicité du capitalisme d’après le livre I du capital ： origines，évolutions，transformations，différenciations»，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 Octobre 2015-4, pp.539–54. 134 叶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成了“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而成为马克思的分析 对象。马克思的这一倾向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阿尔都塞就由此出发，强调《资 本论》在探讨“共时性”的结构方面所做的工作。但阿贝尔认为，即便《资本 论》存在这种倾向，也并不表明《资本论》话语中没有异质性的要素。事实 上，在资本主义的形态这一问题上， 《资本论》还给出了另一种叙述方式，而 这种叙述方式为打破“成熟资本主义本体论”提供了可能性。阿贝尔指出，在 《资本论》的这一套话语中， “系统”也即“成熟资本主义”在三种情况下有可 能发生“质变” 。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第 二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遇到阻碍，第三种情况是在自我复制时发生 变异。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考虑到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就会 将《资本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历史理解为“简单历史” ，也就是将资本主义 发展历程视为线性、单向的历史，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就没 有了“历史” ，最多只有所谓“前历史” 。而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加诸“体 系”的结果，不仅促成了“体系”的稳定（通过对抗达到暂时平衡） ，更为“体 系”增加了一种异质性因素。比如，在工人反抗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 动强度的斗争中，资本家开始逐步寻找替代性的剥削手段，而当这种替代性的 剥削手段完全成熟时，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即新自由主义就诞生了。在第二 种情况下，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并没有完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 “自行运动” ，而是不断触碰到地理的、人口的和社会的阻碍，从而形成“质 变”的可能。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中马克思探讨了与英国的工业资 本主义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形式——爱尔兰资本主义，而后者是资本主义在扩 张中随着地理环境、人口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典型例子。在阿 贝尔看来，尽管这种分析在《资本论》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但它表现出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问题上的开阔视野。在第三种情况下，一种“成熟 资本主义体制”在试图“自我复制”或“回到起源”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 其“成熟状态”中无法遇到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 输出和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自我复制”不可能是原样照搬，而会带 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的烙印。而这正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 分所要探讨的问题。阿贝尔指出，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与殖民 主义的关系问题，但马克思在这里显然不会认为， “成熟资本主义”即 19 世纪 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会在其殖民地不断地完全“复制”和重复。 135 三、重思阿尔都塞 在阿尔都塞逝世 25 年之后，他的思想依然处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 语中心。不过在《思想》杂志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组织的讨论会上， 人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曾熟悉的阿尔都塞思想的“经典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和朋友，埃蒂安·巴里巴尔在这次会议上探讨了阿 尔都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A 。巴里巴尔探讨这一问题，主要是为阐明：阿 尔都塞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有着彼此联系的多层含义，而从这些多层含义中 能够看出阿尔都塞所处的时代的复杂性以及阿尔都塞与那个时代的关系的复杂 性。在巴里巴尔看来，阿尔都塞在其中思考共产主义问题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特 征是“衰落”和“瓦解” ，而那时出现的各种全球性和局部性“矛盾”都是这 种衰落和瓦解的征兆或具体体现。不过，巴里巴尔所指的，并非抽象意义上或 者某种“历史的终结”意义上的衰落和瓦解，而是指旧时代的基本面貌和根本 特征的改变和新时代的逐渐生成。就与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观念相关的时代特 征而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仍然是一个“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巴里巴尔特别强调，这是指“大写的”马克思主义，也即所谓“正统的”马 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时代，是一个人们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 的时代，是一个人们仍然乐观地相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会侵蚀大众并控制 其行动的时代。但是阿尔都塞在 1978 年的“威尼斯会议”期间所进行的思考 （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终于遇到了危机”一文以及其他相关文字中）表明， 阿尔都塞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时代发生的变化以及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随 之遇到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并非“外在的” （或仅仅提 示某些理论“需要完善” ） ，而是内在的和根本性的：它们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对 时代进行科学的解释，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无法恰当地 理解自身。而在阿尔都塞的这一思考中， “共产主义”问题占据着关键性的位 “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可以用最抽象的 置。巴里巴尔指出，在阿尔都塞那里， 方式概括其内容的“观念” ，而是在“具有未来的厚度”的当下所思考的“运 A 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 et“Le communisme”»，La Pens ée ，N° 382, pp.2–14. 136 动” 。在巴里巴尔看来，要理解阿尔都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要将阿尔都塞 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多义并异质的概念。首先，从“主体”层面看， 在阿尔都塞那里，共产主义是将个体体验与末世论期望结合在一起的“当下的 爱” 。阿尔都塞从“二战”的俘营中出来之后就转变了信仰， “共产主义”取代 了“上帝”成为其精神深处的信念，但其末世论的维度被保留并始终存在。因 此他之加入法共并始终保持着对于党内同志的“爱” ，甚至他之深爱自己的妻 子埃莱纳，都不仅仅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更是基于某种“期盼” 。比如，埃 莱纳的抵抗运动女英雄的形象，使阿尔都塞建立起自己与一个英雄时代的想象 性联系并对其充满了“爱” 。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爱” ，意味着对 于一种从商品形式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组织“形式”的当下 期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晚年（1987 年）在一份似乎满是“谵语” 的文稿中所写下的“共产主义已经来临”这样的语句，恰好可以被理解为他在 这个层面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涵的最好表达：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一个没有意 识形态、因而自身“通透”的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裂隙”中、在人 们通过非商品性的活动形成的联合中当下出现的不可见亦不可感者——巴里巴 尔将之称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它处于生活与思想之中，并最终 将从其与阶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其次，阿尔都塞还在“理论”层面上理解共 产主义。巴里巴尔将阿尔都塞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放在理论与其 对象的关系中来看待。在阿尔都塞那里，对于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对象，任何理 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法谈论其本身，而只能讨论其可能性，因为 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其实应被理解为当下的“共产主义趋势”或新型社 会组织形式（而不是新型生产方式）出现的趋势。这里内在地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阿尔都塞并不是仅仅就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本身来谈论这种可能 性，而是结合其“不可能性”来谈论它。具体说来，正是由于在当代阶级斗争 的兴衰中展现出来共产主义之实现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才需要有理 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斗争进行指导；但由于阿尔都塞从马基雅维里 主义的视角出发，将政治行动视为“战术性”的，因而作为理论对象的“共产 主义趋势”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策略”的特征。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 是，阿尔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再被理 解为一种自主性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式，而只是对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资 本主义趋势与共产主义趋势之间不断增强的对抗这一状况的描述。正是在这个 137 意义上，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巴里巴尔进一步指出，阿尔都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关于共产主义问题 的思考，与他在《读〈资本论〉 》中关于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的讨论 存在明显差异，后者虽引入了各种“超乎决定论”的因素以避免进化论和实 证主义，但仍然受到连续性的局限，而前者则由于凸显了“当下”以及自身 的“非同时代性”和“趋势与反趋势的差异性”而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不过巴 里巴尔强调，尽管思阿尔都塞思想中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有一个因素自始至 终未曾变化，这就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推动力”的基础 性地位，而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所批判的“解放运动的一元论” 。巴里巴尔认 为，除了上述作为一种“期望” （ “爱” ）和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法论” （策略） 的共产主义之外，阿尔都塞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还有第三个层面，这就是“共 产主义组织” 。按照巴里巴尔的看法，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共产主义组 织”是“被给予”的，尽管是矛盾地被给予的。这里的“组织”自然首先是指 “党”：一方面， “党” （parti）对于阿尔都塞意味着“有立场” （prise de parti） ， 也即在社会生活中、在阶级斗争中、在思想和哲学中有立场；另一方面， “党” 也指那个在历史中被建立的组织即“法国共产党” 。这两个方面在阿尔都塞那 里以一种双重性的方式统一在一起：他迫切希望自己参加的法共有所改变，但 即使不满于党的路线也没有选择退党，只因他忠于那个“理想的”共产党，而 这其实就是他所选择的“立场” 。不过巴里巴尔认为，如果仅囿于“党”来理 解的阿尔都塞的“共产主义组织” ，就不能真正理解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冲突。 巴里巴尔提醒人们，对于来阿尔都塞来说，除了“党”之外， “工人运动”是 另一种、甚至更为根本性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里的“工人运动”首先指“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 。阿尔都塞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苏联、中 国、东欧、西欧的各个共产党组织）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信念，使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苏联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出现裂 痕乃至对抗时仍然坚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迟早会重新联 合在一起（而正是这一立场使阿尔都塞同时受到来自多方的攻击） ，并认为“哲 学”可以作为“隐蔽的调停者”出现出场，而这一调停的目标，不在于使高层 达成一致意见，而在于对重新联合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视野进行“思考” 。除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阿尔都塞对于“工人运动”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 方向，那就是“有组织的政治” 。对于政治斗争或“政治的阶级斗争”的重要 138 性的强调，当然不是从阿尔都塞开始的 ——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都十分重 视政治斗争。不过巴里巴尔要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阿尔都塞在政治阶级斗争与 “党的形式”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这一问题上。按照巴里巴尔的分析，正是由于 经历和见证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的挫折，阿尔 都塞开始“形式化”地思考“党的形式”问题。这一问题并不只与“民主集中 制”有关，更与政治阶级斗争本身的“形式”有关。根据巴里巴尔的分析，阿 尔都塞之探讨“政治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旨在寻找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存在 过的政治斗争形式、将对于各种剥削的反抗形式统一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将工 会视为联结党与工人运动的纽带并从而使政治阶级斗争屈从于经济阶级斗争） 的新型斗争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的关键在于， “党”不能再按照资产阶级政党 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而应当创造出完全异质的斗争形式。这样，在阿尔都塞 的视野中， “党”应当与国家分开，只有在此前提下，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 政治”才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新型政治斗争形势下，党不仅能在“改变世界” 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更能将本属于大众、但不断被各种装置“消解” 的政治能力归还给大众（但巴里巴尔认为，阿尔都塞仍然忽视了《共产党宣言》 所提示的“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在巴里巴尔看来，尽管晚年阿尔都塞已经 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并因而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变化，但由于阿尔都塞始终没有放 弃“阶级斗争”的基础性等信条，因而他的思想就像笼中之鸟扑打鸟笼一样， 虽竭力回应并反抗着现实，但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自身的局限性。 阿 尔 都 塞 的 另 外 一 个 学 生 吕 锡 安· 塞 弗 讨 论 了 阿 尔 都 塞 与 辩 证 法 的 关系 A 。塞弗是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特别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马克 思思想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的写作中的占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他于 20 世 纪 40 年代末进入巴黎高师成为阿尔都塞的学生，经历了阿尔都塞 40 年代到 50 年代的思想变化，但也正是从 50 年代开始，他与阿尔都塞在思想上开始出 现分歧，最终成为阿尔都塞的重要批评者。塞弗对于阿尔都塞与辩证法的关 系的探讨是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中展开的，但同时塞弗认为，阿尔都塞 的“个人感受”的历史在这里也至关重要。塞弗强调，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 思》中所讨论的两个主题即人道主义问题和辩证法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能割裂开来。人道主义问题出现的大背景自然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变化（列 A Lucien Sève, «Le rejet de la dialectique», La Pensée ，N° 382, pp.16–30. 139 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对抗萨特的人道主义） ，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讨论 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动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法共内部的一场关于如何超 越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是伽罗蒂（Garaudy）和阿尔都塞： 伽罗蒂主张借助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人道主义走出斯大林主义，而阿 尔都塞则反对伽罗蒂的立场，并提出“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与之相对。塞弗认 为，要理解这场争论并进而理解在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讨论的两个 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这两个问题所持的立场，首先应该将阿尔都塞与 伽罗蒂的争论视为基督徒“改信”的两种方式：伽罗蒂走向了人道主义和以人 道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 ，而阿尔都塞则在改信的过程中瓦解了对于“本 质”的信念，并进而反对一切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观念。因此伽阿尔都塞与 伽罗蒂在法共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由此出发， 就不难理解阿尔都塞为何会在“改信”后对黑格尔辩证法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了：在阿尔都塞心目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带有神学目的论的色彩，因 此也与其个人体验相冲突。塞弗区分了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态度和阿 尔都塞对辩证法本身的态度，并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去世，阿尔都 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一直是否定和排斥的，但他对辩证法本身的态度则有 两次转变： “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和“从毛泽东到拒斥辩证法” 。根据塞弗的描 述，1952 年毛泽东的《矛盾论》法文版的发表成为阿尔都塞在辩证法问题上 实现第一次转变的契机。 《矛盾论》对阿尔都塞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种与 黑格尔辩证法不同、因而也与斯大林化的恩格斯辩证法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证 法：毛泽东的辩证法不讨论观念中的矛盾，而直接讨论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并且，这一辩证 法要求区分并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因而排 （从量变到质的突变）中所隐藏的目的论。 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解决方式 尽管青年塞弗与阿尔都塞共同阅读了《矛盾论》并同时在思想上产生了震动， 但很快二人就在应当如何看待这部著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塞弗对《矛盾 论》中过于灵活的分析方式不满，认为《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没有区分本质的 东西和现象的东西，并最终没有区分思想的东西与实际的东西，而这样一来， 在某些情景下原则就会变成第二位的，而这在思想和行动中会产生主观主义的 负面作用。但阿尔都塞坚持认为，历史情景本身就具有客观性，因此“非对抗 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样的论述中也并没有主观主义的成分。塞弗对阿 140 尔都塞的一个批评是，后者无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事实上已经呈 现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始终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是不可能 实现的；而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位置缺失之后，阿尔都塞只好将毛泽东的主观主 义辩证法借用过来。阿尔都塞的反批评则是，任何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 来的企图最终都只能得到另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只有对辩证法进行毛泽东 式的“改造” ，才能避免本质主义和目的论。但塞弗指出，随着阿尔都塞 80 年 代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对辩证法问题的理解再次发生变化：阿 尔都塞不再承认任何辩证法的合法性，取代辩证法的，是“偶然相遇”的逻 辑。塞弗认为，阿尔都塞的这一思想变化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他 个人的身体状况，特别是他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再加上长期“冷战”带来的对 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阿尔都塞的个人体验急剧转向 “无意义” 。其次，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大纲》进行了误读。塞弗举例说， 当阿尔都塞批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的表述是蠢话（理由 是马克思没有看到大工业本身正是大众“偶然相遇”的产物）时，他没有注意 到《大纲》在讨论诸如工业资本像农业资本的扩张这样的问题时，已经将阿尔 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视野包含在自身之内了，但这一视野同时又 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给定的界限之内进行，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的体现——这种辩证法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 ，而保留了其“内容” ， 但这种保留是在实现了类似术语的内涵的根本改造后实现的（如“否定” 、 “否 定之否定”这些表面上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思想中已经 发生了根本改变） 。最后，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全面拒斥也可被视为他对新自 由主义时代之到来的理论回应。阿尔都塞在四五十年代所经历的关于“辩证 法”的大讨论，使他将这一问题与“理论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而在新自 由主义时代到来时，阿尔都塞选择了一种彻底拒斥辩证法的姿态以捍卫自己的 “理论立场” 。但对于塞弗来说， “情景”和“立场”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 “现实矛盾”进行“逻辑把握” ，这种逻辑把握完全可以不被“形式化” （马克 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这也正是阿尔都塞所忽视的。 另一位在当代法国非常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雷·托塞尔 A A André Tosel, «De la théorie structurale à la conjoncture aléatoire», La Pens ée ，N°382, pp.31–46. 141 同意巴里巴尔和塞弗关于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变化或思想危机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看法， 但他强调，不能仅仅看到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变化，还应该看到这种变化 的表面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是他的未曾放弃的结构主义，而这是从理论上理 解阿尔都塞思想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关键。托塞尔注意到，围绕 着阿尔都塞的晚期文本，特别是其“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当代思想界 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巴迪乌、奈格里和莫尔菲诺（Vi t t o r i o M o r f i n o）等人的观点为代表，高度称赞阿尔都塞这一带有“后现代主义” 色彩的“转折”；而另一种意见以塞弗和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为代表，对阿尔都塞的思想变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体现出阿尔都塞已完 全屈服于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并从而走向“反辩证法”的道路。托塞尔指 出，我们不能仅从某一鼓励文本（比如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 主义”观点 的《相遇的唯物主义暗流》一文）或者某些貌似结论的表述出发来理解阿 尔都塞的思想变化，而应当以多文本对读的方式构建阿尔都塞思想转变的 谱系，从而恰当把握这一“思想事件”。托塞尔借助阿尔都塞遗稿中的两篇 材料（被作为附录收入阿尔都塞的自传《来日方长》第二版）来梳理这一 谱系。阿尔都塞在 60 年代所提出的理论是与当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认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对于阿尔都塞来说 60 年代是一个充满“革 命的希望”的年代的话，那么从 70 年代末期以后，阿尔都塞突然敏锐地意 识到，这种“革命的希望”事实上已经破灭，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 个错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彻底改变 了整个世界，人类进入“无中心”时代，“生产”、“结构”和“革命”这 些原本为阿尔都塞所熟悉的领域被完全瓦解了，他用以解释这个世界的理 论似乎也完全无效了——不仅如此，阿尔都塞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 个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也不再具有解释力了。阿尔都塞试图从其他当 代思想家那里［他先后阅读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布罗代尔、 福柯、德布雷（D e b r a y）等人的著作］寻找能对这个非中心的世界加以解 释的理论，但结果是令他失望的。因为他发现事实上没有一位思想家能以 整体的方式恰当地理解他正在其中并经历其变化的这个无中心时代。他甚 至哀叹： “看来不可能有一种思想能理解这个时代。”尽管从表面上看，阿 尔都塞在这一时期思想上陷入了巨大的“黑暗”之中，但在托塞尔看来， 142 他并未真的认为这个发生了变动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而是相反，他试图 以自己的方式“严格”而连贯地建立一种能够对这个新时代具有解释力的 理论。正是由于所有现成的“整体性”解释框架此时都已失效，因而只能 选择进入这个时代的“路径”。阿尔都塞所熟悉的“政治”和“阶级斗争” 以及“意识形态”现在无法直接成为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入口，因为政治领 域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都和生产领域一样，已经完全非中心化了。阿尔都塞 将这个世界称为“完全未知的世界”。在托塞尔看来，这一认识正是阿尔 都塞的思想危机得以化解的关键：承认自己所面对的乃是一个自己一无所 知的世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和视野，直接面对被给予 的“个体性”现象。而这种“个体性现象”的出现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相 遇”。当然，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这种“个体性现象”并非个别感性事物，因 为“相遇的唯物主义”要把握的“对象”不在这个层次上——这一理论的 目标在于，使得与令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动能被深刻地理解的那些要素相遇 成为可能。因此阿尔都塞通过重新阅读马基雅维里而获得的历史性的个体 或原子之物，其实乃是沐浴在“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概念”之光下的“事 实”。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概念”就是“情 势”（c o n j o n c t u r e）。无中心的情势充满偶然性，其中所呈现的一切要素都 是不可预见的，因而这是一种“相遇的情势”（而不再是阿尔都塞在六七十 年代所探讨的在某种居支配地位的结构之内出现的“情势”）。这种情势极 其复杂，以至于阿尔都塞有时甚至称之为“相遇之相遇的情势”（l a c o n joncture de rencontres de rencontres）。面对这种情势，迄今为止的任何理 论都不能再以整体性的方式来理解它，但理智可以把握到与之偶然相遇时 所显现的个别现象；而如果说理智要把握的是与“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动”有 关的“个别现象”的话，这些现象就只能是情势自身产生的“结构”及其 表现。但在相遇之相遇的情势中，这些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事实上其本 身也是“偶然相遇”的。托塞尔将晚期阿尔都塞思想中的这两个方面概括 为“有所主导的完全结构化理论之中的情势”与“完全处于创造着结构的 特定情势之内的结构”。他试图阐明的是，阿尔都塞晚年的思想虽发生了重 大变化，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他 60 年代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延续，或者说，可 视为其结构主义思想在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大变动中的变形，因此人们所认 为的“第一个阿尔都塞”与“第二个阿尔都塞”的根本对立其实并不存在。 143 四、弗兰茨·法农思想研究 在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诞辰 90 周年前夕， 《今日马克思》杂志 以专刊形式讨论了这位出生于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后来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 民族解放运动、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并以其暴力革命理论和民族解放理论对当代 思想界和社会活动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论。除了《今日 马克思》 ，法国其他学术、思想类刊物［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哲学手册》和 《现代》 （Les temps modernes）等］也纷纷展开关于法农思想的讨论。 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从葛兰西到到法农：一种去中心化的马克思主 义》 A 的文章中，将法农和葛兰西进行了对读。本图阿密认为，表面上看，法 农和葛兰西所面对的问题以及所凭藉的思想资源迥异，但二者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思想中都有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去中心 化”的倾向。在本图阿密看来，法农之将自己关于革命与暴力的理论与现实的 反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与葛兰西的理论关怀是一致的。尽管法农生前与法共 关系对立，因而其思想看似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但他之试图将 对于多种统治形式（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反抗统一起来并对之进行理论 化，不仅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的许多工作具有相似性，更在理论实践 和政治实践上事实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具体说来，本图阿密认为，法 农和葛兰西一样，在两个方向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被“去中心化” 。第一个方向 是与统治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殖民批判。无论是葛兰西还是法农，都意识到“统 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即统治的可能性不仅在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存在，同 时更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而对于法农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殖民主 义者对殖民地的统治一般并不采取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资本家对工人施加的残 酷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而是更多地采用以“同意”为基础的“平和”的 统治方式。与既重视殖民统治的文化特征、也重视其资本主义特征的葛兰西的 分析相比，法农对于统治的讨论更多地带有心理分析的色彩。法农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三个层面：教育、罪感和性经验。在教育层面，法农探讨了教育如何建 A Hourya Bentouhami, «De Gramsci à Fanon: un marxisme décentré», Actuel Marx , N° 55, pp.99–118. 144 构起一个统治的系统——这里不仅指殖民主义者的教育，甚至围绕“解放”目 标展开的教育也同样会造成民众的“幼稚”状态。法农反对“正统”马克思主 义关于历史的“客观”而“辩证”的运动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的现实后果就 是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而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自我”选择了服从。而在 法农看来，斗争，特别是暴力形式的斗争，是殖民地人民建立起真正的“自我 意识”的主要途径。至于罪感，主要是指通过“不正常”以及“差异”观念的 建立，实现从外部加强的“正常”和“相同”观念——或者从根本上说， “自 然”观念——在精神上的控制。法农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深入观察，揭示 了学校和医院（或诊所）是在殖民地建立“罪感”的主要机制。而就性经验领 域来说，殖民地的性别关系首先不是由欲望、而是首先由肤色（或种族）塑 造的，因此殖民地的欲望是异化的欲望。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从物质生 产、经济条件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发研究统治关系的传统在法农的殖民地解 放视野中被打破了。法农思想中另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去中心化的方向是他的被 统治者的行动理论。本图阿密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法农的这一理论：反“经济决 定论” 、重塑大众文化、政治和战斗艺术。在法农看来， “经济决定论”本身在 殖民地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殖民地“经济基础”就是“上层建筑”： “一 个人是富有的，因为他是白人；一个人是白人，因为他是富有的”——也就是 说，在这里被统治者之所以被统治，只是由于他的种族。不过法农认为，尽管 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少关于殖民地社会结构的思考，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探讨对分析殖民地问题来说是值得重视的。不仅如此，在本图阿密看 来，法农的殖民地理论并未完全离开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如法农分 析被压迫种族（比如黑人）的内部关系的方式与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内部关系 的讨论方式是一致的。法农意识到，被压迫种族并非一个“阶级” ，因而在面 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时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力量。在法农看来，为了形成这种 统一性力量，就有必要建构“强有力”和“朝向未来”的大众文化和观念。在 本图阿密看来，法农之希望建立这种由新型大众文化所凝聚起来的“观念和力 量的联合体” ，与葛兰西的“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的信念是一致的。并且， 和葛兰西一样，法农也认为，尽管“组织”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 组织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前提，是进入一种“从大众文化出发的教育运动”并与 革命运动并肩同行，这是因为，殖民地斗争是无法直接借用任何现成的革命理 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的，现实斗争的策略只能根据给定的情景、在 145 斗争过程中制定——而这就是法农所理解的“政治和战斗艺术” 。基于这种理 解，本图阿密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实践的关系：前者不应该 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大众，而应当向法农和葛兰西的理论那样，关注大 众反抗的表达形式的原创性。 刘易斯·葛登和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法农对方法论拜物教的批 判” A 的对话中，对法农作为一个哲学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按照葛登的看法，法农从其早期的思考开始，通过对于人文科学在殖民地的生 产中所起到的作用的思考，而使自己的殖民地力量具有了认识论维度。这就是 说，法农认识到自己是通过一种预先给定的逻辑范畴对世界进行认识的，因而 对与自己直接照面的世界持有冷峻的批判立场。葛登将这一立场称为“后殖民 主义现象学” 。葛登同时认为，法农后来的一系列理论工作，如对于“危机” 概念的分析，都是这种认识立场的延续。这些工作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于人文科 （即把某个学科现成的或“客观的”叙 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拜物教” 述方式和叙述标准视为优先于对于该学科所涉及的现实的把握）的批判。法农 对待本体论的态度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法农并不拒斥本体论本身，但他拒 绝接受抽象的存在本体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出发点是某种过滤过了的视野， 凡是与这一视野相异质的东西都是“不受欢迎的”并因而被排斥于这种观念所 理解的“世界”之外而成为“非存在” 。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本体论就 是这种抽象的存在本体论。对于法农来说，如果殖民地的民众摆脱了这种给定 的抽象本体论的束缚，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差异并不断生成差异的“世界”将 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于曾经担任过精神病医生并身处非洲的法农来说，这个 “世界”其实首先是一个处于“反黑人”的境况中的黑人存在者的“体验” 。任 何体验都是对于某种对象的体验，因此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进入这个世界内部 并与其中的各种对象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首先是通过符号（比如语 言） ，而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作为一个“意义世界”而呈现给人的。进一 步来说，这个意义世界不是静态地、整体性地直接呈现给人的，而总是在人的 行动中、通过个体性关系的建立而逐渐展现给人的。 本图阿密在《哲学手册》发表的题为《身体的控制：从梅洛—庞蒂的现象 A Entretien de Lewis Gordon et Hourya Bentouhami: «Fanon, critique du “fétichisme méthodologique”», Actuel Marx, N° 55, pp.49–59. 146 学出发理解法农》 A 的文章则试图揭示法农思想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位置。 本图阿密认为，法农发表于 1952 年的《黑皮肤、白面具》关于种族主义的分 析借鉴了梅洛—庞蒂发表于 1945 年的《知觉现象学》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 即从“我” （moi）和“我的” （mien）两个维度来理解身体问题。正是这一借 鉴使得法农得以清楚地分析被“种族化”的人们是如何既在“不可见”中，同 时又在社会的过多关注中被剥离出这个“存在的世界”而成为“非存在”的。 纪尧姆·西贝尔坦—布朗在题为《主体的去殖民化与症候的反抗： 〈天下 受苦人〉一书中的临床学与政治》 B 的文章中讨论了法农在《天下受苦人》中 所进行的“临床分析”的意义。他认为，对于法农来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 放战争并非仅仅构成了他的理论建构的新背景，并且成为法农建立和深化新的 问题意识的契机。因此，对于法农的阅读不能始终停留于对《黑皮肤，白面 具》的理解方式上。 五、新自由主义研究 新自由主义问题已连续数年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点研究课题， 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继续，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关于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分析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参 照系，但思想家们已开始逐渐走出福柯的思想框架，因而新自由主义批判越来 越展现出多元视角。 雅克·比岱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及其主体：一个元结构的视角》 C 的文章 中，从其元结构理论出发对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主体问题进 行了讨论。比岱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霸权政体”来理解的。所谓“霸权 政体” ，就是资本家、权能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某种稳定形态。 比岱梳理了霸权政体的演进过程，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继公社政体、古代 A Hourya Bentouhami: «L’emprise du corps: Fanon à l’aun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Merleau-Ponty»,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8, pp.34–46. B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 Décolonisation du sujet et résistance du symptôme: Clinique et politique dans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8, pp.47–66. C Jacques Bidet, « Le Néolibéralisme face à ses Sujets: Approche métatructurelle»，本文系 比岱教授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向复旦大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 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报告。 147 政体、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政体和“民族社会国家政体” （以及与之相交错的 社会主义政体和民粹政体）之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新型霸权政体。作为 霸权政体的新自由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与诞生于 18 世纪 50 年代、消亡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自由主义政体”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前者与后者一样，也 是资本家与权能精英联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相对抗，因此从理论上说，新自由主 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政体。不过比岱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教条，而 是一种“要求” ，具体说，是要将自身的实践与策略合理化的“资本家”的要 求。这些要求在洛克那里获得了其经典表达，但其实现条件只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具备。但这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完全 落实，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尽管与世界体系内部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以及雇 佣劳动的无休止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自由主义还可以被认 为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它事实上内在地受到一些与自身相对立的结构性 力量（主要是权能者精英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牵制，因而其极端逻辑在现实中 是受到限制的。但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是资本主义的专政。关于这种资本主 义的专政兴起的现实根源，比岱用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的经典观点加以解释：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权能者精英阶层所主导的 民主社会国家被削弱，与之相应的霸权政体瓦解了；而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交 换的统一性，使得大资本得以重新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比如，在一个不平等 的体系性世界的背景下，它可以将生产转移到一个薪水接近于零的地方。正是 在这种“技术的和地缘政治的情景”中，由撒切尔和里根率先采用的“普遍放 任”策略才得以实施。这样，新自由主义不再仅仅是理论，而是同时也成为世 界性的“社会现实” 。比岱将福柯的“机制”理论和马克思的“结构”理论统 摄在他的“元结构理论”之内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在比岱看来，新 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被理解为作为“阶级要素”的两个中介（即市场和组织） 之间所发生的变化的直接后果，即市场对于组织来说已彻底占据了霸权地位。 因此所谓资本家与权能者精英阶层的联合，其实是组织本身通过市场的方式进 行运作。比岱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趋势：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突如其来”的信息革命中，产业和金融等领域展现出新的潜能，而法律— 经济秩序开始在超越民族界限的范围内被确定。 “民族社会国家”曾经是大众 阶级和权能者—管理者阶层实现和解的结果，但现在国家完全屈服于新自由主 义理念，并越来越多地成为以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理念为信条的“世界—国家” 148 的一部分，因此各国家机器都成为在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条件下对作为“世界整 体”的“民族部分”进行调整的工具。由于比岱将市场和组织及其内在关系视 为“现代性的元结构” ，因而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后现代”现象， 而是与终极的或全球的层次上形成的“终极现代性”相关。比岱将新自由主 义政体视为“世界—国家时代的最初政体” 。这一政体的统治力量事实上是一 个“世界统治阶级” ，包括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并获得了“足够多的完整性”的 资本家，以及建立了包括民族层面的装置在内的各种世界国家装置、同时也自 下而上对整个社会提出无数规范性要求的“权能者—管理者” 。与此相应，在 新自由主义政体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民大众：一个“世界基础阶级”或 “世界人民”——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世界市场水面之上漂浮的秸秆” 。比 岱同时认为，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各种力量、归根结底是技术力量的推动下， “所有人照面的时刻”已经到来，整个地球开始被要求作为同一个区域加以对 待，因而我们正走向一个“生态政治”的时代。 塞尔日·奥迪耶在其文章《新自由主义的诸种范式》A 中，对当前法国界 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以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论述作为理解新自由主 义的根据提出质疑。奥迪耶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概括为“建基于个体— 事业的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竞争性结构主义” 。在奥迪耶看来，尽管福柯的这一 看法比另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认识——把自由主义视为国家力量的后退—— 要深入许多，但福柯的这种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观点有掩盖新自由主义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的危险。奥迪耶分析了倡导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家们在作为“现 实”的新自由主义尚未完全出现之前所进行的多场争论，比如奥地利学派内部 的争论以及芝加哥学派和德国自由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试图提醒人们注意，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和方法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而且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渐蔓延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也并未形成一个毫无异质性 要素的体系。 昂利·考迈迪在题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观主义与认识的界限》 B 中讨 论了在新自由主义形成过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工作在塑造方法论方面所起到 A Serge Audier，«Les paradigmes du‘néolibéralisme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3， pp.21–40. B Henri Commetti，«L ‘école Autrichienne d’économie: subjectivisme et limites de la connaissance», Cahiers philosophiques , N° 133, pp.41–64. 149 的作用。这一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个体主义；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奥地利学派 所使用的主要理论工具是“分配”概念和“认识的独特性”问题。考迈迪认 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使得奥地利学派不仅避免了若干本体论层面的争 论，而且避免了使理论陷入诸如“行动者如何运用自己并不知道、但其实已经 掌握了的认识”这样的循环性问题的困境。正是基于这些工作，奥地利学派抛 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普遍坚持的“物化的价值理论” ，并以市场价格 的“记号系统”作为经济秩序的理性条件，而这正是整个新自由主义机制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 史蒂芬·阿贝尔在其著作《思考新自由主义：生活、资本与异化》 A 中也 试图对近些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并走出其局限性。阿贝尔认为， “新自由主义研究”过多地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事实上 三十多年来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根本 性的变化。阿贝尔要求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深化为对于“新资本主 义”的研究，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以深化对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新变 化的研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Stéphane Haber, Penser le néocapitalisme: vie, capital et aliénation ,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3. 150 英 国 鲁绍臣 自 2008 年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如何渡过此次危机一直 是世界学界主要关注的话题。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左翼希望通过复兴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学界则希望利用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来拯救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2014 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年会的主题是： “资本主义如何死里逃生” ，会议的组织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的判断：资本自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流着肮脏的东西的判断，今天仍然没有 过时，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前史。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很不 情愿，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已然从危机中死里逃生，再次复活了， 甚至变得更为强大了。而新的矛盾和危机也已经出现，生态和意识形态的领域 为新的革命行动创造了条件。危机和战争仍将伴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马克 思主义的核心和依附理论将因为金砖国家的原因得到进一步的研究，种族和资 本的关系亦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题。 2015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则以“老的正在死去，新的尚未诞生： 国家、策略和社会主义”为主题，探讨了资本主义的财政收紧计划让欧洲百姓 生活水平日益下降，而巴西的状况则更为糟糕，人们被迫承认这一境况不仅仅 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也是政治事业的正当性理由，它为所有对抗新自由主义 151 的力量团结起来提供了机会，但这些力量本身仍然是十分弱小的。这迫使马克 思主义者必须思考如何抛弃原有的策略，集中于改变国家和政府的治理方式， 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依托多种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进行改革和革命，将资本主义 的限度转换为政治的限度。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英国左翼学界依然活跃，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 举办、发起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和政治运动，继续在思想领域保持着马克思主 义的生命力，本报告将从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价值生产及其政治批判；全球 帝国主义与文化多样性；财富的共产主义与共同体；资本：危机、矛盾与对抗； 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批判：反思与重构六个方面进行介绍，以求管窥英国左翼的 相关前沿研究。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 在告别工人阶级作为思想界的时髦话语的时候，再来讨论工人的革命主 体性内涵，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工人不再是终结资本主义 异化形式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早就已经消灭了工人阶级的革命 性。因为阶级斗争似乎仅仅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已，而并不会带来 “真正”的人类解放，而人类生产实践的社会主义的和普遍的人类生产主体的 发展，即非异化的普遍人性的丰溢，只有在资本主义异化的必然性被共产主义 的自由人联合体彻底消除之后方有可能。另一种相反的做法，则是一方面将资 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完全规律化、客观化和必然性化，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主观的 革命意识，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离，未能将内在的物质规定性与革命的政 治意识进行有机的结合，革命主体的革命意识同样与社会历史的中介性无关。 求助于必然性的经济规律；又或者是将工人的革命意义理解为自我意识的自我 组织的主体，其以霍洛威为代表，主张列宁的先锋党意识会导致知识精英与普 通百姓的隔阂和距离。 所有这些革命主体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对具体社会历史形式的忽视，在 ，方法与革命主体性》 A 一书中，吉 2015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多·斯塔罗斯塔试图超越以往非中介形式的革命主体的探讨逻辑，将社会规 A Guido Starosta, Marx’s Capital, Method and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 Brill, 2015. 152 定性视为讨论革命主体的前提条件。他的这一方法早在 2007 年的《论物质性 与社会形态：对鲁宾价值—形式理论的政治批判》A 一文中已经初见端倪并继 而获得学界公认。此次则作了更为深入而详尽的阐述。在作者看来，最近几 年兴起的从“形式分析”视角来探讨革命主体的路径，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形式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其重点不再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剥 削，而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形式规定性，或者是国家的形式规定性， 又或者是法律的形式规定性，同时复兴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主义的 关系，并且出现了一批研究《资本论》的新著。然而，所有的形式分析方法 的共同缺陷是缺乏对政治性革命主体的探讨，鲜有的几部关于革命主体的论 著，大多是从先验或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展开的。这种先验或本体论的革命主 体理论遭到了普殊同（Moise Postone）等人的批评。即其是通过外在于资本 主义社会形式的方式来构建解放的主体，这样的革命主体不再是“许多规定 的综合” ，而是简单和非中介的纯粹的内容，其诉诸的是康德式非中介的绝对 道德命令下的实践，其方法论是从社会理论的多种规定性中撤回到纯哲学的 反思意识之中。 这种先验和本体的革命主体理论，在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和布洛赫的 希望哲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奈格里和哈特的研究中，虽然认知到了当代 工人阶级的非物质性规定，但最终仍然求助于欲望生产机器的本体论，或者是 基于斯宾诺莎的诸众的政治哲学。普殊同等人最近努力克服本体论式的外在批 判的路径的新意在于，将革命的主体及其理解深深植根于当代社会中，其路径 不再是纯先验哲学的，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即解放的主体不再是外在 于资本主义形式的主体，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形式中。解放的意识 只能由动态的资本主义异化历史所构成，历史的动态性实际上取代了将工人阶 级视为自足的革命主体的传统做法。作者同样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方法，从社会历史而非先验的视角来探讨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将社会 生活的异化主体视为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对于革命的内容和 特定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辩证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讲 得十分清楚明白，即辩证法的非神秘化正在于其历史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结合。 A Axel Kicillof and Guido Starosta, On Materiality and Social Form: A Political Critique of Rubin’s Value-form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 No.3, 2007. 153 同样，伯恩亚德（Tom Bunyard）在一篇评 A 温德宁（Amy E. Wendling） 关于马克思的技术和异化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抛弃了早期受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对非异化劳动的浪漫追求，转而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立 场，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展开劳动批判，而不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展 开批判。因为对于处于实质从属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已 经被资本所浸透和吸纳，人们不再可能诉诸于一种自然的、人道的、非异化的 本真领域以对抗资本的统治。因此，晚期的马克思已然彻底抛弃了直观主义的 路径，因为异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也不再有任何人性的本真本质可 以被保护，马克思转而采取一种历史性对抗的视角，即马克思不再期望从历史 的特性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而是努力缩短和减轻它的阵痛期。因此，资 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被描述为现代工业生活的反动和保守力量，或者超历史的劳 动概念。不过，在该文的作者看来，无论异化的力量多么强大，本真的存在都 不用从资本关系的外部寻求，而只需要在其内部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中获得，它 就是拒绝同一性的力量。当马克思讨论人、人性的本质的时间时，他所讨论的 绝对不是超历史的、固定的、先验的本真性。 卢卡奇的思想在这几年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安德鲁·芬柏格（Andrew Feenberg）在题为《弗拉基亚和伯克特关于尾巴主义和辩证法：一个回 应》 B 中认为，当代对卢卡奇《尾巴主义和辩证法：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辩护》一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阶级意识和自然的社会建构上。在芬伯格 看来， 《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独特的地位，当代学者批评卢卡奇的先锋主义革 命路径，比如弗拉基亚（Joseph Fracchia）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只会导致 其陷入先锋主义的困境，即工人阶级一旦被物化，就难以超越列宁所谓的工联 主义意识，因此对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意识只能由党和先锋队来灌输，党就 成了真正的革命主体，从而消解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 但在芬柏格看来，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指涉了一种资本主义类社会机器的 表象，其独立于个体的意识和意图。物化是虚假的，因为整个社会体系是建立 于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存在，并不独立于人的意图和意志。但物化又并非是一种 A Amy E. Wendling, 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HISTORICAL MATERIALISM 22.3–4（2014）425–528. B Andrew Feenberg, Fracchia and Burkett on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A Respon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3, Issue 2, pp.228–238. 154 错误，恰恰只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表现形式，其规定着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实 践，由于人们对社会及其自身的感知是物化的，因此个体难以联合起来改变整 个体系，人们被锁闭于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并日益再生产着甚至被视为个体 优势的资本主义压抑体系。 对于物化前提性的强调来说，芬柏格认为弗拉基亚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即个体在此意义上只能用物化的方式感知直接的社会现实，从而就如马克思所 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被自我异化了。但对马克思来说， 资本家的异化意味着社会地位的高贵、舒适，而工人的异化则是毁灭性的非人 性的存在。同样，物化不是发展阶级意识的障碍，而恰恰是激发抵制的前提和 基础。同样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量的差异和量的规定性形 式，对工人来说则是决定性和涉及整个身体、精神和道德存在的质的范畴。 A 因此，同样的物化会带来不同的心理后果和抵制的能量。换言之，相比于特权 性的雇员来说，直接性的物化统治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是更易于突破的。前者会 将自身的人格与工作相统一，而后者则不会。因此，阶级意识并不被排除在物 化之外，恰恰相反，其构成了阶级意识的重要内容。换言之，阶级意识和物化 之间就是一种互生的内在关系，而不是无关的外在关系。 因此，在芬柏格看来，卢卡奇眼中的政党并非是所谓的操纵无知无产阶 级的真正的革命主体，虽然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比工人对总体性有更为全面深 刻的认识和把握。但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实践上动员和应 用这些知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是否存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可以带来新的和 重要的局势，因为只有工人的生命经验才时时处于与资本主义物化表象的紧张 关系之中。所以，虽然芬柏格也同意弗拉基亚的判断，即卢卡奇过高估计了党 的角色，但他不同意学界通常认为的卢卡奇试图用党来代替无产阶级主体性的 理论判断。 二、价值生产及其政治批判 在由拉尔森（Neil Larsen）等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价值批判》一书中， A lukács , georg ; livingstone , Rodney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1971［1923］Cambridge,Ma. In Marxist Dialectics:The MIT Press, p.166. 155 特伦克尔（Norbert Trenkle）在《价值与危机，基本问题》A 一文中从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的形式理论入手，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物化 和拜物教化，从而将社会生活自然事实化和客观必然性化，即将其视为超历史 地存在的做法。在他看来，将社会历史形式作为第二自然的路径，掩盖了资本 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走向危机的趋势，因此价值批判也就是危机的基本理论。作 为价值批判学派的代表，特伦克尔认为劳动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和基 础，同时也不是未来社会的起点和基础。被雷特尔称之为“实际存在的抽象” 的价值形式并不是思之形式，而是先验的社会综合结构，是人类思考和行动的 前提和规定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受到政治影响的社会资源整 合的一种形式规律。 罗夫（Ernst Lohoff）则在《作为物之秩序的暴力》 （Violence as the Order of Things）一文中，秉承卢卡奇的观点，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暴力，自由市 场也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暴力并非是暂时的畸变，而是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内核。而商品形式又是这一暴力内核的具体表征，而这一内核同 样是与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的。在作者看来，对商品形式的赞美和辩护，是从霍 布斯到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一贯的做派，同时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暴 力本质。对于将资本的本质视为价值的绝对创造的传统说法。库尔兹（Robert Kurz）表示怀疑和拒绝，他也拒绝将阶级视为第二位派生的东西，而是认为 先有阶级，资本主义才开始价值生产与创造的，但在《失败的抽象》 B （ failed abstraction）一文中，朗格（Elena Louisa Lange）认为最近几十年来比较流行的 资本主义批判中，大家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货币统治着世界，其在经验 上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健康、教育、社会关系等非物质的人类需要确实日益被 商品化了。但在作者看来，价值并非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劳动在资本主义 社会表达自身的社会必要形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逻辑仍然至关重 要。郎格对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人直接宣称价值在交换之外并不存 在的立场进行了批评，但在他看来，不是交换行为规定价值理论，而是价值理 A Norbert Trenkle, Value and Crisis: Basic Questions, in Neil Larsen, Mathias Nilges, Josh Robinson, and Nicholas Brown（eds）,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 , 2014. B Elena Louisa Lange, Failed Abstra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2, Issue 1, 2014,pp.3–33. 156 论对交换的行为提供了规定性。 A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就开始讨论价值形式问题，而不是在第二卷关于流通问题的时候讨论， 这不是马克思的技术失误，而是因为价值不是两个商品所有者相遇和交换时才 产生的，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先于交换。在作者看来，劳动关系的结构 才是商品拜物教的根基，只有资本关系才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变成“自由” 和“理性”的。关注于流通过程则会被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征兆所迷惑。 当然，作者的主张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比如莱特（Reichelt）认为只有资产阶 级的主体观才会认为价值形式理论和商品拜物教主要是流通领域中的现象。 总的来说，对于价值形式的重视仍然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 自 1991 年起，每年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ISMT）聚集了世界 知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近些年 来，MEGA2《资本论》部分所展示的新资料引起了学者们强烈的关注，逐渐 成为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截至目前，研讨会的学者已出版 8 部马克思主义 研究著作，其中有 7 本由英文撰写，积极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欧美世界 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核心成员理查德·贝洛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 担任主编的《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作为第一本直接以 MEGA2 最新成果作为研究主题而出版的英文著作，向欧美学者展示了文本编 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介绍了德国理论界以 MEGA2 为基础的学术讨论热点。 科本（Paul Cobben）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 评的再反思》 B 一书中，认为《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 有效，即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仍然是全球市场的主要特征。作者认为斯 密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经验主义者，而是试图发现自由市场的规律，即价值 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在于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的相互比 较，而其客观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 劳动的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特 征。但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矛盾性的存在，交换价 值和使用价值相互矛盾，而这一矛盾性的发现，应该归功于黑格尔在《法哲学 A Elena Louisa Lange, Failed Abstra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2, Issue 1, 2014, p.17. B Paul Cobben, Value in Capitalist Society:Rethinking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Brill, 2015. 157 原理》中的论述。作者认为黑格尔对自由市场的研究并不以商品为起点，而是 以商品所有者，也就是自由的人为起点。因此，作者认为《资本论》的研究颠 倒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理路，马克思是从商品形式出发来推导出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的。黑格尔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推导出商品之间的关系的。因 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并且完成了对黑格尔的颠倒，即前面所说的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交换总是平等、公平和等价的，另一方 面，生产领域的竞争导致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地效率化，这是技术化和创新化的 动力之源。结果是工资劳动尽可能地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并被机器所代 替。但这意味着劳动力商品交换价值的萎缩，并且日益供大于求。但一旦劳动 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低到不足维持其生存下去之所需时，黑格尔的自由市场概念 就将失效，即交易的个体并不是自由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不是来 自黑格尔，而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永远不要把人当物和手段，但是所谓的自由 市场，恰恰是人的物化和手段化。黑格尔虽然也批判了市民社会的恶的一面， 但他的解释路径是移民，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黑格尔那里的自由的 人，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人。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 可视为《精神现象学》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唯物主义转换。在作者看来，商品不 只是物，而且还是有价值的劳动产品，而黑格尔感性确定性的对象只能是物。 关于对《资本论》的新阅读和理解，贝斯特（Beverley Best）的《从〈资 本论〉第三卷提炼意识形态的价值理论》 A 一文，主张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虚假 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后来被恩格斯经常使用的虚假意识这一 概念也难以准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本中的颠倒了的表象（inverted apearances）这一概念，作者认为将虚假和颠倒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虚假 意识是个过于简单化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存在——真实的生命实 践，全方位设定了人的意识和认知，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表象对于承担者来 说却是压抑的。因此，作者认为意识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存在真与假，更准确 地说，资本内在性的一般表现形式，被资本的客观运动所推动，因此，资本是 “客观的思想形式” ，虚假意识容易让人以为资本内在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幻觉或 者并不真实，恰恰相反的是，资本的一般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和必 A Beverley Best, Distilling a Value Theory of Ideology from Volume Three of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23, Issue 3, 2015, pp.101–41. 158 要的非物质表达形式，因此，意识只是历史总体性和历史过程的表达。也正因 如此，马克思只是关注本质和表象之间的动态关系。 作者通过引用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一个导论》中的话语表明，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并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 欺骗，意识形态就是现实本身，因此它不能通过简单的去蔽或者犀利清醒的眼 神来洞察真实生活过程的方式来去除，因为它直接构成了真实生活过程本身， 或者说所谓的真实生活过程本身就是被结构化了的存在。抽象劳动概念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内核，商品拜物教并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必须与这 一物质内核联系起来方可得以理解。 康宁斯（Martijin Konings）在《资本主义的情感逻辑》 A 一书中，认为当 代社会科学总是将市场视为腐蚀性的力量，将货币视为破坏人们生命之间有机 联系的存在。似乎经济性的力量和社会生活的实存之间总是矛盾、冲突的，经 济的发展必然以共同体的解体为代价，失控的市场总有一天被会颠覆，类似的 将现代社会视为市场嵌入和反嵌入对抗的论述在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左翼思想家 那里比比皆是。这种“双重运动”理论认为市场倾向于变成自动的力量而破坏 社会关系的本质性存在。其总是将资本主义的货币视为类似于偶像的存在，人 们创造了它，其却变成了独立的外在力量来反对人自身。作者认为这种二元论 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对生活的殖民化，其就是资本主义时代 的生活本身，货币并不只是误认和迷恋的偶像，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客观事实，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偶像崇拜批判的理路必然遭遇失 败，因为无论怎样的犀利、深刻，都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被货币所建构这一事 实。因此，货币绝不是抽象的象征，空的普遍性，而是个体能感受到的需要， 人们不是观念上需要货币，而是实践和生活中离不开货币。 桑亚尔（Kalyan Sanyal）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治理和后殖 民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西方世界往往认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已经过 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也已消失，中国借助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独特道路，变 成了第三世界的模范和榜样。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已然形成：资本主义的胜利 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自明的和总体的，人们将资本主义视为最有效，也最可欲 A Martijin Koning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15. 159 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财富的分配形式来拥抱和欢呼。资本主义的全球话语霸权得 以产生，即不管颂扬者还是贬低者，都分享了共同的信念：资本主义已经完成 了全球化的布局，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以市场体系 为特征，反对一切被视为低效的国家计划和调控，并且同时要求突破一切民族 国家的边界，以完成商品、服务和资源的全球自由流动，因为资本主义是奠定 在全球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体系。同时还主张个体可以拥有创新、发展和 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作者批判了当前主流学界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是资本 主义本质的两大主要特征，而非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看法。但在作者看来，虽然 市场和私有财产最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其仍然具有超历史的特征， 因而并不能把市场和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 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者或者说“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存在。因此， 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并成为生产过程的决定者和指挥官才是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一定意味着商品形式和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存在，但反过来却 并非如此，后者并未排除非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方式，其往往也是当今有市场 和私有产权，却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状。 桑亚尔回顾了格雷汉姆（Gibson-Graham）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中，试 图通过研究异质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经济形式，以探讨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其他领 域的可能性，其主要的理论原则就是区分市场和商品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之间的差异。虽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要想只有市场和私有财 产，而不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痴人说梦，但作者还是接受了非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个共同点共存共在，但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却取得了具有霸权性的地位的全球政治经济构想：一方面，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在西方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而在第三世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可能有市场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却仍然很流行，但在全球的视野中来看，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疑处于霸权地位。 作者认为自己既和正统马克思的线性发展观完全不同，但也没有轻易抛 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框架，即从整个世界史的范围来看，总是存在通过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从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生产方式过渡的特征，比如 《共产党宣言》就认为资本主义是持续入侵非资本主义经济空间的革命性力量， 用便宜的商品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并且使得以前的生产组织革命化，所有前资本 160 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都将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普遍性所取代，并按自 己的面貌再造一个新世界。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对这一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 提出了替代性的依附性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作者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 之路当然是非线性和各不相同的，但是却又并非完全是依附理论或者异质性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对于依附理论而言，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剩余价 值的榨取和非平等的贸易统治和奴役着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因此，不应 将发达和不发达视为全球政治经济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从而否定了处于边 缘的第三世界发展成为中心的可能性。沃勒斯坦提出了不同于世界帝国（world empire）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帝国的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剩余用于非生产性的 奢侈性浪费和官僚机构的运作，而世界体系则将经济剩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 资，前者难以感到积累和发展，后者则完全不同。但世界体系仍然在经济和政 治上是不平等的，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形成了经济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在国家 层面上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依附关系，从而持续实现将经济剩余从边缘向中心 转移的过程。 桑亚尔认为依附理论的明显缺陷是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石理解为市场 交换关系，只要是被全球市场网络所整合的世界，都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即 所有的依附理论都强调流通而不是生产。布伦纳曾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布 伦纳认为依附理论仅仅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对劳动分工和市场迷信的现代 版本，依附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心成为中心，而边缘为什么难以发展起来。 而这只能通过生产方式和体系的原则才能得以解释。在布伦纳看来，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是创新动力的根本，持续性的创新和增加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体 系不同于其他生产体系的重要方面，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换句 话说，阶级关系决定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在作者看来，对生产方式而不 是流通形式的强调，早在阿尔都塞那里已经得到阐明，但是各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如何被吸纳到全球贸易和市场关系网之中，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拉克劳曾经认为拉丁美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并非是某种残留，而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不可分离的统一体（indissoluble unity） 。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 桑亚尔认为商业资本虽然专注于流通领域，并不控制劳动过程和生产的组织 化。但是其可以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并存于一体，因为对于 商业资本来说，何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是次要的，只要产品采取商品的方式 并且通过货币相交换就可以了。因此，商业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 161 矛盾；另外，世界市场也可以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 式链接起来。 从学术的视角来说，作者认为不管是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还 是《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将原始积累视为一个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互分离的 过程，将两者完全吸纳进资本的流通环节之中，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资 本就变成自存的（self-subsistent）和囊括一切的世界。但作者追问失去生产资 料的主要生产者如果不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的话，情况又会怎 样？作者在此所指的并非是等待被雇佣的劳动后备军，而是完全不可能进入资 本主义生产统治领域的剩余劳动力，桑亚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 考虑这一境况或可能性，这类人在当今世界可以是难民、移民或宗法等级国 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原始积累之后的剩余劳动力，却又 未能被吸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之中，作者认为后殖民研究要考虑这一资本 之外的飞地，而这一飞地在原第三世界国家所占的人口日益扩大，他们被剥夺 了土地，成为原始积累之后的自由民，却又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 中，作者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可能的出路。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人在《马克思和媒体的政治经济学》A 中，开篇 就强调马克思又重新回来了，并且引证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比如教皇也称赞马 克思的无神论具有伟大的分析技巧， 《时代》杂志称只有马克思才能拯救资本主 义等。福克斯在书中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恰恰是当下反对资源、 所有权、财富、文学、食物、住房、社会安全等方面贫困的替代性选择，它不 再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因此共产主义是否定现实的现实 运动，而共产主义需要空间来使自身现实化。在他们看来，这个空间在当代更 多地表现在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交往空间，他们因此重点强调了信息对于资本 的意义。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是将个体和社会的生产能力整合进了生 产过程，作者反复强调如果只重视《资本论》中物质科技的作用，就会错失马 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强调的判断，即最重要的固定资本不 是生产线，而是人本身的洞见。比如马克思说：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 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 A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Brill, 2015. 162 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 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A 表现为 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 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 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B 作者指出，在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向一般智力转变之 后， “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 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 。 C 资本仍然不会像罗德戴尔之流那样， 认为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但这时的价值和劳动的关系，已然发生从时间向 度向智力向度，从常规劳动向创新劳动，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向创造生 产条件的劳动的转换。前者以直接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作为财富生产的 决定因素，对于后者来说，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 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 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群众的剩余劳动 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 般能力的条件。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 等方面得到发展。 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既是发 展生产力的前提，也是其限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绝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 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 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在 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在于工人的 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不再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对于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 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 的，即资本主义旨在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冲动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转 向创新劳动的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D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7 页。 B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3 页。 163 在作者看来，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只是理论断想的人的全面 发展，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落地，信息、知识、创造力 和经验能力变成了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商品化的重心从劳动时间的商品化 向一般生产能力的商品化转变。资本对工人的要求也就不再是时间和身体，而 是知识和情感，它需要的是能够投入生产的全面发展的个体。知识、文化和信 息工业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作者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表明 理解知识、文化和创造性的工人是理解当下和未来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作者 承认，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在《帝国》等著作中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的阐发。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奈格里、维 尔诺、拉扎拉托等人都对一般智力及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发表过自己的看 法。在《诸众的语法》一书中，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一般智力对社 会生活过程的控制便不再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固化在自动的机器体系 中，而是体现在对活劳动属性的建构中。在后福特生产条件下，每个劳动力都 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劳动潜能而不是直接致力于生产最终的商品，福特制的生产 过剩危机已经成为过往。在当代的语境中， “今天，一般智力首先把自己显现 在现实主体的交往、抽象及反思之中。基于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可以合理 地断言，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必然不再体现在固定资本中，而是通过认识范 式、对话展示及语言游戏等伪装而在交往互动中展现自己。 ”A 因此，在劳动过 程中，劳动力的“思想生命” （life of the mind）被建构了。资本主要不再是通 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通过一般智力而建构起来的对生命政治的霸权，即 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知识经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产量和时间的竞争， 更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的竞争。并且每一次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的产能过 剩，都是其原有劳动时间被在一般智力层面上的劳动时间所替换的循环过程。 福克斯将这一创新应用到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中。 三、全球帝国主义与文化多样性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与时间》 B 中，哈鲁 A 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semiotext , 2004 , p.65. B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4 图涅（Harry Harootunian）认为以卢卡奇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从对 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关注向对商品形式的文化结构力量转移的路径。 A 这一趋势 是如此的普及，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形式的特定历史起源和内涵，甚至 直接将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表征，同时也将商品形式等同于马克思的实质 从属（real subsumption）概念或资本对日常生活统治的完成状态。这也是法兰 克福学派的思路，即他们非常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规训，奈格里的后期著作 及其追随者，也将商品关系的完成理解为“实质从属”的完成，作为商品关系 的资本主义已然统摄着社会的整体：一种无所不包的自动的社会形态结构，作 者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头和躯干的幻象统治。 在作者看来，不管是坚持商品形式法则的卢卡奇，还是注重非物质劳动 的奈格里，都完全忽视了工业劳动的地位，二者都是线性的历史观和西方中心 论的隐性支持者。作者承认资本主义的幻象在于将使用价值颠倒为交换价值， 需要的扩张和日益加速的生产形成了消费主义的统治，但作者着重想要讨论的 问题是，全球化的今天，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形式是否可能？特别是对于亚 洲这一明显不存在私有财产传统和国家主导性地统治着分散的公社共同体的国 家来说，更是如此。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自然的共同体、农业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朝贡体系 （tributary system）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出版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 文中，马克思通过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概念，分析了劳动过程或者劳动的组织 问题。实际从属并不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以 及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工厂体系的建立。不过作者认为，就全球范围来说， 虽然商品化和市场已经成为元结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并未遍及一切领 域和空间，即从属的形式远未完成从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换，全球的生产 方式呈现出了一种从属形式的杂交性和共存性。 东巴同样对传统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线性和替代论的解读路径进行了 批评，他在《马克思的时间之桥及其他路径》 B 一文中，认为资本在扩张的 过程中，虽然会受一系列性别、宗教、族群、种族差异的影响，但资本非但 A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 pp.75–91. B Massimiliano Tomba, Marx’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Historical Material- ism , Volume 23, Issue 4, 2015 , pp.75–91. 165 不会被这些差异所抵制，反而能够利用这些差异来形成差异化的工资和分类 化的工人阶级而谋利。他在文中讨论了当代弹性生产普遍化之后，工作时间 已经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日益出现了“自由时间”的殖民化现象，即 人们在晚上和周末，都不得不花时间处理与工作相关的邮件。而在移民和陪 伴病人的妇女群体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一些。在东巴看来，虽然就资本逻 辑、价值增殖而言，其对种族和性别是无差别的，但这种无差别性并非是一 种进步，也并不会与性别、种族等差异形成对抗。从时间分层的视角来看， 这些差异并不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是被资本统摄和重组后的新机 制。因此，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 和非物质生产之间就不是界限分明、相互替代的两个阶段，而是如哈鲁图涅 所说的那样，形式从属、绝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与发达资本主义之间是共 存关系，并且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资本为了掌控他们，往往先 行摧毁他们的独立样态。资本通过重组和重塑这些差异而使之永恒化，并从 中获取利润。资本往往利用父权结构关系和种族歧视，甚至有意识地对其进 行强化。 在东巴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完全离开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 存在，高科技的生产不仅可以和粗暴式的剥削相协调，甚至还要以后者为基 础，可以用机器来完全代替劳动力是资产阶级的迷梦，马克思虽然在《大纲》 中做过一定的设想，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当他充分研究了不同资本之间 的竞争关系之后，他不再持类似的幻想。伴随资本全球化的是工资的差异化和 对工人团结的挫败，通过地缘政治视域中的绝对价值生产，实现了从一国的阶 级政治和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变。因此资本主义是个多种剥削形式共存 的复杂体系，从这个视角来看，马克思是后殖民研究的先驱。 东巴从全球和后殖民的视野来观察时间的多重性的理路，也受到了哈鲁 图涅等人的质疑。在他们看来，首先，马克思的多重时间性并非一定是不同空 间展开或者空间错位的，在同一空间内也存在多重的时间性，比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就德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时就指出， “我们不仅要受活人的统治，还 要受死人的统治。 ”而在《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更是明确指出资 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他们在历史上先后次序的反映，而往往是 历史上后来出现的范畴居于更为主导的位置，这表明结构决定历史的倒转已经 发生。 166 雅索普（Bob Jessop）在题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斑杂化、世 界市场、和谐共存和生态统治》 A 一文中，从制度主义和调节比较主义的双重 视角出发，阐述了斑杂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认为其可以通过唯物主义的形式 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世界市场视角，来阐述制度和时空修复可以产生时间 性、偏差性、不稳定的资本关系。作者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注意到了世界市场 的多元性，比如原始积累、商业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对于资本主 义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作者概括了传统的四种方法，归类法、理性型、群聚主 义和历史逻辑分析（taxonomy, idealtypes, cluster analysis, and logical-historical ，归类主义喜欢家庭相似的概念，常常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较 analysis） 少关注次发达地区的状况，类型学是理想型的最常见手法，其主要用于不多的 类型的交合状况，类似于鸡尾酒的世界复杂性。群聚分析是静态地生产出一组 群聚标准。历史逻辑法是从抽象简单的范畴逐步过渡到具体复杂的案例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常用的方法。前三种方法存在诸多的问题， 因为其未能真正考虑不同种类之间的互补、矛盾和共同演化。在这种方法中， 理论会被实际案例重构、概念也会在具体的分析中被修正、其充分考虑具体的 复杂性。其充分考虑到了等级式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世界市场中的 偶然性及突发性关系。 潘尼奇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策 略：如何变得更好》 B 一文中，批评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当代 资本主义理解为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在作者 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不是削弱了，而是更为加强了。跨国公司和投资银 行的出现，激发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源动力，其将集中化的管理和去中心化的 生产和分配相结合，从而用跨国式的竞争代替了地方性的垄断。就美国而言， 虽然国家力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公司化的形式仍然是其进入彼此 市场的主要运作方式，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资本间的竞争关系也不再局限于 工业竞争，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流动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的不平衡 发展和从固定资本及劳动中完成价值增殖的压力，大型公司之间在价格、利 A Bob Jessop,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variety: Variegation, the world market, compossibility and ecological dominance, Capital & Class February 2014 38: 45–58. B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His- torical Materialism . 2015, Vol. 23 Issue 2 , pp.3–22.20. 167 润、市场份额和吸收新资本的能力方面，同样表现出了残酷的竞争关系。不管 是巴兰还是斯威齐的垄断概念，都未能诊断出这一潜在的动态现象，甚至将 20 世纪末直到 21 世纪的价格战理解为垄断的必要环节。 在作者看来，企业间新技术、新产品、新劳动过程和新的分配逻辑，都 来自制度创新，当这些创新带来集中和垄断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的跨部门、 跨行业、跨地区的流动，从而克服了原来竞争性的障碍。而对于阶级性的垄断 和统治，作者先是批评了韦伯等人无视阶级性的不平等，或者将阶级的不平等 还原为无生命的社会等级与收入差异，将百分位的斗争（centile struggle）置 于阶级斗争之上，并且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来代替阶级斗争的概念，而非将 其理解为社会关系和阶级力量平衡的结果。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 在一个误导性的趋势，即将资本理解为内在的、有自我意识的行动者，总是追 逐自己的利益和完成资本的积累，其类似于理性选择和博弈式的游戏理论。而 将资本主义静态式地理解为工业和金融、垄断和竞争、国外和国内的理论，同 样无法理解流动性对资本生命本身的重要性。 在作者看来，只有将竞争性的分析和阶级剥削的双重视角结合起来思考， 才能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既非如普兰查斯所理解的纯粹阶级统 治的工具或者阶级权力的浓缩，也非米利班德所理解的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另一 种权力。而是依靠资本积累并从中抽取利税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国家总是处于 阶级力量的对比之中，但却不能被等同于阶级权力。每个国家在维持竞争和不 平等的统治关系的法律和秩序的时候，都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形式上各 有差异。作者在文中还进一步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性，卢卡奇政党理论 的困境和葛兰西政治理论的贡献。 在《文本中的帝国主义：以法国为例》 A 一文中，塞尔法蒂（Claude Serfati）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总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通过垄断公司的资本输 出，特别是工业和金融的合并垄断金融资本，而其统治方式是垄断企业及其各 自所属国家间的竞争。在作者看来，当代的帝国主义处于一种老的尚未消失， 新的已经到来的叠加阶段。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地缘经济的全球整合 阶段，一种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叠加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境况，剩余价值的 榨取总是和不自由的劳动、奴隶、帮派和资源战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榨取相对 A Claude Serfati, Imperialism in Context.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 23 Issue 2, 2015 . 168 剩余价值的资本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之间并非是时间上的线性关系，而是空间上 的共存关系，即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未成为历史，而是当下资本增殖的关键性环 节之一。因此作者主张必须将不平衡发展理论整合进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之 中。资本也只有通过整合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在世界体系的意义上形成国家和 资本之间的等级结构关系。因此暴力和金融资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而是相互支持的体系，高新技术的生产过程和低端的生产之间在全球价值链的 意义上也是相互依存的等级关系。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早先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于新帝国主义理论，对布哈 林等人来说， “资本主义的战争只是资本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 ， A 由于竞争并 不会停止，因此资本主义总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与此不同，柯林尼科斯认 为， “应当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双重逻辑的交织，从而避 免将帝国主义的竞争理解为经济还原论。 ”B 即不能只考虑经济精英的因素，政 治精英的意图和利益同样对全球政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贸易和投资 总是和关税征收、贸易补贴、军事力量等民族国家事务密切相关。斯托克斯 （Doug Stokes）则提出了国家和跨国家的双重逻辑。因此，当代世界并非考茨 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理论一片永久和平的图景，而是民族资本之间的竞争、冲 突、对抗将一直重塑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当然，普拉代尔（Lucia Pradella）对于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 她在《全球化和政治经济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新洞见》 C 一书中，重新反思 了奠基于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重新恢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规 律的体系扩张逻辑，也就是不从民族国家，而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 界。 ”她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 “国际关系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从属于 上述规律的。 ”D 比如“联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等等。剥削和失业的地缘政治 学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国家间不平等交换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相反，这一现象 首先必须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本身来进行诠释。地缘政治的逻辑主要来自资本 A Bukharin 1929, p.54. B Callinicos 2009, p.72. C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 London, 2015. D Lucia Pradell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 London, 2015 , p.76. 169 主义自我矛盾的时间性结构。普拉代尔认为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独创性在 于将不平等交换的理论置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来进行思考，资本积累本身是 一个各种劳动剥削方式相互激荡、影响、互动的帝国主义过程，即使是植根于 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间关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国统治、国际市场和货币动 态等等都是共存不悖的，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最有洞见的天才表达。不过，作者 对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理解仍然是传统的，即日益扩大的社会合作和私人占有 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书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材料，也用了大量的 马克思学的方法，但作者认为他并不试图树立一个“新马克思” ，而是更为丰 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作者也不赞同列宁、葛兰西东西方政治界限分明的划 分方法，在他看来，当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日益形成后，东西方的对抗将逐步 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所取代。 埃内斯托·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在《全球帝国主义和大危机： 资本主义不确定的未来》A 这一本具有创新和激发思考的论著中，认为帝国主 义从未消失，也并非转变成了波澜不惊的全球化，不过今日之帝国主义也不 同于现代早期的帝国主义，作者提出了“全球帝国主义” （global imperialism） 这一概念，认为今日之跨国公司已经逐渐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而在全球的层 次上追逐利润，即今日之公司不再是依赖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一致性来完成资 本的积累，或者依靠民族国家的扩张来完成世界市场的占领，今日之帝国主 义反过来视民族国家为障碍，试图迫使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摧毁资本流动 的障碍。但与此同时，和考茨基不一样，作者认为军事力量继续在帝国的策 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镇压和控制边缘地区的劳动者，但无论如何已经 变成次要的了。当前的全球征服，重点仍然是着眼于全球市场的自然化，这 一没有君王的新帝国变得日益有效，即通过竞争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殖民 帝国主义的结束使得富裕国家的工人贵族逐渐消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 获得全部的国内社会霸权，但却仍然扮演着社会宪兵（social gendarme）的角 色，即确保立法、司法和控制劳动的条件，并为日益增长的剥削作准备。因 此，与以哈耶克、诺齐克、费里德曼等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无 政府、纯市场的全球治理乌托邦不同，作者认为民族国家的角色仍然十分重 A Ernesto Screpanti,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 ism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170 要，即需要某个民族国家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领头人的责任，还需要世界银 行提供世界性的货币，同时需要增长驱动的合作，而这些都不是市场本身能 够解决的。但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可能只服务于本国公 司，而只能更多地为跨国公司服务，或者说其是一种无主权的全球治理，而 不是无政府的全球治理。 全球帝国主义通过市场的方式会损害民主的权利，因为市场成了真正的 主权者。因此，当今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形 式的关系。此外，作者将全球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认为经济危机并 非是资本家的灾难，而恰恰是规训工人的一个良机。作者认为自己的全球帝国 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即将全球帝国主义视为 资本体系化发展的结果，并且这一过程正日益加速，并且预判未来的政治性对 抗是阶级性对抗，而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如果是民族国家对抗的话，也 是以民族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抗和资本竞争关系。 总的说来，作者认可了马克思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 对阻碍资本进步性的民族障碍的移除，所有这一切的主体推动力量是跨国公 司，其迫使各国政府为跨国资本主义提供服务。但其带来的并不是历史的终 结或超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而是更为清晰的对抗，这一对抗被作者理解为 两大阶级的对抗。不过作者并不认为当下已经实现了纯粹和完全的世界市场 体系，美国还在发挥全球治理中心的作用，德国政府和美国之间形成微弱的 竞争性，并试图通过欧元区来对抗美国。作者的结论是，全球化一方面是跨 国资本和富国剥削奴役第三世界的手段，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超级大 国将日益失去操纵性的地位，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将日益服从于全球市 场的竞争规律。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的概念也将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而变得 模糊。 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人性的危机》 A 中， 认为自己遵循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与国家权力相矛盾的思想，探 讨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应对策略。作者也回应了此前诸多马克思主义 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即将民族国家视为逐渐消退或者与全球资本主义毫不相关 A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1 的存在，比如以保罗·凯莫克（Paul Cammac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罗宾逊代 表了一种“国家终结论” （the end of the state） ，或者说国家消亡论（the demise ，民族国家注定在某个点上要离开历史的舞台，并且主张资 of national states） 本的超领土化（extra-terrestrial）特征或超民族的空间，形成了跨民族的资本 和资产阶级，并且跨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地方和基于领土的国家不再感兴趣。或 者如卡罗尔所批评的那样，持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抽象的二元论，或者是视为 相互排斥的存在（mutually exclusive） 。罗宾逊否认了上述指责，认为自己的 观点主张恰恰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竞争，并且仍然 还嵌入在民族国家之内，同时，全球化总是化身为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和进程，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相互渗透和互相构成的。 罗宾逊在书中同样谈到了全球人口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存在大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没有被雇佣可能性的成千上万的人口。这是一种 新的双重性剥夺，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认 为科学和技术能够成为质变意义上的生产力，并且增加独立于活劳动的一般价 值。当前的全球竞争和危机，使得资本更加倾向于用更少的劳动者产生更大的 生产力，资本的有机构成比日益增加。作者也借此进一步区分了韦伯与马克思 阶级概念的差异，前者主要是基于市场和交换关系来理解阶级的，或者说是基 于消费和意识形态的境况来区分的，大多数的韦伯主义者都从文化、意识形态 和审美的视角来讨论阶级的划分。罗宾逊虽然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但同时指出自己更侧重于积累和剥削的社会结构形式。对于不平衡积累的问 题，作者通过回顾从马克思到沃勒斯坦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不平衡积累内在于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民族国家和超民族国家的竞争都同 时存在，并在世界体系中形成了多重性的积累原则， 四、财富的共产主义与共同体 《资本论》一直是最近几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历史唯 物主义》杂志 2015 年第 3 期对此进行了重点的研究和讨论。首先值得介绍 的是霍洛威的《阅读〈资本论〉：第一句话，或资本以财富，而不是以商品为 始》 。在文章中，霍洛威从《资本论》第一卷最为著名的第一句话，即“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 172 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出发，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误认为马 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讨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作者却认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不是商品，而是财富和财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一 关系具有最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在作者看来，一旦人们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 的表现形式视为理所当然，人们也习惯于用商品的方式来处理财富。所以，当 人们思考财富的时候，往往思考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表现形式，比如 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财富的表现形式使得我们将财富和财富的表 现形式同一、等同化。然而，财富并不可能只有一种表现形式，财富一词的德 文（Reichtum）本身就有丰富性（Richness）的含义，它意味着开放、自由和 创造，也意味着原初的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但这个丰富性被资本主义的单 一表现形式所扼杀掉了，在霍洛威看来，马克思曾在《1857—1858 年经济学 手稿》中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纯财富的丰富性进行了描述：即除了人类需要、 能力、快乐、生产力的普遍性外，财富并不创造普遍的交易，而只会是人类绝 对创造潜力的发挥，除了历史发展的前提外它别无前提，这时的对象化并不是 作为总体的异化。 在作者看来，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财富的描述，已然将其定 义为集体的、社会的、人性互动交往的产物，是我们经常指称的“共同体”的 丰富性。在作者看来，虽然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三部曲中讨论了共同体的 问题，但是他们并未真正深入研究《资本论》中首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财富 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是直接研究共同体本身的可能性，这就会失 去对这种张力的认知以及在这种张力中被插入的解放之维。它不是静止的，而 是出离和狂喜的（ec-static）：对财富本身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财富进行区分，使 得我们能够认知到财富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社 会形式的重要力量所在。因此，财富和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并非同一的关 系：财富总是随时准备溢流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性，这对我们理解资本 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同样设想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新社会形式，即以人的能力发展，而不是以资本的积累为目的的社会 形式，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所描述的财富本身的存在样式，是后资本 主义的社会存在样式，其只能通过革命而不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可以获得，但 颇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是，霍洛威拒绝政党领导革命的方式，认为其总是失败 173 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当然，霍洛威也认为，财富总是具有特殊历史性质中的财富，但财富本 身要求超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性质，总是反抗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 《资本论》第一卷呈现了马克思的对人性丰富性及其生成性运动的期许。马克 思明确指出， 《资本论》并非是一本关于统治的著作，而是一本革命的、在历 史深处抵抗统治和所有有限形式的革命理论。因为财富代表了人的创造性、主 体性、永不停息、永无止境。 作者接下来进入《资本论》的文本，深入讨论了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人们 各种需要的财富和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认为，对马克思 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商品形式，会使得财富和人性的丰富性变 得狭窄化、单一化和空虚化，从而将人性的目的本身作为外在的目的进行了撕 裂。 ”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经济并且废除一切不适应商品逻辑的存在。但是这种 单一化的表现形式是类规律性、独立于任何意识控制的社会规定性，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认真考察了这一社会形式，但却是从反对和超越的这一总体性立 场出发的。 霍洛威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了这一表象：1. 表象并非是虚假的表象，表 象（appearance）和基质（substratum）之间并不可分离，表象和基质的关系是 马克思关心的重点，表象是真实的表象，其具有一般的有效性和一定的稳定 性，其并非是我们一旦指出其错误和荒谬就会消失的现象，商品形式这一表象 的一般性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地方和时代。因此，对于资 本主义社会来说，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社会形式是极为稳定或真实 的，其可以被理解为存在的样式；2. 这一表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即其不只对 亚当·斯密有效，也不只对资产阶级有效，对无产阶级同样如此，即对生活于 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如此。它是人们处理财富的通常方式，即形塑生产什么样 的财富和怎样生产的力量；3.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未能对此做出认知和 诊断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不够聪明，而在于他们根基或者说他们的脚和头都身 处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且为之辩护。而马克思并不仅仅思考了这一 表象，而且力图通过立足于财富，在实践上超越这一表象。因此马克思的真 正表述不应该是“财富表现为商品” ，而是财富存在于商品之中并且反对和超 越（in-against-and-beyond）商品；4. 财富和商品的同一化运动是动态和永未完 成的，即表象和非表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抗性关系。商品形式总是试图捕获 174 财富内容，而财富内容又一直在抵制和试图超越商品化的过程， “表现为”这 一动词就是形式化、同一化、拜物教化的运动，而财富则是反同一化、去拜物 教化、流动的、去适应化的相反运动。因此，商品这一名词实际是商品化的运 动，而财富则是被商品形式遮蔽了丰富性、创造性、抵制商品化的运动，它开 启了希望的空间。财富作为商品的存在意味着异化规定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商品的价值规定着人类能力的丰富性及其发展，并且进一步表现为自我的规 定性。 霍洛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点在于认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这一 规定性并非是永恒的、平稳的。对于资本家来说，所有的财富都是而且必须是 货币或商品，但这里存在突破控制的可能性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创 造力、生命的丰富性、兴趣和那些不愿被规训和被商品化的本真性世界存在， 他们旨在形成自由人的联合和合作，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去总体化的分 离性力量。因此批判就不再是外在性的批判，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 判，它不仅反对财富的商品化存在形式，也反对我们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因此 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良知忏悔的行动，从拜物教重回 人本身的一种努力，即社会的表象本身构成了一种自我的对抗和分离，财富的 商品表现形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而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资本论》的解读 也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它不再是阿尔都塞式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 克思的断裂，而是表象式马克思和基质式马克思的张力，是将资本主义视为理 所当然的社会存在和渴望共产主义来临的分离：一方面，我们难以彻底逃离这 一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我们又批判这一表现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 盾性存在，也是解读马克思的理论路径的矛盾性存在。这一矛盾和对抗，也是 劳动和资本的剥削式对抗之外的另一种根本性对抗，它是人性的对抗，也是劳 动和资本的对抗历史性和现实性前提，因为后者需要把人的活动转换为抽象劳 动，把财富表现为商品、将使用价值理解为价值才得以展开，仅仅是劳动的反 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霍洛威来说，大卫·哈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南》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已经注意到外表风平浪静的资本主义表象下面的暗流涌动，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而非对其超越。因此哈维从来没有关注过财富，而是直接面对商品，或者 说，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的起点不是财富而是商品。海因里希在《卡尔·马克思 175 的〈资本论〉三卷本导论》的“价值、劳动、货币”一节中，同样直接从分析 商品入手，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财富的典型表现形式，而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则未能认知到不同的社会形式的根本性差异，因此他的重点也 是在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和诊断，即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和价 值理论的研究，阐明和揭示了无论个体怎么想，都必须遵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 构，而不是挖掘财富和其商品形式之间的对抗性张力。同样，普殊同（Moish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ostone）在《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 一书中虽然把价值和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核心，但他未能从生活经 验、生命情感的视角来理解这种矛盾、对抗和对商品化的抵制甚至反叛，也就 未能把财富和商品的对抗理解为阶级斗争。或者说他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矛盾 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生存对抗的理路入手，或者说对普殊同来说，他同样再 生产了他所批评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政治斗争之间的二元分离，因此就难以深入 理解社会形式转型的可能性和动力之源。因此，霍洛威认为《资本论》不只是 一部社会认识论的著作，同样是一部分析阶级对抗和斗争的名著，如果我们不 能克服结构主义的流毒，我们就不能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之 间日益凸显的分离。 霍洛威比较赞成克利弗（Harry Cleaver）1979 年的《政治性地阅读〈资 本论〉 》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一文中的路径，即不能把资本主义理解 为无处可逃的商品形式结构，而应该理解为斗争。但霍洛威批评他虽然从政 治的视角来理解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但他对政治的理解是外在于资本 主义的，因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不是军事的进攻，而是铭刻在资本主义 统治本身之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自身的范畴预示了他们反叛的可能性。 而任何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商品和生产方式分析的学者，都将其与人的生 存意志割裂开来了，从而如海因里希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无论 他们怎么想的，个体都必须遵从”的历史形式，而不能洞察到这一形式所 蕴含的巨大抵制和抵抗性的力量。从而难以从历史性和政治性视角来展开对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 但霍洛威所谓的政治是和他的解读模式相关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认 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对象是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话，那么对资本主 义自身政治性解读的可能性已然被其社会形式封闭，我们看到的社会运动仅仅 是从商品形式向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转换并最终到达资本形式的运动。即我们 176 不能离开货币来理解交换，也不能离开资本来深入理解货币，最终其形成了自 洽的总体，而这一总体的整合性力量使得一切突破都变得不可能。结果是我们 不得不借助政党的方式来理解革命政治的可能性，这是卢卡奇的路径，最终要 么是激进的革命主义，要么是悲观的非政治主义，阅读《资本论》和反资本主 义之间的斗争运动因此分离了，因此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商品的解读方式， 总体来说是非政治的。在霍洛威看来，白纸黑字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从财富开 始讨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静态的总 体，而是持续形式化、总体化，却又不断遭遇抵抗的过程。一方面，资本是支 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将一切纳入其统治的内在性之中；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 财富和欲望的进攻和捕获又持续遭遇自身的危机，其总体化的过程永远不可能 彻底完成和永恒有效：财富和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形式、具体劳动和抽象劳 动、具体的劳动能力和商品化的劳动力、生产力和资本形式等之间并不是天然 的同一性关系，而总是存在错位和对抗，内容不仅存在于形式之中，而且也总 是溢出并且超越形式。革命已然过时，政党也不是未来政治的主要方式，弥漫 各处的抵抗已经发生，并将持续下去。霍洛威的解读无疑是新颖的，但其拒绝 政党形式的路径，注定了其看到了革命动力之源头，而这些散乱的源头如果不 能通过政党的形式汇聚起来，就难以形成革命的巨大力量，这是霍洛威解读路 径的困难之所在。 Realizing Hope: Life Beyond Capitalism 一书，2014 年被再版，该书曾因 提出参与经济概念而名声大振。Michael Albert 在书中认为，凯恩斯关于资本 主义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资本主义并不成功，也不智慧，不美丽……不 是美德也不传达善，总而言之，我们都不喜欢它，但如果我们完全抛弃它， 我们又常常不知所措。 ”作者试图通过参与经济（participatory economy）的 概念，解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在作者眼中，参与经济的合成词 、多样性（diversity） 、平等（equity）和自我 pareco 意味着团结（solidarity） 管理，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劳动分工、议价权和市场。从制度层面 来说，参与经济旨在建立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对努力和牺牲的补偿性机制， 复杂工种的平衡机制以代替抽象的劳动分工。在治理方面，市场和中央计划 同时并举，相互补充。在自我管理方面实行自我管理。作者认为通过参与 式经济，马克思看似乌托邦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是有现实 性的。 177 五、资本：危机、矛盾与对抗 巴索（Luca Basso）在《马克思与共同体：从〈资本论〉到晚期著作》 A 一书中，认真梳理了马克思的相关重要概念，比如价值和交换价值，作者确 认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形式，而作为内容的价值不是别的，就是抽 象的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言：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 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 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 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 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 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 ”B 但 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作者反对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非政治性解读， 他认为马克思对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是历史和政治相结合的非中立的立场， 他的证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 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的政体理解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终的形式，就在于其根 本不能理解阶级斗争，或者忽视了阶级斗争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工人阶 级的政治斗争又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而得到理解，两者并非 是可以还原的关系。 因此，作者将《资本论》理解为关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研究著作，资本 主义的最大对抗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性对抗，因此资本主义是处于“过 程中的矛盾体”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构成了资本的增殖，而且也构成了资 本的对立面。就劳动过程来说，资本只购买了劳动力的可能性，要实现其现实 性，则存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捕获的霸权斗争过程。在作者看来，马克思非常 反对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 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 来。因此不存在独一和普遍的主体，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非历史的终结，而是 历史的一部分，共同性因此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或被规定，而需要特定的历 A Luca Basso, Marx and the common, From Capital to the Late Writings, Brill, 2015.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1 页。 178 史场景被重新校准，因此它是持续开放的过程。 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在《官僚化的君主制》A 一文中， 认为葛兰西的“有机危机” （Organic Crisis）理论今天仍然值得借鉴，葛兰西 通过独特的霸权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绝少会产生直接性的政治 后果，比如像东方社会那样短期内直接导致政权的更替，在葛兰西看来，灾难 式的危机只会发生在东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会被市民社会和国家 之间堑壕式的系统（trench-system）所吸收或阻断，即阻断经济危机向政治领 域传导，从而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经济和政治之间所构成的历史集团具有 具体性和辩证统一性的特征，历史集团的功能就在于阻止经济领域的动荡向政 治领域过渡。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社会最致命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事关 霸权的“有机危机” ，或者说“整体国家” （Integral State）的危机，因为整体 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整体国家是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有机结合， 在这个意义上，有机危机是历史集团的解体。 齐泽克在《天堂中的麻烦》B 一书中，批评了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辩护 士总是将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的干预调节和管制，与此不同， 齐泽克秉持自《视差之见》以来的看法，即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难以解决 的悖论性结构的结果。他赞同詹姆逊的观点，应该将《资本论》视为一部关于 失业的著作，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因为失业是和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的 动态结构密不可分的，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就是对立面的统一（unity of the opposites） 。由此，世界市场的内在的动态性 就在于，在其中，每个人都曾经是生产性的劳动者，但劳动都无处不在地被排 除于体系之外，失业甚至成为永久的事情，劳动者甚至失去了劳动后备军的地 位，跌落于历史之外。饥荒、生态性的灾难在全球所谓的失败国家中到处蔓 延，他表面是种族仇杀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分工的后果，并且 日益变成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者，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如古代地图 的空白空间一般，被排除在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之外、却又被资本主义剥削的世 界。因此齐泽克提出了两种剥削概念，一是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剩余价值的剥 A RazmigKeucheyan, Bureaucratic Caesarism: A Gramscian Outlook on the Crisis of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3, Issue 2, pp.23–51. B Slavoj Žižek , Trouble In Paradise: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 , penguin , 2014. 179 削，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的非雇佣剥削和掠夺。因此，被剥 削的就不只是那些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同样包括那些没有机会创造剩余 价值的人。就劳动后备军而言，他们并不处于资本流动之外，而是资本流动的 结果，也同样为资本的剥削和增殖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存在劳动后备军和大量 的失业人口，资本将无法单纯依靠劳动自身进行保值增殖，即失业是进行生产 性剥削的前提。 齐泽克在书中也评价了汪晖关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治体系、社会 习俗和相关的调节机制之间并不矛盾，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呼吁并 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 只有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才能防止国家变成国家垄断和跨国资本垄断的代言 人的立场与观点。齐泽克认为汪晖是天真的市场派，因为市场关系的内在逻 辑一定会导致剥削和社会的动荡，社会习俗与资本主义确实可以并存，却不 再是经济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处于对立面的商品及其价值形 式，也就是货币的关系，变成了绝对性的矛盾。此外，和朗西埃类似，齐泽 克指出，工人阶级是一个经验性的范畴，其承担着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角色 功能，而无产阶级是无分之分的政治性诉求概念，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共 产主义就是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人们是作为纯粹自由的人 的联合体来展开生命性的交往，但齐泽克主张应该从马克思的革命的末世论 转向黑格尔悲剧的历史过程理论。就异化来说，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行为的结 果，但我们并不因此成为大他者的木偶，对异化的承认并不代表犬儒式的逃 避，马克思的错误在于设想了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却同时要求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活力，而这是二律背反的原则。但齐泽克并不知道，对 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并非是未来的社会目标，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 运动。 在此，我们看到齐泽克老调重弹地批评了马克思的所谓失误，即马克思 幻想在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形式之后，仍然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丰富的 内容。齐泽克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德里达的主张，资本主义内在的障碍和对抗 是生产力得以全面发展的“不可能的条件” ，却同时也是生产力得以发展的 “可能性的条件” ，去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障碍之后所得到的不是生产力的 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倒退。因此，齐泽克主张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是 危机，也是动力之源。他认为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性的幻象是正 180 确的，因为逃离资本框架的纯粹生产力的大发展，只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本 身的幻象，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幻象。齐泽克认为最为现实的教训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当中国决定绕过社会主义，直接进入共 产主义后，结果证明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穷困和饥荒。齐泽克进一步分析 了柄谷行人的四种交易方式的划分：礼物交换；统治和保护的交换；自由个体 的商品交换；更高阶段向礼物交换的回归。在此基础上，齐泽克批评柄谷行 人和斯洛戴特克基于意愿的乌托邦主义，即指望资本家和富人良心发现，把 多余的社会财富捐助出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样，皮凯蒂指望在 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同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解释财富的世袭问题的 方案，也被齐泽克批评为乌托邦。 齐泽克在书中还讨论了全球化问题，对于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印度的分 析，齐泽克的解释是，马克思的分析表现出殖民带来的双重自由，第一重是印 度开始从历史传统的梦魇中惊醒并逐步走出来，第二重则是从殖民本身走出 来。但齐泽克认为这一切都拜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运动所赐。 六、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批判：反思与重构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马克思是否是从道 德、应当和正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回答往往截然相反，汤普森 （Michael J.Thompson）等人所编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批判、规范 性、实践》 A 一书对其进行了梳理和解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延续西方 哲学从古希腊到现代启蒙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张现代生活的目的在 于共同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并且强调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以反对人性的堕 落与贬值，其主要强调人的创造性、能够为了自由而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理性特 征、人类的自由劳动能够创造和提升公共和个体的生命，人对人的统治将被克 服，新的文化和可能性将被打开。他们以人的完美和让现代社会变得更为人性 为目标。 但对于坚持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道主义诉诸于无力的“道德 说教” ，科学地认知社会的发展规律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的原则。 A 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181 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维度开始消退，马克思 主义的学者们开始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为社会 主义人道主义的先知性预言，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 判，即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异 化批判和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堕落的批判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代，左翼的 运动也往往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而被边缘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生产主义范式向消费社会范式的转型，如何将科学与伦理将结合， 即如何在可能世界中发现最好的可能性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研究 路径。 以《后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伦理意蕴》 A 一文为例，胡迪斯（Peter Hudis）在文中认为资本的神秘性在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总是被表现为物， 资本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凝结，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否则就不存在神秘性 了。胡迪斯认为整个《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价值对价值实体的限 度，而社会主义是超越这一限度的唯一可能性。马克思在《1844 年哲学经济 学手稿》中，批评了蒲鲁东试图将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价值的 量的规定性应用到社会主义上来，结果只能是用“作为抽象资本家的社会”来 代替一个个的资本家个体。 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新社会的可能性必须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 存在，否则，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根本不可能出现，而只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 物物变换的阶段，而只能是前行到将作为商品首要规定性的交换价值降低到次 要地位，将共同体的分享作为首先规定的更高阶段。前者是非历史的、机械的 否定，后者才是基于历史本身的成熟而实现的自我扬弃。那种人为地“取消货 币”的做法，只能导致马克思所反对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作为“对整个文 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 ，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在作者看来，对于马克 思来说，仍然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因此是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 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花了诸多精力去研究和讨论资本主义，正因 为他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借助资本文明的成果才成能实现，马克思采取的 就是非常独特的规范和伦理的立场，也就是一种接合、构连，而不是应当 （sol- A Peter Hudis,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Concept of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182 ，即不是康德式的应当，而是奠基于认知对象本身的内在性（immanent） 。 len） 胡迪斯认为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法来自于黑格尔，马克思在 19 岁时的一封信中， 就表明了他对将“是”与“应当”对立起来的不满，并主张从现实中寻找现实 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自己的思想事业开始，马克思就不同于康德主 义，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会反对伦理批判，他采取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式的 内在批判立场，以超越康德的二律背反观。 胡迪斯认为与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坚持了辩证理性 主义的立场，就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所描述的那 样，前者从坚持孤立、原子化的个体出发，从部分出发来理解整体，但整体从 未能得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的具体总体观克服了这一点，对于传统理性主义 者来说，现实就是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被量化的对象，不能被量化的都是不真实 的和不应成为被分析的对象，整个生活世界的竞技场，如非物质的实体、形而 上学的观念、情感等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还愿为物质实体的反映，从而绝对从 历史中抽离出来，用一种非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从而也就未能切合现实 生活的总体本身，也为非理性主义者敞开了大门，非理性主义只是传统理性主 义缺陷的另一面。辩证理性思考的是具体的总体，研究的对象是系统性的问 题，而系统又总是被某个最高的原则所辖制，比如资本主义就是被单一的原 则，也就是资本所治理。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能力思考否定性的问题， 由于不能思考给定世界的另一面，因此就陷入社会关系的有限性中不能自拔。 因此，马克思并不只是系统性地分析了资本，而且他和实证主义不同的地方正 在于他有未来的批判的眼光。 就像柯西克所说的那样，绝对和普遍只能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形成，非历 史地思考绝对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认为虽然社会劳动在社会主义仍然 至关重要，但是其不再是作为资本主义价值基质的抽象劳动，即使具体的生 产劳动可以相互交换的公分母，它预示了一种直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 生产不再以交换为目的，而是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目的，其不再被国家和市场 统治，生产是为了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目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社会 主义社会，产品将是直接的效用，而不再采取价值形式，价值和交换价值也 将被扬弃。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其只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 是专制的政体，也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对象化表达。作者认为，除 了价值形成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还受由世界市场确立起 183 来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制约和统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资料虽然也 受劳动时间规定，但其是实际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者 认为就如马克思在 1843 年所表述的那样，所有的解放都是将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还给人本身。 总之，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是界限 和层级分明的两个阶段，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借助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发 展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劳动不再是间接和需要中介的，而是直接构成 总体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些伦理目标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 冲突和违背，没有了这些理想和目标，就无从谈起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替代， 但这些理想和目标又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而是在其历史发 展过程中逐步展开的结果。 在该书的《政治经济与规范性：马克思论人性和对尊严的追求》 A 一文 中，兰格曼（Lauren Langman）等作者认为西方哲学史上，曾经有诸多哲学 家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人性的，什么是有尊严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但只有 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工资劳动和异化对工人自由、人性和 尊严的剥夺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但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缺陷在于较少关注后 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和伦理基础，当前的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何谓社会主义 的规范和伦理基础。亨宁（Christoph Henning）在《完美主义承诺中的政治经 济：马克思三种批判视角》B 一文中，认为当代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有 三个路径：一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的路径，并且认为其是评判 一个社会好与坏的标准；二是试图超越一切束缚的自然主义的路径；第三是激 进个体主义的批判路径，其诉诸自我实现，即反对某种一般本质的实现。作 者认为三者都可以从马克思某些语言片断中获得支撑。但作者却认为马克思 的理论无涉价值和伦理，他先回顾了凯因（Philip Kain）试图借助康德来伦理 化早期的马克思，C 即认为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把工人当工具而不是 A Lauren Langman and Dan Alba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ormative ：Marx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B Christoph Henning, Political Economy with Perfectionist Premises:Three Types of Criticism in Marx,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C Philip Kain, Marx and Ethics（Oxford: Clarendon, 1988）. 184 目的的做法。 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在《柯亨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限度》 A 一 文中，分析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衰落，不管是柯亨还是 阿兰·巴迪欧，都不再坚守恩格斯的论断： “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者” ，逐步从 革命和经济的立场转变为了伦理的立场，复兴了伯恩斯坦对考茨基唯物主义的 批判。卢卡奇曾经正确地指出，不管是伯恩斯坦的主观主义还是考茨基的命定 论，都存在错失总体性思想的片面性。作者认为伦理和经济不是两个完全割裂 的领域，而是在总体的政治实践之中相互支撑的领域，因此将马克思的伦理批 判和虚无主义的批判等同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并且早就被马克思本人所质疑的 路径。但不幸的是，巴迪欧等人不只是从经济转向了伦理，甚至是从政治退却 到了伦理。 B 产生了众多对资本主义的抽象道德批判，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 讽刺家”的傅立叶被马克思称为“行动的阳痿” 。自受到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 义路径刺激之后，左翼思想家不再幻想一个彻底解放的社会，而旨在寻找主观 个体自由的被承认。 C 随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被 抛弃，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结构也被拒绝，而试图将马克思的理论描述为 规范的政治理论。 D 作者在文中回顾了莱伯维奇的观点： “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真实的人类是唯 一的行动者……然而他也总是强调，他们的行动总是深受限制。 ”E 比如，作者 认为马克思和李嘉图的重大差异就在于李嘉图未能解决为何各种不同的劳动能 够相互比较，而马克思通过抽象劳动概念，指出了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A Paul Blackledge, G.A. Cohen and the Limits of Analytical Marxism, inMichael J.Thompson, Constructing Marxist ：Critique, Normativity, Praxis. Brill, 2015. B Alain Badiou, Ethics（London: Verso, 2001）, 1–2, 4. C 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1987）, 17. E llen Meiksins Wood ,“A Chronology of the new Left and Its Successors, Or: Who’s Old. F ashioned Now?”Socialist Register（1995）: 30–35; and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 tour of Theory（Leiden: Brill, 2006）, xiii. D William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7–168; 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4 and 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London: Sage, 1994）, 20–22, 314–316. E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xvii; xxiii; Michael Lebowitz, Following Marx, 252; cf.Callinicos, Resources of Critique, 258. 185 总是受到竞争的规训。 A 米克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正在于将抽象劳动等 同于具体劳动，斯蒂德曼（Ian Steedman）对马克思的批评同样在于混淆了抽 象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 B 安德鲁·克莱 曼（Andrew Kliman）认为自己同克里斯·哈曼都赞同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时间 性（temporally）系统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解释的关键就是对投入 和产出的估值要用不同的时间，而不能用同一时间。例如，在年初时作为种子 的玉米的价值或价格与年终时收获的玉米的价值或价格是不一样的。以反对同 时价值论（simultaneous valuation）的神话和曲解，即单位投入和产出的价格 是并不是相同的，从这些模型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同现存的、真实的资本主义没 有多大关系，最终却使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变成胡说八道。 但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更在于揭示一般社会生活的动态轮廓，马克思 的价值规律就像牛顿力学系统，其不能仅凭观察就可以断定真假，但却是理解 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 在《实践哲学》 C 一书中，芬柏格认为早期的马克思是伦理化的马克思，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被异化了，人性的真正本质是类本质，其要求 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并且创造出基于合作与创造，而不是竞争的社会制度来， 作者认为马克思重塑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的事实与社会主义的 价值。在作者看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退回到鲍威尔和赫斯的道德乌托邦之中 了，而未能从黑格尔处获得真正实现的辩证可能性。晚期的黑格尔发现其应 该（ought）可以在是（is）的社会中得以实现，黑格尔对康德抽象伦理观念主 义的批判，最终影响了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的趋势中寻找革命基础的理论路线。 芬柏格认为，卢卡奇的分析是正确的，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历史内在批判的 方法，即和费希特的革命乌托邦不同，黑格尔主张首先要理解“是什么”的趋 势，并从历史辩证法视角来理解社会未来的可能性。而这一方法成就了晚期马 克思的思想，即将哲学的观念重构为现实的可能性，哲学和现实的矛盾被重构 A Alfredo Saad-Filho, The Value of Marx（London: Routledge, 2002）, 26− 29; I.I. Rubin, Essayson Marx’s Theory of Value（Montreal: Black Rose, 1973）, 131− 158;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 82− 92. B 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 225;“More on Exploitation and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quiry, 26, 309− 331, 1983, 326. C Andrew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Verso, 2014. 186 为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新的方法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经验的，而是在元批判 的意义上的对立面的综合，从而超越了乌托邦的道德主义。在作者看来，黑格 尔比康德高明的地方，正在于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简单二律背反，在更高的综 合或者全体中思考二者的合解，为全体或者总体思想的运用提供了非还原的社 会历史理论，哲学就旨在发现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转型和变迁的矛盾。 187 俄罗斯 户晓坤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领域：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论研究、马克思与列宁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阐释、 苏联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研究、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问题等。左 翼学者出版了研究苏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反思社会主义实 践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现实等系列专著。 《抉择》作为俄罗斯 21 世纪社会主 义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阵地，立足于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与经济问题，关注 国际左翼运动与思想，尝试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探索俄罗斯替代资本主 义的现代化路径。 《哲学与社会》 、 《哲学问题》以及布兹加林主编的《政治经 济学问题》是近年来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的重要期刊。 2014—2015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包括：Ф.Е. 捷列日尼科夫《马克 思主义原理讲义》；Б.Ф. 斯拉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问题的争议》；布兹 加林等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全球化与俄罗斯的新观点》； 《奥伊 则尔曼著作选编：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 А.А. 科瓦列夫等编《马克思主义： 188 俄国悲剧的原因、阶段与克服道路》；茨韦特科夫《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卢达 科夫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М.И. 瓦耶伊科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布兹加林教授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И.А. 戈巴佐夫《20 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基：阅读马克思》 ；К.Н. 康德拉绍夫与 П.Н. 留布金《日 常生活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尝试》；А. С. 波巴维奇《从管理的官僚主 义到思维的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А.А. 科瓦列夫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开端 到初期》；И.Н. 泽尔诺夫《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21 世纪的观点》； 巴拉耶夫《深思熟虑的马克思》等。 哲学研究著作包括：A.V. 马利诺夫《俄罗斯哲学与历史方法论》；К.М. 安 东诺夫编《最杰出的俄国哲学家：弗兰克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Г.Л. 别基那 编《人的科学新论：纪念弗罗洛夫院士诞辰 85 周年》；阿兰·乌斯与捷特·葛 兰特《反抗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М.С. 科列索夫《俄罗斯的历 史哲学》；Н. 马利采夫《唯物主义的宗教：知识的哲学》；П.Н. 康德拉绍夫《历 史的本体论结构：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Ю.И. 谢苗诺夫《哲学导论：辩证唯物 主义的艰难命运（19 世纪末—21 世纪初） 》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Н.К. 波巴久克《东方复兴的世纪：政治经济学 的人类学》；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全球资本（2 卷） 》 （第一卷《方法论：实 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 ；第二卷《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界 限》 ） ；拉·费利波夫《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П.А. 缅 科夫《劳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М.Г. 扎维利斯基《经济学和社会：第三条 道路》 ；梅德维杰夫《历史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著作包括：理查德·卡萨拉波夫《社会主义：理 论问题》；安那托利·瓦塞曼《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梅德韦杰夫 《俄国需要新生的社会主义》；达维特·施列夫《斯大林战争社会主义：苏联的 镇压和社会秩序 1924—1953》；奥金佐夫《斯大林社会主义时代及其之前的俄 国东正教教会（1917—1953） 》；克卢奇尼娜《不列颠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社会主义》；С.В. 萨伊达诺夫《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改良主义：晚 期的社会政治观新论》；科兹洛夫《我们的课题——社会主义》； 《罗伯特·欧 文：生命和思想》；萨普勒金《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价值文明体系中的辩证 法》；内勒科夫《列宁的合作社社会主义》；巴勒采夫《历史的批判（现代资 189 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崩溃的不可避免性） 》；А.З. 斯利斯《俄罗斯：国家资本 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经济调整的理论和策略》；图甘—巴拉诺夫斯 基《历史发展中的现代社会主义》 ；克拉乌斯·和塞《斯大林社会主义：实践研 ；鲍里斯·米 究》 ；Р.И. 卡萨拉波夫《现代世界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早期论文集》 宁《新社会主义、新世界—新道路：世界重建的新模式》；Е.В. 吉阿诺夫《西欧 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合作社（19 世纪上半期） 》 、 《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否是进步的 火车头？ 》 、 《道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的宣言） 》等。 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包括：О.М. 米都斯《布哈林对马克思哲学的理 论重构》；古塞伊诺娃《列宁和伊涅萨·阿尔曼德：爱情和革命》；Ю.М. 洛普欣 《列宁如何逝世：守墓人的发现》；Т.Г. 卡洛斯科夫等《关于领袖的神话：列宁 博物馆的历史资料》；Б. 伊利扎洛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Г.Г. 合木 勒金《历史学视域中的列宁》；М. 波伊科夫《关于共产主义、斯大林和人的问 题》等。 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合著的《全球资本》 （2015）一书旨在回应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揭示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及其逻辑，是 对近年来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 本书以俄罗斯思想及其独特现实阐释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当 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进行了解剖。全书包括两卷： 《方法论：实证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和《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限制》 ：第一卷继 承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遗产，对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文明的道路进行了 建设性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辩证逻辑的变革潜力，尤其是马克 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证明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理论困境；提供了经济的 “要素周期体系” ，以此在历史和空间范围内定义经济系统的基本参数，制定了 消除社会矛盾和发展积极自由的理论。第二卷对《资本论》的当代性进行了研 究：商品—市场总产品越来越具有拟仿的性质；货币—虚拟金融资本霸权导致 了劳动活动以及人的自由时间和创造潜能的全面异化，并使之从属于资本的全 球化；资本主义积累，即剥夺性的占有构成了市场和资本的社会限制；资本的 全球化导致了帝国主义和畸形全球化的形成；俄罗斯作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 家，迫切需要研究其发展困境及可替代的道路选择。 波巴久克多年来从事经济学人类学研究，在《东方复兴的世纪：政治经济 学的人类学概论》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确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类 190 社会及其发展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宏观视野，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人类学方法对 非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进行研究，力图克服经 济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波巴久克认为，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 体，在经济学框架下往往被作为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下群体整体活动的人格 化，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是淹没不彰的，因此需要对于不同类型的社 会经济结构进行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俄罗斯作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地 缘政治的非典型性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 “东方”具有三个界定维度：以俄罗 斯乌拉尔山脉为界的东方；作为亚非拉美地区传统理解的东方；古典“东西方” 二分法意义上的东方。波巴久克尝试建构区域政治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 为俄罗斯制定社会改革方向和经济政策的支撑。然而，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 场机制越来越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控制，世界市场的统一和资本流通达到了新 的高度，而大规模的现代技术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互锁在一起，从而使基于特 殊性和民族性研究的社会人类学遭遇危机，在俄罗斯表现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统 治。波巴久克指出，俄罗斯作为东方国家的复兴需要寻找替代官僚资本主义的 道路，而这一道路的开启则通过具体地、历史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 治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实现。 《 “我们”和“我”：人道主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一书通过对伊里因科夫、 利弗席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以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来替代教条主义马 克思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基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态度研究当代社 会人同人、社会历史以及自我的疏离，即“文明的崩溃”与“选择性危机” ， 辩证地讨论了个体与类、 “我”和“我们” 、现实与社会理想、知识和价值观、 客观和虚构现实、因果关系和合理性、混沌与秩序、革命的辩证法和历史辩证 法、 “必然王国”和“王国自由”之间的关系。 布兹加林在《反对波普尔：社会自由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指出，卡 尔·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对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及其意识 形态的系统批判，已成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圣经”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处 于崩溃和危机的时代，有必要回应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作者 认为，反对波普尔的核心逻辑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把握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第 二，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多论点展开当代反思；第三，在充满了冲突和威 胁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将社会主义把握为现实的人的解放过程。布兹加林在 191 第一部分“社会及其结构”中讨论了社会决定论、阶级斗争、政治与国家；第 二部分“未来社会的诞生”涉及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道德等问 题；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探讨了马克思的方法、 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新自由主义的复仇、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 对实践的责任等问题。 《从哈贝马斯到布克哈特·利布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基础》一书 研究了社会文化发生全球性转变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流变。作者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定向，作为哲学基础，首先研究了本体论和认识论 的根源问题，继而确立了如何在社会历史中澄清思想实质的方法论，尤其是 社会正义理念。作者从法兰克福学者社会文化理论关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战略 与俄罗斯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思路，阐释了哈贝马斯、阿佩尔、赖福斯特等学者 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许多德国思想家的作品第一次被引入俄罗斯学界，尤 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对话，以及对从革命 时期到现代俄罗斯思想基本方向的研究，如自由派和保守派等。这充分说明并 证实了，将德国理性主义与俄罗斯思想的精神性传统相链接的诉求，并以寻求 克服全球性危机与欧洲危机（俄罗斯文明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出路的努力。该 书包括如下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一般特点及其是否适用于俄罗斯”； “二十一世纪初德国哲学发展历程的一般特性”；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与民主 国家理论” ； “阿佩尔：作为道德哲学基础的先验语用学” ； “阿克塞尔霍耐特：打 造现代思想家的创造性肖像”； “赖福斯特：作为实现‘辩解的权利’的正义”； “布克哈特：基于挖掘政治哲学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传统的对话” 。 《辩证法规律与系统性原则：经验的新研究》一书力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 主义传统中开拓辩证法思想和知识，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即挖掘俄罗斯和印度 的宗教思想和精神教义、俄罗斯哲学中的宇宙无际观和有机完整性来思考存在 的本质，探索整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综合性哲学。第一章提出并证明辩 证法的规律，以补充已有的教科书哲学；第二章提出并揭示了系统理论的新原 则，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科学主义的局限性，重新思考人与世界之间多样性的 关系。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成果与问题（纪 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 ”国际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俄罗斯财经大学承办，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改革”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第三届主题。与会学 192 者会议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所取得的成就，旨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 改革的经验，以创造性思维为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制定 提供借鉴。讨论一般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奇迹：偶然性或必然性？中国模式 国家经济的主要制度？阻碍俄罗斯再现“中国奇迹”的因素？俄罗斯与中国合 作的潜力与前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会放缓？会议包括中国经济、中 国内外政策以及历史、哲学与中国文化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中 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要问题、经济改革在中国与后苏联的区别、中国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俄 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问题、金融全球化与中国货币的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前 景、俄罗斯如何借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动经验；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中国 的对外政策，包括现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中国外交政策在战后时期转 型，中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关于国家在现代进程中的作用，中国政党制度的转型 方向，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稳定的因 素，定向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意义，俄罗斯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第三部 分涉及“中国文化、历史与哲学” ，包括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 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动态，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改革的思想创新， “儒家传统”对于中国 领导人治国伦理的影响，现代中国是混合社会、多元社会还是转型社会？ 2014 年 4 月 17—18 日，举行了“科学哲学的现实问题”全俄理论会议， 旨在讨论现代科学理念在国内外哲学领域的研究动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 展的成果；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世界文明的全球性危机；俄罗斯过渡到后工业 社会的社会经济危机。 2014 年 5 月 28 日，由俄罗斯哲学学会、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召开了国际 ，会议目的在于纪念苏联时期著 学术会议“伊里因科夫的思想遗产与现代性” 名的哲学家、辩证法、哲学史理论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伊里因科夫作 为杰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人学思想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理论 不仅对于哲学本身，而且对于人文科学整体具有重要的影响。会议的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伊里因科夫；理想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 用；活动论观点与人格形成；现代文化教育空间中的人的社会化；俄罗斯教育 改革发展的前景和路径。 193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全俄社会组织“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学 家” 、全俄罗斯人文科学院、 “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与展望”研究项目组织筹 办了国际学术会议“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 ，会议主要研究方向：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路标（方向、政党、活动）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条件：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经验；苏 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权力对比；现代无产阶级的 性质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未 抛弃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第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抉 择性方案。第五，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 就和失败角度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佳方式。 2015 年 4 月，由俄罗斯人文科学院、社会团体“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 。 学家”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祖国恢复大国地位背景下国家和社会辩证法” 会议涉及五个主题：第一，作为原材料出口的外围国家克服对发达国家依赖性 的国家—社会辩证法；第二，摆脱社会寄生买办精英和世界超国家金融寡头桎 梏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三，什么可以和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对主权国 家的解放就其本身而言即社会解放；第四，苏联和其他国家实现社会和民族解 放的历史经验，第五，苏联加盟共和国联盟复兴的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趋势表现在回归马克思的经 典文本，重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其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贯彻和运用，并 划定马克思的方法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之间的原则界限和本 质区别，同时分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黑格尔因素及其影响。相对于 2000 年后俄罗斯学者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解释路 径中所无法克服的实证主义倾向，黑尔格的阐释路径更加具有哲学方法论变革 意义。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论 布哈诺夫与留布金两位学者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六书计划的辩证 逻辑与方法论：全球化社会的预言》一文中研究黑格尔了《逻辑学》与马克 194 思“六书计划”中辩证内容的共性与差异性，分析和揭示这两部著作对于把 握古典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形成过程的意义。 A 两位学者认为，马克思的 著作可分为两大哲学主题：第一，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实现自由的道路；其次， 研究人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述两个主题都是建立在一个 核心判断的基础之上，即人对于周围世界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根本的存在 方式。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的研究，正是通过对黑 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来实现的，表现在《资本论》的复杂逻辑结 构之中。 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思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被看作绝 对观念的逻辑展开的辩证过程。黑格尔《逻辑学》包括“客观逻辑”和“主 观逻辑” ，客观逻辑是关于存在的概念、范畴，其中包含“存在论”和“本质 论”；而主观逻辑是“概念论” 。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在逻辑 结构上具有一致性， 《资本论》三卷在辩证内容上符合《逻辑学》中的“客观 逻辑” ：第一卷“资本生产的过程”对应“存在论”中的“质” 、 “量” 、 “度” （ 《资 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和“本质论”中的“作为反思本身的本质”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到第七篇）；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在逻辑上对 应“本质论”中的“现象”；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逻辑上对应 “本质论”中的“现实” 。反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与货 币”及资本的存在，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商品的存在——使用价值；商品自 身的本质——价值；商品的现象——价值形式；商品的实现——商品过程中的 交流和流通。分析《资本论》三卷的逻辑结构，即资本的存在、资本本身的本 质、资本的现象和资本的实现，依循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逻辑” 。 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了关于模拟黑格尔《逻辑学》中“主 观逻辑”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 史”模拟了《逻辑学》中的“主观逻辑” ，布哈诺夫与留布金两位学者认为这 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一部分正是对于剩余价值产生过程的历史表述， 即对于《资本论》第一卷中逻辑的历史表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著作在整体上 是按照黑格尔“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逻辑结构来创作的， 《资本论》 A Бурханов Р.А.; Любутин К. Н.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Науки логики» Г. В. Ф. Гегеля и «Плана шести книг» К. Маркса: гениальные предвид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195 四卷恰恰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对现代社会的分 析限制在他的主要作品中。随着对于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 总生产过程的研究，他打算在专门著作中调查和研究关于资本的竞争、资本主 义信用、平等、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影 响、外贸、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等现象。在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上述 研究计划被马克思称为“六书计划” 。 如果我们接受《逻辑学》的逻辑内容体现在《资本论》三卷中的结论，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定位“六书计划”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 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从事《资本论》三卷的写作中，改变了原有的“六书计 划” ，并将竞争、信贷、股权、土地等问题的研究列入了《资本论》第三卷中。 然而当《资本论》三卷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马克思在 1862 年 12 月 28 日 写给库格曼的信中，重申“六书计划”逻辑和方法论的重要性。第三卷是从资 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的角度研究竞争，而“六书计划”则是对竞争 信贷、股票、地产、劳动工资等进行专题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 所有阶段遵循“六书计划” ，这样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资本论》三卷属于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的逻辑阶段。 马克思在“六书计划”中对资产阶级社会展开了如下的逻辑研究：第一册 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第三章资本一般：1. 资本 生产的过程；2. 资本流通的过程；3. 两者的统一，或资本与利润）；第二部分资 本竞争；第三部分信用；第四部分股票；第二册土地所有权；第三册雇佣劳动； 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第一册中的“资本一般”在 逻辑内容上对应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逻辑” ，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研究 的对象和的目指向普遍的本质。但是，如果在辩证逻辑中黑格尔的普遍本质被 理解为一般范畴，那么在马克思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 “资本一般”构成了普遍本质。在“六书计划”第一册（ “股份” 、 “信用”和“资 本论”等）考虑建立一个具体的、总的资本逻辑，其中包括一般的和特殊的资 本关系，即研究资本主义的信贷、股份和货币资本市场。马克思 1857—1859 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将“六书计划”中的资本逻辑表述为：I 普遍性：1）a 货币 转化为资本，b 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别人的劳动） ，c 资本要素，根据其涉及劳 动（产品、原材料、工具）进行分类；2）资本的分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 196 资本周转；3）资本的统一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分比值。II 特 殊性：1）资本积累；2）资本竞争；3）资本集中；III 统一性：1）信用资本；2） 股份资本；3）资本的货币市场。 马克思“六书计划”的后五册对应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观逻辑” 或“概念论” 。在《逻辑学》中“主观逻辑”包括：第一部分“主观性” ，它 探讨了普遍的，特别是个人特定的个性，其中包括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形成； 第二部分“客观性” ，它考察了主观概念的客观性的转变；第三部分“理念” ， 它考察了主观和客观如何建立起了具体的、整体的互动，即绝对观念。黑格 尔揭示了逻辑范畴的具体内容以及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即绝对观念 的形成。逻辑范畴的发展和转化过程，是“纯概念”的自我认识过程，也是 思维自身推演的认识过程。从最初的概念“纯存在” ，到最后的概念“绝对理 念” ，是由存在到思维的转化和发展的过程，即客观逻辑向主观逻辑转化和发 ，构成 展并愈来愈达到统一的过程。如果说《资本论》阐述的是“资本一般” 了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的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和它相 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六书计划”则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整体性，其 中处于具体层面的“世界市场”则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基础和生 活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世界市场总体考察时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与 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庞大研究结构中，马克思 的“六书计划”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典范，重新思考并运用了黑格尔《逻辑 学》逻辑结构与内容，从而使研究的视域突破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时代局限， 为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以“资本逻辑”一而贯之的哲 学方法论支撑。 马尔卡诺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原理》一文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 展的迫切现实，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弱化与失灵，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这一努力需 要洞见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辩证本质，即在把握资本 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基础上，运用否定的辩证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发展 道路进行研究。 A 然而在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预设了资本主义的终结， A Молчанов К.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базовых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оложениях теории и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N2（54）, 2015. 197 尚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本质层面的矛盾对立和历史发展之中。否定的辩 证法的运用与贯彻，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本身的恢复，对研究于当代资 本主义现实、探寻可替代方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马尔卡诺夫认为，马克思方法得益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 意识异化”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扬弃，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 逻辑的表达，并且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内表达了新时代的私有财产的本质、人 的自我创造活动、人的劳动本质，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表达，恩格 斯认为黑格尔对于德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否定 的辩证法的运用，起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辩证分析：私有财产作为 现存关系的普遍颠倒，不过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即在私有财产中潜在地 包含着作为私有财产的劳动和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能动 的、内在的矛盾对立关系。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本身，因此异化劳动 表现为主体活动的对象与主体的脱离，马克思所提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可 能，即真正的共产主义正是从资本与劳动内在对立的紧张中产生的，矛盾状态 的解决恰恰是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因此即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 是同一条道路。依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否定的辩证法，即资本的限制 就是资本本身，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并非来自外部的否定和替代。因 此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自我否定的更高阶段，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 因素必须被转化为推动其发展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 其内部的限制，这一限制向积极或消极方面的转化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仍然具有 潜力，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对立的深化是在复杂动态的外部条件下展开的， 包括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社会 化能力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发展模式，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发 展（作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替代性方式而言，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 定性。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人口过剩？马尔萨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多余人”问题》一文涉及现 代全球化进程中人口过剩与贫困问题，彼留科夫分析了马尔萨斯与马克思在这 一问题上的不同方法论立场及其关键性差异。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人 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无论就社会结构还是生存条件而言，产生了大量“多余 的人” ，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合理性和有用性活动范围之外，马尔萨斯主义和 198 马克思主义以截然相反的方法来研究“多余的人” 。A 彼留科夫指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 必需，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虽然人们可以在增加自我生存的数量的同时， 扩大适合农业用地及其强化土地的使用，但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 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的事实并不改变。由土壤性质以及生产潜力逐渐降 低，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而是到一定限度之后收益递减。人 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 量。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其生存境况永远也无法得到 明显改善，人口繁衍超过生存手段是下层社会灾难的原因。按照马尔萨斯的 观点，不可能通过贫富之间的资源重新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慈善事业是无用 的，立法、税收等方式对穷人的支持本身造成了底层苦难，是罪恶和懒惰的来 源。因此，改善穷人局面的唯一途径在于减少人口的生产，这将克服贫困，提 高底层民众的参与感和幸福感。对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评大致来自三个方 面：认为他忽略了人口增长时的迁移因素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资料的 可能性，马尔萨斯理论违背了历史和民族志资料。而且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全球 变化已经过渡到工业社会，在“人口爆炸”阶段之后伴随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逐 步下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若干规定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历史，往往落入 “马尔萨斯陷阱” 。然而，它几乎没有向我们表述，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 现代进程中人口转变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 彼留科夫认为，上述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尔萨斯用生物规律解释社会现象以及人类历史，并投射到 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把现代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作为一种 “自然”和一般的、唯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强调形而上学的、永恒的自然法则， 马尔萨斯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相对立的方法论。马克 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仅仅是人类社会历 史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一，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人口规律并不是 自然的、永恒的，而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采取 历史方法在根本上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无论是亚当·斯 A А.А. Бирюков – Избыточно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Мальтузианство и марксизм о проблеме «лишних людей»,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No.12. 199 密、李嘉图，或者马尔萨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 生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规律在根本上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 产方式，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生产主 要动机和最终目的是追逐利润，为了永久性地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生产率，需 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大量的就业人口被转化为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在经 济繁荣时期会不同程度地施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时期又抑制现役 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而人口 规律的作用范围则被限制在符合资本积累和剥削的界限之内。过剩劳动人口是 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马克思在产业后备 军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深层矛盾与对抗的结论。如果马尔萨 斯人口过剩是来自一般规律，那么马克思认为人口相对过剩，不是抽象的、非 历史的规律或自然法则，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无产阶级绝 对贫困化等已经不合时宜。然而收入在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的增长趋势贯穿整个 二十世纪，生产过剩、过度消费和人口过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形成了某种微妙 的平衡，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完美三位一体” 。绝对贫困是资本主义 积累不可或缺的历史趋势，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 系的演变实际上导致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化。随着现代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和 美国的深化，伴随福利国家的“紧缩”制度，社会支出和公共部门进一步的削 减。强资本弱劳工仍然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基本格局。马尔萨斯人口过剩和贫 困化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英国资产阶级以马尔萨斯 主义作为武器，得出结论认为，支持穷人的制度是推动该国的贫困化的根源。 马尔萨斯主义对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人口论的变 种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待劳动力的市场化态 度便依循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和西欧的战后福利国家的复兴依赖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凯 恩斯主义，创造有效需求、消除社会阶级冲突，采取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保障 社会群体充分就业以及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实践方案。然而，20 世纪 70 年 代的“大萧条”充分暴露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与统治精英利益之间的冲突，凯恩 斯主义立场违背了资本积累的基本原则。 “充分就业的经济模式”意味着工人 200 将获得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永久工资增长的保证，战后工资的增长已导致全 球劳动力成本的增加。20 世纪 70 年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结构性 转变，凯恩斯主义解体向撒切尔和里根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在社会生 活领域普遍引入“自由市场”并向公共领域扩张。这种“优化”的社会后果 是灾难性的：失业人数激增，实际工资下降，福利和养老金减少，降低社会开 支、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均等，失业和贫困成为国家经济复苏的必要手 段。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绝对贫困的再现，对于穷人的排斥与隔离成 为实现资本主义积累空间的战略。 （三）对经济主义的批判 谢苗诺夫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研究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及 其一般范畴的抽象方法。 A 谢苗诺夫指出，政治经济学在狭义上是指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在广义上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生产和产品交换规律的科 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作为单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或者一般经济 理论，就本质而言它是历史的科学，涉及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生产方式，必须 首先研究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才有 可能建立适用于一般生产和交换的科学，作为一个抽象，能够把不同历史阶段 的共同规定提示出来，便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过程，然而这个一般的经济范畴却 是由许多不同规定组成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一般经济学家的区别，恰恰在 于通过特殊规律的比较把握其本质差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定方面，进 而对经济关系的现实运动进行科学的叙述和把握。谢苗诺夫基于上述抽象的方 法力图阐明“劳动与生产” 、 “作为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社会生产” 、 “占有关 系—分配方式” 、 “占有的基本类型：所有权、占有、支配和使用” 、 “分配和交 换关系，作为所有权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级、二级和三级” 、 “社会产品的分配原则” 、 “分配、交换和再分配” 、 “社会经济和劳动组织关系” 等一系列不同规定及其相互作用，通过作为社会生产总体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 关系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加以说明。 普拉霍洛夫《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经济主义》一文分析了经济主义的哲 学基础及其对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影响，对经济主义与机械论存在的不 A Семенов Ю. И.Экономика как базис общества: общий категориальный аппарат скачать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1（73）/2014. 201 足和发展进行比较，即机械论以实证主义的精神代替了自然科学观的哲学本 体论，经济主义取代了人文科学的社会本体论。 A 经济活动为人类社会生活 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不能取代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断 言人类社会生活服从经济原则的态度在根本上意味着经济主义的世界观，经 济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国家的政策具有偶像崇拜和排他性，因此 必须讨论经济学与经济主义之间的差别。普拉霍洛夫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 本身是通过改变周围的现实世界实现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将实践活 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或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经济主义预设了理性的经济人及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无限潜能，并且将财富增长作为解决贫困失业、社会矛 盾和冲突的根本路径或手段，虽然它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结果。然而经济主义 并非经济学本身的态度，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活动不过是社会的一 部分，但是经济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循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 即“无法在好和坏之间选择，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 ，国家、社会以 及个体成为经济活动的手段， “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显著变化即构建“垂直权 力”通过政府管制推行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复兴，而另 一方面也使得现代俄罗斯社会矛盾激化。探讨经济主义的哲学基础表现在机 械决定论中，即采取还原论的方式简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实证主义的技术 分析消解人文科学社会本体论；依循单一因果的、经济主义的历史叙事。对 于经济主义的批判表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从社会生活整 体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并且将人对物的依赖性作为必须扬弃 的社会阶段，马克思为经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在于人的社会化生活本身，即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给予经济科学以哲学 辩护，经济活动的研究仅仅抽象为纯粹的技术性的，而不对经济活动本身做 价值判断和审视。纯粹经济活动导致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与社会的分离。 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反对这一单一取向，并对社会民主党的经济 主义进行了批判。 谢苗诺夫在《经济与社会：决定方法论》中讨论了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关 A Прохоров М. М.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экономизм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202 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表现形式。 A 谢苗诺夫指出，经济 被理解为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体系，即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生产物质财富的过 程，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 社会，而对于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不适用的，这一立场淋漓尽致地 体现在 20 世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波兰尼的著作中。波兰尼通过经济学人类 学方法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在前资本主 义社会阶段，对于社会生活起到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经济活动或市场交换，市场 不过是嵌含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人与之间的社会生活依循通过风俗、习 惯等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传统规范，但是自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转 型，导致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且越来越构成对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 定性作用。因此波兰尼充分肯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对于社会的决定性， 经济不只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而且决定了所有的社会结构。然而， 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在经济活动上的根本区 别，导致波兰尼对马克思进行了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波兰尼的上述观点在经济 学人类学领域被他的继承者所坚持和发展，道尔顿认为马克思错了，经济组织 不会对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起决定作用的是亲 属关系、部落、政治权力和宗教义务等等。1956 年苏共会议提出并明确了资 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俄罗斯历史学家丹尼尔声称，主导 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恰恰是非经济因素。 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 程，经济作为基础性的决定力量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支配着古代和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独立于 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力量，决定了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 研究资本主义，并认为经济科学成为唯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 经济关系简单地决定了人们行为方式及活动动机。谢苗诺夫指出，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 A Семенов Ю. 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способы детермина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3 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独立于人的意识或意志。然而经济基础对于社会 的决定方式是不同的，第一种方式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对于人的思 想、意识以及行为的直接决定作用；第二种方式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 某种社会意志的中间环节作用于人的思想、意志以及行为。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2014—2015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趋势在于文本转向，俄罗斯 左翼学者在当代语境中对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进行文本解读，形成了关于列 宁的物质观以及哲学的党性问题在认识论和政治哲学不同方向上的阐释路径， 并且对马克思的“感性活动” 、社会理想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自由的本质以 及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关于列宁思想的认识论路向与政治哲学解读 《西方哲学与苏联哲学中的物质问题》一文对西方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关 于物质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 A 叶拉京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 实体或客观现实的物质界定、实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的统一性等问题 上存在争论，苏联哲学延续了古典西方本体论的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在本体论 领域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叶拉京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关于物质的观念及其演 变进行了梳理，物质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古代哲学家最初将可变性和多 样性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原则，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将空虚中彼此相连的原 子作为世界存在的基质。而物质的抽象概念通过巴门尼德建立起来，探讨存在 的逻辑前提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方向。亚里士多德将“质料”当作事物运动变 化的载体，从质料与形式、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角度揭示实体的本质和意义，中 世纪神学则把质料解释为上帝创世时最初创造的原材料，并区分了“存在”与 “本质” 。在近代哲学视阈中，笛卡尔指出，本体即“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 而自身存在的东西” ，认为只能通过属性认识本体，在认识论意义上区分了思 维与广延两种属性，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心灵与物质关系的讨论。斯宾诺莎坚持 A Ерахтин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матер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1（73）/2014. 204 上帝是唯一本体的一元论，莱布尼茨认为只有精神性的单子才能充当本体，在 近代哲学框架中，物质越来越成为被封闭在思维范围中的抽象的物性。 叶拉京指出，从历史上看，物质问题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家关注的焦 点，列宁通过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对“物质即广延”旧唯物主义进行 反驳，即“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 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然 而列宁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列宁关于物质作为客观实在的界定，其 预设了主观实在的逻辑前提，导致了主体与客体二元论的存在，与唯物主义一 元论的立场不相容。列宁是从“感官知觉”去定义“物质”的，物质不过是通 过“感官知觉”把握到的事物的共同属性，其内涵中依然包括了“广延” ，在 认识论范围内“物质”的“第一性”是相对于“认识” （思维）而言的，它不 仅是感性认识的来源，也是直观与思维的对象。叶拉京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 范畴的关系》一书意味着从苏联哲学本体论视角的复兴，列宁关于物质的界定 问题在于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而导致本体论的缺失，即物质与意识作为世界存 在的统一性不是在思维领域中被逻辑推论和证明的，物质存在是现实的、客观 的实在本身，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世界作为整体在主观和客观 方面的统一，需要消除将物性作为物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局限并转向本体论才 是可能的。 伊戈尔·潘廷在《列宁作为一个政治哲学》中则跳出关于列宁物质概念 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争的框架，强调其哲学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的特殊功能和意 “列 义。A 伊戈尔·潘廷指出，关于列宁的哲学思想，葛兰西有一个基本评价： 宁是以哲学的方式活动的政治家” ，或者说应该在他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哲学著 作中去寻求其世界观的真正立场，在大多数人看来，列宁首先是政治家，为无 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策略，然后才是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成为俄国工人 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革命的基础。然而，正如列宁指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 并没有理解《资本论》中黑格尔的方法论，基于俄国革命独特社会现实，列宁 对于现实的辩证分析与策略斗争不同于概念的辩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被人所 理解，这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之间的尖锐冲突和批判中。伊戈尔·潘 廷认为，有必要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恢复列宁政治哲学的真谛和意义，正如齐 A Игорь Пантин, В. И. Ленин Как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нлософ,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2014.No4. 205 泽克所指出的，当今需要重新挖掘列宁的遗产。因此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澄 清：首先，斯大林不能够作为“列宁伟大事业的延续” 。其次，列宁的政治哲 学，首次瓦解了“科学”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被资本主义一般概念所 遮蔽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同形式或类型的可能性。最后，列宁政治哲学中 的一些基本判断符合今天俄罗斯的情势，列宁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 然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无法建立欧洲的发达资 本主义模式，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边缘化地位。 马克思与列宁在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着共性与差异。对马克 思而言，通过唯物史观确立了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并 且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 式的内在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 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要求分析和解剖社会生活的矛盾和过程，将基本 原理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考察，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 西内战》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解剖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变的 典范。列宁对于马克思的坚持和继承，恰恰是体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俄国革命 和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现实，基于政治运动的唯物主义具有行动策略 的意义和功能。列宁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经济主义 的层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根本上需要通过政治斗争的行动来实现， 对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现实及其具体性质的辩证分析，表现为行动和斗 争过程，这种努力并不能够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而 随意拒绝。在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前提下， 通过外部灌输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通过党性原则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进行划分，在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具有批判资产阶级虚幻意识形态 的革命性的和实践性意义，列宁对马克思的辩证理解旨在超出纯粹的、思辨的 限制，克服第二国际自然进化论与经济主义的立场，表现为克服“自在之物” 的自为的主体能动性，即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鉴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新的 条件下重新思考和定位行动策略与斗争方式。如果我们跳出以本体论和认识论 路线解读列宁思想的哲学框架，回到政治哲学的实践维度，列宁思想的当代性 才会重新在场，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重述列宁就是再造“真理的政治” 。 （二）马克思的“感性活动” 德卢加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的活动”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德卢加 206 奇认为，将卡尔·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最 后代表，这仍然是现代西方学者的解读方式之一。 A 马克思开启了一场“哥白 尼革命” ，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颠倒，这一工作的完成为后来成熟时 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哲学方法论的 支撑，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劳动与异化劳动、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正是建立在“感性活动”哲学本体论根基之上。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实践” 、 “感性活动”作为现实 的人的存在或者人的现实的存在，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正是在改造对 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正是通过感性活动，自然界才成为 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或他的现实。 “类存在物”的用法正是针对黑格尔作为“纯 粹活动”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被设定为“自我意识” ，人的活 动不过是自我意识本身的活动，因而由自我意识所设定的对象不过是虚无。与 思辨思维的主体或者“自我活动”的绝对主体相对立，马克思将“活生生的、 感性的、具体的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展开的方式。德卢加奇分析劳动工具 在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方式指出，对象之所以成为人的对象，取决于对象 的自身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独特性，即人的现实的存在方 式，也即马克思后来所谓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人在对象中确证了自身的 存在。而人拥有音乐感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正是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客观展开的丰富性、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感觉的形成恰恰是感性活动的结果。 “感性活动”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概念是非常接近的，人 的感性活动被理解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现实发生过程，即人在生产自己的生 活资料的同时也在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不是借用了 黑格尔的概念，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历史发展 的方向而言，黑格尔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为起点，以自我意识理解自身的绝 对精神结束，从而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思辨的、逻辑的表达，而马克思将个人的 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作为感性世界的存在基础，从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观念 的形成，把理解现在作为解释过去的前提，即所谓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 是一把钥匙” 。德卢加奇指出，人们的历史活动总是取决于前人所创立的历史 条件，但是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 A Т.Б. Длугач, Маркс: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2. 207 和现实力量，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感性活动作为人的历史性 的存在方式，将过去和将来统一于现在之中。马克思拒绝了近代以来的两条道 路，一是由笛卡尔所确立的思维主体的内在性原则，并在“自我意识”和对象 之间划定了无法跨越的鸿沟；二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马克思将感性活动引入 到了抽象的思维领域，建立了人与自身思维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新发现意味 着，个人的自由意志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而在黑格尔那里主体不 是真正的人，而是抽象的思维。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新的基础解决传统西方哲学 的困境。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奥列尼科夫从“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人”的内在统一讨论了马克思 社会理想的现实性问题。 A 社会理想的科学性，即共产主义作为“真正的科 学” ，并非在于对未来理想模型的预见和描绘，而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解剖和把 握，需要通过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实际过程的研究来获得，并表现为社会历史 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建立在科学依据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 然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或者被实证地解释为一个可以自然到达的客观历史进 程，或者被抽象地扭曲为阶级意识的人格化。奥列尼科夫使用“成熟人的成熟 社会”的双重限定，力图克服对社会理想的单纯客观的或主观的解释路线，从 动态的角度强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 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基本立场。 奥列尼科夫指出，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生产关系的生产 和再生产，并深入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建制，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内 在矛盾中来讨论人的存在方式，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的生存状况，其 缺失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并未达到人类发展的成熟状态，而异化状况正是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结果，由于普遍的物质交换以及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恰恰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 在这一社会阶段上的内生矛盾体现在，一方面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人的普遍 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产关系的 日益狭隘化。旧的社会及其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恰恰构成了成熟人的成熟社会 A Олейников Ю. В. Зрелое общество зрелых людей как социальный идеал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8 的历史前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积极扬弃，表现为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的生命表现作为社会生活 的表现和确证，现实的个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社会本身生产作 为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的成熟的人，意味着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 的人的复归，自由王国作为社会化的人或者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人终于成为自 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同时社会也是由人 所生产的，而成熟的社会正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基础上的自由 人的联合体。与此同时，奥列尼科夫强调，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作 为人的解放的现实的、必然的环节，而非人的发展目标或者社会形式，表现为 人作为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过程，历史性生活过程构成了成熟人的成熟社 会的现实基础。 （四） “自由”与“自由主义”批判 戈巴佐夫在《自由：幻想和真实》一文中着重指出，自由不是现成的状 态，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过程。 A 所谓“自由”概念经常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政治，戈巴佐夫梳理了霍布斯、 伏尔泰、霍尔巴赫等关于自由的经典理论，并依循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界定，强 调指出，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表现在，动物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 的，但是人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自由的 根基在于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生活世界的不断丰 富，是人的生活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然而在人类的社会生 活中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者一种现实的状态，社会赋予个体某种程 度的自由，并通过限制个体自由使之符合社会要求。戈巴佐夫认为，自由是展 示人类自身身体和精神潜能的机会，使人能够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来丰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即培育全面的人，而这一切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戈巴佐夫指出，随着人越来越自由地参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资 产阶级社会兴起扩大了人类的自由空间，其获得了经济自由，即成为独立的人 格主体。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废 除了阶级特权和等级制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即由于生 A Гобозов И. А.Свобода: иллюзи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3（75）/2014. 209 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工人拥有的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 是充满悖论的，资产阶级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迈向自由的条件。在后资 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由人类 生活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由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自由 的具体实现则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 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全人类的还是非人道化的？ 》一文中，巴菲洛 娃提出了如下问题：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全球化运动互锁在一起，成为捍卫和推 动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然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价 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并构成了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 A 巴菲洛娃 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历史进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自由 主义嵌含在独特的历史结构背景和经济生产方式之中，生命自由、基本人权与 财产权利构成了维护市场经济效率与自由的制度伦理和信念基础，建立在私有 财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冲破一切限制开拓了道路，大部 分人认为苏联经济的低效恰恰在于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苏联解体后 的一系列国家改革都是以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似乎只有私有制、 自由企业和创业精神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运作，然而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 胜利恰恰以对效率的追求替代了自由的价值目标，放弃了自身的价值传统，自 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成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 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也即构成了全球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并从属于它的经 济功能，自由思想退化为崇尚纯粹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因此重估一切价值需要 跳出西方哲学传统和价值观。 亚历山大·尼基福罗夫研究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B 所谓“自由主 义”在这里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宣告个人权利与自由具有最高价值，这一信 念是任何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英美政治自由主义者围绕着罗尔斯《正义 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而展开，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假设去讨论在 原初的平等状态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建立社会秩序的公正原则，为了保证“社 会契约”最充分的平等和公正，人们需要悬置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体能力、宗 A Панфилова Т. В.Ценности глоб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мира: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или обесчеловеченные?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4）/2014. B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ифор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основаниясовременноголиберализмаАльтернати ва, 2015.No3. 210 教信仰以及所处社会地位，在这一状态下人们的选择会基于三个基本的正义原 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差异化原则。 “无知之幕”清楚地表达了 个人自由的抽象本质，其结果是，个体自由主义成为一个抽象的质点或者孤立 的原子个人在社会空间发生彼此联系。尼基福罗夫指出，如果我们剥夺了每一 个人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和社会关系，剩下的不过一个生物有机体，松散 地遵循着作为本能的意识，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的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正是以这一抽象的原子个人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却赋予其 彼此需要、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人类社会想象 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人们交换物品和服务。对于弗里德曼而言，个人不仅仅是 一个自由的原子，而且作为商品而存在。如何兼顾个体自由与普遍的相互依赖 关系？在原则上有两个原则规范着基本的经济活动：第一个原则是现代极权主 义国家的集中领导；第二个原则是个体之间的自愿合作，即通过自由市场来实 现个体的自由，市场为个体自由提供了机会和保障，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 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构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 石。尼基福罗夫最后指出，自由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他剥夺了任何 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然而抽象的人类个体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被赋予了 自我保护、繁殖等动物本能，因此，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人的生物特性，而非 处于社会有机整体中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交往关 系，孤立原子个人彼此之间基于个人利益按照某种比例进行商品交换，整个社 会被看作一个人们彼此交换物品的大市场，瓦解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将人降低到掠夺性动物的水平。 四、苏联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2014 年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奥伊泽尔曼诞辰 100 周年、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两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 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其共同之处在于拒绝苏联官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 要求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以及在哲学史发展历程中定位和阐释马克思哲学 及其辩证法，挖掘苏联时代的哲学思想成为俄罗斯左翼学者回到马克思的契机 和路径。鲁宾斯坦作为苏联时期具有奠基性的心理学家，其主体心理学对哲学 本体论复归，在当时对于克服列宁哲学的认识论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211 （一）奥伊泽尔曼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哲学问题》对奥伊泽尔曼进行了专访，并且发表了关于奥伊泽尔曼思想 研究的系列文章，卡萨文在《奥伊泽尔曼在本世纪的哲学道路和成就》一文中 ，奥伊泽 梳理了哲学家的研究道路和思想历程。 A 第一阶段（1936—1946 年） 尔曼充满热情地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研究和阐述中， “马克思的学说 是万能的，因为它是真理”成为这一阶段哲学家的思想信念；第二阶段始于奥 伊泽尔曼拒绝浪漫的幻想，真正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 形成过程。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 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西方哲学思想研究结合起来，1955 年出版了两 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1848 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和《德国古典哲 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奥伊泽 尔曼转向近现代西方哲学，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使之成为世界范围 内最具有影响力的苏联哲学家，本阶段的研究高潮是 1962 年出版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形成》 。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奥伊 泽尔曼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新实证主义、存 在主义、西方社会学和美学。第三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对西方哲学史 的理论研究，奥伊泽尔曼将对哲学的历史阐释方式作为理论事业，专著《哲学 是哲学史》 （1967）与文章《什么是哲学》 （ 《哲学问题》1968 年 11 月号）开 启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即真理的性质及其日常思维的特 点，关于哲学以及哲学史的本质思考推动了奥伊泽尔曼对元哲学问题和思想史 的研究；第四阶段以专著《哲学史科学诸问题》 （1962）和《哲学的基本派别》 （1971）为标志，奥伊泽尔曼转向了历史方法论，研究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 哲学本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哲学不是逻辑的诡辩，而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 果。半个世纪以来，奥伊泽尔曼一直努力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他的文章《加 速战略：哲学和社会学问题》 （ 《哲学问题》1986 年 11 号）旨在寻求改变苏联 国民经济停滞的方法。第五阶段即苏联解体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奥伊 泽尔曼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一系列转变与不同的阐释，苏联解 体后奥伊泽尔曼在《自由思想》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否改变 A И.Т. Касавин, Путь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одвиг Теодора Ойзерман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5. 212 了》 （1991） 、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1993） 、 《列宁对马克思的阐释》 （1996） 、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1996） 、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 （1998） 、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1999） ，在《哲学问题》发表系列文章对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然而对奥伊泽尔曼的评价却充 满了争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他的修正主义倾向和对理想的背叛，自由 主义者则认为其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为修正主义辩护》 （2005）一书中， 奥伊泽尔曼拒绝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将其作为一个普遍的、积极的概 念，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后来的著作还包括《康德与黑格尔：经验 比较研究》 （2008） 、 《哲学的矛盾》 （2011） 、 《思考录》 （2012） 。 古谢伊诺夫阐释了奥伊泽尔曼基于哲学史与哲学自身内在统一的高度定 向元哲学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A 古谢伊诺夫指出，奥伊泽尔曼在学术界被公 认为哲学史家，他将哲学的本质定位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由黑格尔提出 来、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基本立场成为社会认知的重要 方法论，在奥伊泽尔曼那里得到了深刻的阐述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哲学自身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受到了后现代的质疑，重新 思考哲学的性质及其存在的特殊性，成为奥伊泽尔曼思考的元哲学问题，而他 的方法正是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寻求解答，强调哲学史科学不是历史和哲 学的交叉，而是由客观所制约的哲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这一发展过程 的批判性思考和自我意识，从而克服虚无主义与绝对真理的独断论倾向，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想、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的 高度定向哲学自身，构成了奥伊泽尔曼独特的哲学史论，古谢伊诺夫将这一哲 学史论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哲学对象的课题化；哲学作为其特殊性表现的多重 化；哲学的两极化。 哲学史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 奥伊泽尔曼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即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整体性理解，苏联 时期哲学被简化为两三个的教条公式，奥伊泽尔曼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新定 位，实际上是为了批判和克服这种倾向，并且奥伊泽尔曼需要解决辩证唯物主 义的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困境及其与其他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首先，就哲学的 研究对象而言，奥伊泽尔曼指出，哲学作为一个充满了困难、悖论和矛盾的 A А.А. Гусейнов, Патриар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5. 213 特殊社会意识领域，趋向于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和理解，与明显的常识相互冲 突，以哲学方式把握现实的特点在于辩证理念的运用与贯彻。哲学包含在哲学 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理解之中，哲学的主题内容不是预设的理念，而是开放问题 领域，即在日常和历史的、个人以及全人类经验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问 题总和，正是由于任何哲学体系或哲学理论都不能涵盖全部问题，而是基于特 定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哲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哲学和科学等 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并且受到时代本身需求和知识水平的客观 限制。因此，这就造成了哲学学说在数量和观点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甚至彼 此对立、冲突和矛盾，然而哲学领域中的统一性恰恰是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之 上的，哲学学说的分化表现了本质上的客观过程，这种分化同时也形成了更本 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不排斥，而且必须促进某种充分的哲学综合，而不是 简单的抛弃存在分歧或与之对立的世界观，哲学综合丰富和深化了以往的哲学 理论并使之具体化，因此，哲学世界观的分化是一种研究性的探索过程，相近 的观点得到比较，分歧得以澄清和论证，而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充实新内容的过 程，在上述意义上哲学世界观的分化是哲学进步的特殊形式。哲学学说不断分 化的历史，其必然结果是哲学的两极分化，即形成截然不同的、相互排斥的哲 学，两极分化的重要形式便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古谢伊诺夫认 为奥伊泽尔曼关于哲学的多样性、多元化和两极性的立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 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哲学以及哲学历史科学作为一个多样性的内在统 一过程的理解。而奥伊泽尔曼的哲学观建立在他对哲学史及其材料广泛分析的 基础上，他对近代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法国启蒙运动，以及 康德、黑格尔、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包括叔本华和尼采哲学。 古谢伊诺夫指出，奥伊泽尔曼是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 ，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断的主张和教条式的表达” 内部开启的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发展方式，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传 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是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而且需要被丰 富和发展。奥伊泽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哲学，同时也具有意识 形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中就包含着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性质，并且 论证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固有的东西，乌托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 意识出现在近代，而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奥伊泽尔曼进一步探讨 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因为党派斗争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旗帜和教条，这 214 一转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开始，列宁对当时苏联以及国外的修正主义采取 驳斥的态度，并把学术争论变成政治批判，以政治权力为思想自由划定了范围 和界限。 奥伊泽尔曼在苏联哲学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并实现了从苏联到俄 罗斯哲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哲学在苏联时代经过几个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与革命理念的连贯性 和系统性；1930—1940 年，革命理念转变成表征党的意志并直接从属于现行政 策的意识形态工具；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回归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流， 奥伊泽尔曼承担起了俄罗斯哲学复兴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即反抗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教条式解读和对修正主义的拒绝，重新发现和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 其科学成就的思想起源。20 世纪 90 年代，在以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重新定位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系统的背景下，奥伊泽尔曼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积极反思与创造性发展。 （二）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阐释 《哲学问题》发表了伊 2014 年是苏联哲学家伊里因科夫诞辰 90 周年， 里因科夫思想研究的系列文章。马伊达斯基在《伊里因科夫与西方马克思主 义》一文追述了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关 系，特别是关于他与卢卡奇、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之间的思想交 集与分歧。 A 伊里因科夫首先反对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论和辩证法 简单地附加在一起；虽然他依循了黑格尔路线以辩证法为研究核心，但是在 对待本体论的态度上却与卢卡奇相悖；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重 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法，但却试图清除在伊里因科夫体系中的黑格 尔因素。 马伊达斯基指出，伊里因科夫被评价为拥有“欧洲头脑”的俄罗斯人， 他继承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与精神，在逻辑上一脉相承。俄罗斯哲学则视西方传 统哲学中理性的绝对命令，以牺牲逻辑思维为代价建构情感世界，俄罗斯哲学 （别林斯基） ， 家认为，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抽象体系中“感受到了血腥味” 认识论只是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的仆人。伊里因科夫从最初的哲学研究开 A Майданский А.Д. «Русский европеец» Э.В. Ильенков и западный марксиз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за 2015 г. 215 始就反对这一态度，他的毕生努力是逻辑（大字字母） ，即精神世界的规律或 “辩证法理想” 。他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哲学，思维就其现实性而言，正是 通过各门科学的努力达到对自然和社会的本质把握， “作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 辩证法，具有世界观意义” 。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认为伊里因科夫是捍卫“抽象的认识论”的反叛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一开始就认同和支持他，在得知他因为认识论上的错误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公开 支持他，他的文章也被迅速翻译为意大利文。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 伊里因科夫消除斯大林在苏联的影响，但是由于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路线，与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很难衔接。 马伊达斯基指出，在对待黑尔格哲学的态度和立场上，与伊里因科夫立 场最为接近的是卢卡奇，伊里因科夫与他的两个学生翻译和写作卢卡奇关于青 年黑格尔的书评。在 1956 年秋季匈牙利起义发生，卢卡奇作为政府文化部长， 他的著作无法在俄罗斯出版。马列耶夫参与了翻译卢卡奇关于黑格尔的著作， 对苏联哲学史进行梳理，并写作了从卢卡奇到伊里因科夫“创造的马克思主 义”专题文章，他们致力于对辩证法范畴的理解，被认为是反对庸俗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黑格尔派” 。马列耶夫研究伊里因科夫与卢卡奇关系的时候，显然 忽略了两者哲学主题上的显著分歧，卢卡奇的哲学远远超出了逻辑和认识论， 回到黑格尔“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构筑所谓的“社会 存在的本体论” ，而伊里因科夫则拒绝本体论，反对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 诉诸本体论解决存在问题，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区别本身是虚构的，是 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观念的基础上的，伊里因科夫捍卫唯物主义“存在 和思维的同一性”原则，他认为本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并且反 对两种倾向，即“胡塞尔路线”和“孔德路线” ，前者没有超越“自我论”的 局限，而后者则单纯模仿物理学和数学的思维和观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正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通过哲学的视角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依循从 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步骤。在伊里因科夫的眼中，本体论是病态的辩证法， 健康、自然的辩证法是“关于思想的思想”——逻辑。在这方面，伊里因科夫 与卢卡奇的立场是完全相悖的。 伊里因科夫的《科学与理论思维中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的辩证法》一书 写于 1956 年，但是受到当时的政治压力，该书做了大量修正和删减，去除了 具有“黑格尔”倾向的内容和对形式逻辑的批评，在 1961 年改名为《卡尔·马 216 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的辩证法》得以出版，一年后被翻译为 意大利文并出版。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卢西奥科莱蒂为本书写作了 序言，这部著作受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一方面由于伊里因科夫提 出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研究涵盖了意大利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主题，即马克思作品中历史的、具体的抽象概 念。德拉—沃尔佩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清除掉一切黑格尔的杂质，他用 “确定性的或者历史的抽象”反对黑格尔的“普遍的抽象” 。伊里因科夫将其称 为“具体抽象” ，如果一般的抽象仅获得的相似性，表现为事物的共同特征， 具体的抽象将形成作为整体性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更高层次的抽象将 事物的不同规定性“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德拉—沃尔佩看来，在历史 特定的范围内各种表面上孤立的物质现象实际上是互相规定、互相表现的，表 ，马 现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整体，这种抽象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实际上的真理” 克思能够“用哲学逻辑建构实验—历史的科学” ，历史将变成一门按照经验研 究方法搜集证据建构起来的经验科学。在德拉—沃尔佩等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改 革中试图清除黑格尔的因素，伊里因科夫则通过黑格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方法进 行反思和重新阐释，这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后记中“公开宣称自己是伟大 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的立场。 马伊达斯基认为，伊里因科夫部分地同意科莱蒂对黑格尔辩证法公式作 为“先验计划”的批评，认为应该代之以具体过程和社会现实，而黑格尔与普 列汉诺夫、斯大林等构成了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伊里因科夫认为，科莱蒂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体系的傲慢和轻视的态度，遮蔽了其中所包含的真 实的东西，即经验事实和现象的世界。科莱蒂将伊里因科夫作为自己的盟友， 因为他们共同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科莱蒂认为伊里因科夫最终 并未完全将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割裂，在关于解释矛盾的客观现实这一方 面，科莱蒂与伊里因科夫就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对于后者而言，它彻底禁止将 科学思维中的矛盾倒退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他批评科莱蒂总是试图建构 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然而辩证逻辑不仅不需要惧怕矛盾，而且直接和立 即要求有目的地寻找和准确地捕捉这些矛盾，基于主体的客观现实从事物自身 的运动与发展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在现代西方哲 学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时间已经证明了伊里因科夫与科莱蒂争论的正确性。 伊里因科夫由社会分工导致了异化，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异化，社会主义 217 公有制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在现实中，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实践还是私有 的。伊里因科夫很难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般“潮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试图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将辩证法驱逐出自然、将其范围限制在社会存在 领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他是一个局外人。 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曾将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先驱进行研究， 两位学者最为赞赏斯宾诺莎思考具体的倾向，并批判黑尔格在思想与现实、抽 象与具体关系上的倒置。如果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斯宾诺莎文本中寻找 纠正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伊里因科夫则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想史 上写下了斯宾诺莎的名字：斯宾诺莎试图通过一种更为深刻的一元论克服笛卡 尔的二元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唯物主义辩证法中也很好地理解了斯宾诺 莎的意义。 马伊达斯基讨论了伊里因科夫在心理学领域中的成就，波维果茨的俄罗 斯文化历史理论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传播、普及获得了极高的 声誉，伊里因科夫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的大部分后期作品都致力于心理 学和教育学问题研究，从心灵和人格的一般概念研究盲聋儿童的教育方法，伊 里因科夫在西方心理学领域的影响要远远超越哲学领域。 《伊里因科夫：哲学 和教育学》一文讨论了伊里因科夫的实践教育思想，分析了他的思想体系中哲 学和教育学的关系以及在个体形成过程中的主观条件。 A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认为，伊里因科夫是一位哲学家，伊里因科夫哲学的核心理念，不是辩证的逻 辑，不是想象力的理论，不是抽象的或具体的概念，而是关于人的个性全面协 调发展的学说，即研究人的全面、协调、理性本质的实现。作为教育家，伊里 因科夫研究人的个性形成的一般条件、基础和方法，即个体的形成源于人类历 史发展的逻辑以及现实社会关系。 “观念东西” （或者非物质性）的概念及其辩证法是伊里因科夫思想体系 中的核心部分，对于认识论、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当代问题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哲学研究专家罗克莫尔对伊里 因科夫“观念东西”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这些言论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反对。 B A Лобастов Г.В.Э.В. Ильенк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педагоги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за 2015 г. B Т. Рокмор–Ильенков об идеальном, опредмечивании и стоим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5 за 2015 г. 218 罗克莫尔指出，伊里因科夫一方面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方法，一方面提出了所谓“观念东西”的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看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声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前提 性地解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即价值的客观性问题，而马克 思正是在价值理论的客观性之下研究这一问题的。罗克莫尔着重讨论了伊里因 科夫“观念东西”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所谓“观念东西”在相 关问题的讨论中，对应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对象化” ，罗克莫尔认 为，虽然“观念东西”无法在根本上阐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但是却打破了苏 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简单区分。 伊里因科夫提出“观念东西”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价值的秘密，伊里因 科夫拒绝粗糙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简单、庸俗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以唯 物主义纠正了黑格尔，实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倒转，观念正是基于现实 而产生的，是人在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的活动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 是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观念东西”这个概念的，即黑格尔的对象化，他对于 黑格尔的回应是对于价值的解读。伊里因科夫以概念前的经验为基础，认为现 实是直接被给与的，对于一般经验的研究在通常意义上采取了建构主义方法， 并试图在人们已经熟悉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增加第三个层次，即马克思 关于价值客观性问题，马克思使对作为具体感性的、既定现实的价值分析，以 及对作为基本经济现象的价值分析，而不是对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分析成为可 能。对价值的分析不是将其视为“普遍”的精神抽象，而是一种十分具体的经 济现实，它随着实在的具体历史内容的展开而在观察者面前展开，因此能够被 加以细致的研究。因此对价值概念的准确定义就是对现实具体历史内容的理论 描述。类似于波普的区分了三个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主观的精神世界和由 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波普力图表明知识的客观性，伊里因 科夫则关心经济过程的客观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区分作为人类 活动的结果，使伊里因科夫找到了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简单对立的更为本 质的领域。 伊里因科夫反对柏拉图的观念论，即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形成了观念或观 念的形式。观念不是幻象，而是客观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平行的，区 别在前者只是声称观念形式的客观性，而马克思主义为它的产生提供了科学解 释。伊里因科夫将注意力转向观念东西的客观性，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19 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追随黑格尔或者一般的唯心主义，在坚持黑格尔的对 象化观点基础上，伊里因科夫与卢卡奇类似，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将注意力转 向物化或对象化，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公布之后，以活动为关键点在资本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度理论中补充物化与异化之间的明确区别。伊里因科夫与卢 卡奇并不矛盾，只是相辅相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客观化阐释，两者都依赖于马 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进行客观化的重新定向，但是两者的方向不同，卢卡奇关注 的是马克思早期的阶级意识问题，而伊里因科夫关注的是马克思晚期的价值的 客观性问题。 罗克莫尔认为，伊里因科夫通过人类有限活动的棱镜证明和发展了马克 思的对象化观点。在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在“巴黎手稿”中，个体异化是指在经 济过程中满足个体需求或繁衍的结果，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异化问题则通过 资本主义体制下对象化活动在剩余价值产生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对象化是 指主体、客体和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 念的。黑格尔熟悉当代政治经济，尤其是苏格兰传统，在《法哲学》中他描述 了在当前经济进程中人的自我对象化，指出物化和异化的主要区别，马克思在 黑格尔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伊里因科夫的目的在于解决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客观性问题，并毫不犹豫地宣称活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三）鲁宾斯坦的认识论立场及其当代阐释 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对鲁宾斯坦主体心理学中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 进行了研究，尤其在心理学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即在普通 心理学范畴内对意识与自我意识，心、脑、人类心灵结构，以及人的个性、个 体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A 。并从如下方面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方法论、超越并克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列宁的物质定义并回到哲 学的存在论畴，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的认识论倾向，复兴本体论哲学。鲁 宾斯坦指出，存在和对它的认识与作为行为和认识主体的人的问题是密不可分 的；对人的活动进行新的本体论阐释；确立决定论作为方法论的主要原则；从 原始的、本体论的角度阐释人的个性、伦理学、爱情和自由。巴拉诺夫将鲁宾 A Владимир БарановЗа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 подлиннЫй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 2015.No.3. 220 斯坦一生的研究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他发展了适用于心理学的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第二阶段，他试图超越作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转向欧洲文化的精神渊源，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作为主体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巴拉诺夫指出，列宁以认识论的立场将物质定义为相对于意识而言的客 观实在，批评马赫主义社会意识本体论的理解。列宁这一立场的绝对化，使人 的意识、活动在官方哲学中被视为消极、僵死的东西。这导致鲁宾斯坦基于全 新的哲学范式，即哲学人类学的本体论立场反对和批评列宁，强调意识与活动 的统一性原则。鲁宾斯坦认为，人和他的心灵应该通过人类活动来进行研究， 不应当把意识、心理理解为某种仅仅是消极的、直观的、感受的东西，而应理 解为主体的活动、实在的个体的活动，以及在人的活动本身、在人的行为中揭 示出意识的心理成分，并从而使人的活动本身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克 服唯心主义的实体论和机械的行为主义，主体活动概念构成了苏联心理学的基 础。在巴拉诺夫对看来，鲁宾斯坦将人的主体或“生命存在的方式”作为意识 的存在基础具有本体论革命的意义，将意识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在活动中的对 象化过程，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立场的回归。马克思反对旧唯物主义 或唯心主义对于人的抽象的理解，人和自然的实在性恰恰是建立在“感性对象 性的活动”的基础上，是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 为人的存在。 巴拉诺夫指出，鲁宾斯坦设定了个人活动的概念，即人是自我发展的主 体，主体被理解为不是某种无实体的、无形态的、封闭于自身之中的起点，而 是物质的、肉体的人，他在社会中起作用并进行思想。在“旧哲学”中的“理 想化”的人，只是一个社会性的符号，被完全忽视了个体的真实的存在。人首 先是活动的主体，他在改造周围客观现实的时候，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活动不 是抽象的，而是属于特定的个体，是包括在对现实世界的实在关系中的具体 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个体。外部的东西是通过内部的东西的原则来决定的。 只有通过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外部原因的效应，才极度地依赖于内部条件。鲁 宾斯坦特别强调，个性表现为主体内部条件的完整系统，所有的外部影响（教 育影响等）都是通过内部条件而折射出来的，内部条件是依赖于以前的外部作 用而形成的。这一原则亦即可以用来解释康德，如果内部环境被视为一种“先 验条件” ，通过内部的东西来折射外部的东西就意味着，外部作用是由个性发 221 展的全部历史中介和外化出来的，这种历史既包括着生物进化过程，又包括人 类历史本身，以及某个人的发展的历史。这种所谓的“个人原则”也是所有后 来的苏联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经验批判主义及其命运 意大利学者斯杰伊拉在 1996 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俄 罗斯的命运》一书，但是并未引起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别洛夫、卡类切夫两位 学者通过这部著作讨论经验批判主义这一主题在俄罗斯哲学史背景中的意义及 其与当时俄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在 20 世纪初在俄罗斯哲 学领域当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及其相互碰撞。 A 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实证 主义在 19 世纪晚期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经验批判主义不只是 思想潮流之一，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具有示范效应，作者力图解释 为什么俄罗斯年轻人会更加接受马赫与阿芬那留斯。 《祖国记事》 、 《俄罗斯财 富》 、 《哲学与心理学问题》 、 《俄罗斯思想》 、 《教育》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 解释和说明经验批判主义的文章，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及其追随者的文章进行 翻译，一方面反映了读者的兴趣倾向，也说明经验批判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 的俄罗斯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进步的信念迎合了年青一代的精 神需求。为了反对民粹主义，运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强 调科学世界观对于政治运动有效性的必要性，经验批判主义在当时承担了“政 治化”的功能。 两位学者指出，波格丹诺夫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哲 学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观念，在其体系中最薄 弱的环节是唯物主义哲学观；经验批判主义对于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片面性提供了真正的现实基础。波格丹诺夫思想的独特性表现在其组织形态 学中，但它的功绩并非转向系统论，而是寻求从组织形态学通达无产阶级文 化，即作为表现人类活动的生活形式的道路。人的生活而不是“纯粹经验” 或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结构的统一原则，人的生命本 身致力于与其表现形式的统一，为人的存在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波格丹诺 夫组织形态学早期思想重视体验、实践，他人认为不能将经验仅仅局限于社 A Автор Белов В.Н., Колычев П.М. Судьбы марксизма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книге Д. Стейлы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2014, №8. 222 会革命，而是要从抽象的形而上学以及意识形态或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经 验批判主义作为科学哲学概念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 义进行修正，因此它没有被归入新康德主义或者宗教哲学，而是试图适应迫 切现实，综合最新科学成果，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正统的唯心 主义、宗教哲学的形而上学以及新康德主义中对康德思想的非批判的解读， 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非教条的态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经验批判主义 在俄罗斯，从而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理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反对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还存在着被忽略了的另外 一股思潮，即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宗教哲学成为反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泛滥的唯物主义的三种思潮，康德哲学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当时看似相悖、彼此矛盾的三种哲学思想的源泉，对于俄罗白银时代宗 教哲学家的思想影响深远，构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向宗教哲学转变的路径。康 德哲学在俄罗斯的世纪之交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也是世纪之交俄罗斯哲 学在认识论领域的重要标志。 五、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状况与现代化路径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中具有关注社会现实的实践品格，近年来 左翼学者讨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在于，对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道路的反思以及现 代化路径的探索。 萨波列夫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劳动 报酬状况、趋势以及增加劳动报酬的作用。 A 萨波列夫指出，由于全球化对 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免费和资助服务的数量急剧下降、基本消费品价格放松 管制，对工人家庭再生产造成了冲击。在俄罗斯的整个转型期，尽管创业活 动和财产性收入的份额大幅增加，工资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实际工 资水平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期稳步下降，并低于 GDP 的增长速 度，自 1999 年中期开始工资逐步恢复增长。自 2001 年以来，由于熟练劳动 力日益短缺，以及政府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措施，工资的增长水平开始超 A Эдуард Соболев Проблем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оплаты труд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Альте рнативы №1, 2014. 223 过 GDP 增长速度，2008 年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有专家甚至对此表示担忧， 过高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以及俄罗斯企业的破产。然而，这 种观点并没有被包括企业界在内的人们所认同。许多专家认为，工资增长不 会损害雇主的竞争力，反而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改善企业 经营状况。萨波列夫以工资在 GDP 中的比例作为衡量工资水平的关键宏观 经济指标，并指出俄罗斯在过去十年中这一指标呈上升趋势：首先，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后半期，国内有该指标相比于改革前显著下降，因此它的快速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增长，2002 年开始这种补偿过程，工资差别逐渐减 小和调整，虽然在比例上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特征；其次，工资的增长伴随着 显著的贫富分化差距，需要纠正工资失衡，即强化再分配过程；最后，工资 增长与公用事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私有化进程中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生活负担增加是同步的。苏联时期为了防止收入不平等，制定的工资规则和 机制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它的总水平是比较低的；另一方面国家规定的最低工 资超过生活成本 1.5 倍。 导致劳动报酬不合理分层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化的扭曲性质。 在俄罗斯的现实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资历、经验、教育）在决定收入水平方面 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区域的产业发展得到了优先发 展，繁荣的企业更多集中在上述行业、地区以及在省会城市。在经济转型中获 利的是一小部分人，包括特权阶层、银行部门以及公共行政领域的高层管理人 员。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俄罗斯区域差异是工资不 平等的主要因素，需要纠正和平衡社会分配的扭曲性质，加强包括税收机制在 内的再分配的过程。 《现代化和俄罗斯：进步和停滞之间？ 》分析了俄罗斯现代化失败的问题与 原因。 A 布拉科夫认为，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幻觉建立在稳定的、家长 式心态的基础上。由于俄罗斯的气候条件盛行非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因此，依 靠政府权力的专制传统而不是现代化心理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任何社会进步 归结为公平和慷慨的政府行为，而不是个人的创造性努力，民众发挥了日益加 强官僚权力异化的作用，从俄罗斯历史传统到政治腐败，事实上当局以推行现 A В.П. Булдаков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прогрессом и застоем?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No.12. 224 代化的方式强化了自身，这种情况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知识 分子试图从国家压抑状态中摆脱出来，最终这一切激发了俄罗斯的历史危机， 从积极推动回归到熟悉的停滞状态，导致对于建构公民社会进程的抵制，政府 和社会处于对抗而不是合作关系。布拉科夫得出结论，今天俄罗斯当权者推行 现代化的意图停滞不前。 布拉科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当局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通常意味着通过 新技术实现有竞争力的、高效经济体，然而现代化远非仅仅在民主政治和市场 经济层面上构建起来。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西方现代化进程首先意味着欧洲人 开始重新感知和诠释世界，世界不再作为按照预定目的运动的系统性、完整性 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性自由、工具理性 日益成熟，这与东正教末世论信仰、农业文明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君主专制 集权、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东欧广阔平原的集体 农业生产形成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建构了民间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心 理，宗法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增强民众乌托邦式的“社会正义” ，对于财富 的积累形成了自我克制的态度，构成了近代以来对启蒙精神和宗教改革等推动 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的抵制力量。这种差距导致了俄罗斯的欧化愿望与文明 自卑感。在布拉科夫看来，相对于民主政治和经济技术而言，更深刻的现代化 体现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现代化不应该等同于技术化，真正现代化是从社会 底部自下而上生成，而不是从国家顶层自上而下构建的，在根本上需要理性 的、具有创造力的自由个体所聚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为支撑。20 世纪以 来俄罗斯现代化的努力，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为诠释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反 面教材。 葛兰宁在《俄罗斯的现代化：依附性发展》中指出，近几年俄罗斯开启了 “创新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其核心在于引进新的健康能源、信息技术、航天 和电信系统，大幅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现代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推 向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但是在根本上仍然局限于技术方式对现代化的解 释。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性恰恰在于其国家权力结构及其文化状况，在 历史“线性发展”范式的蛊惑下，以其特有传统概念包装了“共同未来”的愿 景和“文明国家”的理想状态，强行将俄罗斯作为“完美西方”的追随者，从 而简化了现代化的实质性内涵，回避了俄罗斯的独特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对 于俄罗斯现代化理念的批判，正是建立在重新思考 17—20 世纪全球动态过程 225 的基础上。 A 葛兰宁认为，所谓“现代”即现代性，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上 的社会类型。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基本假设在于，所有社会都是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技术合理性的 管理；新型国家（主权民主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上的分化；世界历 史被解释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特定线性发展过程。现代性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性，成为美国的缩影，大多 数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出来的“传统”国家，被美国理论家视为“发展 中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上述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开启 了“后殖民”研究方向，并提出对“落后”国家重复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质 疑。许多拉美国家在早期 19 世纪中叶获得独立后试图开启欧美式的现代化， 然而他们无法接近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水平。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依附性 发展” 、 “不发达的发展” 、 “等价交换”等理论深入分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自然历史发展理念。 葛兰宁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分析当今俄罗斯的现代化困境提 供了重要的视角。在 1970 年之后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等学者开始研究资本 主义制度的全球发展史，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新方法论，反对 帕森斯将西方化作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唯一道路。沃勒斯坦改变了 基础研究的预设，建立“历史化的社会科学”通过时间—空间的交叉维度研究 现代化进程，将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即世界体系做研究单位，它具 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按照这一标准区分了世界帝国 和世界经济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欧洲为中心世界范围内的征服和拓展，恰 恰是世界性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中 心—边缘—半边缘的经济结构与角色分工，这种不平等恰恰是维持资本积累的 必要前提。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区与世 界经济边缘区的分化，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抵抗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内的“反体系运动” ，沃勒斯坦在此基础上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坚持世界动 态变化周期、多中心非线性历史发展的立场。 A Ю.Д. Гранин,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лее «зависи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4.NO.3. 226 处于半边缘或外围地区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客观反面与主观方 面的限制，前者表现在其已经失去了历史发展的“首发机会” ，无法在他们自 身的文化体系中体植入“现代性”；后者表现在本国的统治精英不愿意在根本 上实现现代化，而仅仅追求形式主义的“西方化”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 便陷入夹缝之中的现代化困境。彼得大帝的“西化”进程建立了欧洲式的政治 权力机构，虽然有可能改变这个国家，但是却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沙 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国家权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进入对西方的 “追赶”模式。对于俄罗斯、东欧和东南欧等国家，相较于内部社会经济和政 治变革而言，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换句话 说，这一现代化进程是外生的或植入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建立公开的独 裁政权追赶现代化进程，在 1920—1930 年意大利、葡萄牙、阿根廷、日本等 许多国家伴随着所谓的“威权政治体制”模式，经济和行政手段、国家投资 在 GDP 中的份额显著增加，依赖于建立社会共识，或通过提供物质福利交换 人民的政治自由。上述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矛 盾的，他们既可以促进也会阻碍工业化的发展，这意味着官僚政治与自由市场 畸形的现代化模式，葛兰宁将其称为外源性现代化，目前的现代化策略只是单 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模式，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危机，西 方化所主导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使政治精英失去了理解复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敏 感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27 日 本 张利军 王 琪 过去的两年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其国内的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方面，较之 从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政治而言，自从 2012 年底自民党重新上台 以来，日本自 1955 年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经历了民主党短暂的执政 后再次出现，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也已经三年有余，甚至有望成 为“二战”后执政时间屈指可数的首相之一。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大力推行 其在修宪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2015 年 9 月 19 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 了“新安保相关法案” 。关于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参议院最终表决而成为正式的 法律一事，日本国内爆发了近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在国会会场 内，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之间爆发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肢体冲突。其次，从经济 角度来看，首相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后，为刺激日本经济，提出了被称为“安倍 经济学”的经济刺激政策，旨在维护大企业大财阀的利益，引起广泛且持续的 关注，招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批评。近两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一、学术出版 （一）专著 2014 和 2015 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出版的著作情况，可以从日本国立国 228 会图书馆的书籍检索系统中得到相关数据。其中，分别以“马克思” 、 “恩格 斯”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有关著作 A ，正如往年的报告 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对于一些国家更有生命力。日本马克思主义学 者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比较稳定，这两年并没有较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 究著作每年大约有 50 部，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团体所公布的会员人数来 看，无论是经济理论学会，还是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 相关学术团体的会员人数，均无较大变化。 虽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令各国同行赞 许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即研究队伍年龄老化。在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进入人生晚年，大部分学者已年逾八十岁 高龄，而近年来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还不断有人过世。由于部分过世学者的 家人认识不足，或缺乏合适的收藏机构和保存场所，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悉心 收藏的各种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面临着流失的危险，且已经有许多珍贵文 献流失到日本各地旧书市场。目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有大量的马克思主 义文献资料。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村泉先生曾建议中国的有关高校和科研 院所收藏相关资料，这或许将成为中日马克思主义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主要杂志 《前卫》 1. 作为日本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杂志，在宣传日本共产党的理念、方针和政 策的同时，也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前卫》 杂志在 2014 年度全年 12 期的主要关注点为“安倍政府的劳动法制改革破坏了 经济和社会” 、 “20 年的政治改革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 、 “凝聚共识与安倍政府 的错误政策做斗争——第 26 次日共代表大会专访” 、 “日本大地震 3 周年—— 确立竭尽全力对重建负责的政治” 、 “安倍政府修改和破坏宪法的政治动向” 、 “马克思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全国党的后援会和学者的研讨会” 、 “决不允 、 “坚决不许冲绳再次建 许日本向海外派兵” 、 “发动推倒安倍政府的国民运动” 设军事基地” 、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等。可见作为日本最大的左翼政党 机关杂志，2014 年度的主要内容虽然延续了一贯批评政府各项不作为的主旨， A 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中输入相关检索词的做法，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和准确性，难 免有疏漏之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的发展变化趋势。 229 同时仍然有两期关注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社会未来等问题的经典理论，由 此可以观察到日本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普及的传统。 而 2015 年全年 12 期关注的主题包括“大选：痛打安倍政府” 、 “以科学眼 光审视日本的战争” 、 “与失控的安倍政治对决” 、 “探究社会变革的主体条件” 、 “绝不允许通过破坏宪法的战争法案” 、 “阻止破坏战争的法案，壮大党的力 量” 、 “原子弹爆炸 70 周年，杜绝核武器” 、 “撤销战争法案” 、 “要战争还是和 平——历史的十字路口与日本共产党” 、 “战争法案的现实危险与违宪” 、 “阻止 战争法案，建立国民联合政府”等。显而易见，因为 2015 年日本自民党和公 明党作为执政党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而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 国民中形成了支持和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对立阵营。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安倍 政府的新安保法案持强烈的批评立场，日本共产党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国 民抗议运动，这些主题的设置与本年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经济》 2. 是由日本共产党所属新日本出版社主办和编辑的日本最专业的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度主要关注的焦点包括“2014 年世界经济的动向” 、 “2014 年日本经济的动向” 、 “日本大地震 3 周年”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推进” 、 “东盟与日本” 、 “日本贸易赤字与对外关系” 、 “安倍经济学的再探讨” 、 “安倍 经济学再批判” 、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本贫富差距扩大” 、 “新安保相关法案与日 本经济” 、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 、 “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发 展” 。 A 2014 年关注的主题中，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安倍晋三的 经济政策的批判仍是重点。2015 年关注的主题主要包括“贫富差距与《资本 论》 ” 、 “日本产业重振的关键” 、 “女性的活跃与日本社会” 、 “财政危机与安倍 经济学批判” 、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 70 年” 、 “医保和老人介护的恶化与宪法第 、 “战后 70 周年殖民地统治的真相”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劝学”等。 B 25 条” 《社会主义》 3. 创刊于 1951 年 6 月，由山川均、大内兵卫和向坂逸郎等人发起创办。同 时，他们还创办了社会主义协会，当年旨在强化日本的工会组织与原日本社会 党及隶属于社会党的工会组织“日本总评”的联系，在日本建立社会主义社 A 参照『経済』 （2014 年 1—12 期） ，新日本出版社。 B 同上，2015 年 1—12 期。 230 会。后来由于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加之日本政党的变迁，如 今社会主义协会的会员主要来自日本社民党。尽管社会主义协会的发展面临严 峻的挑战，但难能可贵的是其主办的《社会主义》杂志仍坚持出版。2014 年 度主要关注点是“当代社会与马克思主义” 、 “2014 年春季罢工斗争方式” 、 “日 本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 、 “安倍经济学与地区经济” 、 “日益右倾化的安倍内 阁” 、 “安倍执政期间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 、 “安倍内阁新经济增长战略之考 察” 、 “世界变动与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 、 “日本社会无编制工人之间的联 合与组织化” 、 “2014 年工会的春季罢工斗争总结与今后的问题” 、 “从‘产业 别’工会大会到秋季罢工斗争”等。 A 2015 年关注的主题则包括“世界变动 与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 、 “2015 年春季罢工斗争总结与今后的问题” 、 “纪 念马克思主义学者向坂逸郎逝世 30 周年” 、 “战后 70 周年安倍内阁的安保相关 、 “战后 70 周年与日本的安保政策” 、 “阻止日本的战争法案” 、 法案与修宪动向” “安倍内阁的财政政策重建对社会保障的破坏” 、 “与安倍内阁对抗的政治联盟 问题” 、 “向安倍内阁的原子能政策说不”等。 B 从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的主题中可以发现， 《社会主义》杂志秉承了一 贯关注日本工人运动和劳动问题的宗旨，每年日本例行的春季和秋季工人罢工 斗争是其关注的重点。另外，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日本政治经济和劳动问题的影 响，以及对现政府的政策批判也是每年关注的对象。 《经济理论》与《经济科学通讯》 4. 《经济理论》 （季刊）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大的学会，即经济理论学 会的机关刊，2014 年度出版共 4 期，主题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学家置盐信雄 经济学理论的可行性” 、 “如何理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迁” 、 “21 世纪式的经济 危机” 、 “MEGA2 第二部分编辑工作的结束——《资本论》手稿的辛苦编辑过 、 程与研究” 。2015 年度的 4 期主题分别是“后工业化 / 服务化与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 “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资本主义” 、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经济学：如何超越金 融危机” 。虽然《经济理论》杂志每年只出版 4 期，刊面也不很大，B5 版的杂 志每期 130 页左右。分为“专集论文” 、 “一般论文” 、 “书评”和“书评回复” ， A 参照『社会主義』 （2014 年 1—12 期） ，社会主義協会編。 B 参照『社会主義』 （2015 年 1—12 期） ，社会主義協会編。 231 其中“专集论文”6 篇、 “一般论文”2 篇、 “书评”7 篇、 “书评回复”2 篇左右。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理论角度 对于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日本资本主义等新趋势，特别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日本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会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十分重视经典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其机关刊《经济科学通讯》 （1970 年 6 月创刊，现每年 出版 3 期）在 2014 年度关注的主题包括“劳动雇佣的流动化” 、 “强化工会运 动的问题” 、 “农业、自然能源与区域经济” 、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 。2015 年关注的主题则是“政治现实与市民运动” 、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战争” 、 “解决 日本贫困的路径” 、 “当前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 “安倍经济学与社会保障改革” 、 “劳动法律制度改革与工会运动问题” 。A 2007 年 12 月 28 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日本 。这句经常被人们描述对日本印象的话语 是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的国家” 反映了人们对日本社会公平正义、贫富分化较小、劳资关系相对缓和、工人劳 动权利保障较好、公共服务比较发达等社会治理方面的良好印象。这看似一句 普通而诙谐的话语背后反映了日本左翼政治力量，尤其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学 者对实现日本社会良好治理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上述日本共产党的《前 卫》和《经济》 ，还是日本社民党的《社会主义》 ，乃至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 大的学会组织经济理论学会的《经济理论》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经济科 学通信》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刊物比较关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社会贫富差 距、工人权利与工会运动、公共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右倾化、教育等广大普 通国民所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解读和对策建议则会引起社会关 注和共鸣，进而推动政府不断去完善相关政策。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 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平的关注增加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 二、关注焦点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2014 和 2015 年两年日本马克思 A 参照『経済理論』 （2014 年 1—4 号 /2015 年 1—4 号） ，経済理論学会編； 『経済科学 通信』 （第 134—138 号） ，基礎経済科学研究所編。 232 主义学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 MEGA2 编辑及其最新研究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国际 MEGA2 的编辑工作起， 在该领域的工作进展和研究就一直是每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点。迄 今为止，学术界关于 MEGA2 第二部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五个角度出发：马克 思各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 《资本论》是如何形成的相关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个人贡献问题；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手稿中的作用； 《资本论》第 1—3 卷各 手稿本身的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亦是如此。2014 年度日 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 MEGA2 的编辑和研究情况，可从经济理论学会出版的 杂志《经济理论》第二期关于日本 MEGA2 编辑的现状专集中窥见一斑。在题 为“MEGA 第二部分编辑工作的结束——《资本论》手稿的辛苦编辑过程与 研究”的栏目下，共刊载了 5 篇有关 MEGA2 编辑和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法 政大学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大谷祯之介的《作为资本本质论的 〈资本论〉：以 MEGA2 第二部分编辑结束为契机》及译文《基于 MEGA 各版本 的〈资本论〉第一卷新版本：具有可读性和值得信任的版本》 ，首都大学东京 〈资本论〉第二卷：对 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宫川彰教授的《关于 亚当·斯密教条的批判中所形成的再生产理论》 ，驹泽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宫 田唯史的《 〈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手稿的问题与意义》 ，立教大学名誉教授小 西一雄的《马克思信用论手稿研究的意义》等。 2015 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 MEGA2 的编辑和研究情况，可以从 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村泉、鹿儿岛大学教授涩谷正和东北大学副教授窪俊一共 同编著的《新 MEGA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代探究：从广松版到数字在 线版》A 一书中体现出来。该书共分 14 章，主要讨论了广松版的根本问题、关 于 MEGA2 与手稿原文形成的历史编辑方法、手稿电子版的概念意义、从手稿 原文与广松版的比照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右栏中的批注、亚当·弗格森 与历史唯物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 “二战”前《德意志意 识形态》的日语版翻译史、 《费尔巴哈论》中文版存在的问题、中日两国《德 意志意识形态》传播的原点、马恩著作的朝鲜语翻译情况等。这其中以第五、 A 『新 MEGA と『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の現代的探究：廣松版からオンライン版へ』 ， 大村泉、渋谷正、窪俊一編著，八朔社，2015 年 3 月。 233 六、七章为主，重点探讨了日本 MEGA2 编辑参与者在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其中第五章“电子版的概念意义” ，分析了“费尔巴哈论”手稿写作中的特点、 电子版编辑的注意点、电子版与纸质版的区别以及制作电子版的三个目的；第 六章“从手稿原文与广松版的比照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右栏中的批注” 一章主要讨论了右栏中批注的各种编辑问题和批注的改稿过程；第七章“马克 思的笔记”主要分析了笔记的构成、执笔时间、执笔顺序以及笔记与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形成的关系。 2015 年 11 月 5 日，首都大学东京名誉教授、国际 MEGA2 编委会委员宫 川彰先生在获得中央编译局国际交流友谊奖时所做的题为“ 《资本论》的最终 完成——MEGA2《资本论》手稿的编辑结束——关于第二部分的争论的最新 研究”报告中指出， “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资本论》第 2、3 卷，相关的手稿 也并未发表，被众多学者讨论的第 2、3 卷行文之间的逻辑和顺序问题应看作 马克思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批判、自我修饰、自我完善的印记，这些逻 辑问题不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承担责任，作为后人我们应利用好手稿，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高理论成果。 ”宫川彰教授还指出了日本以及中国 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存在的问题： “ 《资本论》的撰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未 认真阅读手稿就对各章节逻辑等问题进行评价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 情况；片面地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甚至将两人对立起来是不科学 的，如未阅读手稿，就难以把握二人对手稿理解的异同；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密不可 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去意识形态的动向值得警惕” 。 （二）新安保相关法案 长期以来，左翼政党和学者一直对日本社会右倾化持强烈的批评立场， 对阻止日本政治右倾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坚决反对执政的自民党长期以来 欲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大集体自卫权的各种举措。2015 年 9 月 19 日凌晨，日本 国会参议院以 148 票赞成，90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新安保相关法案（11 项与安全保障有关的法案修正案的统称，旨在扩大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和行 使武力的地理范围和军事缘由的限制） 。 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知识界而言，有关媒体的舆论调查显示，反 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受访者远远大于支持的受访者，且多数人认为新安保相关 法案违反了日本宪法。在新安保相关法案通过前后，日本许多大学、科研院 234 所、学会等纷纷发表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声明。 “二战”后，在以美军为首 的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日本制定了后来被认为是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其中第 九条规定： “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 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 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简言之， 日本作为“二战”的主要侵略国家之一，在被同盟国打败后，日本没有了对外 发动战争的权利，只有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才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还击的权 利。因此，战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该宪法对于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该宪法一经公布，便有少数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战胜国对战败 国的压制，主张进行修改，但受到日本刚刚战败和“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 的制约而作罢。60 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修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开始付诸实践，之后便不断通过各种相关法案，突破日本向海外派兵和扩大行 驶集体自卫权的束缚，以实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表 示违宪即是基于该背景。2015 年 6 月，日本有关学者就成立了“反对新安保相 关法案学者协会” 。其成员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法政大学等 全国近百所大学，既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也有物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 等领域。该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与日本全国律师联盟召开记者会，来宣传 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主张。从其成员来看，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学者。 2015 年 7 月 23 日，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干事长、摄南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 代表学会发表声明，反对安倍政府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他指出这违 反了现行宪法， “经济理论学会是专注于基础经济理论研究的纯粹学术机构， 然而它的活动是建立在宪法所保障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之上，由此政府认 为其他国家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自卫队应积极进行协助的认识和做法破坏 。 了和平宪法的基础，我们对此深感忧虑” 2015 年 6 月 24 日，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同历史科学协议会、东京历史学 研究会、日本科学者会议、新日本医师协会、文学教育研究者集团等 14 个学 术团体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内集会，共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安倍政府将要通 过的新安保相关法案。6 月 25 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全文刊载了这 “在国会中强行通 14 个学术团体的声明，提出了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理由： 过的做法践踏了国民主权的民主主义；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被扩大，在地球任何 一处与美军共同行动成为可能；从平时即与美军及其他相关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235 关系。 ”A 2014 年 11 月 15 日，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在年会上通过了反对当年 7 月 1 日安倍政府通过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的声明。声明指出： “在战后的和平 宪法下，建立了即使是政府执政党也难以向海外派兵的体制，这次内阁决议破 坏了这种体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日本国家和国民没有受到攻击 的情况下，也可以行使武力。这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精神的否认，是对战后和 平历史的反叛，是对人类尊严的反叛，是对战后一直以来对帝国主义战争带来 的惨剧反省的颠覆。 ”学会之后又在 2015 年的年会中通过了《反对新安保相关 法案的决议》 ，决议指出： “坚决反对将日本贬低为从属于美国的军事同盟国， 坚决要求蹂躏和平宪法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政府下台。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 相关法案的做法践踏了立宪主义和国民主权主义，应阻止民主主义危机，废除 相关法案，反对一切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法案。 ”B 另外，就政界而言，在野的“恢复日本元气之会” 、 “次世代党”和“新 党改革”三党持支持立场，而民主党、维新党、生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五党 持反对态度。 2015 年 9 月 18 日，自民党干事长代理棚桥泰文针对以民主党为首的主要 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指出安倍内阁成立以来，得到国民很高的支持， 稳健运行，提出不信任案是无视国民支持的粗暴行为。对此，民主党干事长枝 野幸男在提出不信任案时指出，新安保相关法案是对战后基于战争深刻反省而 建立的民主主义、立宪主义和专守防卫的安全保障政策的改变和破坏。在辩论 中，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表示，国会周围的反对运动正不断扩展，无视国民 声音的人是没有未来的，必须让这种战争法案成为废案。共产党议员小池晃指 出，84 年前的今天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安倍内阁的行为有重蹈战争覆 辙的危险。日本上层的政治精英中，尤其是自民党具有长期支持日本摆脱“二 战”战败国形象，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目标的一贯理念。尽管日本主要在野党均 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但是在野党议员中除了左翼的共产党和社民党议员外， 中右翼的民主党，维新党和生活党议员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反对态度在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选举的需要，而非真正反对法案本身。 A 『赤旗』 ，2015 年 6 月 25 日。 B 東京唯物論研究会： 『2014 年度総会決議事項：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反対決議』； 『2015 年度総会決議事項：安全保障関連法案反対決議』 。 236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安倍内阁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强烈批评，许多 有识之士也激烈反对，舆论调查显示反对民众数量远大于支持者。事实上，在 多数民意不支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相关法案具有深刻的原因：第一， “二战” 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导致了同盟国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没有像德国那样彻 底，由美军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虽然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消除了日本军国 主义的体制，但是还没有能够从思想上改造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对战犯的 处理不够彻底，许多战犯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日本投降后，为了使日本不再成 为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威胁，美国主导的占领军总部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对 日进行了彻底改革，以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然而冷战的出现，特别是朝鲜战 争爆发后，包括许多甲级战犯在内的很多人被陆续释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重 返政坛。安倍晋三的祖父、曾被判处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还当选日本首相，可见 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态度。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大国地位 的确立，日本的政治家，尤其自民党内政治家追求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交战 权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因此，新安保相关法案的通过， 乃由来已久，并已经成为日本多数政治家的共识。 第二，日本的政治文化决定了虽然有多数民意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但 并不能成为阻止其在国会通过的必要条件，决定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主导权掌 握在世袭的政治家手中。 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造就了日本政治上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日本 的国会议员世袭现象严重，尤其是自民党议员中，出生于政治世家的议员几乎 占总数的一半，如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自民党出身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麻 生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均是来自“二战”前的政治家族。平民出身的首相少之 又少。日本普通民众参与上层政治生活不足，而参与地方自治体却相对充分。 大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上层政治生活的主要手段是众参两院的选举投票，也是国 民制约上层政治走向的主要手段。但是选举一旦结束，选民并不能一直制约议 员的行为。尤其是在当前日本执政党在众参两院都占据多数的情况下，自民党 急于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将一直以来的理念付诸实践。 第三，当前日本的选举制度，尤其是选区制度有利于自民党继续维持一 党独大的政党格局，自民党并不担心会因为强行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而必定会 在之后的大选中失去执政地位。如果说此前（1947—1994）日本实行的众议院 中选区制（每个选区选举 3—5 人）尚有利于形成两大政党体制的话，那么， 237 1994 年以后日本众议院选区制的改革，则极大有利于日本自民党自 1955 年以 来几乎一直维持的一党独大局面。1994 年日本众议院选区制度由中选区改为 小选区与比例选区的混合制，全国被按照人口划分为 300 个小选区，每个选区 选举一名众议院议员，选民投票时填写候选人名字，按照多数原则决定当选 者。同时，这 300 个小选区又被划分为 11 个大选区，共选举 180 名众议院议 员。分属于不同大选区的选民在投票时需填写支持政党的名称，各政党按照得 票率多少来分配每个大选区的议员名额。可见，有利于大政党的小选区产生的 议员占据了近三分之二，自民党的候选人由于大政党多方面的相对有利因素， 更容易当选。而大选区下的民众投票极易导致多党林立，以至于很难出现替代 自民党的在野党。因此，自民党并不过分担心因该相关法案导致的支持率下降 而影响下次选举。 （三） “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是近三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关注的热点，所谓安倍 经济学是 2012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出任日本第 96 任首相后，为刺激日本经济增长而提出的综合经济发展政策。自 1989 年日本 经济泡沫危机发生以来，日本国内关于经济低迷先后有“失去的 10 年” 、 “失 去的 20 年”等说法。经济泡沫危机发生后，历届政府都将恢复经济发展作为 执政的核心问题，但是均未取得较大进展。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后欧美许多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实行了被称为 “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放松金融管制，修 改《日本银行法》 ，修正了有关条文，要求日本中央银行大幅发行货币，以每 年 60 万亿—70 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础货币，直至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促 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行大幅度日元贬值政策，促进日本对外出口，拉动国 内经济增长。2）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2013 年度内阁的扩大公共 投资预算为 20 万亿日元，主要是针对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震区的重建以及防 止类似灾害发生的建设、老化公路的修复、学校的抗震建设等。3）实行结构 改革，确立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对于安倍内阁的经济发展政策，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政党普遍持 批判的态度。对安倍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 实现大企业、大财阀、大资本家的利益；安倍经济学导致物价上涨、生活成本 升高，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安倍经济学破坏了劳动雇佣，损害了工人的权利； 238 安倍经济学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安倍晋三的自民党代表的是大企业、大财团、大资 本家阶层的利益，这些大资本家向自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捐款，因此，安倍 经济学并不是特别的经济发展政策，仍是“二战”结束以来自民党维护大资 本家政策的延续。 《经济》杂志在 2015 年第 2 期刊载了经济形势研究会的文 章——《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的十字路口》 。文中指出“安倍晋三上台后恢 复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 、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 、 ‘规制改革会议’等相关组 织，而这些机构均代表日本财界和大企业的利益。 ”A 友寄英隆（ 《经济》杂志原主编）在其著作《安倍经济学与日本资本主义 经济》一书中指出： “安倍经济学导致了日本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从其主要 的政策结果来看，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经济的活力，然而掌握 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家和富裕阶层与占据社会少数财富的普 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20 世纪 80 年代末泡沫经济发生以来积聚的 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虽然出现短期的经济复苏，但新的衰退、财政和金融危机 将不可避免。 ”B 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大门实纪史在《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贫困的安 倍经济学的异样》一文中指出， “日元的贬值令普通家庭的财产减少，同时物 价的升高和消费税的增加，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接受政府生活低保补助的家庭 在 2014 年 12 月达到历史最高的 162 万户。与此同时，大企业与上一年相比利 润增加 34%，而中小企业则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安倍 经济学的实质即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两极化” 。C 三、学术活动 （一）经济理论学会第 62、63 届年会 1. 第 62 届年会 经济理论学会作为日本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者的学术组织，其年度学术大会一般在秋季举行。2014 年 10 月 25、26 A 経済情勢研究会： 「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の岐路」 ， 『経済』 ，2015 年２月，45 頁。 B 友寄英隆： 『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資本主義』 ，新日本出版社，2014 年 6 月，2 頁。 C 大門実紀史： 「格差と貧困を拡大するアベノミクスの異常」 ， 『前衛』 ， 2015 年 8 月， 95 頁。 239 日，学会在日本阪南大学（主校区）召开了第 62 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 “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 近年来的主题都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中孕育的诸类问题，如全球化两面 性状态下的结构性遗留问题、雷曼危机以后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金融混 乱、雇佣关系不稳定、企业收益结构变化等） 、东北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所体 现的现代社会根源性问题等。学会认为，对于导致这些现状无法忽视的各类 经济理论，有必要重新回顾，认真研究“经济理论的当下状态” ，坦然接受其 目前水准，并将其作为今后的课题继续研究下去。因此学会干事会将本次年 会限定在“经济理论”的内涵范围之内，将主题定为“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 济学” 。 第 62 届年会共设 21 个专场讨论会，大会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8 个专场的 讨论。其中第 7 场为与会议主题相关的专场讨论会，即“政治经济学的对抗 轴” ，来自香川大学的柴垣和夫教授与铃鹿医疗科学大学的福留久大教授等分 别做了题为“价值论的现在：主流派微观经济学与对抗轴”以及“从社会诸科 学到社会科学”等报告。同时进行的第三场讨论会为特设讨论会，主题是“学 术会议‘参照基准’的情况与背景” ，同时进行的还包括“分析性·政策性的 疆域（1） ” 、 “性别差异” 、 “积累与再生产” 、 “社会运动的新可能” 、 “萧条论” 等专场讨论会。沿袭往届年会惯例，本次年会仍设置了英文专场，为在日本工 作和学习的英文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日第 8 专场讨 论会即英文专场，主题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在：挑战正统派” 。下午进行了大 会主题的讨论，北海道大学西部忠教授与一桥大学教授吉原直毅等依次发表了 题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分析与经济理论重建——与现代经济学的对话”及 “经济学与经济的共进化”等演讲。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7 个专场的讨论。其中 第 13 专场讨论会为大会主题相关的专场讨论会，即“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 主义分析》80 年历程” ，本场发表演讲的有专修大学的矢吹满男和明治学院大 学的涌井秀行等。同时进行的专场讨论会还包括“认知资本主义研究” 、 “经济 学说史”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企业与劳动”等主题。英文专场题为 “全球相互依存状态下的政治经济学” 。下午进行了 6 个专场的讨论，主题包括 “分析性·政策性的疆域（2） ” 、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 、 “货币·金融与日本 经济” 、 “劳动过程的变迁” 、 “规范理论与数理分析”等。本日下午的英文专场 题为“经济发展与环境” 。 240 与往年的年会相比，从会议的规模、形式来看，与以往相差无几，但涉 及学科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如专场讨论会的特设讨论会环节，除往 届会议中地震与核能相关主题外，本次会议还新设置了学术会议经济学领域中 教育有关的“参照基准”的主题。 2. 第 63 届年会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学会又在日本一桥大学召开了第 63 届年会，此 次年会的主题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 。 在第 62 届年会的大会主题“经济理论的现状：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 中，大会已经对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发展进行了重新探讨。同时，还 研究了经济理论学会所秉承的学术及社会使命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政治 经济学在对抗主流派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将政治经济学的合作范 围从经济学拓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学会认为应该 进一步挖掘现代经济理论的论争点，即主流派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抗轴 心，并深入研究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的论争点，以及由此出发审视资本主义 的视点差异。因此，本届大会主题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 课题” 。 第 63 届年会共设 27 个专场讨论会。2015 年 11 月 21 日举行了 15 个专场 的讨论，上午进行的第 1 专场为特设讨论会，主题为“经济教育” 。此外，同 时进行的还有“价值论·价格论” 、 “经济体制诸问题” 、 “现代世界经济”等专 场讨论会，以及“规制理论、后凯恩斯理论与宇野理论”和“东亚经济共同 体”两场英文讨论会。21 日下午进行的第 7 专场为特设讨论会，主题为“性 别与亚洲——第 4 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会议）20 周年” 。同时进行的还有“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与替代社会形态”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认知资本主义 （Cognitive Capitalism） ” 、 “现代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后凯恩斯派经济 学” 、 “经济学说史”等专场讨论会，以及“主流经济学批判”和“发展与环境” 两场英文讨论会。22 日举行了 12 个专场的讨论，上午进行的第 17 专场为特 设讨论会，主题为“3·11 大地震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 。此外同时进行 的还有“J . R .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的现代意义” 、 “日本经济的变革” 、 “积累 和再生产” 、 “现代的经济理论” 、 “现代的经济政策” 、 “货币、金融与现代经 济” 、 “现代经济的积累方式” 、 “皮凯蒂《21 世纪的资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等专场讨论会，以及“金融与危机”和“主流经济学批判 2”两场英文讨论会。 241 22 日下午会议围绕大会主题“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展开了 讨论。 与往届年会相比，本次设有 27 个专场讨论会，达到历届年会专场讨论会 数量上的巅峰。从专场讨论会的数量和主题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出，本届年会的 讨论内容更加广泛，出发点也趋于多样化。此外，对于大会主题，本届大会除 了沿袭以往在学会全体会议上采取共同商讨的形式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新的讨 论方式。首先，由关注经济理论创新的学者从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以演说 形式围绕主流派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抗轴心发表最新研究报告。其后，根 据这些内容，再就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向由各位会员从不同立场出发加以讨论。 （二）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7、38 届年会 1. 第 37 届年会 2014 年 10 月 18、19 日，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7 届年会于一桥大 学国立东校区举行。来自一桥大学、静冈大学、岐阜大学、立教大学、名古屋 大学、东京农工大学、奈良教育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神户 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多磨高等预备学校、德岛大学、立命馆大 学、京都大学、金泽大学、福冈大学、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等 19 所大学的专 家学者和研究生们出席了会议。 本次与往届年会安排相同，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的是环境思想分会、北 欧社会研究分会及性别分会。 “环境思想与拜物教” 、 “人类史·世界史构造的 新解读——关于环境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柄谷的交换史观等讨论” 、 “北 欧型福利国家与自发社会活动”等研究报告受到了较多关注。下午召开了全 体大会，主题为“激进主义的条件——着眼于窘迫的时代” 。来自一桥大学的 森千香子和奈良教育大学的中谷泉正分别发表了题为“ ‘幻灭的未来’中可行 的激进主义为何物” 、 “ ‘激进主义’的运动战略 / 容纳——主题表象与契约政 治”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为自由发表时间，没有设置主题。下午进行了 3 个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是“环境与农业” 、 “大学教育”和“思想体系与知识 构造” 。A 除了会议的主题和地点区别外，无论从会议的形式，还是从会议的规模 A 参见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http://www.zenkokuyuiken.jp/，2016 年 3 月 2 日 访问。 242 来看，本届年会与往届均没有较大区别。 2. 第 38 届年会 2014 年 10 月 17、18 日，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8 届年会于群马大 学荒木校区举行。来自东京农工大学、千叶大学、一桥大学、群马大学、立教 大学、三重短期大学、立命馆大学、东海学园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东京大 学、名古屋大学、北海学园大学、岐阜大学、名古屋艺术大学、名古屋市立大 学、神户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金泽大学等 18 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 们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与往届年会不同，会议第一天上午只进行了环境思想与北欧社 会研究 2 个专场的讨论。会上发表了“威廉·莫里斯——着眼于‘视野’的 概念” 、 “瑞典的设计运动与‘国民之家’构想”等研究报告。下午召开了题 为“生于‘黑暗’时代的思想——历史意识的现在” 。来自一桥大学的加藤圭 木、群马大学的丰泉周治，以及立教大学的和田悠分别进行了题为“对殖民 地主义残暴程度的重新思考——历史意识的现在” 、 “成熟的民主主义”以及 “1970 年后的废除死刑思想与运动”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同往届年会一样 未设置主题和分会场而进行自由发表。下午沿袭往届年会传统设置了 3 个专场 讨论会，主题分别是“年轻人与沟通” 、 “文化研究的双面性”及“现在资本主 义论” 。A 本次年会除了变更主题和地点外，参与会议的高校数量有所减少，此前 于历届年会第一天上午进行的 3 个分会讨论也首次变为 2 个。从以上状况中不 难看出，较于以往，本次年会的规模和内容都有所缩减。 （三）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7、38 届年会 1. 第 37 届年会 2014 年 9 月 14、 15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7 届年会在驹泽大学举行。 本届年会包含“现代政治状况与市民运动——解读东京都知事选举与反核运 动”和“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两个年会主题，设有 9 个专场讨论会 和 2 个主题讨论会。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4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马 ” 、 “区域发展” 。 克思与政治学” 、 “劳动论·劳动过程论” 、 “人类文明与教育（1） 当天下午进行的第 1 个年会主题讨论会上，庆应大学教授柳泽游与驹泽大学教 A 参见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 http://www.zenkokuyuiken.jp/， 2016 年 3 月 2 日访问。 243 授濑户冈，以及来自“FoE Japan” （国际环境 NGO）的满田夏花女士分别进 行了题为“从东京都知事选举看政治意识的流动性” 、 “近来世界各国的右倾化 动向”及“地区废核运动与市民政治意识的变化”的演讲。 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5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现代社会风潮与 文化经济学” 、 “劳动法改革与劳动政策” 、 “人类文明与教育（2） ” 、 “马克思主 义研究” 、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当天下午，大会举行了本届年会的第 2 场主题讨论会，即“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 ，来自驹泽大学的姉齿晓 和法政大学的布川日佐史分别发表了题为“消费中的贫困问题”与“可解决贫 困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演讲。 A 从本届年会的大会主题、专场讨论会主题及会议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本 次会议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例如来自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子岛喜久发表的 《消防员的薪酬体系变迁》 、森谷一夫发表的《作为人力政策的职业教育》 ，以 及来自驹泽大学的田井胜发表的《大学生与教育问题》等，都与社会民生息息 相关。本次各个专场讨论会的演讲，都使得大会的现实意义得以深化。 2. 第 38 届年会 2015 年 9 月 14、15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在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百年 讲堂举行第 38 届年会。本届年会与往届一样，仍旧设置了 2 个大会主题，即 “日本资本主义战后 70 年” 、 “大阪生活与经济重生” 。本次会议设有 5 个专场 讨论会和 2 个大会主题讨论会。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3 场专场讨论会，主题 分别为“阪神·淡路大地震 20 周年” 、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诸论点” 、 “战后 70 年的混乱与阿玛蒂亚·森发达论的照射” 。下午进行了第 1 个年会主题的讨论 会，会议由经济大学教授田添笃史主持，来自立命馆大学的长岛修教授及樱美 林大学的藤田实教授等分别发表了题为“战后 70 年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当今局 面” 、 “战后技术革新与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演讲。 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了两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数理马克思主义经 。当天下午，大会举行了第 2 场大会主题讨论，即 济学”和“劳动现场百态” “现代日本的贫困与其解决途径” 。首先，来自立命馆大学的森裕之教授做了题 为“大阪社会经济与桥下维新政治”的基础报告。其后，由保卫全大阪生活与 健康联合会会长大口耕吉郎和大阪市民网络代表藤永延代等依次发表了“贫困 A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 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 2016 年 3 月 2 日访问。 244 的扩大与生活保障问题”及“大阪居民运动——走向难波市民革命”等演讲。A 本届年会的专场讨论会数量较往届有所收缩。会议前半段主要回顾了日 本战后 70 年，包括日本现如今各领域的状态。而后半部分则更加贴近社会现 实，直面现实问题，邀请了非学术界的社会人士共同参与会议讨论。 2014—2015 年度，除了以上这些由大学教授和学会、科研机构学者组织 和参与的学术活动外，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传播， 其机关报《赤旗》 、机关杂志《前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杂志《经济》 ，以及 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女性广场》 、 《学习月刊》 、 《议会与自治体》等刊物都发挥 着重要的宣传作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日共的理 论研究机构，其学术研究不应忽视。现任所长为原日共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 长、中央委员会议长不破哲三先生，是日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旗手。2014 年，不破哲三先生的《党纲的重点》一书，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 出版。同时，不破哲三先生在本年度继续以“斯大林秘史”为题，在《前卫》 杂志 2014 年第 1 期到 2015 年第 7 期中连载并终结了长达 30 章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社会变化和对外关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研究。 《前卫》杂志 2014 年第 7 期和第 8 期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论的“发 掘” （上） （下） 》中，不破哲三先生解释了为何在修改纲领时特别重视未来社 会论的研究，并以《资本论》为基础对未来社会的总论加以展开说明。2014 年第 12 期和 2015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追踪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上） （下） 》中， 不破哲三先生介绍了《资本论》的两个侧面及其历史和背景，并将恐慌论与利 润率低下的法则相结合进行讲解。而在 2015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上发表的《探 究社会变革的主要条件（上） （下） 》中，他又从劳动阶级成长和发展的角度出 发，解释了马克思是以何种构想为出发点完成《资本论》第 1 章的同时，还指 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阶级成长与发展的三个必然性。 B 作者：张利军，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王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A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2016 年 3 月 12 日 访问。 B 日本共产党《前卫》杂志主页：http://www.jcp.or.jp/web_book/cat458/cat/。 245 拉丁美洲 袁东振 本报告主要分析当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介绍 2014— 2015 年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术动态，并重点介绍对古巴社会主 义模式更新的研究与争论。 一、当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各种形式和内容各异的研讨会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形式， 关注拉美及世界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重视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 （一）形式多样的研讨会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形式 2014—2015 年拉美地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会议、论 坛、讲座等。其中最主要的包括：2014 年 8 月在阿根廷召开的第 7 届“批评理 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2015 年 7 月在厄瓜多尔召开的第 19 届“拉 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2015 年 9 月在玻利维亚召开的“马克思活 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环境下拉丁美洲的替代经济”国际研讨会；2014 年 9 月 和 2015 年 9 月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 1 届和第 2 届“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 246 2015 年 2 月起古巴举办的“重温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和课程讲座；2014— 2015 年在智利举办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2015 年 7 月在巴西坎 皮纳斯大学召开的第 8 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这些研讨会和论坛有 些由学术界主办，学术性特点较突出，如“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 坛” 、 “应用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等；有些是激进左翼政党主办的，体现了这些 政党当前的主要理论主张和基本诉求，意识形态倾向明显，如“拉丁美洲的革 命问题国际研讨会”；有些则由左翼执政党和政府主办或组织，官方色彩较重， 这些执政党或政府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 到的难题。 （二）拉美及世界面临重要现实问题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 内容 无论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研讨会，还是该地区相关的重要 学术出版物，都对当前拉美及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 的危机、拉美左翼和进步力量面临的挑战、拉美本土性发展等问题给予极大关 注。2015 年召开的“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研讨会” 、 “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 会等都将拉美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作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对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拉美左翼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执政党面临的主要 威胁和困难等进行重点讨论。即使一些学术性较强的研讨会，也把拉美当前的 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列入讨论议程，例如古巴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 会、阿根廷“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以及巴西“马克思和恩 格斯国际论坛”的多场圆桌会议，都围绕当前拉美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展 开。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出版物，如阿根廷《工具：马克思主义批 评和辩论杂志》 （以下简称《工具杂志》 ） ，以及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 ，都对 拉美和世界范围的现实问题予以极大关注。 《工具杂志》A 第 54 期（2014 年秋 季刊）开设“处于危机中的委内瑞拉专栏” ，刊登了《委内瑞拉的法西斯主义》 （Roland Denis） 、 《处于危机中的玻利瓦尔革命》 （Modesto Emilio Guerrero）等 文章；第 55 期（2014 年春季号）刊登《2014 年的委内瑞拉：革命内部的视角》 （Manuel Martínez）一文；第 56 期（2015 年秋季号）开设“拉美人民政府与民 众主义：评估、困境与展望”专栏，刊登《委内瑞拉：关于人民政权以及向社 A 该杂志目前每年出版 2 期。 247 会主义过渡的争论》 （Manuel Martínez）和《对委内瑞拉的再思考》 （Guillermo Cieza）等论文或专栏文章，对当前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景作较详细 分析。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开设“工会与 政治专栏”，刊登《工会主义与政治：法国、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较》 （Andréia 、 《从对工会主义的分析看巴西工会的复兴》 （Andréia Galvão） 、 《阿根 Galvão） 廷后贬值时代的国家与工会：战略辩论的回归》 （Paula Varela）等论文，对当 前欧洲和拉美国家工会主义的特征、工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等现实 问题做了细致分析与研究。该杂志第 40 期（2015 年出版）还发表“拉美土著 人为维护生态而斗争” （Michael Löwy）等所谓反映拉美人民斗争的文章。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在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比 重较大。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期刊几乎每期都刊登相当数量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成果。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第 40 期（2015 年该杂志出版 了第 40 期和第 41 期）刊登《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Arthur）的新辩 证法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种批判性的分析》 （Cláudio Gontijo） 、 《罗 莎·卢森堡：帝国主义、超级积累和资本主义危机》 （Eduardo Mariutti） 、 《葛 兰西和实践哲学的“可译性问题” 》 （Adilson Aquino Silveira Júnior）等研究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该杂志此前在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了多篇关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批评概念》 （Pe。 dro Leão da Costa Neto） 阿根廷《工具杂志》第 56 期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奏：青年拉克劳 的马克思主义》 （Omar Acha） 、 《从人民的概念到领袖的物质性：对拉克劳民众 主义的简要评述》 （Edgardo Logiudice） ，对在拉美地区具有较重要影响的阿根 廷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 A 的思想作了全面分析和介绍。该期还刊登了 《本杰明在加沙：关于历史概念的命题及其简要评论》 （Carlos Eduardo Rebuá） 、 《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和歌德思想对卢卡奇的影响》 （Martín IgnaA 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35—2014）是阿根廷著名政治理论家，反对马克思的经济 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因而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 《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与 Chantal Mouffe 合著） 、 《对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 《民 众主义的原因》等。 248 cio Koval）等文章。2014—2015 年召开的许多重要研讨会，特别是阿根廷“批 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巴西第八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主题和研讨的核心。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基本理论研究，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占有 突出地位。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著作、成果和讨论会，都涉及马克 思主义发展及其基本理论问题。如阿根廷的《工具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劳 动、异化、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和作品，该刊第 55 期开辟“马克 思主义与暴力”专栏，刊载了《纪念工人国际成立 150 周年》等文章。秘鲁 《马克思主义思想杂志》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专题” 。巴西《马克思主义批 评》杂志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及现代著 、 《Astrojildo Pereira: 巴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 作的困境》 （Michael Heinrich） 困境》 （Gleyton Trindade）等论文；第 40 期刊登了《多重危机和性别关系的危 机》 （Alex Demirovic 和 Andrea Maihofer） 。上述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都是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 重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该地 区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研讨会都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重要主题。 2014 年智利的“第 3 届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论坛的重要主题是“资本主义 危机”和“社会主义与解放问题的探讨” 。 “马克思活着研讨会”主要研讨了 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解决出路问题。 “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则把当 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和矛盾作为重点议题。 “进步力量汇合”大会则把 克服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作为重要议题。 《工具杂志》等期刊也刊登了大量 （Juan 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作品，该刊第 55 期刊登了《商品拜物教的现状》 Manuel Rodríguez Lorenzini 和 Enrique Carpintero）一书的书评；巴西《马克思 主义批评》第 38 期（2014 年出版）刊登《分析和应对结构性经济模式危机的 建议》 （Wilson Cano） 。 二、2014—2015 年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动态 2014—2015 年拉美地区举办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研讨活动， 249 本报告选择若干影响力比较大的论坛、研讨会和讲座加以介绍。 （一）在玻利维亚召开的“马克思活着”研讨会 “马克思活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环境下拉丁美洲 2015 年 9 月 9—10 日， 的替代经济”国际研讨会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举行。会议由玻利维亚政府 经济和公共财政部组织召开，得到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政治和社会学多学科研 究主任、政治学系主任埃斯特拉达（Jairo Estrada Álvarez）的支持与合作。玻 利维亚经济和公共财政部长阿尔塞（Luis Alberto Arce Catacora）出席会议并 就 2006 年以来玻利维亚左翼政府实施的社群社会生产经济模式做了主题演讲。 来自哥伦比亚、智利、古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的学者 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主要研讨了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解决出路问题，共分 4 个 单元： “资本主义危机的程度与趋势” 、 “资本主义的秩序、地缘政治的重构与 一体化进程” 、 “拉美的替代经济” 、 “争论中的展望：新自由主义、后新自由主 义与反资本主义” 。这次研讨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模式引发国际危机的背 景下召开的，会议认为，作为资本主义模式危机的替代物，通过替代经济的 建立，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效。会议提出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的权力运行规则， 不仅不能放弃追求解放的思想，而且要将其转化为民主权利的行使、克服暴 力、实现社会正义；把人类置于民族私人资本纯粹的投资利益之上，克服严 重的不公平，实现收入再分配。会议认为，不存在解决世界各国危机的唯一 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选择。与会的拉美学者认为，在寻找替代模 式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和提出一种能够有助于建立真正民主、公正和人道的 社会。 （二）第 7 届阿根廷“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创建于 2003 年，迄今已举办 7 届，目前该“论坛”已经成为阿根廷和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活动。 “论坛”的最初目的是为 20 世纪知识界几次 最重要的争论提供一个再度思考的机会；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美学、人 类学等视角，为进一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空间； 对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性进行反思，推动建立拥有人的尊严的社会 秩序。 2014 年 8 月 4—6 日，第 7 届“论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召开，主题 是“马克思主义与暴力” ，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罗萨里奥大学、巴西米纳 250 斯吉拉斯大学等主办。论坛的议题有 10 个：对暴力的批评与理论反思，暴力 与阶级斗争，经济暴力问题，心理学、心理分析与暴力，性别暴力问题，环境 暴力，文学与艺术中的暴力，教育与暴力，媒体的暴力与媒体中的暴力，劳动 世界的暴力问题。 （三）第 19 届“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 “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是拉美地区所谓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 国际性会议。自 1997 年起这些激进左翼政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就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就拉美和世界人民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行动等交流经验 和看法，探讨反对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分析国际革命运动的进 程，号召推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2015 年 7 月 27—31 日，第 19 届“研讨会”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主题是“帝国主义在拉美的争斗” ，两场圆桌会议的 主题分别是“拉美和加勒比人民和劳动者的斗争”和“今日厄瓜多尔” 。参加会 议的有来自阿根廷、巴西、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 内瑞拉、波多黎各、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26 个激进左 翼政党。会议发表题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与人民的任务》的最后声明 A ，表 明了这些政党对当前拉美和世界重要问题的基本立场。声明要点如下： 1. 当前的世界继续处于日益加剧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一部分人因为获得巨大既得利益而试图维护现存秩序，另一部分人则选择 继续斗争，因为事态正在以全面和决定性的方式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和人民利益 的变化。人类用劳动和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及其使用，引起了这些财富的占有者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进行无休止的争斗和争夺；这解释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的争夺、政治斗争甚至是战争；中东（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 、东 欧（乌克兰） 、亚洲（也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非洲（南苏丹、尼日利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 2. 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劳动者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 展，他们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受到其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A Declaracion Final，XIX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n América Latina，http://www.pcmle.org/EM/spip.php?article6914. 251 3. 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所有者和本土统治者的斗争不断扩展 在拉美大陆，上述现象也以活生生和鲜明的方式存在着；在每个拉美国家， 城乡劳动者、农民、青年、原住民、黑人、妇女的斗争都不断扩展。在拉美， 金融资本所有者们进行着静悄悄的战争，梦想着追求更多利润。外国资本正在 攫取拉美的自然资源，剥削拉美的劳动力甚至是童工。历史经验表明，资本的 控制带来了剥削、压迫、歧视和自然资源的毁灭。为了实现人民的解放，必须 要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结束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与各种颜色的帝国主义进行 斗争，在每个国家开展反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和走卒的斗争，开展反对本土 统治者的斗争是同时要推进的任务，这些斗争是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必不 可少的条件。 4.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手段 应该培育劳动者、青年和全体人民的反帝意识，并将反帝旗帜运用到所有 斗争中去；应该建立国际反帝统一阵线，这是在每个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实现 社会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拉美和全世界革命者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自 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城乡劳动者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创造者，为此要争 取建立本国和国际的团结，实现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团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是拉美地区极端左派政党的聚会，会议最 终声明对中国的改革及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也提出了批评。 （四）2014 年和 2015 年的“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 2014 年 9 月 29—30 日，第 1 届“拉美进步力量汇合”大会（Encuentro Latinoamericano Progresista，简称 ELAP）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大会由 厄瓜多尔执政党“祖国主权联盟”主办，来自拉美及欧洲的 37 个左翼政党应 邀参会，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萨 尔瓦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波多黎各、多米尼加、乌拉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和地区左翼政党代表，以 及来自欧洲国家（德国、西班牙和希腊等）的左翼政党代表。会议围绕拉美国 家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进程进行了讨论，主题是“拉美右翼力量的抬头以及如何 应对拉美右翼力量对拉美进步政府的威胁” 。会议通过了《基多宣言》 ，宣布 支持该地区的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支持阿根廷政 府在秃鹫基金和马尔维纳斯群岛等问题上的立场；坚决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 程，主张通过和谈政治解决国内冲突；拒绝“对波多黎各的殖民统治” 。 252 2015 年 9 月 28—30 日，第 2 届 ELAP 大会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会 议仍由厄瓜多尔执政党主办，来自拉美以及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共 60 多个 左翼政党代表应邀与会。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 Delgado） 、副总 统格拉斯（Jorge Glas） 、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Álvaro García Linera）等在 会上做主旨演说。会议讨论了革命进程中的民主、主权、分配等问题，与会的 左翼政党代表就执政经验、政党的组织结构、斗争形式、政治斗争和策略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窦恩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 席了会议 A 。 会议安排了 13 场圆桌会议，题目分别为： “右翼力量颠覆革命民主的策 略” ，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拉美的规划与发展” ， “拉美争取民主、真理和正义 的斗争” ，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挑战与承诺” ， “厄瓜多尔公民革命的 8 年历 “左翼与非洲人后裔：斗争与征服” ， 程” ， “重振政治组织：结构、行动与策略” ， “拉丁美洲与新兴国家在建设多极世界中的作用” ， “拉丁美洲的民主与人民选 举进程” ， “全球化、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 ， “拉丁美洲与斗争中人民的团结” ， “媒体的民主化” ， “推进拉美一体化的行动：政治、经济与社会” 。与会者认为， 应加强组织动员，不应仅仅局限于选举进程；会议称赞拉美地区“进步政府” 通过实施积极社会政策在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 创建新的世界民主秩序方面的贡献；号召拉美地区进步政治力量制定和实行共 同的策略，回击和击退“颠覆势力和政变力量” ，捍卫拉美的团结。 （五）古巴的“重温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讲座 2015 年 2 月，古巴文化研究所（ICIC）及其所属的葛兰西思想大讲堂， 开始筹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培训课程。此项活动为期 3 个月，由马丁内斯 （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教授主讲。内容有：1.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题 目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阶段、基本含义，现代 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和组织，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与基础，马 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关于革命目标的表述，目标与理论的关系，马克思生平，社 会科学的认识论等。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及主要流派。题目包括：1883— 1914 年间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欧洲地区的发展，马克 A “Biografías de invitados internacionales al ELAP 2015” ，http://www.elapecuador.com/ index.php/invitados-internacionales. 253 思主义在垄断问题上的立场，社会民主思想家、思想流派和政党，1883—1917 年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目 标和内容的变化，欧洲革命的目的，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建议。3. 马 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包括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任务和新的规划， 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欧洲思想家及其思想，20 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共产 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普遍性的规划和实践，世界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分裂，殖 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与反抗。4. 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强调拉 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拉美革命的工具，具体内容包括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的拉美马克思主义，拉 美地区革命的新阶段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新人、新型革命者与个体问题，穷人 的教会，第三世界的革命和思想家，人民斗争的崛起与拉美的国家自治，社会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再发掘，古巴当前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的地位。 这次讲授活动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公共机构、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工 会以及哈瓦那社区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宣传工作者、专家，优先 35 岁以下的青年，重视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和不同岗位人员的代表性。课程 分 24 讲，12 次研讨会。每周 2 次课（周二和周五） ，一次研讨会 A 。 （六）智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系列研讨会 、劳动社会与政治研究 2015 年 3—9 月，智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GEM） 中心（CIPSTRA）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社、基督教人文大学等合作，共同举办 “应用马克思主义 ”系列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从理论视角与实践观 点出发，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研讨会试图就拉丁美洲若干基本问题 的研究（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提出假设和结论，其中包括世界危机对该地 区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土地收益，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发展主义等。此系列 研讨会迄今已举办 5 次。第一次和第三次的主题分别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和方法论”和“拉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家的作用” ，均由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 Juan Kornblihtt 教授作主题讲演。第三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自然 资源收益的理论与分析” ，具体内容涉及：差异性和绝对性土地收益及其度量 A Raquel Sierra，Curso para refrescar el marxismo，Miércoles, 18/02/2015 ，http://www. tribuna.cu/cultura/2015-02-18/curso-refrescar-marxismo. 254 问题；关于价值国际转移的起源与影响的争论；不同社会部门征收的机制问题； 国家的作用及在征收问题上的争论；汇率和土地租金之间的联系。第 4 次研讨 会的主题是“竞争、依附和帝国主义” ，内容涉及：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社 会中竞争是所有资本发展的表现形式；关于是否存在垄断资本统治的争论；跨 国发展的特点及其民族形式；劳动的国际分工；国家间的价值转移及其对不平 等发展的影响；关于平等交换的争论；对经典作家和拉美传统作家依附论和帝 国主义论的批判。第 5 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世界危机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危 机” ，主要内容涉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谓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与资 本主义的危机；研究国际变革的工具；关于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 争论；金融扩张的特点；国际劳动分工的转变；国际市场上东亚和中国的崛起 与拉美的滞后；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21 世纪前 10 年拉美的繁荣与危机；查韦 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现象出现的意义 A ；资本的出路与其再生产的方式；工 人阶级政治行动与斗争策略的前景。 （七）第 8 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是巴西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学 术活动，其主要目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知识在巴西的传播和讨论。 “论坛”由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哲学和人文科学系（IFCH）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从 ，从 2005 1999 年开始，该中心基本每两年举办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坛” 年 11 月第四届“论坛”开始，该论坛成为国际性论坛，参与范围和程度更加 广泛，中心也随之成为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机构和学术阵地，学术 影响得到提升。从 1999 年至今， “论坛”共举办了 8 届。第 8 届论坛于 2015 年 7 月 14—17 日举行。 第 8 届论坛在设计讨论主题和会议征文时，主要考虑两个标准，一是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研究、批评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经 验性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工具。第 8 届论坛分组讨论的 10 个分论坛 题目和主要内容如下：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对马恩著作的批判性审 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著作的争论） 。2. 马克思主义（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判性审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派及其发展演 A 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都是 21 世纪拉美地区左翼政治领袖，分别是委内瑞拉前 总统，以及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现任总统。 255 变，巴西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更新问题） 。3. 人 文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 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社会服务以及法学的审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科 学审视；马克思主义对人文科学发展贡献的审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 论和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巴西和拉丁美洲大学的存在） 。4. 当代资本主义 的政治与经济（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变革的马克思 主义分析方法，资本积累的新标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国家与资本主义民 主的转变；统治国家与依附国家的局势；巴西与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与生态问 题） 。5.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斗争（对阶级结构变革的马克思 主义分析方法；劳动者、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阶级极化现象缓解的争论；劳 动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新构成；巴西和拉美的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 概念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和民众抗议） 。 6.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生产（社会理论、劳动与生产；劳动价值理论与 当代资本主义；关于生产的一般理论概念；生产过程、价值化过程和劳动过程； 劳动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生产中的阶级斗争；肯定与否定“劳动集中化”的理 论；劳动剥削的新方式：非物质劳动、非正式劳动、非正规化劳动或非稳定劳 动；劳动与社会解放） 。7.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种族和性（对性别、种 族和性关系及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作用的思考；当前剥削、压迫与劳动的社 会、种族和性别划分；对社会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同质性 / 交叉性的争论；对政 治、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运动、黑人运动和各种性取向运动的争论） 。8. 教育、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教育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劳动力的形成；教育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与教育的进程；教育政策；对巴西 和拉美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工具——大学、教育中心等）； 各种社会运动创建的文化中心；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教育经验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 。9. 文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文化生 产的新趋势；造型艺术、文学与文化产业；对巴西和拉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分 析；文化与社会主义——20 世纪革命中的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造） 。 10. 当前的资本主义（对 20 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 和 20 世纪共产主 义和社会主义遗产，以及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理论；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过渡；21 世纪社会主义重建的成果与障碍；社 256 会主义与生态问题） 。 三、对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研究与争论 在 2014—2015 年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当前正在进行的古巴“模式更 新”进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古巴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有以下原因：第 一，古巴是拉美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拉美地区左翼政治力 量和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旗手，古巴问题研究历来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占有特殊地位。第二，自古巴共产党 2011 年“六大”确定革新与改革方针 后，古巴的发展趋势受到各界广泛重视。第三，2014 年底以来美古关系发生 巨大变化，对抗了 50 多年的“宿敌”实现关系正常化。古美关系改善极大地 改变了古巴社会主义的生存环境。古巴是否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引 起国际范围关注。第四，2016 年古巴共产党将召开“七大” ，对模式更新的进 程进行总结。古共“七大”以后古巴向何处发展，引发诸多猜测。关于古巴模 式更新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对古巴革新进程的研究 最近两年，对古巴社会主义革新进程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2015 年 3 月， IGADI 发布题为《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的研究成果，对自 1959 年古巴革 命胜利以后 50 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经验作出概括和总结，将这一进程分为 四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一般特点和具体特性 A 。第一阶段（1959—1975 年）是“自我社会主义”的探索阶段，主要任务是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 路。第二阶段（1976—1990 年）是欧洲社会主义经验与古巴政治社会现实和 经济方向相适应的阶段，古巴向真实的社会主义靠近。第三阶段（1990—2006 年）是所谓“和平时代的特殊时期” ，主要任务是应对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特别 是苏联东欧剧变冲击的影响，维持住社会主义政权。第四阶段（2007 年至今） 是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时期，主要任务是开始和逐渐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 的进程。对于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外国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阿基克 （Dariela Aquique）主要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划分 A IGADI, Cuba: ac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17 de Marzo de 2015, http:// www.igadi.org/web/analiseopinion/. 257 为 1959—1960 年， 1961—1972 年， 1972—1986 年， 1986—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0 年至今共 6 个阶段，并主要从外部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变化分析古巴社会主 义模式的更新问题 A 。 （二）古巴国内在变革问题上的立场分化 （Luismi Uharte）在西班牙《起 2015 年 11 月西班牙巴斯克大学教授乌哈特 《面向经济 义报》连续发表《古巴的权力集团、社会阶层及经济变革方向》 B 、 变革的古巴》 C 等文章，对古巴学者和官员在古巴经济变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作了综述和评论。乌哈特认为，古巴国内在经济变革问题上有三个主要派别 或三种不同观点。第一派是所谓的“国家主义论” 。认为变革是一种“暂时的 让步” ，是“战术性妥协” 。这派观点有“亲苏联”的传统特征，在官员和官僚 机构中影响较大，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一些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老年民众中 影响更大。这些人或者害怕会失去革命的社会成果，或者认为这是维护秩序 和安全的需要。第二派是“经济主义论” 。这派观点赞同邓小平“不管黑猫白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所谓猫论。其中许多人赞成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 为变革就是创造财富，提高效率。这派观点主要在企业界占上风，在一些特定 阶层特别是在个体经营者中影响较大，在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有众多支持 者。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经济主义论”的政策建议看成提高古巴经济效率的途 径。第三派是“左派论” ，所谓的左派包括古巴共产党内的左派、自由主义左 派、无政府主义左派和社区左派等。 “左派论”支持变革，认为社会主义不仅 仅是公平分配，还是一种水平式的管理模式，是劳动者直接的参与；变革的目 的是建设“自治的社会主义” ，主张社会主义的“去国家化” 。虽然支持“左派 论”的人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其在知识界影响巨大。与“国家主义论”和“经 济主义论”两派不同，持“左派论”观点的人通常不在权力机构之内。乌哈特 认为，支持“左派论”的人数量较少，主要源于古巴人对其所主张的“自治 观”认同度较低，因为自 1959 年古巴革命以来所有自治管理的经验都不很成 功，效果不理想。乌哈特认为，尽管在经济变革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和政策主 A Dariela Aquique， “Cuba, un Nuevo Modelo Económico Capitalizar el Entusiasmo de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 Cuba in Transition，ASCE 2014. B Luismi Uharte， “Grupos de poder, estratos sociales y orientación del cambi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C Luismi Uharte， “Cuba ante el cambio de model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258 张，但古巴社会各界都认为传统经济模式已陷于困境，因此古巴经济变革和革 新具有不可逆性。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民众，或是学术界，都认为传统模 式已经难以为继。为了消除古巴传统模式中过度集中、国家包办、不可持续的 大规模补贴、工业和农业资本化程度极差等弊端，除了改革或更新，已别无出 路。上述共识是推进古巴经济变革的基本动力。古巴最高决策层之所以积极推 进变革，主要是因为其已经认识到古巴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以前，古巴 政府通常会认为国内经济危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如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美国的封锁等） ，现在则认为危机主要是内部问题，化解危机的途径是进行内 部革新。 （三）对古巴革新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 2014 年 7 月，努涅斯（Eulimar Núñez）发表《共产主义中国和共产主义 古巴的差异》的文章，援引多位国际学界古巴研究者的分析，对古巴革新进 程与中国改革进程进行比较，认为两个国家都是共产主义国家，都实行一党 制，都是各具特色的威权政府。但他从多方面总结了中国和古巴模式的不同之 处，认为中国模式未必适用于古巴 A 。1. 模式的适用性。中国有一个国家主导 下的市场经济，而古巴没有；中国经济规模大，古巴经济规模小；中国远离美 国，拥有大量外国投资，而这些古巴都没有。因此，中国模式难以复制到古 巴。2. 去集中化与集中化。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国家作用 发生重大变化，决策过程趋于分散化，权力向地方转移。这种情况在古巴并没 有发生。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实施农业“去集体化” ，国家对外资开放，准许 私人开办企业。而古巴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放松类似措施，并“保持社会主义经 济模式，中央和国营企业仍占支配地位” 。3. 国家官僚。中国的官僚不反对改 革，并加入改革进程中，没有成为改革的障碍。古巴一直没有进行干部的更 新。4. 不平等、中产阶级和创业。中国已经预见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会出 现不平等。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出现一个关注未来经济增长的中 间阶层。古巴是资源缺乏的国家，对创业的限制较严格；为了维持政权，国家 不允许自由创业，也不允许出现中产阶级。5. 改革的渐进性。中国的总体改革 在正式推出前都在地方层面进行试点； “中国犯了错误后，可以审视、分析这 A Eulimar Núñez，Nueve diferencias entre el comunismo de China y Cuba，http://www.bbc. com/mundo/noticias/2014/07/140718. 259 些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正确的行动” 。但在古巴这些都没 有。6. 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除了外国投资外，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采 取了与私人企业相同的经营方式，主要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并在投资、经 营、出口等方面采用国际标准。而在古巴，国家承认重振国有企业的作用，但 这些企业效率低、负担重、官僚主义严重、国际化程度非常有限；古巴用委内 瑞拉的援助取代了过去苏联的补贴，并过度依赖这些援助。7. 言论自由程度。 在中国虽然还有许多限制， “但存在自由讨论和争论的空间”；而古巴自由表达 的空间和自由较小。8. 青年。中国的年轻人希望成为中间阶层，希望得到稳定 的工作、住宅和汽车，能够获得消费品。在古巴，推动改革的青年人则采用了 不同的方法。 乌哈特也认为，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在古巴均不可行 A 。首先，古巴不会 采用中国模式。中古之间国情不同，在人口规模、地缘战略地位、产业能力、 社会政策方面差距很大。其次，越南模式也难以成为古巴道路的参照。古巴虽 与越南相近性大一些，且有共同的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但两国在经济 结构（农业基础） 、劳工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再次，古巴不会恢复资本 主义。因为地缘和历史的原因，在“世界体系论”的条件下，古巴不大可能恢 复资本主义，因为古巴官方认为，恢复资本主义“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贫困，将 会失去公费医疗”等社会福利。最后，古巴模式更接近于拉美地区的新发展主 义政策模式。新发展主义政策模式是指，拉美地区的一些进步政府在社会政策 领域实施再分配政策，但在经济领域实施新发展主义政策。但与拉美新发展主 义不同的是，古巴更具政治优势，即政策可控，能继续对经济实行控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A Luismi Uharte， “Grupos de poder, estratos sociales y orientación del cambio económico” ， http://www.rebelion.org. 260 意大利 李凯旋 葛兰西的祖国——意大利，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遗产，对这些遗产的继承、解构、重构和解释，构成了当今意大利马克思主 义学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活动的主要内容，也使得意大利成为西方世界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最重要阵地之一。 一、意大利左翼研究机构的主要活动 2014—2015 年，意大利主要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如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等举办了相当多的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 动或是以纪念意共的杰出领导人为主题，或是以欧洲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历 史与现实问题为主要内容。 （一）意共杰出领导人的系列纪念活动 2014 年，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各大出版社举办了系列活动 纪念陶里亚蒂逝世 50 周年。2014 年 12 月 16 日，举办了题为“司法部长陶里 亚蒂：政治家，政治领袖”的小型研讨会； 2014 年 12 月 18 日的研讨会题为“陶 ” 。2015 年 2 月 里亚蒂与知识分子：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1944—1964） 25 日，意大利百科全书出版社举办了题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思想与行动 261 中的政治”暨陶里亚蒂同名言论集发布会；2015 年 4 月 21 日，百科全书出版 社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合作举办了“意大利的阵地战——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书信集（1944—1964） ”暨陶里亚蒂同名书信集发布会。 2014 年也是贝林格逝世 30 周年，左翼机构的纪念活动也比较多。葛兰 西基金会研究所和意大利民主党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共同举办了“贝林格和 他的时代”研讨会，12 月 11 日，意大利文献中心也举办了“贝林格：冷战 与欧洲”的研讨纪念活动。在 5 月的纪念活动上，葛兰西研究所主任、罗马 第二大学东欧史系彭斯教授作了题为“冷战与无序的世界”主旨发言。彭斯 在发言中指出了贝林格主导意共实施“历史性妥协”战略的国内外背景——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石油危机，意大利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极右翼势力增长； 国际关系美苏争霸升温。智利在相似背景下的军政府政变，让贝林格认为意 共和意大利人民最大的威胁不是天主教民主党，而是不断增长的极右翼势 力，会导致意大利再度陷入法西斯主义。但是，天民党总理莫罗被“红色 旅”绑架和杀害，成为天民党与意共合作的转折点，也是历史性妥协走向失 败的转折点。天民党在国际力量——美国和欧共体——的压力下，放弃了与 意共的合作。后者，在理论创新乏力中慢慢走向了衰落，直到冷战结束，更 名易帜。 （二）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系列主题研讨活动 近两年，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的研讨活动主题多样，总体而言与意大利 共产主义运动，共运人物相关，且与图书的发布会相结合。如 2014 年有“意 大利问题：1860 年至今的南方与北方” ， “葛兰西：从拉丁美洲到意大利” ， “革 命的家庭——在俄国与意大利之间：安东尼奥·葛兰西与舒赫特家族” A 暨同 名图书发布会活动；2015 年的图书发布会有“意大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危机” ， “法西斯主义：上世纪到本世纪的历史路径”等， 举办的其他重大活动有“探索第三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危机中 ” ， “隆哥 B 的游击生涯（1900—1945） ” ， “作为社 的意共与法共（1964—1984） 会主义民主党的意共” ， “七十年代的意共左翼”等主题。 A Gramsci Antonio jr., La storia di una famiglia rivoluzionaria. Antonio Gramsci e gli Schucht tra la Russia e l’Italia, Editori Riuniti Univ. Press, 2014. B 1964—1972 年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62 二、活跃的葛兰西研究 葛兰西研究，始终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意大利 《狱 几乎每年都会以不同形式出版或再版葛兰西的著作，如《狱中札记》 A ， 《葛兰西〈狱中札记〉选集》 C ， 《论南方问题》 D 等。对葛兰西生 中书简》 B ， 平、思想及其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研究、著述，历年来都比较丰富。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间，意大利出版了与葛兰西相关的研究著述至少有 40 余部 E ，它们或是以时间为线索，对青年时期和狱中葛兰西的思想进行阐发； 或是以葛兰西在文学、戏剧、美学、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批评为主题，或是对葛 兰西的政治思想及其所提出的概念进行阐释性研究。 （一）青年时期的葛兰西 关注葛兰西青年时期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两部： 《 〈新秩序〉时代的葛兰 《葛兰西： “整体的批 西（1920—1921）——一位具有欧洲视野的知识分子》 F ， “整体的批评”——新闻，文 评”——新闻，文学与戏剧》 G 。其中《葛兰西： 学与戏剧》从葛氏作品中较少被关注的方面对其思想进行了阐发。作者首先从 葛兰西青年时期开展的新闻活动出发——即作为社会党的党刊的记者到后来承 袭安东尼奥·拉伯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的遗产创建共产党的党刊，阐述 他对意大利传统新闻业所引入的创新活动。葛兰西作为记者所作出的创新，不 仅仅是左翼的，也是从事实出发，带着哲学的严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A Gramsci Antonio, Quaderni de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2014. B Gramsci Antonio, Lettere da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2014. C Curatore La Porta L.; Prestipino G., I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 Un’antologia, Carocci, Roma, 2014. D 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West Indian, Molinara, 2014. 该书收集了葛 兰西发表在《前进报》 ， 《新秩序》周刊， 《人民的呐喊》 ， 《团结报》 ， 《重生》上的文章， 以及《关于意大利南方的一些问题》一文。另一部《南方问题》内容更为详尽，兼 有编者的评议——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Melampo, Milano, 2014. E 笔者根据在意大利品目最全的网络书店 IBS（www.ibs.it）上，按主题和时间所进行 的搜索结果所得。 F Angelino Carlo, Gramsci al tempo de «L’Ordine nuovo»（1919–1920）. Un intellettuale di vedute europee, Eir, Brescia, 2014. G Catalfamo Antonio, Antonio Gramsci. Una «critica integrale». Giornalismo, letteratura e teatro, Solfanelli Editore, Chieti, 2015. 263 法，在结构与超结构的辩证基础上，对现实进行一种“整体的”观察。其次， 作者分析了葛兰西从 1916 年至 1920 年间，主要发表在《前进报》的戏剧艺术 批评；部分涉及狱中札记里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戏剧批评还是文学批评，葛兰 西的艺术批评都兼顾了文本的“内”与“外” ，作品的起承转合与情境，以及 “形式”与“内容”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整体。 （二）狱中葛兰西的思想路径 2014 年以来，意大利出版了不少对葛兰西狱中思想的研究著作。葛兰西 基金会研究所主席朱塞佩·瓦卡（Giuseppe Vacca） ，是葛兰西研究领域比较有 影响力的学者，其专著《葛兰西的生平与思想 1926—1937》A 介绍了葛兰西入 狱后的种种磨难与思想历程。 《葛兰西与维特根斯坦：语言与力量》B 一书大胆 地提出，葛兰西与维特根斯坦，自 1934 年至葛兰西病逝，通过经济学家皮耶 特罗·斯拉法（Pietro Sraffa）进行了文化交流。斯拉法是葛兰西的好友，在 葛兰西保外就医的最后岁月里，常与之畅谈，很了解葛氏思想；同时又在剑桥 常与维特根斯坦交流，并被维特根斯坦誉为“一株长满了枝叶的大树” 。据此， 作者以为，鉴于斯拉法的桥梁作用，维氏在 1936 年完成的《哲学研究》 ，某些 部分受到了葛兰西 1935 年狱中所写的十几页关于语法认识的启发。 从葛兰西《狱中札记》首次出版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这位意大利共产 党人思想和作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葛氏思想和作品的诠释和理解往 往都是迥异的、充满分歧的。 《葛兰西在狱中——〈狱中札记〉的路径》C 一书 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分歧进行梳理，以期探寻出狱中葛兰西的思想发展 《狱中札记》 脉络。 《大众政治：安东尼奥·葛兰西与社会革命》 D 的作者认为，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思想的新时代。葛兰西的政治秩序观在被囚禁之前， 就已经初露端倪。秩序，在社会中传播，在社会中合法化，同时产生于社会。 本书作者认为葛兰西通过对一些看似矛盾概念的运用——如有机性与革命、平 衡与危机、被动与主动，在与大众政治时代相适应的社会革命理论中，对社会 A Vacca Giuseppe, Vita e pensieri di Antonio Gramsci 1926–1937, Einaudi, 2014. B Lo Piparo Franco, Il professor Gramsci e Wittgenstein. Il linguaggio e il potere, Donzelli, Roma, 2014. C Rossi Angelo, Gramsci in carcere. L’itinerario dei Quaderni, Guida, Napoli, 2014. D Filippini Michele, Una politica di massa. Antonio Gramsci e la rivoluzione della società, Carocci, Roma, 2015. 264 进行了解构和重构。政治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所以革命理论提出 的问题应该是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但是，关于这一点，葛兰西与当代其他 马克思主义作家相比，就显得不足了。其他关于葛兰西狱中思想历程的著作还 《葛兰西——在黑暗的异端 有《法官与囚徒——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牢房》 A 、 者牢房中》 B 等。 （三）葛兰西思想的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 意大利每年都会出版对葛兰西思想的介绍性读物，如 2014 年出版的《葛 兰西的眼睛：意大利共产主义之父的生平及其著作简介》C ， 2015 年出版的《葛 兰西思想导读》 D 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葛兰西的思想进行介绍的同时，综 合了近年来意大利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争论和分歧——如《狱中札记》中的一 些含混的概念：哲学实践、市民社会、领导权、知识分子、美国主义和福特主 义、主体—客体、民族的—大众的、结构—超结构等。 《葛兰西研究文集》E 是 一部葛兰西思想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时间横跨葛兰西的青年时期、思想成熟期 和狱中岁月。该书的主题包括：葛兰西与意大利历史的关系；葛兰西对意大利 民族复兴运动的分析；葛兰西与新闻传播；论世界大战；教育的热情；文化的观 念（其中观念因素，即 Concezione，葛兰西指的是创作者） ；论天主教；葛兰西 作品中的马基雅维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反马基雅维利主义） 。本书的作 者认为葛兰西无论在意大利历史和文化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都是十分突出的。这或许正是在东欧社会主 义政权剧变后，葛兰西成为世界范围内被研究和译介最多的意大利思想家的原 因，也是在柏林墙倒塌后能够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国际共运理论家之一的原因。 《安东尼奥·葛兰西——对生之激情》 F 分析了葛兰西哲学中的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及其对革命热情的抑制，却充满为新文化而斗争的热情。近两 A Giacomini Ruggero, Il giudice e il prigioniero. I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 Castelvecchi, 2014. B Ghetti Noemi, Gramsci nel cieco carcere degli eretici, L’Asino d’Oro, Roma, 2014. C Mordenti Raul, Gli occhi di Gramsci. Introduzione alla vita e alle opere del padre del comunismo italiano, Red Star Press, 2014. D Cospito Giuseppe, Introduzione a Gramsci, Il Nuovo Melangolo, Genova, 2015. E D’Orsi Angelo, Gramsciana. Saggi su Antonio Gramsci, Mucchi, Modena, 2014. F Fusaro Diego, Antonio Gramsci. La passione di essere nel mondo, Feltrinelli, Roma, 2015. 265 年，意大利还出版了葛兰西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批评文集，如《狱中童话》 A ， 《葛兰西作品中的教育原则》 C 与《从拉伯里奥拉到葛兰 《皮兰德娄》 B 等。 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政治观》 D ，涉及葛兰西和意大利马克思主 义者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在葛兰西论教育时提到“物质条件” ， “文化” ， “智 力行为” ， “傲慢的激情与情感”等概念的启发下，意大利学者提出，对教育 原则的探索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它是结构和超结构，经济改革与道德 和知识改革，以及工业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 《领导权的阐述：葛兰西，文 学与市民社会》 E 探讨了葛兰西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影响。本书从历 史—词源学的视角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构建到知识分子战略的演变，对民族的 “想象共同体”的构建作用进行了再界定。继而在这一视角下，分析了历史小 说对民族构建的作用，民主哲学中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超越以及意大利文学的 修辞对法西斯主义的“肯定” 。通过对葛氏文本的再审视，人们或许能够更好 地理解“被动革命”与“民族的人民的”如何塑造当代世界的观念：例如后 殖民文学与后工业的都市，以及证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的 “宗教世俗化” 。 《论南方问题》 F 收录了葛兰西对意大利南方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 的认识。重读葛兰西，对理解当今意大利南北问题大有裨益。如今，地域差异 在意大利持续地存在于意大利公民运动中，并表现出了代际传承的历史趋势。 在意大利统一后，分割南北的著名“掌纹”线就在不断北移。北部对南方的 “黑手党”作风，表现出了更强的兼容性，对腐败和庇护主义也“青眼相加” 。 在葛兰西时代，南方的保守与落后，根源在于北方资本主义对南方土地贵族的 依赖与妥协；而如今，南方落后的背后，是意大利侏儒资本主义对南方的智力 和资源的双重掠夺。 （五）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意大利早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A Antonio Gramsci, Favole dal Carcere, Fagiolari Bottega, Perugia, 2015. B Gramsci Antonio; Tilgher Adriano, Pirandello,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Pisa, 2015. C Manacorda M. Alighiero, Il principio educativo in Gramsci, Armando Editore, Roma, 2015. D Orsomarso Vincenzo, Da Labriola a Gramsci. Educazione e politica nel marxismo italiano E Curatore Pala M., Narrazioni egemoniche. Gramsci, letteratura e società civile, Il Mulino, Bologna, 2014. F Gramsci Antonio,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Melampo, Milano, 2014. 266 义运动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对“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对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从葛兰西到奥凯托——意大利共产党 的卓越与卑微（1921—1991） 》A 一书以意大利共产党的诸位卓越领导人——葛 兰西，陶里亚蒂，隆哥，贝林格和奥凯托等人物为主线，回顾了意共从 1921 年到 1991 年作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为国际共运理论与实践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以及冷战爆发后，因意识形态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等因素而永远在野的“卑微” 处境。近几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被不断解密，意共和苏联方面为葛兰西入狱后 重获自由所做的努力，包括陶里亚蒂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葛兰西与其他意共早 期领导人的关系，都成为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热点之一，如 《缘于波尔迪加：论波尔迪加的观点及其 《交易——为何葛兰西没有被释放》B 、 与葛兰西的关系》 C 等。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 2015 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大的成果当属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出版。第一卷《马克思主义史：社会民主，修正主义与革命（1848— 》 D ，讲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第一个一百年：包括恩格斯对马克 1945） 思遗留手稿的整理，19 世纪末社会主义理论的走向；20 世纪初，正统马克思 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争论、列宁主义及其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的哲学讨论、葛兰西思想的来源等。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史：二十世纪下 半叶的共产主义流派与理论批评》E ，呈现的是“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 变化，包括在西欧各主要国家发生的争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 “异端流 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和拉美的诸 A Andreucci Franco, Da Gramsci a Occhetto. Nobiltà e miseria del PCI（1921–1991）, Della Porta, Roma, 2015. B Fabre Giorgio, Lo scambio. Come Gramsci non fu liberato,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2015. C Di Fazio Antonio, Dovuto a Bordiga. Ragionamenti su alcune tematiche bordighiane e sui rapporti con Gramsci（e Togliati）, Odisseo 2015. D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1: Socialdemocrazia, revisionismo, rivoluzione （1848–1945）, Carocci, Roma, 2015. E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Comunismi e teorie critiche nel secondo Novecento, Carocci, Roma, 2015. 267 多面相。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史：经济、政治、文化——今天的马克思》A ，呈 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资本主义危机方面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在政治 思想、美学、人类学、全球化分析、世界体系理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 方面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与伦理方面的著作 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 教授 2010 年的《非暴力——神话之外的历史》 B 在 2015 年被译成英文，在英 国和美国出版。多米尼克教授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近代和“当代政治斗争和政治 反思的中心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甚至要超越乌托邦主义以更为激进的 新思想来回应的问题”C ，即非暴力是否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例如，美国的 解放农奴运动，当奴隶主发动战争以维护奴隶制时，以非暴力方式能解放奴隶 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被驱赶向战场，被迫杀戮或者被屠戮； “二 战”末期，抵抗运动期间，面对墨索里尼傀儡政府的募兵令，很多意大利年轻 人躲进深山，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在意共等左翼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法西斯— 反纳粹的斗争。而如今，暴力与非暴力，孰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最佳方式？ “一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的兴起，以及中东国家当前的情势，都告诉 我们，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结果与真正的民主与和平是相左的。从历史角度来 看，反战运动应当在国际关系领域与反大国沙文主义相连。那是什么阻碍了国 际关系中民主的产生呢？托克维尔在死前，悲哀地注意到他所倾慕的国家（即 美国） ， “在一些年里，表现出了一种征服，甚至是掠夺的精神” ，这不是简单 的爱国主义，不是对本民族历史与成就所特有的自豪感。虽然在可见的未来民 族国家的边界和爱国主义都不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定要产生冲突。而 “只要‘征服’ 、 ‘掠夺’和统治等思想没有被彻底粉碎，战争的灾难就或将一 直需要类似联合国的机构来约束和控制”D 。只是对于将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龃 龉、冲突类比为个体间终将消失的暴力而主张非暴力的人物而言，如托尔斯 A Petrucciani S.,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conomia, politica, cultura: Marx oggi, Carocci, Roma, 2015. B Domenico Losurdo, Non-Violence, A history Beyond the Myth, Lexington Books, Lanham, Boulder, NewYork, London, 2015. C Domenico Losurdo, Non-Violence, A history Beyond the Myth, p.221. D Idid. 268 泰、甘地等，注定将要继续失望了。 《意大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危机》 A 一书的 主要研究对象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尝试回答一 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为何在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仅 十年后便难以生存？作者认为，在七八十年代这二十年间，整个世界的历史趋 势发生了改变，使得“主体性”发生了逆转。这使得意大利哲学，首先是马 克思主义，陷入了所谓的“危机”之中。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重读〈大众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 B 一书是对 1976 年出版的《大众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 再版，但是其中参考书目有所更新和扩充，并由图里奥·赛皮里 C（Tullio Seppilli）教授作了跋。自葛兰西的《民俗观察》出版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意大 利工人运动中间，出版发行了数篇反映大众和大众文化，意大利南方农民状 况——包括生活条件和各种农民组织的研究著述和报告，收入本书的文章就是 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记录。虽然大众文化变迁是人类学范畴的议题，但也与大众 抗议，意大利工业发展中新兴阶级密切相关。而且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或多 或少都是工人运动组织的紧密联系者和 / 或批评者——在大众文化变迁中的作 用，更是值得关注。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论原则》D 是一部关于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著作。本书作者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无论是美学还是艺 术批评，总体上都呈现出了功能性衰退之势。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依然非常 有必要让世人在美学领域听到它的声音，不必如锣鼓般喧嚣，而是走一条严肃 且平静的钻研之路，能够对问题进行具有说服力的探讨。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美 学的历史出发，首先从整体上介绍了艺术批评理论，然后分析马克思主义艺术 批评理论在涉及具体作品，面对具体问题时，所运用的程式、工具与方法，以 及如何作出的价值判断。本书在具体呈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时，主要 A G. Vacca, La crisi del soggetto.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Italia negli anni Settanta e Ottanta, Carocci, Roma, 2015. B Rauty R., Quando c’erano gli intellettuali. Rileggendo «cultura popolare e marxismo», Mimesis, Milano, 2015. C 图里奥·赛皮里是意大利著名的人类学家，曾任《马克思主义批评》 （Marxista Critica）编委会委员。 D Oldrini Guido, Il marxismo e le arti. Principi di metodologia critica marxista, Nemesis Edizioni, Milano, 2014. 269 从文学作品、形象艺术、音乐、戏剧和电影中选取了多个片段进行分析。 《卡尔·马克思：非反美主义者亦非道德说教者》A 的作者并非极富野心地 要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和思想，而是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某 些貌似“老生常谈”的方面，某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某些导致了反马克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上，如一些“伪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和理论。本书的主 要内容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和美国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马克 思作品和马克思理论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与 个人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游击战》B 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和斯大林对游击战，抵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的观点论述。 编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深谙军事的意义，而且对于工人阶级的代 表和政党而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的认知也是十分 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主要论述 1871 年普法战争，也涉及西班牙 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列宁的文章主要是反抗沙皇统治的游击战，斯 大林的文章论述的是“二战”期间苏联抗击德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安德 烈·杰乌纳（Andrea Geuna）的《共产主义的 100 个重要日子》C 记录了 20 世 纪共运史上最为重要的 100 个日子和 100 个重大事件——包括第一国际、第二 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成立，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它们对理解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当今国际政治形势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意大利是冷战期间唯一以共产党为主要左翼力量的西方国家，这被观察 家们视为一种“反常现象” 。但实际上，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 给意共带来了很多挑战和考验。 《意大利共产党人与欧洲左翼：意共及其与欧 洲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D 一书，基于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解密档案，重现了意 共与其他欧洲最主要的社会民主党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关系。作者着意分 A Orofino Stefano, Karl Marx. Né antiamericano, né moralizzatore, Aracne, Roma, 2014. B Quadrelli E., Ponomariov B., La guerra partigiana vista dai classici del marxismo-leninismo, Gwynplaine, Camerano, 2014. C Andrea Geuna, comunismo in 100 date, Della Porta, Pisa, 2015. D Michele Di Donato, I comunisti italiani e la sinistra europea. Il PCI e i rapporti con le socialdemocrazie（1964–1984）, Carocci. Roma, 2015. 270 析了意共为扩展其国际关系网络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而面临的党内外限制以及 党内由此而生的诸多矛盾，还呈现了意共与社会民主党对话的内容，以及其他 国家社会民主党对意大利和意大利左翼所使用的策略、进行的判断等。在本书 中，意大利共产党被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涉及了冷战期间 的国际关系、共产主义原理的危机、西欧政治和经济均势的变化、西欧资本主 义“黄金年代”的终结给左翼带来的挑战、国际主义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共产 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所留下的遗产等。 经济危机爆发后，使得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的回归。意大 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在其 2015 年出版的新著 《阶级斗争：一部哲学与政治史》 A 中诘问：我们真的确定阶级斗争一度消失了 吗？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有产者和雇佣群体之间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言，它还 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剥削”；还如恩格斯所写，是“男性对女性” 的压迫。我们如今处于三种从根本上改变了剥削与压迫关系的阶级斗争形式 中：国际的、国内的和家庭内部的。回望 20 世纪向 21 世纪波云诡谲的过渡历 程，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只要民粹主义始终简单地将冲突 简化为庶民与权贵的对立而忽视社会冲突的多层次性。洛苏尔多教授将《共产 党宣言》以来的世界历史作为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作为理论依 据，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对阶级斗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四、左翼的复兴与意大利国内的改革 《马克思主义批评》 （Critica Marxista）是意大利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刊物，它有纯粹的理论探讨，也有对意大利国内、欧盟和国际政治、经济与 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分析。2014—2015 年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的现实问 “阿 题有，左翼的复兴、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教育改革 B 、欧元的命运 C 、 拉伯世界的磨难”D 。本节将根据《马克思主义批评》推出的书评与评论文章， A Domenico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 2015. B Mele, Controriforma neoliberista della Scuola, Marxista Critica, No.1, 2015; Boscaino, Una legge di iniziativa popolare per salvare la scuola, Marxista Critica, No.1, 2015. C “L’euro: un destino segnato?” , Marxista Critca No.5, No.6, 2014. D “Il travaglio del mondo arabo”, Marxista Critica, No.3, 2015. 271 对意大利左翼学者最关注的两大问题——左翼的复兴与意大利国内的劳动力市 场改革上的主张进行介绍。 （一）金融危机与左翼的复兴 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激进左翼的战绩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外，都不 是特别理想。 《马克思主义批评》在 2014 年第 2 期上刊发了《欧洲议会选举与 《欧洲：多个问题，一种回应》B ，对欧盟与左翼的未来进行了分 左翼重构》A 、 析。 《全球化世界中的左翼与工人阶级》C 一书从更为宏观和纵深的视角对左翼 复兴的可能性与未来道路，进行了分析。作者马苏里首先回顾了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主义国家的经济、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四十年来的发 展进程，并尝试探寻 2007—2008 年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左翼的涅槃重生之路。 作者认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是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当前金融经济危 机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要素，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也是“光荣三十年”的终点）对劳动的去价值化——这通过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及相关配套服务向亚洲、拉美和东欧的迁移来实现的。 产业转移，使得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领域所把持的垄断地位，被新兴的 工业国所撼动。作者引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从 1990 年到 2010 年，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均有大幅增长，法国从占 GDP 的 8.9% 增至 59.8%，德国从 7.6% 增至 43.5%，英国从 23.3% 增至 75.1%，意大 利从 5.3% 增至 23.1%，美国从 10.7 增至 30.7%。资本的迁移，也在世界范围 内改变了各大经济体的地位和关系。购买力平价 GDP 排行榜中，美国从 1981 年到 2011 年始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从第二十位升至第二位，印度升 至第三位，俄罗斯升至第六位，而其他西方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却在不断下 滑。虽然，作者并没有低估金融化与信息革命在全球化时代的支柱性作用，将 它们与劳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对其演变和转型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 是，他的分析明确指向劳动价值，提出的反危机举措，明显受启发于凯恩斯主 义的创造需求和支持投资等措施，而不是左翼所反对的“紧缩” 。走出当前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不可能的，但要改变生产方式，走上与生态环境相兼容的 道路，终止破坏农业经济——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非洲地区粮食危机。此外， A Di Siena, Elelzioni Europee e la Ricostruzione della Sinistra, Marxista Critica, No.2, 2014. B Carra, Europee: una Risposta, tante domande, Marxista Critica, No.2, 2014. C Ignazio Masulli, la sinistra e calsse operaia nel mondo globalizato, Bari-Roma, Laterza, 2014. 272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建立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并将这一重 任寄希望于联合国。这显然是过于不现实的和乌托邦的，很难想象联合国有保 护全球劳工的能力。不过，作者对于工人运动和左翼的判断，仍值得我们关 注：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工业无产者在全球化时 代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社会主体。而这种认识上的不到位，损害了他们构建 未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作者认为左翼重生的起点，在于工会要超越国界，在 世界范围内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对劳动者的国际保护网络。否则，左翼只会越 发成为一个代名词，不断地屈服于当前的历史时代。毋容置疑，左翼的重生与 复兴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虽然迫在眉睫，却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公共债务的骗局》 A 是意大利重建共总书记费雷罗（Paolo Ferrero）在 2014 年推出的著述。沉重的公共债务已经被视为意大利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按照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的观点，意大利公共开支不断增长的原因在于意大利 人“追求一种超过他们能力生活水平” ，并且在养老金、医疗等方面的过度支 出，以及一系列不明智的社会政策，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实施的工资随 通胀水平向上调整的指数化政策。而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何意大利公共 债务的改革，在危机爆发后，债务不减反增呢？这显然有其他的原因——食 利者的存在和对公债的投机。在 1981 年，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水平还只是 GDP 的 60% 左右，但是到 90 年代中期却达到了 120%。从 1982 年到 1994 年，意 大利公债以每年 5% 的水平递增。转折点是 1981 年，就是在这一年，意大利 央行与财政部分家，央行不再有购买国债的义务。这其实是公共债务私有化的 问题，因为此后大量私有银行和私有资本在高回报率下购入意大利国债，投 机性质明显。换言之，每年 5% 的增长率，很大部分来自国债利息的增长。从 1981 年到 2008 年，意大利国债利息的 92% 是兑付给了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 而剩下的 8% 才兑付给了 90% 的意大利民众。也就是说，意大利日益增多的 财政赤字，不是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投入到了物质和非物质的生产，或通过提 供服务提高公民的福祉，而是付给公共债务债主的利息，这像磐石般重重压在 意大利社会的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 虽然意大利面临《财政契约》——公共债务不得超过 GDP 的 60%，财政 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的约束，但费雷罗并不认为退出欧元区是问题 A Paolo Ferraro, La Truffa del Debito Pubblico, Derive Approdi, Roma, 2014. 273 的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属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欧 盟，不是精英主义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左翼不应丢 弃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宝贵遗产——陶里亚蒂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 路”和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 ，构建“反对欧洲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是当今左翼面临的最为复杂和艰巨的任 务——仅仅批判新自由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找到危机的根源和变革的动 力，以超越资本所强加的社会关系。 （二）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 2010 年后，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成为该国最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 一。 《伦齐想要的劳动力市场：重启不确定性》 A 一文认为，在过去的十五年 中，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的规则以渐进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对劳动者而言， 司法保护和经济条件是在恶化的。贝卢斯科尼政府、莱塔政府和伦齐政府的改 革轮番侵蚀了原本能抵御比亚吉法案（Legge Biagi） B 破坏力的社会减震和劳 动者保护系统。1970 年通过的劳动法案赋予了工会的联盟权力和责任，但意 大利三大总工会之间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签署集体合同的效率和效果。尽管三大 工会于 2011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达成了几项协议，却缺乏转换成具体 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法的可操作措施，工会的民主性和代表性也依然悬而未 决。蒙蒂政府所实施的福尔奈洛改革，表面上是保证了就业的灵活性，实际上 大大提高了停业收入补贴（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 CIGS）的门槛，直接 侵害了劳动者的失业收入保障权利。换言之，强化了灵活，却弱化了安全。两 年后，伦齐政府的改革与新的法案框架更是直接采纳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 ，使得劳动者回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境况——面临被解 立场（Confindustria） 雇的威胁，但彼时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伦齐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计划主要由 三部法案构成：首先，制定了“非典型合同”法案；其次，加强长期合同工保 护，但没有明确在面临裁员情况下的保护；最后，失业收入保障和灵活性的改 革。2012 年到 2014 年，意大利的失业率始终在 10% 以上，就业的反弹一方 面有赖于灵活性（短期合同、项目合同等）就业，另一方面有赖于废除了限制 A Piergiovanni Alleva, Il mercato del lavoro voluto da Renzi: il rilancio della precarieta’, Marxista Critica, No. 2, 2015. B 该法案最初在 2003 年通过，旨在通过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 效率，降低失业率；在 2014 年经历过三次较大修正，以法案的推动者比亚吉命名。 274 解雇劳动者的法案。虽然，意大利政府的改革被总结为“灵活地进，灵活地 出”劳动力市场，但本文作者认为，所有的改革更多地指向了“灵活地出” ， 大大增加了青年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兴起 A 近两年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兴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热 潮。意大利 21 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是当前意大利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阵地，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主要平 台之一。21 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的官网，以及《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 杂志 B 多次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英文刊物上选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章，激发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中国道路的兴趣。此外，2014 和 2015 年协会两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道路欧洲论 坛”的意大利篇，赢得了意大利媒体、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很高的关注 度和参与热情。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意大利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模式展开了热烈探讨。意大利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关注的 视角包括——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腐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法治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治理、国际关系等。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了吗？ 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认为意大利激 进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面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 式。 C 他认为，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 成立后的 15 年里，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盘集体化等一 系列政策。而如今，为什么我们（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对这样一个现 实——出现了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模式—— 感到反感呢？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偏见有关， A 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的意大利学者的发言，由笔者 根据会议录音和会议论文整理所得。 B 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的网址 www.marx21.it，杂志为 Marx 21 。 C 多米尼克教授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上的主旨发言题目为“思考中国，反思后 资本主义” （Pensare la Cina. Ripensare il post-capitalismo） 。 275 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消灭富人，使穷人们在贫乏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绝对平均分 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大曲解。 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 存的模式管理着中国很多地区。多米尼克教授说，对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毛 泽东做过十分清楚的理论界定，他对“政治剥夺”与“经济剥夺”进行了区 分：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彻底被剥夺，但是他们的“经济资本” ，至少 在对国民经济依然有益时，或者间接地对社会主义的事业有用时，不应被剥 夺。邓小平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指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除非发展 生产力以消除贫困，否则就不能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所展开的系列改革创 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使得几亿人民脱离贫困，并缩小了与西方国家 的“巨大差距” 。关于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洛苏尔多教授认为，这是在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预见并力图加以克服的社会风险——资产阶级会重新 再形成一个阶级。虽然中国现今很多富翁在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感召下，即 便不是共产党员，也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拥有惊人财 富的中国庞大的亿万富翁就真的没有对政治权力动心吗，没有试图去操控政治 权力的运作吗？对此，洛苏尔多教授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有两点：首先，应对“民主化”运动。 “民主化”运动，事实上就是终结对中 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剥夺” ，允许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其次，对消除国有经济 的要求予以应对。因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消除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夺” ， 从而为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铺就坦途。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Andrea Catone） ，对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 A 卡托内主编认为，马克思主义始 终在中国革命和改革进程中起到了指南针作用。相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实很晚。没有一个中国人参加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 际，更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过其间引发的意识形态大论战。直到 1898 年，马 克思的名字才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08 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以 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起源》的缩写版。总 A 卡托内主编的主旨发言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伟大转型中的指南针作用” （La bussola del marxismo nella grande trasformazione cinese） 。 276 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的译介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非常少。而马克思 主义真正传入中国，得益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剖析。通过引入所有“被压 迫的人们” ，丰富了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 号召的内容。这超越了第二国际当时不反殖民主义，重视向落后地区人民—— 正处在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输出“西方文明”的立场。列宁将“西 方”与“东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 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中国提供了最为强大的政治理论 杠杆，使得中国人民从“百年屈辱” （始于 1840 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意义在于要懂得与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联系起来， 同该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联系起来。在吸取曾教条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教训后，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殖民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不是一种“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 1930 年 写过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思维” ，在如今的讨论中经常被搬出来） ，也不是 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青年时期的葛兰西在其“反资本的革命” 一文中就捕捉到了） ，而是浸入中国鲜活的社会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分析 中国阶级、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指南针，成为指明政治行动方式的指南针： 统一战线政策，新民主主义反帝国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道路——要实 现社会主义，就要减少贫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但也要扎根于各国 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中国共产主义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还以中 国数千年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修身律己，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去理解中 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与哲学。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也是一个 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立普遍联系的历程。 （三）意大利媒体与出版物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意大利的公共视野中，但多数媒体总是用“令人 恐惧”的亚洲巨人比喻中国，并简单地将中国的增长视为一个不讲规则的新 自由主义与严厉压制任何异己批判声音的简单组合的结果。马克·彭德赖利 （Marco Pondrelli） A 指出了意大利传媒对中国认知的欧洲中心主义——“他们 A 彭德赖利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罗马涅大区的负责人，在 2015 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 的发言题目是“意大利传媒和出版物中的中国形象” （L’immagine della Cina in Italia nei media e nelle pubblicazioni） 。 277 （中国人）想象我们（欧洲人）这样，但是做不到”；以及意大利媒体对中国的 解读或者误读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知识匮乏” 。这些因素都导 致意大利媒体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断章取义，只选择他们想看到的，或者去验证 已经存在的对中国的偏见。例如西藏问题，彭德赖利认为，根本就不能像谈论 罗马帝国所征服的一个国家那样去看待西藏的历史，那不是中国与西藏之间的 关系。 弗朗切斯科·马林乔（Francesco Maringio） A 说，要解读当代中国而非歪 曲中国，需要牢记一点，即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组织是不同的，政治话语也是不 同的。可以说，当中国人变得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时候，西方人还在原地不 动，没有意识到应该去改变，去获取能与这个东方国家沟通的话语体系。明显 的例证——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 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实际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所具有的历史 意义要深刻地多。由于同时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 意义，所以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却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 典范） ，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与发展。而西方自由体系的拥护者们， 在中国的国内外，通过贸易与经济活动不断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改革施 压。他们的目的，就是所谓的“把专制者的手捆起来” 。作为意大利的马克思 主义者，要想了解中国道路，了解中国现在进行的反腐败、法治等制度化的政 治进程及其意义，应该做的是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 观察，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马林乔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发言题目为“十八大之后：法治，治理 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纪与反腐败斗争” （ Dopo il XVIII Congresso（2012）: Stato di diritto, modernizzazione della governance, rafforzamento della disciplina di partito e della lotta alla corruzione） 。 278 西班牙 贺 钦 自 2014 年起，饱尝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苦果的西班牙终于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恢复性增长。2015 年，西班牙经济继续稳步回升，经济增速已超欧 元区平均水平，但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仍居欧盟国家前列。在 2015 年 5 月的自治区及市政选举中，西班牙两大传统政党——执政党人民党（PP） 和最大在野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得票率均出现大幅下滑，左翼党“我 们能”党（PODEMOS）A 和右翼党公民党（CIUDADANOS） B 等新兴政党迅 速崛起。在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工人社会党、 “我们能” 党和公民党分别获得 28.72%、22.01%、20.66% 和 13.93% 的得票率。这一结 果表明，西班牙两党制格局已不复存在，各党派迥异的政治主张和不可预知的 A “我们能”党（Podemos）：2014 年 1 月成立，已成为西班牙第三大政治力量，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赢得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执政权。总书记是该党创始人巴勃 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注册党员约 38 万。 “我们能”党诞生于西班牙 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以解决社会不平等、失业率高企、经济萎靡不振等问 题为诉求，要求就财政紧缩措施与欧洲联盟等金融援助方重新谈判，寻求修改欧洲 “宪法” 《里斯本条约》 。 B 公民党（Ciudadanos）：成立于 2006 年，注册党员约 3 万，主席阿尔韦特·里韦拉 （Albert Rivera） ，总书记马蒂亚斯·阿隆索（Matías Alonso） 。在 2015 年地方选举中， 成为得票率第四的政党。 279 结盟方式使西班牙的政局前景更为迷离。 2015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们通过论坛、研讨会、出版 物及网站等各类平台，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左翼思想在西班牙的传播与研 究，尤其是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回顾与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议题，得到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及左翼力量一如 既往的关注与热议。 一、主要活动 2015 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地左翼党 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活动。 第一，纪念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azquez） A 在线 展映活动。 为纪念西班牙语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 诞辰 100 周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和马德里大学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联合举办了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访谈录影 “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在线展映活动。 B 展映内容包括其生前最后一次在 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即 2002 年在马德里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课程开班仪式上的发言。 第二，开办继续教育课程“资本主义经济批判” C 。 2015 年 2 月 3 日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由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 与社会研究部组织、马德里大学官方认证的第五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 教育课程——“资本主义经济批判” ，在马德里大学经济系召开。课程涉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论和发展史，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世界 经济进行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课程负责人为马德里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萨比 尔·阿里萨巴罗·蒙多罗（Xabier Arrizabalo Montoro） ，著有《资本主义与世 界经济》 （Capitalismo y Economía Mundial, 2014） 。课程师资绝大部分来自马 A 阿朵夫·桑切兹·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azquez，1915—2011） ，享誉西班牙语 国家及地区的西班牙裔墨西哥哲学家。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01. C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90. 280 德里大学，也有西班牙其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授课。课程还专门 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网站，A 旨在促进该课程的相关讨论与交流，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传播。 课程共设 150 课时，申请人原则上应具备本科学历或已通过三门硕士课 程；对不具备申请条件的候选人，课程委员会将根据简历和课程申请书酌情录 取。课程注册费为 600 欧元，可申请分期付款或半额奖学金，特殊情况下资助 力度可达 80%。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及马克思主义批判、 经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对世界 经济热点的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及其周期性特征的 分析、对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和欠发达现象的分析、对欧盟框架下欧洲经济的 分析、对西班牙经济的分析以及对世界经济危机成因和对策的分析等。 第三，举办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1925—1985）纪 念活动。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联合 西班牙“社会生态转型跨学科研究小组” （El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 “联邦主义与自由基金会” plinar sobre Transiciones Socioecológicas，GinTrans2） （FYL） ，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哲学系召开了“独立思考——纪念马努埃尔·萨格 里斯坦逝世 30 周年及诞辰 90 周年”活动。 B 、 2015 年 11 月 30 日，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佩德罗·里巴斯（Pedro Ribas） 马德里自治大学哲学系“批判思想”课学生代表、萨拉曼卡主教大学哲学博士 及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议员何塞·萨利翁·安达卢斯（José Sarrión Anda、独立学者何塞·古铁雷斯 （José Gutierrez）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哲学研 luz） ，分别就“二十世纪西班牙思想史中的马努 究所霍尔第·玛伊索（Jordi Maiso） 埃尔·萨格里斯坦”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一生”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 坦论‘科学逻辑与哲学’ ”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与 1968 年的青年左翼” 、 “马 努埃尔·萨格里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进行了主题发言。2015 年 12 月 1 日， 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菲利克斯·杜克（Felix Duque） 、独立学者马努埃尔·莫 内雷奥（Manuel Monereo）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卡门·马多兰（Carmen Mador- A http://www.institutomarxistadeeconomia.com/.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2. 281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安德里安·阿尔玛赞（Adrián Almazán） 、西班牙马克思 rán） 主义研究会的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Iglesias）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奥 斯卡·卡宾特洛（Óscar Carpintero）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霍尔赫·里奇曼（Jorge ，分别就“文学批判家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论海涅与歌德” 、 “马 Riechmann） 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政治实践” 、 “论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思想中的马克思 主义”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论技术问题” 、 “西班牙转型与马努埃尔·萨格 里斯坦”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与经济学家” 、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生 态社会主义与政治生态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开设“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继续教育课程。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与马 德里大学欧洲—地中海大学研究所（Euro-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 la UCM）在马德里大学劳动关系学校（la Escuela de Relaciones Laborales de la ，联合举办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二期继续教育课程——“马 UCM） 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西班牙及欧盟资本主义案例研究” 。A 该课程旨在通过对西班牙及欧洲资本主义的案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课程负责人之一为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的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该期课程是首期“马克思主 义哲学”课程的延续与发展。课程注册费为 30 欧元，可进行网上注册。授课 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课程共设八个主题， 来自马德里大学应用经济系的萨比尔·阿里萨巴罗（Xabier Arrizabalo）教授、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德里大学的圣地亚哥·阿梅西亚（Santiago Armesilla） 负责人埃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 、马德里大学国际经济与发展系教授胡 安·马努埃尔（Juan Manuel Ramírez Cendrero） 、马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马里 奥·德罗萨尔（Mario del Rosal） 、欧洲公民基金会（la Fundación Europa de los 、马德 Ciudadanos，FEC）经济学家埃杜阿尔多·加尔松（Eduardo Garzón） 里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尔·穆里约（Javier Murillo） 、巴斯克大学经济学教授 及《 “欧猪”五国的觉醒》 （2014） B 作者之一霍阿金·阿里约拉（Joaquín Ar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0. B Joaquín Arriola, Rita Martufi, Luciano Vasapollo，El despertar de los cerdos: PIIGS: ，Maia Portugal, Irlanda, Italia, Grecia, España（Claves para comprender la economía ） Ediciones，October 2014. 282 ，分别就“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riola） 论”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 新特征” 、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改良社会主义的经济局限性：以瑞典为例” 、 “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外围特征” 、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班牙社会分化与工资 变化”和“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替代的争论” ，进行了授课。 第五，举办“拉丁美洲的精英重构与新旧左翼”报告会。 2016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学劳动关 系学校举办了“拉丁美洲的精英重构与新旧左翼”报告会，马德里大学国际经 济与发展系教授何塞·德尼兹·埃斯皮诺思（José Déniz Espinós）就委内瑞拉 和阿根廷左翼 2015 年年末败选的相关情况、拉美左翼面临的现实挑战、拉美 精英阶层的重构、拉美地缘政治的变迁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 A 该报告会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鉴于西班牙进入政治新阶段后，面 向西班牙学术、政治、文化、社会及科技等各界人士广泛开放的首期报告会。 二、主要著作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老鼹鼠” （El Viejo Topo）出版社是西班牙语世 界最具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社之一。2015 年，该社出版了一系列反映时代 热点与思想争锋的优秀作品。 （一） 《冲突与危机：西班牙（2008—2013） 》B 2015 年 9 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共产党节”期间举办了新书 推介会，重点推介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著名劳工问题专家何塞·达尼埃 尔·拉卡耶（José Daniel Lacalle, 1939—） C 撰写的新书《冲突与危机：西班牙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4. B José Daniel Lacalle, Conflictividad y Crisis . España 2008–2013, El Viejo Topo-F.I.M., Madrid, 2015. C 何塞·达尼埃尔·拉卡耶（José Daniel Lacalle, 1939— ） ，曾任西班牙航空工程师，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职业社会学、知识分子 劳动者、社会阶级和工人阶级、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及企业经济民主等，撰写 独著十部及合著十余部。达尼埃尔还担任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电子刊物“经 济与劳工指标”主编，该刊旨在跟踪与研判西班牙劳工改革以来西班牙劳动市场的 相关动态与趋势。其最新著作包括《西班牙工人阶级：延续与变革》 （2006）和《颠 沛流离和无权的劳动者》 （2009） 。 283 （2008—2013） 》 （2015） 。 该 书 反 映 了 西 班 牙 劳 资 关 系 的 变 化、 工 会 参 与 及 选 举、 劳 动 迫 害 和 2008—2014 年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劳工冲突的最新动态。 A 达尼埃尔认为，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有三个重要因素推动了西班牙的民主重建、政局变动 及劳资关系的演化。一是迅速蔓延至国际社会的西班牙“五月十五日愤怒者运 动” ，揭示了制度与基层民众的矛盾；二是劳工改革、紧缩政策和制度性腐败， 引发了西班牙民众运动浪潮；三是西班牙“尊严游行”不断扩张，抗议政府不 作为，谋求“面包、工作、住房、尊严”等基本人权。 （二） 《混沌年代的左翼：文化、统一与团结》 B 当前，左翼试图寻求怎样的团结？左翼试图实现怎样的理论假设？统一、 团结与集体主义间是什么关系？在西班牙，国家、统一与团结具有同一性吗？ 西班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费尔南德兹·奥尔蒂兹（Antonio Fernández Ortiz）试 （2015） ，向读者揭示西班牙左翼 图通过《混沌年代的左翼：文化、统一与团结》 政治的特殊镜像及趋势。作者认为，今天的西班牙左翼正处于一个缺乏真正国 家战略的历史年代，近几十年来西班牙统治阶级正试图通过政治力量与阶级斗 争有意识地削弱和破坏维系人民生活与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制度与体制，这些行 为直接导致了失业和贫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并把这一切归 咎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事实上经济危机不过是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工具。 C 安东尼奥主要研究领域为苏联史，著有《车臣与俄罗斯：反革命技术的混 乱》 （2003） ，曾在《老鼹鼠》 、 《乌托邦》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刊、 《外 交世界》等刊物发表过多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论文。安东尼奥试图融合列宁主 义与传统主义，认为传统社会组织具有通往社会主义所不可少的公社与等级 关系。 （三） 《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 D 《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 （2015）一书收录了西班牙著名已故 A http://www.fim.org.es/02_02.php?id_publicacion=382. B Antonio Fernández Ortiz, La izquierda en la era de la confusión. Cultura, unidad y soli- daridad, Editorial El Viejo Topo, Madrid, 2015. C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la-izquierda-era-confusion/. D 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 Sobre federalismo autodeterminación y republicanismo , Intervencion Cultural, 2015. 284 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埃伊（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1943— 2012） A 一生不同时期关于“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问题的相关论述。 尽管该书谈及的一些西班牙政治往事已时过境迁，例如巴斯克冲突危机等，但 其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有效性仍为今天的读者带来了不少惊喜。该文集体现了费 尔南德兹·布埃伊倡导“在充分民主框架下捍卫底层人民权益”的一贯主张和 知识分子严谨的治学态度。费尔南德兹·布埃伊认为，从正义与团结的严格意 义上讲， “在充分民主框架下捍卫底层人民的权益”与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密切 相关。联邦主义、自决与共和主义思想对解决今天的西班牙领土划分问题也大 有裨益，如巴斯克自治或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 （四）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 B 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触发了舆论对公共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然而 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省，认同危机取代了其他社会分化问题成为地区焦点， “争取自决权”成为地区集体动员的主流。西班牙政治活动家马丁·阿方索 （Martín Alonso）创作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通 过对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跟踪考察，直面西班牙分离主义的历史纷扰与现实 挑战，揭示了西班牙民族主义、主权主义及独立主义等政治倾向特殊的历史成 因与发展规律。 C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从成就到终结》三部曲为已出版的《一、社会问 题的起源》 （2014） 、 《二、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2015）和即将出版的第三部。 《一、社会问题的起源》 （2014）一书试从社会问题出发，结合大量史料，阐释 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历史源起。第二部《二、进程中的知识分子》 （2015） 试从学术威权的滥用和大众传媒的共振视角，结合社会学的相关思考，分析导 致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的若干制度化因素与社会机制，并对社会科学中的民族 主义、精英理论、知识分子地位、集体行为机制、代理人关系与结构、重要人 物与社会实践及“动员、去动员、反动员”战略等问题进行理论梳理与辨析， 从而揭示权力与资源非均衡分配的相关指标、文化市场被干预的现实和西班牙 A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sobre-federalismo-autodeterminacion-y-republicanismo/. B Martín Alonso Zarza，El catalanismo, del éxito al éxtasis I La génesis de un problema so- cial, Editorial El Viejo Topo, Madrid, 2014. C 马丁·阿方索（Martín Alonso） ，政治学博士，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硕士，任职于 巴斯克和平文化学院。 285 思想文化界的剧变。 A 第三部试从经济危机的背景入手，揭示加泰罗尼亚独立 主义的牺牲本质和精英战略的腐败本质，作者认为左翼在反对平等的认同与财 富诱惑下不得不选择自我牺牲。 B （五） 《为了新的国家计划》 C 西班牙人民希望建设怎样的国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西班牙人民面对 哪些困难？西班牙作家、政治评论家和“公民阵线（Frente Cívico） ”成员马 诺罗·莫内莱奥（Manolo Monereo）和法学博士、劳动与社会保障监察员艾克 多·伊卢埃卡（Héctor Illueca）的新书《为了新的国家计划》 （2015） ，试图回 答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西班牙如何面对和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 作者认为，被舆论淹没的西班牙已成为一个破败的国家和被贱卖的祖国， 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从本质上是无法相容的；现代社会已 广泛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退化，讨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替代选择是必要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西班牙，强权者通过周密的阴谋绑架了国家，并设法让国 家为其效劳，从而实现了其对经济、政治与大众媒体的集权与垄断。这一过程 既呼应了德国的建立也体现在欧洲建设进程中；欧盟已变成一个掠夺遗产、权 利与自由的庞大机器，南欧国家由此出现了沦为不发达地区的戏剧性转变。因 此，重建西班牙国家计划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人民国家战略应建立在 充分动员和广泛联系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反权力的社会文化应以维护集体福 利为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计划的进步。人类基本生活需求应通过国家得到 社会的满足，新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计划应建立在实质性平等与公共原则 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一整套伦理与法律建制。就人类基本生活需求而言，四项 基本价值的实现需要四“D”的支撑与推动——去全球化（desglobalizar） 、去 商业化（desmercantilizar） 、去宗法化（despatriarcalizar）和民主化（democratizar） 。 （六） 《穿越沙漠：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总结》 D 《穿越沙漠：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总结》 （2015）一书认为，马克 A http://www.casadellibro.com/libro-el-catalanismo-del-exito-al-extasis-ii/9788416288496/ 2608833. B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el-catalanismo-exito-al-extasis/. C Manolo Monereo; Hector Illuecas, Por un Nuevo Proyecto de País（En Papel ） ，Intervencion Cultural, 2015. D Miguel Manzanera Salavert, Atravesando el desierto. Balance y perspectivas del marxismo en el siglo XXI, EditorialEl Viejo Topo，Barcelona，2015. 286 思主义是一门始终与历史实践保持对话的社会科学。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 经历了时代危机，看似过时了；事实上，市场经济失灵、国际战事不断和生态 环境恶化等负面现象，一再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不可行的真 理。作者进一步指出，作为认知人类社会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应得到复 兴，人类社会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新社会。 A 该书作者米盖尔·曼萨内拉·萨拉维特（Miguel Manzanera Salavert） ，为 西班牙梅兰德兹·瓦德斯中等教育研究所（IES Meléndez Valdés）哲学教授、 西班牙左翼报纸《人民纪事》撰稿人、西班牙联合左翼（IU）埃斯特雷马杜 拉自治区规划部负责人，著有伊斯兰哲学史著作《理性的航行》 （El periplo de 。米盖尔教授毕业于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 la razón） 师从西班牙最著名的黑格尔哲学问题专家何塞·马丽亚·里帕达（José María 。 Ripalda） 该书从本体学和社会政治学的视角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米 盖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几经沉浮，走过了 150 余年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 了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和成就。米盖尔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议） ，马克思主义是一支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马克 思主义是一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人文社会科学。1991 年苏东剧变后，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实践之间缺少持续的对话，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塑才是通往 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路径。许多人并没有从政治、经济与理论的覆灭中 吸取教训，甚至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米盖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历史 上最严峻的挑战后，从整体论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沉浮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 规律。 穿越沙漠的马克思主义必定经过了片片绿洲，作者力图通过重拾理论发 展道路上的点津石子，为所有仍在迷途中的人们找寻理论指南。米盖尔认为， 马努埃尔·萨格里斯坦的思想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转折点，马努埃 尔思想尤其是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完善了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只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源流，才能更好地打造面 向未来的理论道路。该书第五章“非纯粹理性批判” ，试图通过对人、自然、 历史与生态概念及关系的梳理，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在战胜资本主义方 A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atravesando-desierto-balance-perspectivas-marxismo/. 287 面的独特贡献。最后，米盖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脉络的总结，解析了 马克思主义长久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七） 《没有银行的世界可能吗？道德与团结金融的革命》 A 西班牙银行阶层的收入位列欧洲同业之最，高管与顾问阶层的年均收入 更是超过了 250 万欧元。当以黄金为代价的不良经营和腐败不断得到奖赏时， 大部分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质量却在年复一年的下降。西班牙经济学教授霍 安·拉蒙·桑契丝·帕拉西欧斯（Joan Ramon Sanchis Palacios）在其新书《没 有银行的世界可能吗？道德与团结金融的革命》中提出“没有银行的世界可能 吗”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并非探讨银行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力图说明银 行机构应该如何运行，谁应担负管控银行的责任。霍安教授进一步指出，面对 传统银行有可能出现一些替代选择，比如基于一定价值和道德原则而建立的社 会性银行，公民社会有望成为这场无声的金融革命的主角。 “社会经济学、合作化 霍安教授是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企业组织学教授， 与创业”研究所主任，社会经济学（合作与非盈利机构）专业硕士课程的负责 人， “合作银行与道德银行”专家及战略顾问。 B 三、代表性论文 （一） 《迷宫》杂志专刊《哲学、政治与经济（2015） 》C 西班牙左翼杂志《迷宫》源起于 1999 年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经济系的一次 “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研讨会。杂志创办之初旨在坚持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导向，推动相关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辩论，促进西班牙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西班牙的思想与社会变革。杂志初创期间得到了 詹姆士·佩德拉斯（James Petras） 、马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及迭 戈·盖莱罗（Diego Guerrero）等西班牙国内外不少知名左翼学者的支持，先 后策划了国家哲学、委内瑞拉革命、重建欧洲、移民问题等专刊。2002 年， 《迷 宫》杂志主创之一、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经济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教授迭 A Joan Ramon Sanchis Palacios，Es posible un mundo sin bancos? La revolución de las fi- nanzas éticas y solidarias ，Editorial El Viejo Topo，Barcelona，2015. B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s/#sthash.Qqi6o5Hn.dpuf. C http://laberinto.uma.es/. 288 戈·路易兹·加拉丘（Diego Ruiz Galacho）的不幸离世，是杂志的重大损失。 成立多年来， 《迷宫》杂志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的 研读与传播，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列宁的帝 国主义论、西班牙政党格局、价值规律、智利私有化的结果与影响、后福特主 义与工人阶级集中化及各类历史文化专题，对资本主导下的政界、商界、传媒 界主流意识形态及其霸权行径进行了大胆挑战与辩论。 《迷宫》合作作者遍布 美国、加拿大、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西、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 读者群体日益壮大。杂志还致力于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和读者交流会， 以促进左翼思想的繁荣与共识。 《迷宫》杂志还与西班牙《工具》 （Herramienta） 杂志、电子杂志《起义》 （Rebelión） 、西班牙加迪斯大学现代历史协会、西班 牙拉斯帕尔马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及意大利左翼杂志结成了战略伙伴 关系。 2015 年，西班牙左翼杂志《迷宫》出版了第 43 期“哲学、政治与经济” 年刊。该期杂志主要文章有《走向解放社会的自由团结劳动纲领？ 》 、 《从国家 最低工资到平等的基本工资》 、 《平等的基本工资与女权主义》 、 《经济危机与就 业动员》 、 《为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西班牙人民共产党（PCPE） 》 、 《从剩余价值 危机到欧元危机》 、 《可口可乐工人冲突》及《 〈企业道德、粮食混乱与社会阶 级〉书摘》等。 （二）西班牙共产党二十大预备文件 A 2016 年 4 月 9 日，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第一 阶段会议，就党的纲领等大会预备文件及重要事宜进行民主讨论与投票。 二十大预备文件共分“政治形势” 、 “治理危机：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 “改 革应对决裂的必要性” 、 “建设新国家的若干任务” 、 “欧盟与欧元的欧洲” 、 “建 立替代特征的政治与社会集团” 、 “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的角色”七大部分。 、 其中，重点讨论了“2008 年以来的社会周期：危机、动员、政治化、去动员” “父权制的支撑” 、 “体系力量的阶级反动” 、 “民主决裂、政权危机与制度危机” 、 “矛盾激化与动员决裂” 、 “阶级的三大纲领” 、 “在冲突中集中力量” 、 “第二次 转型与核心共识” 、 “建立适应新社会冲突的政治主体” 、 “宪法改革与社会和 平” 、 “参与式民主的新宪法” 、 “民主决裂的核心” 、 “不平等、不稳定与生产模 A http://www.pce.es/descarga/20160409_xx_congreso_pce_propuesta_doc.pdf. 289 式” 、 “主权、权利与有保障的劳动” 、 “打破欧盟与欧元的局限性” 、 “与欧元欧 洲决裂的条件” 、 “阶级视角下的联盟政治与工人阶级团结的建立” 、 “历史上的 统治集团、强制与共识” 、 “替代集团形成的条件” 、 “如何克服联合左翼（IU） 的政党缺陷，使其成为替代性社会政治集团”等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90 东 欧 赵司空 2014—2015 年，东欧左翼讨论的主题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移民、民主和 反抗。下面，我们将通过相关资料来呈现这一学术动态。 一、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之所以成为 2014—2015 年东欧左翼讨论的主题之一，与波兰罗 马天主教会自 2013 年下半年到 2014 年初发起的反性别运动有关：波兰罗马天 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性别的有争议的观点，将性别问题提 升到“性别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批判， A 这激起了东欧左翼关于女性主义的争 论与思考。 女性主义者自然对波兰罗马天主教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努力捍卫多 元的生活方式。例如 Agnieszka Holland 便认为，波兰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性别 运动是企图掩盖教会自身问题的政治努力；她声称，作为一名白种人、异性恋 者、保守的天主教波兰人不可能是唯一可敬的生活方式。 B A 参见 Jaroslaw Kuisz, Karolina Wigura, Poland’s gender dispute , in Eurozine , 2014-03-28。 B Agnieszka Holland, Lukasz Pawlowski, Conservative backwardness , in Eurozine , 201403-28. 291 而来自男性的声音则有所不同。例如，Marcin Nowak 认为，理解教会立 场的关键是能够区分“性别”和“性别意识形态” 。性别就像一面镜子，它聚 集了许多关于我们是谁的重要话题，同时也有成为意识形态的潜能。教会遵从 一种特别的男性人类学，强调性别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危险，而不是性别本身 的危险。关于性和身体的话题，Marcin Nowak 对教会做了如下辩护：教会并没 有过多地谈论性和身体，相反，爱才是其核心。教会之所以谈论身体和性欲， 不是因为教会试图控制身体和性欲，而是因为教会意识到身体和性欲是通往人 类最亲密和最重要问题的钥匙。关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Marcin Nowak 并不主张一种冲突的思维模式，相反，他认为教会和世俗社会共同关心的首要 领域是人类尊严，而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我们应该乐观地期待教会积极参与讨 论许多问题。 A 经过 2014 年的讨论，2015 年东欧学者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从波兰扩展到 了东欧其他国家，讨论的主题也从女性身份本身扩展到了对 1989 年之后东欧 政治状态的思考。 （一）东欧妇女需要从解放中解放 Slavenka Drakulic 认为，1989 年的转型只是实现了东欧女性来自上层的解 放，这种解放是不够的，转型后的东欧女性仍然需要从解放中解放。她指出， 1989 年转型使东欧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侵蚀，她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所拥 有的权利被剥夺了。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给东欧人带来他们梦想的东西，许多 东欧人都发现他们陷入了越来越贫穷和没有安全感的境遇，对妇女而言情况更 加糟糕，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则是雪上加霜。 在 Slavenka Drakulic 看来，转型后东欧妇女的糟糕境遇与她们只是完成了 来自上层的解放，而没有完成来自下层的解放有关。在共产主义时期，许多妇 女切身感受到的是食物短缺、住房短缺、没有足够的婴儿尿布和卫生纸，打败 东欧共产主义的正是这些平庸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人们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 渴望。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妇女拥有参与公共生活形式上的平等，如果 产生了因为妇女的特殊需求而导致的问题，那么也会有妇女组织来照料她们。 不过，Slavenka Drakulic 强调，这些妇女组织仅仅是共产党权力机构的组成部 A Marcin Nowak, Tomasz Sawczuk, Gender in Catholic Poland: Beyond ideology? in Euro- zine , 2014-03-28. 292 分，它们更关心的不是妇女的需求而是意识形态。在这种状况下，女性主义意 识形态是缺失的。以南斯拉夫为例，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女性主义组织出现在 1978 年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会议上，主要由年轻的学生和学者组成，当时东西 方女性主义者的重大差异之一便是，东欧女性主义者努力从上层解放出来，而 西方女性主义者则侧重草根性的战斗。并且，很长时间以来，甚至是在 1989 年之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想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这与在 共产主义时期女性主义者往往被看作一种持异见者有关，也与东欧媒体的宣传 有关：媒体宣传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女性主义者的偏见，宣传仇恨男人的女 性丑陋得找不到丈夫，而且做出焚毁胸衣等有损体面的事情。 Slavenka Drakulic 认为，在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之下，东欧女性主义者往往 保持沉默状态，并且倾向于不作为，所以她们将失去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以克罗地亚为例，2015 年 4 月出现了限制妇女堕胎自由的尝试，即限制销售 紧急避孕药。卫生部部长给药剂师发出指示，只有在妇女填一份特殊表格后才 能卖这种药丸给她们，而这种药丸根据欧盟标准是非处方药。药剂师被要求问 购买药丸的妇女一系列非常隐私的问题，从最后一次月经开始，直到最后一次 性关系为止。这些侮辱性的程序被说成是关心妇女健康，因为这些药丸含有激 素。Slavenka Drakulic 认为，妇女不仅被当作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或阅读说明书 的不负责任的孩子对待，而且这个程序就在柜台上进行，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打消妇女使用这种药丸的勇气。然而，对政 府的这一行为，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根本没有反应，没有出现在城市 广场或社交媒体上的群众抗议。Slavenka Drakulic 认为这对于一个民主的后共 产主义国家而言是非常奇怪的，并且对妇女生育自由权的侵犯也可能延伸至关 于妇女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的其他许多问题。当然，同时，她也认 为妇女的保守和冷漠也不难理解。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后，这一地区的许多 国家都经历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复兴，与此同时看似消失的父权制也再次抬 头。1989 年重新获得的自由给妇女带来了经济、社会甚至是再生产权利的限 制；贫穷被女性化；政治关注经济转型和民主机制的建立，妇女权利并不是优 先考虑对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妇女待在家里，避免政治和公共生活，并被劝说 这就是她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妇 女集体团结的意识。归结起来，东欧女性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文化而 不是法律，主要包括父权制价值观的抬头，以及从共产主义体制中继承来的极 293 权主义心态在整个社会的蔓延。人们期待他人，例如政党、机构、领导人和当 局而不是期待普通公民来解决问题。解决方案总是来自“上面” 。正因如此， ， Slavenka Drakulic 说，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年轻女性已经“从上面解放出来了” 但同时这种解放也使她们变得非常消极；而性别民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妇女的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此，她强调，东欧女性需要从解放中 解放。 A （二）重视反性别运动的政治意义 Andrea Peto 承认，和所有的少数人——罗姆人、残疾人、移民、老年人 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一样，妇女也为 1989 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但她不同意 Slavenka Drakulic 的从“解放中解放”的方案，而是重 视反性别运动所体现的反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象征意义。Andrea Peto 认 为，欧洲政治的现状似乎是民主政治的大众吸引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少的选民 参与选举，传统的政党很难招募到年轻成员。但参与世俗的、以人权为基础的 妇女组织的人数则保持不变，大众积极参与反性别运动似乎解决了政治参与的 相关问题。 Andrea Peto 认为，匈牙利、法国、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在 2015 年发生 的反性别运动，表面上看是反性别运动，因为他们攻击他们称之为的“性别意 识形态” ，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性别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黏合剂。反性别运动 的代表似乎是在纯粹地讨论性别政策问题，但其实是希望推进欧洲政治和价值 体系的深刻变化。并且，反性别运动是一个全球现象，说明不同的国家都在日 益质疑包括以“文化”例外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的人权框架。不仅如此，这些 反性别运动根本不是乌托邦，它们不寻求在近期实现性别平等，它们不要求 “从解放中解放” ，而毋宁是关注现今政治的暂时性。简言之，这些运动建立在 进步主义政治的根本软弱性的基础之上，即进步主义政治许诺在全球化世界中 的迅速转变。而在这一点上，反性别运动比进步主义政治更加冷静和理性。 Andrea Peto 的观点是，反性别运动是欧洲政治中的新现象，缘起于新自 由主义解放方案的失败。因此，如果进步主义的力量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回应的 话，那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框架。如果进步主义政治忘记了它的宝贵的且 A Slavenka Drakulic, How women survived post-communism（and didn’t laugh ）, in Euro- zine , 2015-06-05. 294 富有创造性的草根来源的话，那么它注定会沦为普通的性别平等政策，从解 放中解放的需求正是这种普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体现而已。当然，Andrea Peto 也看到，从长远来看，当遭遇新的政治挑战时，运用性别概念作为技术范畴， 是破坏性大于有用性的，对于反性别运动而言也是如此。在看到反性别运动 的负面性的同时，Andrea Peto 强调的是反性别运动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即 1945 年之后，从未有过反现代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民主选举中获得过如此多的 选票。 A （三）东欧妇女运动的缺乏源自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而不是共产主义 的过去 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不同意 Slavenka Drakulic 所说的东 欧妇女的状况是来自上面的解放，并不是她们自己斗争来的结果。东欧共产主 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内容。 “二战”期间，大量妇女与男 人并肩战斗。许多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妇女相信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将会 消除妇女对男人的经济依赖，并在一个新的平等社会中赋予她们完全的公民 权。尽管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履行解放妇女的诺言，但妇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 争以实现妇女平等的梦。Slavenka Drakulic 的错误就在于她忽略了共产主义妇 女对妇女政治权利做出的贡献，仅仅因为她们刚好是共产党员。同时，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认为，在今天的东欧没有大众妇女运动，也没 有重要的大众社会运动反对福利社会的解体和强加的紧缩政策，但这并不是 Slavenka Drakulic 所说的可能是源自共产主义时期的极权主义或父权制文化， 而是源自新自由主义的当下。在西方民主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所显 示出来的超个人主义（hyper individualism）和后现代的身份政治促使我们将注 意力转向我们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除了民族主义或宗教的时刻之外，几乎 没有集体行动的动力。 Kristen Ghodsee 和 Adriana Zaharijevic 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东欧，其实也 是在全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关于什么是或不是“真正的”妇女组织的神话， 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去想象未来，这个未来对妇女是好的，就像对所有被新自 由主义的超级资本主义所边缘化或排斥的人是好的一样。 B A Andrea Peto, After“emancipation after emancipation” , in Eurozine , 2015-07-31. B Kristen Ghodsee, Adriana Zaharijevic, Fantasies of feminist history in eastern Europe , in Eurozine , 2015-07-31. 295 二、移民 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危机也引起了东欧学者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他们从 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移民挑战了自由主义价值观 Aleksander Smolar 分析了波兰的情况，指出波兰在种族、民族、文化和 宗教上具有同质性，这与“二战”中犹太人从波兰社会经济结构中消失，许多 下层人跻身中产阶级，而在“二战”后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有关。波兰在种族、 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同质性尽管使得波兰更加地方化而少创造性，但同时也 使得波兰 1989 年之后的转型过程相比较东欧其他邻国要容易得多，其中，爱 国主义意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近年来，尽管波兰也有来自邻国，例如白 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少量移民，但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因为他们之间的 文化差异非常小，这些移民很快就融入了波兰社会。并且，这些移民并不在波 兰定居，而是季节性地在波兰工作和返乡，或者将钱寄回家。但现在波兰正头 一次面临真正严肃的移民问题，那就是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危机。从文化和社会 意义上讲，Aleksander Smolar 认为波兰在舆论上和基础设施上对这些变化均完 全没有准备。 那么欧洲国家应该对非洲和中东国家负责吗？ Aleksander Smolar 认为， 这不仅仅是一个与崇高意愿和价值体系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欧洲国家 是民主国家，领导人是由人民选举的；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是 出于种族主义倾向，而是对大量移民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回应。 以法国为例，穆斯林一代、二代和三代移民是否真正挑战了欧洲价值观呢？ Aleksander Smolar 认为，第一代移民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他们对被允许进入法国并且允许工作是完全感到满意的，他们接受法国提供的 一切东西，而这一切却在今天受到了攻击。这与在城镇偏僻地区划出一片地方 为新来者建造廉价房屋有关，尽管初衷是为这些人建造体面的居住环境，但未 曾料到的结果却是出现了贫民区。不过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才是法国今天面临 的真正严重的问题之一。所谓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指的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公 民，但他们却说着蹩脚的法语，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他们没有融入土生土长 的法国人中，这造成了被排挤和挫败的感觉。构成这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身 296 份认同的要素，首先是排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国家，其次是宗教，最后是对巴 勒斯坦国家遭遇的认同感。在这个问题上，Aleksander Smolar 不同意 Martha Nussbaum 提出的相互适应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根本不适合欧洲传统和情 境，因为欧洲是由古老的国家构成的，他们对适应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他们 希望新来者能够适应他们。即使作为慷慨的姿态，并且在一定时期也有一些多 余的地方供移民工作和生活，他们可以接纳一定数量的移民，但这也必须在严 格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同时，Aleksander Smolar 分析了法国的伪善之处：在 法语中，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概念是没有差异的。Aleksander Smolar 作为一个波 兰人，同时拥有法国公民身份，当他有时候称呼其法国朋友为“你们”时，他 们很生气并提醒他说，他也是一个法国人。但从他的角度看，如果他的法国朋 友必须面对黑人或阿拉伯人，他并不确定其法国朋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所以，从 Aleksander Smolar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是， 一方面移民对欧洲价值观形成了冲击，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由于其文化特质或 历史原因而具有不宽容性。这就是为什么 Aleksander Smolar 既认为大量的移 民涌入欧洲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使欧洲解体，但也认为彻底遏制的态度同样 是歇斯底里和无稽之谈。唯一可行的且必需的便是寻找一种妥协方案。 A （二）移民以及东欧身份再审视 针对东欧各国反对中东和非洲难民摊派，Slavenka Drakulic 试图给出合理 的解释。她认为，东欧受到西欧的援助，如今中东和非洲的避难者成为东欧的 有力竞争者。同时，这些主要是穆斯林新的受害者的大量涌入使得东欧的团结 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昨天的受害者并不觉得应该对今天的受害者负责。另 外，处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正在寻求自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意识，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很难接受其他民族的大量涌入。 B Valeria Korablyova 则用更醒目的“贱民还是新贵”来分析东欧对地中海 难民的态度。她引用阿伦特的观点，即在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公民权 比人权更加根本：只有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才能够参与社会生活。那么，欧 洲新来者的政治位置是什么？当我们拒绝新来者成为我们共同体的成员时，我 们可能就将他们推出去建立另外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潜在地是敌视我们的 A Jaroslaw Kuisz, Lukasz Pawlowski, Adam Puchejda, Tomasz Sawczuk, Aleksander Smolar, A dramatic struggle , in Eurozine , 2015-07-15. B Slavenka Drakulic, Competing for victimhood , in Eurozine , 2015-11-04. 297 共同体的。然而，尽管如此，东欧缺乏文化多元性的经历，因此也缺乏容纳或 吸收新移民的实践经验。相比较西欧，东欧更难宽容或消化新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那就是东欧对他们自己的“欧洲 身份”缺乏信心。尽管欧盟成员国宣称是平等的，但东欧许多国家却被弄得 好像是欧洲贱民，害怕达不到欧盟标准，永远面临追赶西欧的挑战。Valeria Korablyova 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可以用“新贵”这个概念来称谓：最后终于成 为他们想要加入的共同体的成员，以前的贱民努力撇清自己和没有那么幸运的 人之间的距离。任何新贱民都潜在地威胁着这个脆弱的秩序。如果贱民的数量 变得无法容忍，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会变得更加封闭，以前的贱民也可能被发现 和拒斥。换言之，新欧洲国家对他们自己在欧盟的前景也很焦虑。他们长期以 来一直勤奋努力成为繁荣世界的一员，新来者对他们的成就构成了威胁。因 ）的人隔离开来，将 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他们自己和有着类似背景（ “受害者” 自我身份定位为“主人”或者他们想要加入的世界的“统治者” 。由此可见， 旧欧洲之前的移民对今天的移民表现出了最高度的不宽容，这一点毫不奇怪。 Valeria Korablyova 还指出，从这个心理因素的角度看，欧盟中的任何“摊派” 或完成“指标”只不过强化了欧盟内部既存的等级，在那里，有些成员国有权 利强迫其他国家做特定的事情。这是新欧洲的“二等欧洲身份”的证据，他们 被期待服从而不是商谈。因此，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抵制，以此捍卫他们象征 的和物理的空间。最后，Valeria Korablyova 期待的是将作为修辞手法的平等 和团结转变成欧盟成员国之间真正的合作原则。 A （三）文化占有与边界 Ivaylo Ditchev 认为，大规模迁移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结果， 而且也是文化触发的结果。文化在当今世界变成了财产，个人占有文化，而不 是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地方，就好像我们 住在超市里一样，这种影响在欧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因为欧盟将货物 和人移动的自由作为它的基本原则之一。现在有 500 万人正在离开叙利亚，这 意味着少了 500 万公民在不远的将来创造一个正常的、民主的国家。今天的公 民消费者，有些正在购买一个更好的、更宜居的地方，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对 民主与团结的理想并没有什么感情。当然，Ivaylo Ditchev 也承认，在中东有 A Valeria Korablyova, Pariahs and parvenus? in Eurozine , 2015-11-26. 298 战争，应该得到欧洲共同体的帮助，但战争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是一个离开和寻 找更好生活的时机。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那些“潜入西方”的绝大多数人并不 是政治异见者，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选择一个更好的商店，当然也可以说是公民 权。但将他们遣送回国则意味着将他们作为祖国的叛逃者送进了监狱。Ivaylo Ditchev 认为，移民由于之前的经济往往更加温顺和容易屈服，这一点是很不 幸的。例如在德国的保加利亚移民很少参与集体行动或罢工，他们对政治不感 兴趣。尽管他们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例如找到住所和工作，但是他们的 不感兴趣却严重降低了整体的公民水平。 因此，Ivaylo Ditchev 认为边界并不坏，它们是政治实体的基础，不仅将 人们分离开，而且也将人们联结起来，不过，应该由公众来讨论他们想要什么 样的边界，而不是由当权者主观决定。地理现在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当我们 和来自种族或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做斗争时，则将以地理为基础的不平等看作自 然的。 A 尽管 Ivaylo Ditchev 并没有针对如何平衡边界与文化占有之间的矛盾给出 具体解决方案，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为理解移民危机提供 了有意义的视角。 （四）东欧与西欧在对待移民问题上的差异以及东欧的“义务” 以上三个视角均来自东欧学者，其共同点在于对东欧处理移民危机的态 度持有宽容与理解的倾向，但来自西方的学者则持有不同的立场，在此有必要 介绍其中典型的观点，以形成与东欧学者的对照。 Jacques Rupnik 认为，东欧关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与其自身的经历是矛盾的。 矛盾之一，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限制之后，认为 1989 年的重大成就 便是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却拒绝将此原则运用于非欧洲人。矛盾之二，从前 当中东欧为了民主的起义遭到莫斯科镇压之后，产生了大量难民，例如 1956 年超过 20 万的匈牙利人从苏联坦克下逃亡，受到了奥地利，后来是其他欧 洲国家的欢迎，没有一个人遭到拒绝，1968 年之后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 1981 年之后的波兰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现在东欧却拒绝接纳新移民。 为什么东欧与西欧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原因一，历史地 看，中东欧国家自 19 世纪末以来都是一个往外移民而不是往内移民的国家。 A Ivaylo Ditchev, Wojciech Przybylski, Cultures of mobility , in Eurozine , 2015-10-14. 299 自 1989 年以来，几乎有 100 万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到 了英国和北欧，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到了南部欧盟国家。更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建立在多民族帝国的废墟之上，它们开始成为民族国家时 是没有先例的。原因二， “二战”后，波兰和捷克成为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而 西欧带着其后殖民遗产和从地中海南部国家来的移民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就在实现自身的转变。原因三，西欧多种族社会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超 过半个世纪了，而东欧在 1989 年之前一直都是封闭社会，直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经历过来自南方的移民问题。原因四，在东欧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即西方 多元文化模式现在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失败模式。 Jacques Rupnik 说，南方移民潮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如果中欧国家希望欧 洲在面临来自东方邻居的威胁时仍然信守承诺，那么他们也必须同意在处理来 自南方的威胁时发挥其作用。 A 三、对 1989 年转型后民主的再思考 （一）匈牙利左翼批判匈牙利民族主义 János Széky 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谈起，认为匈牙利与中欧其他国家 的不同在于匈牙利有着长期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从 1000 年建国以来，除了 1849 年之后的十来年之外，一直有着功能性的匈牙利国家，这是匈牙利人的 骄傲，但同时也是其诅咒，因为从中世纪到 1848 年，严苛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等级始终未被触动。这种民族主义传统也使得 1989 年之后建立的新的民主 遭遇如下悖论：一方面，匈牙利民族国家是强大的，有着连续的前共产主义政 治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传统在根本上却是不民主的，这与青民盟利用匈牙利 民族主义传统有密切关系。青民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的居主导地位的 右翼政党，持续通过 1944 年之前的意识形态碎片塑造着“匈牙利的伟大过去” 的形象，并攻击左翼和自由主义政党及知识分子是“民族事业的叛徒” 。B 显 然，在 János Széky 看来，这种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阻碍了民 主的巩固。 A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 in Eurozine, 2015-09-11. B János Széky, A tradition of nationalism , in Eurozine , 2014-04-11. 300 （二）反思中东欧民主的巩固 Szabolcs Pogonyi 引述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发展 带动社会进步，并为现代化打下基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需要流动性的 提升，需要高质量的工厂、教育、交流网络和城市化，所有这些只有在非集 中的体制下才可能。在这种非集中的体制下，个人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扮演 着积极角色，并由此也开始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在计划经济下，创新很 慢，供求关系也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应该是同时 存在的。 但 Szabolcs Pogonyi 指出，尽管普遍认为民主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更快，但 是有些国家却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国就是很好的 例子。中国有着高水平的生产率，甚至也有市场友好的改革，中国政府成功地 整合了年轻的且颇有抱负的向上的流动，因此排除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反共产 主义公共领域的出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也并不符合 Lipset 的经典现代化 理论。剧变后的东欧，尽管政治上民主了，但经济并不成功。在 1997 年的一 份检测 Lipset 假设的报告中，Adam Przeworski 和 Fernando Limongi 发现经济 发展水平和民主转型之间并没有关联。不过，根据他们的数据，民主转型是否 成功以新的民主体制能否促进经济产出为条件。这说明，民主化的合法性和成 功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当然也取决于福利水平的提高。Szabolcs Pogonyi 认 为，东欧剧变之初的经济休克没有导致民主的崩溃，那是因为得到了欧盟的帮 助，因此经过最初的经济休克之后，中东欧的经济开始增长，但 2008 年以来 经济增长再次下降，整个欧洲都削减福利，实行紧缩经济，失业率上升，这次 的情况甚至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要糟糕。在此次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怀疑 论之前，就有社会学调查显示，整个中东欧社会的团结和融合自 1989 和 1990 年的民主转型以来下降了；后共产主义社会弥漫着冷漠与不信任。2010 年的欧 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显示，个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个人对机 构的信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明显低于在西欧国家。中东欧人民对民主，对分权 和法治没有那么多的信心。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也显示，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远远没有西欧人民那样抵制极权主义领导和军事统治。 根据 2006 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 似乎支持宗教当局阐释法律的理念。总体而言，中东欧人民对集体行动是相当 不信任的，他们不大愿意成为公民组织的成员或者在选举中投票。后共产主义 301 地区被看作碎片化且高度不信任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均表明，社会转型仍然滞 后于体制转型。得益于加入欧盟，体制实现了民主化，但是民主的价值观在中 东欧人民的政治文化中还不是根深蒂固的。而中东欧的民主能否渡过经济危 机，还有待观望。 A 四、反抗的现状与历史 （一）现状：反抗精英 Ivan Krastev 在分析如何避免欧洲解体时注意到，欧洲正在发展一种新的 趋势，即针对精英的反抗。他认为，这种反抗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这 种反精英意识越来越强，而且并没有明确的日程显示这些反抗者真正想要的是 什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维持现状只会使这些反抗者更加恼怒。这种反抗 在过去几年遍布欧洲的抗议浪潮中可以看到。因此，如果欧洲计划成为欧洲精 英设计的那样，那么这种反抗对这个计划而言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欧盟 不再是为了欧洲，而是成为为了精英的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更激烈 的反抗。那么对精英的攻击将成为毁灭整个欧洲计划的攻击。 例如，2013 年，保加利亚发生了两起重要的抗议运动。第一次是在 2 月， 农村成百上千的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在一起，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者，没有政 党，也没有工会的参与。这些游行的人没有要求政府辞职，也没有明确的政治 诉求，只是要求降价。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者。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唱着 来自 19 世纪的爱国主义歌曲。他们最大的问题和来自奥地利或捷克的两家大 公司有关，这两家大公司是主要的电力供应商。在精英眼里，这次抵抗运动似 乎太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要求： “我们是保加利亚人，就像你们一样。你们 为什么不照料我们？ ”2013 年 6 月主要在索菲亚爆发了另一波抗议浪潮。这次 抗议反对一起似乎不可思议的任命，即任命保加利亚的寡头 Delyan Peevski 执 掌保加利亚安全机构。成千上万的人民再次涌上街头，没有政党或工会的参 与。抗议者举着欧盟旗帜，要求被作为欧洲人对待。比较这两次抗议浪潮，如 果说有两种保加利亚人，一种亲欧盟，一种更加民族主义，那这是错误的。亲 欧盟和民族主义都是人民寻求精英问责制的方式。这两拨抗议者有着共同的 A Szabolcs Pogonyi, After democratic transition , in Eurozine , 2013-12-12. 302 基本情感，即或许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自由，但是我们失去了对我们精英的 权力。 Ivan Krastev 由此指出，从这点来看，对欧盟而言最佳的成功机会是人 们将其看作控制精英的机构而不是看作精英的天堂。这是今天的欧洲领导 人应该理解的教训。如果不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将看到欧盟计划在未来的 解体。 A （二）历史：反抗体制 Tom Junes 分析了共产主义时期东欧青年的反文化现象。他指出，在共产 主义时期，尽管当局将年轻人的反文化看作一种政治威胁，但也容忍了这种 现象的存在，甚至被动地鼓励他们，例如摇滚乐和一些特定的流行趋势，为 的是将年轻一代的注意力从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行为中转移开来。因此， 特定领域的青年反文化对当时的体制来说构成了某种安全阀门，以宣泄年轻 人的反抗情绪。不过，Tom Junes 认为，允许这类因素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存在， 潜在地加强了青年反文化的颠覆性功能。例如，波兰在共产主义时期出现的 青年亚文化运动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出现，又在特殊情境下消失，它们的共同 点是受到西方的鼓舞，表达了不满的情感。这些亚文化的支持者所具有的反 抗的本质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大面积或广泛的现象，但他们还是被体制 看作是政治威胁，是必须被反对、中立化或限制的。最初，这些亚文化被体 制工具化地用作意识形态的替罪羊，并攻击为西方反动势力影响的象征性角 色。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体制则一方面仍然谨防着他们，另一方面则容 忍他们，将之作为某种安全阀门，将青年的注意力从政治行动中转移开。并 且，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体制已经开始容忍来自音乐和时尚领域的反文 化趋势的相关现象，为的是疏导青年人潜在的愤懑。但是，青年人的反文化 运动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诉求，这破坏了体制想要赢得他们忠心的努力。波 兰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为他们自己着想而不是倾听来自政党的命令，在他们看 来，西方的流行音乐是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枯燥、程序化、不自然的青年 文化更高级的东西。 B 过去，当东欧人反抗体制时，他们以西方为理想模本。但现在，当他们 A Ivan Krastev, How to avoid Europe’s disintegration , in Eurozine , 2015-09-18. B Tom Junes, Between political and apolitical , in Eurozine , 2015-06-18. 303 反抗精英时，则失去了理想的模本。尽管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欧盟，但历史究竟 会向何处发展，则似乎并不容乐观。目前，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地中海国家的难 民危机，这对于欧洲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东欧面临着难民 危机，也面临着与西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对于刚刚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至今经济仍未恢复的东欧而言，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加之近年来在东欧频发的 社会抗议运动，更加促使处于不同立场的学者思考着共同的问题，例如民主的 现状与未来，更广义地说，东欧学者对 1989 年转型的思考远未结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304 前沿问题 305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吴 韬 ［内容摘要］ “真实的抽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专门阐述。索恩·雷特尔是在马克思之后首次在政治经济 学的范围内强调这个概念的学者，他将这一概念理解为商品交换的抽象而非生 产的抽象。雷特尔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引起了争议。有 学者认为真实的抽象布展于整个社会，是具有特定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图式的展 开和表现；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一抽象集中于技术领域，是伴随着现代技术 的现象，它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并因而有可能超脱并瓦解它所运用其上的资 本主义生产。 ［关键词］真实的抽象 社会综合 抽象 统治 一般智力 非物质劳动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 动本身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 有量的差别的劳动。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 306 都在进行的抽象。 ”A “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 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 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B 一、 “真实的抽象” ：一个并不新鲜的热词 “真实的抽象” （real abstraction）是以《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为代表的《资本论》手稿群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 与《大纲》本身被认识的坎坷命运相类似，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被认真研究经历 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搁置，学者更多的是对导言中的重要思想、机器论片段以 及其他一些概念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抽象及其统治并没有集中的研究。而这 一概念最近频繁地出场特别关涉到齐泽克，关涉到他那本被认为是奠定个人 思想基石的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在其中，齐泽克指出： “最深入地揭 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展开的理论家无疑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C 无疑，齐泽克直指雷特尔的《脑 Sohn-Rethel）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在这本书中，雷特尔认为商品交换及其造成的真实 抽象乃是自古希腊直到当代自然科学思想的现实基础，换言之，思想中的抽象 表达总是慢于现实社会交换本身，并无意识地跟随着商品交换形式的发展而不 断变动，任何一方的变化都预示着对方的变化，商品交换及其抽象这一社会存 在成为自然科学这一意识抽象的基础。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 “在思想达到纯 粹的抽象之前，抽象已经在市场的社会效应中发挥作用了”D ，而这种由商品交 换形成的抽象带来的则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中，脑力劳 动虽然取得了独立性的外观，但雷特尔通过分析却认为它是从属于商品交换的 逻辑： “一种采取商品交换的交互居有形式的社会综合，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人 工劳动之间尖锐的区分的产生。这种社会形式的综合的统一，形成了这些社会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2—423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59 页。 C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 p.10. D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 London: Verso, 1989, p.11. 307 形式的典型的思维和知识形式在形式起源上的直接基础”A 。在他那里，典型代 表是康德，后者虽然讨论了先验概念，但在雷特尔看来这些概念无不是康德生 活的那个年代商品交换的形式在意识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康德的先验概念仍然 具有社会历史性。不过，正如法国学者安塞姆·杰普（Anselm Jappe）在《索 恩—雷特尔与“真实的抽象”的来源：生产批判还是流通批判？ 》一文中所指 认的： “雷特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畴‘真实的抽象’ ，这一范畴对我们理解资 本主义社会隐秘的内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雷特尔的贡献——就这个 问题而言——主要在于他提出了问题。 ” B 显然，杰普并不同意雷特尔的结论， 而认为真实的抽象不是源于缺少历史特征的商品交换，而是源于劳动二重性 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实际上，雷特尔对“真实的抽象”的理解随着这一范 畴被广泛地提及和研究而引发了争论，为此，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进一步对围绕这一范畴展开的阐释进行了梳理，并将学者们对这一 范畴的理解分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涉到真实的抽象这一范畴的哲学 来源，它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清算（这里先验的不过是商品交换抽象在哲学中 的表现——雷特尔）还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总体性范畴的社会历史 性——菲内利）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关乎真实的抽象 的作用范围。它是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影响下的产物，还是由“无质性的劳动” 所调节的社会总体性。 C 不过，随着分析的深入，在“无质性的劳动”所调节 的社会总体性的内部呈现了对立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抽象是伴随着 资本主义发展而发挥突出作用的技术本身的特征和产物，因此，完全有可能 利用技术反过来瓦解和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塞尔哈特（Serhat Kologlugil） 依循奈格里和维尔诺的思路，认为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数字经济时代 生产的新特征在于个人生产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数字使用价值， 它提供的“不是量的等价关系，而是一种集体智慧，它超越个人特定的知识、 技巧和贡献”D ，因而，塞尔哈特援引维尔诺的话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种类 A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 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9 页。 B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9. C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2008）:286–288. D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27.1.（2015）:123–137. 308 的生产活动的社会本体论“不在等价交换而在于抽象知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仍然内在地服从资本增殖的逻辑，但具有中立性的外观，只要有资本主义 生产，就有抽象效应，技术无非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并将其包裹在中立的技术 外衣之下。循着这一思路，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洛茨（Christian Lotz）指出， “真实的抽象”绝不是雷特尔所说的交换抽象，而是布展于整个社会的总体性， 这种总体性是围绕着货币展开，并通过资本主义的图式架构了整个社会的生产 领域，同时形成一种抽象的文化，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破坏着财 富的两个源泉：地球和劳动者。 二、从劳动抽象到商品交换抽象 如果没有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开篇对“商品形式的无意识” 的分析中首次提到雷特尔，也许雷特尔这个名字会淹没在学术史的长河中。那 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齐泽克关注雷特尔，显然是后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真实的抽象” 。不过由于齐泽克引入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采取六经注我 的方式来为他后面的分析做铺路石的，因此，有必要回到真实抽象的语境中去 理解这一范畴的基本内容。 雷特尔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许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 认识论》 ，在最新修订版的前言中，雷特尔指出其“毕生的思想工作可以说就 是对一个近乎直觉性的洞见进行澄清和解疑”A ，这个洞见是什么呢？这就是他 认为对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乃是无法超脱于、并紧紧地依循着商 品交换抽象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而澄清了如下两个问题：一方面，在科学大行 其道的今天，自然科学宣称他有自己独立的逻辑；另一方面，唯心主义的知识 理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能阐明精神所具有的先天综合能力的社会物质生 活条件基础。在雷特尔看来，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现 实基础：商品交换抽象。而对上述洞见的详细阐述和论证的成果就是《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 。在这本书中，雷特尔通过两个概念将整本书的思路整合起来， （Social synthesis） 。 这就是“真实的抽象”和“社会综合” A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谢 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309 雷特尔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一个疑问： “一方面，意识 所囊括的所有的现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应被理解为历史性的即 时间性的和辩证的。另一方面，逻辑、数学和科学的问题则受到没有时间限 制的标准控制。 ”A 在雷特尔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在面对自然科学的真理时就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雷特尔进而指出虽然 “马克思并不关注对自然科学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B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 克思没有相关的论述。雷特尔认为在马克思早年的著作中，比如《巴黎手稿》 中，很明显就有关于科学的历史本性的探讨，对科学的社会基础的分析一开 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路后来在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 念》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有很多关于社会 基础决定精神的上层结构和关于生产的思想基础的论述，但意识形式的问题 不是马克思主要著作所关注的。可是在今天我们的科学时代，理解技术及其 科学的社会物质基础却有着重要意义。除此之外，雷特尔认为对历史唯物主 义还需要补充一些理论以使其完备，这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还缺少对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分离和重新统一的历史可能性的论 述。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甚至连这一分离及其社会效应本身都没有去 追究，更别说二者的重新统一了，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 义的碎片式阐述中特别强调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因此，当务之急 是阐释二者分离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总体生产的影响 C ，为此雷特尔首先引 入了“社会综合”这一概念。 所谓“社会综合”指的是“一张关系的网络，通过这一网络，社会形成一个 协调一致的总体” 。D 在雷特尔看来，一个社会网络首先取决于人们的行动，而人 们怎么理解这一行动，甚至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行为都是次要的事情，个人的行 动虽然是各具特点的，但必须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统一性以确保社会作为整体发挥 。E 雷氏 作用，这是每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雷特尔将其指认为“社会综合”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Macmillan，1978，p.2.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 C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3。 D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3. E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5。 310 认为这一观念是马克思“社会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必要补充。依循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一个社会其思想的社会必要形式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A 雷特尔指出： 是与那个时代社会性的综合功能相一致的。 ”B 在雷特尔的眼中，思想和认知能 力的基础乃是从古希腊到当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特征。这里雷特尔认为关 于“社会综合”的阐述与马克思的“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阐述逻辑是 一致的。在一个建基于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社会综合，集中表现——用马克 思的表述——在货币的功能之中，这一功能就是一般等价物。在这一能力中， 货币被赋予了最高层次的抽象，以确保其作为每一个可能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 的等价物。 C 但是，雷特尔进一步指出，货币决不是如其表现出来的物质性那 样简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实体形式，作为交换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生 产本身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这是雷特尔反复强调的，也是他认为交换可独立 于生产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但是，成为劳动产品并不是在交换关系——产 生了抽象——中商品和货币所增加的属性，抽象作为相互关联的方式不是来自 劳动而是交换，并且通过交换，抽象将自身赋予劳动，使其成为‘抽象人类劳 （这样雷特尔就在分 动’ ，而货币抽象可以更为合适地称之为‘交换抽象’ ”D 。 析的一开始脱离了生产来分析交换中的抽象，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在马 克思那里，特别是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 与消费的关系，并将生产提到了首要地位。这样看来，雷特尔不提《大纲》 ， 而专门以《资本论》第一章的片段作为阐述的基础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 马克思在《大纲》中特别强调了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了其作为普照的光， 决定了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比重。而马克思虽然强调了《资本论》第一章最为 基础和重要，但问题在于如果割裂开第一卷和后面两卷的关系，则会造成对马 ，马克思都特别强 克思的曲解。进一步看来，无论是《大纲》还是《资本论》 调差异性的重要性，如果对一个社会基本范畴按照历史顺序考察，那么这种考 察往往不容易揭示这一范畴在这一特定时代所发挥的特定作用。因此，范畴的 重要性，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决不能依照其在历史上的出现顺序，而应该按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5. C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6. D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6. 311 照它在一个时代之内生产的总体结构中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来判定，所以资本 的原始积累不是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开头而是在马克思分析完剩余价值 生产的基本结构之后，因为，原始积累阶段和成熟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完全不同 的生产逻辑和结构。 ） 在雷特尔看来， “范畴的起源是历史的，其本质是社会的”A ，作为自古希 腊至 20 世纪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社会综合就是商品交换。但在康德那里，人的 认识能力形式的基本构成有一个先天的起源，这个起源来自意识本身的“先天 综合判断” ，而在雷特尔看来这个起源是纯粹社会性的： “抽象思想的能力，即 抓住不同事物之间共同的，但在各个事物自身却不可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 一个既定的、先天的，如同唯心主义常常对思想的理解那样，而是人类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的真实的抽象的结果。 ”B 来自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综合，来自商 品交换的抽象。因此，不难理解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描述与商品交换下的社 会综合的特点有着惊人相似性的逻辑，甚至我们只要简单地将康德哲学的概念 与商品交换的经济概念相置换，那么康德的描述就是对商品交换经济的指认： “如果你用‘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取代货币的统一体，用‘原初的统觉的综合’ 取代货币的综合功能和社会……你就能从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分析中推演出康德 全部的知识理论及其内在的必然矛盾。 ”C 对商品交换及其基础上社会综合对社 会的影响，尤其是对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一旦被阐明，那么抽象本身将不再 是思想的特权，而精神也将不再受其自身的内在性所庇护： “思想绝不单单是 先天和内在的，而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综合的产物，其内在结构也应当批 判地被理解为在社会综合基础上的建构” D 。 虽然雷特尔强调自己提出的社会综合是马克思社会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他所以重新提出“社会综合”的概念，其实是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商品 交换作铺垫。虽然他强调自己和马克思只是略有一点区别，但这一区别实际上 是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第一个发现“商品抽象”的根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7. B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4. C Alfred Sohn-Rethel，Warenform und Denkform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8，p.36. D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p.7–8。 312 源在于价值这一经济范畴，并从价值形式和价值量两个层面分析了这个范畴。 不过在雷特尔看来，马克思已经指认了价值形式和价值量来自不同的地方，前 者来自交换后者来自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决于理解这二者是如何结合为抽 象人类劳动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抽象的第一要义是价值抽象，而雷特 尔认为“马克思没有追问‘价值抽象’是从哪里来的”A 。因此，雷特尔关注的 正是这一价值的形式方面，甚至不惜要将这一形式从劳动的经济内容中抽离 出来。 商品抽象在雷特尔看来，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抽象那样是思想抽象，而是 真实存在的现实抽象。它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表现为思想上的抽象，而 且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源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的相互关系，因而具有纯 粹的社会性特征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真实的抽象乃是人们的 》中曾指出， 社会行动——商品交换——造成的 B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乃是马克思未曾明确指出的，因而具有隐喻的性 质，雷特尔认为他比马克思和阿尔都塞更进一步，发现了《资本论》这一未曾 言明的研究对象， “这个《资本论》及其商品分析未曾明确指认的对象实际上 就是未被揭示的真实的抽象” C 。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对立：思想抽象与现实抽象。如果我们不 承认，甚至看不到这个差别，那么思想的科学形式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联系 就看不到。只要我们看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这 个问题。这样，一边是社会存在本身的历史性辩证发展，另一边是在其基础上 认识论的科学方法的时空结构，二者都是批判的和历史变化的。这样就很好地 解决了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是历史科学；另一方面科学、逻辑和思维 的基本要素乃是非历史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甚至 是在对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性的理解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重新统一起 来，否则由其所导致的问题将无法杜绝 D 。 A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8. B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20。 C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0. D 参见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p.21。 313 三、真实的抽象究竟发生在什么领域之内 显然， “真实的抽象”确实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虽然很难在马克思的 文献中找到完整的表述，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概 念。自从雷特尔提出这一概念后，学界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从齐 泽克、普殊同（Postone） 、维尔诺（Virno） 、托斯卡诺，到最近的洛茨（Lotz） 和塞尔哈特。不过这种对“真实的抽象”讨论的基础都与雷特尔的初始理解不 完全一致，甚至完全对立。雷特尔将这一真实的抽象从生产劳动领域定位到交 换领域、将交换从经济生产中抽离出来的做法是否如其所说是对马克思未尽思 考的推进，还是从某种意义上偏离甚至严重扭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呢？ （一）商品交换抽象：割裂的拜物教思想 以杰普为典型和代表，雷特尔的理解被学界普遍地理解为一种曲解，一 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 “他将商品抽象的起源定位在流通环节中，将生产本 身仅仅理解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在这个概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 指向了分配领域从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劳动’概念” A 。 虽然雷特尔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人们受抽象统治，但抽象统治的支配力不 是来源于抽象劳动本身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而是来源于抽象劳动者自 发的社会联系。他不仅没有将“抽象化”理解为发生在交换中的某种“单纯 的”过程，这一过程仅仅包含了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有的与商品流通密不可分的 技术性的要求，相反，他认为抽象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从而具有 自己特有的社会历史性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认为 2500 年人类的哲学发展和 科学思考一直都是货币和商品交换发展与传播的体现。不过安塞姆·杰普认为 这里存在矛盾，因为一方面雷特尔将抽象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另一方 面又将抽象追溯到古代社会的情境中。实际上也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反复指认的，商品，货币都是比资本主义历史更为悠久的概 念，但是在过去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占据着中心地位，而这种占 据中心地位则意味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因为按马克思的观点，范畴的意 A Anselm Jappe,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3. 314 义不在于它的历史产生，而在于它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便 雷特尔真的能够到古代社会中找到这种抽象统治的某种历史痕迹，这种发现本 身也很难产生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抽象具有准确的解释力，因为商品 交换和货币在古代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和作 用，因此这种抽象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关键的问题乃是把握当下资本 主义社会中抽象的独特特征，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出发点 不是交换而是生产，正是在生产中，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秩序的根本 法则。 但是显然雷特尔并不这么认为，甚至连阿尔都塞式的“理论实践”在雷 特尔看来都仍然不过是一种思想抽象，与逻辑的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都有一 个未曾揭示的、共同的来源。针对这个来源，杰普问： “既然资本主义不仅仅 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人身支配，而同时是作为一种手段，抽象利用这一 手段来统治整个社会。那么这些抽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于生产呢？还是 来自于流通呢？ ”A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生产活动本身（劳动）异 化了还是将“清白的”产品变成商品的买卖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异化呢？在 杰普看来，雷特尔将商品抽象的起源定位在交换领域、流通领域，因为在雷特 尔的眼中，生产表现为一个没有社会性和超越历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 谢。雷特尔将劳动非常明确地定义为“有用的活动” ，从而从逻辑上自然抛弃 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 “我认为‘抽象社会劳动’的概念，从对商品的分 析来看，这是一个继承黑格尔遗产的拜物教的概念……抽象社会劳动所占据的 位置正是由交换导致的真实的抽象。它确证了真实抽象的事实，却用错误的术 语解释这一事实。因此，劳动在经由商品交换中介的社会综合体中没有扮演构 成性的角色。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是抽象劳动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抽象 起着支配的作用”B 。而在《资本论》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 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是为了得出一个毫无历史特点的共同性，那么“一边是人 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C ，但是，建基于这种对生产劳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7. B Alfred Sohn-Rethel, Materialistische Erkenntniskritik und Vergesellschaftung der Arbeit , Berlin: Merve, 1971, p.70.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5 页。 315 动的简单的、抽象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式的分析，对于特定时代的生产， 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其解释力是远远不够的 A 。因此，不难理解，在马 克思那里着力分析的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生产异化和物化在雷特尔那里都被 抽掉了，也正因如此，杰普才说： “对于雷特尔来说这样的劳动永不可能被异 化，因为它永远是具体的劳动。只有当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的时候异化才发 生。 ”B 自然，雷特尔认为抽象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并不是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些并不必然导致他所得出的结论：社会抽象的存在仅仅是 或主要是交换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普殊同指出： “雷特尔没有分析资本主 义中社会劳动的特殊性，而是设定了两种形式的社会综合 —— 一个受交换方 式的影响，另一个受劳动方式的影响。价值形式所承载的抽象和社会综合不 是劳动抽象而是交换抽象。 ”C 因此，雷特尔仍然陷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之 中：生产是一个非社会的领域。这样工业生产是中性的和超越社会的，然而正 是阶级关系（剥削）扭曲了生产的原初特征，即满足人类需要。对于雷特尔来 说，劳动是不会受到商品形式的影响的。杰普指出：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 会，在其中劳动——不是用以维持社会结构，而这个社会结构本身的形成又依 托于其他基础（传统，政治统治，或相反， ‘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身变成自治 的，而这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劳动自治，其动力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 ”D 对这个关系本身的描述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但是所有这 一切在雷特尔那里都表现为交换的结果： “交换的联系是由交换的网络而不是 其他什么东西建立起来的。正是我买衣服，而不是我穿衣服构成了社会联系的 一部分，正如正是由于（衣服的）售卖而不是制作（构成了社会总联系的一部 分） 。因此，当我们谈到社会联系时，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社会综合，我们 不得不谈论的是交换而非使用。 ”E 因此，杰普认为雷特尔这里强调的自己与马 克思的那么一点区别实际上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1 页。 B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8. C Anselm Jappe,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7–178. D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8. E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Basingstoke: Macmillan，1978，p.29. 316 雷特尔的真实存在的抽象，这个抽象，这个“抽”其原意是指交换者从 对物的使用中抽离出来，暂时放弃对物的使用，这一抽离行为本身是真实和 必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行为，但是雷特尔进而认为， “抽象的根源在 于：交换和使用两个行为之间不可避免的时间距离。……这一分离所造成的结 果——抽象将商品交换变成商品的均等化并特别地将一种非常真实和客观的功 能赋予商品交换。这一均等化反过来成为价值观念——其本性就是抽象——的 根源”A 。因此，不难理解，雷特尔后面的分析为什么着眼于对对立的交换者本 身的心理分析，并详细阐发了主体的心理动机，从而非常接近西方经济学的 边际效应理论。但是，雷特尔对抽象的这种理解显然并不被学界接受，罗伯 特·库尔兹（Robert Kruz）就认为，抽象显然发生在更早的阶段，这就是被雷 特尔排除在分析之外的生产阶段： “生产在社会的意义上是抽象的是因为，在 ”B 杰普一针 这一活动中具体劳动降低到物质性并从其社会普遍性中分离出来。 见血地指出： “在马克思那里，交换的抽象不过是生产抽象的‘完成’ （或用马 克思的术语——‘实现’ ） ”C 。因此，一旦抛弃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当抽象 的基础被局限在流通这个割裂开了的领域的时候，抽象在完成的产品中就是 “分别”完成的：一部分来自对无生命的产品的交换；另一部分来自对无生命的 产品的使用。库尔兹认为，正是缺乏总体的视野，使得雷特尔将抽象化的对象 理解为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抽象化本 身由于不合理的抽象而立刻陷入了“商品世界的物化的拜物教” 。 进一步看来，由于雷特尔将生产和劳动排除在分析和抽象产生的根源之 外，因此，劳动在雷特尔那里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杰普指出，将其理解为 某种与生产活动同一的东西，作为某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东西。而现实 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这种分离，即一边是“劳动” ，另一边是其他 活动比如仪式、娱乐和共同的生活。每一个活动都在其特殊性中被理解，而不 是像今天这样都被化约为一个单一向度：劳动时间的花费。虽然雷氏特别强调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0. B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1. C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2013）10. 317 历史特征，强调概念的起源，但是他却用了一个非历史的和缺乏问题意识的劳 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包含两层意思：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 的结果是一个商品或服务，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的特定的目的（所以从具体劳动 的角度看，结果无论是有形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只是形 式不同） ，而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看，每一个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活动用马克思的 话来说都是“人脑、神经和肌肉的生产耗费” ，它们由劳动时间来衡量而不管 其具体内容如何。由于价值本身是不可见的和不可测量的，因此他通过另一个 商品来表达自身，即货币： “货币可以被称之为最主要的真实抽象：货币给予社 会虚构即价值一个物质形式” A 。 杰普指出：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物质过程，那么劳动当然是具体的，但是这 对于社会性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大的解释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生 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免得我们重复而固定下来 的”共性，而在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个性，而这正是被雷特尔所忽略的。但 是无论如何，雷特尔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真实的抽象，这个概 念“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隐秘的内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雷特尔 的贡献——也正是他的问题所在——主要在于他提出了问题。答案应当是无处 不在的：就是说， （真实的抽象）存在于建基于劳动的二重性之上的商品生产 形式” B 。 （二）生产抽象的内部分裂 更进一步，托斯卡诺不仅仅用这种抽象来描述资本主义抽象生产本身， 还将其指认为在这一抽象生产基础上的抽象文化，并以此作为区别于其他生产 方式的标志性特征： “不管我们是否关心揭开拜物教的面纱，还是剩余价值的 形式化，抑或是对异化的讨论，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 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它是最完美的抽象文化。这一社会在许多方面乃是 受到抽象实体的支配，社会抽象的这种特殊形式因此可以作为与其他生产方 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的独特特征。 ”C 托斯卡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 A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12. B 参见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1.1（2013）13。 C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2008）: 273. 318 纲》导言中那段著名的抽象与具体研究方法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不仅 破除了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对“抽象”和“具体”概念的运用：一边是感觉， 直觉和感性数据；另一边是思辨形式或理论概念。换言之，马克思重新做了区 分以表明可感的和经验的表现不是作为前提而是作为结果。这样，抽象在马克 思那里已经远远不是思想形式中的抽象，而涉及一个社会最根本的生产结构和 在人的思想中的影响。 罗伯特·菲内利（Roberto Finelli）认为这一段描述是一个标志，表明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与其《巴黎手稿》时期受到费 尔巴哈影响的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写作大纲之前，马克思从费尔巴哈 那里继承了“类”抽象。这种类抽象假定了类“人性”而将全部政治的、宗教 的和经济的抽象 （国家、上帝，私有财产）理解为潜在的类本质的虚假的本质， 而类本质并不遵循历史的或逻辑的生成。进而，马克思将自由理解为类本质的 重新复归。而《大纲》时期的马克思则跨越了这一步而走向了“将抽象不是 理解为幻象的结构，而是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和超越个人的现象”A 。它 “不是人类个体的产物而是社会总体，这种社会总体再生产自身并与处于支配 地位的生产关系相协调。而精神上的抽象则是个人实践的结果”B ，而具体乃是 抽象规定的综合，是作为思想的总体，总体化的这种真实——抽象运动正就是 资本成为主体的运动。作为具体总体的“生产”事实上应该被理解为“简单” 规定（价值、分工、所有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或总体化） ，并形成具 有历史性特征的（暂时的、一定的） 、具体的、复杂的架构。而所谓一般生产 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抽象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在菲内利 看来，首当其冲的是关系性的概念——乃是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 。菲内利 同时提醒我们要小心对待这些简单概念，防止重新回到无意义的共同性的抽象 和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但是，这些简单概念绝不是思想上的范畴而唯心主义地 走向具体的总体的，它们是真实的抽象。因此，抽象决不是从具体生活中抽象 出来的一般形式，或者相反从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现实的核心，在菲内利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抽象不是一个逻辑的抽象，不是远离差异性。而是产 生自差异，产生自完全特定的社会规定性的抽象。因此它孕育着差异，能够操 A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 319 控整个社会”A 。这种抽象的真实性——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乃是规定 （内容） 的缺失，即就其自身而言（资本的抽象）没有历史的或文化的内容。但这种抽 象本身同时又是差异性，或者说特殊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些差异性 的规定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无内容的原则，其本身是缺乏规定的并且也不能追 溯任何构成它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后来在对看似简单但涉及历史发展的劳动概 念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了资本这种无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菲内利指出 真实的抽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要素” B 。 不过即便是认为真实的抽象来自生产之中，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保 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一方面赞同雷特尔的真实的抽象乃是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分工的产物： “直接的感觉和最具有自发性的行动来的最迟。当抽象理 智具有自治性从而制约和操控社会生产过程，并作用于全部社会和社会中每个 个体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伴随手和脑分离后所展现出的不可逆转的分裂而产 生的历史状况”C 。但另一方面对于改变这种历史状况又有着不同于雷特尔的地 方，这一真实抽象既不是像雷特尔所说的那样来自商品交换的形式本身，也与 菲内利对马克思的捍卫有着看似细微但同样是完全不同的思路：真实的抽象来 自技术本身，并因而有可能随着技术自身逻辑的发展反过来颠覆资本主义生产 本身： “ （这一抽象）组织生产过程和‘生活世界’ ，一般智力确实是抽象，但 是一个真实的抽象而被赋予了物质性和操控性的特征。不过，因为它由知识、 信息和认识范式构成，一般智力便以最专横的方式将自身与典型现代性的‘真 实抽象’区分开来：这些抽象产生了平等的原则。而货币，即嵌入产品、劳动 和对象的可比较性的对立存在的‘普遍等价物’ ，而一般智力则取而代之为每 一种实践确立了分析性的前提。社会知识的形式不是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劳动活 动，而是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 。它们不再是一个标准的统一体，而是由无 数的前提组成无尽的可能性所构成的。这种‘真实抽象’本质的变异——事实 是，抽象知识而不是交换等价物构建社会关系——在情感层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D 因此，维尔诺不是在商品形式中寻找真实的抽象，而是与工人主义和自 A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5–76.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77. C RobertoFinelli, Astrazione e dialettica dal romanticismo al capitalismo（saggio suMarx）, Rome: Bulzoni Editore, 1987, p.171. D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63–6. 320 治主义（或后工人主义）一样关注的是劳动组织和阶级构成的变异，进而认为 真实的抽象最合适的形式不是在价值等价形式中，而是在智力的集中、革新以 及当代资本主义工作和产品的形态改变上。维尔诺希望我们注意当今的信息实 践，它已经独立于产生它的资本主义而具有自己的价值、逻辑和政治形式：作 为真实的抽象，一般智力（嵌入到合作的多众的思想中的共同性的潜能）建构 了一个抽象的直接政治形式，超越于等价形式和衡量尺度，并直接赋予抽象知 识以合作的和社会化的特征。换言之，在维尔诺的观点中，这里的真实的抽象 乃是超越于商品形式的：这个真实抽象不是受商品交换所形成的拜物教的现实 驱动，而是受众多内部的认知和智力合作驱动。托斯卡诺借齐泽克之口，含蓄 地指出维尔诺的分析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意味着“思想外在于思想” 。 塞尔哈特依循奈格里和维尔诺的思路，进一步将“真实的抽象”这一概 念与“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紧密相连，将其置于以计算机和网络的普 及为新特征的所谓“后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大背景之下，并以《大纲》为主要 文本依据，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分析指出： “真实的抽象”所指认的 对象已经远不是马克思当初所分析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了，无论从生产工具， 手段还是劳动者的角度看，随着技术的发展，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 已经涌现出完全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模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工业经济中，资本之物的所有权属于特定的阶级，而随着电脑和网络的发 展，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构被前者民主化了；第二，工业经济时 代技术性的知识凝练在固定资本中，而数字经济时代，通过互联网彼此相连的 个人的“集体智力” （collective intelligence）拒斥任何类型的垄断统治，典型 代表是 FOSS 发展计划和维基百科；第三，工业产品的消费是专属于消费者的， 具有排他性，而数字形式的使用价值是非竞争性的，甚至是反竞争性的。 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失去了解释力呢？如何处理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这种新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呢？塞尔哈特认为对这种新模 式的理解可以在马克思对真实抽象的分析基础之上进行。个人在生产数字使 用价值时候提供的“不是量的等价关系，而是一种集体智力，它超越个人特 定的知识、技巧和贡献”A 。正如维尔诺所指出的，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种类的生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3. 321 产活动的社会本体论“不在于等价交换而在于抽象知识” ，塞尔哈特更进一步 指出， “我将互联网集体智力理解为真实的抽象是立足于保罗·维尔诺对马克 思的‘一般智力’的重新思考”A 。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仅仅将一般智力理解 为抽象知识对象化在机器之中，从而忽略了“一般智力表现自己的方式乃是活 劳动” ，而“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关系中，社会的一般智力变成为资本，并且 仅仅为资本服务”B 。完全相反，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工具——个人电脑和网络的 普及——打破了资本对一般智力固定在固定资本中的垄断。不过在塞尔哈特看 来，这并不造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定：一方面，数字经济是以“一 般智力”为标志。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的“集体智力” ，换言之，数 字经济的趋势是创造一个合作性 / 社会性的，超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的 经济。另一方面，这一共享式经济的运行并不是完全超脱于资本经济之外 C 。 对于这种趋势，无论是将其描述为“帝国” 、 “后福特主义”还是“认知资本主 义” ，抛开作者描述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他们共同观察到了一种现象，这 就是传统的工业劳动分工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现象是， “资本越来越倾 向于占有人类劳动的智力的、认知性的、交流的和合作的方面”D 。而这一点，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早已指认： “生产性劳动变得越来越‘非物质’ ，换 言之，过去由大量工厂工人所从事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被智力的、非 物质的和交流的非物质劳动所占据”E 。这就给资本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如何 将这种互联网的一般智力纳入自身的价值增殖过程？其次，如何通过劳动来增 加剥削的剩余价值？由于真实的抽象的本质变了，所以在塞尔哈特看来，如今 考察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是从剩余价值而是从多众的、非物质劳动的一般智力 入手。换言之，数字经济，资本寻求的目标不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 值，而是非物质劳动的共同性所引起的抽象智力（abstract intelligence） 。因此，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2. B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32. C 参见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5. D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6. E Empire 29. 322 不难理解，今天资本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将那些非生产性的，合作的、自愿 的、互联网的数字劳动吞噬并转化为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从而创造利润，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增殖本性的论述显然仍然具有有效性。因此， 塞尔哈特反复强调，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这些概念的提出绝不是要断然否定 传统物质性生产，而是要强调随着技术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长出了 一种异质性的要素。因而，当我们提及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时候，要注意 如下两点：在后工业的知识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来越与工人的智力和认 知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第一个论点是，它受到资本的控 制并为其生产剩余价值。第二个论点涉及到非物质劳动在不受资本干涉的条件 下自我组织和合作的能力，因而涉及到“一般智力”这一概念。再次借助《帝 国》的术语，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不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的安排，而是来 自劳动活动本身的内在分工。在作者看来， “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中，一般 智力作为一种集体智力，乃是自发地产生于由非物质劳动构成的网络内部的合 作” A 。这种生产力具有独立于资本而运作的潜质。 综而言之，虽然索恩·雷特尔最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部提 出了这一概念，但是通过我们上面的阐释不难看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进一 步阐发基本上是在对雷特尔的理解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托斯卡诺最终将 对“真实的抽象”这一概念的理解分为两个对立的观点 B 。第一个对立乃是形式 和总体性之间的张力。雷特尔关注的是商品形式和抽象思想之间的形式同一性， 而以菲内利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抽象与具体 理论综合之间关系乃是通过总体性的范畴来调节。具体说来，一方是清算康德 主义的先验维度以发掘商品交换在对由其产生的关于逻辑和思想劳动的拜物教 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则力图揭示马克思将包囊一切的黑格尔式主体还 原为历史的、特定的、与一定的社会相统一并受制于一定社会的主体，从而再 生产一个非人的抽象统治的原则。而第二个对立是关于真实抽象的应用以及它 的历史性和逻辑性来源。因此在许多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有关联，这个对立就是： 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作为真实抽象理论的主要依据，它究竟是商品交换形式 的重要效应还是通过“无质性的劳动”来中介的社会总体化的重要效应？ A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 27.1.（2015）:128. B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285–286. 323 不过托斯卡诺对“真实的抽象”的阐释仍然不够细化，实际上， “真实的 抽象”其内涵可进一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种认为抽象不是生产抽象而是交换 抽象的后果，交换抽象是商品经济特有的，自古希腊直到今天都有的现象，这 个代表就是雷特尔自己。第二种认为抽象既不来自于商品交换，也不直接来自 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中立于生产结构的技术本身，是现代资本主 义技术发展的独特产物。因此，完全有可能利用技术的这种中立性反过来瓦解 资本主义生产，其代表是维尔诺和塞尔哈特。最后一种认为抽象乃是资本主义 生产抽象及其后果，真实的抽象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现象，只要有资本主 义生产，只要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结构中才有真实的抽象，无论是商品交 换还是技术本身特有的逻辑，从根本上仍然受制于资本生产的逻辑，全部抽象 的来源归根结底来自于抽象的无质性劳动的实体——货币——及其社会效应。 因此，真实的抽象与强制的剩余价值生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代表人物是杰普 和菲内利以及洛茨。特别是德国学者洛茨，他不仅批判了商品交换抽象的片面 性，还指出了所谓技术中立的虚假性——技术从其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烙上了资 本增殖的胎记。他强调想要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及其抽象效应，就必须一方面批 判地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接受他自己所提出的新概 念“资本主义图式” （capitalist schema） 。与之前的理论相比，资本主义图式不 仅克服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而且与海德格尔的 “座架”概念所表现出来的普适性相比，这一概念更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 定情境之中；除此之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维尔诺、奈格里所提倡的“一般智 力”和技术中立逻辑的生产基础，指出这些看似独立和新的可能性无不是资本 生产逻辑的表面现象。究其根本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仍然是支配性逻辑，通过 资本主义图式，它不仅在现实生产中控制和塑造着技术的发展，更在思想层面 上制造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式，这二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的当代现实和境遇。 四、 “资本主义图式” ：从商品交换抽象回到劳动抽象 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洛茨（Christian Lotz） ，不满足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的文化工业理论的解释力。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远不是工业时代的景象 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摧残着劳动者和地球，其增殖也已经 进入了过去人们不曾到达和想象的领域，包括人们的思想、生产能力乃至人自 324 身的基因代码，从而将一切可能的领域资本主义化。这种进入本身究其根本而 言，乃是与大工业时代的资本生产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只不过今天这种逻辑随 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极为隐秘，以至于新的意识形态家们公然宣称技术乃是中 立的并有自己的逻辑。在洛茨看来，想要理解这种技术逻辑背后与资本生产的 逻辑同一性和有机统一性，进而从总体上（洛茨认为只要正确理解这个词的含 义，把握其合理性的那一面，就完全可以大胆地使用而不必考虑这一概念的黑 格尔阴影）理解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总体性不仅在现实生产中通过生产抽象的无 质性劳动来调节整个社会，而且还在思想层面将人的一切信息货币化，现有的 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洛茨不认同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研究路径） 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洛茨认为，有必要在文化工业理论的基础上，补充 新的内容使其满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个补充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 图式” 。按洛茨的说法，这个被政治经济学看似过时的概念及其解释力和当下资 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之间建立了本质的联系，从而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 展从未在根本上绕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释范围，相反，它以更隐秘的 方式强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解释力。因此，洛茨对“真实的抽象” 的理解紧密地围绕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商品交换、货币和资本主义图式。 （一）商品交换 真实的抽象最初发生在哪一个环节呢？洛茨认为在商品交换中。不过洛 茨对交换抽象的理解不是雷特尔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 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了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 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A 。通过交换，所有的社会和实体获得了 一个“等同的社会地位”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通过价值确定的， 但这里，洛茨与雷特尔不同，后者撇开了社会新陈代谢总过程的其他环节，而 单独对交换进行分析，洛茨指出： “商品，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可以触摸、感受 和交换的物，相反，商品必须追溯是什么使它们成为商品，而这就是他们的形 式。因此，当我们谈论商品形式或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某种支 配全部实体的具体存在，是其在这一形式之中的东西。 ”B 应当注意的不仅仅是 交换中产生的价值作为社会财富的形式，而是某些让这一交换过程变得抽象的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 页。 B Is Capital a Thing? Remarks on Piketty’s Concept of C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 20.2.（2008）: 5. 325 东西，由于所有的社会关系 A 都由一个普遍的关系来决定，这一关系将所有的 个人通过一个抽象形式联系在一起。作为商品的实体具有普遍的可交换性的前 提是一切东西变得可比较，而任何东西之间的普遍比较的前提是一个普遍的概 念和标准使这些比较能够顺利进行 B 。而这个普遍的概念就是价值，其第一个 真实表现就是货币。因此，关于货币，洛茨认为首先应当指出的就是它的同质 性和普遍的均等性。没有货币的话，商品无法在总体上相互联系。通过个人在 实在的交换行为中交换他们的产品（一个属于所有实体的潜在的范畴） ，这个 一般的价值形式开始具有实在即货币形式。但是个人通过每一次的交换行为无 意识的和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再生产这一社会关系，从而确立了一个真实存在 的抽象。可见，货币作为真实的抽象无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 “在这 一形式下，个人通过某种外在的和物的东西社会化并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的个 人，但这种东西却将关系本身变得抽象。由于货币是确立社会总体性的普遍 的、真实存在的物，因此它确立了包括个人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在内 的一切社会关系” C 。 货币的这种普遍性决定了它本身“不再是一个有形的实体，相反，我们 看到货币不再是一个物（纸、符号，等等） 。实际上，货币首先是一种社会形 式，它调节着个人之间如何联系。……它是‘经由物的中介来表达的特殊的社 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势不受当事人的控制’ ” D。 （二）货币 洛茨的理论起点是文化工业理论。他指出，一方面，人们对文化工业理 论的理解过于肤浅，仅仅停留于文化体系的效应研究，而洛茨指出这种心理图 式应当植根于社会—物质图式之中，正是后者使得文化体系资本化。但是另一 方面，文化工业理论对社会物质图式分析的中心范畴是“交换” ，这在洛茨看 A 洛茨特别指出：在英语中，relation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这样 社会关系人容易被误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在德语中，关系意味着不止两 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指涉的是整个情境的整体或者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第六条所说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4. C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6. D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6. 326 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换还不是最终前提，其本身还有前提，即货币： “货 币，作为价值的形式——其资本主义形式——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太阳，所 有的社会关系的组织都围绕着它”A 。只有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本体论效应，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什么是 有意义的。洛茨认为，对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必须加以强调，如 果仅仅看到货币是使得物物交换更加方便的方式的话，仅仅是交换的媒介的 话，那就将货币仅仅理解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单一维度的概念，实际上，货 币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性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在整个社会生产总 过程中以增殖货币为目的。其次是这一生产效应在全社会的布展，一个突出的 表现就是货币作为抽象的统治所带来的抽象的文化（托斯卡诺）B 。货币作为资 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在洛茨看来大致包括六个基本内涵： 第一，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可以购买任何东西。这里的重点是“任何” 而不是“购买” 。换言之，它是一种时空上的无限可能性。它可能是还未出现 在市场上的东西，甚至是人类还未造出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不仅具有 本体论的维度，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得马克思引入了价 值概念，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一切事物之间都可以交换，也因此，真实的抽 象进入了社会之中。因而在洛茨看来，价值概念不应当被仅仅看作一个经济概 念，而同时应当看到，借助这一概念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 社会关系。因此，价值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性极其重要，即“社 会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规定、一个形式来界定和控制社会”C 。这就是货币，然 而这是一种只能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价值的特殊形式，货币的普遍性正就是资 本主义条件下货币的独特特征：它将一切规定为社会性的物。第二，货币由其 社会外在性构成，因此，它仍然与拥有货币的人相“异化” 。货币起到了颠倒 的作用，因为它建立了一切社会关系，规定一切东西的意义。既然社会关系是 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而货币本身却是外在于（客观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么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1. B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of Money:Social Synthesis in Marx，Rethinking Marxism , Vol. 26,（2014）1, p.131. C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 327 人们的社会性与社会存在就是外在于人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自己的社会存 在表现为物，一个具体的、异化的、外在于自身的物。因而，这种物成为一种 不再受人们控制的权力和力量。第三，作为这样的一种外在力，货币可以“修 改” （实际是异化）事物内部的一切特性。货币打碎一切关系，重新建立新的 货币关系。第四，货币将一切东西“转变为”工具性的东西，其存在仅为了个 人自身的利益考量。社会成为某种外在物的直接后果，矛盾地表现为我们与社 会的交往仅仅为了从社会中获得利益，满足个人需要，但丧失了公共性的一 面，与社会的关系是功利性的和工具性的关系。第五，货币具有“暴力”性。 这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通过购买土地，使得社会急剧地分化为两大 阶层。第六，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及（神圣）之物，成为资本主义社 会中新的神。 而整个社会以货币为目的而构筑起来的图式，洛茨将其称为“资本主义 图式” 。在图式的作用下，一切都以获得货币为目的。由此可见，在洛茨这里， 货币和资本主义图式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他们共同构成并决定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构成。因此，真实的抽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如影随形，贯穿于社会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并在思想中形成抽象文化。 （三）资本主义图式 什么是“资本主义图式” ，依洛茨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只有 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才能来到我们身边。而这一形式是商品形式和商品交 换，因此，我们关于真实的感觉都是由资本主义形式生产出来的。而存在于这 种生产之下的个人，受制于这种商品交换以及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抽象。这一 点集中表现在时间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被图式所架构，其结果就是，资 本主义的图式化时间和经验的商品化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抽象的统一体，从而 个人社会性地被异化了 A 。具体说来，以货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图式包括四个 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将现实的复杂性简约为个人可以操控的；二是这一图式使 得个人和系统本身可以不断的重复和再生产；三是它导向了对未来的控制；四 是它使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并且持续不断地迫使我们相 信现存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就事物层面而言，在资本主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0。 328 义图式的作用下，个人无法直接通达事物，我们面对的世界乃是一种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产品，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就意义层面说，意义的生产需要已有的意 义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甚至是最细微的东西都被这一框架赋予意义，而这一 框架就是资本主义。但是洛茨立刻补充到，绝不能将图式理解为本体论的概 念，它需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因此它不是某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所构建的， 相反，它是自我生产的，这种自我生产立刻否定了雷特尔对真实抽象的基本判 断，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正是抽象劳动和抽象劳动时间构成了全 部框架的实体” A 。因此，真实的抽象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图式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图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通过劳动。劳动正 是普通的个人与资本主义这个意义框架维持联系的枢纽，并且维持这一过程的 个体本身往往并无意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洛茨做了一个基本判断： “资 本主义框架的再生产和受这一框架限制的个人的再生产正是经由资本主义图式 完成的，这一图式赋予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以意义并塑造个人的经验，而讽刺 的是，这一图式矛盾地导致了所有社会关系转变为某种抽象地并外在于人们控 制的东西。 ”B （四）真实的抽象及其当代表现 因此，资本主义图式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框架，货币是其目的，劳动是其 实体。在这一图式的作用下，不仅生产和交换本身是抽象的，整个社会的生 产和再生产也越来越表现为抽象的，形成托斯卡诺所谓的抽象文化。不难看 出，抽象在洛茨这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表现，又是本质，但归根结底 来看，抽象来自生产本身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洛茨显然并不满意《启蒙 辩证法》中对抽象的分析，在那里，抽象是与理性和启蒙紧密相连的概念，并 作为一个支配性概念调节着自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洛茨认为这一说法并 不准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显然没有看到某些建构了自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东 西还调节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全部关系，一旦资本主义通过迫使生活进入资本 ，那么“抽象”本身就成为一 增殖之中建立起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 个社会性的概念。随着普遍的货币化，一切都成为资本的外在限制和积累的手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60.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21. 329 段。 “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从人类本性来发掘他们的社会物质概念，而不 是像我们这里所提出的，从社会历史形式来发掘。因此，在《启蒙辩证法》中 他们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 ”A 因此，他们陷入了他们曾经批判的那种 观点：抽象地看待历史、社会和自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抽象的适当 的本体论特征” ，也就是抽象与抽象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一定类型的抽象之 可能性仅在于社会关系本身是抽象的。正如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所指出 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发现普遍的概念，正是因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那个社会本身建基于抽象关系之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被社会性所支配，相应的，资本将共同性图式 确定为某种仍然外在于个人的和具有物性的东西。因为通过货币，社会的结合 本身表现为某种外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东西。社会与生产、劳动关系、生产活 动都颠倒了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货币，表现为某种与社会成员对立的东西、某 种异己力量、某种“既定的”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由价值建立起来的普遍 交换性的可能性，作为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他们的对立面，即非社会 性，没有联系、自私和工具性 B 。抽象的社会必然导致抽象的文化，洛茨认为 （1）利益的集中。在洛茨看来，由于货币将每个人联系起 表现在六个方面 C ： 来，并驱使每个人趋于同一个利益，即占有货币。因此，货币使生命的每一个 环节、行动、欲望都成为货币的手段。 （2）全部生命内容的对象化与衡量手段 都集中在货币身上。这一点西美尔称之为“货币的无特征的本质” ，与之相伴 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过这种平等在于每个人都被看作资本的劳动能 力，因而成为资本的使用价值。 （3）法律的货币化与道德生活的经济化。这一 点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不起官司，而只有百分之 五的有钱人才打得起官司。这样，司法公正就成为了某些人的司法公正。货币 贯通于司法程序之中，从而造成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变得抽象了，即货币化了。 （4）道德生活的经济化。即由于货币现在成为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32.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34. C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p.136–9。 330 带，因此，所有充满个性的以及道德的内容都被去除，只剩下的抽象的货币关 系，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说，过去人们是互相依赖的，现在他们受到抽 象支配。 （5）重新封建化。 （6）抽象能力。由于劳动的具体性质不再重要，因 此，人们的能力也脱离了这种具体性，成为抽象的，换言之，能力表现在挣取 货币，谁挣的钱越多，谁的能力就越强。 在洛茨看来，在资本主义图式的作用下，一切东西都直接地或潜在地打 上了逐利的烙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维尔诺和奈格里的“一般智力”和技术。 这二者不仅不具有中立性和新的可能性，而且牢牢地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 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增殖以越来越隐秘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就其根本而言， 从来不曾跳出资本的范围，这种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新发展和表现体现在三个 方面： 1. 记忆的货币化 洛茨对所谓一般智力的革命可能性和技术的中立性的反对也是表现在这 里，随着机器的诞生，资本作为一种关系越来越被机器及其根本——科学和技 术——所遮蔽，而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表现为物。虽然马克思一再声明资本 不是物而是关系，但对资本关系的理解从来都不乏追随者（皮凯蒂） ，与牢牢 掌握在工人头脑中和手中的技术相比，机器将其固定、外化并异化于人了。因 此，这些一般人类能力表现在机器中就是以物的姿态呈现的。而它与劳动者的 分离，其结果就是支配和控制工人。既然科学现在已不存在于工人的头脑中， 而是表现在一个外在于他的物质中，因此，当这个人类长期发展的结果的经验 被广泛应用并形成所谓的一般智力而与工人重新结合时，它便表现为“一种 异化的力量作用于工人之上”A 。活劳动屈从于死劳动，而以机器形态出现的资 本，则越来越表现为生产力。与此同时，科学与知识的生产成为全部社会生产 的中心并被迫服务于资本。结果是科学与文化成为商业性的。这在当今的表现 为专利、知识产权和版权，等等。而这又进一步表明，以逐利为目的，资本将 社会性的知识通过法律的方式占有社会性创造的产物。所有知识进入到机器之 中，这个集众人智慧于一身的固定资本似乎独立于人之外，而在维尔诺和奈格 里看来，这个“社会大脑”的存在造成的结果是，工厂不再是社会的战场和阶 A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2. 331 级斗争的场所，取而代之的是，这场战斗已经越出工厂的高墙之外，弥散到整 个社会，新的社会中心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所有这一切论述在洛茨看来意 义并不大，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除此之外，维尔诺也没看到被 “释放”的人类权力无不围绕着货币展开，而奈格里等人认为资本是“权力” ， 更是没有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社会形式，维尔诺认为一般智力作为 真实抽象的新形式不再由货币来衡量也是错误的。因为货币作为衡量尺度乃是 第二层级的属性，作为真实的抽象的货币乃是布展于整个社会之中的社会性， 而新的方式由于从一开始，它们的载体，即机器本身已经受利润所驱使，所以 所谓的“一般智力”不过是机器统治的一种新的形式，仍然受制于并服务于资 本主义的增殖 A 。 除此之外，人的欲望也货币化了，过去欲望的多样性现在整齐化为对货 币的欲求，而所谓“注意力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attention）究其根本而言仍 然不过是货币化的表现，它将人的注意力通过各种手段转到单一的目标之上： 货币消费 B 。唯一的、真正彻底的历尽一切物体并活跃在物体背后的物就是作 为资本的货币自身。当今社会，随着一般智力和社交知识的流动性，以及人类 生产力的分散，发展趋势进入了数字时代，通过电脑、服务、网络，并受到操 作系统、软件和其他电脑硬件的支持。结果是，不仅仅是全部注意力和社交被 以货币积累为目的的注意力工业所捕捉和引导，而且人们的每一次相互交流都 可以被储存、分析，然后通过重新设计的软硬件重新建构和生产出来，通过这 种方式，生命和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注意力工业甚 至将目光投向了婴儿，通过玩具的设计来引导因而最终使利润最大化。 “当一 切而被事无巨细的记录下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被资本主义图式化”C 。不仅如 此， “一旦资本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它自身便神秘化了，其结果是新的拜物 教”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有些人声称知识与科学的生产是超越于社会 性之外的。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p.144–5。 B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5。 C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7. 332 2. 情感的货币化 人类的感情和情绪转变为“货币化的感情” ，最显著的是冷酷、焦虑和 （1）冷酷。这个概念阿多诺提得很多，是货币带来的距离感。资本主 造作 A 。 义市场含有拉开距离和狭隘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抽象文化的产物，进一步的 结果是，感情上的拉开距离，家庭越来越变成某种由货币来座架和支撑的东 西。资本主义图式越支配核心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就越受资本和剩余价值支 配，距离也就越远越好。因为这一过程将我们强制拉入“冷酷” 、 “理性”和算 计的精神状态之中。不过这一物化并不完全是否定意义上的，它也有积极的一 面，正如齐泽克所说，它使我们摆脱了情感上的压力、直接的责任和亲密的关 系，它提升了自由度。不过这些都是社会抽象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之中，你越 有钱，便越自由，越能和别人保持距离。这种抽象文化还进入到孩子们的视野 之中（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 ，当孩子从小不是关注科幻世界和超级英雄而 是理财、汽车等等，虽然说他们智力因为这种算计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算计，他们便被局限在生产的逻辑之中，而这样的头脑 也就不再具有想象一个超越于当下存在的彼岸世界的能力。 （2）焦虑。它是资 本主义图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架构后给人带来的影响。信用体系及其时间 图式制造了一种与货币相关联的特殊情感，我们现在对金钱的操作只要点击鼠 标就可以了，所以金钱看起来越来越与真实的交换和劳动无关。当你将自身交 由货币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你却不能控制，但你只能够选择信任，选择信仰 它，产生焦虑，情感完全由金钱的挣去和失去来支配。 （3）造作。它是以商品 交换为目的和适应商品交换需要生产出来的感情和情绪的效果。 3. 技术的货币化 维尔诺认为“一般智力”是抽象的人类能力的总和以及一般人类生产力。 这是远远不够的，知识与一般能力的问题已不单单是某种既定的东西，而是结 果，是某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技术应当被理解为劳动与资本斗争的结果，它 将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方式来生产剩余价值 B 。不过，劳动力作为活劳动的生 命表现，现在通过技术成为由资本支配而“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即它不再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49。 B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56. 333 是某种生命的“自然属性”了（而是为了增殖目的，而由资本化的技术生产出 （1）大脑（脑活动）工业。奈 来的） 。技术的货币化主要通过三类工业实现 A ： 格里及其伙伴们忽略了如下事实，知识的生产，甚至是社会化生产的知识，其 本身是资本主义图式的功能，并生产用来维持 M-C-M’的循环和运营。 （2） 电子工业。人越是沉溺于电子的方式（上网、社交） ，其期望、技艺、行为、 需要越受这些技术所塑造。其结果是，技术作为工具的理论应该被抛弃，因为 技术不再简单地中介现实与主体性，相反，它完全是在建构这一中介。因此， 我们绝不能说技术是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摆出中立的立场，如斯蒂格勒 所说，技术是思想的外化。 （3）化学与生命科学工业。资本主义破坏了人的整 个肉体和整个思想，并将迫使我们进入资本主义，除非它达到自身绝对的生态 界限。它们都通过技术生产人的一般能力，因此，不能认为这种能力是某种外 在给予的、共同构成受市场力量所左右的三种生理力量。 （五）结论 在洛茨看来，资本主义图式及其抽象文化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乃是社会 历史过程，是资本社会化，作为总体统摄整个社会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是 作为总体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一的政治事件，或经济事 件都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任何局部的、分散的破坏行动也不可能成为从根 本上撼动这一生产方式的运动。洛茨不谈当今的政治运动的原因也源于此：在 他看来，现今的这些行动都是抗议、暴乱而不是真正的政治运动，因为政治运 动的客观条件并未产生。因此，洛茨仍然坚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断。 这种崩溃可能在两个层面发生：其一是经济层面的崩溃，其二是生态层面的 崩溃。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参见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Books, 2014, p.158。 334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克里斯蒂安·洛茨 / 文 李思铭 / 译 ［内容摘要］马克思把货币定义为真实存在的普遍物和社会抽象统治方式 的存在形式，从而取代了以往将货币界定成社会交往交换的手段或工具。他的 这一设想源自于将康德的“物性”概念转型成一个社会性的、物质性的概念， 这一点往往被忽视。由此，这个定义将引导我们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 应该如何研究真实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应该如何研究因为基于货币形式，本 身同样是抽象的社会再生产形式。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将分析早期马克思作 为“物自体”的货币概念，其次我将重构这个过程最终是如何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变成一个社会性的概念。 ［ 关 键 词 ］ 抽 象 《1857—1858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 伊 曼 努 尔· 康 德 尔·马克思 卡 货币 早在 1844 年，在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评注中，他这样描述货币：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 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 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der Sache］对个 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 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 335 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A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马克思依然在使用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构架来 描述货币，不过这种构架还尚未能把握到货币在资本主义下所采取的特定 社会形式，但这些关于货币的论述仍然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在这段论述中， 除了对早期物化概念的表述可以指向乔治·卢卡奇和西奥多·W. 阿多诺对 马克思哲学的引用，我们还应该指出，令马克思产生极大兴趣的是一种具 有特定形式的货币，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货币形式，社会中的个人才能建立 起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虽然在这段文本中马克思将货币界定为一种中介， 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现代货币概念那样，企图给出一个功能 性的定义；相反，马克思取代了将货币界定成社会交往交换的手段或工具， 并作了更深层次的阐释，他进一步指出货币的两个方面： （1）货币将某些 非直接可见的东西（即价值）真实表现出来（即成为可感的），马克思将这 层关系界定为异化； （2）货币是社会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形 式——也就是 说，某种东西的统治本身是抽象的。马克思对于货币“彻底无差别性的” （vollständige Gleichgültigkeit）表述以及对于“一定”物（“der”Sache） 的用法，指称的是某个既是普遍的（a），又是具体的（o n e）——换言之， 一定的——事物（b），这也是哲学中普遍者的概念。由此，货币被引入作 为（a）和（b）两方面的结合。这两个方面着实令人称奇，因为在这个结 合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于货币的分析，如何不仅仅蕴含有哲学的概念， 例如，我们该如何研究并确定真实存在的普遍者的问题，并且同样蕴含有 社会性的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在本身是抽象的，并且通过像物的、物 化的形态，构建起统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形式之下，研究并确定真实抽象 的社会关系。 尽管货币的概念和现象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从本文的写作目的来说， 我 并 不 打 算 讨 论 这 些 方 面， 而 是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马 克 思 在 其 早 期 哲 学 和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再次提出的货币概念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 发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比《资本论》中对于货币是什么的论述 更加清晰明了。我的评述还非常适合于德国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作一种 有关价值的货币理论的争论。除了参考诸如巴克豪斯（Backhaus，1997）和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30 页。 336 赖希尔特（Reicheit，2008）等学者，我更多的关注马克思货币概念的社会 性一面 A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方面——对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尤为重 要——有时在对于货币的研讨中被下降到经济学的范畴而迷失了讨论方向。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狭义上的经济学是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理论中的一部分， 而正如海因里希（Heinrich）所指出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关于劳动 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如说它试图解释和分析“商品生产劳动的特定社会特 征” B 。与此相类似，尽管我至少部分赞同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 2005） 对于价值和货币之间关系强烈的黑格尔主义式解读，但我认为他的阐释本身 有丧失其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作用的危险，因为只有在这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中，货币才既可被解析为是“不可见”力量之间（例如资本与价值）的关键 环节，并且只有对这些力量做批判的分析，货币才可被解析为是真实存在的 社会关系。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货币是价值的必然存在物（这一点在 亚瑟的文章中予以了精到的解析） ，而且我们还需要分析如此这般的理解对于 关乎社会一致性的社会综合理论（如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 部分所刻画的） 、对于共同体的概念以及对于社会组织的真实抽象形式和“抽 象文化” C 的重要意义。后一个维度的分析会使我们将近期批判理论研究路 径，例如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回溯至马克思，因为这些学者已经抛弃了将他 们的社会理论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的想法。 马克思对于货币的分析着实引人瞩目，因为它简洁明了地展现了他从康 德和黑格尔那里吸取的认识论概念是如何能够被逐渐转变成社会概念的，由这 一点出发，就使我们可以对社会形成一种唯物主义概念，进而替代掉主观性和 推论性的概念。同样地，在另一种语境中也能遇到马克思的理论，那就是将其 运用于目前对社会本体论地位的研讨中，而所有这些研讨都应该避免将他的货 币理论下降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讨论话题 D 。 因此，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所发现的一些哲学上传承 下来的思想资源，在这之后我将说明他何以将这些资源转变到社会唯物主义 理论中。我的探讨会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步骤：我首先分析马 A 参见海因里希（Heinrich） ，2005。 B 海因里希（Heinrich） ，2005，原作者翻译。 C 托斯卡诺（Toscano） ，2008。 D 例如，弗里曼（Freeman） ，2001。 337 克思早期称之为物自体和社会综合的货币概念，在这之后我将重构这两方面 是如何被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重要的是，在我对于马克思货币概念的 理解中，货币不仅仅是在近期批判理论中所缺失的社会实体、修改后的社会 现实的画面，并且还将哲学的视角重新注入到争论之中，这种争论表明在对 待货币经验主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学的处理方式中尚缺乏联系；接 下来，更大的议题将会围绕在我们应该将货币理解为在社会现实构建中的一 个主要因素，还是将货币仅仅理解为在已经完成构建的社会现实中的一种功 能或中介。 作为物自体的货币（1844） 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货币的讨论中，他写道： “因为 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 的对象［der Gegenstand］ 。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Wesen］的万 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Wesen］ 。 ”A 在这段引文中有三处非常重要： （1）马克思将货币定义为一定的对象； （2）在这个术语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它成为一种力量，相当于某种东西潜在 的决定着所有的实体（alle Gegenstande）；以及（3）它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 中介物。这一点决定了一个对象是什么，从哲学上理解，即它的物性。然而 这是如何关系到“怎样将认识论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这个问题的呢？根据 “在最突出的意义上的一定对象（即对象性） ”的明确表述，马克思提及的是 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简言之，对康德来说，呈现现实可能性的条 件在于那个决定了所有经验并且使得经验在最根本意义上可以对我们呈现的 那样一个理性结构。最抽象的结构就是这个关于对象的结构。归根结底，在 有任何经验之前，我们的理性（先在的，可以这么说）表达了一种关于现实 的“超概念” ，而这种“超概念”是关于对象或对象性的概念。康德在纯粹理 性部分中所界定的著名范畴构成了这种对象性，并从而使得人类既能够指称 在世界之中的 某对象，还能够遭遇到特定的对象，例如这辆汽车或那棵树。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9 页。引文对译文和重 点有修改。——原作者注 338 显而易见的是，对象性在自然中一定是普遍的，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 等同于在我们世界中经验地遭遇到的对象；毋宁说，对象性使得任何经验对 象的呈现成为可能。 如果现在再回到马克思，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他范畴概念的根源，而且 可以看到他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考量货币。尽管在最后，他的货币思想受到 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三章中对于“物”定义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看 到马克思把货币看作是社会性的对象，替代了在一定认识论意义上所定义的 对象（即对象性） 。尽管货币依然“藏在”经验的面纱和事物的自然外表（例 如它们的自然属性）之后，但是货币界定了对象本身是什么，并由此确立其自 身，从而成为一种几乎支配着所有事物的形而上力量，潜在地决定了所有可能 的社会关系。此外，就像上文引用的马克思文本中指出的，它决定了所有的实 体。也许有人会认为，货币仅仅关系到商品而不是所有的事物，这种观点是错 的，因为这个观点是基于一种对商品的错误理解。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一点 我也赞同，商品不只是经验上存在的对象，相反地，商品是由它们的形式所决 定。令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商品形式，而不是其个体存在物。因为此种形式是普 遍的，一旦我们将其理解为货币和资本（流通的货币） ，它就能够潜在地决定 每一个存在者。 由于这一点第一眼看上去并不那么确凿可信，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当 走进一个超市时，我们能够看到，琳琅满目的产品。在西方国家，一个普通的 超市大约拥有 40000 种不同的商品条目。在他们的经验外观上，鉴于它们自然 属性上的差异，所有这些产品看起来都是不尽相同的。一些比较大，另一些则 比较小，但它们都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其他属性争取获得我们的注意力，例如颜 色、形状、包装以及标志。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对象等同并且在这个场合下 将它们界定为对象的呢？首先，事实是所有这些产品都能够用货币来购买，或 者换一种说法，它们能够用货币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去超市的时 候，货币就是我们所真正遇到的一定对象，因为所有这些对象只有通过它们得 以可能的普遍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货币）才能成为存在物。因而，同样清 楚的是，货币决定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正是被这个称作为货币的 “超对象”的普遍性包含于其中。 进一步讲，在超市中找到的所有商品不只在那里，因为它们还包含着不 计其数的、在生产和其他交换过程中被支配的关系。原材料来自地球上的某个 339 地方，商标来自产品设计公司，产品成分必须通过化学检测或者可能是通过生 物科学实验才被发现。人们必须生产出所有这些产品，先组装再运送。最后在 超市中，货币规定了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以及每一个我们能够采取的步 骤；的确，我们只有付了钱，才能带着东西离开超市。而在超市中使不同个体 真实“相遇”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个人对于具体的社 会关系确立来说完全是非必要的，而是说，这一切都是被其他某种依然隐藏在 那些具体关系背后的东西所抽象的规定。即便在收银台的交换都是由货币所决 定（即成为可能） 。 因此，在超市中个体之间的唯一“纽带”是货币，在这个前提之下确立 起他们的关系、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作为购买者的自身。从主观上来说，他们 可能认为是他们的意向或者说他们的意愿驱使他们去商店，去买一些满足他们 需要的东西，或者在结账的地方和那个不错的伙计聊聊，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错 误的观念。所有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事实上使得这种实践成为可能的真正 原因就是货币［在这里采用了马克思之后会称作为流通的货币（即资本）的简 略说法］ 。当马克思说货币是所有东西的中介物时，他已经牢牢地将这一点记 了下来。因此，可以明确的是，我们更要将货币看作是现实中的具体力量（即 作为某种通过隐秘的和无意识的方式规定所有东西的事物） ，而不仅仅是一种 表达价值的功能或者交换交流的方式。通俗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超市中 的各种对象，是因为这些对象的货币形式具有隐秘的对象性，正是这种对象性 使得我们对于它们的指涉 （包括我们的动作、行为和态度）成为可能。简言之， 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物” ，在我们能够用任何抽象认知的或者认识论上的 术语指称它（如果这样一个东西在根本上是可能的）之前，已经通过一种确定 的社会形式呈现了出来。 举例来说，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端处写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 “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集”A 时，他就指出了我所讨论的问题。一方面，资本 主义之下的事物并不简单的就是赤裸裸的对象；毋宁说，它们是被当作一种 特殊种类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就被当作是商品。从商品出发，我们就不单 纯地意味着汤罐头或披萨盒；而是说，商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 达方式；或者说，资本主义之中所有东西都能变成一种商品。因而，商品并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页。 340 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固定不变的对象，比如树或者艺术品（它们自身也能变 成商品）；反倒是说，当我们在提及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一 种形式；只是，这种令事物呈现为商品的形式依然隐藏着并且需要揭示出来 （要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要么通过现象学） ，以此来彰显一定的事物并 非仅是一个知觉对象，更可被图式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货币的形式 之中） 。 因此，我再一次指出，在资本主义下所遇到的“对象”意味着把对象当 作货币、当作可交换物等形式的对象。这种形式需要被看作社会的和历史特定 的需要 A ，这一点是基于货币本身就是制定规定的东西，并且还是资本主义下 的个人与个人互相交往，以及规定着他们“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的 方式。 作为独立物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货币 正如我们所知，相对传统看待货币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交换过程 的必要条件和结果，否则简单价值形式中的内在矛盾就不能被解决。简单来 说，货币是价值形式普遍化之后的结果，经由这种价值形式，产品才能确立起 自身的可交换性。当一切产品能够被一切产品交换时，这种价值形式便成为 一个总体。因为价值不能成为单一商品的一种属性，它只是“纯粹的社会现 实”B ，并且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在同质的等价物中表现其价值，而这种等价物本 身是一切与一切的社会关系。这种同质性并不能下降为某种想象的或主观的东 西；毋宁说，它居于货币之中，设定为货币。货币是否额外地，甚至必须必然 地被主观确立起来，由此方能“算作”为货币，这个问题导致了许多棘手的哲 学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根据 1859 年发表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以 及特别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开端部分，马克思自己至少显得是 模棱两可的 C 。除此之外，人们通常争论，所有形式（商品、货币、资本）的 拜物教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亦或兼而有之的问题，最终也可以归结到货币 A 普殊同（Postone） ，2009，315。 B 亚瑟（Arthur） ，2005，114。 C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956—1990，42:78—80。原作者英文翻译取自：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ndex.htm。——译者注 341 的问题上 A 。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指出货币（起初）只不过是这种同质性和 普遍的等价性。没有货币的话，商品的价值便不能在它们的总体中彼此联系在一 起。这种一般的价值形式在个人与个人实际的交换行为中交换他们的产品（一个 属于所有实体的潜在范畴）时便开始真实的存在，并表现为货币形式。在无意识 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通过每一次交换行为再生产了这种社会关系，从而确 立起一种真实的抽象。这是因为货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使得交换更便捷的手段 而起作用，而是个人通过每一次交换行为建立起与总体本身的关系，并且他们是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每一次行为再生产了这个总体 B 。而依然隐藏在这些 当事人背后的是社会总体和他们自身之间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经由交换行为， 转变成一种外部关系。换而言之，货币在所有这些交换中将自身确立为综合和物 自体，这是在交换过程中依然未被触及的。进一步来说，一旦它具有了资本形 式，就会产生某种悖谬：货币流通的越快，货币自身就变得愈加独立。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康德认识论问题的类比：因为瞬息万变的现实和变动不居的感 性并不能使得我们的理性与现实 / 自然之间确立起一种稳固的关系，要确立起范 畴化的固定关系，必须经由对于自然固定关系的呈现和独立于瞬息万变现实之外 的物自体。一定的“物”在这里意味着物性，也就是说，使得一个物成为物的东 西。而经由范畴决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构成了物性。 马克思将康德第一批判中的结构转型成一个唯物主义式构架，在这个构 架下，货币被比作物性，这是因为货币决定了这个框架，在该框架之下个人才 能够确立和指涉实体。即便马克思不再将货币当作一个普遍的理性结构，而看 成一种社会历史形式，由于它依然是在所有这些交换中唯一独立存在的物，所 以仍可将货币本身确立为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类“先验力量” C 。货币是类先验 的，源于它联系着社会本体，进而依然是社会力量。货币形式在这里被看成资 A 同样可见于赖希尔特（Reichelt） （2008，143—170）对于“主—客体”问题的黑格 尔主义式解决，以及对于新康德主义货币概念的驳斥。我想要感谢本文的评论者， 大卫·F. 卢西奥 （David F. Ruccio） ，感谢他批判性的问题、启发性的评论和修改要求， 以及尤其是指出货币主观构成的问题。因为在本文中该问题不能被彻底解决，为简 明起见我将这个问题留在这里。我承认，讨论一种客观主义的货币概念是非常困难， 尽管我在本文中力图指出我们（至少）需要从这样一种概念出发。 B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956—1990，13:18。 C 由作者自己翻译。 342 本主义社会总体中控制和界定所有关系和所有对象指称的一般图式。诚如马克 思指出的，货币在资本主义之前业已存在，但是那时它并不能界定所有的关 系。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该认识论问题采取了唯物 主义式转向，并且明显地将其转变成一个社会结构，马克思指出： “所以，货 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Gemeinwesen］ ，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 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 同体［Gemeinwesen］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 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 ”A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接下来对货币讨论是以康德的方式——并且， 如果我们同样考虑资本形式的话，黑格尔的方式——将货币重新表述为独立的 物，将一般的对象性重新表述为一种唯物主义结构，而这种表述是通过货币本 身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而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在这一形式下， 通过某种外在的和像物的东西，个人社会化并综合化为社会的个人，但这种东 西却将关系本身变得抽象。由于货币是确立社会总体的普遍的、真实存在的物， 因此它确立了包括个人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观点是将康德的物性概念唯物主义化，这也使得货币在瞬息万 变的现实中确立起自身的独立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 “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 ” B 通过“偶 然的”一词，马克思想要表达的是， “经由货币” ，所有的关系、交往、关系 性、联系等都变成某种与个人相分离的东西。反过来说，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出现的个体性形式——换言之，这也就是货币形式的结果。换句话 说，货币在具体的关系中依然未被触及，而是形成了一个使得这些关系得以 形成的普遍框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作为个人的方式就是货币形式的 结果，因为一方面，我们把自身与最极端方式下的我们自身割裂开来；另一方 面，这种抽象关系本身是一定的普遍关系。因此，社会关系对我们而言是偶然 的。就像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个人“成了抽象的个人， 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C 。一旦货币开始将其 自身确立为是对每一个实体外部存在的占据者，货币便再也不能被认作一种交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9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0 页。 343 换手段，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劳动和生产中真实存在的社会形式。 因此，货币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实体，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货币不再是一个 物（纸、符号等等） 。实际上，货币首先是一种社会形式，它规定着个人之间 相互联系的方式。就像埃尔伯（Elbe） A 评述的，货币既不是一种事物的天然 属性，也不是一个使得物物交换更简便的约定俗成的结果；毋宁说，货币是 “经由物的中介来表达的特殊的社会形式［Vergesellschaftung］ ，并且这种社会 形式不受当事人控制” B 。 在《资本论》第一版，即所谓的原始版本中，马克思如下阐述： “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 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Dasein］的所有者互相对立。 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中 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sachlich］ ，这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 们的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 ”C 社会综合、个人和共同体的联合，被确立为某种表现为独立的和外在的 物，并进一步表现为普遍者（也就是说，物性） 。然而，作为抽象的普遍者， 这一点本身对于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但是反过来说，尽管这种普遍关系对于个 人来说依然是外在的，但它还是构成了人们的社会统一性和社会性，因而，这 种社会性本身是抽象的。但是作为普遍者（其中第一层含义是交换价值） ，它 只能存在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形式之中，即货币形式之中。所以，一方面，伴随 着人们对于货币依赖性的增加，货币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个人如何相互联系的 全部特征和形式；另一方面，这种依赖性在个人身上仍然表现为某种偶然的东 西。马克思的辩证货币理论将货币看作一种社会形式，这意味着它使我们能从 概念上把握到现代原子主义和个体化的根本特征。 上述考察对于批判理论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概述出哲学上的货币概念是如何使得我们 A 埃尔伯（Elbe） ，2010，37。 B 由原作者翻译；同样可见于哈维（Harvey）2010，65。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4—355 页。 344 从近期批判理论形式（例如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批判理论）在已经抛弃了将他 们的社会理论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的想法之后，回溯至马克思，人们通常将 这一点解释为从哲学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构成了社会现实）向社会学问题 （也 就是说，对被构成的现实的分析）的转型。与卢卡奇看法一致，我相信如此这 般的理论转型是不恰当的，而应该是被与社会领域相联系的本体论问题所界 定。对于范畴“经济主义的”理解使得社会决定变成了经验现象，这一点应该 被摒弃，因为货币本身预设并蕴含着社会本体。 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迈克尔·A. 莱博维奇（Michael A. ，也落入这个陷阱之中。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莱博维奇说“资本 Lebowitz） 主义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虽然揭示出资 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这种揭示并不会引导我们对构成 （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裂成为可能的范畴式构架产生哲 学上的理解。货币形式中的价值、利率、国家等等都是对抗的和客观上定位劳 动者和资本家的可能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并非独立于社会当事人，但它们也不 能就因此被下降为人类学的单元。与之相反，在哲学上趋近马克思（和货币） 意味着要避免任何种类的定义。资本主义并不是有“X 量”属性的某物，而是 说，它指称这么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实体都是由资本，或者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流通的货币”所决定。诚然，这种反实证主义立场并不应该引领 我们走向其反面，即思辨理论中的“总体”所意味的所有东西之间的同质性， 而这种同质性只有在生产和消费确实是同质的情况下才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获 得。就像卢卡奇在其晚年的本体论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非实证主 义也不是思辨主义： “马克思反复告诫，不要把社会的归根结底的、辩证的和 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作为无数异质过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统一体，变 成一种自在地同质的统一体，并且用这类不能允许的和简单化的同质化来阻碍 对它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补充说，无论这种同质化是思辨的还是实证主义 的，在这方面它们的结果是同样的。 ”A 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一个哲学的、社会的或者实证主义的概念之间的区 别在于，后两者并没有对他们正力图理解的事物的概念。实证主义的出发点错 A ［匈］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白锡堃等 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89 页。 345 过了它力图重构的整体现象，因为它预先设定了资本主义是独立于重构方法 之外被给定的“某物” ，进而预设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独立于已经被 审视过的概念。而这正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进行批评的主要方面之 一，因为理论如此起始于某种根本没有重构过的事物，所以，它们需要将某种 事物自身的内部发展设定为外在的变化。结果是，它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意 味着一种社会历史形式而不是某种类似于物一样的存在。蕴含在概念形式中 的总体概念并不代表着彻底的“总体主义”或者“总体化” ，因为辩证的总体 概念中还包含有其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它 的否定） 。实际上， “辩证的总体”意味着社会现实中的所有要素都在被马克 思称作是“有机体制”中为他者所中介： “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 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II—24］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 这样。 ”A 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所强调的，经由劳动 的社会现实再生产，只有在生产、消费和流通内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才 得以可能。换句话说，社会现实并不是在彼此分离的生产、消费和流通“领 域”之中的某物，这就好像它们会形成三种而不只有一种社会现实，而那在逻 辑上是不成立的。遗憾的是，从社会综合与社会总体的哲学概念（也就是，社 会现实的构建）转向对已构建的现实的经验分析，在概念上依然不能令人满 意。而我所刻画的货币概念将有助于理解这种理论构架，并且加以解释该构建 过程的一致性。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6 页。 346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大卫·麦克纳利 / 文 郑 端/ 译 ［内容摘要］本文的基点是将货币看作国家和市场两者的产物，目的在于 挑战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二元论理解，即认为包含两种根本上完全不同的逻 辑，一条是资本主义逻辑，另一条是领土逻辑。为了反对这种双重逻辑的立 场，本文论证了在一个复杂但统一的社会—经济逻辑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货币的 独特性。这个逻辑的社会动力学包含了现代价值关系领域的时空延伸，表现为 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货币。本文的讨论起始于古希腊货币制度的发展，进而 将 17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确认为一个出现一种新的彻底资本主义式的（世界） 货币的决定性时刻，其机构上是基于英格兰银行，其将国债完全与私有金融市 场整合。在新的货币系统中，英格兰银行的关键角色取决于其有能力资助英国 殖民地战争。殖民主义、战争、奴隶制和剥夺概括了资本主义无情权力的发展 和再生产中以世界货币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的“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 ” 。 因此，要取消资产阶级货币的无人情权力的特征，就必须取消构成了贫苦劳动 力被资本“拥有”之基础的经济剥夺。 ［关键词］世界货币 制 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 殖民主义 雇佣劳动 奴隶 剥夺 在《法哲学原理》的前言中，黑格尔有个很著名的说法， “密涅瓦的猫头 347 鹰要到黄昏才起飞” 。 A 黑格尔宣称，哲学永远来的太晚；理论总是在宴会上 迟到，等到庆祝声渐渐沉寂时才宣布自己的到来。 B 虽然黑格尔用的是罗马神 话的名字，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实际指的明显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的猫头 鹰，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的伙伴和他我（alter ego） 。 在此，黑格尔的目标是将哲学放置在世俗的历史运动之中，从而嵌入其对 于人类生活无法逃脱之暂时性的反思。相比起来，我的主题则没那么有启发性： 不是关于哲学，而是关于货币。在另一种语境下，我也许会坚称这两者必须被放 在一起思考；事实上，不考察货币的历史，哲学的出现是无法被完整思考的。 C 但是我在此并不讨论这个问题。继续这个比较不同的研究主题，我接下来的思考 仍然是在黑格尔的规划里面，因为我认为近期将货币概念化的发展只能理解为是 对美元—黄金本位谢幕的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些年来货币的国家基础（名 目主义）和负债基础（信贷主义）的理论可以被看作一种标志，这指标指示了 1971 年美元和黄金之间的正式可兑换性的分离所产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名目 主义认为货币始于国家，并且国家让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信贷主义认为货币开始 于负债而其实质在于还款的承诺，即一个借据。自从 1971 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政 治经济事件以来，不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还是以信贷为基础的方法，全都 延续了下来，虽然有时候是通过折中主义式的结合。在流通货币似乎仅仅是一种 国家产生的付款承诺之时，每种方法都宣称自己把握了某种晚期资本主义货币的 外观形态。然而，这些方法仍然是部分的和单维度的。它们无法理解晚期资本主 义货币那些似乎矛盾的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它们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具体化，似 乎这样会开启一种对货币及其功能的完美的（无矛盾的）看法。与之对立的是， 一种批判的辩证法方法则试图在这个被异化的世界中找到货币对抗性的形式及功 能的社会必然性。而没有哪种理论比世界货币这一问题更明显地展示了单方面理 论的缺点，而世界货币在马克思看来，是对货币理论的最高检验。 提及世界货币则点中了我以黑格尔格言开始讨论的第二个原因。因为雅 典娜的猫头鹰不仅仅是智慧的神话——市民符号——它也是古希腊使用最持久 的硬币的名称，可以说是第一种世界货币。雅典娜的猫头鹰不仅仅持续了 500 多年（公元前 510 到公元后一世纪）；它成为了东地中海贸易网络的主要货币， A Hegel 1991, p. 23. B 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迟到同时是开始和结束，有限性回到无限性。 C seaford 2004 里十分有力地论证了这点。 348 甚至已经发展到从埃及到巴比伦的铸币厂都仿制它的程度。 A 在此，我们的讨论必须先进行两次暂停。第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货币 并非始于货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许多商品都曾被当作过交换手段和衡量标 准，或者是作为没有政治权威痕迹的价值储存物。货币制度独特之处在于其两 面性，它的双重意义既可以代表价值的总和，又可以代表国家权威。第二，我 们来看一个经典钱币的例子。钱币正面代表了雅典娜女神的形象，而反面是她 的猫头鹰，旁边有橄榄枝（也许指的是雅典的主要出口货品之一，橄榄油）和 三个希腊字母，alpha, theta 和 epsilon，theta 的样子是 O 中间一个点。此铭文翻 译为， “属于雅典人的”或者甚至是“雅典娜之子” 。这种标记将我们带到了国 家这一问题面前。毕竟，成为雅典人意味着属于一个特定的城邦，一个 polis。 这钱币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也同时是物质的和符号性的；它包含一种金属 价值也代表了一种政治纽带，即一群特定的人民，通过智慧女神来进行身份认 同，并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社区中形成的公民联盟。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货币 形式，并和国家及其地域权威相联系，钱币表达了人民、政府和各个货币空间 之间的关系。然而，当涉及到帝国时，国家和货币空间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就如同雅典娜的猫头鹰这个例子所展示的一样，它因为其金属纯度和雅典力量 的帝国扩张成为了国际货币。我后面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回到 金钱、帝国和战争这个问题，即 17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英格兰的资本主义货币 的出现。我将会论证在那个时代，货币的政治和经济维度发生了一种转变性的 融合，以至于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已经无法从理论上区分两种独特的 —— 一种是地域的，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模式”或者“权力的逻辑” 。B 十分有趣的是，这枚硬币上雅典娜女神的出现已经暗示了战争和领土征 服。除了雅典娜所代表的别的东西以外，她更是一个女战士，会冲锋陷阵，并 且代表了战争的策略方面。所以，通过猫头鹰币，我们遇到了金钱和鲜血诸多 联系中的一种，我们也会在后面再回到这一点。然而，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 前，我们需要注意到猫头鹰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的银质内容。 A Howgego 1995, pp.47–8, 97;Kraay 1976, pp.73–4. 最初的“猫头鹰币”在公元前 525 年 被创造出来，其经典的变种大约在 50 年后出现的。 B 这种双重逻辑受限又 arrighi 提出（Arrighi 1994, pp.33–4） ，然后大卫·哈维进一步阐 。虽然我这里没有系统性的批判他们的立场，我论证的 述（Harvey 2003, pp.26–36） 中心能够看出我和这种观点差异很大。我会在本文末尾回到这个问题。 349 在任何一个货币系统中，在众多的货币及其包含的货币制度中，必然会 形成一种层级制。并且从古代到现代经济体中，金属的纯度和钱币的一致性都 在这种层级制中占决定性的地位。在穿越政治辖区的贸易中，在一个国家和主 权无法施行其货币制度统治的经济空间中，其中货币的公共符号并没有多少社 会文化影响，钱币的“内在”价值及其可靠性，它们的物质性，就对其经济 有效性来说十分关键了。在地中海世界，制造猫头鹰币的劳里厄姆（Laurium） 银有传奇般的纯度——这种纯度被现代研究所证实，同样传奇的是猫头鹰币在 重量上的一致。在几个世纪之中，雅典娜猫头鹰币这种令人惊奇的纯度和统一 性，在地中海贸易网络所有称过或测试银币的人中都是声名远扬的。 A 恰恰是 这些特点让猫头鹰币在跨国市场中有了它的社会效度。 在这个方面雅典猫头鹰币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大约两千年间，所有的世 界货币都保有和某种稀有金属的实质联系，这种联系直到 1971 年才被完全斩断。 同样，在这种意义上，雅典娜的猫头鹰已经起飞。但是，就像黑格尔已经知道 的，她的飞行指向了一条联系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就像货币本身形成了一座跨越 时间的桥梁，缝合了经济生活的暂时性结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货币暂时性 结构巨大转变的余波之中，这转变让货币远离了锚定于过去的劳动（以稀有金 属为代表） ，而转向作为一个指数，其标志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债务的未来价值。 然而，如同黑格尔所意识到的，未来的种种形式已经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格 兰的金融革命中，这次金融革命让现代银行和资产阶级国家成为可能。所以我会 将笔墨集中在此处。不过一开始我先要简单阐明一些理论和历史上的问题。 战争，奴隶和经济当量：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开始讨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 在此，马克思和那些完全忽视物是如何成为可公度的从而成为可交换的主流经 济学分道扬镳。通过将亚当·斯密所说的“以一种东西交换或曰兑换另一种东 A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雅典人和其他钱币测试者通过秤量、观察、触摸和听钱币掉在桌 面的声音，这种现代的钱币测试员仍然使用的方法，来检验钱币的纯度和重量。另 一个现代的证据，是公元前 405 年阿斯托芬尼的剧本《青蛙》 ，其中描述了“听起来 真实，印制清晰并且重量相符的钱币” （阿斯托芬尼 1964 740 行 P.183） 。关于雅典货 币的纯度也可参见 Kurke 1999, pp.300–3. 350 西的偏好”说成人类天性的特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寻求一种 过程，即对于任何或者所有经济交换形式所必备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过程。他 们忽视了在质上有区别的东西是如何可以变成在量上互相对等的。然而，自然 不会自发地产生一个物并拥有可公度性的交换王国。考虑到这点，近来对于货 币起源的最有洞察的研究认识到了价值尺度关系相对于交换工具问题在历史和 逻辑上的优先性。 A 毕竟，在物品可以被交换之前它们必须能互相等价计算。事实上，这种 见解对于理解大量并非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结算单位而言十分关键：荷马时代 希腊的公牛币；法老时期埃及的金属币；美索不达米亚的银币；所谓的中世纪 和前现代欧洲的“想象中的货币” 。 B 所有这些都曾作为其他商品价值的度量 手段，即使它们在交换中没有实际出现。它们代表了构成经济交换之语法的那 些估值和度量的社会手段。这时就需要切实的批判理论来解出这种等值的确切 逻辑——但不一定是一种普遍的等值——而这种等值逻辑使得有些物（和一切 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有可公度性。 C 如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货币信用理论同样回避了可公度性的问题。为 了讨论，我们先暂时接受信用理论宣称的主张，即记录负债的系统在货币制度 之前很久就存在了。 D 即使这样，也不能推导出货币源于债务和“债务且仅有 债务是货币”的结论。 E 毕竟，债务也必须被衡量；他们必须被以某种被认同 的价值度量标准来表达，这些标准控制着债务的偿还，就如同天主教用苦修偿 还罪之债一样。债无法被债所消除就如同罪恶无法被罪恶消除一样；它们需要 转变成一种货币的等值物。 F 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仅仅不停用承诺 A Grierson 1977, p.16. Ingham 2004, p. 4, 坚持认为货币开始于“结算单位”功能。虽然 这也与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相关，他的说法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唯名论的，必须和一 个具体的测量标准（结算单位）是如何选出来的相关，而不是和在一开始建立这种 公度性和交换关系的社会条件有关。 B Grierson 1977, pp.16–7. 关于古希腊，参见 Finley 1965, p.67. 关于中世纪和前现代欧 洲，参见 Einaudi 1953. C 我将等同的逻辑与一般的价值等同区别开了，因为很多社会中都允许受限交易那些 价值等同的经济中被明确排除在外的如神圣物件、人、土地等。 D Innes 2004 中十分经典地论述了这点，更近的论述在 Graeber 2001 p.18 中有描述。as argued classically by Innes 2004 and more recently by Graeber 2011, p.18. E Innes 2004, p. 31. F 当然，央行的债务可以用来消除负债；但这些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支付过才行。 351 来偿还债务时会有强力来干涉——不管这强力是托尼—瑟普拉诺 A 还是欠债者 的牢房。所有负债合同都明确了这种将债务转换为一种被认同的偿还方式：小 麦、金子、土地、劳动、钱币、中央银行货币、欠债者的身体，等等。简言 之，债务经济需要一个拥有价值度量和最终偿还方式的货币基础，而且也只能 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来。 这不是来否认债务在价值尺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很多人类学和历史 学的证据显示，价值尺度不是开始于市场交换，而是经常用来测量，从博兰尼 的文章中可见 B ，出于社会义务包括“像婚姻、杀生、成年、庆宴、加入秘密 社团等等”的“非经济属性的负债程度” 。事实上，可公度性在公共债务产生 的负债问题上被提及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这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大部分人类社会 的典型案例。不仅如此，衡量债务的问题最为凸显的地方是衡量人命及其组成 元素的价值，包括身体各部分到个人尊严和名声——也就是在被盎格鲁撒克逊 和日耳曼法中称为偿命金（wegeld）这一历史现象中所处理的问题。偿命金法 本意是为了防止个人复仇和报复，建立紧急估值对个人损伤，包括侮辱和偷窃 到谋杀，以补偿金的形式进行补偿。此地区的法典通常都十分具体，具体到一 只胳膊，一只手，或者一个指甲的补偿 C ——这又一次让我们注意到金钱和鲜 血的联系。在早期基督教爱尔兰的案例中，这种罚款主要以两种计量方式表 现： sét，指的是牛的头，cumal 意思是女奴 D 。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和人类交易 历史中的多重结合点——货币、牛、奴隶——我们在洛克的著作中还会遇到。 讨论一下作为价值度量的 cumal，我首先说明一点，可公度现象往往与奴 隶，特别是女奴的定价息息相关的。不仅如此，奴隶也是最早的交易商品之一， 特别是涉及长途交易时。 E 但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被证明对用某个数量的商品等 同于自己一员这一想法十分抗拒，这种可交易的人必须被构建为某种非人 F 。在 A 美剧 HBO《黑道家族》中的角色，黑帮头目。——译者注 B Polanyi 1968, p. 198. C Grierson 1977, pp. 21–2. 有些赔偿系统也由伤者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 D Gerriets 1985, pp. 333–5. 十分有趣的是，cumal 到了 18 世纪成为了纯粹的计量单位， 即使当女奴已经不再被当做支付方式时，cumal 仍然在被当做计量罚款的单位，并会 被转换成相应数量的银子、小麦或者牛。 E Patterson 1982, p. 148. F 向新娘家支付“彩礼”庆祝婚姻并当做是新娘的价钱是一种现在人类学家中被广泛 认为不可靠的说法。见 Goody 1970, p. 40. 352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观察到一种几乎是“对奴役自己社群中的成员 的普遍的不情愿”A ，故而奴隶几乎都是外来者，或是在战争中被俘虏，或是在 掠夺中被绑架。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将事实上已经是非人的人作为偿还手段， 这些被抓住的个体，脱离了他们的社群，被剥夺了记忆、身份、社会纽带和社 会人格。只有这种社会性死亡的个体才能被还原成可以被买卖的客体。如同 芬利（Moses Finley）说的“奴隶一直都是一个被抹去的外来者” B ，并且当奴 役发生在一个社群内部的程序中时，比如在古埃及通过负债和贫穷，或者古代 中国对罪犯的惩罚性奴役，实际上这些内部人员被开除而转化成了外来者，他 们不属于社群并且其他人对他们不再有社会和公共义务。变成奴隶，意味着成 为一个可以被买卖的物品，就是被从人性中抽象出来。 C 因而，我们在奴隶制 中发现了人与物的社会抽象和通约的基本逻辑，其预兆着后来资本主义商品化 的总体性逻辑，虽然在工薪劳动中不断被系统的物化和抽象出来的是人类身体 的创造性能量，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一个人。不理解这种区分在社会意义上的重 要性，那么奴隶制和工薪劳动就还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如同奥兰多帕特森说的 “当一个人买或者租一个人的劳动时，意思就是一个人买了这个人在规定时间 内的身体，没有脱离身体的服务这种东西” 。D 当然，奴隶制直接而意味深远地连接了鲜血和金钱，因为其核心是战争的 暴力、绑架和因债为奴。这提示着我们，通过考察货币制的出现，我们能找到 类似的与暴力、战争的结盟。不同于货币产生于交易网络和市场交易发展的主 流观点，战争的作用也许更为显著。想一想货币制度早期的一个著名案例，在 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它当时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没有发达的交易。 E 货 币看起来是国家的产物：最早的硬币，或者原型币，很可能是礼品或者奖励， 如同君王奖励的奖牌。而他们的增殖很可能是因为它们被当作给士兵的薪水， A Patterson 1982, p. 178. B Finley 1983, p. 75. C 并非不常见的是，女性奴隶有一条至少一部分上能够通向社会重生的路径：为他们 的主人生孩子。虽然未必能完全获得社区的认可，为主人传宗接代往往意味着更多 的尊重和社区支持，参见 Miller 2007, pp. 21, 26. D Patterson 1982, pp. 25–6. 同时参见 McNally 2006. E Colin M. Kraay 认为大部分吕底亚币都在本地使用同时面额对于日常市场交易来说太 大了。参见 Kraay 1964, pp. 76–91.Leslie Kurke 及其他人对 Kraay 的观点进一步的评 价和阐发，她自己说道并是不否认 Kraay 的解释，更多是修正它。参见 Kurke 1999, pp. 8–9。 353 不少历史学家都这么认为，希罗多德也是同样的推断，即钱币起源于吕底亚国 王克里萨斯，他用它们来给自己的雇佣军付薪水。 A 所以我们这里从货币回到 了战争和国家。这不仅仅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困扰黑格尔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从 这里，英格兰中央银行的故事开始了。 战争和帝国，牛顿和洛克：资本主义世界货币的诞生 现代中央银行诞生于战争金融。世界第一个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国家是 作为一个基于新的阶级力量的战争机器出现的。这个机器的建造涉及了几乎是 世界历史中最具戏剧性地对整个金融和货币系统的翻修。在十年的时间里，英 国统治阶层的主要部分重新建构了政治力量，重构了货币制度，创建了一个国 家银行，树立了一个新的信用金融系统，为纸质货币打下基础，并且组成了当 时世界上首个最有效的“财政—军事国家”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多年的公共讨 论，其中包括了知名知识分子如洛克和牛顿的不断介入，二者都直接参与了世 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 B “大不列颠统治着大洋——通过信用”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如是说 C 。然而 这个信用系统的建立是一个充满隐患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伦敦的商人和银行 业社区大部分是辉格党人，而且他们十分有理由不信任王室作为借用人的可靠 度。 D 毕竟，在 1640 年查理一世已经掌握了由伦敦银行家储藏在伦敦塔中作 为商业储量的金银锭。三十年后，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臭名昭著的“财政 署止兑” （1672）中暂停了债务偿还。所以，有钱人被这种很可能再次出现的 君主挪用款项的恐惧所困扰，甚至约翰·洛克，其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从一开 始就劝告大家别投资英格兰银行。 E A Melville-Jones 2005; Kraay 1964; Cook 1958, p. 261; Herodotus 2003, 第一本， 26—94 章。 B “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说法我指的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一个 国家中，通过私有市场建构而成的资本积累的动能已经系统地镶嵌入政治权力的动 力机制之中了。 C Dickson 1967, p.399. D 伦敦的商人通常认为“君主手下的银行的不稳定状况”是理所应当的，如同理查德 福特爵士在 1666 年对塞缪尔福特说的一样，转引自 Roseveare 1991, pp.18–9。 E 约翰·洛克《关于银行的对话》1694 年未出版的手稿，转引自 Horsefield 1960, pp. 128–9。洛克仍然继续在银行中投资了 500 英镑。 354 “如果国家没在 1694 年打仗，政府恐怕很难愿意给一个提出借钱给自己的 公司任何特权” ，一位研究英格兰银行的著名历史学家如是说。 A 但是当时英 国的确在打仗——而且在未来一百年都会在打仗。最初和法国的冲突（1688— 1702）造成了公共支出增长了三倍。在 1680 年后一百年里的五场战争，国家 支出增长了超过 15 倍，而军事冲突吸收了全部支出中的 61％—74％。 B 战时 金融就是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可以为财政—军事国家 提供资金的公司可以让自己变得必不可少，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获取和改变 公共权力。 这种尺度的战争如果建立在君主制的信用额度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 英国王室付出了相当大的风险，其额外费用早就超过了法律允许的上限，国家 的信用就十分窘迫。到 17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国家迫切需要资金来支持 战争，它不得不付借款方 14％的回报。如果要彻底有效地执行帝国的战争和 野心，国家和资本市场的金融结构就需要改革；国家信用必须要充足且更加便 宜。寻求持久的金融创新，国会恳求各种新的提案以寻求一种国家金融的新机 制，其最长久的结果就是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最初也就是一个投资信托机构，为了诱人的 8% 的利息和不错 的管理费而借了 120 万英镑给英国皇室。这是从金融上以一种所谓的“永久 贷款”的形式安排的，它是一种长期信用，只要保持支付利息就行了。为了 保证还款——并且防止类似查理二世 1672 年颁布的“财政署止兑”造成的中 止——这笔贷款是通过海关的收入来保障的，使得公共财政收入直接支付给私 有债权人。 C 从而，英格兰银行及其主要资本包括资本化的未来收入，比如在 此时此地以资产标价的未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虚拟资本” ，即对未来收入流的纸面授权，一个似乎是在查尔斯·达维南特对 表现为股票、票据和其他纸质证 劵 的“虚拟财富”增殖充满担忧的描述中出 现的概念。 D 1694 年的机构从任何严肃的角度来说都不像一个中央银行。但 A Clapham 1966, p.1. B Brewer 1989, pp. 29, 38, 114, 40, 137. 同时参见 Jones 1988. C 这不是这种发明的第一次尝试。在 1693，英格兰银行成立一年前，一个“唐提”式 保险就被建立起来执行这一任务。于是，潮流就趋向有资金支持的借贷。参见 Carruthers 1996, pp.73, 84. D Charles Davenant,《关于处理四个问题的英格兰银行的备忘录》, 摘录于 Li 1963, pp. 197, 206. 355 是，由于“银行一直面临着满足军队紧急要求的压力” A ——这些要求不断在 被满足——其特权就渐渐积累，促进其转型。一个个十年过去，英格兰银行继 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钱，并且它也不断在这期间获取了加强的权力：印发法定 货币（首先通过付给财政部而后变得更普遍） ，一个日后被认为是垄断的权力； 将制造假币列入死刑，给予他们和国王的货币（铸币权）一样的保护；让自己 的财产免于税收；作为交换国库发行的纸币的官方中介。不再仅仅是一个投资 信贷，英格兰银行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变成了公共和私人金融的重心；它是国家 的主要借款人和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流通性的保障者。当银行的执照在 1764 年， 即它诞生 70 年后，又一次续期时，它真的成为“面向国家及其大部分部门的 银行” 。B 至此，英格兰银行成为了日渐变得复杂精密的资产阶级信用系统的奠基 石。首先，银行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信贷和以君主名义为政府借款的延续者。然 后，基于国家承诺以税收直接支付的利息，银行发行了流通的票据，也就是它 自己对债主付款的承诺（存款人、购买了银行股票的人，等等） 。这样，君主 的个人债务就不仅仅是一种公共债务，而是逐渐变成了公共货币的基础。通过 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所有使用英格兰银行债券的人都促使了一种私下约定的证 券的发展，这种证券是基于已被铭刻入法律的公共债务，并且最后会成为国家 的货币。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发展完整的国家信贷—货币。金属货币制 度——金和银——仍然是借据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对于国家、金银器 银行家、银行和很多投资者自己保存的金银条来说也是一样的。英格兰银行的 票据就代表了一种十分强大的整合了金属货币的借据信用形式。 C 无论如何， 产生货币的中心已经从国家转向私人银行了——这种变革对于资本主义货币的 构成至关重要。到了临近 18 世纪时，随着纸质货币超越了金属钱币的价值， 英格兰银行不再将皇家铸币厂作为生产货币的机构中心。 “历史上第一次，货 币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不再是那种明显具有主权浮夸的做法，而是寻常地通过 A Clapham 1966, p. 26. B Clapham 1966, p. 101. C 在 Ingham 2004, pp.126–9, 中有关于这个的一段有趣的讨论，总结道： “银行发行的纸 币处于货币层级制的顶端” （Ingham 2004, p. 129） 。事实上，金和银仍然是在层级制 顶端，虽然纸币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且逐渐更为基础的地位，不同于以往英格兰的 任何纸币。 356 市场力量做到的。 ”A 如果没有所谓的“金融革命”的话，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其产 生出了股票和公共债务的深度市场。到了 18 世纪早期，公共和私人证 券 的 活跃市场在伦敦开始发展。股份制公司——比如皇家非洲公司，允许投资人 分享他们进行非洲奴隶贸易获得的利益——对于私有股票市场的发展十分关 键。但是分摊公共债务对于更大的、更具流通性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 要。对于国家这很关键，因为这意味着需要现金的公共债务的拥有者可以卖 给第三方而不是向政府讨债。随着这些市场的扩大，两种常用来交易的债 务，公共的和私人的，渐渐整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金融系统。 B 进一步，投资者对公共和私人证券的信心体现在股票拥有者数量上的显著增 加，从 1694 年的约 5000 人发展到 18 世纪中期已经 12 倍于这个数字了。 C 这种在光荣革命后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大型流通金融市场的实体化，标志着投 资者对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管理的国债的信誉不断增长的接受度。实际上，在 1709 年，一次额外的超过两百万英镑的银行股票认购，在短短 4 小时里就 销售一空。这为什么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在政治上有着悠久的拖欠债务或 者贬值货币来降低实际还款的历史的情况下，富人们最终如此彻底地相信 国债？ 三 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资产阶级对银行及其发行的国债的信任，主要有四个 关键的（且互相关联）理由，所有这些理由都包含了“非个人权力”的进化， 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核心。但是这种国家形式的巩固需要货币的自主力 量——非人格化的权力最杰出的社会化身——来最终治理国家金融的内在运 转。D 而对这些转变起中心作用的就是“洛克党”的介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A Davies 2002, p. 282. B 这种情况特别如此，由于伦敦 18 世纪早期股市被三家合资公司——英格兰银行，东 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统治，他们公司资本都有一大部分形式是政府债务。所以， 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等于买了一部分国债。参见 Carruthers 1996, p. 80. C Dickson 1967, pp. 254, 260, 273, 285. D 参见 Gerstenberger 2007。他倾向于认为我所说的“货币的自主权力”对与产生非人 格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没那么重要。 357 其对于英国政府的重构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资产阶级对银行产生信心的第一个条件，是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不断提 到的：议会巩固对财政的掌控。明确来说，通过《权利宣言》 （1689）和《王 位继承法》 （1701）实行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及伴随的议会权力的强化，是 十分重要的。然而权力总是和实体资源相连。这些法案的有效力量都围绕着 。投票最终通过， 1690 年的财务结算，因为这之后国王得要“自己独立生活” 四年里大约一半的国王的收入——而不是传统的所有生活费用——是被资助 的，议会迫使王室要求必要资助时必须得召集议会。 A 此法案生效以后，1689 年上台的新国王是从议会领取月薪的。 不仅威廉只能通过议会来集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国王的债务被宪法 定为由特定税收保障，也就使得公共收入承诺给了私人债权方。结果就是，公 共债务和私人金融以一种激进的新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如此激进以至于国家 不得不让私人市场来负责其财政管理，而其债务（和规范的公共财政）的信用 价值是通过投资人购买时要求的利率来衡量的。国债于是就和其他形式的财产 “交织”到了一起，且处于私有市场的监管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君主们 做过很多次的公共债务违约，就会损害国家的社会物质基础。到了 18 世纪中 期，评论家就有理由说“公共债务是宪法内的一部分，和其他财产交织，并且 ……不能分割，除非违背宪法”B 。这就是说国家现在已经将金融市场的律令和 规范内化进了自己的统治，这点我们会再讨论。虽然这两个条件十分关键，但 是他们可能还不够，至少在一开始，建立资产阶级对国债的信任可能缺少两个 条件——两个都由牛顿和洛克直接涉及：一个是警察和司法上针对硬币剪边和 造假者的行动；另一个是英国货币的重制。 到了 1695 年，英国货币制度的可悲状态加上不断飙升的战争成本（以及 所造成的还款结余问题）促使了国家财政的全面解体。这就是有保障的国家信 贷的第三个关键条件的背景：1696—1699 年的货币改铸和反剪边反造假的斗 争。从 17 世纪 80 年代后期，英格兰的货币储备，不管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 看，都已经开始快速恶化。随着世界市场的英格兰银币的价格下滑开始低于银 价，将其融化并出口到欧洲大陆或更远就十分有利可图，往往能比在国内换取 A See Roberts 1977, pp. 59–76, and Roseveare 1991, p. 47. B 《关于公共信用的论文，在给一位受股市下跌冲击的朋友的一封信中》 （London, 1748）, p. 5, 引自 Brewer 1989, p. 210。 358 更多黄金。根据伦敦的金匠估计，在 1690 年从伦敦运往荷兰和法国的金属交 易者的白银大约每月 50000 盎司。 A 一枚银币的含银量越高，它就越可能被囤 积并且／或者融化成白银去出口。结果就是，只有最旧的和磨损最严重的银 币才容易保持流通。而流动的硬币的低质又进一步鼓励了将好的硬币剪边来 获取其中的白银。到了 1635 年英格兰硬币由于剪边和长期磨损已经损失了所 含的一半的白银。 B 而出口和剪边合起来造成的结果就是长期货币短缺和价格 上涨。 C 自从 1691 年以来，议会已经开始调查和讨论这些货币问题。最终在 1696 年早期采取了“洛克党”的政策，召回当时所有英国硬币并且将所有硬币重铸 来将其中的金属恢复到合法的含量。洛克及其追随者击败了已经担任财政部长 超过 25 年的威廉·郎兹的立场，他支持通过以更少的含银量但保持其名义上 的价格来重铸硬币使其降值。我会回到洛克反对贬值的理论论证。但我们首先 需要考虑伊萨克·牛顿在英国货币系统解体中的作用。 在议会群情激奋的争论剪边和造假时，也是重铸币制的早期，洛克在 1696 年前期成功让牛顿当上了伦敦铸币厂的管理员。虽然这通常是一个不用 干什么活的肥差，但牛顿却饶有兴致地执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找出并起诉剪 边和造假币的人，两种罪犯都被处以极刑。如果银标准的威胁可以来自上层专 横的图谋，那么其也可以被从下层的剪边者和造假币者的犯罪集团的违法行为 所破坏。然而，就这种犯罪而言，牛顿可以利用死刑。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伟 大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一个间谍网络，同时自己亲自前往酒馆、旅店和监狱， 通常隐瞒自己的身份，来追寻假币团伙。 “牛顿在铸币厂的前三年，他关起来 了超过一百个剪边和造假币者嫌疑犯。在他上任头一年里，仅仅在伦敦泰伯恩 刑场，就至少执行了 15 个货币犯罪的死刑。 ” D 因他狂热地使用极刑作为货币 政策，牛顿，作为一个有所愧疚的学者承认自己“不太愿意仁慈”E 。然而，依 靠恐惧不足以改革货币制度。它们必须被召回并重铸。而货币改铸（The Great A Li 1963, p. 53. B Li 1963, p. 51; Horsefield i960, p. 26. C 这次通胀除了单纯的货币原因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包括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D Wennerlind 2004, p. 147. 牛顿对于将死刑作为货币政策是如此的狂热，以至于他自己 担任了治安法官来亲自监督起诉过程。 E Craig 1963, p. 129. 同时参见 Gleick 2004, pp.160–1; 以及 Levenson 2009。 359 ，构成了金融系统重组的第四个条件。 A 牛顿改革了铸币技术，从 Recoinage） 而显著提高了货币的纯度和统一程度。 B 货币改铸背后的经济哲学已经被洛克系统地阐明了。 C 很多人想象洛克 计划恢复货币全部的银含量代表了一种贵金属恋物癖，从而阻止哲学家把握货 币的票面价值，比如英国先令不需要完全和某一特定的银量相匹配。但这就误 解了洛克论点的社会基础，其中心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价值度量来支撑所有的 合同和经济交往。洛克认为，任何人一旦进入经济合同，不管他是富有的地主 还是一个零工工人，都要假定约定的货币数量不会被政府武断地或异想天开地 突然改变。为了重定货币的价值，作为财务部长的威廉·郎兹提出了减少英国 硬币中百分之二十的含银量，洛克认为这“和铸币厂直接剪边硬币实际上没什 么区别。 ”D 任何类似的改变——不管是政府的弄巧成拙或是非法的剪边——都 通过使价格关系不稳定而“欺骗”个人并且在经济交易的世界中种下了“混 ，比如伤害经 乱” 。最重要的是，伤害了价值度量就等于“对公众信念的伤害” 济行为者对商品、产权和合同的货币价值的可靠性的信心。 E 值得注意的是， 洛克在此让“价值功能”的度量成为关键。他论证了货币建立商品之间相对 价值（价格关系）的重要功能，这点是很多他同时代人忽视的。洛克也承认， 一“镑”或者一“先令”这些词语所代表的真实银量实际是约定俗成而非自然 赋予的。但是，这个“想象的价值”是通过“普遍共识”建立起来的，其中 信任是“社会的强大纽带”F 。武断的改变共识建立的价值也就是撕裂这个社会 纽带。故而问题不在于具体面额的常规性；危害来源于政府或者剪边者带来的 A 有不少看法认为货币重铸在很多方面执行得很差，并且对穷人损害很大。这些说法 无疑都是对的，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不是很重要了。尽管有诸多缺陷，货币重铸 起到了重塑货币系统信心的作用，没有它的话新的金融体系会岌岌可危。 B 细节参见 Levenson 2009, pp. 140–3。 C 现代经济学家对洛克的看法充满了敌意，特别是他认为硬币的表面价值应该和它 的“内在价值”对应。他们十分教条地内化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暗含的主观效用的 观念，他们支持的反而是房地产商和金融观察家，尼古拉斯·巴尔本的观点，他的 《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认为“事物本身没有价值，是 意见和时尚给了他们价值。 ”关于经济学家如何支持巴尔本的观点请参考 Appleby 1978, pp. 222–39; Li 1963, pp. 106–7。 D Locke 1824a, p. 84. 此版本可以在 http://oll.liberty fund.org/people/john-locke 找到。 E Locke 1824b, pp. 191–2, 169–70, 158, 144. F Locke 1824a, pp. 22, 6. 360 “变化” ，其在实体上会损害大众并且会颠覆已经建立的经济生活运行的“算 法” 。作为财富的社会化身，货币必须被保护，如同所有形式的财产，使其免 受来自各方的侵袭。为保存货币的金属标准，就意味着一个宣言，即政府要接 受共识所建立的内在价值应该独立于政客和君主的任性，并且它们需要基于市 场的非个人权力。 这个市场的非个人权力在全球层面上被最为坚决地执行了。确切来说，剪 边币，洛克写道，也许在国家边界以内可以使用，即当国王将其作为税收或者 地主作为地租将其收入囊中时。 “而这也许能运行的还不错，如果我们的货币和 交易仅仅在我们自己中流通，并且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商业往来的话。 ”A 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唯名论——认同给予“先令”和“镑” 这些名称任意我们想给的数量的银子——也许是可行的。但洛克认为，没有理 由认为国外市场的经济参与者会接受我们给更少的银子来换取他们的“盐、酒、 油和丝”及其他商品，就因为我们给我们的硬币重给了一个价值更高的名字。 B 对于任何“与世界其他地方有贸易往来”的经济体，掌管货币价值的是“世界 的普遍贸易” 。 C 主张世界市场关系支配着民族国家，洛克肯定了世界货币相对 于市民社会政治秩序的优先性（此优先性在实践中体现在，现实中的世界货币 通常都是现行质量最高的金属货币） 。 D 洛克暗含的假设是政府无权干涉货币的 自然法则，就像政府无权干涉我拥有财产的天然权利一样。在 17 世纪 90 年代 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洛克故而认为“其生活的时代的主导逻辑和社会力量 在于货币的普遍性（而非自负的国家“计划人”或者“神圣君主” ） ” E。 通过确认“货币的普遍性”——或者马克思称之为世界货币——为比国 家更高的秩序，洛克隐含地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认作现代性的基石。因而，他 超越了霍布斯式的将货币认作为民族国家的地域空间。在《利维坦》中，霍布 斯将货币定义为， “被共同体的主权所铸造” ，作为“在共和国的臣民之间，其 。 F 但是，在 17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著作中，洛克 他一切东西的价值的度量” A Locke 1824b, p. 195. B Locke 1824b, p. 169. C Locke 1824a, pp. 49, 50. D Vilar 1984, p. 205. E Caffentzis 1989, p. 119. F Hobbes 1968, p. 300. 361 已经脱离了将货币作为民族国家产物的概念框架，他坚持货币是被“世界的 普遍交易”所支配。如果霍布斯的观点是将货币认作共同体的血液的传统的 话——也就将经济流通类比为人类的循环系统——，那么他将货币认为是世界 商业的血液。 A 洛克在这样做时已经察觉到资产阶级社会必须最终被理解为一 个全球总体且世界货币和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具体的普遍化身。 就是这种洞见定义了 17 世纪 90 年代的“洛克党” ，其中还有艾萨克·牛 顿，而在 1688—1689 年的光荣革命后立刻变成了辉格党议员。 B 当然，辉格 党阵营的世界主义是一个完全资产阶级的思想。实际上，其特点就是对英格兰 殖民主义和奴隶交易毫不动摇的支持。比如说，青年洛克就是最早一批做奴隶 交易的英国公司的投资者之一，此公司就是非洲皇家冒险者，它垄断了英国奴 隶交易。然后，在 1672 年非洲皇家冒险者被皇家非洲集团所替代，洛克买了 它 400 英镑的股票，这一投资在三年后又增加了 200 英镑的股票。牛顿，在 铸币厂的工作让他变得富有，也追随了他的朋友，成为了南海公司的一位相 当重要的投资人，南海公司成立于 1713 年，是基于著名的垄断公司阿西恩托 （Asiento） ，其运输非洲奴隶并售卖到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当公司在 7 年后倒闭时，牛顿亏损了两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C 如果奴隶制没有让这些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不安的话，那么殖民主义也 没有，表现在洛克于 1696 年被议会任命为贸易和种植园的新委员，在这个组织 中他很快就让自己成为主要推动力。 D 让一位知名学者惊恐的是，洛克全心全 意推进了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和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并否决了当地的自主权） 。E 事实上，洛克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投入可以追溯到至少 17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当他还作为卡罗莱纳领主秘书时，他就竭尽全力狂热地支持在新殖民地推行奴 隶制——也许考虑到他对非洲黑奴贸易的个人投资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F 。洛克 A 在一个十分有趣的讨论中，Geoff Mann（Mann 2013）也在霍布斯的概念之中而无法 把握马克思是如何论证世界市场是终极货币空间的。 B Gleick 2004, pp.142–5. C Thomas 1997, pp.199–201, 235–41. D 此机构全称是“女皇陛下促进英国贸易和检查加强美洲及其他地区种植园委员会” 。 E 参见 Laslett 1957，他将洛克的殖民主义描述为“惊人的悖论” （Laslett 1957, p.371）. 而认为洛克的立场不矛盾的观点，参见 McNally 1989, pp.17–40。 F 我讨论了洛克对于起草卡罗莱纳的半封建宪法的参与，其允许奴隶制。McNally 1989, pp. 22–3. 文件本身参见 Wootton（ed.）1993, pp. 186–209. 也可参见 Hinshelwood 2013, pp. 562–90。 362 党的成员也是英格兰帝国权力战争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为这些战争提供资金 就是英格兰银行存在的理由，其本来就是一个辉格党的机构，我们也提到了， 洛克也是其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A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货币和鲜血内在的联系 了。如果资本的确如同马克思所说“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它智识上的同伴，自由主义，以其最有名的英国元素的形式，也是如此出 现的。 我想要强调的是洛克的立场把握住了构建资产阶级国家内在社会逻辑中 的关键特点。而这个逻辑进一步定义了 17 世纪 90 年代试图构建出一个全新的 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精神。一位经济史学家观察到， “17 世纪 90 年代令人惊奇 的富饶”可以通过这些相互重叠的“长期借款的采用，一家伟大银行的建立， 金属货币的重铸，以及纸币的产生”来衡量 B 。但所有这些金融工具和机构的 转变都是围绕着将国家财政和市场力量整合为一来进行的。进一步说，这些发 展是与更大范围的整体社会经济文化变化紧密相连的——以至于事实上我们都 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货币化。让我在做总结之前，再来讨论对这种转变中的 货币社会现象学的反思。 资本主义货币时代着魔的个体 17 世纪 90 年代让我们看到了金融革命的黎明——其中心是公共债务，英 格兰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深化并拓展了货币交易的网络。对于穷人来说，这 和不断扩张的日常生活的金钱化同步，伴随着对工资不断增加的依靠程度，后 者的驱动力是穷人维持生计的方法由耕种土地变为从行业中获得赏钱。C 然而， 从稳定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穷人生活本身的货币化导致了一系列的 问题。毕竟，被统治阶级全部归到了“流浪罪”名下的穷人，也许不得不诉诸 于盗窃、钱币剪边和制造假币以及其他的艰苦生存方式。这就是“1699 年犯 罪提高警惕”的背景，它导致了一个对 5 先令以上的盗窃行为惩罚为死刑的新 A 对于英格兰银行的辉格主义以及其和共和主义的联盟，参见 Clapham 1966, p. 10; Dickson 1967, pp. 55–6; Brewer 1989, pp. 153, 207; and Stasavage 2007, pp. 123–53. 关于 洛克对英格兰银行的投资，参见 Laslett 1957, p. 395, n. 64。 B Roseveare 1991, p. 47. C McNally 1993, Chapter 1. 363 法案的通过。 A 这种对刑事司法的应用和牛顿对剪边者及造假币者的战争是相 辅相成的。与此同时，穷人的市场违规行为被残忍的压制，将他们改造为的新 公共秩序中文明成员的道德圣战是通过现金联系构建的，同时也在现金联系之 中。以此为目的，第一个道德与习俗改良社团在 1691 年出现在伦敦，其目的 十分明确，让穷人脱离盗窃、渎神、淫乱和卖淫。 然而，把穷人当做市场公民的概念和资产阶级索求人民的财产的现实相 违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地方，部分由于没有读出马克思在描述 资本主义表面上的“自由劳动力”特性中所包含的辩证式的讽刺。 “自由”劳 动力不断地被以类似韦伯的理想型的方式提及，而非与束缚和自由之模式的 辩证式相遇。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目睹了将人当做财产这一实践的加剧，其 接受了奴隶制以及契约劳工、妻子、徒弟和孩子。 B 甚至表面上“自由”的 劳动力也大幅度地被当作犯罪行为，遭受过多的法律限制导致了依赖性，控 “产业”移民和零工工人。 C 在此之上还有流 制着徒弟、契约仆人、熟练工、 浪法，有效地将城市贫民及跨越英国寻找工作和无工资生存方式的移民工人 宣布为罪犯。 D 在英属殖民地，合同工经常得采取更为严酷的形式，功能上 “师傅 和奴隶制差不多的服役期。 E 如同黛博拉—瓦伦兹关于契约劳工写道： 通过信用获得一部分仆人，或者像财产一样与其他师傅交换他们。早期殖民 地的货物清单会将仆人和牲畜列在一起，把他们的价值转换成现行的市场商 品的价值，比如棉。 ”F 内在于工薪劳动的人类商品化的形式，于是就和社会实践、法律关系和 以财产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人的思想结构联系在一起。虽然法律上有区分后， 现代种植园奴隶制和工薪劳动是在社会历史上联系在一起的现象，都是资本主 义束缚这一连续统一体上的一个个点。当马克思说资本“只能存在于直接强迫 劳动，奴役，或者非直接强迫劳动，工资劳动的基础之上”G ，由于不同模式的 A Beattie 2001, pp. 328–9. B Valenze 2006, p. 234. C Craven and Hay 1994, pp. 71–101. D Rogers 1994, pp. 102–13. E Jordan 1968, pp. 47–8. F Valenze 2006, p. 240. G Marx 1973, p. 326. Patterson 1982, pp. 24–6, 探讨了奴隶制和工薪劳动之间互相重叠的 关系。对这一观点的关键看法参见 Banaji 1977, 重印版 Banaji 2010。 364 强迫劳动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对于洛克来说创造一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理 论不是特别的异常，这种政治理论认为人身所有权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被认 为是自由和天然权利的代言人。比如，在他的《政府论》中讨论了西印度种植 园主对于他们的奴隶的权力，告诉他的读者“主人拥有这种权力的资格，不论 是支配奴隶或支配马的权力，都只是从购买得来。金钱的权利赋予财产以权 力，不管其是动物或是合同劳动” A 。 虽然商品化包括了由一定距离外的物品的市场化定义非人格化过程，但 其最直接的经验就是对人及其劳动力的定价，比如，将他们全部或部分还原为 商品。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将人身体归入其规则的商品形式，其驱动力产生了 一种资本的肉体现象学，穷人是通过市场巨兽的格言来体验它的。 B 我们可以 在 17 世纪 90 年代及之后十年的英国大众文化中看到，特别是一种特殊风格的 故事，关于会说话的钱币和商品，其着重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和 》 （A Hue and Cry After Mon商品的怪异融合。普尔罗宾的《呼喊金钱（1689） ，耐德瓦德的《金钱的奇迹（1692） 》 （The Miracles Performed by Money）和 ey） 匿名作者的《金钱赞歌（1704） 》 （A Hymn to Money） ，这些极其受大众欢迎的 文学作品都讲了平民对新的金融秩序的恐惧和着迷，并且预兆了一种 18 世纪 的故事风格，由旅行的钱币和会说话的物品旁白，包括《金间谍（1709） 》 （The ，其故事是由一把互相争吵的金币来讲述的。 C 这些商品和金钱 Golden Spy） 拜物教的虚构化的扮演表达了与日常生活的高度货币化相连的深度转变。尽管 中产阶级道德主义者试图培养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文化，结果，资本主 义的实际实践却培育出了一种“被占有的个人”的文化 D ，这种文化是以商品 化和被束缚于主人和货币的多重经验为基础。和经济剥夺，即将穷人与生产资 料、生活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同时进行的是重新占有的过程，即服从及并入资 本的货币回路中，通过主人和雇主的支配而人格化。 于是，17 世纪 90 年代代表了构成货币新形式的一个关键时刻。确切地说， 国家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重铸了货币制度的同时发展出了纸币这一新奇 的工具。但如果没有国债和私有金融市场的融合的话，这些都无法产生一种新 A Locke 1963, x.130. B McNally 2012, Chapter. C See Valenze 2006, pp. 72, 78–88, 161; and Flint 1998, p. 212. D Valenze 2006, p. 202. 365 的货币—金融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名目主义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是十分不重 要且不完整的（既然银行也发行货币） 。由于国家的信用货币可行性依赖于其 在金融市场中的有效性，并且后者的出现导致市场参与者相信资本主义金融的 逻辑已经被国家内化，并且其规则主宰了财政、税收这货币政策的总体轨迹。 从历史上来看，这需要国债由私人机构来处理，而这一私人机构的信用只能基 于国债，并可以被合法通过的税收支持。因此这样通过金融市场对他们的整 合，国家被注入了资本主义逻辑的权力并且他们的区域空间变成了货币空间。 故而资本主义货币是通过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和资本的整合构成， 同时它本身也是以这种整合而构成。这么说，我的目的在于挑战将资本帝国主 义理解为两种独特逻辑的产物， “资本主义”逻辑和“地域”逻辑，后者等同 于国家，或者大卫·哈维口中的“在地域空间中进行操作”的“政治家”A 。这 种双重逻辑的角度忽视了我一直试图说明的非人格权力的社会动力。让我们 暂且放下从政治家个人的角度而非由资本主义形式的非人格力量角度来看问 题。这里特别有问题的是，认为在现代还存在这样一种还不是世界货币空间的 “地域”空间，借用列斐弗尔的术语，一种在国家内部的超复杂空间（hyper，从而以一种内部力量来运行，而非仅仅作为外在的限制。这 complex space） 种超复杂空间的产生本身就是矛盾的。 B 但是这与关于现象内在关系的矛盾相 关，而非他们之间的外在冲撞。国家和资本的辩证式整合并成为一个复杂的统 一的社会过程——其通过国债和私有金融的融合而发生在货币层面——并不会 消除构成有机整体的诸多元素间种种形式的对抗性。但这些矛盾是在一个多维 度系统的异化统一体中展开的。我们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紧缩之中，当国际金融 机构被调动起来在民族国家机构之中执行金融市场的规训时，也能看到这些矛 盾的动力是如何运作的。 最后，让我将话题转向三个关于马克思的评论以及他留给我们的尚未解 决的研究计划。 第一点，在我看来，似乎现有理论还没有跟上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 累”中对国债角色问题上引人入胜的讨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部分， 马克思写道， “国债，即国家的让渡……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 A Harvey 2003, p. 27. B Lefebvre 1991, pp. 86–8. 366 印……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 一” 。在简单阐述了国债、殖民主义、税收和强占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高度 概括的公式，将“殖民系统、公共债务、重税、贸易保护、贸易战争” A 联系 起来。他也许还加入了新世界的奴隶制，他在一个相关的段落中将其描述为现 代工薪劳动的“基础”B 。马克思在这里将国债把握为争取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控 制权的武器。不管帝国的模式在今天有多大的变化，这一洞见我认为仍然有 效——并且仍然理论化得不够。克服这种理论上的发展不足需要阐明世界货币 的理论，要在将世界金融基于其债务工具之上的那些国家，所获得的特权和权 力的层面上来阐明。 C 但是，同样的，也需要对世界货币作为两个过程的工具 进行深入分析，这两个过程一是仍然进行中的原始积累，二是施行使得资本主 义不平衡发展生产和再生产的国际价值系统。 D 第二点，我想要强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何种程度上将洛克的 世界货币空间概念激进化了。虽然马克思认识到了国家在构成资本中的作用， 他坚持认为国家服从于世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和洛克一样，他认为完全置 身于世界市场的国家无法任意的决定其货币的价值——而是世界市场来决定 的。这一观点和马克思原本计划中的六卷本的《资本论》是一致的，其中第三 卷将关注工薪劳动，第四卷关于国家，第五卷关于外贸，第六卷关于世界市场 和世界危机，在这一辩证结构中，整体的重要性是大于部分的，资本总体性是 通过世界市场（被理解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体）来实现的。 “但只有对外贸易， 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 动” ，他如此写道。 E 尽管我们需要注意到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中的积极 作用，我们也必须把握住它们服从的基础空间是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 第三点，这一世界市场的空间既复杂又不平衡；它是一个充满了激烈对 抗、层级制和帝国统治的空间。这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部分中讨论得 十分清楚，这是由于他在 1850 年前期以后对反殖民斗争不断增长的关注和支 A Marx 1976, pp. 919, 922. B Marx 1976, p. 925. C 关于这一点的学术思考，参见 Foley 2005, pp. 44–6. 一些实证趋势参见 Aquanno 2009, pp. 119–34, 而 Panitch and Gindin 2012 比我的解释更为国家中心（从而不那么价值 中心） 。 D 这方面的关键文本 Shaikh 1979 and 1980. E Marx 1971, p. 253. 367 持。 A 不管怎样，在《资本论》中这一反殖民动力的中心性没有被足够的理论 化，尽管书的结论有一章是关于殖民主义的。 B 然而，从马克思论证的逻辑中 可以看出，殖民主义在他后续关于外贸、世界市场和世界危机的动力的著作中 应该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想要说明现在帝国主义新形式的话，仅仅依据马克 思对 19 世纪中后期的资本系统运作的洞见是不够的，这也无法得出更多对资 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张给出更多本质上的洞察了，而这种全球扩张是通过 由世界货币和价值规律的全球运作表达出来的帝国主义统治。马克思告诉了我 们，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地被构建起来的，通过暴力方式的剥夺过程， 包括了战争、奴隶制、殖民地和对原住民的消灭，所有这些都和世界货币及帝 国主义国家的国债的机制联系在一起。这些对于今天数以百万计受到来自国际 金融机构的货币严规而有着类似遭遇的原住民、工人和农民来说并不令人吃 惊。世界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不屈不挠的重复 — 强迫行为而构成的，在其中 最初的罪行在不断地以更为全球化的尺度重演。 C 要打破这个规律，需要一种 同样全球化的替代选项，一个不仅仅否定金钱和市场的统治，而且实际上超越 了世界货币和世界市场的支配的选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就是工人将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赢得整个世界的意义。 A 参见 Anderson 2010。 B Lucia Pradella 认为近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维度，以及其通过殖民主义的建立 是《资本论》第一章的理论架构（参见 Pradella 2013） 。这种看法很有洞见，但我认 为马克思在其文本中的核心理论部分是这么暗示的，虽然他经常写着就超出了他对 章节设定的目标，这在辩证说明中也很常见。 C “Once capital exist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self evolves in such a way that it maintains and reproduces this separation on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scale” （Marx 1976, pp. 271–2）. 368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蓝 江 ［内容摘要］人民一词是当代政治学和哲学中最难理解、意义最含混的词 汇之一。曾经人民代表着一种带有强制正确性的宏大话语，而人民一词的话语 霸权在后现代主义和哈特、奈格里那里遭到解构，他们用异质性的、独特性 的、松散的诸众概念来取代人民。但是在哈特、奈格里的新书《宣言》中放弃 了诸众的表达，而采用了平民（commoner）的表达。而平民一词，可以追溯到 罗马建城时期的贵宗和平民之分，而贵宗和平民之分又进一步涉及作为政治总 体的大写人民和被政治体所排斥的小写人民之分，他们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包含 性排斥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包含性排斥，导致组成的利维坦式的共同体总会 存在着一个与之对抗的由赤裸生命合体而成的比蒙，而利维坦和比蒙的关系总 是处于内战之中。而以巴迪欧、阿甘本、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人民话语，面 向了真实的太一的未来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利维坦和比蒙同归于尽，而代表 未来国度以及现有国家消亡的新人民可以真正在自由的篝火旁共享大同世界。 ［关键词］人民 激进哲学 话语 369 国王不可侵犯的权力是建立在虚构之上，人民不可侵犯的权力 则是建立在大自然不可违反的正确性之上。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 我们要使共和国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葛底斯堡言说》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 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一、从人民到诸众，然后再返回…… 虽然说“人民”这个词的理解谈不上晦涩，但是它绝对是人类历史上，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意义最为繁多、也最难把握其准确内涵的词语之一。 它之所以在意义上模糊不清，正如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罗兰夫人临刑前的那 句著名的“自由呀，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的“自由”一词一样，多少政治家、 野心家、政治学者、哲学家、革命者甚至游说集团，当今的大众媒体，以及今 天网络上的键盘战士，都不停地使用着“人民”这个名词。当然，他们中间的 许多人，实际上，当他们准备向他们的政论的政敌开火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 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政治力量，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 罗伯斯庇尔的名言“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事实上，在罗伯斯庇尔的 雄辩之下，埋藏着这样的逻辑，即“你可以反对我罗伯斯庇尔，但你不能反对 我说的话，因为我说的话代表着人民的权威” ，一旦祭出了“人民”的徽标， 也就在立论上将论敌逼入绝境，让其理屈词穷，无法反抗。虽然，正如后来的 齐泽克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一样，恰恰是论辩者在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才会 使用“人民”这个带有补丁的标签，来掩盖自己的说辞和逻辑上的缺陷，但不 妨碍“人民”一词成为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各个性别最容易上手 的词汇，在各类历史文献中都占有很高的出镜率。 不过， “人民”一词在话语上的强悍地位不是没有遭到质疑过，尤其在 20 37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逐渐被视为一种带有同质化危险的宏大话语。在弗朗索 瓦·利奥塔那本著名的《后现代状态》中，就发现“人民”一词是使话语和知 识得以合法化的关键，一旦标榜为人民，话语便获得了巨大的效用，利奥塔 说： “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公式，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由此 必然产生进步观念：他表现的仅仅是一种假设知识不断积累的运动，但这一运 动扩展到了新的社会政治主体” ，这样， “人民就是民族，甚至就是人类，他们 不仅不会满足于认识，尤其在政治体制中不会仅满足于认识，他们还要立法， 即指定一些具有规范价值的规定。 ”A 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人民之类的 词汇，变成了具有一定权威和霸权的宏大话语，这个词汇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 合法化的权威，并赋予某种话语和叙事以合法的地位，甚至不能遭到丝毫的 质疑。 同样，同一时期的德里达也坚持质疑了“人民”一词的话语霸权，在他 的《论文字学》中，他在解读卢梭的作品时体会到： “普遍一直通过没有代表 权的声音来表达是绝对必要的。当它以‘人民团体’ （在那里它是不可分的） 的声音宣布出来的时候，它就在‘立法’ ，否则，它就被分为个别意志，被分 为法令、政令。 ”B 德里达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首先，人民是一个不可分的 整体，这个不可分的整体恰恰是一个非实在、一个不在场的在场，我们从来找 不到哪一个人叫作人民，我们只能在一个不可分的总体上去理解人民的权威； 其次，人民的对立面不是敌人，因为一旦出现人民的权威，敌人便是不攻自破 的，对人民这个不可分的总体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个体，带有多样化属性的 个体，这些个体是实实在在生存的个体，他们生活的多样性势必会解构掉作为 总体的人民，人民从最个别的层面被掏空了。由此，我们可以说，人民在近代 和现代政治学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其本身是一个不可分的抽象总体，它实际 上并不实存，而是一个想象性的构建，是一个拉康意义上的权威的匮乏所营造 出来的大他者，亦即齐泽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这个具有绝对权威 的崇高对象，一旦确立，便会对实际中的个体造成威胁，即任何外在于它、任 何对立于它的个体都势必沦为赤裸生命，成为被一个想象性的巨大实体所碾碎 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气泡式的实体，最脆弱的方面也正是个体性， A 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 版，第 63—64 页。 B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1 页。 371 因为在其内部，一旦归为人民的绝对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个体性的消 失，而任何个体性或个别意志的存在都势必会影响到这个构想起来的巨大实体 的存在，而任何个体的欲望，甚至有时候只是只言片语，都会让这个巨大的气 泡式的“人民”在瞬间破灭，正如奥威尔《1984》小说中那个属于人民的温斯 顿·史密斯在自己潜在的欲望中，已经开始解构小说中“大洋国”里那看似密 不透风的“真理” 。 更实际的工作是由雅克·朗西埃来进行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朗西 埃就开始致力于搜集一些真正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工人的材料，而这正是法 国大革命和马克思革命同时代的工人的状态。朗西埃发现，马克思和当时主要 的左翼派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与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人的实际状态有 一定差异。比如说，在朗西埃和佛尔（Faure）合编的《工人话语》 （La parole ouvrière）一书中就发现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工人与马克思笔下描述的工人之 间存在着一定差距，朗西埃说：工人中精英分子“更关心的是将工人兄弟们召 集起来，接受教育和礼仪熏陶，以便让资产阶级更平等地看待他们，而不是让 他们来领导多数工人，表达工人造反的悖谬模式”A 。在 2012 年朗西埃为自己 的《无产阶级之夜》 （La nuit des prolétaires）的英文版作序时，朗西埃强调了 自己从工人档案和工人话语的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导致了他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 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分道扬镳，因为“正是由于这些文本和人 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工人从来不需要什么主流来解释他们，因为他们 的问题与之大相径庭。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材料上，这都让工人从主流形式 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流借助这些形式并强行刻画出他们的形体，强行赋予他 们某种行为，感知方式，态度和语言。……对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工人来说， 问题并不在于去实现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而是去自我实现，即尽可能回到那个 曾经拒斥他们的时代，他们培育自己的涵养和思维，就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锻炼中解放自己，或者利用夜晚的休息时间来讨论、写作、构思文章，来赢 得人生。 ”B 工人们的实际生活与知识分子所描述的那种作为先锋队、成为资产 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相差甚远，且不说那些整日里酗酒打架，在街头巷尾厮 混的流氓无产者的情况，就是被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倚重的精英的无产阶级 A Faure and Rancière, La parole ouvrière , Paris: La Fabrique, 2007, p.209. B JacquesRancière, Proletarian Nights: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 London: Verso, 2012, p.ix. 372 实际上努力看书、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革命，去建立一个伟大的共产主 义，而是驻留在自己现实的小圈子里，沉溺于有朝一日自己的文字可以被人欣 赏，从而摆脱繁重的劳动奴役。 事实上，在朗西埃的作品中，对工人阶级或人民的分析还有另一层目的。 在唐纳德·雷德（Donald Reid）为朗西埃英文版的《无产阶级之夜》撰写的 导论中就指出： “ ‘工人阶级’的知识并不是天生地对一种经济结构或文化架构 的直接反思，而是与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他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对这个 ‘他者’的认同和再现，反过来导致了不停地出现排斥、包含和分化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不同的时代反复地生产出关于无产阶级、人民、庶民的主张。 ”A 在 这段话里，我们明显地可以领会到，无产阶级或者人民这种概念，在根本上就 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们的发明，这种发明从根基上，是对资产阶级“他者”的 辨识和再现，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们的再现，生产出一个作为资产阶 级“他者”幽灵般存在的“人民”或无产阶级，而这个人民是否与真实的工人 阶级和穷人相一致，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们所需要考察的问题，他们唯一需要 的是在他们的鸿篇大著中将这种他者恰当地转化为一种“人民” 、 “工人阶级” 和“无产阶级”的话语，从而统摄出他们制造出来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背面的 “共产主义”来。简言之，人民或无产阶级，在根源上，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作 为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所生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或无产阶级的话语 在根本上依附于知识分子自己的资产阶级式立场之上。 也正因如此，在此后的《哲学家和他们的穷人》 （Le philosophe et ses pau“无产者不是别人， vres）一书中，朗西埃将这个立场进一步激进化，他指出： 他正是对工人的否定。在反工人的确定情况下，他将是反空想理论者。反之， 我们可以将手工业者、流氓、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者等众多还没有成为无产 者的对等物称之为工人。 ”B 在这里，朗西埃不仅要表明，无产阶级或人民概念 的生产，是反工人的，是真实工人（包括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马克思 对之视为潜在的革命力量）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他也需要表明，真实的工人 是反—空想理论家，是空想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对立面，一旦真正的工人出场， A JacquesRancière, Proletarian Nights: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 London: Verso, 2012, p.xxii. B 雅克·朗西埃：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蒋海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4—125 页。 373 必定意味着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们所营造的无产阶级与人民的理论和话语随之瓦 解。工人本身，或者穷人本身就是瓦解知识分子式宏大人民话语的理论，这里 没有苦难深重而肩负着革命使命的工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争取着自己生存 道路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工人。于是，在恢宏的人民史诗面前，被掩盖和消灭的 却只有人民本身，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民确实被湮灭了。这是一个悖论，一 旦我们触及具体的工人、穷人、流浪者，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吟诵的希望 绝不是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的文章和演讲中那种志宏道远的未来希望， 也就是说，工人或者穷人完全是被知识分子粉饰成为未来的救世主的，他们并 不天然具有革命乌托邦的境界，更没有为迎接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社会而奉献 自己，用朗西埃后来一本新书中的话来说， “你可以在这里理解逾越节上吟唱 《人民之歌》 ，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困惑吗？在这里，你绝对听不到这样的声音， 因为人民没有唱歌” 。A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哈特和奈格里为什么选用“诸众” （multitude）一词而不是“人民”作为反抗帝国的革命主体的原因吧，在哈特 和奈格里看来，从近代以来，人民一词一直就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同质性，从 而压制了各种异质的具体的大众个体的存在，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希望存在着一 种可以保存各个个体的独特性（singularity） ，又能够团结起来反抗帝国的诸众 概念。在他们的《诸众》 （Multitude）中，他们对“诸众”的定义是： “诸众是 一个不可化约的多元性，这些构成诸众的各种独特社会差别必须要被表达出 来，而绝不能划归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或无差别性。 ”B 的确，在经历了 后现代主义对作为宏大叙事话语的“人民”一词的解构之后， “人民”变成了 一种带有专制倾向的统一性话语，在其中，个体的差异和独特性被抹杀了。相 反，后现代主义和 20 世纪末期的激进哲学，正是试图用最具体的个体性和独 特性来消解一切抹杀差异的大写的话语和名称。那是一个突出差异的时代，那 是一个将边缘化叙事纳入中心话语的时代，我们看到，在 20 世纪末到新世纪 的最初十年里，诸众成为了一个新的合法主体，他们没有中心，没有统一性， 同性恋、少数族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受欺压的女性一起走向街头，宣告自己 就是诸众，然后散去，什么也没有留下。尽管哈特和奈格里在《诸众》和《大 A Jacques Rancière, Courts voyages au pays du peuple , Paris: Seuil, 2015, p.62. B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 London: Penguin, 2004, p.105. 374 同世界》 （Commonwealth）强调诸众应该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不断在运动和 生产中生产出一个非同质性的团体来，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始终没有解 决，即一个高度离心，缺乏统一领导和强有力的核心，更不用谈战斗力的近似 于混沌型的生成性诸众，究竟如何可以真正形成高度统一、高度同质化、具有 中心，且其战斗力强烈地依附于这个的资本主义的“帝国” 。诸众太过苍白， 太过乏力，或许连哈特和奈格里自己都察觉到，一个没有共同体，仅仅依赖于 未来生产出来的临时性共同体的诸众的长期存在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他们俩合 作的第四本书《宣言》 （Declaration）中已经通篇找不到“诸众”一词，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与“人民”有着密切关联的词语“平民” （commoner） ，这个词 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基本上是与“人民”一词混用的，而哈特和奈格里的《宣 言》自己都解释说：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 commoner 一词，必须回溯到中世纪英 格兰的生产性意蕴，说得更深刻一点，平民不仅仅是在他们工作的事实上是平 等共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为平等共享而努力。 ”A 而在此前的一个 段落中，哈特和奈格里表明，他们实在看不下去革命一盘散沙式的局面，而需 要这些具有独特差异的个体，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来，显然诸众已经不能 令他们满意，这个或许是奈格里等人弃用诸众一词的原因。倘若真的如此，我 们可以宣告，一个以零碎的、边缘化的、强调差异的后结构主义主导的革命话 语的时代伴随着诸众在文本中的消失而终结，因为，这种强调差异和独特个体 的理论在根本上无法生产出与资本主义帝国对抗的主体来。所以，这是一个回 归，一个重新向人民的回归。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从人民一词的词源和历 史谱系上来理解。 二、平民与人民 实际上，commoner 一词的历史十分久远。尽管这个词是中古时期的英语， 指的是那些在不列颠治理的领土之上没有任何贵族头衔的人，但是，这个词也 是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献中的拉丁语 plebs 的翻译。从罗马建城和王政时期 开始，罗马已经在贵宗（patres）和平民（plebs）之间做出区分，所谓的显贵， 指的是罗马城在建城者罗慕洛斯（Romulus）的名下，设立了一百名元老，在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Declaration , New York: Argo Navis, 2012, p.105. 375 李维的《罗马建城史》中，李维说： 他指定了一百名元老，或许因为这一数目已足，或许因为只有 一百人可以被选为元老。无疑，鉴于荣耀，他们被称为“贵宗” （patres） ，他们的后代为“贵宗的” （patriciique）后代。 A 事实上，李维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描述，认定了古罗马从罗慕洛斯建城 开始，确定了一百个元老及其后嗣们的“贵宗”身份，他们是罗马城的上层阶 级。很自然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才是真正决定罗马各项决策的人物， 同时他们有一种“贵宗的”身份，将自己凌驾在罗马城的其他人（平民）之上， 构成了罗马最初的等级制。 另一位对古罗马等级制，即贵宗和平民区分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王政 时期的罗马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 ，这位女奴的子嗣承袭 了罗马王位，开始制定一些逐渐向非贵宗成分偏斜的政策。首先塞尔维乌斯 设立了人口户籍调查（censum）制度，为了便于对登记入册的人口进行分类 ，而这 和管理，他按照财产的多寡将罗马注册的人口分成贵宗和平民（plebs） 里的平民首先指的就是拥有低于一万一千阿司财产的等级，这个等级的划分， 在塞尔维乌斯那里，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募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制定贡赋的 依据。在塞尔维乌斯统治罗马的时期，所有人都必须进行登记，不进行登记 的人将遭到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因此，塞尔维乌斯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罗 马等级制度的划分，而这个划分正式成为罗马王政时期，乃至其后的共和国 时期的贵族（元老）和平民二分的根基。塞尔维乌斯时期的另一项举动是， 为了保障平民的权益，在平民之上设立了保民官（tribune） ，从而以保民官与 作为贵宗的元老院进行对抗。由于塞尔维乌斯的政策比较偏袒处于下层的平 民，以至于李维在记载塞尔维乌斯历史的时候这样写道： “他这样的出身（指 塞尔维乌斯为女奴之子） ，被这样拥立为王，作为他本人从中出身的最低阶层 的保护人，由于对别人高贵的憎恨，他从贵族那里掠夺土地，分给每个最低 贱的人。他把所有昔日共同的负担转嫁给最高等的公民；他建立了户籍调查， 目的是让富人的财产显露于嫉妒面前并备好，为他需要时从那儿给予最贫困 的人。 ”B 尽管李维对于塞尔维乌斯保护平民，并设立保民官的态度颇有微词， A 李维： 《罗马建城史》 ，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 页。 B 李维： 《罗马建城史》 ，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3 页。 376 但是在后世的马基雅维里那里，塞尔维乌斯设立平民保民官的确是一个很重 要的创举，因为“设立保民官的共识以保障平民。保民官被赋予显赫的职权 与威望，所以从此能够在平民和元老之间担任仲裁，并防范贵族的傲慢” A 。 可见， “平民”一词从罗马建城到王政时期，都意味着罗马混合政体中两 类不同族群之间的处于被统治，也是处在下等层次上的民众。贵宗意味着血缘 上的显贵，亦即他们是在罗慕洛斯建城时期的一百名元老的血缘子嗣，这样， 在平民（plebs）与贵宗（patres）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也就是说， 真正决定平民与贵宗之分的是血缘关系，在贵宗的血缘和平民的血缘之间不存 在任何共通的可能，于是，贵宗和平民之间的纠葛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晚期。不 过，这个时期的平民不能理解为经济上的穷人，即后来的无产者（proletarius） 。 尽管塞尔维乌斯的人口登记制度是按照财产的多寡来区分的，但更多时候，贵 宗更喜欢从血脉来看待平民，即那些血统不纯正的平民，即便拥有再多财富， 甚至即便登上了王座（如塞尔维乌斯） ，在李维这些贵宗看来，他们仍然无法 与贵宗血统中拥有的纯良秉性相媲美。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李维的《罗马建城史》中，还使用了另一 个词 populus，这个词是意大利语的 popolo，法语的 peuple，英语的 people 等 的共同词源。但是，对于这个词的用法，在李维那里，出现了比较大的混淆。 首先，在罗慕洛斯建城的章节中，他谈到是所有人（Populus）共同建立了罗 马城 B ，而在这些人中，选择了一百名元老，以他们作为贵宗。按照这里的说 法，populus 是一个更高的范畴，即 populus 是贵宗（patres）和平民（plebs） 的合集。但是，在后面的关于塞尔维乌斯的章节中，李维几乎是将 populus 和 plebs 混用的，几次谈到平民与元老院的斗争，李维的用词都是 populus，而 不是 plebs。同样，在后世的马基雅弗里论李维的著作中，谈到平民和元老 （Senato）的斗争时，马基雅弗里用的是从拉丁语 populus 延续过来的 popolo 一词。 于是，我们在词源学上，至少看到了两种不同人民（populus）一词的用 法，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 》一文中干脆将之区分为大写人民（Populus）和 小写人民（populus） ，大写人民代表着作为整个城邦和国家奠基的总体，这是 A 马基雅维里： 《论李维罗马史》 ，吕健忠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20 页。 B 李维： 《罗马建城史》 ，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 页。 377 一个抽象的总体概念，也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被后现代主义和朗西埃等 人所批判的作为总体抽象的人民，还存在着一种很真实的人民，这种人民恰恰 是被排斥的底层，处于边缘状态的人民，一种不能被作为统治者的元老和贵宗 所看见的人民，阿甘本称之为作为赤裸生命的人民，而大写人民和小写人民总 是在其中构成了一个奇异的断裂。阿甘本说： “人之构成——政治体乃是通过 某种根本性的分割而成的，并且在人民概念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辨识出前面已被 确认为本原政治结构之规定性范畴的那个概念对立：赤裸生命（popolo）和政 治存在（Popolo） 、排斥和包容、zoē 和 bios。人民概念总在自身之中包含了根 本的生命政治的断层。 ”A 阿甘本的这段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一方面，大写的人民，即作为抽象 整体的政治存在，实际上要求是涵括性的，也就是说，整体的人民需要成为 一个无所不包的包容（inclusion） ，它要求在政治体内，毫无剩余地包括所有 人。但另一方面，作为平民的小写人民，是被贵宗所排斥（exclusion）的，他 们无法真正成为元老院的成员，也无法合法地保护自己在政体之中的权利，也 被任何合法的力量所排斥。大写人民和小写人民之间是一种包容性的排斥关系 （inclusive exclusion） ，也就是说，在从古罗马到今天的共同体中，始终都存在 着这样的情况，即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必须面对根本性的断裂或内战（stasis） ， 大写人民的构成必须要求它最大可能的包容小写人民，但是在政治体的具体运 行上，它又将小写人民排斥在外。 阿甘本对人民问题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民的概念——无论大写人 民还是小写人民——都是被人为的建构起来的。阿甘本所质疑的是，是否先 天就存在着人民，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人民只有在面对政治体才具有意 义。那么在政治体建立之前，人民是什么样子？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 要理解另外一个问题，即人民是如何在罗马构建起来的。在《王国与荣耀》一 书中，阿甘本谈到了罗马执政官或将领在征服异族凯旋的场景，群众居于大道 的两端，而身着紫袍（紫色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将领服饰，而在罗马帝国时 期，紫袍直接成为罗马皇帝的御用服饰）将领向人们挥手致意，而在此刻人们 开始欢呼。实际上，在施米特那里，这种欢呼已经不纯粹是一种情感性的欢呼 A 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1 页。译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378 了，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包含了一种政治性的架构，也就是说，群众在欢呼声中 直接将自己建构为共和国的人民（Populus） ，在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说》 中谈道： “一国人民的直接意志表达形式是，聚在一起的人群以口头——即欢 呼——方式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欢呼是一切民族自然的、必不可少的生命表 ，这种立宪方式直接赋予 现。 ” A 在施米特看来，这是一种标准的“人民立宪” 了国家政体的正当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关系，一方面，人们的欢呼构建了整个政体合 法性，人们直接在自己的欢呼喝彩中，建构了政治共同体，这个是施米特强 调的“人民制宪”的层面；另一方面，是阿甘本强调的方面，这个欢呼不仅 建构了政治共同体，与此同时，也反向地架构了“人民” ，也就是说，欢呼的 人就是人民，而他们以欢呼的形式参与到共同体之中，成为政治共同体的那 个大写的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不欢呼的人呢？阿甘本讲到了在帝国时期的 罗马，有执斧钺的扈从，对于一般欢呼的人民来说，他们所执的斧钺就会成 为皇帝权力的象征，接受万民的膜拜欢呼，这个时候，斧钺尽管是一种生杀 予夺的武器，但是它所执行的却是象征性的功能。那么对于不欢呼的民众， 这个斧钺的另一种功能就会随之起作用，即扈从以“犯跸”或“欺君”的罪 名杀死这些民众，在扈从路过的时候，没有通过欢呼进入政治体之中的民众， 就被扈从的斧钺消灭了，之所以消灭，是因为大写的人民不需要剩余，剩余 的出现，即对大写人民的威胁。阿甘本说： “执法杖实际上以两种形式来实施 其主要的惩罚功能：用杆笞罚，用斧斩首。这样，唯有我们详细考察其与统 治具体关联的方式，我们才可以理解执法杖的本质。它直接界定了统治的本 质与效力。 ”B 如果，我们将欢呼理解为一个政治事件，在这个政治事件中，同时建构 了政治体的权威和人民，那么在欢呼之前，就不应该存在着人民。阿甘本考 察了七十子本圣经（Septuagint）中的希腊语用法，在七十子本中，对应于拉 丁语 populus 的古希腊语单词是 laos，而阿甘本发现，圣经中除了使用 laos 之 外，还有一个名词来形容民众，即 ochlos（需要注意的是，后来的拉丁语将 这个词恰恰翻译为哈特和奈格里所使用的词汇 multitude 的拉丁语形式 multiA 卡尔·施米特： 《宪法学说》 ，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2—93 页。 B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82. 379 。怎么理解这两个词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皈依的仪式，也就 tudo） 是说，在咏唱了对上帝的赞美（如“阿门” ）之后，原来的 ochlos 变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上帝的子民（laos） ，他借助德国政治学家彼得森的一段话说： “在 彼得森对阿门——作为专门意义上的欢呼仪式性典礼中断断续续地出现的阿 门——解释的注脚中，通过阿门，信仰的大众（ochlos）将自身建构为‘子民’ （laos） 。 ”A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对应的状态，即大众和子民（或人民） 的对应，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性的关系，也就是从之前的大众状态， 通过某种语言或仪式，变成一种“人民” ，我们可以说，无论对于宗教共同体， 还是政治共同体来说，它们都需要某种将原来悬而未分的大众状态，通过某种 形式，将其架构为人民。在这个架构中，一部分人成了政治体的合法身体，成 了真正的人民；而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经过仪式或道出语言，变成了赤裸生 命。然而，变成赤裸生命的人，并不是都被执斧钺的扈从所消灭的，他们以掩 盖与隐秘的方式存在于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体当中，他们在那里，仅仅是因为我 们架构和审视共同体的方式让我们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体之 中的非在（inexistence，巴迪欧语）或无分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朗西 埃语） 。但是，由于他们的实际存在，始终成为了对政治共同体（即大写人民） 的分裂的成分，这样，共同体由于永远无法消化这些存在但没有显现出来的剩 余，它始终处于一种分裂和内战（stasis）之中，总是在其内部，存在着一种 力量来试图消解共同体的存在，而如果这种力量，即作为赤裸生命的小写人民 始终存在，共同体的分裂和内战就永远无法避免。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阿甘本需要在 2015 年专门写作《内战》 （Stasis）一书，他进一步将其上升为作为一种政治范式的内战。在这本书中， 他对之前在《王国与荣耀》中所谈到的从大众（ochlos）向人民（laos）转化 的范式进一步地精致化。在这个新范式中，他将列举的是三个范畴，尽管人民 （laos/populus）的概念没有发生变化，但大众一词被分化为两个词，即乌合之 众（moltitudine disunita）和被消解的大众（moltitudine dissolta） 。我们可以依 次来理解其中的要点： A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4. 380 （1）乌合之众代表着一种混沌，没有任何形式架构的大众，意大利语 的 disunita 表示没有任何关系的联合，即一种一盘散沙式的无关的大众，它 既不能凝聚为统一的整体，也无法从中析离出具体个体，一切都在浑浑噩 噩中。 （2）于是语言仪式的形式成为架构大众的事件，在事件中，大众被架构 为人民，这个人民并不是个体的人民，而是人民—王（popolo-re） ，之所以称 之为人民—王，人民构成了利维坦式身体，这个抽象的身体成为了王国的统治 者（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体，如国王，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国王只能构 成头颅，而不能构成整个利维坦的身体，国王和所有人民组成政治整体才是王 国真正的身躯） 。不过，这个身体，这个被建构的政治共同体并不是永恒的， 阿甘本说： “人民——政治体——仅仅存在于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君 王，或某些人的聚会，承担他们的那个大写人民”A ，之所以存在于一个瞬间， 就是大写人民之下还隐藏着小写人民的潜流。 （3）由于赤裸生命的神圣人的存在，使得任何有限王国和政治体必须面 对始终存在着潜在内战的命运，因为被赤裸生命化的小民，始终存在着消解人 民总体的力量，这个消解的力量会积聚起来，在某一刻对政治体的权威发出挑 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那样，整个世界被划分成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现，恰恰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赤 裸生命化的小写人民，他们的力量的凝聚，会直接与作为统治者的大写人民针 锋相对。在针锋相对那一刻，大写人民分裂了，古罗马王政时期的贵宗和平民 之分再次死灰复燃，也就是说，大写人民被分裂和消解为两个或多个对立的部 分，于是，人民变成了被消解的大众。从此，内战开始了。 （4）于是，内战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一方征服了另一方，这个结果 直接回到了人民—王的结构；但还有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彻底丧失 了政治的架构，政治体消失，又回到混沌式的结构，一种乌合之众的状态。 在这个序列中，阿甘本将内战—人民看成一种循环过程，大写人民，即 人民—王是这个序列中最秩序的部分，而内战是这个序列中最混沌的部分。整 个循环，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A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5. 381 ཰ࢻ֭վᇡ ಮ૾oຮ ୅ᅦ ໱‫ގ‬ᆵᇡ 如果说霍布斯笔下的被架构的人民共同体是利维坦这个水中的巨大怪兽 的话，阿甘本则用了另外一个圣经的怪兽——比蒙（behemoth）——来形容潜 在于共同体之下的消解人民共同体的力量，即那些作为赤裸生命存在，并始终 作为共同体内部的内战存在的小写人民。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弱势的剩余，他们 是拥有神力的比蒙，用阿甘本的话说，只要怪异的利维坦存在一天，那么作为 抵抗利维坦地位的比蒙也势必存在，比蒙与利维坦的内战也将永远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两者同归于尽。 三、新人民的诞生 在解释了阿甘本在《内战》中提出的关于人民共同体与消解大写人民的 赤裸生命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哈特和奈格里从诸众（multitude）概 念转向平民（commoner）概念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正如阿甘本指出的，尽管 存在着乌合之众和被消解的大众，而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使用的诸众更近似于 前者，而不是后者。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冀望的并不是利维坦的政治架构 382 之下的诸众，是一种杂多、没有凝聚性的力量。尽管从《帝国》经《诸众》再 到《大同世界》哈特和奈格里反复强调诸众要生产出共同性来，但是由于他们 过于倚重各个个体在诸众之中的独特性（singularity） ，导致了他们实际上很难 真正生产出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共同性来。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诸众“共同性中 的杂多的奇异性机制与旧的多与一的辩证法毫无关系。虽然一与多处于对立的 位置，但共同性与杂多性却并行不悖。 ”A 但是，在没有一的情况下，我们如何 获得共同性，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在他们的三部曲中根本没有解释清楚，这是 一个巨大的问题，帝国的一、或曰帝国的统一性和强制性是通过资本化和生命 政治化来加以保障的，但是诸众的反抗性从何而来？我们真的能够依靠杂多的 独特性和奇异性来反抗具有强大核心的帝国吗？没有一种真正的力量和事件， 依靠一盘散沙式的诸众能够成为抵制利维坦那锋利背鳍的武器吗？显然不行， 在阿甘本的分析中，诸众就是乌合之众，一种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组织、 没有任何领导、没有任何先锋队，同时由于没有上述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了斗 争的力量，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数学化的本体论逻辑看，没有 一个公理体系，即一个可以计数为一的结构，任何杂多实际上彼此无差分（indifferent）湮灭在巨大的混沌中，他们的独特性和奇异性恰恰就是造成巨大混沌 的关键，而这个混沌，与利维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由于混沌是大海，混沌 没有真正可以刺痛利维坦的东西，利维坦这条巨大鱼型怪兽在诸众的奇异性构 成的杂多中游刃有余，没有遭到丝毫真正的抵抗，它的鱼鳞在杂多的混沌、在 乌合之众的海洋里变得更加坚固，而它的背鳍上的锋刺被乌合之众的混沌清洗 得更加干净，甚至露出令人颤栗的寒光。没有任何架构的诸众，停留在杂多和 各自独特性与奇异性的 ochlos，由于无法凝聚为比蒙，因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 与利维坦针锋相对，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统一性、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 任何力量的诸众的唯一道路就是将之炼化为大地上的比蒙。 如何成为比蒙？也就是说，如何让诸众真正获得哈特和奈格里许诺的共 同性？这是哈特和奈格里在他们的三部曲中所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共 同性只停留在非物质劳动和幻想式的共同体之上，难怪齐泽克说哈特和奈格里 太过乐观。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成为对抗利维坦的比蒙，简言之，我们究竟需要 A 哈特、奈格里： 《大同世界》 ，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4— 145 页。 383 什么样的人民？ 或许，巴迪欧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是最出色的。与哈特、奈格里以及后 现代主义不同，巴迪欧并不忌谈一，尤其是同一性。从阿多诺开始，同一性或 大写的一就被赋予了专制性恶名，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即意味着对杂 多的独特性的否定，相反，他所追求的是一个非同一性的世界， “在那种意义 上，非同一性的就是用事物本身来反抗同一化。对象最内在的同一性核心也是 与之最无关的东西”A ，阿多诺的这种反同一性的情怀影响了绝大多数后现代主 义思想家，包括了哈特和奈格里，但在巴迪欧看来，正是这种滥觞于阿多诺的 反同一性潮流，制造了当代的一的恐惧症（un-phobie）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 一，所有的同一性都是恶劣的专制和暴政，因此，他们不加区分地反对了一 切一， 一切同一性。但是，并不是说，因为他们的反对，一就不存在，在巴迪 欧的《存在与事件》的开篇，巴迪欧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有太一” （il y a de （l’ 。B 但是，在巴迪欧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又说了“一不存在” un n’ est l’ Un） 。怎么样理解巴迪欧的这两个命题？显然，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绝对 pas） 不能将大写的太一（Un）等同于小写的一（un） ，所谓的太一，就是作为世界 本体（onto）的原初的一，对于这个太一是什么，我们不需要追问，我们现有 的知识体系也无法追问，对于太一的存在，在巴迪欧看来是一种观念（idée） ， 也是一种信念，这个无需证明。问题出在那些所谓的“一”上，对这些一的表 述，完全囿于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之内，而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有限性 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巴迪欧看来，至少在今天，还很难直接穷尽整个太一的 事实，于是，所有的“一” ，即那个囿于语言结构、囿于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的一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一，是此后人为计数运算操作所造成的结 果，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才说，这个作为运算操作结果的一，原本是不存在 的，有限的人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从自己的知识角度创造了一个原本它所不是的 一。由是观之，阿多诺以及后现代主义，乃至哈特和奈格里，所反对的一恰恰 就是这个后天制造出来的、被作为知识结构的一。 在 2015 年法国拉法布里克（La Fabrique）出版社出版了《什么是人民？ 》 （Qu’est-ce qu’un peuple?）的专题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收录了巴迪欧的 A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ontinuum, 1973, p.161. B Alain Badiou, L’ Être et l’ événement , Paris: Seuil, 1989, p.31. 384 文章《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 ，在这篇笔记中，巴迪欧首先肯定了存 在着人民，但是他否定了绝大多数形容词 + 人民的用法，如法兰西人民、英 国人民、雅利安人民等，巴迪欧说： “我们必须摒弃诸如“法国人民”风格的 表达，以及其他灌注了身份的“人民”的表述形式的反动命运。事实上，在那 里， ‘法国人民’不再意味着： ‘国家赋予了那些说法语的人以权利的人的静态 集合’ 。我们仅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种集合，即身份事实上成为了进行 中的政治进程”A 。在巴迪欧看来，这些所谓的带形容词的人民，意味着一种同 质化身份的威胁，关键是，这个同质化的身份并非真正的太一，也并非真理， 而是一种具有特殊人群而生产出来的带有政治意蕴的一，在这个意义上，巴迪 欧坚持认为，这样的一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样的一赋予了某些特殊属性凌驾 于其他属性之上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自然对那些不具有这些属性的元素 进行排斥，用阿甘本式的语言来说，这种形容词带身份的一，就是贵宗血脉的 确定，同时是对小写人民或者赤裸生命的排斥。同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用在其 他属性上，如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我们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时候， 有可能排斥掉其他人成为工人阶级的可能性，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是一个既定的 一，在“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也就建立了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和 人民之中的绝对霸权，工人阶级将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利益强制性地赋予了人 民，所以阿甘本才会强调，这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具体难题：工人运动面向人 民，同时其目标也是在于废黜人民” 。 B 也正由于这个困境，后来的巴里巴尔 （Balibar）和约迪·迪安（Jodi Dean）都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不专属于某一个现成的阶级，现成的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边界和定义，它是 一个具有明确命名的集合，事实上，它很难适用于一个更灵活的无产阶级和反 抗性的人民概念。 不过，巴迪欧并不反对另一种形容词 + 人民的用法，他的例子是阿尔及 ，和越南战争期间的“越南人民” ，因为在 利亚战争期间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这样的形容词下，面对的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无论是阿尔及利亚 和越南，在殖民时期，他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实指，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争取 一个尚未成型、面向未来的独立的国家。是的，界定他们的是一个尚未成立 A Alain Badiou，Qu’est-ce qu’un peuple? Paris: La Fabrique, 2015, p.12. B 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2 页。 385 的一、一个未来的一，也正是因为如此，巴迪欧说： “ ‘越南人民’实际上代表 着一种人民的存在，他们被拒绝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指，这个国家不能作为 国家所赋予的民族而在世界背景下存在。于是，在国家的非在（l’inexistence） 的反作用力之下， ‘人民’可以参与到政治进程的设计之中，并由此而变成了 ， “阿尔及利亚人民” ，在反 一个政治范畴。 ” A 也就是说，所谓的“越南人民” 殖民斗争的背景下，是一个阿甘本的内战模式。在这个内战模式中，存在着作 为统治者的人民—王，而“越南人民” ， “阿尔及利亚人民”显然就是隐藏在其 下的反抗且面对未来的一，他们所针对的就是实际上凌驾于他们之上、代表 着殖民者利益的巨大的殖民政府的利维坦，在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人，在越南 是美国人。换言之，所有的“越南人民” ， “阿尔及利亚人民”具有了一种反 利维坦的共同体，他们都是平民（plebians） ，也都是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平 ，他们在反殖民斗争中凝聚为一，共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殖民 民（commoner） 者的利维坦。换句话说，巴迪欧承认“越南人民” ， “阿尔及利亚人民”之所以 有意义，正是在阿甘本的小写人民和赤裸生命意义上才具有价值，相反，倘若 殖民战争胜利， “越南人民” ， “阿尔及利亚人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实体国家， 他们作为人民的合法性也随之消失，因为曾经的比蒙变成了利维坦。所以巴迪 欧说： “一旦国家被建立起来，常规化，并成为‘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那 么其所宣称的人民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主体” 。B 对巴迪欧的评述，我们需要理解三点内容： （1）人民之所以成立，或者在巴迪欧看来，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正是 在于其领域的不确定性，人民的国度是面向未来的国度，因为真正的人民属于 那个最真实的国度，即太一。太一尚未降临，那么人民永远都在面向着这个不 可能的国度。相反，任何既定的确定身份都不可能成为人民，即便是以诸众的 方式构成。一旦形成人民，他们的身份都会随之被悬搁，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个 确切的人民的身份。阿甘本在解读圣保罗的《罗马书》时候，提到未来弥赛 亚降临的时候，人们各自实体身份并不会消失，而是被悬搁， “弥赛亚的天召 宣告了一切职业的无效。它以这种方式定义了对我来说似乎唯一可以接受的职 业。……事实上使命召唤这个事业自身，仿佛一种紧急状态从它内部推动它并 A Alain Badiou，Qu’est-ce qu’un peuple? Paris: La Fabrique, 2015, p.14. B Alain Badiou，Qu’est-ce qu’un peuple? Paris: La Fabrique, 2015, p.14. 386 将之掏空，恰好以坚持并驻留在其内部的姿态将它无效化” 。 A 阿甘本的这句 话虽然有点拗口，但他的总体意思是，在一个面对未来弥赛亚的召唤中，现有 的职业和事业的区分仍然存在，但是，相对于召唤的伟大使命而言，这种区分 已经变得没有效用。同样，一旦出现了人民，一旦人们从松散的大众凝聚为人 民，那势必意味着他们悬搁了现有的身份。 （2）人民并不是各个个体的松散集合，巴迪欧使用了一个更明确的词来 形容人民的形成。人民是合体（incorporation） ，与事件之后留下的真实痕迹的 合体。在《第二哲学宣言》中，巴迪欧延续了存在着太一的判断，但是作为真 实的太一并不会时时刻刻显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它被象征符号所构筑的知识 和图像的襁褓所包裹住了，它只会在某一个瞬间，在事件所划开的襁褓的裂缝 中才能昙花一现式的乍现，在它的光芒闪过之后，转瞬即逝。问题在于，我们 如何面对这个真实所撕开的裂缝。与那些虚假的一不同，真正事件性所带来的 太一的光芒告诉我们存在着真理，而在事件之后，忠实地承认并认可事件发生 的主体就成为合体的关键，他们主动地与太一、与真实的事件、与事件之后的 真理合体。巴迪欧说： “在真理形成过程中的合体，这包含在让身体成为真理 的支撑过程中，那么你身体中的一切具有了一种强度，这个强度让你同原始陈 述具有了同一性关系。 ”B 换言之，我们要摆脱阿多诺式地对一的恐惧症，相反 我们要在各种一中进行甄别，忠实于事件，而与事件的真理合体。这样，人民 是一个生产的概念，它是事件之后的生产，在事件之后，那种忠实于事件，并 积极认同于事件所开辟的真理的人合体为新的人民，他们一起面对当下的时 代，开创一个新的国度，让既有的苟延残喘的现有国度都慢慢在事件的光芒中 逝去。 （3）与哈特和奈格里不同，巴迪欧不仅需要合体，还需要先锋队（即人 民的政党） ，巴迪欧很喜欢用“先遣队” （détachement）这个词。在《世界的 逻辑》讨论斯巴达克起义的时候，巴迪欧说，斯巴达克的主力军就是整个忠实 于起义事件奴隶的先遣队。我们可以将巴迪欧的这个“先遣队”理解为马克思 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当然，这个政党并不是苏联意义上的特权党，而是具 体的起义运动中形成站在与真理合体最前沿的人，他们构成了人民之中最骨干 A 阿甘本： 《剩余的时间》 ，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30 页。 B 巴迪欧： 《第二哲学宣言》 ，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8 页。 387 的力量。巴迪欧说，当斯巴达克起义面对罗马骑兵时，是斯巴达克起义第一次 遇到的最大挑战，靠一盘散沙式的管理根本对付不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罗马 骑兵，于是“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所组成一支特殊的军事先遣队去面对罗 马骑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身体的要素就是合体（incorporé）到事件性的当 下之中的东西” 。 A 换句话说，没有合体的先遣队，也就没有可以战胜罗马骑 兵的力量，而这种合体就是走向新人民、合体成为比蒙的唯一可能性。 这样，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概念中羸弱无力的共同性，在巴迪欧的合 体的先遣队概念中得到了最有力量的凝聚，巴迪欧看到，在斯巴达克起义的时 候，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奴隶组成的各种独特性和奇异性组合，这里有色雷斯 人、迦太基人、埃及人、柏柏尔人，每个人都操持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生活 习惯，同时在奴隶队伍中还有大量妇孺和老人，这样的诸众是无法简单战胜强 大的罗马军队的。但是斯巴达克斯做到了，按照巴迪欧的说法，他之所以做 到，正是因为与当下真理的合体，他将奴隶队伍中的角斗士凝聚成一个强有力 的先遣队，从而赋予了可以战胜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同样的案例还有杜桑—卢 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领导的海地黑奴起义，这次起义帮助他们建立 了独立的海地共和国，而这种合体成为比蒙式的人民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将法 国殖民者赶出了海地。 所以，哈特和奈格里的第四本书《宣言》中的平民（commoner）概念也 是合体的人民概念，即一种真正在事件中联合起来的人民（哈特和奈格里看到 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运动） ，这些最新的运动，正是让他们摒弃 松散而处于混沌状态诸众的原因所在，他和巴迪欧、阿甘本一起选择了一个带 有力量的合体的比蒙作为他们反抗帝国的新基础。这种新人民出现，本身就是 为一个即将来临的未来社会而预备的，巴迪欧说： “ ‘人民’一词，只有在国家 可能尚不存在的层面上，才能获得积极的含义。要么我们渴望创造一个被禁 绝的国度，要么我们渴望那种官方正式的国家的消亡。 ” B 而哈特和奈格里说： “平民（commoner）就是一个构成性的参与者，他们的主体性对于形成一个记 忆开放的大同共享的民主社会而言是奠基性的和必要的。 ” C 而阿甘本在《内 战》一书的结尾以一种带有末世场景的方式来描述了新人民的到来， “为什么 A Alain Badiou，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Seuil, 2006, p. 59. B Alain Badiou，Qu’est-ce qu’un peuple? Paris: La Fabrique, 2015, p.21. C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Declaration , New York: Argo Navis, 2012, pp.105–6. 388 在时间终结时，比蒙会用它的犄角，将利维坦推倒，将它撕裂，而利维坦将用 它的鱼鳍将比蒙扯倒，并将鱼鳍穿透到比蒙身体之中。只有在这里，人们才 能安坐下来品尝弥撒亚的筵席，永远摆脱一切法则的束缚” 。 A 在阿甘本看来， 比蒙和利维坦都不是新人民，新人民只会出现在比蒙和利维坦共同消失之后， 因为比蒙是在利维坦制造的剩余，即赤裸生命基础上形成的，利维坦的存在制 造了它与比蒙的内战，而最终弥撒亚必然让巴迪欧意义上的太一降临，那是一 个再没有任何剩余的国度，一个真正的普世国度，在那样的国度里，我们无须 利用人为的契约制造一个利维坦，也不会因为利维坦的出现而出现被消解的大 众下的赤裸生命组成的比蒙，比蒙和利维坦内战决斗的结局是两者同归于尽，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塔木德》和《米德拉什》 ， “比蒙和利维坦，在弥赛亚的日 子里，它们之间会彼此打仗，最终它们都会在战斗中死去。随后，义人会准备 。 B 而新人民的国 弥赛亚的筵席，在筵席过程中，他们会品尝两个怪兽的肉” 度的降临，可以让我们在温馨的炙火前来品尝比蒙和利维坦留下的筵席，我们 才真正进入永恒的王国之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A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68–69. B Giorgio Agamben, 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 trans. Nicholas Her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8. 389 利维坦与比蒙：论人民与大众 吉奥乔·阿甘本 / 文 蓝 江/译 1. 你们此前或许有著名的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封面上蚀刻画的照 片，1651 年“在圣保罗广场庭院的绿龙处为安德鲁·克鲁克印制” 。众所周知， 这是“现代政治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视觉图像” （Malcolm 1998, 124） 。既然在那 些岁月里，象征文学已经达到其顶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者试图在一幅图 像中概括出他整部作品诸多的内容（至少是一幅带有隐微教诲的图像）——体 现其“作品的观念” ，正如乔万尼·巴蒂斯塔·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选择了一封蚀刻画作为其《新科学》 （Scienze Nova）的封面。不过，尽管最近 几十年有所加快，但现代政治学中关于这幅最著名的象征作品的研究文献却十 分贫乏。正如每一次的研究都定位在不同的专业化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承 担这一任务的学者们似乎步入了一个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 ，行进在这片 土地上，必然要求将图像学资源与在我们大学里讲授的一门最微不足道，也最 不确定的学科结合起来，这门学科就是政治哲学。真理所需要的知识就是一种 被我们称为哲学图像学（iconologia philosophica）的学科，这门学科，或许存 在 1531 年［这一年安德烈亚·阿尔恰托 A（Andrea Alciato）出版了他的《寓言 A 安德烈亚·阿尔恰托（1492—1550）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作家。米兰人，他在亚威农、 布尔日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讲授法学。除了写作人文主义法学论著外，他还普及推 广寓言画，发表了首部画册《寓言画》 （Emblemata ） （16 世纪 30 年代出版） ，该书 有许多版本和翻译本。——译者注 390 画》 （Emblemata） ］和 1627 年［这一年出现了雅各·卡特 A（Jacob Cats）的《道 德与爱绘画集》 （Sinne-en minnebeelden） ］ ，但直至今日，我们都还没有这门学 科最基本的原则。 我打算解释这些象征，我竭尽全力不要忘记在霍布斯的意图中或许赋予 这些象征的东西：一道门或门槛，将会引领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中心。这并不 必然意味着我打算进一步推进对《利维坦》隐微教诲式的解读。我们知道卡 尔·施米特为这本书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专著，事实上，他在很多场合都告诉我 们， 《利维坦》是一本带有隐微教诲的书籍。他写到有可能： 在（利维坦）的图像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也更神秘的意义。 就像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伟大思想家一样，霍布斯拥有一个隐微幕布 之下的意义。他说道，他时而会来个“反转” ，但是他只展现他自己 的一半思想，他像人们那样去做，打开会儿窗户，很快就又关上窗 户，害怕暴风雨会进来。 （Schmitt 1982/1996, 43-4/26） 1945 年，在给恩斯特·云格尔 B（Ernst Jünger）的一封信上，他签上了梅 尔维尔 C（Melville）的角色本尼托·塞雷诺（Benito Cereno）的名字，他写到： 这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隐微教诲的书（ein durch und durch esoterisches Buch） ，其内部的隐微教诲需要更深刻的隐微教诲义来穿透。 放开我的双手！让它们安于其位！……不要陷入到其奥秘（arcana） 之中，要等待，直到你能以恰当的方式进入它之中，并最终得到了 首肯。否则，你或许会被愤怒所困扰，这于你的健康不利，这会毁 灭那种超越了一切毁灭的东西。 （Jünger and Schmitt 1999, 193） 很明显，这些评论，如同他所指向的那本书一样，带有着隐微教诲的东 A 雅各·卡特（1577—1660）是一位荷兰诗人，人文主义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 也因为擅长象征画著作而闻名。——译者注 B 恩斯特·云格尔（1895—1998） ，德国作家，曾经是军国主义者，此外他写作过大量 的政治评论、小说和日记，他最著名的小说是《钢铁风暴》 （In Stahlgewittern ） ，里 面描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不过他始终没有成为希特勒纳粹运动的一 员，在“二战”之后成为了一个和平主义者。——译者注 C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 ，19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 一，与纳撒尼尔·霍桑齐名，梅尔维尔身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他的《白 鲸》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其文学史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 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译者注 391 西，不过他们仍然没有理解他们试图要了解的奥秘。所有隐微教诲的意图不可 避免都包含一个矛盾，这标志着这一点就是区分神秘主义和哲学的分界线：如 果隐藏是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玩笑的话，便只能这样来体会，主 体不可能宣布他知道了他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相反，如果这是一个玩笑，在这 种情况下，隐微教诲就更难甄别了。 此外，正是在这个封面上，我们关心霍布斯已经隐约提到了某种类似于 “隐微的帘布”的东西。事实上，画面中心上面写着书的标题的类似帘布和幕帘 所包含着象征意义，在理论上，是可以升起，可以看到藏在其后的东西。施米 特没有忽略这一点， “悬挂在中央的幕帘，暗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里，说 了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说出来” （Schmitt 1982，151） 。从阿诺德·克 （De arcanis rerum 拉普马 A （Arnold Clapmar）的《六个自由共和国的奥义书》 publicarum libri sex）和克里斯托弗·贝索德 B （Christoph Besold）的《论奥秘 政治》 （Dissertatio de arcanis rerum publicarum）开始的巴洛克时期的政治理论 的主流的最适切的意图之一，就是在可见的一面和必须隐藏的一面［隐秘治理 （arcana imperii） ］的结构中进行甄别。从霍布斯的意图出发，不可能走得更远， 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他第一次想将政治哲学奠定在科学基础上（Berns 1987， 。如果我们在随后的页面中掀起这道幕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一个 396） 隐微教诲的意图归之于霍布斯。除非我们想把一个依赖于对读者进行警示的作 品称之为隐微教诲的作品，读者，也就是说——正如许多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 一样——那些有能力不让这部作品中的所有特殊细节和情态逃过他们法眼的人。 在古代世界的戏剧中，已经出现了幕帘。然而，幕帘不是从上面降下的， 而是从下面升起的（如同今天德国风格的幕帘一样） ，这种幕帘藏在舞台和乐 队之间的洞中。我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从上面降下的幕帘取代了这种幕帘，好 比必须隐藏的续集场景并让之与真实世界分开的幕布，如今变成从天而降，而 A 阿诺德·克拉普马（1574—1604） ，德国学者、法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因他关于治 国术的著作而闻名。他生于不莱梅，早年他是研究公法的学院派研究人员，他试图 将历史知识、新斯多葛主义和塔西佗的著作内容结合起来。——译者注 B 克里斯托弗·贝索德（1577—1638）是德国法学家和时事评论员，他的作品主要是 分析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原因。1577 年他出身于图宾根的一个普通新教农民家庭，他 早年学习的是法学，并与开普勒十分熟识。他熟悉 9 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希伯 来语，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联邦主义政治理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 国影响很大，他也是最早研究公共金融的学者之一。——译者注 392 不是像古代一样从地上缓缓升起。你们知道，今天绝大多数幕帘是从中间沿水 平方向拉开，像一个双重掩饰。我们不清楚，舞台上幕帘的这种变化有什么意 义。无论如何， 《利维坦》封面上的帘布或幕帘，掩盖了作为象征性的权力中 心，帘布由两个绳结挂在顶上，它是从天而降，而不是从地上升起的。 2. 艺术家的问题——按照绝大多数学者的说法，这个艺术家叫亚伯拉 罕·博斯 A （Abraham Bosse）——也在霍布斯之后创造了一幅图像，在这里， 这幅图像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这是画在羊皮纸上的一个手绘 的摹本，霍布斯为查理二世准备了这个摹本，在这封面中，图像略显有些不 同——可以肯定，最大的不同是，组成利维坦身体的小人不是面向书中的君王 的，而是面向读者的，也就是说，面向这幅手绘草图所呈现的君王。在这个意 义上，两幅封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在每幅画中，主体都让小人的目光朝 向君王（一幅是画中的君王，另一幅是实际的君王） 。在象征的最高的部分， 利维坦手中紧握着剑和权杖，这里也可以引用《约伯记》的 41:24 拉丁文版 一段引文：大地上没有力量可以与之相媲美（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m quae 。这句话来自书的最后一部分，上帝为了平息所有对约伯的愤懑 comparetur ei） 不平，他描述了两个可怕的史前怪兽：一个叫比蒙（在犹太传统中，比蒙被称 为大牛） ，另一个是海里的怪兽利维坦。其中描述出了利维坦令人惊骇的力量。 在霍布斯所引用的武加大版圣经中有： 你能用钩子将利维坦钓出面，你能用一根绳子拴住它的舌头？ …… 它的脖子上蕴藏着力量，希望在它面前显露出来 …… 它的心脏如同磐石般坚硬，又如铁匠的铁砧一般牢不可破 一旦它想高高跃起，天使们都会被它吓到，被惊吓的天使会感 到自己魂飞魄散 当要用长剑去刺它时，根本无处下手，长矛亦不可用，胸甲亦 不可用 A 亚伯拉罕·博斯（1602—1676） ，法国艺术家，主要创作蚀刻画和水彩画。他一生中 大概创作了 1600 幅蚀刻画，这些蚀刻画涉及当时的日常生活、宗教、文学、历史、 时尚、科学技术等主题，许多他的作品都应用到一些书籍的插画之中。他的绘画风 格来自荷兰和弗莱芒绘画，但给予法国绘画带来了很大影响。——译者注 393 因为它视钢铁为败草，视黄铜为朽木 …… 它让深海像沸腾的热油，让搅动海洋如同在罐中调制膏油 它身后闪现着一条路径，它视深海为老者 大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与它相比，没有人不会为之惊骇万分 （Non est super terram potestas quae comparetur ei, qui factus est ut nullum timeret） 它藐视着一切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就是所有自豪的孩子的王 （Omne sublime videt, ipse est rex super universos filios superbiae） （Vulgate Bilble 2011, 140-145） 在这本书的第 28 章，霍布斯明显参考了圣经中的这个段落，谈到了将 伟大世俗君王的权力与那些用自豪和其他秉性迫使人们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人 相比， 谈到利维坦，我们可以拿《约伯记》41 节的最后两段文字来做 比较，上帝已经赋予了利维坦最伟大的权力，让他成为自豪之人的 王。他说道，在大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之所以造 就了它，是由于人们不会再去惧怕别的东西。他藐视一切高高在上 东西，他成为了所有自豪的孩子的王。 （Hobbes 1996, 221） 我们会回到这些特殊动物，并讨论它们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所包含 的特殊的末世论意义。 紧接着在拉丁引文之下——这段引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象征的铭 文 （在象征传统中，封面刻画出了象征，而图像往往带有一个格言或铭文） —— 我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人物形象，他的躯干——这是他唯一可见的部分——是 由无数个细小的人物形象所组成的，这个人物形象对应于霍布斯的用一个誓约 将众人“统一在一个人”的麾下的学说（Hobbes 1996, 120） 。头戴王冠的巨人 右手执一把长剑，这是世俗权力的象征，而左手执权杖，这是精神（或者用霍 布斯的话来说，是“教会” ）权力的象征。汉斯·巴丽翁（Hans Barion）已经 看到，这个人物形象是左右对称地将中世纪教会表象颠倒过来，在中世纪教会 表象中是右手执权杖，左手执长剑。 前景——用前景来遮住巨人身体的其他部分——是一幅波澜起伏的风景， 散落着村庄，并引向了一座城堡，在城堡里，我们可以清晰辨认出天主教堂 394 （在图的左边，对应于权杖）和一座要塞（在图的右边，对应于长剑） 。 封面的下半部分，是一种与画的上半部分相分离的画框和幕帘，它们也 同样对应于君王的双臂，是一系列细小的象征，每一边有五个，左边指向世俗 权力（要塞、王冠、加农炮、武装旗帜阵和一场战役） ，右边指向教会权力（教 堂、法冠、革除教籍的霹雳，逻辑三段论的象征和一次大公会议） 。在二者之 间悬挂着带着书的标题的舞台幕布。 3. 对象征的解释必须首先从对利维坦——巨人的形象开始。学者不断地 聚焦于其作为国家象征的意义，而他们都没有提出某些更为明显的问题。例 如，他所处位置的问题。相对于组成画面的其他要素来说，利维坦被安置于什 么位置上？ 一个最典型的研究，即莱因哈特·布朗特 A（Reinhard Brandt）按照维特鲁 （也 威人 B（Vitruvian）的人体结构比例，试图画出隐藏在画面之下的巨人的身体 。 就是说，设定了头部是整个身体的八分之一） （Brandt 1982，211–212） 其结果是巨人的脚似乎漂浮在封面上霍布斯书写马姆斯伯里的托马 斯·霍布斯的地方。我说“漂浮”是因为看不出他的双足站立在什么东西之 上，是陆地还是水面。如果我们认为，这似乎也非常有可能，穿过这片绵延的 风景之后就是一片大海，这将十分完美地对应于如下事实，即在基督教传统 中，比蒙才是陆上的怪兽，而利维坦实质上是一个海里的怪兽，一种体型庞大 的鱼或鲸——即便它“不可能用鱼钩钓起” ［约翰·布朗霍尔（John Bramhall） 在他与霍布斯带有恶意的争执中，他提出这本书的利维坦——“不是肉也不是 鱼……而是神与人与鱼的混合体”——这就是霍布斯自己，这也肯定了“利维 A 莱因哈特·布朗特（1937— ） ，德国哲学家，在马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主要研习古 希腊语和拉丁语。1965 年撰写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判断理论而获得博士学位。而现 在他主要研究大卫·休谟和康德的理论哲学。从 1972 年开始，他一直在马堡大学担 任哲学史教授，并于 2003 年退休，最近他用意大利语撰写了大量关于康德哲学的论 著。——译者注 B 维特鲁威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 1487 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它是钢笔和 墨水绘制的手稿，规格为 34.4 cm × 25.5 cm。根据约 1500 年前维特鲁威在《建筑十 书》中的描述，达芬奇努力绘出了完美比例的人体。这幅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手稿， 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同一位置上的“十”字型和“火”字型的姿态，并同时被分别嵌 入到一个矩形和一个圆形当中。这幅画有时也被称作卡侬比例或男子比例。维特鲁 威人现被收藏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中，和大部分纸质作品一样，它只会偶 尔被展出。——译者注 395 坦的字面意思就是鲸鱼” （Bramhall 1977, 459） ］按照施米特的假说，比蒙—利 维坦的二元对立关系对应于大陆和海洋的地缘政治对立关系，这样都可以在这 个封面中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无论如何，比大陆和海洋对立更为关键的事实是，那个“凡俗的神” ， “被 称之为共同体或国家的人造之巨人” （在导论中，霍布斯对之下了一个定义） ， 并不寓居在城之中，而是在城之外。他所处的位置不仅仅是城堡的城墙之外， 而且也在于其领土之外，处在一个无人之地之中，或者在海中；无论如何，绝 不会在城中。共同体——实体政治——并不与这种城的物理实体相一致。而这 正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到的异常情况。 4. 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象征，其神秘性不亚于前一个象征，而且与前一 个象征密切相关，就是这座城非常例外有大量武装警卫，也有两个非常独特的 人物位置很靠近教堂，我们后面会考察这两个人物形象，而这座城却完全没有 居民。街上是空的，整个城无人居住：没有人生活在这里。对此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该城的人口已经被完全转化为利维坦的身体，然而，这也暗示着不仅仅君 主在城中没有位置，因而其人民在城里也没有位置。 于是，我们想要解决其封面上的政治象征所包含的谜题。为什么利维坦 不住在城里？为什么这座城无人居住？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考察 一下另一个研究的发现，这个研究质疑了被称为之“共同体或国家”的人造巨 人的连贯一致性。 5. 在一篇论《利维坦》封面的论文中，诺伊·马尔康 A （Noel Malcolm） 对霍布斯写于《利维坦》同时期的论文《答达文南为刚蒂波特作序》 （AnswertoDavenant’s preface toGondibert）的一个段落产生了兴趣。霍布斯的著作中有 两篇涉及光学［即 1640 年写的《折射论》 （Tractatus de refractione）和 1646 年写的《光学第一手稿》 （First Draught of the Optiques） ］ ，这两篇著作都描述 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光学设备： 我相信（先生）您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视角，在那里， 通过一个短小的中空管，上面的一张图像包含几张不同的图像，上 面没有一张涂有颜色，一个人会由他的几个不同部分组成，通过人 A 诺伊·马尔康（1956— ） ，英国政治评论家、历史学和学者。马尔康在剑桥大学学 习历史学，并在剑桥大学和圣三一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译者注 396 工打磨过的玻璃制件将它们同时汇聚到我们的眼中。 （转引自 Malcolm 1998, 125） 正如霍布斯在导言中所指出，利维坦是一个人工制件，完全可以与“自 动装置（Automata）相比（自动装置是一种像手表一样依靠弹簧和齿轮自动运 转的机械装置） ” （Hobbes 1996, 9） ，这一点已广为人知，然而马尔康所研究的 在这里出现的不是一个机械上的小玩意儿，而是一个光学设备。庞大的利维 坦的身体是由无数个细小的人物所组成并不是真实的事实，而是人工制造出 来的光学幻像——“一种纯粹的幻觉” ，这正是布朗霍尔富有争议的一个界定 （Bramhall 1977, 459） 。不过，与光学在那个时代所获得的名望相对应的是，人 工制件是有实效的，因为它让一元体变成了多元体。 在一段从理查德·范肖 A（Richard Fanshawe）关于论及他翻译乔万尼·巴 （Pastor 蒂斯塔·瓜里尼 B （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的《忠实的牧羊人》 Fido）的书信中转录的一段话中——霍布斯或许知道这段话——似乎肯定了这 一类精巧的玩意儿，或许就是他《利维坦》象征的来源： 高贵的阁下您或许在巴黎看过一张图［是在一个柜子里藏着某 位大人（great Chancellor）的图］ ，那是一个如此令人惊叹的设计呀， 对于一般观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各种细小脸庞的杂乱的集合（都 是那位大人的诸位祖先的面庞） ，与此同时，倘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去看（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里就只有那位伟大的大人自 己的唯一的一张面庞；因此画师受到了一种更为精致的哲学的启发 ……他们知道身体政体（Body Politick）是由若干个自然身体所组 成的，每一个身体，都完全在它自身之中，组成了头、眼、手等等， 同样在另一边，也组成头、眼和手：也正是像这样，如果公共之人 （Publick）被彻底摧毁，私下（Privates）的诸人也无法善存。 （转引 自 Malcolm 1998，126） A 理查德·范肖（1608—1666） ，英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和政 治家，在英国内战期间，因支持保皇党，并效命于英王查理二世而遭到流放。—— 译者注 B 乔万尼·巴蒂斯塔·瓜里尼（1538—1616） ，意大利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在很大程 度上背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消闲文学的原则。写有献给女子 的短诗和诗体悲喜剧。他的代表作之一为田园剧《忠实的牧羊人》 ，蒙特威尔第、马 伦齐奥以及其他作曲家都曾为这个剧本中的牧歌歌词谱曲。——译者注 397 将诸多公民统一在一个人之下，这就像透视视角的幻像一样，政治的再 现就是光学的再现（而且其效果不亚于此） 。 6.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象征之谜是，这座城里没有居民，而一个国家在它 的地理疆域之外。在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中，是什么样的东西对应于这个谜题？ 霍布斯本人在其《论公民》 （De Cive）中给出了回答，当他区分了“人民” （populus）和“大众” （multitudo）之后，他将自己的最基本的原理界定为一 个“悖论” （paradoxum） 。他写到： “人民”是某种单一的东西（unum quid） ， 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对他们来说，只能归于一个行为。他们没有人可以说成是 大众。在所有城邦中，人民都实施着统治（Populus in omni civitate regnat） ，即 便在君主制城邦中，也需要人民的统治，因为人民的意志乃是那一人的意志。 市民，亦即臣民，就是大众。在民主制和贵族制中，公民就是大众，但元老院 。在君主制中，臣民是大众， ［尽管这是一个悖论 才是人民（curia est populus） （quamquam paradoxum sit） ］ ，君王就是人民（rex est populus） 。一般人，以及 其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的人们，通常会说，人们也就是城邦（civitate）的大 多数人就是人民，他们鼓噪着让城邦反抗君王（这是不可能的） ，说人民需要 和不要那些麻烦，总是抱怨的臣民想要和不要的东西，在人民的借口之下，他 们鼓噪着让市民反对城邦，也就是让大众反对人民（Hobbes 1983，190） 。 让我们看一下对这个悖论的反思。如果这个悖论同时意味着一个压隔（大 众 / 人民：市民大众不是人民）和辨识（君王就是人民） 。人民只有在分裂自 身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统治，将自己分裂为“大众”和“人民” 。但是，这个唯 一真实的事物——自然身体的大众，这也正是让霍布斯着迷的问题［1651 年 4 月 15 日，在刚刚完成了《利维坦》的写作后，他写到“我又回到了曾中断了 的对自然身体的思考” （Hobbes 1996，491） ］——仅仅成为一个人？拥有自然 身体的大众一旦被统一到一个君王之下，它们会变成什么？ 普芬道夫 A（Pufendorf）在他的一个评论中，强调这一事实，即霍布斯公 A 塞缪尔·普芬道夫（1632—1694） ，德国法学家和史学家，以对自然法的辩护而闻名。 塞缪尔·普芬道夫是 17 世纪德国法哲学的开创者，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自然 法学思想家。普芬道夫对法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自然法的捍卫上，作为古典自 然法学派在德国的主要代表，其著作中处处充满着自然法思想，尤其是契约论思想 更是影响深远。在自然法学说方面，普芬道夫的思想联结着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与 其他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义务的研究。——中译注 398 理是一个悖论： 因为人民和城邦是某种唯一的东西（unum quid） ，它只有一个 意志，归于它的只有一个行为，这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成是臣民 的大众的东西……即便陈述，我们知道，会接着是这样， “在所有城 邦中人民实施着统治” （Populus in omni civitate regnat） ，这最终成为 了空洞的矫情。因为人民要么标志着整个城邦，要么是臣民的大众。 在第一种意义上，陈述“人民，即城邦，在所有城邦里都实施着统 治”是一个同语反复（Tautological） ；在第二种意义上， “人民，即市 民，即那些与国王不同的人，在所有城邦中实施着统治”是错误的。 在他的下一个陈述中， “即便在君主制城邦中，也需要人民的统治， 因为人民的意志乃是那一人的意志” ，这似乎变得更为简单了，即在 君主制城邦中，城邦所需要的就是那个君主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古 老的悖论，即“君王就是人民” （Rex est populus）完全不能从除此 之外的其他意义上来解释。 （Pufendorf 1934，I:673） 从诸如普芬道夫这样的法学家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在于 将之解释为一个法律拟制（fictio iuris） 。另一方面，在霍布斯那里，这个悖论 保留其所有的天然状态：君王真的就是人民，因为君王是被那些臣民的身体所 构建的，即便是通过一种光学上的幻觉来构建的。 7. 我们可以在《论公民》的第 7 章中找到霍布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 那里，霍布斯斩钉截铁地肯定说，在人民选择了君王的那一瞬间，立刻将它自 己消解在消散的大众之中。这不仅发生在君主制之中，在那里，只要君王被选 出来， “人民就不再是单个人，而是消散的大众（populus non amplius est per，因为它只有借助君王权力（summi imperii） sona una, sed dissolute multitudo） 它才是单个人，现在这个权力已经移交到他手上” （Hobbes 1983, 7, 11: 155）； 而且也发生在民主制或贵族制当中，在贵族制当中， “元老院一旦成立，人民 同时也就消散了（ea electa, populus simul dissolvitur） ” （Hobbes 1983, 7, 9:154） 。 如果我们不思考一下消散的大众（dissoluta multitudo）状态的话，这个悖 论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这就迫使我们从头开始来思考霍布斯的政治体系。人 民——政治体——仅仅存在于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他指出“一个君王，或 某些人的聚会，承担他们的那个大写人民” （Hobbes 1996，120） ，但是，这个 瞬间，也就是人民消逝在“消散的大众”的瞬间是一致的。于是，政治体是一 399 个不可能的概念，因为它仅仅存在于大众与人民—王（populus-rex）之间的张 力关系中：它总是在构成君王的构成中，就业已处在消解自身的行为之中了； 另外，后者是唯一一个“人为之人” （Artificial person） （Hobbes 1996，111） ， 其统一体就是一种光学装置或一张面具的效果。 或许霍布斯思想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身体” 。其整个哲学就是对身体 （de corpore）的沉思（如果我们可以把巴洛克界定为身体和一个面具的统一体的 话，这让霍布斯成为一个巴洛克式思想家） ，正如霍布斯在《法的要素》 （The Elements of Law,2, 27, 9）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说明了人民并没有自己的 身体： “那么认为人民从统治他们的一个人或某些人那里获得一个明确的身体， 就是一个错误” （Hobbes 1969，174） 。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并没有明显地谈到《论公民》中的那个悖论， 不过如果对第 18 章“论按约建立的君王的权利” （O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s by Institution）的细心解读的话，就会让我们明白大众的悖论性地位。在这 里，霍布斯写到，大众的成员必须按约来迫使自己将统治权移交到一个人 手里， 按 照 法 律 来 说， 不 得 到 这 个 人 的 允 许 便 不 能 在 自 己 之 间 订 立新约，在任何事物方面都服从另外一人。因此，他们就是君主 的臣民，不得到君主的允许便不能抛弃君主制，返回到乌合之众 的混乱状态，也不能将他们自己的人民之人格，从那个人身上转 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或者转移到另一些集体的人身上。 （Hobbes 1996，122） 如果我们像霍布斯那样，在先于约定的“乌合之众” （disunited multitude） 和在立约之后形成的“消散的大众” （dissoluta multitudo）之间做出明确区分， 那么这里与《论公民》的话之间的明显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人民—王的悖 （在其中， 论的架构是一个过程，它开始于大众，也回归于大众，但消散的大众 人民被消解了）是与“乌合之众”不一致的， “乌合之众”可以期望任命一个 新君主。乌合之众——人民—王——消散的大众的圆圈在某一点上被打破，它 试图回归到与内战相一致的原初状态。 8.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个象征画中，为什么利维坦的身体不可能在 城市之中（而是无场所地漂浮着） ，为什么城市没有居民。在霍布斯那里，认 为大众没有政治价值，为了让新的国家得以存在，大众就必须要消失，这是一 400 个太过老生常谈的观点。不过，如果我们对霍布斯悖论的解读是正确的话—— 如果人民，不是由乌合之众构成的话，人民本身就会再次消解为大众——那 么，后者（即消散的大众）并不先于人民—王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消解的 大众）人民—王确立之后继续存在的东西。消失的反而是人民，人民便被转化 为君主的形象，因而“在所有城邦中都实施着统治” ，但不可能生活在城邦之 内。大众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价值，它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元素，而城邦正好建立 在对大众排斥的基础之上。不过在城邦中，那里只有大众，因为人民已经消失 在君主之中了。然而作为“消解的大众” ，它在表面上，是无法再现的——或 者毋宁说，他们只能间接地被再现，就像《利维坦》封面上的象征画中所展现 的那样。 我们已经引出了一个奇异的表象，在一个空荡荡的城里，出现了武装卫 兵和两个人物，我们现在就要来揭示这两个人物的身份。弗朗塞斯卡·法尔 克（Francesca Falk）注意到，这两个人物靠近天主教堂，并是带着特征明 显的鸟喙面具 A 治疗瘟疫的大夫。霍斯特·布莱德坎普 B（Horst Bredekamp） 弄清了细节，但没有从中得出结论，相反，法尔克强调了医生在瘟疫期间所 具有的政治（或者生命政治）上的意义。他们在象征画中出现，让我们想起 了“瘟疫、健康和主权之间的选择、排斥和关联” （Falk 2011，73） 。像大 量瘟疫受害者一样，未被再现的大众只能这样来再现，即通过监控他们让他 们保持臣服的士兵，以及治疗他们的医生，他们才能被再现出来。他们住在 城里，但他们仅仅是作为其职责的对象，所关涉的是那个实施着主权权力 A 中世纪时，黑死病横行欧洲，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 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鸟嘴面具常为银制，中 空部位塞入药草用以过滤空气。久而久之，银制长鸟嘴面具就变成医师的象征。眼 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着白手套，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 挥病人如何疗病，他们深深地相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免于黑死病的感染。后 来在不得不接近病患的责任下，想出对策，发明了一种防护衣：医师全身从头到脚 披着防油布制成的大衣，双手用巨大的手套包起来，戴着帽子，脸则藏在可过滤空 气、状如鸟嘴的面具里，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上拿着长棒，必要时指挥病人 如何疗病。由于根本不知道病因，这副装扮多少有吓走病魔的用意，人称“鸟喙大 夫” ，只是病魔有没有受控制并不晓得，倒是小孩被吓坏了。——译者注 B 霍斯特·布莱德坎普（1947— ） ，德国历史学家在慕尼黑、柏林和马堡学习了艺术 史、考古学、哲学和社会学，并在马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 年，他成为汉堡大 学的艺术史教授，1993 年他又到柏林的洪堡大学来任教，2003 年后，他成为柏林高 等研究院的永久成员，2005 年获得了伽达默尔所持的教席。——译者注 401 的人。 这就是霍布斯在《论公民》第 13 章（以及《利维坦》的第 30 章）清晰 无误地肯定的东西，在那里，霍布斯写道： “那些实施统治的人所有的职责完 全在于这个简单的原理， ‘人民的安全乃是最高法则’ （Salus populi suprema ” ，他感觉到需要说明， “通过人民，我们在这里并不理解一个公民，也不 lex） 理解进行统治的城市本身，理解的而是那些被统治的市民大众（multitudo civ” ，而通过“安全”这个词，我们应该理解的不仅是“单纯的 ium qui reguntur） 生活的持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能的）一种幸福生活的持续” （Hobbes 。当我们完整地说明了霍布斯大众的悖论性地位之后， 1983，13，2–5： 195–196） 封面上的那幅象征画是一个信号，它宣布了君主主权权力上已经预备好的生命 政治转向。 但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来解释封面上的画中为什么包括两个处置瘟疫的 医生。在对修昔底德的翻译过程中，霍布斯突然在一个段落中发现，雅典时期 ［他将这个词翻译为“败坏放荡” （licen的瘟疫被界定为“失序” A （anomia） （他将这个词翻译为“革命” ） ： ］和“变革” B （metabolē） tiousness） 巨大的失序（anomia）——这也在城邦中有着其他用途——首 先来自于瘟疫。由于一个面前的人会进行掩饰，并不承认他是为了 声色犬马去这样做，如今他敢大胆这样去做：他眼前看到了这样的 革命，富人们苟延残喘，而那些不名一文的穷人则继承他们的财富。 （Hobbes 1843，208） 于是，在利维坦统治下居住在城邦里的消散的大众或许可以与那些瘟疫 受害者们相提并论，他们必须要被治疗和被统治。利维坦的臣民的前提，或许 也可以与瘟疫的前提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在《利维坦》第 38 章的一个段落 中，在那里，霍布斯用《以赛亚书》33:24 来注解，说道在上帝的国度中，那 里居民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再生病［ “得救者的条件，住在那里的人不必再说， A Anomia 在古希腊语中是一种对词语、数字和语音的忘却，是一种失语症，实际上代 表的是一种人对语言表述的架构能力的丧失，是表达上的失序。由于这里的对象不 是人，而是城邦，因此，阿甘本和霍布斯谈到的应该是由于瘟疫导致的城市秩序的 失序，出于这个原因，阿甘本才说瘟疫是 anomia 的起源。——译者注 B Metabolē 在古希腊语中表示变革和变化，同样，与前面的失序相对应，瘟疫导致 的失序进一步导致原先秩序的崩坏，在暂时的失序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这是 metabolē 所体现的变革和变化。——译者注 402 我有病” （Hobbes 1996, 317） ］——相对而言，似乎世俗王国的大众的生命必 然会暴露在瘟疫的传播之下。 9. 在霍布斯的思想中，最直接的矛盾也标志着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 有争议的东西——人民的概念——这个东西需要引起重视。可以看到，在西方 政治哲学词汇中，同样是这个词，既可以将人民视为在政治上可以定性的实 体，也可以与之完全相对立，指向一个完全相反的现实，即人民是在政治上 无法定性的大众（Koselleck 1992, 145） 。 “人民”的概念因而包含了一个内在 的分裂，通常，这个词汇经常被分裂为人民和大众，公民 A（dēmos）和庶民 B （plēthos） ，人口和人民，贵人（popolo grasso）和百姓（popolo minuto） ，从而 阻止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从宪政角度来看，一方面，人民必须已经被有意 识的同质性概念所界定，不分其种类如何（不分其种族、宗教信仰、经济地 位等等） ，这样，人民总是已经展现出自身；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 它只能通过那些代表它的人来展现。即便我们承认，至少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人民就是宪政的承担者，在某种意义上，人民也是权力的承载者，它发现自 “我 己在一切司法—宪政标准之外。这就是为什么西耶斯 C （Sieyès）会写道： 们必须将世界上各个国家看成是外在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体，或者，正像我 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外在于自然状态” ，这样一个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让自 己从属于宪政形式” ，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它需要一些代表（Sieyès 1970， 。 183） 也就是说人民就是绝对的显现，这样，它就不可能显现，而只能被再现。 如果我们将人民的缺乏称为“黎民” （ademia） （这个词来自于 dēmos，即古希 腊语中人民的意思） ，那么在霍布斯的国家里——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生活 A 在古希腊语中，公民（dēmos）通常指的是具有一个城邦正式政治身份的居民，公民 被视为城邦的主体，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并参加审判，也只有公民才享有城邦的基 本权利。——译者注 B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里除了公民生存之外，还有大量并没有城邦政治资格的庶 民（plēthos）或平民生活在城邦中，他们享受不了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但又必须接 受城邦的统治，在罗马时期，庶民和平民也能举行平民大会，并设立保护庶民和平 民权利的保民官。——译者注 C 伊曼纽尔—约瑟夫·西耶斯（1748—1836） ，法国天主教会神父，法国大革命、法国 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法国督政府督政官、法国执政府执政 官。西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成为大革命的宣言并促使三级会议成立国民议会。 1799 年，西耶斯煽动雾月政变，将拿破仑·波拿巴带上权力顶峰。——译者注 403 在持久的黎民条件之下。 霍布斯已经十分清楚地注意到人民一词的危险性，以及其在构造上模棱 两可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人民总是已经包含了大众。在《法的要素》一书 中，他这样写道： 从这个词的模棱两可的意思开始，逐渐引起了关于人民权利的 争论。因为人民一词带有双重意义。第一种意义，它仅仅代表一定 数量的按照他们居住的地点而区分的人群，如英格兰的人民或法兰 西的人民，这仅仅就是具有那些居住在一定区域的特殊人组成的大 众，完全不考虑他们之间的任何协议和条约，根据这些协议和条约， 一部分人要服从于另一部分人。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代表的是一种 公共人（person civil） ，也就是说，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元老院， 它包含在一个意志中，这个意志涉及所有特殊之人的意志……如果 他们完全不区分人民的这两个意思，他们通常会将人民的权利归于 消解的大众，因为仅仅属于人民，实际上就包含在共同福祉或主权 权力的实体当中。 （Hobbes 1969, 124–125） 因此，霍布斯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和人民之间的区分，而福柯将这 一点当做现代生命政治学的起源。 10. 如果消散的大众——不是人民——在城邦中仅仅是人的在场，如果大 众就是内战中的主体，这意味着内战仍然有可能在国家内爆发。霍布斯在《利 维坦》第 39 章“论共同体致弱或倾向于解体的诸因素”中毫无保留地承认这 一点。他在这一章的结论中写道： 最后，在（对内或对外）的战争中，敌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国 家共同体的军队无法继续守护疆场） ，对效忠的臣民不能再加以保 护，这时国家共同体就解体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 定保卫自己的办法。 （Hobbes 1996, 230） 这 意 味 着， 只 要 内 战 还 在 进 行， 大 众 与 君 主 之 间 斗 争 的 命 运 还 没 有 得到决定，那么国家就不会消亡。内战和国家共同体，比蒙和利维坦共存 着——正如消解的大众与君主共存着。只有最后当大众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之 后，才会发生从国家共同体向自然状态的回归，从消解的大众向乌合之众的 回归。 这意味着内战、国家共同体与自然状态不能和谐共存，它们处在一个极 404 为复杂的关系之中。正如霍布斯在《论公民》序言中解释的那样，自然状态 就是当人们认为城邦似乎被消解了而出现的状态（civitas...tanquam dissoluta （Hobbes 1983，79– consideretur...ut quails sit natura humana...recte intelligatur） ，也就是说，从内战角度来看的状态。换言之，自然状态就是塞入过去内战 83） 之中的神话学框架，相反，内战就是塞入城邦之中的自然状态的框架：一旦人 们从自然状态的角度来看待城邦，就意味着出现了内战。 11. 现在是时候去反思一下为什么霍布斯选择“利维坦”作为他这本书 的标题了，应该没有人能够十分成功地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霍 布斯将国家共同体称之为利维坦，他用一个怪兽的名字来命名他试图研究的 国家的政治理论，至少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个怪兽有着恶魔式的内涵？有人 ，所以霍布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词的消极意 会说，由于只看了《约伯记》 义，这样，他十分天真地使用了这个形象，而他的对手们抓住了这个好机会 狠狠地挞伐他（Farneti 2002，178–179） 。指责作者十分无知——关键在于这 个遭到质疑的作者是霍布斯，他毫无疑问是神学上的专家——在方法论上， 比起我们认为指责他的那些人犯下了时代错误，说作者很无知并不那么令人 信服。有证据表明，霍布斯早就注意到了其书名的消极内涵，此外在他书的 第 17 章，他也再次使用了利维坦一词——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 他很快又写道： “或者毋宁说（更为严格地说） ” （Hobees 1996, 120，其拉丁 语版本为 ut dignius loquar） 。此外，在 1679 年的霍布斯的一首自传体诗歌中 他也写道： “此书……众所周知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利维坦” （Hobbes 1680, 。这让施米特认为，之所以选择利维坦的形象就是“英格兰式幽默”的 10） 产物，但霍布斯不得不为他不谨慎地使用了这样一个神话怪物形象而付出 代价： 无论谁使用了这样的形象，很容易堕入到巫师角色上去，这个 巫师召唤出某种他的胳膊、他的眼睛以及任何其他人类所能拥有的 标准，绝不可能达到的力量。他所冒的风险与其说他会遇到一个联 盟，不如说他遇到的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恶魔，这个恶魔会将他交到 他的敌人手中……传统的犹太人的解释有力地回击了霍布斯的利维 坦。 （Schmitt 1982/1996, 124/82） 12. 杰茜·波什（Jessie Poesch）和马可·贝尔托齐（Marco Bertozzi）重构 了《圣经》中的利维坦会走向恶魔式解释的传统，以及利维坦与反基督之间的 405 图像学关系（Bertozzi 1983） ，在这个方面，他们强调了阿多索 A（Adso）的一封 书信，在这封信中，阿多索评述了反基督和大格里高利 B（Gregory the Great）的 ，其中，比蒙和利维坦都与反基督和天启的 《约伯记中的道德》C（Moralia in Job） 怪兽相关（ 《启示录》13） 。但在稍早一点的哲罗姆 D（Jerome）那里，在他对《诗 篇》103（104）布道讲经时，他写道， “犹太人说上帝创造了一条巨龙，名为利 维坦，它生活在海里” ，随后他立即继续说， “这条龙降自于天国，它欺骗了夏 娃，它降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搅动我们的生活” （Jerome 1965， 。可以在《花 228） ，这本由圣奥梅尔的神甫兰贝特在公元 1120 年前后完成 之书》E（Liber Floridus） 的百科全书中找到，这种对利维坦的恶魔化和反基督化解释的图像上具体化的 形象。可以将《花之书》中坐在利维坦上的反基督形象，与霍布斯封面上的君 A 阿多索（878—942） ，也被称为克吕尼的阿多（odo of Cluny） ，曾担任克吕尼修道院的 院长，曾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也是公元十世纪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他生于一个富有之 乡，并在吕科瑟伊（Luxeuil）修道院学习神学，之后他被分配到法国的图勒（Toul） 担任牧师，后来成为蒙迪耶（Moutier）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译者注 B 大格里高利（540—604）即教宗格里高利一世，第 64 任罗马天主教教皇（590—604 在位） ，中世纪教皇之父。曾当过隐修士，590 年被选为教皇，595 年兼任罗马行政 长官，对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自称天主 的众仆之仆。他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广建修道院，强制实施了宗教教规，又允许 修士从事经济活动，扩大教会资产。极大地提高了罗马教皇的地位而削弱君士坦丁 堡大主教的地位及职权，使得罗马教皇的地位与皇帝的地位相当。其神学思想主要 遵循奥古斯丁的学说，但较少强调预定论。著有《司牧训话》 ，下文中提到的《约伯 记中的道德》 （又译为《伦理丛谈》 ）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C 《约伯记中的道德》 ，也译为《伦理丛谈》 ，是大格里高利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个 作品中格里高利对圣经的《约伯记》进行评述，尤其是 7:14，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 作，全书分 35 卷，共 6 个部分，本书也是格里高利一世自己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总 汇。——译者注 D 哲罗姆 （约 340—420） ，早期基督教拉丁教父，是古代西方教会领导群伦的圣经学者， 公元 340 年生于罗马帝国斯特利同城（今前南斯拉夫境内） 。366 年入基督教。一生 致力于神学和《圣经》的研究，曾根据希伯来版本，用拉丁文重新翻译圣经，即《通 俗拉丁文译本》 ，由于此译本对中世纪神学有很大影响，16 世纪中叶被特兰托公会议 定为天主教法定版本。哲罗姆有志博览宗教丛书，遍游天下名胜，力行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的理念；足迹走遍大罗马帝国，晚年时定居于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过苦修 隐居的生活。——译者注 E 《花之书》是在 1090 年到 1120 年间由圣奥梅尔 （Saint-Omer）的神甫兰贝特 （Lambert） 创作的中世纪的百科全书。这本书编撰了来自于 192 本不同著作中的材料。兰贝特 的中世纪百科全书，也撰写了一个当时的欧洲通史，即按照编年史的顺序记录了到 公元 1119 年的时间。当然，兰贝特的《花之书》之所以出名，也因为他制作了早期 的世界地图之一。——译者注 406 主形象做个比较，十分明显，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亚伯拉罕·博斯，甚 至霍布斯本人都有可能知道兰贝特的这幅画。反基督，头上戴着王冠，右手执 长矛（正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右手执剑一样） ，而左手用手表达了一个祝福的手势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应于封面上权杖的精神权力的象征） 。他的双脚踩在利维 坦的脊背上，而利维坦被表象为一个长尾巴的龙，它的一半身体浸在水里。画 上面的题字强调了反基督和这个怪兽的末世论意义：反基督坐在盘绕的利维坦 式恶魔的标志之上，最终那是只残忍的怪兽（Antichristus sedens super Leviathan 。 serpentum diabolum signantem, bestiam crudelem in fine） 13. 在我们曾引述过的一个段落中，施米特提到了“传统犹太人对利维坦 的解释” 。他说明在他的研究过程中，这对他产生了吸引力。按照犹太人—卡 巴拉 A （Kabbalistic）式的解释，他写到，利维坦代表了： “千座山上的牲畜” （ 《诗篇》50:10） ，我们知道，是一个异教的 国度。世界历史显现为异教国家同另一些异教国家的战争。尤其是， 利维坦，这个海里的巨大怪兽，与陆地上的怪兽比蒙相抗衡……但 犹太人在一旁观战，看一个异教国度灭掉另一个异教国度，对他们 来说，这些彼此间的“屠戮和屠杀”是合法的，是“符合犹太教规 的” （kosher） 。因此，他们吞噬那些被屠戮国度的血肉，并以此来维 。 生（Schmitt 1982/1996, 17–18/8–9） 很明显，这是一个反犹主义的对《塔木德》B（Talmudic） （而不是卡巴拉！ ） A 卡巴拉（希伯来文：‫ ה ָ ל ּ ָ ב ַק‬‎ ；字面意思是“接收”或“接受” ）是与拉比犹太教的神秘 观点有关的一种训练课程。这是一套隐密的教材，用来解释永恒而神秘的造物主与 短暂而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卡巴拉将犹太神秘主义的注意力引向神性本质、创 造、灵魂起源和命运，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它被看作犹太教的密宗分支，因 为它向少数精英教授冥想、忠诚和如何神秘提升等。——译者注 B 《塔木德》是流传三千三百多年的羊皮卷，一本犹太人至死研读的书籍。犹太教口传 律法的汇编，仅次于《圣经》的典籍。公元前 586 年，犹太王国被灭之后，大批犹 太人被沦为“巴比伦囚虏” 。这样，巴比伦逐渐发展为犹太人最主要的文化和精神中 心，集中了许多有影响的犹太贤哲和宗教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享有很高威望和领 导地位的学者阶层。他们以维护犹太教传统及犹太精神价值为己任，潜心研究神学， 著书立说，在公元 2 世纪至 6 世纪之间编纂了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即《巴比伦塔木 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 ，统称《塔木德》 ，形成了塔木德文化。由于《巴比伦塔 木德》编纂于《巴勒斯坦塔木德》之后，经精通摩西律法的拉比们的研究，更主要 是犹太实际生活中的实践，所以其律法权威性远远超过《巴勒斯坦塔木德》 。一般意 义上的《塔木德》指的就是《巴比伦塔木德》 。——译者注 407 传统中利维坦的错误理解，施米特有意识地歪曲了这个传统。按照这个传统的 说法，我们可以在《塔木德》和《米德拉什》 A（Midrash）的大量文字段落中 找到这两个史前怪兽，即比蒙和利维坦，在弥赛亚的日子里，它们之间会彼此 打仗，最终它们都会在战斗中死去。随后，义人会准备弥赛亚的筵席，在筵席 过程中，他们会品尝两个怪兽的肉。施米特很有可能知道这个末世论传统，在 后来他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到过这个传统，并指出“卡巴拉主义祈望着弥赛亚 筵席，在筵席上，义人们将会大口品尝死去的利维坦的血肉” （Schmitt 1982， 。 142） 14. 无论霍布斯是否了解塔木德传统，可以肯定的是，他非常熟悉末世论 的观点。此外，在基督教传统中已经有所暗示，即在利维坦与反基督相关联 的地方，从爱任纽 B（Irenaeus）开始的教会的教父们，已经将之等同于圣保罗 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书信中提到的著名的末世论附录中的“不法之人” （ 《帖撒罗尼迦后书》2:1–12） 。 《花之书》中的插画只是用图 （man of anomia） 像的方式表现出反基督和利维坦，史前怪兽和时间终结的相遇。但末世论主题 贯穿了整个《利维坦》的第三部分，在“论基督教国家共同体”的标题下，有 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之国的契约，这个契约，对于今天阅读霍布斯的读者来说 难以琢磨，他们通常只是简单地越过它。 与通常的教义不同，霍布斯试图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解释《新约》中 “上帝之国” （basileia theou）的概念，霍布斯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旧约》 A 米德拉什（希伯来语：‫）שרדמ‬ ，又译米德拉西或密德拉西，希伯来语“解释” 、 “阐述” 之意。犹太教解释、讲解《圣经·旧约》的布道书卷。公元 2 世纪时已有雏形，6— 10 世纪全部成书。全书按《圣经·旧约》各卷的顺序编定，对之进行通俗的解释与 阐述，分别称为该卷的“米德拉什” 。 《米德拉什》的分为两种： 《哈拉哈》 （意为“规 则” ） ，讲解经文中的律法、教义、礼仪与行为规范，说明律法如何应用在犹太人现 实生活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文体庄重严谨。 《哈加达》 （意为“宣讲” ） ，阐述经 文的故事、寓意、逸事、传奇，及奥秘的含义等，亦受尊重，但更有趣味性。 《米德 拉什》对于了解犹太教有重要的价值，它是犹太教的通俗性典籍。犹太教家庭的孩 子从小就要学习《米德拉什》 。——译者注 B 爱任纽（130—202）使徒教会后期的神学家，爱任纽生长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士每拿。 后半生又住在高卢（现今之法国）；所以在地理上沟通了当代的东西两地。他早年从 学于坡旅甲，受他影响至深，与老师及“太老师” （使徒约翰）一般强调基督徒之爱； 此外，也接触过许多希腊作家，故有优良的教育背景。为了维护正统信仰，爱任纽 极力反对当时勃兴的孟他努派（Montanism）及诺斯替派（Gnosticism） ，不遗余力地 与之争辩，从他的著作中可见一斑。——译者注 408 还是《新约》 ，上帝之国都意味着一个真实的政治国度， ［这个国，由于扫罗 A （Saul）的选举，在以色列中断了］ ，基督将在时间终结时恢复上帝之国： 因而上帝之国，是一个真实的国，并非隐喻上的国，不仅在 《旧约》中，而且在《新约》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当我们念叨道，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glory），这个国应该理解为我们的协约之下，而不是诸神的权利之 下的诸神之国，因此上帝总是拥有这样的国度，因此在我们的祈祷中说 “王国降临”（The Kingdom come）是十分肤浅的，除非那个国是基督耶 稣所复活的上帝之国，由于以色列的造反，选出了扫罗王，这个国被中 断了。如果它仍然还在持续的话，说“天上的王国已经唾手可得”或者 祈祷说“您的王国降临”也都是不恰当的。（Hobbes 1996，283–284）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具有完整的政治概念，在霍布斯的末世论中，其具 有的具体政治异议也在第 38 章中得到重新肯定： 最后本书的第 35 章已经根据《圣经》中许多明显的经文证明 了上帝之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上帝本身首先是根据《旧约》 ，后来是 根据《新约》成为这个王国的主权者，并通过代理人来加以统治的。 这些经文因之也就的确证明了这样一点：当我们救世主在其威仪和 荣耀重临人世，实际地并永远为王时，上帝之国将矗立在大地之上。 （Hobbes 1996，311） 很自然，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正如圣保罗和《圣经》经文中的说法一 样，大地上的上帝之国是可以实现的，只有在那时，基督耶稣才会第二次降 世。到这里为止， 《利维坦》之前的分析都十分正确。然而，我们不可能阅读 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仿佛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包含了他所谓的“基督教政治 学” （Hobbes 1996, 414）的基本原理，尚未写就。贝尔纳·维尔穆斯（Bernard “政治神学是霍布斯—研究（HobbesWillms）有一个说法，按照他的说法， A 扫罗是便雅悯（Benyamin）支派的后人，父亲叫基士（Kish） ，是个大能的勇士，所 以在以色列甚有声望。他是以色列犹太人进入王国时期的第一个王，公元前 1020— 前 1000 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与腓力士人作战并取得了胜 利。然而当撒母耳（Samuel）膏立他为以色列第一任王帝时，他却推辞，说： “我不 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 我说这样的话呢？ ”后来撒母耳将膏油倒在他头上，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以致他在先 知中受感说话。这都是神提升他身份的记号。——译者注 409 ” （Willms 1970, 31） ，在这个意义上，需 Forschung）的基本教义 A（shibboleth） 要进一步说明，在霍布斯那里，政治神学是在一个关键性的末世论视角中出 现的。 在《利维坦》中，正如我们已经十分正确地看到，霍布斯不仅将基督教 神学还原为一种先知学说和末世论，而且“其先知的权威性被塞入到一个末 世论的未来当中” ，通过这种方式， “他的政治学立足于弥赛亚的层面上，正 如他所实现的弥赛亚主义几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 （Pocock 1989，173– 。事实上，界定霍布斯理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上帝之国和世俗王国 174） （利维坦）变成完全自主的，摆脱了与它们藕断丝连的末世论视角，一旦上帝 之国在大地之上政治性地实现，那么利维坦必然会消失。上帝之国——这是 康帕内拉 B（Campanella）论文的一个标题，霍布斯或许知道这篇文章——完 全是弥赛亚式的君主制（Monarchia Messiae）：它同时是世俗君主制的范式及 其终结。 《利维坦》封面上的谜题才能得到解决。 15. 只有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再看一遍利维坦的图像，我们会看到，构成巨人身体的细小的身体都 没有头，与霍斯特·布莱德坎普在他对《利维坦》封面的研究中提到的古代 和现代的一些肖像画进行对比，那些肖像画会在对头部绘画上精雕细琢（Bre。 dekamp 2003） 这似乎意味着利维坦在表面上就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头部” ，这个政治实 体的身体是由臣民的人民所组成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身 A Shibboleth 起源于希伯来文的 shibbólet（‫）תֶלֹּבִׁש‬ ，其字面意思是植物和谷物的部分，如 谷壳和麦芒等等，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主要是参考了希伯来文的圣经，其中，这个词 用于分辨以法莲部落（Tribe of Ephraim） ，因为他们的方言中没有 /ʃ/ 这个发音，和分 辨基列（Gileadite）部落，他们的方言中则包含了 /ʃ/ 的发音。在现代用法中，shibboleth 代表着一种学说、一种教派，乃至一种宗教与其他学说、教派、宗教区分的根本性要 素。——译者注 B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原名为乔万尼·多米尼哥·康帕内拉，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作家。1568 年 9 月 5 日生于意大利南部， 1582 年入多米尼克会。1591—1597 年，因发表反宗教著作 3 次被捕，先后坐牢 6 年。 1597 年 12 月获释。被勒令返回故乡后，因参与领导南意大利人民反对西班牙哈布 斯堡王朝的斗争，于 1599 年 9 月被西班牙当局逮捕，度过 27 年的监狱生活。1628 年 7 月获释后，继续参与组织家乡人民的反西班牙起义，不幸又因叛徒告密而失败。 1634 年 10 月逃亡法国，1639 年 5 月 21 日卒于法国巴黎。——译者注 410 体，仅仅存活在君主的身体之内。但是这张图直接来自于圣保罗的概念，在 圣保罗书信的许多段落中都有表达，按照圣保罗的说法，基督耶稣就是教会 （ekklēsia）的头颅（kephalē） ，也就是说，他就是信众团体的头颅： “他是身体 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 ” （hē kephalē tou sōmatos tēs ekklēsias） （ 《歌罗西书》 ， “他（基督）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 1:18） 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 ” （ 《以弗 所书》4:15–16）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 全体的救主。 ” （ 《以弗所书》5:23） ，最后在《罗马书》12:5 中，在这段话中没 有出现头的形象，但是谈到了共同体成员的大众“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 身体，也是互相作肢体” 。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封面上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利维坦和臣民之间 的关系，正如这就是基督耶稣和教会关系在世俗社会中的映射。不过，这个基 督耶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头”的形象，是不能与圣保罗的末世论主题相分离 的，按照圣保罗的说法，在时间的终结处，那时“圣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 物屈服于自己的上帝” ，好使上帝“在万有之上” （ 《哥林多前书》15:28） 。如 果我们将之与基督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头颅关系一起来阅读的话，这个明显带有 泛神论的主题获得了其特有的政治意义。在现在的国家里，基督耶稣是信众团 体这个身体的头颅，而在时间终结的时候，即在天国之中，头和身体不再有任 何区别，因为上帝就是万有之主。 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霍布斯的命题，按照其说法，上帝之国不能以 隐喻的方式来理解，而是在字面上，这意味着在时间终结的时候，利维坦作 为头颅的幻像将被抹除，人民将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这个间奏区分了政治实 体——仅仅在利维坦的光学幻像中才能看到的实体，事实上，它并非真实的实 体——与真实实体，前者在政治上是看不见的大众，最终将通往完美的教会。 但这也意味着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根本没有真实的实体，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 政治实体：政治实体只能将自己消解为大众和利维坦，利维坦将与比蒙一起存 活到最后——与比蒙存在内战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在福音书中，围绕在耶稣周围的大众从来没有构成一个政治 实体（人民） ，而总是用乌合之众或“暴民”这样的词来表达。在《新约》中， 我们发现了三个表达“人民”的词汇：庶民（plēthos） ［在拉丁语中，这个词 就是大众（multitudo） ］出现了 31 次，群众（ochlos） ［在拉丁语中，这个词是 411 暴民（turbo） ］出现了 131 次，人民（laos） ［在拉丁语中，这个词是平民（plebs） ］ 出现了 142 次［在后来的教会词汇中，最后一个表达直接成为教会专用词汇， 即上帝的子民就是神民（plebs Dei） ］ 。没有出现的是一个带有政治价值的词 汇——公民（dēmos，populus）——这仿佛是说，在弥赛亚事件中，已经将人 民转变为大众或无形式的乌合之众。通过类比，在霍布斯城邦中，世俗神灵 （mortalis Deus）的建构，同时导致了政治实体被消解成为大众。按照霍布斯 的政治神学的说法，直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世，大地上不会出现可以作为政治国 家共同体的上帝之国，这意味着，在那之前，教会也只是潜在地存在着［ “选 民，只要他们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只能算是潜在地构成一个教会，直 到他们与不义之人分离，最终聚集在审判日之前，他们都不具有实际的实体” （Hobbes 1983, 17, 22:268） ］ 。 16. 现在是时候考察一下《新约》文本了，在《新约》中，对于末世论冲 突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末世先于上帝之国的建立，没有末世论，对霍布斯政 治思想的理解就是不完善的：这里涉及圣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 《帖 撒罗尼迦后书》 ） 。在这封信中，圣保罗向帖撒罗尼亚人谈及了主的第二次降 临（Parousia of the Lord） ，将末世情景描述为一场战争，战争的一边是弥赛亚， 另一边是两个人物，他称之为“不法之人” （ho anthrōpos tēs anomias）和“受 钳制之人” （ho katechōn） ：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了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 定有背道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ho anthrōpos tēs anomias） ，就是 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他抵挡神，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 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我还在你们那里 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箝制他，使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因为那不法的 潜力（mystērion tēs anomias, 武加大版翻译成 Mysterium iniquitatis） 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钳制他的在那里，直等到那钳制解除了， 那时，这不法的人（anomos）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自己口中 的气除掉他，以自己再来所显现的光辉消灭他。 （ 《帖撒罗尼迦后书 ） 2:3–8》 当教会尚未封闭其末世论机构，对两种有问题的人的辨识——“受钳 制之人”和“不法之人”——尤其激发了那些从爱任纽到哲罗姆，从希波吕 412 托斯 A（Hippolytus）到提科纽 B（Tyconius）和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会教父们的 解释学上的才智。当第二次明确无误地将之等同于《约翰一书》2:18 C 中的反 基督时，首先，按照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宽泛地对待 传统的方式，就是将之等同于罗马帝国。对于施米特来说，他在“受钳制”教 义中看到，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审视历史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这个传统： “一个 受钳制的人坚守这样的信仰，直至世界末日来临” ，他写道， “为末世来临之时 所有人的行为都无法行动的观念，与像日耳曼国家的基督教帝国这样的伟大的 历史权力之间架设了唯一可能的沟通的桥梁” （Schmitt 1973/2006, 29/60） 。也 正是在这个“钳制”传统中，他定位了霍布斯的国家理论。 17. 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共同体有一个名称——利维坦——这个词 同时也是反基督的同义词，霍布斯意识到，将国家概念的定位在关键性的末世 论视角中（在《论公民》的一个前面引述过的段落中，这是一个幻像，在教会 中将义人和恶人分开来，这里也暗含地指向了《帖撒罗尼迦后书》 ） 。也正是在 这里，施米特对利维坦的解释暴露出其不充分性。在《利维坦》中，我们可以 在圣保罗的文字中找到不下五十个引文，但霍布斯完全没有提到《帖撒罗尼亚 后书》 ，这似乎不是太一致。在霍布斯的“基督教政治”中，国家绝对不可能 拥有任何可以保留到世界终结之时的权力作用，事实上在这个视角中，国家 权力是无法展现的；相反，在《圣经》经文传统中，霍布斯或许反讽地重申了 反对教会的立场，而教会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世界末日可能发生在任何时 间，国家不仅仅不是一个受钳制的人，事实上与时间终结之时必须要消灭的末 世怪兽是一致的。 施米特的说法众所周知，即政治概念就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这个说法 必须进一步在这样的意义上阐明，即今天，被世俗化的东西在根本上就是末世 A 希波吕托斯（170—235） ，全称是罗马的希波吕托斯，公元 3 世纪的最终的基督教神 学家，传说中，说他是爱任纽的学生，不过希波吕托斯还是有着自己的风格。他曾 与他那个时期的教皇发生矛盾，他组织了罗马的学院，成为罗马教皇的对手，也正 是这个原因，他也被视为第一个反对教宗的人。——译者注 B 提科纽（370—390） ，它是北非迦太基的基督教派多纳图派（Donatist）的重要成员， 他受到圣奥古斯丁的影响，他接受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解释。——译者注 C 在《约翰一书》2:18 中，原话为： “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你们听过反基督 者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反基督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 ”—— 译者注 413 论的概念［想想“危机”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吧，它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末世论 的重点，最后的审判之日（Koselleck 2006） ］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政治就是 建立在对末世论的世俗化基础之上的。也只有霍布斯的思想，如此集中于末世 论主题，并坚持末世论的特有立场。不过，不要混淆了末世论和奠定了霍布斯 政治学的那种政治，在两种自主权力之间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利维坦王国和上 帝之国是两种不同政治上自治的实体，千万不要混淆二者，不过这两个王国在 世界末日中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国度必然消失，而第二个国度必 然实现。 在这里，霍布斯的末世论展现了与本雅明在《神学—政治片段》 （Theologisch-politishces Fragment）中所阐述的相近主题。对于本雅明来说，上帝之国 也只能作为末世（eschaton）事件，而不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从历史的观点 来看，这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彻底的终结” （Benjamin 2002, 305） ］ 。对于本雅 明来说，相对于上帝之国来说，世俗政治的领域也是完全自主的。然而，无论 对于本雅明，还是对于霍布斯来说，相对于上帝之国，世俗政治都不具有任何 “钳制”的功能：它绝不是钳制它不让其降临，相反，本雅明写道， “这是一个 最不唐突的方式下的范畴” （Benjamin 2002, 305） 。 在本质上，利维坦—国家必须要确保其臣民的“安全”和“生活的温馨 如意” ，它也堕入世俗时间终结之中。像约翰·巴克利 A （John Barclay）在其 小说《艾格尼丝》 （Argenis）中所说明的那样，其选择是一个绝对主义的判 断［ “要么将自由交还给人民，要么保障国民的安定” （Koselleck 1988, 18） ］ ， 这必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霍布斯知道，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段落［ 《帖撒 罗尼迦前书》5:3，霍布斯在《利维坦》第 44 章引述了这段话（Hobbes 1996, ］ ，在其中， “和平和安全” （eirēnē kai asphaleia）与主的审判日的灾难 427） 性的降临是一致的［ “当他说， ‘那里有和平和安全’ ，那么毁灭就会降临在他 们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比蒙与利维坦不可分离，这也是按照施米特所引述的 塔木德传统的说法，为什么在时间终结时， “比蒙会用它的犄角，将利维坦推 A 约翰·巴克利（1582—1621）苏格兰著名讽刺作家和新拉丁派诗人，尽管他是苏格 兰人，但他实际上生于法国的洛林地区，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下文提到的《艾格尼 丝》 （Argenis） ，这本书是一篇历史寓言，故事讲的是法国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执政 期间的法国宗教冲突，里面也涉及大量的英国历史事件，如奥孚伯利（Overbury） 的丑闻。——译者注 414 倒，将它撕裂，而利维坦将用它的鱼鳍将比蒙扯倒，并将鱼鳍穿透到比蒙身体 之中” 。只有在这里，义人们才能安坐下来品尝弥撒亚的筵席，永远摆脱一切 法则的束缚： 先贤会说：这是否是屠戮的正确的方法？难道我们在《密西 “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屠戮，我们可以 拿》 A （Mishnah）中没有学过： 在任何时候进行屠戮，除了用镰刀、锯子和牙齿之外的一切工具来 进行屠戮，因为这些东西导致的疼痛犹如窒息或钉子导致的疼痛”？ 阿本·卡哈纳拉比（Rabbi Abin B. Kahana）说： “一个新《托拉》 B （Torah）将出自于我” （Leviticus Rabbah 1961, 13, 3: 167; 参看 Strack and Billerbeck 1928, 1163; Drewer 1981, 152） 。 或许正是由于对命运的反讽， 《利维坦》一书——这个文本如此浓厚地， 也或许如此反讽地带有末世论的味道——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理论最重要的范式 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如果不能注意到其神学根源的话， 就无法从其矛盾中走出来。 A 《密西拿》 （Mishnah）是希伯来语音译，源自其词根 Mishnah（意为“重复” ） ， 《密西 拿》意为“通过重复学习或教导” 。它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 文部分。公元 2 世纪末—3 世纪初（171—217）犹大亲王（亦称圣者拉比犹大）掌管 乌沙犹太教公会。当时犹太教除《托拉》成文律法外，还有数百年来拉比诠释律法 而形成的大量的“口头法规” 。这些法规是拉比们根据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案例上具 体应用，教导犹太人“可行什么”和“不可行什么” 。在犹大亲王的主持下，把自以 斯拉时期以来一直收集的所有关于律法的评论汇集在一起，加以分类、整理和补充， 历经 20 多年时间，编成一部希伯来文巨著，称为《密西拿》 。——译者注 B 托拉，希伯来语：‫。ה ָרֹוּת‬托拉广义上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亦指上帝启示人 类教导与指引。狭义上指《旧约》的首五卷（犹太人不称旧约） ，犹太教称为摩西五 经（希伯来语： ，即《创世记》 、 《出埃及记》 、 《利未记》 、 《民 ‫הֶׁשֹמ־תַרֹוּת‬，Torat Moshe） 数记》和《申命记》 。——译者注 415 “人民”一词用法的 24 个笔记 阿兰·巴迪欧 / 文 蓝 江/译 1. 尽管我们可以再次并一直向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提出的“我们在这里以 人民的意愿”的口号致敬，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民”一词，就其自身而 言，绝不是一个代表进步主义的名词。当梅朗雄 A（Mélenchon）宣告说“站在 人民的立场上！ ”在今天来说，这不过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修辞而已。尽管“人 民”一词十分近似于纳粹使用的德语“人民” （Volk）一词，但我们仍然认为， “人民”并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词汇。当我们谴责玛丽·勒庞 B （Marie Le ，这仅仅是加强了这种混淆。事实上，今天“人民”一词 Pen）的“民粹主义” 只是一个中性词，就像政治辞典中的其他词汇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上下文 的语境。于是，我们需要对之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A 让—吕克·梅朗雄（1951— ）生于摩洛哥丹吉尔，是一位法国政治人物，现任欧洲 议会议员。早年就读弗朗什—孔泰大学，1977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83 年当选马西 市议员，1985 年被选为埃松省议员，1986、1995、2004 年被选为代表埃松省的法国 参议员。2008 年 11 月脱离法国社会党，与马可·多勒（Marc Dolez）共同建立法国 左派党。——译者注 B 让·玛丽·勒庞（1928— ） ，法国政治家，极右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她曾数次参 加法国总统选举，其中在 2002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一度获得 17.4% 的得票率，击 败当时被看好的法国左派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尽管她最终负于希拉克，但却 震惊了整个欧洲。不过他关于移民和“二战”历史等言论，却常常遭受很大的争 议。——译者注 416 （populaire）含义更为丰富，也更为灵活。这只需要 2. 形容词“大众的” 看看如下一些表达就够了，如“人民委员会” （comité populaire） 、 “人民运动” （mouvement populaire） 、 “人民法院” （tribunal populaire） 、 “人民阵线” （front 、 “人民力量” （pouvoir populair）等，而在国家的层面上，则有“人 populaire） 民民主” （démocratie populaire） ，更不用说“人民解放军” （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了，我们就会发现，形容词就是对名词的政治化，并赋予其一种 灵韵（aura） ，这种灵韵将压迫与新集体生活的启蒙之间的裂缝弥合起来。当 然，说一个歌唱家或政治家是“人民歌唱家”或“人民政治家” ，这仅仅是一 种国家主义标签，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如果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某些事件 中由同样这个阶级进行的运动和起义，这就是解放的问题了。 3. 反过来看，一旦“人民”一词跟着一个形容词，尤其是这个形容词是 带有身份或民族籍贯的形容词时，我们对这个词就不太信任了。 4. 当然，我们知道“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绝对是合法正当的表达， 没有任何政治上值得质疑的地方。在殖民主义压迫的情况下，甚至是无法容忍 的外族侵略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解放” ，赋予了那个跟随在一个表示特殊 民族的形容词之后的“人民”一词，具有了不可否认的解放的意蕴。尤其是站 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立场上，他们宁愿说“部族” （peuplades） 、 “种 族” （ethnies） 、 “部落” （tribus） ，而这些并非是“种族”或“野蛮人”的说法。 “人民”一词只适用于强大的征服者，并被同样的征服者所颂扬： “法兰西人 民” 、 “英国人民” ，这些有……“阿尔及利亚人民” 、 “越南人民” ，这些没有。 知道今天，为了维护以色列的统治，绝不能有“巴勒斯坦人民”！在民族解放 战争时代， “形容词 + 人民”被神圣化了，这是由于经常需要武装斗争， “人民” 一词的正当要求，而殖民者则宣称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民，而拒绝了“人 民”一词的这种用法。 5. 但在解放斗争的暴力过程之外，在将“人民”作为禁词的殖民运动之 外， “形容词 + 人民”这种表达有什么用？这不算什么大事，让我们来直接面 对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如此。因为在今天，势必会让马克思那句振聋发聩， 同时也容易遭人遗忘的名言的真理成为必然，尽管在其作者那里至关重要： “无产阶级没有国家” 。他们的境况甚至还不如过去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脱 离了土地，远离了可怜的农民，加入到大资本的工厂里来——今天无产阶级比 以往更甚。无产阶级不仅仅从农村到城市，也在从亚非到欧美，从喀麦隆到上 417 海，从菲律宾到巴西。那么带国籍的“形容词 + 人民”属于哪里？今天，比 对阶级未来的伟大预言家马克思创立第一国家，比工人成为国际主义鲜活的身 体的时代更好，其唯一的领域就是，存在着叫作“无产阶级”的事物，这些事 物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主观化的身体。 6. 我们必须摒弃诸如“法国人民”之类的表达，以及其他灌注了身份的 “人民”的短语。事实上，在那里， “法国人民”不再意味着： “国家赋予了那 些说法语的人以权利的人的静态集合” 。我们仅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种 集合，即身份事实上成为了进行中的政治进程，如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中的 “阿尔及利亚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种“形容词 + 人民”只 有极端对立于另一种“形容词 + 人民”才能获得其真实，那种“形容词 + 人民” 的背后矗立着殖民者的军队，这些军队直接镇压“人民”一词之下的起义者， 或者说，这就是反动国家的军队，它渴望消灭“反国家”暴乱。 7. 于是“形容词 + 人名”要么是一个国家的静态范畴（如今天在形形色 色政客口中的“法国人民” ） ，要么是一个与所谓民族解放的情况有关的战争和 政治进程的范畴。 “人民”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权利范畴。通过 8. 在著名的代议制民主制中， 投票的政治拟像，由人类原子的集合所组成的“人民” ，赋予了一种假象以当 选的合法性。这就是“人民主权” ，更准确地说，是“法国人民”的主权。如 果在卢梭那里，人民主权还是实际而活生生的人民集合的话——记得卢梭认为 英国议会就是诈骗——在今天，十分明显的是，这种人民主权，也就是有静态 和原子化的意见所组成的多元，不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作为代议过程的司法 参照物， “人民”仅仅代表着国家可以且必须在其存在中持续下去。 “何种存在？ ”我们将会问道。于是，无须在此赘述，我们进一步提出， 9. 国家不仅仅在投票中，而且也在资本必然性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上，在这种资本 必然性不断需求的反人民的行径上，获得其真实性。这变得越来越公开，也变 得越来越无耻。这就是我们的“民主”政府将他们声称所代表的人民，变成一 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化的实体。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们和圣托马 斯一样只相信所看到的东西，那就看看荷兰吧。 10. 但“人民”真的不是形容词“人民的”进步的含义下的一个根本实在 吗？ “人民团体”难道就不是另一种意义上“人民”的代表吗？这种意义是封 闭的国家的意义，他恢复了带国籍的形容词，和人民主权下的“民主的”司 418 法化。 “越南人民”实际上代表 11. 再看看民族解放战争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 着一种人民的存在，他们被拒绝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指，这个国家不能作为 国家所赋予的民族而在世界背景下存在。于是，在国家的非在（l’inexistence） 的反作用力之下， “人民”可以参与到政治进程的设计之中，并由此而变成了 一个政治范畴。一旦国家被建立起来，常规化，并成为“国际共同体”一部 分，那么其所宣称的人民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主体。这就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无 论其国家形式如何，它都是构成国家的被动的群众。 “人民”是否并不能在这些被动的群众中设定出一种独特性 12. 不过， （singulaité）来？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例如在法国，1936 年 7 月的工人大罢工 和 1968 年 5 月的学生罢课，难道不是必须接受这样的说法，即人民——“工 人人民”——相对于“法兰西人民”的表达所设定的宪政上的静态概念，作为 一种内在的例外（exception immanente）而登场亮相吗？我们可以说是的，我 们必须这样来说。还有斯达巴克斯及其伙伴们的起义，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和他的黑人白人兄弟的起义，我们就必须要说，在古罗马或 者在海地殖民地，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人民。 13. 由于表国籍的形容词所限定的“人民”一词有陷于僵化的危险，我们 完全可以同样用带有国籍和权利的“人民”——尽管这是很另类的说法——的 内在冲击力来颠覆。当埃及的塔希尔广场上占领者们宣称“我们就是埃及人 民”时，在“阿拉伯之春”的高度上，他们想说的是什么？他们的运动，他们 特有的统一体，他们所属阶层的字眼，都刻画出一种不能以既定的僵化的国籍 身份来概括的埃及人民，这种埃及人民积极地主张重新获得带国籍形容词的人 民的权利，因为他们所说的国家是即将来临的国度。因为这种人民只能存在于 巨大政治运动的充满活力的形式之下。因为，在面对这种运动的时候，代表埃 及的那个国家是不合法的，并且注定要消失。 14. 我们看到，在这里“人民”一词所具有的意思，意味着现存国家的消 失。此外，在国家的消失本身之外，政治决策是在聚集在广场上的新人民手中 做出的，他们凝聚为在位置上（sur place） 。这显示出，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宣称的革命政治的最高目标的潜在要求：国家的萎缩。 15. 我 们 可 以 说， 在 这 些 例 子 中， 在 选 举 过 程 的 作 为 大 多 数 人 代 表 （représentation）的地方，在那里，通过国家合法性的司法角度，为这种人民 419 的国家性僵化状态赋予了形式。但与这种对专制权威的半赞同、半自愿的顺从 （soumission）不同，我们拥有一种少数人的先锋队（détachement） ，这个先锋队 的态度激活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方向上的“人民”一词。 “人民”可以决定新政 治（nouveau）——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境中——决定政治进步 的主体。但这总是在少数派的形式之下，这些极少数人宣布，他们不代表人民， 但他们就是人民，他们摧毁了其固有的僵化状态，并创造了新政治的身体。 16. 我们注意到，少数人的先锋队并不能将构成了新政治的身体的少数人 的宣言［ “我们是人民，真正的人民” ］发扬光大，超越其特有的连贯性根基， 它总是不断地与通过成千上万的途径和行动来与大多数鲜活的群众联系起来。 就是说，在 20 世纪，这些特别的和专门的先锋队被命名为“共产党” ，毛泽东 指出，党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群众路线” ，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从始 。 至终就是一种可能的某种政治的实在（réalité） 17.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不积极地凝聚在一个党派之下，也并不包含在 按照国家构建的“顺民” （peuple souverain）的装置（dispositif）之中，在这个 意义上难道就没有“人民”了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没有了。说“人民之人” （gens du peuple）是有意义的，这种人民，就是在国家的外衣下，官方的人民 坚持认为其不存在（inexistant）的人民。我们现在处在社会的、经济的和国家 的客观性的边界上。多个世纪以来， “不存在”的大众就是贫穷的乡巴佬的大 众，存在的社会团体会说，国家就是由世袭贵族和富有的新贵组成的混合体。 今天，社会会自认为是“发达”社会，或“民主”社会，那些被视为不存在的 大众的坚实内核组成了无产阶级最后的成员（我们称之为“移民” ） 。围绕着他 们，那些临时性不稳定的工人、小雇员、失去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大城市周边 被放逐和被隔离的青年人构成了无产阶级模糊的总体。如果这些人没有从国家 的视角来看，成为官方正式人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将这样一个集合称 之为“人民” 。 18. 我们评述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官方正式的人民成为了“中产阶 级”的非常奇怪的名称。仿佛若是“中产阶级” ，就会令人敬仰一样……这就 是说，我们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意识形态。亚里士多德， 与柏拉图的明显的贵族主义色彩针锋相对，他认定处在最中间位置上的才是最 优秀的。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必定支持民 主宪政。今天，为官方宣传的新闻界（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 ，他 420 们十分欢欣鼓舞地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热血沸腾地算计着——达到 了 5 亿人，这 5 亿人会消费新产品，他们希望我们和平地进入到他们之中，这 就是一种无意识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们的结论同样是如此：在中国，民主 派——中产阶级民主派——正日益凸显，对于他们来说， “人民”是一个由中 产阶级的人们所组成的令人惬意的集合，他们组成了人民群众，对于他们来 说，寡头制资本主义的当权者完全可以视为民主的合法政权。 。 19. 中产阶级就是寡头制资本主义的“人民” 20.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里人、中国人、摩洛哥人、刚果人或者泰米尔人， 我们拒绝让这些人正常化，拒绝给他们证件，他们构成了他们所是的人民的集 合，并仅仅是对寡头制所缔造的连贯一致的人所组成的“人民”一词的剥离。 剩下的就是为什么政治组织的进程就是围绕着证件问题展开的，在更为一般意 义上来说，是围绕着无产阶级最后的成员而展开的，这就是今天所有进步主义 的政治的中心问题：他们构成了新人民，他们构成了官方正式人民的边缘，对 于他们来说，他们剥离了作为政治字眼的“人民”一词。 21. 于是，我们拥有了“人民”一词的两个消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也 是最明显的含义，终结作为种族类型和民族类型的封闭身份概念的人民——这 种人民往往是虚构的。这样类型的“人民”的历史性存在，需要一个专制型国 家的构建，它需要通过暴力的方式让其所奠基的虚构身份得以存在。第二个含 义，却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更大范围内却更为有害——因为它维护了顺从性 和一致性——这就是依从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认识，当这些“人民”—— 在这些“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指的是中产阶级——只要他们能自由地消费资 本塞给他们的无用的产品，自由地言说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们所说的对 一般性机制运行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国家赋予这种“人民”以合法性和福利， 并让他们成长。 22. 最后，我们也得到了“人民”一词的两个积极的含义。第一个意义， 就是在其历史存在的视野中来建构人民，这种视野被殖民统治者和帝国主义， 或者入侵者所否定。于是， “人民”是在未来的尚未存在的完美状态中存在着 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像这样从其最坚实的内核的立场上来自我宣布人民的存 在，这种人民恰恰就是被国家官方从其所谓的“他的”合法人民中排斥出去的 人。这样的人民，站在摒弃国家存在的战略高度上，在政治上肯定了其存在。 “人民”是一个政治范畴，要么人民存在于国家存在之前，国 23. 所以， 421 家渴望用其权力来禁止人民的存在，要么在国家之后，那里会拥有一批新的人 民，这些新人民同时内在于和外在于官方正式人民，而官方正式人民注定要 消亡。 “人民”一词，只有在国家可能尚不存在的层面上，才能获得积极的含 24. 义。要么我们渴望创造一个被禁绝的国度，要么我们渴望那种官方正式的国家 的消亡。 “人民”是一个获得了其全部价值的词汇，它的价值要么体现在民族 解放战争的短暂的希望之下，要么体现在明确的政治共产主义的希望之下。 422 平民的事件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 文 蓝 江/译 站在山岗上，我们能看见城市，它似乎如此遥远。我们可以想象去构筑 一个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平易近人，所有人 都和睦共处，然而，实现这样的社会的前提却不存在。你们不可能在一个少数 人拥有全部财富和武器的世界上构筑一个民主社会。当那些破坏这个地球的人 还在做决策的时候，你们根本无法弥补这个星球的伤痛。有钱人不会放弃他们 的财富和财产，暴君们也不会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不会从权力统治的神坛 上走下来。事实上，我们必须让他们下来——但是他们下来得很慢。这并不 简单。 的确，抵抗和造反的社会运动，包括肇始于 2011 年的系列斗争，已经创 造了新的机遇，并验证了新的经验。但那些实验，尽管它们十分绚丽璀璨，尽 管它们十分正义凛然，然而他们还不具有推翻统治权力的必要力量。即便其获 得伟大的成功，通常也会很快悲剧性地遭到限制。废黜暴君，你们得到了什 么？一个军阀集团？一个神权统治的政党？关闭华尔街，你们能得到什么？为 银行做新的融资？这些结合起来对抗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怪兽的头 颅太多了！ 即便遭到失望的打击，我们也应当记住，在整个历史上，出现了许多预 料之外和无法预见的事件，这些事件让政治权力的格局和可能性重新洗牌。你 423 们大可不必成为一个千禧年主义者，便可以相信这类政治事件终将再次降临。 这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某日，大街上站满了上百万的人，但什么也没有改 变，而另一日，一小组人员的行动可以完全颠覆整个统治秩序。有时，事件发 生在人们遭受苦难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刻。还有一些时候，事件发生在 繁荣时期，那时刚刚燃起人们的希望和渴望。即便在不久的将来，整个金融结 构十分有可能再次崩溃。或者，那些负债者将再次燃起信心和勇气，不再去偿 还债务。或者，成群的人民将拒绝听那些掌权者的话。我们那时该做些什么？ 我们该如何架构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知道事件何时才会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事件到来之前我们应 该等待。相反，我们的政治任务是悖谬的：我们必须为事件做好准备，即便我 们对其到来的日期一无所知。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神秘莫测。拿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架构和意识形 态的跟随者来说吧。早在可以让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付诸实施的条件存在 之前，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已经 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培养了大量的学生，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制定了政 策和规章——事实上，这也远在 1973 年 9 月智利的奥古斯都·皮诺切特（Au（Naomi Klein）说道，那时， gusto Pinochet）军政府政变之前。那奥米·克莱因 在政变之前，谋划者们早就求助于芝加哥学派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即“芝加 ，为了一个经济上的程式，他们可以很迅速地将之 哥孩子们”A（Chicago Boys） 结集为五百页厚度的手册，里面详细列举了依照弗里德曼路线来实现新自由主 义经济社会秩序的必要的步骤。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策划皮诺切特政 变，他们也没有预见政变，但在政变发生那一刻，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事实 上，对于从那时开始的、在无数其他国家实现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言，克莱因说 道，那些国家已经通过某些灾难的形式让之成为可能，在每一个国家那里，都 已经预备好了一本经济上的剧本。 A Chicago Boys 芝加哥孩子；一群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这个词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指一群在 50 年代以后在芝加哥大学受训于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和智利天主大 学的智利裔年轻人。在芝加哥大学里，这 25 名来自智利的小伙吸收到了“芝加哥学 派” （Chicago School）的经济学观点，吸收了其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自由市场并 且在 70 年代开始的智利经济的“休克”疗法和皮诺切特总统的军政府统治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这 25 位小伙子中有多人在七八十年代的智利政府中担任劳 工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顾问和土地所有权部长等官职。——译者注 424 这些例子的教育意义在于，对于一个无法预见的机遇，如何准备才是有 用和有效的。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环境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大相径 庭。首先，机遇的本质完全不同：不会有国家政变或其他军事行动会为今天的 民主转型提供一个事件。其次，实施准备的主体不可能是像“芝加哥孩子”那 样的先锋队和小团体，相反，今天的主体是大众。 为一个预料之外的事件而进行悖谬式的准备任务，或许是理解 2011 年系 列斗争的运作和成就的最好方式。这些运动为他们不可能预测和规定的事件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主要原则，包括平等原则、自由原则、可持续原 则，并向普通人开放，这些都可以形成一个基础材料，在这些基础之上，通过 一个彻底社会决裂的事件，建立一个新社会。此外，这些运动所试验的政治实 践——集会、集体作出决议的方式，以及不仅是保护少数派而且也让少数派表 达和参与的机制——将这些东西作为未来政治行动的引导。比所有宪政原则或 政治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创造了新的主体性，这些新的主体性渴望并 有能力创造出民主的社会关系。这些运动为如何创造一个新社会、如何在这样 的新社会中生活写好了一本手册。 我们先前讨论过造反和反叛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摒弃那些在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当代危机中生产出来的或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逐渐日暮西山的主体 性。有组织的拒绝运动，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并准备 成为某种不一样的人。这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从强加给我们的债务的道德和工 作的纪律下解放出来，可以让这个债务社会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昭然于天 下。这可以让我们将注意力从视频屏幕上转移出来，也可以帮我们打破媒体控 制我们的魔咒。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安全机制的羁绊，并让我们在体制的全视之 眼下变得隐身。也可以祛除让我们政治行动的力量变得蹒跚的再现结构的神秘 感。不过，将造反和反叛付诸行动不仅仅是拒绝，而且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颠 覆和反转那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日暮西山的主体性，他们发现了对于社 会和政治行动来说，我们力量的真正基础。一个更深刻的债务被创造出来，成 为广泛的社会纽带，在那里没有债主。通过各种独特性的汇聚，生产出新的真 理。真正的安全，是那些不再有恐惧的人创造的。那些拒绝被代表的人发现了 民主政治参与的力量。这四种主体属性，每一种都带有造反和反叛的新力量的 特征，这些属性，已经被我们所获得，而同时获得这些属性的人，我们定义为 平民（commoner） 。 425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平民成为社会秩序的三种地位之一：从事战斗的（贵 族） ，从事祈祷的（牧师） ，从事劳作的（平民） 。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 现代英语中，仍然保留了平民一词的这个意思，即它决定了一个人没有任何 头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任意一个人或任意一个女人。我们在这里使用的 commoner 一词，必须回溯到中世纪英格兰的生产性意蕴，说得更深刻一点， 平民不仅仅是在他们工作的事实上是平等共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 为平等共享而努力。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理解的平民一词，正如我们对于其他 职业的设定一样，如烘焙师傅、裁缝以及一个磨坊的碾磨工人，等等，都是一 个“共同的”平民，即他们创造了共同事业。 于是，平民也是一个完成了一件特殊任务的平常人：让私有财产得以增 长，并享有这些财产，将国家主权掌握的公共财产变成共有财产，在所有情形 下，发现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来管理、增长、维持公共财富的机制。那么，平 民的任务就不仅仅是提供进入他们领地和河流的道路，以便穷人可以吃饱，而 且也要创造让各种观念、各种形象、各种编码、各种音乐和各种信息能自由交 流的手段。我们已经明白了某些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条件，即可以创造出彼此 间的社会纽带，通过差异进行交流的独特性的力量，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安全， 以及进行民主的政治行动的能力。平民就是一个构成性的参与者，这个主体性 是奠基性的，对于构成基于开放共享的民主社会来说这种主体性也是必需的。 “共有”的行为不仅要走向对共有财富的自我管理，而且也要进行某种政 治组织的形式建设。平民必须要发现在斗争中让广泛而多样的社会组织联盟起 来的手段，包括学生、工人、失业者、穷人以及那些为性别和种族的压迫而战 斗的人。有时，当提到这样一个名单的时候，人们心中将联合（coalition）作 为政治关联的实践，但联合一词对我们来说似乎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联合意 味着不同的组织坚持他们自己不同的身份，即便他们各自分离的组织结构形成 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上的联盟。共同联盟则完全不同。当然，共同联合起来，并 不会关联到这样的想象，即所有的身份都要遭到否定，这样，他们会发现他们 在根基上是完全一样的。不，共同性与同一性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斗争 中，不同的社会组织作为各自具有独特性的组织而相互交往，在彼此的交流中 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转变。他们彼此说话比较少，那些没有参加斗争的 人通常不可能听到或理解他们的对话。 这就是我们要从 2011 年开始的系列斗争中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在威斯 426 康辛州议会外的抗议者们并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与塔希尔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人们是一样的，或者他们有同样的社会条件，正如在特拉维夫的 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支帐篷的人，并不会去类同于在马德里太阳门（Puerta del Sol）露营的人。他们都深深扎根于他们各自的特殊的具体条件，他们彼此借 助实践经验，并在运动过程中加以转化，他们采用了彼此的口号，并赋予这些 口号新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平民的政治任务就是通过这些交流，通过对斗争 中的特殊性的转化来实现的。 一些更传统的左翼治思想家和组织者对 2011 年系列斗争感到不快。 “街 头太满了，但教堂里太空了” ，他们嘟哝道。教堂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太空了， 尽管那里还有这些运动中的许多战斗，但那里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或中心化的政 治领导。直至那里有一个政党或意识形态来领导街头斗争，这样的理由都会畅 行无阻，于是，在教堂被塞满之前，都不会有革命发生。 但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腾空左派的教堂，封掉他们的教堂的 大门，彻底烧掉他们的教堂！这些运动之所以强而有力，并非是缺乏领导，而 恰恰在于没有领导。他们平行地组织成为大众，他们在各个层面坚持民主，这 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他们有力量的关键所在。此外，他们的口号和主张广 为传播，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表达的立场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路线来概 括和规制。没有党的干部可以告诫其人民去思考什么，相反，那里只有这样的 讨论，即他们向各种不同的观点开放，这些观点甚至彼此冲突，但逐渐逐渐地 这些不同的观点会发展成为一种团结的立场。 不要认为没有领袖、没有党的意识形态路线，就一定意味着无政府，如 果你们的无政府意思是混乱、喧嚣、吵吵闹闹的话。认为只有领袖、只有中心 化的政治结构是唯一可以组织起有效的政治规划的想法是一个多么缺乏政治想 象的悲剧呀！大众已经在 2011 年的系列斗争和近几年来的无数其他地方的政 治运动中被唤醒，当然，这些斗争都是无组织的。事实上，组织问题就是讨 论和实验的主题：如何进行集会，如何解决政治争议，如何民主地做出政治决 策。对于那些仍然慷慨激昂地坚持自由、平等、共享原则的人们来说，继续开 创一个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427 无处可寻的民粹主义 雅克·朗西埃 / 文 刘冰菁 / 译 在欧洲，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对危险的民粹主义的控诉，但民粹主义这个 词到底在说什么，却并不容易被准确理解。在 1930 年到 1940 年的拉丁美洲， 这个词曾经被用于指认一种特定的政府模式，即超越议会代表的形式、在人 民和国家元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代表关系。这种以巴西的巴尔加斯（Vargas） 和阿根廷的庇隆（Perón）为原型的政府模式，被委内瑞拉总理雨果·查韦斯 （Hugo Chavez）重新命名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 。但是，今天欧洲所谈 论的民粹主义有不同的含义。它并不是指一种政府的模式，恰恰相反，它是拒 绝现在流行的政府实践的一种态度。那么，让我们瞧瞧，在我们今天的政府精 英及其理论家口中，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所有关于民粹主义的各种变 动不居的用词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认为它具有三个本质特征：超越所有的议 员和名绅、直接与人民对话的形式；认为政府和领导精英更关注自己的个人利 益而非公共事务；在关于身份归属问题的讨论中表达出对他国外来人的忧虑和 拒绝。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三个特征都绑在一起讨论。在这 里， “人民”作为一个实体，是权力的来源和政治话语的优先对话者，这是我 们的宪法所确认的，也是昔日的共和党、社会党发言人毫无保留效忠的信条。 其中，并没有加入任何种族主义或是排外主义的情绪。今天，我们的政治家琢 428 磨的更多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而非规划同胞的未来，我们的领导人与一心向钱 看的议员们是一丘之貉，这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煽动人心的政客去多费口舌地宣 告。而同一个发言部却告诉我们“民粹主义”是一种偏离，并且日复一日地给 出最详细的证据。对他们一方来说，有时被谴责为民粹主义的国家和政府领导 人，比如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和萨科齐（Sarkozy） ，都非常警惕被精英 们败坏的“民粹主义”的大肆泛滥。所以， “民粹主义”这一术语，并不是用 来描述一种确定的政治力量；相反，它允许从极右势力到激进左派之间所有不 同政治力量的大熔炉式的存在而从中获利。它既不是指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 指一种连贯的政治作风，而只是用来描绘某个特定的人民形象。 因为， “人民”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不同的人物形象，甚至是相对抗的。 这些形象通过他们群聚的方式，或某些鲜明的特征，或他们身上具备或不具备 的某些能力被划分和界定。比如，通过国土和血统来确定的种族人群；被牧羊 人管理监控的人群；为不具备任何特殊才能的人实现其能力的民主人士；寡头 政治家们与之保持距离的无知群众，等等。因此，民粹主义的信条就建立起一 种人民的形象，即它是某种力量的在场——由于大众数量巨大而所具备的野蛮 潜能——和另一种能力的缺失——同时由于大众数量巨大而导致的愚昧——这 两大特点的强强融合；而它的第三个特点种族主义，则是在这个人民形象构建 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是向那些总是被质疑具有“非现实的理想主义” （angélisme）倾向的民主主义者们展示，事实上更深层的人民是什么样的—— 是被无知的拒绝冲动所主导的人们，既缺乏对政治机制的复杂性的了解、认为 执政者都是不可信任而拒绝，同时也因异国外来者在人口、经济和社会变化中 对原来的生活框架产生威胁而忧心忡忡。一般来说，民粹主义可以不费吹灰之 力就可以将敌视执政者的人民和敌视“他者”的人民收入麾下。为此，它需要 重提 19 世纪末由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 Le Bon）为首的思想家制定的人民形象，这种形象由于巴黎公社和工人运动的 不断攀升的事实而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这就是被夸夸其谈的“领导者”煽动的 无知群众，由于不可控制的谣言和蔓延开来的恐怖使他们被引导向极端的暴力 活动。 但显而易见，这种由具有威望的领袖所引导的群氓运动，和他们竭力谴 责的工人运动现实相距甚远，这也不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现在社会中的种族主义 现实。无论那些“移民” ，特别是所谓的“郊区青年” ，如何日复一日地表达不 429 满，这些都没有在群众的游行示威中传达出来。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真正 名副其实的种族主义其实主要由两种情况构成。首先是在雇佣和住房中的歧 视。在日常平凡的办事处中，这些歧视没有遇到任何群众的压力，就被完美地 实现了。然后是国家采取的全套措施：对入境的限制，近几年来拒绝给在法国 工作、缴费、纳税的人办理法国身份证件，限制属地主义 A ，双重罪罚 B ，反对 伊斯兰头巾和罩袍的法规，驱逐出境和拆除流浪者的临时居住地的征税。一些 好心肠的左派人士乐意看到在这些措施中，领导人因为“选票主义的”原因 向“民粹主义”的极右势力做出了不幸的妥协。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都没有承受过群众运动的压力。他们参与的是用于维系国家平衡的战略，即我 们的国家致力于确保资本的自由流通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两者之间的平衡状 态。事实上，其根本目的是松动一部分人作为劳动者或公民的权利，以此构建 起这样一种情况：使劳动者能够随时被遣送回国、使法国人不能确保永远留在 国内。 并且，这些举措皆是以一场意识形态运动为支撑的，其通过无民族身份 认同特征的践行而将权利的减少合理化。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运动并不是由国 民阵线党（Front National）的“民粹主义”掀起的。而是知识分子们发现了令 人无法反驳的论据：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政教分离的 （laïques） 。政教分离 C（laïcité）是国家的行为规范的准则，也因而成了由于从 属于一个共同体、而使个体具备或缺乏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个人品质。从这个 方面来看，最近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提出的“失控” （dérapage）—— A 属地主义（droit du sol） ，即无论父母是什么国人，只要出生在该国的领土内，即自 动获得该国国籍。有些国家的国籍法虽以血统主义为主，但会允许特殊状况下，例 如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时准用属地主义。与此相对的是血统主义，自然人原始国 籍确定的原则之一，指以自然人的血统关系（即父母国籍）为标准确定其原始国籍， 是由亲子遗传而取得国籍的法律原则。 B 双重罪罚（double peine） ，在法国法律上，可以根据同一项犯罪事实对同一个自然人 进行两重判刑。这表示可以依法将已经法律判刑的外国人驱除出境。 C “政教分离”或“世俗性” （laïcité）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基本理念之一，区别于法 国大革命前以宗教原则组织的国家权力，是法兰西共和国信仰自由（liberté de culte） 的价值观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的选择，但是 绝不可以让宗教介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之中，国家永远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 所以，在公共场合法国严格排除宗教的成分，才会颁布法规禁止伊斯兰教的长袍等 穿着。 430 指祈祷的穆斯林已经挤占了我们的街道，就像是 1940 年到 1944 年的德国人一 样——一词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实际上，这只是把一种具体的形象简化为一 条逻辑的序列（穆斯林 = 伊斯兰教 = 纳粹） ，而这一逻辑在共和党人的发言中 略显常见。极右势力所说的“民粹主义”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从群众中来的排 外热情，而是一种从国家战略和理论运动中谋利的附庸。今天，我们的诸国家 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它们保证安全的能力之上。但是，这种合法性时刻在向我们 展示正在威胁我们的那只怪物，使我们一直具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将经济危 机和失业及什么冰暴、甲酰胺的危险统统混合在一起，其中以伊斯兰恐怖主义 带来的极端威胁最为严重。所以，极右势力非常满意，在政府措施和理论活动 中明确了以肤色和血统来确认的身份标准。 因此，无论是“民粹主义者”还是在民粹主义的日常宣言中被搬上舞台 的人民，实际上都没有回应他们给出的定义。不过这些东西，热衷于借尸还 魂、翻云覆雨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移民、社群主义 或伊斯兰问题的争论之外，把民主人民的理念同危险的群众的形象混同起来。 他们就从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信赖管理我们的统治者，而关于统治者的合 法性和公正性的争论是向极权制敞开的大门。在 2002 年 4 月的时候，反勒庞 主义的险恶口号中的一个就说： “法西斯法国，还不如香蕉共和国。 ”大肆宣扬 民粹主义的致命危险，就是指望在理论上树立起以下这一观点：我们并没有其 他的选择。 431 激进思想与“思辨实在论”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张 寅 ［内容摘要］思辨实在论是近来西方激进思想中具有冲击性的一股思潮。 本文将首先概述思辨实在论的背景和基本立场，然后批判性地展示它的四名主 角——梅亚苏、布拉西耶、格兰特和哈曼——的主要观点，最后分析巴迪乌和 齐泽克的批判性评论。我将表明，思辨实在论已经为激进思想和整个哲学带来 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思辨实在论 激进思想 梅亚苏 布拉西耶 格兰特 哈曼 “思辨实在论” （speculative realism）一词——第 2 节末尾将给出一个初 步界定——正式诞生于 2007 年的一场同名讨论会，这场讨论会的主角是康 坦·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 、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 、伊恩·汉 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和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 ， 他们四人至今仍然是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实际上有不少分歧—— 至少对新东西来说，分歧显然更有可能是有益的——因而很难说构成了一个学 派，但他们首先共同怀有某种对后康德哲学的不满。由于后康德哲学在当今、 432 尤其在欧陆传统中影响巨大，乃至具有某种不容挑战的权威性，所以思辨实在 论至少暂时获得了某种统一性，也获得了至少是引人注目的地位，尽管它有时 被指责为“向‘实证主义’的复归” A ，有时甚至被贬低为一种“愚蠢” B 。 本文第 1 节将阐述思辨实在论的现实背景，即它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 诊断；第 2 节将概括它对后康德哲学的看法，借此勾勒出它的基本哲学立场； 第 3—6 节将批判性地展示四名主角的主要学说；第 7、8 两节则将分析巴迪乌 和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性评论。我力图表明，思辨实在论已经为激进思 想和整个哲学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一、科学的当代困境 今天的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语言现象： “国外”指的往往根本不是中国之外， 而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或者是其中少数国家（的少数地区） ，以至于是少 数地区的某种组合，比如把纽约的商业、德国的工业、挪威的福利、澳大利亚 的房价等等拼在一起。同样， （中国的） “古人”经常指的是古代的极少数人， “名 用《孔乙己》的话说，大约他们总是穿着长衫，只是未必“又脏又破” C ； 妓”则必定于琴棋书画诗酒花无一不通，等等。这种语言现象当然不会在流 行文化中缺席：即“别人家的孩子” ，分数第一、不玩游戏、永远听话、工作 优越、婚姻幸福……简言之， “国外” 、 “古人”等等不过是被其中很小一部分 （的理想形象）所代表了。可是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法国大革命 时——这场革命被视为“一个普遍的而非个别的事业”——他简短有力地写道： 对参与这项事业的“普遍自我意识”来说， “每当它被代表，它就不存在” D ， 而这只会导致它的存在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显现出来。换言之，普遍自我意识无 法安于被代表的处境。以上述方式说话的人却对此毫不在意，这恐怕只是因为 他们并不理解普遍自我意识，或者更直接地讲，他们并不是普遍自我意识。 这一切与现代科学有双重关联。第一，这种被代表的逻辑显然是科学无 法忍受的；科学决不允许把比较理想的观察结果作为代表。倘若有人宣称，他 A Bryant, Srnicek, and Harman,“Towards a Speculative Philosophy” , p. 17. B Harman,“The Current State of Speculative Realism” , p. 23. C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58 页。 D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第 364 页。 433 以上述方式谈论“国外” 、 “古人”等等只是为了强调其中“好的”方面，那么 科学的回答是：如果只注意特殊情况，就不仅不能认识整体，而且正因如此， 也不能真正认识这些特殊情况。例如，倘若不了解全球性的分工、阶级对立和 意识形态冲突，就不能明白传说中的“国外” 。进一步讲，对科学来说，不仅 普遍自我意识不应该被代表，而且科学的一切对象、包括完全没有意识的对 象也不应该被代表，只是后者不会直接展开反抗行动。因此，对这种被代表 的逻辑习以为常的人必定远离科学，远离这项“普遍的而非个别的事业” （当 然，黑格尔原本讨论的是政治革命） 。同时可以看到，科学与技术的差别或许 从未如此明显：一个人可以被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然后大谈“国外” 、 “古人” 等等。 我们由此可以引出第二点：既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与科学格格不入，那么当 许多人主张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乃至对科学的“霸权”表示忧虑时，这类 主张就是非常可疑的。换句话说，严肃的、自由的科学也许在总体上远远没有 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却被吹捧成了时代的标志；一部分有实证精神的人仿佛 把所有人都渲染成了“冷冰冰的”实证主义者，等等。人们之所以有时并没有 发觉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科学教养的期望——可能还包括 他们的自我期望——实在太低。有了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作掩护，形形色色的 伪科学和反科学（这两者当然不能与非科学相混淆）就始终可以在暗中存在， 有时还能够以某些激烈的方式凸显自己。例如，中国的旧伦理——但决不是已 经过去的伦理——似乎极度推崇生产后代，把这当成一项广泛的、普遍的义 务；但是任何懂得基础算术的人都能发现，倘若一边坚持这条要求，一边默认 或赞同纳妾、卖淫、歧视女婴、家庭暴力等等，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因为这些 实践必然导致女性的相对数量显著少于男性，从而在客观上使部分男性陷于不 义和不孝。实际上，在提出要求的同时从客观上妨碍对方完成要求，是典型的 施虐狂。即使从阴阳平衡等超越的教条出发主张一夫一妻之类，显然也未必能 触及上述思考。因此，这种旧伦理虽然以重视家庭自居，却在两千年间都未能 初步理解自己的核心主张（当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理智的粗糙对于一定 的统治形式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可以看到，以为伦理“超越”了科学的人只 能建造空中楼阁。可是“国外”的状况也不见得乐观。按照美国政府机构国家 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06 年的调查，25% 的美国人认为 太阳绕着地球转。接近 60% 的人以为激光是通过聚焦声波来工作的（ “laser” 434 一词并没有直接包含“光” ） 。超过 40% 的美国人以为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有科学的正当性。 A 可见，不论许多中国人对“国外”是羡慕、嫉妒还是恨，这些情绪或许 都立足于被代表的逻辑和不准确的认识。 以上就是思辨实在论对当代现实的基本担忧。按照梅亚苏的表述，今天 人类的状况表现为“宗教性的大获全胜” B ——这里的“宗教性”远远不限于 成型的、公认的宗教，而是涵盖了各种或新或旧的、或温和或恐怖的“信仰主 义” （fideism）；它们既可以公然崇拜偶像，又可以虚伪地宣称不能“只”讲科 学（这条主张本身至少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里的真实欲望是赶紧丢 掉科学。布拉西耶也认为， “马克思是对的：在对宗教的需要消散之前，它是 决不会被根除的” ，而现代社会一直在大量制造对宗教的“心理需要” ，因为它 造成了严重的“意义危机” C 。 思辨实在论者认为，主流的现代哲学对这一切难辞其咎。用布拉西耶的 话说， “有太多二十世纪哲学都是反启蒙的修正主义浪潮的共谋” D 。尽管科学 的困境不能单纯归咎于哲学，也不是单凭哲学可以改变的，但是思辨实在论在 这一点上延续了卢卡奇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把哲学看作社会危机得以产生 和社会批判得以开展的重要场所之一。不少激进学者总是强调行动，倾向于过 高评价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似乎主要是为了保持士气，至少保持他们自己 的士气——思辨实在论者则暂时穿起了睡衣睡帽，坐在扶手椅上，期望有一天 可以把自己唤醒。 二、相关主义与相关性的时代 前面提到，思辨实在论所树立的对手是后康德哲学，包括（一部分）德 国唯心主义、 “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E 以及追 随早期或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过更早的贝克莱和休谟也会以某种方式被 A Bement,“Remarks”.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5. C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D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xi. E Bryant, Srnicek, and Harman,“Towards a Speculative Philosophy” , p. 3. 435 提到。这些流派看起来千差万别，为了从概念上把握它们的共同特征，梅亚苏 先后提出了“相关主义” （correlationism）和“相关性的时代” （Era of Correlation）两个说法，并得到了其他思辨实在论者和巴迪乌等人的某种认同。由于 梅亚苏对相关术语进行过调整，减少了歧义，所以我将以较新的、更加准确的 版本为准，见图 1。 ཕܹᇾၴĻ ࢨ೘ĩॊ֫Ī ĭࢨౄĩ‫֫ݢ‬۴‫ق‬gໃำ‫ۼ‬බดĪ ҄ԏ ٙ ‫؛‬ ྡ ‫ؿ‬ ഐ ࿘ ൔ ᄥ ઊ ᇾเᇾၴĻ ຿ྗᇾၴĩ‫ޙ‬۴‫ق‬Īĭ഻ࠗᇾၴĩୌҘg֫ৈርĪ 图1 相关性的时代 ๵ Ļཕܹྦྷ֭൐օ 相关主义的意思是， “我们永远只能触及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而不能触 及被视为与对方相分离的其中一方” ；这种相关性据说是“不可逾越的” A 。换 句话说，思维与存在的“关联在相关联的项面前具有优先性”B 。于是，哲学的 唯一基础、一切哲学思考的最终出发点都应当是对这种相关性的考察，不论它 是被理解为先验的认识能力（康德）还是此在的释义学（海德格尔）或语言的 界限（维特根斯坦） 。梅亚苏调侃说，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其说与哥白尼的日心 说相似，不如说是“托勒密式的反革命”C ，因为它的中心根本不是高悬在人类 之上的太阳，而是人所独有的某种我思。海德格尔在写于 1943 年的“ 《形而上 学是什么？ 》后记”中明确认为， “在一切存在者中间，唯有人才为存在之调音 所呼唤，经验到一切惊奇之惊奇，即： ‘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daß Seiendes A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5.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5. C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118. 436 ” A 。在这里， “daß”作为一个带有着重号的引导词——这样的着重号相当 ist） 罕见，汉语翻译也很难处理——提示了主句和主词的存在，即“唯有人才…… 经验到……” （Einzig der Mensch… erfährt…）；单纯的“Seiendes ist”则起不到 这个效果。维特根斯坦早年对“神秘”的谈论（或不予谈论）是很有名的： “确 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显示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 ”B 他后来并 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从未允许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取消不可说的神秘——后者 仍然只能被显示出来。总之，相关主义为自己的立场付出的代价是不能有效地 思考绝对；一切自在的东西都必须被看作为了他者、尤其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东西。哈曼又把相关主义称作关于访问权的哲学（philosophy of access） ，因为 对它来说，摆在哲学面前的只能是主体访问对象的方式，而非不以这种访问为 转移的对象本身。 更确切地讲，相关主义还有强弱之分。较弱的版本以康德为典型，他认为 自在之物虽然不可认识，却还是可设想的，并断定自在之物“是无矛盾的，而且 是实际存在的”C 。也就是说，他承认相关性之外的某种独立存在，或者说承认绝 对，但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规定。后面将说明梅亚苏如何把康德的断言转化成 了从别的前提出发的论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则以各自的方式体现了较强 的相关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统率了 20 世纪哲学。这两位迥然不同的哲学家共 享了一个与康德相反的观点（同时，他们也都倡导形而上学的终结，梅亚苏试 图把这两个共同点联系起来） ，即“不可设想之物的不可能性是不可设想的” D ； 也就是说，自在之物的自相矛盾或不存在（即“不可设想之物的不可能性” ）最 终既不会得到肯定，又不会遭到拒斥——这些“超越的”规定仿佛是多余的、 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事情发生在以某种方式理解的语言中。然而，这种理 论中的漠不关心在实践中只能沦为一种投降：除了清白的哲学，任何言论现在都 可以侈谈绝对，可以肆意编造不管是否自相矛盾的崇高对象，哲学则在暗处洋 洋得意地对它们表示轻蔑。因此，梅亚苏着重指出： “由于禁止了理性在绝对面 前的任何权利，形而上学的终结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宗教东西的强势回归”E 。 A 海德格尔： 《路标》, 第 358 页 .Quoted from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2. B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6.522. Quoted from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1. C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5. D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1. E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5. 437 对于这个后果，较强的相关主义虽然没有在主观上予以赞同，却在客观上表示 了默许——按照海德格尔， “有那么几个人在公众之外孜孜不倦于鲜活地保持 一种专注于存在的思想” A 就够了。思辨实在论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 的哲学激情。 面对相关主义对绝对的怀疑或无视，黑格尔早已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发 展出了宏大的思辨唯心主义——或者直接称作唯心主义，因为把康德哲学简单 地归入唯心主义本来就不甚妥当。可是梅亚苏指出，黑格尔没能成功地把握 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之外的独立存在，反倒“把相关性本身绝对化” B 了。换 句话说，黑格尔在根本上实行了一种纯粹形式的转换：相关主义所能允许的叙 述是， “这是我的或我们的表象、世界或生活形式” ，黑格尔则径直断定，这里 的“我”或“我们”就是绝对（于是，如何界定“我们”成了一个热门问题） 。 用他本人的话讲， “绝对者作为一个自在且自为的存在原本就陪伴着我们，而 且这是它的愿望” C 。通过分析黑格尔对自在之物的看法，也可以得出同样的 观点。他认为，如果把自在的东西“理解为它们的抽象的直接性” ，就相当于 “不考虑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定性”；但在经过发展之后， “那最初只是自 在的东西……也变为自为的”D 。一旦自在的东西发展出了自为的规定，黑格尔 意义上的绝对就在它们身上出现了。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主体与对象之间 的关联便成了通向绝对的唯一道路。似乎只要经历了某种发展——当然，黑格 尔就此给出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学说——我们最终就能从“这里是罗陀 斯，就在这里跳罢”过渡到“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罢”E ；但我们倘若做 不到这一点，就会被黑格尔的体系无情地撇开，这种情况在他的世界历史哲学 中是最明显的。 不无讽刺的是，在梅亚苏看来，把相关性本身绝对化的另一种方式恰好 是激烈反对黑格尔的德勒兹哲学，即生机主义（vitalism） 。当这种“生命的形 而上学”责难“精神的形而上学” F 时，当它试图在辩证地否定一切的绝对知 A 海德格尔：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 《哲学译丛》2001 年第 3 期。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7. C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第 48 页。 D 黑格尔： 《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第 125 页。 E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第 12 页。 F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8. 438 识之上强调无条件的肯定时，当它用欲望和创造力反对睡到黄昏才起飞的猫头 鹰时，它恰好被自己的思想武器束缚了：一方面，它把生命提升到了绝对的地 位，例如生命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生命和意志只是从一个与 绝对理念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在这里，自在之物表现为非 生命或“僵死的”物质（非生命显然不可能是僵死的，这个描述根本不适用） 。 因此，生机主义难以“严肃对待一种可能性，即无机界没有任何有生命、有意 志的东西”A 。正如黑格尔并不重视无法被纳入思辨唯心主义的东西一样，德勒 兹对缺乏生机的东西也并不在意。梅亚苏把这些哲学统称为主体主义（subjec，因为精神和生命分别变成了一种“绝对化的主体”B ，而这是远离绝对 talism） 本身的一种终极手段。 相关主义与主体主义——前者只关注相关性，与绝对保持距离，后者则 把相关性本身当作绝对——虽然相互对立，却都拒斥了陈旧的、天真的形而上 学实在论，后者认为主体在把握对象的规定时是完全被动的，将这种把握当成 了一种“原原本本的”记录，因而没有看到对主体与对象的相关性进行批判的 必要。当然，这种实在论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把主体已经带有的导向和偏见直 接当成了“客观”实在的一部分。思辨实在论者决不想要恢复形而上学实在论 或任何经典的形而上学，但是四名学者似乎都没有给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外 延：从康德到现在，是否有重要的哲学流派持有这种天真的立场？例如，由罗 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推动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数十年来 并非默默无闻，尤其是在英国，但是思辨实在论者完全没有提到这股思潮。初 步看来，这两种以实在论自居的立场是有共同点的： 与格兰特和梅亚苏一样，巴斯卡尔认为，这个认识论谬误［即 远离实在本身］的主要维护者是康德，他把范畴限制在了可能经验 的世界中，只允许对它们进行“经验性运用” 。C 因此，作为后辈，思辨实在论者确实应当清楚地表明自己对批判实在论 等学说的看法。不过本文无法进一步考察这一点。 此外，梅亚苏承认，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都背离了相关主义和主体 主义，且致力于考察实在本身的丰富性。可是他们的“实在论” （他们可以说 A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8. B Harman,“The Current State of Speculative Realism” , p. 24. C Assiter,“Speculative and Critical Realism” , p. 286. 439 是实践中的实在论者）仅仅立足于一种“令人敬佩的怀疑论” A ：他们以各自 的方式明确指出，哲学家之所以不能“呼吸万物、感受微风” ，是出于“可耻 的动机：阶级利益、力比多等等”B 。于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说服哲学 家——这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生平是吻合的。然而在梅亚苏看来，虽 然这种怀疑论十分敏锐，但是“实在论必须保持为一种理性主义”C ，必须是一 种可以普遍传达的证明。 所有这一切被梅亚苏概括为“相关性的时代” ，因为主体主义在根本上被 看作对相关主义的一种不成功的反抗。相反，思辨实在论——这可以被视为一 个初步界定——既坚持思辨的决心和勇气，即坚信绝对本身是可以把握的，又 与前批判思想家一样，把绝对放在独立于人、独立于文明和生命的外界，放 在“巨大的户外世界”D ，而不是单纯强调某种家园。这个立场显然与现代科学 十分亲近，而不像许多后康德哲学“总是对自然科学持批判的、甚至否定的态 度，有时显得十分过火” E 。 三、梅亚苏与或然性 梅亚苏的代表作《有限性之后：论或然性的必然性》受到了广泛称赞。它 的突出特点是可以带来“理智的愉悦” ，甚至被比作“莱布尼茨式灵巧得难以 置信的概念杂技和概念变形”F 。换句话说，一个人即使不能接受它的结论，至 少也可以享受阅读的过程，而且不容易在论述中找出毛病；在这一点上，梅亚 苏与他的老师巴迪乌十分相似。这种论述方式实际上是为这本著作的目的服务 的：它试图内在地批判后康德哲学，把它们引向自己的结论，因而必须进行概 念的搏斗。 前面提到，康德眼中的自在之物包含了两个规定：它没有矛盾，而且是 实际存在的。梅亚苏完全同意康德的看法，但他试图证明；只要能够做到这 A Meillassoux,“Speculative Realism” , pp. 424–25. B Meillassoux,“Speculative Realism” , pp. 423–24. C Meillassoux,“Speculative Realism” , p. 426. D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7. E 孟强： 《告别康德是如何可能的 ?》 ， 《世界哲学》2014 年第 2 期。 F Johnston,“Hume’s Revenge” , p. 109. 440 一点，较强的相关主义——它抛开了自在之物，只关注语言、话语、生活形 式、交往形式等等——就无法成立了。首先，通过援引现代科学，梅亚苏界 定了“远古性”和“太古化石”：前者指的是“任何在人类出现之前——乃至 早于地球上已知的任何生命形式——的实在” ，后者不是指由生物体形成的化 石，而是指这种远古性的证据，比如“一种同位素，我们知道它的放射衰变 率，或者一颗恒星的光辐射，我们由此可以得知它形成的年代”A 。总之，思 维与存在的相关性在当时并不存在。摆在哲学家面前的问题非常简单：关于 太古化石的科学命题是否具有真理性？若是，哲学就必须肯定自在之物的存 在，并肯定科学能够给出某种类型的真理，而不能回避或有意无意地歪曲科 学（当然，假如没有相关性，科学家也无法认识包括远古性在内的一切；但 这并不是自以为“境界更高”的哲学家漠视科学的理由） 。若否，哲学就是在 向宗教性投降。 不过，这番论述也许还不够充分。梅亚苏提到了“当代创世论者”的一 个机智得无以复加的观点： “当神在 6000 年前创造地球时，他同时创造了那些 放射性化合物，它们仿佛表明地球的年龄要大得多——这是为了考验物理学家 的信仰。 ”B 很明显，这个假设应该立刻被奥卡姆剃刀剪除，但是梅亚苏并没有 指出这一点，而是仅仅认为这个假设过于荒谬。可是在我看来，对奥卡姆剃刀 的强调在这里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陷入宗教性的人就可以一边承认关于自在之 物的科学命题（例如澳大利亚的乌卢鲁巨石形成于数亿年前） ，一边“锦上添 花” （然而这是神的设计） 。 然后，梅亚苏把运动和变易与自在之物的无矛盾性联系起来了：没有无矛 盾性，就没有变易。流行的看法与此相反，仿佛变易意味着一个东西既处于某 个状态，又不处于某个状态，因而包含了矛盾。可是严格来讲，这个东西在任 何时刻都只可能处于某个特定状态，它只是即将进入另一个状态（当芝诺提出 飞矢不动的悖论时，他只谈论了前一半，却忽视了后一半）；因此，这里的矛 盾只是思想中的矛盾（即这个东西为了进入别的状态，就不能停留于现有的状 态，否则就会陷入矛盾） ，而不是实在的矛盾。实际上，假如一个存在者身上 可以包含实在的矛盾，那么它即使在向它的他者转变时也仍然处在自身中，这 A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10.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18. 441 个存在者把矛盾作为它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包含在了自身中，从而确认了一个 最高矛盾：它即使在成为他者时也没有成为任何他者。 A 简言之，矛盾会彻底消除他者性，从而消除变易的可能性。因此，梅亚 苏把实在的无矛盾性称作“绝对的存在论真理” B 。 我们由此可以引出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会有变易？梅亚苏并不打算诉诸 常识，而是通过对相关主义的分析巧妙地论证了变易的必然性。他再次从康 德开始：众所周知，康德只是以一种相当任意的方式给出了时空形式和十二 个知性范畴，而无法说明人为什么具备这些能力。这种情况被海德格尔称作 “事实性” （Faktizität，或译“实际性” ，出自《全集》第 63 卷，汉译本有《存 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即“ ‘ 我们的’ 、 ‘本己的’ （对康德来说是人类，对后康德 此在的存在特征” C ：某种意义上的“我们” 哲学来说则未必）有某些可描述的特征，但它们的根源对“我们”来说是一 “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 个谜。用《麦克白》中的名句来讲， 干了就算了（what’s done, is done） ” D 。如前所述，较强的相关主义把这种 事实性发挥到了极致，就连逻辑原理、包括无矛盾性都成了只能被描述、被 “事实性仅仅在于 显示的东西， “我们无法演绎出它们的绝对真理” E 。总之， 不知道为什么相关性的结构必须是这样” F ——如果说主体主义“把相关性 本身绝对化”了，那么较强的相关主义则彻底消除了相关性本身的根据，把 它呈现为一种完全或然的（contingent） 、有限的东西，尽管它对“我们”来 说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G 。因此，相关性不可能抗拒变易的可能性，由一 定的思维和一定的存在共同造就的世界没有理由保持永恒不变——既然“无 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 ，那么不妨一次又一次听其自然，一次又一次 “被抛弃” 。 由此可见，梅亚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较强的相关主义：不仅经验性的事 物是可变的，而且所有法则、包括物理法则都是可变的。这与赫拉克利特不 A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70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71. C 转引自孟强： 《告别康德是如何可能的 ?》 ， 《世界哲学》2014 年第 2 期。 D 《莎士比亚全集》第 5 卷，第 232 页。 E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9. F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39. G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40. 442 同，后者认为世界“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A ——在梅 亚苏看来，为了真正“与希腊的形而上学决裂”B ，就必须彻底拒绝法则的固定 性。这意味着变易在根本上不服从任何法则，摆脱了一切因果，形成了一种绝 对的“超混乱” （hyper-Chaos）C 。梅亚苏对因果性的拒绝与休谟不同，因为后 者仍然试图在心理的层面规定因果性。不过，这决不是说梅亚苏在任何意义上 主张无视实际的物理法则和社会法则，因为这只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存在论思 考。同时，他在两个关键的地方脱离了较强的相关主义：第一，如前所述，无 矛盾性是变易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唯一不变的东西；第二，这种彻底的或然性 本身成了绝对必然的东西。换言之，恰好因为较强的相关主义强调了事实性、 禁止了对绝对的认识，所以——梅亚苏在这里上演了一出“哪里有危险，哪里 也就有救”——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绝对，即变易是绝对可能的；这是实在本 身的又一个不以主体为转移的规定。这种绝对并没有实体性的化身，而是仅仅 实际展现为变易的无法则性、无理由性。用梅亚苏本人的话说， 我们必须把事实性转化为一项实在的属性，按照这项属性，任 何东西和任何世界的存在都是没有理由的，从而能够在没有理由的 情况下实际地变成别的样子。我们必须把握到理性的最终缺席—— 我们将称之为“无理性” （unreason）——如何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论 属性，而不是标志着我们知识的有限性。 D 这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而是一种关于无理性的理性主义论述，这种无理 性的唯一界限是无矛盾性——梅亚苏对理性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以无矛盾性这 条逻辑原理为中心的极简主义。 这一切与海德格尔密切相关。事实上，当他确认了存在的无根据性或深 渊性之后，受他影响的人分别走上了激进和保守的道路：前者主张这种无根据 性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是绝对可能的，后者则出于同样的理由主张必须以“战战 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姿态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以防混乱，即使这样 的社会注定不能长久维持。可是从认知的、理智的角度看，激进与保守决不是 对等的，因为前者可以公开承认、或者说不屑于隐瞒存在的无根据性，后者则 A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21 页。 B Meillassoux,“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 , p. 231. C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64. D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53. 443 相反，主张“明智地”编造根据，把真理隐藏起来。可见，虽然激进与保守经 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价值观的或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真正说来，它们的差 别也许取决于如何看待认知、理智和真理。 在我看来，梅亚苏对理智直观（intellectual/dianoetic intuition）的谈论可 以从这里找到一点依据，因为这个词即使在思辨实在论者内部也引起了不少困 惑，而梅亚苏本人的辩解似乎过于平淡。这种理智直观与“康德所界定的创造 对象的直观”A 并无关系，而是让我们得以“谴责关于感性变易的‘稳定主义’ 幻觉——按照这种幻觉，变易中有不变量，有不可改变的法则”B 。可见，这无 非是对绝对或然性的直观；它之所以是理智的，是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前面的论 证才能确切地把握它，或者说“它是一种通过推理才被发现的直观”C 。如果说 激进和保守双方（尤其在海德格尔之后）都能以某种方式达到这种直观，那么 双方对待理智的态度却判然有别。因此，梅亚苏对理智和推理的强调本身就是 激进的标志，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此外，梅亚苏还遇到了两项非议。第一，物理法则倘若在原则上是或然 的、可变的，为什么实际上却从未改变？当然，梅亚苏决不否认物理法则事实 上保持了一百多亿年的稳定；更一般地讲，超混乱并不会直接把一切搅得天翻 地覆，而会“自行限制或自行常规化”D ，从而导致各种事实上的稳定。问题在 于，物理法则实在太久没有改变了，这是否意味着超混乱的假设应该被奥卡姆 剃刀剪除？在我看来，梅亚苏即使像黑格尔一样，承认（这个宇宙的）物理法 则是恒定的，仅仅主张社会法则“是被设定的东西，源出于人类”E ，也可以有 力地论证后者不能免于超混乱的支配；但他还是从康托尔定理出发做了一番勉 强的解释。不过，这种数学的解释至少在存在论的层面非常有趣。 按照自古的想象，尽管无限在内部有无穷无尽的内容，但是无限本身是 一，中国人称之为太一或“至大无外”的“大一” ，这也符合巴门尼德的存在 论。例如，奇数和偶数明显是一样多的，或者说这两个集合的势是相等的，因 而这里只有一个无限。稍显奇妙的是，奇数集和自然数集的势也是相等的： A Meillassoux,“Speculative Realism” , p. 434.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83. C Meillassoux,“Speculative Realism” , p. 434. D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66. E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第 15 页。 444 ሹಞග 1 2 3 … k ఍ග 1 3 5 … 2k—1 可见，每一个自然数都可以对应于唯一的一个奇数（或者说这两个集合 之间存在双射函数） 。于是，经典的无限概念再次得到了确证。可是对幂集而 言——对某个集合的所有子集的集合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例如，自然数集 的 子 集 不 仅 有 {1}、{2}、{3}……， 而 且 有 {1，2}、{1，3}、{18，36，72， 365，1001} 等数不清的任意组合，最后还有空集。这里可以构造一种简单的 对应关系： ሹಞග 1 2 … k … ？ ？ ሹಞග֭ࠪሸࠪ {1} {2} … {k} … {1，2} {3，5，7} 可见，每一个自然数都只能对应于自然数集的只有单个元素的子集，但 是自然数集还有无数其他形态的子集。所以，自然数集与它自身的幂集是无法 一一对应的，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大的无限。用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自然数 集的幂集的幂集又是一个更大的无限。最终， “对于任何无限集合，我们都能 够构造另一个集合，后者有更大的势”A 。因此，无限本身并不是一，而是无限 多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太多” 。太一的幻觉被打破了，终极的无限、总体或 大全是不存在的。 梅亚苏宣称，物理法则的超混乱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宇宙的长期稳 定促使人们相信，这些法则发生变动的概率低得难以置信；可是概率的思维 按其本性就预设了事件空间的存在——各种事件在这个空间中以或高或低的 概率发生，例如掷骰子的事件空间一般是 {1，2，3，4，5，6}，其中有六 种在正常情况下概率相等的事件——因而预设了某个有限或无限的总体。所 以，只要否认了终极总体的存在，就消除了概率思维在根本上的合法性。然 而，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敏锐地指出——齐泽克也同意他 A Meillassoux,“Potentiality and Virtuality” , p. 229. 445 的批判 A ——尽管破除太一有重要的存在论意义，但这不能直接被用在存在者 的层面上：有什么理由像梅亚苏一样断定我们的宇宙不是一枚巨大而复杂的骰 子，而是“太多” ？概率的思维在前者身上是有效的，后者则服从康托尔定理。 因此，梅亚苏“从纯粹数学……跳到了反映物质存在者的应用数学，却没有给 出充分正当的解释” B 。 梅亚苏所面临的另一项非议涉及他的一个假设：出于思维的严密，他承认 某种类似于神的东西可能在未来出现，为无辜的死者主持正义，因为这种可能 性可以没有自相矛盾，也就无法禁止——事实上， “神的非存在”是他 1997 年 博士论文的题目，但他认为这篇论文“实在太不完善”C ，所以一直在修改，从 未全文发表。这番推理本身其实无可指责，让许多人不满的是为什么梅亚苏对 神如此牵挂，而不是设想未来有某种彻底的社会变革，让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 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在考察了布拉西耶的学说之后，下一节末尾将 回到这个问题。 四、布拉西耶与虚无 布拉西耶的代表作《解缚的虚无：启蒙与灭绝》结合了欧陆传统与英美心 智哲学，毫不掩饰地阐述了一种以现代科学为背景的虚无主义。作为一份仿佛 有异端倾向的研究，它至少在齐泽克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的肯定；事实上，齐泽 克着力阐发的“少于无” （less than nothing）就出自这本书，后面将予以论述。 前面提到，布拉西耶认为现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意义危机” ，这也是他对 虚无主义的基本界定。在他看来，前现代世界观的关键是相信“世界和人的生存 具有内在的意义”D 、内在的目的，并企图以某种方式把世界的秩序与人的秩序联 系起来，达到某种形式的天人合一。实际上，这类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的信仰和 企图即使在前现代也并非毫无破绽——按照布拉西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对 宗教的质疑“在今天仍然有效”E ——但人们可以用道德主义的解释来弥补：无意 A Žižek and Woodard,“Interview” , p. 409. B Johnston,“Hume’s Revenge” , p. 104. C Quoted from Harman, Quentin Meillassoux , p. 163. D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E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446 义的、违背目的的、无序的东西据说源于某种恶、某种应当排斥的东西，于是人 们在天人合一之外引入了超越的善与恶、奖励与惩罚。至于善与恶的冲突是否有 终点、是否会走向亚伯拉罕宗教所设计的拯救，其实是相对次要的。 然而，现代科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切： “星系、分子和有机体不是为了 任何东西而存在的”A ，尤其是地球根本不是为了文明而存在的——人们对大地 可能产生的某种亲切感仅仅反映了文明史在自然史面前的极度短暂，例如人类 根本没有见识过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远远比现在高的年代。把维持这类亲切感 等同于“爱护”自然的人在严格意义上不知天高地厚；地球根本不会像自恋的 人类一样受伤，因为它从来没有过真正长期的稳定，只有人类才需要使（一部 分）环境保持某种稳定。简言之，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人再也无法按照自 己对宗教性的“心理需要”来解释自然了。同时可以看到，与流行的观点相 反，一旦不能（在想象中）控制自然就必然失灵的不是科学，而是陈旧的世界 观——例如按照列奥·施特劳斯，古典国家的建立取决于“不可控制、难以把 握的命运或者机运”B ，可是一旦让广大“古人”了解了机运的关键作用，那么 天降的机运恐怕也无法挽回国家的崩坏。因此，自然的这种解放很可能在人身 上引发莫大的失落。 这份焦虑促使实存主义等学派提出， “人的意识仍然可能给出在自然中不 存在的意义：存在也许是无意义的，但人的任务是为它提供意义”C 。用尼采的 话说（这不是他的立场） ， “根本没有道德现象，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D 。这 已经相当于向宗教性投降，例如天象、动物的活动等等都可以被解释成道德 的、有意义的事件。布拉西耶不仅认为这种投降在实践中是错误的，而且指 出了它在理论中的决定性失败：在当代的认知科学兴起之后， “意识所生成的 意义本身可以被理解和解释为一些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是无目的的，却又是 完全可理解的，而且同时具有神经生物学的和社会历史的性质”E 。总之，神圣 的“存在之链” （chain of being）被一步步破除了，这个过程“是由伽利略在 物理领域发起的，然后是生物领域的达尔文，如今被认知科学延伸到了心智领 A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B 列奥·施特劳斯：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第 35 页。 C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D 转引自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 ，第 119 页。 E Brassier and Rychter,“I Am a Nihilist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in Truth”. 447 域”A 。正如尼采所说， “启蒙时代追求真理的意志”隐含了“求无的意志”B（后 面将说明布拉西耶如何批判性地推进了这个观点） 。 在这个背景下，布拉西耶援引了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对 人的表面形象（manifest image）与科学形象的区分：前者包括了人“至今为止 在哲学反思的辅助下设想自己”的各种方式，后者则把人看作一个“复杂的物 理体系” ，这个体系“与表面形象有显著区别”C 。这并不是说双方是水火不容 的，也不是说人的表面形象必然是低水平的杜撰；相反，表面形象“既试图解 释世界，并解释人在其中的位置，又要求改正先前的、看起来不再适合这个世 界的观点”D ，因而具有初步的科学性——在布拉西耶那里，与表面形象相联系 的是保罗·丘奇兰（Paul Churchland）所说的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 这至少不是迷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表面形象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的，它的科学 性不论有多少，都是为人服务的，或者说民间心理学的作用仅仅是“建构我们 对人是什么的看法” E ——这意味着人需要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服务。由 于启蒙以来，人类力量的增长达到了有可能普遍接受自己的非中心地位的程 度，或者说我们——这样的“我们”是尼采热切盼望的——不再需要想象自然 会以某种方式与人相呼应，不再需要依赖于某种意义，所以塞拉斯和布拉西耶 都把这段历史看作科学形象逐渐侵蚀表面形象的历史；不过，他们并不像有些 心智哲学家那样相信表面形象最终会消散。因此，他们的立场结合了“存在论 的一元主义”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F ，即在存在论上主张科学还原主义或虚 无主义，在方法论上保留表面形象的地位。这个看似普通的观点实际上并不平 淡，因为它把科学放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面。 在我看来，布拉西耶似乎为了保持论述的科学风格而回避了阐发上述观 点的社会意义。直截了当地讲，从来没有人需要想象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与 人、与自己步调一致；人们不过是期望一定范围的、对自己有（间接）影响的 世界是友善的。换言之，权力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可能 A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40. B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219. C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3. D Gratton, Speculative Realism , p. 138. E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12. F Gratton, Speculative Realism , p. 138. 448 影响——最好是友善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简单地持有后一 个观点，而是必须进一步指望八荒六合会以某种方式回应自己？简言之，这种 “崇高的”幻想是如何产生的？按照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幻想是症候的另一面： 当实际的、切近的权力关系无法令人满意时，超越的、不可确证也不用确证的 憧憬就会及时出现，提供虚假的心理补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宗教看作 “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 “无情世界的情感”和作为止痛剂的“鸦片” A 。这里的 悖论在于，宗教性的幻想表面上背离了人类中心主义——它要求人谦卑地屈服 于神圣的存在——实际上对软弱无力的人来说，这种背离恰好是人类中心主义 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因为他们不敢直接肯定自己的中心地位，只能通过移情 于崇高的对象来肯定自己。因此，表面形象的支配地位不仅反映了人类中心主 义，而且植根于相对艰难的社会状况；民间心理学所建构的人始终是面临困境 的人。 这一切意味着布拉西耶与梅亚苏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后者所阐述的 超混乱席卷了物理法则和社会法则，前者则把物理法则看作实在本身的绝对规 定（这当然不是说人对物理法则的认识是绝对真理） 。用前面的话说，以无矛 盾性为中心的极简主义膨胀成了围绕物理法则的极简主义。由此，布拉西耶必 须回应两个对梅亚苏并不适用的质疑。 第一，相关主义者可以立刻宣称，物理法则对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独立于 人的存在，而是由思维设定的东西，所以布拉西耶的立场并不属于实在论。布 拉西耶指出，这个观点源于贝克莱，它可以简化为“你要设想独立于头脑的实 在，就必须设想它。因此，你不能设想独立于头脑的实在”B 。这个表述看上去 无懈可击，其实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它的前提不过是一个重言式（ “你要 设想它，就要设想它” ，这里的“设想”可以换成随便什么认知活动） ，结论却 明显不是重言式——但从重言式推出非重言式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人们之所 以倾向于赞同这个推理，是由于不自觉地往里面添加了某种东西。布拉西耶援 引了大卫·斯托弗（David Stove）的分析：在作为前提的重言式中，实在是作 为观念对象（ideatum）存在的，或者说它是思维的对应物，因而的确不可能 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但在作为结论的非重言式中，实在已经悄悄变成了“无条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B Brassier,“Concepts and Objects” , p.58. 449 件的（simpliciter）物（即物理对象） ”A 。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推理中不自觉 地区分了实在的两种用法。既然贝克莱的意图是取消观念对象与物理对象的差 别，那他就应该证明这条主张，而不是（暗中）把它作为前提。因此，反倒是 非实在论者有必要审视自己的立场：自己要么实际上是支持实在论的，只是未 能识破贝克莱式的错误论证，要么给出新的、合法的论证。 事实上，保守的海德格尔主义确实提出了新的论证：由于“事物在言词 “我们需要土星 中、在语言中才生成并存在起来” B ，所以我们仿佛可以断定， 的概念才能说土星是什么” C 。换句话说，语言的结构彻底统治了存在者的存 在，或者毋宁说“词谋杀了物”D 。这个观点的真实意图是不难揣测的：它试图 通过确定某种语言结构（倘若这种结构是可变的，那么只要进一步把变动的可 能情况纳入语言就行了）来确定存在的结构，而这无非意味着任何“异端的” 存在者都不是语言的存在者，从而归根到底只能是暴力的对象——这种暴力既 可以是消极的避而不谈，以便维护既有的意义世界，又可以是积极的排斥和消 灭。可是布拉西耶正确地看到， “最早指向土星的人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而 且他们对它的认识无疑是错的：但为了指向它，他们不需要认识它” E 。可见， 存在者的存在恰好始终可能突破语言的结构、语言的监牢，以一种很可能毫不 亲切的、缺乏意义的姿态出现在人的面前，而这正是科学一直在做的事情。不 过，巴迪乌大概会进一步提出，政治、艺术和恋爱也是这样运作的；他把这四 类事件称作真理，并宣称“真理没有意义” F 。 布拉西耶所面临的第二个质疑是他对科学的强调是否走向了决定论，因 为对决定论的恐惧似乎滋养了笛卡尔以来的许多思潮，也支撑了一部分欧陆哲 学家对英美心智哲学的抱怨。在我看来，布拉西耶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些情绪化 的观点。决定论依赖于因果关系的连贯性，用拉·梅特里的例子来讲，某位国 王“天生是个好人，甚至是懦弱的” ，但“如果天气一冷，一件极小的事也可 以使他变得非常暴躁”G 。进一步讲，例外情况未必能打破决定论；只要这位国 A Brassier,“Concepts and Objects” , p.57 B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 ，第 15 页。 C Brassier,“Concepts and Objects” , p.62. D Žižek, Interrogating the Real , p.15. E Brassier,“Concepts and Objects” , p. 62. F Badiou, Pocket Pantheon , p.67. G 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 ，第 24 页。 450 王在天冷时有较大的、稳定的概率变得易怒，例外的存在就不会损害连贯性。 可是科学形象与表面形象究竟谁无法离开完全的连贯性？诚然，科学是追求连 贯的，但是至少现代科学根本不屑于隐瞒科学话语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布拉西 耶引用了巴迪乌的一个非常激进的表述： “科学没有危机，也不可能有，因为 科学是对差异的纯粹肯定” A ——这个观点的激进程度现在已经不如梅亚苏的 或然性了。就此而言， “迷信科学”只可能源于对科学的错误理解。相反，人 的表面形象和民间心理学迫切需要在意义、目的、关于善恶的叙述或语言结构 中填补一切缺口和空洞，以便达到“圆而神” （ 《周易·系辞上》 ）的效果，即 便只是心理效果。用布拉西耶的话说， “只要在命名实在时让‘人’这个术语 获得特权，就必定会把实在的彻底的不连贯性重新现象化、重新实体化，并为 它注入最低程度的存在论的连贯性”B 。这里所说的最低程度的连贯性指的是虚 空，例如按照《旧约·传道书》 ，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 是捕风” （1:14）——这种完全消极的态度可以说是为严重异化的世界赋予意 义的终极手段。于是， 要按照不连贯的实在——它击穿了无本身——来思考自己，就 意味着认为自己归根到底等同于一种就连虚空的最低限度的连贯性 也不具备的东西。实在比无更少（less than nothing）…… C 因此，当尼采在启蒙时代追求真理的意志中看到求无的意志、进而为了 有利于生命不得不诉诸“说谎的意志” D 时——简言之，当尼采把谎言视为抵 抗虚无主义的药方时——布拉西耶看到了科学真理与“比无更少”的不连贯性 之间的联系，从而摆脱了谎言的必要性。他的虚无主义最终不是立足于无，而 是“少于无” 。 事实上，这一切背后有一个终极支点，即灭绝：人、生命、思想（其中包 括了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和宇宙的无可挽回的灭绝。这场绝对灾难的存在 “颠倒了经验与先天的等级制”E ，把一组特殊的经验性事件变成了先天东西的 最终限制。这意味着撇开这些事件的思想（假设它们不能驳斥目前关于宇宙的 A Quoted from Brassier,“Badiou’s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of Mathematics” , p. 146. B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137. C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137. D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219. E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234. 451 科学观点）注定停留在民间心理学的水平上，乃至沦为迷信；它们的基本信条 不外是“我死后将有大洪水” 。就此而言，梅亚苏所设想的“神的非存在”也 只是在构造一种表面形象。对布拉西耶来说，在灭绝面前唯一真实的态度实 际上是精神分析所说的忧郁（melancholy，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到这个术语）：对 于一件终将失去的东西，忧郁的主体即使在仍然拥有它时也会感到自己仿佛 已经失去它了。换句话说，为了承认灭绝的真理， “哲学的主体还必须认识到 他已经死了，并认识到哲学既不能用来做出肯定，又不是正当性的来源，而是 灭绝的器具（organon） ”A 。这个看法显然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而是可 以称作死后之在，一种仿佛渡过了死亡的存在。它与斯宾诺莎的一个著名观点 似乎是一致的： “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 思”B 。不巧的是，布拉西耶并没有把死亡或灭绝与自由联系起来，格兰特则在 这方面提出了非常独特的看法。 五、格兰特与活力 格兰特的代表作《谢林之后的自然哲学》看上去是一份哲学史研究，实 际上它的哲学性非常强烈，因为它对谢林的解释是颠覆性的。众所周知，谢林 （和费希特）在今天的处境十分尴尬，经常被当作康德和黑格尔的陪衬，仿佛 前者的哲学仅仅处于后面两人中间的某个位置。继齐泽克之后，格兰特也试图 挑战这种成见。他为我们呈现的谢林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按照通常的结论，年 少成名的谢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哲学家，但他在格兰特那里显得相当连贯。有 评论认为， “脱离了［格兰特所解释的］自然哲学，谢林的其他方面可能显得 十分花哨” C 。本文当然无法完整地讨论这一点。 与布拉西耶一样，格兰特不认同现代哲学对意义和善恶的过度关注，但 他从这个角度重新发现了谢林。后者写道： 他［费希特］对自然的整个理解的最终本质是什么？……实际 上无非是把损害生命、挖空生命的整个世界道德化了，是对全部自 然和活力的真正厌恶——除了主体身上的活力——是粗糙地把道德 A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p. 239. B 斯宾诺莎： 《伦理学》 ，IV, p.67。 C Lawrence, On an Artificial Earth: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Review ）. 452 和道德教义赞颂为生命和科学中的唯一实在。 A 这段话可以说惊世骇俗，因为“损害生命、挖空生命”居然不是贬义， 而是谢林对自然的描述，是自然的可能性之一。进一步讲，在格兰特看来，这 种把自然道德化的倾向虽然在费希特那里极其突出，但并不是由他开创的： “笛卡尔之后的全部欧洲哲学都排除了自然的概念、乃至自然的存在，这个缺 陷同样是康德及其后学所共有的”B ，当然谢林除外。后者的自然哲学提供了另 一条出路，人、实践、生命和有机体在这里不再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他的自由 概念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不无讽刺的是，不少人对谢林的解读恰好追随 了这里所说的费希特主义，海德格尔也不例外：在他看来， “谢林标为‘自然 哲学’的，这并不单纯是、也并非首先是对特殊领域‘自然’的处理，而是指 从唯心论原则、亦即从自由原则来理解把握自然”C ，而这颠倒了谢林哲学中的 自然与自由，尽管他所说的自然的确不是一个“特殊领域” ，而是绝对的。 按照格兰特，谢林哲学和它的对手可以分别概括为“一种关于一个世界 的、有理念能力的物理学”——事实上，谢林本人主编过《思辨物理学期刊》 （这里的“物理学”显然具有古希腊的含义，但与现代科学也不冲突，后面将 予以论述）——和“一种取消主义的实践主义”或通常所说的“伦理主义” D ， 后者企图以伦理或政治的名义（在想象中）取消自然、控制自然，而且在存在 论上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设定了两个世界。费希特明确肯定了自己的柏拉图主 义立场： “理智与物居住在两个世界，中间没有桥梁” E 。不仅如此，德国唯心 主义还为两个世界的模型添加了两个非常现代的特征。第一，理智与物并不是 对等的、原始的；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后者。在康德那里， “自然成了一 道先验的分水岭划分出来的产物”F 。费希特以类似的方式认为，作为非我的自 然产生于我的“精神活动”；反过来，我的“智力”不可能是“自然的高级能 A Quoted from Grant,“The ‘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 p. 43. B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viii. C 海德格尔：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 ，第 142 页 .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p. 43。 D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ix. E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 p. 46. F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p. 47. 453 力（Potenz） ” A 。黑格尔则把自然看作逻辑的外化，并在《自然哲学》中讲到 了“自然界的无能”B ，因为它据说只能“抽象地保持概念的规定”C ，而不能创 造任何规定。第二，理智不再单纯局限于人，而是与有机体产生了某种联系。 这并不是说动植物都有理智，而是说人的理智据说特别适合把握有机体。费希 特在这个意义上宣称， “整个宇宙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 D 。同时，物质的概念 顺理成章地被三位哲学家边缘化了。总之，两个世界的模型在德国唯心主义那 里表现为一种“生物中心论” E 。 相反，谢林“绝对不承认两个不同的世界” ，并主张“智力……不过是自 然不断增强的结果” ，自然为这个结果“做了长期准备”F 。这个观点首先与现 代科学是一致的：达尔文之所以“危险” ，正是因为他“叙述了生命是如何从 没有生命的物质中演化出来的，乃至最先进的意向性或感性如何起源于没有头 脑的重复。哲学达尔文主义不是给物质注入了生机，而是去除了生命中的生 机”G 。这并不是说生命可以在概念上被还原为非生命——这两个概念当然是截 然不同的——而是说从生成的角度看，生命与非生命是连续的，两者的界限 在实际过程中是难以分辨的。按照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表述， 假设第一个生命叫作亚当， “如果我们问，这之所以是生命的起点，是出于何 种本质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根本的推理错误”H ，因为完全可能有一 个与亚当一模一样的巴当，但它碰巧没有后代，就无法被视为生命。简言之， 在诸多同样的祖先中间，谁“开启了获胜的序列” ，我们就“回溯性”I 地把谁 封为亚当——这番生物学叙述不可思议地呼应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 A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 p. 48. B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 p. 50. C 黑格尔： 《自然哲学》 ，第 250 页。 D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p. 50. E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p. 50. F Quoted from Grant,“The‘Eternal and Necessary Bond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ysics’” , pp. 52, 48. G Hägglund,“Radical Atheist Materialism” , p. 121. H Quoted from Hägglund,“Radical Atheist Materialism” , p. 122. I Quoted from Hägglund,“Radical Atheist Materialism” , p. 122. 454 的断言： “一切统治者都是他们之前的征服者的后裔” A ，而无思想的历史作者 向来只会移情于获胜的征服者，巴当等等却被丢弃在废墟中。 既然拒斥了理智对物的任何创造，谢林就必须在概念上说明自然如何能 以物理的方式具备“理念能力” ，如何会倾向于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 在格兰特看来，谢林的解答简单而激进：理念的运行内在于“自行组织的物 质”B ，或者说“自然是它自身的立法者”C 。理念、法则、逻各斯并不是人的发 明，也不是出自某种比人更加原始的语言、世界、交往形式等等，而是物质 （不论有机与否）在自行组织、 “自行构造” D 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轨迹。用谢 林的话说， 就连仅仅经验性地探究自然的人也需要知道它的语言，以便在 某种意义上理解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不可理解的言辞。这对于 较高意义上的语文学同样可以成立。地球是一本由形形色色的碎片 组成的书，这些碎片属于非常不同的年代。每一块矿石都是一个真 实的语文学问题。 E 与上一节提到的土星一样，无机的矿石决不会简单地服从人的语言，而 会使人对于它是什么感到迟疑。这里的悖论在于，倘若自然的“语言”压倒了 人们生产语言、规定法则的能力——这似乎是伟大时代的标志，例如在马克思 看来，现代工业使人发现了自己身上未知的“本质力量” F ——那么自然就会 在软弱无力的人面前表现为一种毁灭性的冲击；最丰富的“语言”完全可能被 等同于灰暗和苍白。简言之，谢林所设想的是一种“作为主体的自然” 、 “生产 性的自然（natura naturans） ”G 。这决不是用拟人的方式来想象自然——这种想 象是伦理主义的特长——而是看到了自然本身的自律能力，取消了人、实践和 有机体的优越地位。 进一步讲，由于理念完全内在于自然，所以自然的生产性并不受目的或 产物约束，也没有起点或最终根据；相反，自然的活力（dynamism）是无条件 A 本雅明： 《启迪》 ，第 268 页。 B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109. C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25. D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109. E Quoted from Derrida, Eyes of the University , p. 77. F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2 页。 G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168. 455 的、绝对的。格兰特强调了一个在哲学上至关重要的细节： “无条件” （unbed（unthinged） ，因为 Ding 就是物。也就是说， ingt）在字面上相当于“无物化” 这种活力与其说具有无条件的性质，不如说能够把任何现成的物变成无物，能 够“使实体性的存在者仿佛拥有的终极性失去根据，从而使对象的变易成为必 然，而非消除这种变易”A 。这个解读让谢林的许多晦涩的形而上学表述在格兰 特手中迎刃而解，比如“绝对应该被纯粹当作物质”：既然绝对是无条件，即 无物化，这句话就意味着谢林是用无物化来界定物质的，而这恰好符合经典的 看法，即物质不等于形体或成型的物体，或者用谢林的话说， “单独的物质性 还不是身体性”B 。虽然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出于这个理由否认了物质的主体性 或力量，格兰特笔下的谢林却恰好在这里看到了物质或自然的不可抗拒的活 力、理念能力或去除根据的能力。总之，生产性总是大于它的产物；按照格兰 特的表述， “对象……依赖于一种始终比它们更加广泛的先前存在，而且这种 先前存在始终是生产的领域” C 。 格兰特对无物化的阐发导致了两个理论后果。第一，它标志着现代科学 的局限：任何科学都只能应对“一部分自然” ，而不是“自然本身” （这当然也 是科学的力量所在；更一般地讲，伟大东西的力量与局限是直接同一的，普通 东西的局限则会妨碍它的力量） ，所以无可避免地固定了某些对象，不能去除 它们的根据。尤其就人而言，既然“物种没有固定性”D ，智人就不是永恒的， 而这显然对大多数关于人的科学而言是不可思考的。格兰特认为， “这正是为 什么我们需要自然哲学” E 。第二，历史和自由这两个“实践的”概念不仅适 用于自然，而且首先适用于自然；更确切地讲，自然的自由无非展现为它的历 史，即无物化的过程。用格兰特和谢林的话说， “对理念的追求、存在者的变 易相当于一部自然史，它‘是从自由的角度思考自然的，因为自然会沿着一 切可能的轨迹演变’ ”F 。因此，当通常的观点把人的一部分自由看作（节制地） 利用自然的能力时，谢林主义的主张却是人的“历史本身必须成为自然”G ，必 A Grant,“Mining Conditions” , p. 46. B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28. C Grant,“Mining Conditions” , p. 45. D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46. E Niemoczynski and Grant,“‘Physics of the Idea’” , p. 35. F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p. 109–10. G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203. 456 须认识到历史本身的无根据的活力，才能发现和理解人身上隐含的自由。 此外，这一切还意味着对《蒂迈欧》的重新解读——格兰特为此受到了许 多称赞。按照主流的看法，创世神（demiurge）像工匠一样把预先存在的、无 序的物质变得有序了（ “神在看可见事物时，发现这些事物不稳定，到处乱窜， 。可是这与柏拉图接下来提出的隐喻性观 于是就把秩序引入这无序运动中”A ） 点是冲突的： “人们把宇宙划分为两个对立部分： ‘下’指称那些聚结的物体下 沉之处， ‘上’则指物体不愿上升之处。这种观念是大错特错的” B 。事实上， “柏拉图反复声明，物理学是‘关于全体的物理学’ （phuseos tou pantos） ”C ，即 关于一个世界的物理学，而自然与理念的分离——这同时也是形而上学或后物 理学的诞生——只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因此， 《蒂迈欧》的存在论与谢林一 样涉及自然本身的理念能力，创世神则根本不是某种超越的东西，而是以神话 的方式代表了“秩序在物理世界中的涌现”D 。这种存在论正如 19 世纪英国诗 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所写的那样， “神在他的天国里——世 界上一切都好（God’s in His heaven-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也就是说，神 只能待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世间的一切不用他干预。 六、哈曼与对象性 哈曼的代表作《游击队形而上学：现象学与物的木工》具有高度的原 创性，从底层着手构造了一种对象导向的存在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作为一名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学者，哈曼对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充满 OOO） 敏锐，而且拥有海德格尔绝对缺乏的幽默感以及对新技术和流行文化毫不抵触 的态度。 哈曼从事哲学的起点是对海德格尔的一个独特解释：在他看来，上手性与 现成性这对概念虽然源自《存在与时间》对用具的长篇分析，实际上却适用于 一切存在者，或者说“存在者本身卷入了现成性与上手性的不断交替”E 。任何 A 柏拉图： 《蒂迈欧篇》 ，30a2。 B 柏拉图： 《蒂迈欧篇》 ，62c4. Quoted from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26。 C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33. D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 p. 38. E Harman, Tool-Being , p. 4. 457 存在者都可能显示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现成的、在场的东西；同时，它决不 会被自己的在场性穷尽，而是保留了某种隐蔽的、缺席的存在（当然， “上手” 一词在这里就显得不够直观了）——形而上学对后者的遗忘正是海德格尔哲学 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存在不是在场”A（哈曼把这个思想看作整个海德格尔 哲学的核心） ，或者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悖论性的表述， “存在不能存在（Sein ”B ，所以严格来讲，人无法在任何意义上知道某个存在者究竟 kann nicht sein） 是什么——它的存在不是某种可以让人认识的东西。 为了认识这种不能认识的东西，为了把存在变成单纯的在场、把上手性 变成现成性，遗忘存在的人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哈曼把它们分别称作向下的和 向上的开采（undermining/overmining） 。向下开采的人相信自己在存在者背后 挖到了一片“更深的原始整体”C ，并主张一切存在者都源于这个发明出来的整 体，从而可以通过首先认识这个整体来认识一切。某种意义上的实体、物质、 太一、神等等都是这样的整体。在思辨实在论者中间，哈曼认为格兰特“最清 晰地倾向于向下开采”D 。相反，向上开采的人认为应该用更加表面、更有利于 分析的方法来把握存在者的存在，这样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把存在 者完全理解为它们的相互关联，比如怀特海；第二，梅亚苏所界定的相关主义 和主体主义都试图把存在者固定在主体与对象的相关性中，或者说把存在者现 象化，而这也是一种向上开采。需要注意的是，与梅亚苏一样，哈曼也把海德 格尔给出的此在的释义学视为一种较强的相关主义，从而把它看作一种向上开 采。似乎因为向下开采只能找到原始的一，而向上开采有利于挖出丰富多样的 成果，更有吸引力，所以后者在哲学中已经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总 之，这两种手段都体现了人们为存在者的存在确立根据的欲望，这种根据看上 去要么更加深奥，要么更加生动。 于是，哈曼还需要把此在的释义学同一切存在者的二重性，即上手性与 现成性分离开来，或者说废除人在存在者当中的优先地位。这促使他不再把这 种二重性单纯理解为存在者对人来说可以在场或缺席，而是主张任何存在者彼 此之间都可以在场或缺席，可以相互关联或毫无关联（这意味着意向性的概念 A Harman, Heidegger Explained , p. 1. B 海德格尔： 《路标》 ，第 560 页。 C Harman,“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 , p. 25. D Harman,“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 , p. 25. 458 必须有所变化，下面会予以论述） ，而且缺席或无关联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可 见，尽管海德格尔最初的着眼点只是人和用具，哈曼却把两边都换成了一切存 在者；用具分析最终扩展为一种仿佛平坦的存在论。实际上，除了物理的存在 者之外，哈曼把一切人为的、想象的存在者也包括进来了。他引用《逻辑研 究》的例子说， 意向对象不需要实际存在，错觉和幻想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场 半人马之战”A 在一个对象化的行为中跃动在心智面前，它呈现了想 象的动物，而非孤立的颜色和形状。 B 因此——把“存在者”换成“对象”——哈曼提出的“对象导向的哲学 只有一个基本信条：对象会从所有知觉的和因果的关联中退出”；换言之， “对 象是彻底孤立于其他所有对象而存在的，它们被装在隔离的、私密的真空 （kryptoousia）D 。躲在暗处的对 中”C ，拥有一种唯独属于自己的“隐秘存在” 象只有在相互关联时才会变成在场的东西，但它们总是倾向于退出关联、重返 孤独——这正是游击队的战术。 这样界定的对象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对象之间的关联本身构成了另 一个对象——这意味着在哈曼那里，对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于是，一个容纳 了诸多关联的复杂对象就类似于一个俄罗斯套娃，一个大娃娃里面有一个小娃 娃，里面又有一个更小的娃娃，以至无穷。这个特征的理论后果是拒斥了实 体与偶性的抽象对立：按照这种抽象的看法，只有实体（不论是一还是多）才 是真实的对象，它“要么是真正细小的东西，要么是真正自然的东西，要么是 真正神圣的东西”E ，流变不居的偶性则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一种关联倘 若不够稳定，或者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不够“好” ，就算不上真实的对象。 例如，芳汀的私生子珂赛特出自一段可悲的性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她们的时代 似乎是一种偶性，所以珂赛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对象。诚然，相 对固定的实体与相对易变的偶性之间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但是哈曼拒绝把这个 区分纳入对象导向的存在论。用布拉西耶的话说，这种存在论贯彻了“一种平 A 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 2 卷第 1 部分，第 430 页。 B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24. C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p. 20–1. D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110. E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85. 459 等的对象性的单义性（univocity） ” ，是“一种纯粹对象性的存在论” A 。 第二，在哈曼看来，只有认为对象不止是它们的相互关联，而是同时在 任何关联之外保持独立，才能真正解释运动和变易——直观地讲，倘若繁杂的 关系使对象动弹不得，就不会有变化。哈曼在这里树立的理论对手是怀特海、 梅洛—庞蒂等人。用后者的话说， “房子本身不是从无处（nowhere）看到的 房子，而是从各处（everywhere）看到的房子” B ；只要把所有可能的视角合并 起来，仿佛就能看到房子本身。梅洛—庞蒂把这个观点一般化了： “每个对象 都是其他所有对象的镜子”C ，而这意味着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普遍的布满 镜子的房间”D ，镜子（即对象）的存在无非是无数的相互反映。哈曼发现，这 个关联主义的立场描绘了一个静止的世界；这种静止并不是在物理的意义上讲 的，而是说既然一切关联、一切反映都是现成存在的，而且关联之外据说没有 任何东西，那么世界的规定就被穷尽了，新东西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释变易，关联主义要么突兀地设定某种干预世界的力量——这显 然是许多意识形态走投无路时的策略，即“我不但有这个原则，我还有那个原 则”——要么把时间本身还原到这个布满镜子的房间中。哈曼把怀特海哲学视 为后一种方法的典型。怀特海的看法表面上与哈曼相似： “在对现实的分析中， 公开与私密的对立在每个阶段都会凸显出来”E ；换言之，在每个时刻，一个对 象与其他对象的关联（即公开的一面）和它身上没有与其他对象发生关联的部 分（即私密的一面）是并存的。可是怀特海坚持了关联主义，把私密的一面归 结为对象在前一个时刻与其他对象的关联，或者说私密的一面是由先前的关联 形成的。当然，这个对象在前一个时刻也有私密的一面，所以这个推理是无穷 后退的。于是，这种“ ‘双面的存在论’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一组关联向后续的 推进”F 。这固然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变易，但是无法得到哈曼的认同，因为 这里的时间性仅仅意味着所有对象之间的所有关联不能同时出现，而这肯定不 是海德格尔所设想的时间性。与这一切相反，如果以哈曼的方式主张对象始终 A Brassier,“Speculative Realism” , p. 316. B Quoted from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50. C Quoted from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p. 50–1. D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51. E Quoted from Shaviro,“The Actual Volcano” , p. 284. F Harman,“Response to Shaviro” , p. 296. 460 具有不在场的、隐蔽的内容或深度，就可以认为它“包含了变化所需的储备” ； 更确切地讲，既然变化意味着“一个对象必须脱离它的当前状态，并以某种方 式接触某个它先前没有直接接触的东西”A ，那么对象自身就不能只是各种关联 的总和，而要在内部拥有更多的力量。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任何关联中，一个对象都只能触及另一个对象的 一部分，而不能穷尽后者的全部。用哈曼本人的例子来讲，当火点燃棉花时， 尽管这里的化学反应非常激烈，但很明显， “火和棉花都未能穷尽对方的实 在”B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把火、这一团棉花有别的用法，而我们的认知也是有 限的。哈曼从这里得出了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四元结构，见图 2（事实上，除了 1949 年著名的天地神人之外，海德格尔早在 1919 年就设计了一个与哈曼有些 相似的四元结构） C 。在这里，实在的对象拥有实在的性质，即仅仅属于自己 的、他者无法触及的性质；当它与另一个对象发生关联时，摆在它面前的是后 者的感性性质，即后者在这个关联中在场的部分，胡塞尔称之为侧显（Abschattung）；感性的对象则是诸多侧显所依据的统一体——如前所述，梅洛— 庞蒂误以为所有可能的侧显可以构成对象本身。任何关联实际上都包含了两个 ഐ൵gႍп ൔᄥ֭ྦྷᇑ ൔᄥ֭‫؛‬ཨ ଞ༆Яമ खเ֭ଞ༆ ‫؛֭ྦྷۓ‬ཨ ‫ྦྷ֭ྦྷۓ‬ᇑ ཋӶgᄥӎ 图 2 对象的四元结构 ๵ Ļ‫؛‬ཨ֭ශჵࢺ‫ܚ‬ A Harman,“Response to Shaviro” , pp. 299, 300. B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188. C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 ch. 6. 461 并行的关联：甲作为实在的对象接触了乙的感性性质，同时乙作为实在的对象 接触了甲的感性性质——这两个关联都是不对称的。由于实在对象的彼此关联 总是有赖于感性性质的帮助，所以哈曼把因果性理解为“代理因果性” （vicarious causation）——vicar 的本意是教区牧师，也就是帮助信徒与神打交道的人。 这一切对现象学家来说也许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哈曼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把意 向性理论从意识的层面搬运到了“纯粹对象性的存在论”中。倘若沿用传统术 语的话，哈曼实际上肯定了所有对象都有意向性——例如火在某种意义上“知 道”棉花要怎么烧、野草要怎么烧——尽管这决不是说它们都有意识，也没有 主张某种生物中心论。 我对哈曼的学说有两个疑问。第一，对他来说，对象被在场性穷尽是一 个理论错误，但这也许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现实情况，即精神存在者的死亡。按 照黑格尔的说法， “人死于习惯，这就是说，当他完全习惯于生活，精神和肉 体都已变得迟钝，而且主观意识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对立也已消失了，这时他 就死了”A 。这个表述当然不能涵盖所有形式的死亡，但它描述了一种精神性的 死亡，即完全被习惯支配。很明显，习惯是一组在场的感性性质，因为它并 不是隐蔽的东西；即使当事人不假思索地按照习惯做事，这种现成性也不会消 除。进一步讲，习惯与死亡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各种 精神性的组织。例如，倘若国家彻底屈从于自己的习惯，它似乎就只剩下现成 的东西了。因此，精神性的对象或许并非不能丧失内在的深度，而这就是它的 死期。 第二，哈曼虽然想要把人理解为一种平凡的对象，但在我看来并不成功。 一方面，就科学而言，他认为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相信“雨滴什么也不知道， 蜥蜴知道得极少，某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 B ——当然，这里的“知道” 必须在前面所讲的意义上理解。可是如果哈曼的观点是对的，他就确实比另一 些人知道得多；同时，理智存在者（未必是人）在哲学上似乎确实有特殊地位。 另一方面，就艺术而言，哈曼写道： 艺术被赋予了一种魔力，让我们得以面对对象的不可能达到的 深度。或者说艺术所具备的力量只是看上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 A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151Z。 B Morton, Harman on Anthropocentrism . 462 就连梵高也无法实在地把一双鞋内在的执行（executant）存在放到 画布上。 A 可见，艺术并不能彻底把对象显示出来，而是在鉴赏者身上产生了这样 的感受；鉴赏者不能通过艺术作品看破一个实在的对象，只是在一瞬间感到对 象的隐秘存在仿佛被照亮了。问题显然在于，艺术的这种存在论效果目前来看 也只会出现在人身上。因此，哈曼没有能够把人仅仅当成万物的一员；也许这 个企图是不可能的。 七、巴迪乌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 作为梅亚苏的老师，巴迪乌对思辨实在论当然不乏溢美之词，例如宣称 《有限性之后》 “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而哲学史至今被设想为关于什 “有了实在论一词， 么是认识的历史”B ，即以相关性为中心的历史。他还认为， 我们就超出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经典的形而上学” C ——既超出了远离绝对、 在宗教性面前不断后退的立场，又超出了非批判的、超越的、最终（按照海德 格尔）走向虚无主义的立场。不过，巴迪乌也明确指出了自己与思辨实在论者 “在思辨实在论中没有事件理论”D 。虽然有评论认为， “或然性——梅 的分歧： 亚苏的关键概念——与巴迪乌对事件的看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E ，但这恐怕不 够准确。 在阿尔都塞那里，主体是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中出现的，例如当一名女性 听见“那位女士”或“那个女的”时，她就受到了两种相当不同的询唤，不论 她如何回应。这个观点的困难在于，仿佛一切社会关系都成了意识形态，因而 正如卢梭所说，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F 。为了打破这个 僵局，巴迪乌通过对真理和事件这两个概念的阐发重新界定了主体。因此，这 三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鉴于巴迪乌修改过相关学说，我将以较新的、更加全 A Harman, Guerrilla Metaphysics , p. 105. B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 p. 7. C Badiou and Woodard,“Interview” , p. 20. D Badiou and Woodard,“Interview” , p. 20. E Riera,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Review ）. F 卢梭： 《社会契约论》 ，第 4 页。 463 面的版本为准。 按照巴迪乌的说法，真理包含了忠于真理的主体可能产生的一切内容 A 。 这个界定强调了真理的主体性和开放性。一方面，这里有一个循环：真理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忠于它的主体存在。这个循环在根本上是不可取消的，或者说 巴迪乌拒绝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方式界定真理。按照这个标准，人类至今为 止遇见过四种可以构成真理的过程，即“艺术、科学、真正的政治（很少见） 、 以及恋爱（如果存在的话） ”B 。这些过程在一个特殊世界中的发生就构成了事 件，为了避免歧义，有时也称作真理事件。相反，例如在许多统治关系中（这 种关系显然包括了一些所谓的政治和恋爱） ，统治者一边向群众推销某种“崇 高的”理想，一边立刻以一种伪善的、犬儒的、 “明智的”方式与这种理想保 持距离，并或明或暗地要求群众和官僚满足于现存状况。在这里，由于缺乏忠 诚，所以真理和主体并不存在，事件也无法发生。另一方面，与特殊的、具体 的事件相反，真理本身是纯粹形式的，因为对真理的显现来说，任何忠于真理 的主体都只是“一个有限的环节”C ，他的成就无法涵盖真理可能产生的一切。 换句话说，真理决不会被它已经具备的实质性内容（这些内容出自既有的忠于 真理的主体）所穷尽，而是始终包含了这些内容之外的可能性。例如，物理学 不仅成果丰富，而且是开放的；恋爱不仅属于青少年，而且以某种不同的方式 属于中老年，等等。相反，教条主义的“科学” 、愚弄群众的“政治”总是已 经被一堆实质性内容填满了，新东西是不被允许的。 简单地看，主体对待真理的态度只有忠诚与否。例如，面对共产主义的 真理（它引发了一百多年来的一系列事件） ，一个主体要么力图在具体的局面 下探索共产主义的可能形式，要么不做这样的努力。可是真理在主体身上引起 的不同回应还可以用更加复杂、更加现实的方式来描述：1. 单纯的忠诚，例如 在马克思之后，恩格斯等人在欧美各国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组织工人运动，形成 了一股历史性的社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欧美的社会变革。2. 反动，例如 20 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企图绕过马克思，延续和修补之前的理论和实践——抽象 地讲，在真理面前， “不选择是一种（反动的）选择” D 。3. 蒙昧主义，例如民 A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p. 597. B Badiou, Being and Event , p. 17. C Badiou, Being and Event , p. 17. D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p. 25. 464 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虽然表面上是一种复古主义的、种族主义的神话， 实际上却立足于工人运动、利用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因而是以新的局面为基础 的（所谓的伊斯兰国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蒙昧主义） 。4. 复兴的忠诚，这不是照 搬初始的忠诚，而是在新的局面下发现了初始形式的不足，并发明了新的忠 诚，例如列宁和毛泽东假如没有质疑经典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胜利——用前 面的话说，真理是开放的。总之，在这四种形式的主体当中，尽管 2 和 3 看起 来只是延续和倒退，但相对已经发生的真理而言，它们的真实性质就成了反动 和蒙昧；1 和 4 则在特殊的世界中把真理引向了事件。 由此可见，巴迪乌的事件概念的确符合梅亚苏所理解的或然性——既然 不同类型的主体会推动或妨碍事件，事件就不可能是必然的——但是除此之 外，它处于思辨实在论至少暂时没有触及的领域，即社会分析和社会变革的领 域。可是我们不难把这个概念与思辨实在论结合起来：试图批判整个后康德哲 学的思辨实在论是否可以算作一起哲学事件？它可能引起怎样的回应，造就怎 样的主体？在我看来，思辨实在论越是成熟、有力、深入现实，这类问题就越 是无可回避。因此，思辨实在论也许不能一直绕开巴迪乌的事件哲学。 八、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 毫不意外，齐泽克对思辨实在论的批判是黑格尔主义与拉康主义的某种 创造性结合。更确切地讲，他所给出的与其说是一番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延 伸，使思辨实在论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性。 首先，出于对思辨实在论诸多观点的赞同，齐泽克试图说明黑格尔哲学 实际上与它们是相容的。如前所述，运动和变易在梅亚苏那里是与无矛盾性相 联系的，这意味着黑格尔主义者需要对此做出回应，因为无所不在的矛盾运动 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特征，也是许多人相信这种辩证法流于诡辩的重要原 因。假如黑格尔果真简单地主张某个现实存在的 A 等于非 A、由此产生了运 动，那么梅亚苏已经证明，这的确是不可接受的。可是齐泽克认为： 在黑格尔看来， “矛盾”并非与（自身）同一相对立，而是后者 的内核本身。 “矛盾”不止是一种不可能的实在，按照这种不可能的 实在，任何事物都无法完全保持自身同一； “矛盾”是纯粹的自身同一 本身，是形式与内容之间、属与种之间的同义反复的重合——在坚持 465 （自身）同一时，属遇到了它本身，后者是它自己的“空洞的”种。 A 可见，齐泽克眼中的黑格尔完全肯定运动——因为“完全保持自身同一”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而矛盾既然是“纯粹的自身同一本身” ，就是与运动 相冲突的，这与梅亚苏的观点一致。同时，这种抽象的同一（作为一个不可能 实现的概念）必定有别于现实状况，或者说这里出现了矛盾。例如，老式唱片 在播放时，沟槽会遭到磨损，所以声音的保存在这里是一个矛盾——如果永远 不播放，还可以保存得长久些。 可是矛盾还被界定为形式与内容之间、属与种之间的重合。例如，倘若 把白马（种）当作马本身（属） ，就陷入了矛盾； “白马非马”才能避免矛盾。 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论》对价值的分析：价值一旦固定下来就会灭亡，所 以必须不断交替采取商品和货币的形态，而马克思在相关段落中恰好大量运 用了“矛盾”等黑格尔的术语。说商品有价值，实际上就是说商品包含了矛 盾，只不过人们通常只看到前一半。同时可以发现，在缺乏主体性的存在者 身上（不管是有生命的白马还是无机的环形山） ，它所包含的矛盾（即白马是 马）只是简单地被克服了；一匹具体的白马只要存在，就已经不再是马本身。 可是“对主体性而言，谓词会进入主词：实体并不返回自身，而是被它最初 的谓词，即最初从属于它的环节重新总体化了”B 。因此，商品和货币——它 们是主体性的存在者，这与它们是否有生命毫无关系——所具有的价值或矛 盾决不会停留于从属的、谓词的地位，而是会“进入主词” ，迫使原本的商品 和货币变成别的东西（例如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就是商品变成货币、货币 变成商品） 。总之，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不仅与梅亚苏一致，而且包含了更加丰 富的内容。 流行的观点还认为，黑格尔即使承认运动，也只是为了把它导向一个确 定的最终目的，并把整个过程描述为一种必然性。齐泽克反对这两个看法。一 方面，他力图证明黑格尔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目的论者。以《精神现象学》对 劳动的著名论述为例，当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一种被遏制的欲望” C 时，他并 不是说劳动者或仆从经过暂时的忍耐，最后就可以更好地满足欲望（尽管这种 可能性当然是成立的） ，而是说恰好作为对欲望的遏制，劳动转变了仆从本人， A Žižek and Woodard,“Interview” , p. 411. B Žižek,“Is it Still Possible to be a Hegelian Today?” , p. 219. C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第 125 页。 466 使他不再像主人一样只知道满足欲望： 仆从意识靠着自己重新发现了它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它 曾经看起来仅仅是一个不由自主的意向（Sinn） ，但现在恰恰通过劳 动转变为一个自主的意向。 A 因此，劳动的真正成果远远不只是获取劳动产品，而是让主体得以从劳动 中发现自己的自主性，尽管他原本是被迫从事劳动的。齐泽克试图把这个逻辑 普遍化：辩证运动的主体并不是要离开当前的处境、走向某个隐藏的目的，而 是要把当前的处境本身从失败转变为胜利——“在有限现实‘之外’的无非是 自我克服的内在过程” B ；同时，这种转变在根本上并不是实质性的，而是“一 种纯粹形式的变换、视角的改变”C ，即上面所说的“意向”的变化。例如，交 通和通信在近几百年的急剧发展最初对人情冷暖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也许视 角的改变——再加上一些时间——足以驱散这个困境。按照这种解释，辩证运 动不需要设定最终目的，因为它的起点无非是任何失败的实际处境，终点也是 这个处境本身。 由此可以引出上述质疑的另一方面，即辩证运动的必然性问题，因为很 明显，这种从失败到胜利的纯粹形式的转变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发生，否则就 与单纯的谎言或庸俗的安慰没有区别了。可是，既然辩证运动的成败是或然 的，黑格尔对必然性的强调应该如何理解？齐泽克在这里借助了回溯性的概 念。黑格尔关于这个概念最著名的描述无疑是把哲学比作“密纳发的猫头鹰” ， 认为“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 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notwendig）就是历史所呈示的” D 。可 见，哲学只能以回溯的方式在概念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必然性，而这并不妨碍世 界在实在的层面服从或然性；这决不是无原则的混淆，而是一种互不干预的并 行不悖。例如在拿破仑之后，哲学必须承认并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但 这种思想中的必然性之所以能出现，恰好有赖于许多或然的人物和事件——假 如没有拿破仑，法国完全可能在 1794 年被第一次反法同盟击败；相反，在历 史上，拿破仑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西欧的胜利。如果实际的 A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第 125 页。 B Žižek,“Is it Still Possible to be a Hegelian Today?” , p. 206. C Žižek,“Is it Still Possible to be a Hegelian Today?” , p. 205. D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第 13—14 页。 467 历史令哲学家无言以对，以致思想无法达到必然性，那么上述视角的改变当然 也是不会发生的。用齐泽克的话说， “如果有故事可讲（如果到最后以或然的 方式出现了一则故事） ，那么这则故事就表现为必然性。的确，故事是必然的， 但它的必然性本身是或然的” A 。 按照这种解释，黑格尔主义决不反对实在的或然性，反倒把后者看作哲 学唯一可能的源头。于是，这种哲学必须主张当前是开放的，或者说当前不能 是一种完全连贯的存在，而是必须包含某种缺口、空洞、不连贯。可是这还不 够：这种缺口决不能是预先确定的，它在原则上必须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必须具有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或者说它只能回溯性地被把握。因此，面对“为 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不存在”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彻底的回答是“只有 无” ，这种无当然不是简单的什么都没有，而是“绝对的差别、自行排斥的缺 口”B 。齐泽克在这里对佛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但他认为不能仅仅在一切 存在者背后看到灭亡的深渊，而应该看到绝对可能的变易。 这在齐泽克看来正是拉康的观点，因为按照拉康——这与布拉西耶的立 场十分接近——对科学话语来说， 唯一要紧的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它的网络、它的纹理、它的 架构会使正确的空洞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在物理学中，我们在 话语机器的帮助下致力于某个实在的目标，但是话语机器变得生硬 了，遇到了它的连贯性的界限。 C 进一步讲，按照拉康的术语，话语隐含了空洞意味着大他者包含了小他 者（a ⊂ A） ，或者说大他者是非大全（non-All） ，但由于小他者无非是主体在 客观世界的对应（S ◊ a） ，所以当前的开放性最终导向了一种主体理论。换言 之，主体是一种能够在客观实在中“遇到”缺口的存在者；实在的或然性尽管 不依赖于主体，却在主体身上得到了认识和肯定。思辨实在论力求思考的是独 立于人的、 “前主体性的实在” ，拉康主义则在认同思辨实在论的某些基本观 点（特别是或然性的根本地位）的前提下提出，我们还必须思考“某种类似于 主体的东西如何能从这种实在中涌现”D 。思辨实在论倾向于把人看作在根本上 A Žižek,“Is it Still Possible to be a Hegelian Today?” , p. 213. B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 p. 378. C Quoted from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 p. 780. D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 p. 642. 468 与其他存在者同等的存在者，拉康主义则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甚至未必是 人——在概念上的必然性（布拉西耶也做出了类似的进展）：既然实在本身服 从或然性，某种知道这一点的主体就迟早会涌现。因此，终极实在不仅是作为 非大全的自在之物，而且是从这个规定中诞生的主体。这个结论呼应了黑格尔 哲学，因为用梅亚苏的话说，拉康和齐泽克仍然坚持从认知的、理智的角度 “把相关性本身绝对化” ，把主体的某种存在形式视为实在的一项属性，即使他 们对这种相关性的理解未必与黑格尔本人相同。 九、结 语 海德格尔在晚年针对马克思主义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 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 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 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 A 要把“对世界每一个解释”都看作“对世界的改变” ，至少对共产主义运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 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例如韩非早已发现，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 ，这大约比马尔萨斯早了两千年，然而并没有影响 任何理论和实践。不过，不仅解释世界的确“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 ，而且 “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确实都必须“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 。如果说改 变世界的事业在当代遇到了巨大困难，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现代奴役 制正在变得越发老练，那么当务之急也许恰好不是按照既有的方案来改变世 界，而是解释世界。 前面已经阐述了思辨实在论在解释上的成就，这里不妨提出一个总的疑 问。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段与其他几条同样有名的文字： 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 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 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 A 海德格尔：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 《哲学译丛》2001 年第 3 期。 469 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 A 按照这条思路，相关主义和主体主义不能单纯被解释为思想的误区，因 为它们强有力的支配地位表明，它们很可能是有世俗基础的——那么，这个世 俗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思辨实在论者中间，似乎只有布拉西耶可以初步回应 说，现代科学的巨大冲击彻底颠覆了陈旧的意识形态，迫使人们发明这些哲学 的表面形象来保护自己；这样一来，社会变革在根本上就成了一种演化心理学 的过程。可是布拉西耶本人又会对这种“实用主义的”解释感到不满，因为他 虽然对演化论有许多赞同，却认为它无法解释人的“认知器官”为什么能够 “精确地探寻实在的突出特征或深层结构” B ——这远远超出了物种延续的需 要，似乎不能说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由此，历史变革也许无法被纳入演化心理 学。无论如何，一种思想只要还在为改变世界做准备，最终就必须回答一个马 克思式的问题：有待批判的错误和有待消灭的罪恶究竟立足于何种需要被摧毁 的世俗基础。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0 页。 B Brassier,“Speculative Realism” , p. 311. 470 潜力与虚拟 康坦·梅亚苏 / 文 张 寅/译 潜力与虚拟 A 一个被溶解的存在论问题“休谟问题”——也就是为因果联系建立根据 的问题——见证了大多数存在论问题的命运：逐渐被抛弃，而且由于诸多解决 它的尝试都遭遇了持续的失败，这种抛弃就被合法化了。因此，在他的一篇 “老旧的归纳问题被溶解了” 。 著名文章中 B ，纳尔逊·古德曼毫不犹豫地断定， 按照古德曼的陈述，休谟问题的溶解关系到它的存在论性质，它迫使任何接受 它的术语的人接受自然的恒定性原则的必然性，并尝试证明这条原则的存在。 为了得出“老旧的归纳问题”被溶解的结论，古德曼做出了如下论证： ·休谟所表述的归纳问题在根本上是追问我们如何能证明未来应该与过 去相似。 A 最初作为‘Potentialitéet virtualité’发表于 Failles no.2, Spring 2006。这篇译文首次刊 ［指英文译文，译者为罗宾·麦凯（Robin Mackay） ， 登于 Collapse II , 2007, pp.55—81。 本文译自英文版。 ］ B Nelson Goodman,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 4th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3. 471 ·与休谟一样，古德曼完全肯定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个证明以合理 的手段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这个无法决断的问题，以便用另一种形式提出这 个问题，使它重新变得适合探讨，那就是：当我们、尤其是当科学家进行归纳 推理时，我们应用的是哪条规则或哪组规则？因此，问题不再是证明未来与过 去的相似，而是描述一种现有的实践（即归纳） ，以便尝试找出其中隐含的规 则。于是，与这个存在论问题的溶解相伴随的是它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 新表述：我们不用徒劳地试图证明可观察的常项（constants）是必然的，而是 必须为自己布置另一项任务，即描述当科学家向我们陈述归纳推理时，他们 到底——通常是以隐含的方式——应用了何种规则。因此，古德曼可以认为 休谟对他自己问题的解答——即我们对归纳的信仰源自习惯，而非后件推理 （consequent reasoning）——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不论它有多么不完整：因为休 谟离开了为一条存在论原则作辩护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转而考察头脑中的一 种实际的生成过程，所以他已经显示出了一种直觉，即要充分探讨这样一个问 题，就应该描述我们进行归纳时的实际过程，而非为它寻求形而上学基础。由 此，古德曼试图延续这样一条道路，不过，他放弃了对个人的自发行为的心理 学描述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相信我们的归纳推理，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官能， 即面对反复出现的现象，我们会越来越强烈地相信它们）——休谟本人局限于 此——并认为应该描述科学共同体的实践和程序。 简言之，归纳问题的溶解包含了两个阶段： ·在否定的阶段，这个据说不可解决的问题被抛弃了。 ·在重新构造、重新表述这个问题的阶段，这个存在论问题——事件之 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之类的东西——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它清除了所有存在论问 题，并致力于描述科学归纳实际上是按照何种实践进行的。 问题的沉淀 我的主张如下：为了反对休谟问题的溶解，也就是反对抛弃这个问题的存 在论表述，我坚持认为它可以用一种看起来至今仍然被忽略的方式来解决。因 此，我将仅仅针对关于溶解的推理的第一阶段——它是第二阶段（即重新构造 新问题）的前提：它的主张是，关于归纳的存在论问题必须被抛弃，因为它是 472 不可解决的。 为了再次开启法则的必然性这个存在论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与休 谟所提出的问题区别开来，后者事实上以一种特殊的、已经有了导向的方式表 述了这个具有高度一般性的问题。 休谟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我们能否证明在相继的事件之间所观察到的联系 具有实际的必然性？休谟和古德曼都持有一个预设：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种必 然性，那么对所谓实在的必然性（也就是法则的必然性，与所谓逻辑的必然性 相反）所做的任何存在论探讨都注定会失败，从而必须被抛弃。我认为，我们 有可能既接受休谟和古德曼关于这个失败的裁决，同时却又质疑这会导致关于 这个问题的一切存在论进路都被拒斥。因为，如果以最一般的方式来表述，实 在的必然性这个存在论问题就不能与休谟的表述相混淆，而是可以表述如下： 对于可观察的常项，我们能否确定无疑地论证其中的必然性或必然性的缺乏？ 换言之，是否有任何办法证明未来必然与过去相似，或者证明另一条主张，即 未来或许与过去并不相似？在后一种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确证可观察的法则 在未来必然会改变，而在于确证即使这些法则保持不变，那也是或然的。这个 视角必须与任何断定法则必然会改变的论点区别开来——因为这个论点是休谟 所设想的解答的一个变种：恰好由于法则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这就在更高的 意义上假定了另一条法则，而后者本身是不可改变的，它会调节目前的常项在 未来的变化。因此，这个论点会径直回到认为自然有恒定性的看法，只不过把 它往后推了一个层次。 相反，我所谈论的存在论进路是断定我们有可能合理地设想常项可以在 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从而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情况下实际地发生变化；我坚信， 这会促使我们设想一种彻底的或然性（contingency） ，它涵盖了当前的法则在 未来的所有可设想的情况，包括这些法则不发生变动的情况。因此，问题在于 证明这种彻底的或然性是实际存在的，它不仅适用于服从法则的事件，而且适 用于法则本身，这些法则被还原成了事实性的常项，它们本身服从可能发生 的变易，而这种变易最终是混乱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易不受任何必然性 支配。 我们可以确切地把握这样一个立场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归纳问题一旦被 表述为关于法则的实际必然性的问题，结果就是公开承认理性的失败，因为在 对常项的一种变化做出相反的假设时，我们并不能在其中察觉到任何矛盾。理 473 性似乎不能够先天地禁止与无矛盾性这个纯粹逻辑的必然性相违背的东西。可 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由理性的命令支配的世界就是仅仅由这类逻辑命令支配 的。于是，这意味着任何不矛盾的东西都可以（但不是必然）出现，从而恰好 意味着拒绝一切因果必然性：因为因果性反过来断定，在不同的、同样可设想 的事件当中，某些事件必然会出现，另一些则不然。因此，我们实际上就必须 同意，在一个合理的世界中，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如此存在的理由。一个全然 由逻辑支配的世界事实上将仅仅由逻辑支配，因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东西都 没有理由如此存在、却不以别的方式存在，因为我们在这种别样存在的可能性 中看不到任何矛盾。因此，这个世界中的所有规定都是有可能变动的：但是无 法为这类变动给出终极理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假定一个在先的原因，却 不可能说明它为什么比另一个同样可设想的原因更加合法。可是这个世界是怎 样的？用莱布尼茨的话说，它是一个摆脱了充足理由原则的世界——按照那条 被这个世界卸下的原则，一切东西都必须有如此存在、而非别样存在的理由： 但在这个世界中，连贯性这个逻辑的需求仍然存在，持久性这个形而上学的需 求则不然。 因此，按照我们的叙述，休谟发现了一个全然合理的世界恰好因为是 全然合理的，所以是全然混乱的：在这个世界中，对法则的必然性的不合理 信仰被破除了，因为后者的内容本身就是与合理性的本质内容对立的。假如 与我们的假设相反，一个人把实际的必然性附加在逻辑的必然性之上，假 如他同时用无矛盾性和实际的常项来对可能的东西进行双重限制，他就人为 制造了一个理性无法解决的谜，因为这个假设相当于明确地、大规模地编造 了一种在一切逻辑之外的必然性。因此，充足理由原则是非理性的另一个称 呼——在我看来，对这条原则的拒绝恰好是在哲学中重新激活理性的条件， 而远远不是一条背弃理性的道路。对充足理由原则的拒绝并不是对理性的拒 绝，而是发现了隐藏在理性的根本原则（即无矛盾性）中的混乱力量，只要 后者身上不再附加任何别的东西——“合理的混乱”这个表达本身从那一刻 起就成了赘语。 可是这个观点还为我们提供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的一种新的理解。 倘若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充足理由原则的公理地位相联系的——不论这个地 位是否明确，那么前者就不能以海德格尔的方式被理解为理性的最终完成，而 应该被理解为实在必然性的最终完成，我把这种必然性称作合理必然性的物 474 化。按照这个观点，我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任何对实在必然性的公理化：所以， 如果认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或某些既有的规定状况是必然的（一个规定可以被 界定为一个特性，它能够区分一个状况与另一个同样可设想的状况） ，这就构 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公理化。因此，形而上学断定我们有可能确证为什么事物 必须是这样，而非别样（为什么必须是某些特殊的个人、法则、神等等，不能 是别的个人、法则等等） ，进而把这当作理性的任务本身。 存在论的重新表述 现在问题如下：既然接受了自然常项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不就压制了归纳 问题本身？换句话说：一旦拒绝认为法则有必然的恒常性，休谟问题还能否以 有待解决的问题的形式被提出，更确切地讲，能否作为存在论问题被提出？当 然能。 我断定，现象的常项确实没有理由保持恒常。由此，我坚持认为这些法 则是可以改变的。于是，我们避免了在归纳中通常引起问题的因素：即以过去 的经验为基础证明法则在未来的恒常性。可是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困难，它至少 看上去是令人生畏的：法则倘若没有理由保持恒常，为什么不会每时每刻都发 生变化？法则倘若纯粹是或然的，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改变。因此，宇宙法则的 持久性似乎会打破一切概率法则：因为法则如果实际上是或然的，似乎就必须 经常显现出这种或然性。法则的延续如果并不立足于任何必然性，就必定取决 于一连串的“掷骰子” ，每一次的结果要么是维持这些法则，要么是废除它们。 按照这个观点，它们表现出来的永久性就成了一种成问题的反常——正因为我 们从来没有观察到这类变动，所以这个假设对于那些处理归纳问题的人而言显 得极其荒谬，用不着严肃地加以考察。 因此，在存在论上重新激活归纳问题要用到如下策略： 1. 我们断定，有一条存在论的道路还没有得到严肃的探索：那就是确证一 种与自然的恒定性相反的可能性，即所有常项都可以改变，就像这个世界中的 任何事实性的事件一样——而且没有任何更高的理由主宰这类变化。 2. 我们坚持认为，有人之所以拒绝设想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 是基于一种隐含的概率主义论证，它断定法则的一切或然性都必定会在经验中 显现；这相当于把法则的或然性等同于它们会经常变动。 475 3. 由此，我们掌握了重新表述休谟问题的手段，而且不会为了如今更为 风靡的认识论视角而抛弃存在论视角。解决归纳问题的起点归结为消除概率主 义推理的合法性，对法则的或然性的拒绝植根于这种推理。更确切地讲，我们 需要说明为什么从法则的或然性推论出它们会经常改变（因而可以观察到这 种改变）是错误的。这相当于拒绝把概率应用于法则的或然性；由此还会产生 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性区分，这个区分的一边是在这种彻底的意义上理解的或然 性，另一边是通常的或然性概念，它被设想为服从概率法则的机会（chance） 。 鉴于这个区分，我们不再能合法地主张法则在现象中的稳定性会迫使我们假定 它们的必然性。这让我们得以证明，实在的必然性和由之造成的诸多据说不可 解决的谜团都可以被丢弃，这种丢弃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简言之，休谟问题变成了机会与或然性的差别问题。 机会与或然性相互区分的原则 因此，要说明法则——如果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没有经常改变，归 结起来就是要在概率主义推理被应用于自然法则、而非服从那些法则的事件时 拒斥这种推理的合法性。在我看来，可以用如下方式有效地做出这样一个区 分：在把概率主义的推理程序应用于特殊现象时，我们把可能情况的全集假定 为既定的东西，于是可以进行数值计算。例如，这个可能情况的集合适用于被 假定为对称的和同质的对象，比如骰子和硬币。倘若骰子或硬币总是同一面朝 上，那么我们只要应用这样一个计算程序，就可以得出结论，即断定这个现象 有极大的概率不是真正或然的：这个硬币或骰子极有可能被做了手脚，也就是 说，它遵循一条法则——比如重力的法则，它适用于藏在骰子或硬币里的铅 丸。类似的推理程序被用来肯定法则的必然性：法则被等同于一枚宇宙骰子的 各个面——这些面代表了可能世界的集合——据说就像前面的例子一样，假如 这些法则是或然的，我们就会发现“面”会经常变化；也就是说，物理世界会 经常改变。相反，由于掷骰子的“结果”总是一样，所以这个结果必定被某种 暗中存在的必然性“做了手脚” ，可观察的法则的恒常性以此为根源。简言之， 我们首先向自己给出一个可能情况的集合，每个情况代表了一个可设想的世 界，它最终被选中的机会与其他世界一样大，然后我们据此得出结论：要在这 个集合中凭借机会一直取出我们自己的宇宙，概率是无限小的，除非有一种隐 476 藏的必然性秘密地主宰了这个结果。 A 现在，如果说这番推理不能得到辩护，那是因为真正说来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构造出一个可能宇宙的集合，并仍旧在其中运用概率的概念。只有两种办 法可以规定可能情况的全集：诉诸经验，或者诉诸一种数学构造，它能够独立 判定可能世界的集合的势（即“大小” ） 。现在，这两条道路在这里都同样被堵 住了。就经验性的进路而言，显然从来没有人——也许莱布尼茨的神除外—— 从容地审视过可能世界的整个集合。理论性的进路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 的企图是断定可能世界、也就是在逻辑上可设想的世界是无限的，而这只会加 强上述信念，即要让其中仅仅一个世界保持恒常，概率是特别小的。可是我们 的“概率主义诡辩”的不可接受的公理恰好立足于这一点，因为我由此问道：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哪种无限？我们自康托尔以来就知道，无限有许多，也 就是说，这些无限有不同的势——即“大小”不同，比如离散的和连续的无 限——更重要的是，由这些无限构成的多是不可能被封闭的，因为我们不能无 矛盾地假定一个由所有集合组成的集合。康托尔的革命在于证明了无限是可以 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两个无限的相等或不等：两个无限集合要 相等，它们之间就要存在一一对应，也就是存在一个双射函数，使得前一个集 合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另一个集合的仅仅一个元素。当这种对应不存在时，它 们就不相等。进一步讲，我们能够证明，不论考察哪一个无限，都必然存在另 A 通过阅读让—勒内·韦尔纳（Jean-René Vernes）的 Critique de la raison aléatoire , Paris, Aubier, 1981，我初次把握了对法则的必然性的信仰所具有的概率主义本性。 韦尔纳试图用这样一番论述证明在我思的表象之外的实在是存在的，因为它能够独 自为经验的连续性给出理由，而思想无法独自确证这种连续性。我在别处说过，我 相信一种同样数学性的——更具体地讲，概率主义的——论述为康德《纯粹理性 批判》中的范畴的先验演绎提供了基础。在我看来，康德的论述——它的细节固 然十分详尽——与一种可以说是“明智” （good sense）地反对自然法则的或然性 的论述完全一致。我认为，康德的演绎不过是加剧了本文所批判的“概率主义诡 辩” ，以致做出了如下论证：法则假如是或然的，就会频繁而剧烈地改变，导致我 们永远不能够把握任何东西，因为对象的稳定表象所需的条件永远不会出现。简言 之，假如因果联系是或然的，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再能认识 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番论证不得不从或然性的概念转向了频率的概念，因 为它的前提是，要让法则保持不变、而非在每一刻以各种可设想的方式变动，概 率是特别小的。 （ “Temps et surgissement ex nihilo”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系列讨论 班 Positions et arguments , April 2006 上的发言。见 http://www.diffusion.ens.fr/index. php?res=conf&idconf=701。 ） 477 一个无限，后者有更大的势（它是一个“更大的”无限） 。我们只要构造由这 个无限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我们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行了。从这个视 角看，要设想一个最终的、无法被别的集合超越的集合，就变得不可能了。 A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由于没有理由——既没有经验性的理由，又没有理 论性的理由——选中某一个而非另一个无限，而且由于我们不再能依靠理性来 建构所有可能情况的绝对总体，还由于就这个可能情况的全集而言，我们无法 给出任何特殊理由来为它的存在提供根据，所以我们无法合法地构造出任何一 个可以使上述概率主义推理成立的集合。于是，这意味着要从法则的或然性推 论出它们必然会经常改变，确实是不正确的。所以，要假定目前的常项可以在 缺乏必然性的情况下保持不变，就并非荒谬，因为可能的变化——乃至混乱 的变化，即缺乏任何理由的变化——可以在概念上与频繁的变化相分离：或然 的、却又在一切概率之外保持稳定的法则由此变得可设想了。 然而，我们必须补充的是，这条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两个可能的版本： 1. 按照“较弱的版本”——也可以叫作批判的版本——对机遇（aleatory） 推理 B 的应用被限制在已经服从法则的情况身上（即由常项支配的可观察的事 件，这些常项规定了我们在计算时所处的宇宙） ，但是法则本身不服从这种推 理。于是，我们不能够积极地证明实在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能够证明在解释 世界的稳定性时，对这种必然性的预设并无用处。我们可以满足于拒斥概率主 义推理——它的结论是这个假设是反常的——由此强调或然的、却又无限期地 保持稳定的法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两个选项——实在的必然性与法则的或然 A 由一个集合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就是这个集合的子集的集合，也就是由它的元素 的所有可能的重新组合构成的集合。以一个由三个元素组成的有限集合为例：{1，2， 3}。它的各个部分的集合包括（空集除外，因为空集是任何集合的一个部分）：{1}、 {2} 和 {3}（这些是“最小的”部分，由它的单个元素构成） 、{1，2}、{1，3}、{2，3} 和 {1，2，3}——这最后一个部分 {1，2，3} 可以被视为这个集合最大的部分，它与 这个集合相等。这第二个集合明显大于第一个集合（即拥有更多元素） 。我们可以证 明这一点总是成立的，对于无限集合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任何无限集合，我们都 能够构造另一个集合，后者有更大的势：这个无限是由前者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 可是这种构造同样可以在这个新的无限身上进行，以至无穷。参见 Laurent Schwarz, Analyse I , Paris, Hermann, 1991，它清晰地介绍了公理化集合论。就集合论在哲学中 的重要性而言，值得参考的作品在我看来仍然是阿兰·巴迪乌的 L’être et l’événement , Paris, Seuil, 1988，由奥利弗·费尔特姆（Oliver Feltham）翻译为 Being and Event , London, Continuum, 2006。 B 即概率主义推理。——译者注 478 性——是同样不可证明的，而选择后一个假设是由于它有助于带来启发，因为 我们可以表明，它避免了某些经典的思辨谜团，这些谜团是与对自然恒定性的 不受质疑的信仰相联系的。 、也就是思辨的版本，对休谟问题的回应是积极地坚持 2. 按照“较强的” 法则的或然性。这条进路涵盖并利用了上一条进路的优势，即这番论述可以带 来启发，但它更进了一步，主张把康托尔的非总体化坚持到底。 我的总课题并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批判和启发的道路上，而是要重新启动 一条思辨的道路（即主张谈论事物本身，不顾批判的禁令） ，但决不重新启动 形而上学（也就是对实在必然性的绝对化） 。由于这里不可能给出这条进路的 全部细节，我将满足于把批判和启发的道路的主要方面凸显出来。 A 非大全（non–All）的存在论后果 我们将采取如下视角：我们假定可能情况的非总体化具有存在论的有效 性，以便得出这样一个假设为变易的概念带来的后果，并观察它在相反的假设 面前——即实在的必然性是成立的——有何种思辨上的优势。为了做到这一 点，让我们以如下方式重新考察法则的或然性这个概念：我们把法则的概念局 限于构成它的最低条件的东西——这甚至可以说是对它的完整界定——那就 是可能情况的一个特定的、有限或无限的集合；一条法则不管是决定论的还是 机遇性的，总是归结为由记录下来的（indexed）情况组成的一个特定集合。 B A 参见我的 Après la Finitude: Essai sur la nécessité de la contingence , Paris, Seuil, 2006， 我在那里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重新启动的紧迫性。在一篇即将由 Éditions Ellipses 出版 的论文中（这是弗朗西斯·沃尔夫［Francis Wolff］的 2001 年南特尔［Nanterre］系 列讨论班‘Positions et arguments’的发言记录） ，我列出了这条思辨进路的可能原则。 B 我显然并没有宣称一条法则可以被还原为一个可能情况的集合，而是主张任何法则 都是以一个设定为条件的，即在各种单纯逻辑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可以分辨出由可 能的“实在”组成的特定集合。因此，我这里采用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a minima） 论述：我所质疑的看法是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存在一个集合，使得法则本身能够变成 法则的全集中的各个情况（这个全集是一个分别由不同的法则规定的可能世界的集 合） 。由于就连一切法则的这个最低条件——它界定了一个可能情况的特定集合—— 也得不到遵守，这就更加有力地拒斥了任何在思考这类法则时把它们与服从法则 的事件相等同的企图。要审阅关于法则概念的最重要的当代讨论，可参考 A. Barberousse, P. Ludwig, M. Kistler,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au XXè siècle , Paris, Flammarion, 2000, chs.4 and 5。 479 我们将尝试规定一种变易的意义，在那里法则本身是或然的；为了做到这一 点，我们将把这个看法与传统观念相比较，按照后者，变易只能被设想为由不 可改变的法则所支配的东西。 任何对法则的公理化不管是决定论的还是机遇性的，都要把世界等同于 一个可能情况的全集，这些情况在原则上是可记录的，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 它们最终被发现之前，从而构成了那个全集的潜力（potentialities） 。一条所谓 的法则不管被视为概率性的还是决定论的，始终会设定可能情况的一个预先给 定的集合，这个集合据说是任何变易都无法改动的。因此，当人们断定一种根 本性的机运支配了变易时，这并没有质疑这种变易在本质上的固定性，反倒预 设了这种固定性，因为机会要起作用，就要预设可能情况的全集是一劳永逸地 被规定的。机会让“被囚禁的自由”所包含的可能性进入了时间，也就是说， 最初的全集所允许的那些情况都可能毫无理由地降临；但从这个全集中脱离的 自由在这里是没有的，这里产生的情况都不能不属于这个已经界定的集合。按 照机遇性的世界观，我们无法以单义的（univocal）方式演绎出法则所允许的 事件之间的相继，但在原则上可以记录这些事件，把它们放进总体——即便它 们显然是无限的，因而对它们的回忆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决定性地封闭起来。 用我们的术语来讲，这种对机遇性的世界法则的信仰构成了机会的形而上学， 因为机会要求把一条法则作为公理，这条法则指定了一个可能事件的固定集 合，尽管时间在其中可以自由摇摆，不顾任何规定的秩序。对机会的信仰不可 避免地是一种形而上学信仰，因为它涵盖了一种对必然性的信仰，即特定的概 率法则具有事实性的必然性，但我们不再可能对此做出解释，除非假定一些决 定论的法则，并认为它们是必然的。 似乎自希腊人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就始终只是同一个对变易的看法，尽 管它看上去经历了彻底的演变：时间只是可能东西的一个永恒集合的实现，是 各个理想情况的实现，但它们本身是变易所不能及的——后者仅有的“力量” （毋宁说是“无力” ）是以无序的方式把它们散布开来。如果说现代性向来被设 想为从封闭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就像柯瓦雷（Koyré）所表达的那样，那 么同样可以成立的是，现代性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仍然没有与希腊的形而上 学决裂：不论有限还是无限，世界都仍旧被法则支配——也就是被大全（All） 支配，它的本质意义在于使时间屈服于一个可能东西的集合，时间只能实现这 个集合，却不能改动它。 480 现在，我们相信自己已经脱离了这个希腊人和现代人所共有的决断，因 为我们对可能的东西进行了去总体化，由此把时间从一切对法则的屈服中解放 出来了。当我们认定康托尔对无限的看法具有存在论的合法性时，我们区别了 无限与大全，因为可能东西的无限性不能等同于它的穷尽（每个无限集合都有 特定的势，而另一个无限性能够超过这个势） 。从这个决断出发，我们能够清 楚地区别或然性与机会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还可以区别潜力与虚拟（virtuality） 这两个概念。潜力是由记录下来的可能性组成的集合中尚未实现的情况，这些 可能性是以既定的法则为条件的（不论这条法则是不是机遇性的） 。机会是潜 力的任何一次实现，但这样的实现不能以单义的方式从既定的初始条件出发来 规定。由此，我把或然性看作由记录下来的情况组成的集合的一个属性（而非 记录下来的集合中的一个情况） ，即这个集合本身并不是由可能情况的集合共 同组成的集合中的一个情况；我还把虚拟看作任何由可能情况组成的集合的一 个属性，即这个集合是从一种变易中涌现的，这种变易没有被任何先前建构的 可能东西的总体所统治。 简言之，我认定法则可以与特定情况的全集相关联；我认定并没有由可能 情况的全集共同组成的全集；我认定时间可以产生任何不矛盾的由可能性组成 的集合。由此，我赋予时间以产生新法则的能力，这些法则并没有“潜在地” 被装在可能东西的某个固定集合中；我所赋予时间的能力是产生出完全没有被 放到先前的状况中的状况：时间能够创造新情况，而非仅仅把潜力——这些潜 力永恒地存在于它们放出光芒之前——实现出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变易不 止能够从预先给定的可能情况的全集出发来产生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必须认 识到，这意味着这类情况确切地讲是一种突然的无中生有，因为它们在涌现 之前并没有作为永恒的潜力被装在任何结构中。因此，我们把突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看作达到了纯粹内在性的时间性概念本身。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时间性并不随附（supervene）于任何特定 法则，也就是不随附于任何由可能的东西组成的固定集合；如果我们用这种时 间性的模式思考变易，并把法则本身当作时间性的事件，而不使一条法则转变 为另一条法则的可能性屈服于更高层次的法则，不认为后者规定了这种转变的 模态，那么如此设想的时间性就不受任何非时间性的原则支配——它达到了混 乱的、无法则的纯粹内在性。可是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强调了——最早坚持这 一点的是休谟——从特定的状况出发，我们永远无法先天地推论出后续状况， 481 却可以无矛盾地设想无穷多样的不同未来。把休谟的这个论点移植到康托尔的 非总体性论点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由此涌现的时间能够在一切必然性和一 切概率之外产生出完全没有被预先放到先前的状况中的状况，因为按照这样一 个视角，当前永远无法孕育未来。这样一种涌现显然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 还将回到这个例子：拥有感性的生命是直接从一种物质中出现的，我们如果不 靠单纯的幻想，就无法在后者中预见到这种感性的萌芽，这个幽灵的出现只能 被看作是一种附加，不能被还原为它的降临所需的条件。 既然时间的涌现遵循非总体性的模型，时间就既可以毫无理由地维持一 个可能情况的全集——即自然法则的一种配置，在这里能够记录由反复出现的 状况组成的特定集合，这些状况构成了这个集合的“潜力”——又可以同样毫 无理由地取消旧的全集，或者在它之上附加一个可能情况的全集，这些情况完 全没有被预先放到先前的情况中，也没有被放到其他任何基质中，存在的可能 性在这种基质中仿佛跨越了整个永恒。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一个事实，即倘若 不存在预先建构的可能东西的大全，可能东西的涌现就不是先前状况中的任何 东西所能预示的；这种涌现成了时间的显现本身，这种时间并没有在任何更高 的秩序那里得到担保：如果一种附加不能被还原为它的前提，它的任何一次涌 现就远远不是显现了超越性的秩序对合理变易的干预，而是在严格意义上成了 与此相反的东西：它显现了一种没有被任何东西超越的变易。 A 因此，对“潜力主义”来说（即一种在一切可能性中都仅仅看到潜力的 学说） ，时间只能是已经存在的可能情况变成实际情况所需的媒介。于是，时 间就是掷骰子，我们由此得到了骰子的某一面：但我们要能看到这些面，它们 A 更确切地讲，我们必须认为，潜力与虚拟的区分是知识论的（gnoseological） ，而不 是存在论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指的是我们与时间性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关联。已知情 况的全集的延续（即法则的恒常性）本身也摆脱了一切从潜力出发的考察。因为如 果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可能东西的特定集合中规定潜力，那么特定法则本身在时间中 的持续却无法从潜力的角度评价（无法作为一个可能情况被放入其他情况的集合） 。 即使所发生的是一个已经记录过的情况，我们也只有以旧的可能东西的集合的持续 为条件才能预见到这个情况——但这个条件是无法预见、无法概率化的。最终，我 们可以从非总体性出发把全集等同于同一个全集在事实上的重新涌现。可是只有当 新东西涌现出来、打破了过去与当前的连续性时，时间的虚拟化力量、即它对任何 更高秩序的不屈服才能让自身得到认识，才能成为现象。因此，所有“奇迹”都成 了神的不存在的显现，因为没有任何秩序能够监督变易的混乱力量，而当前之于过 去的所有彻底断裂都显现了这种秩序的不存在。 482 就肯定必须存在于掷骰子之前。这些面是通过掷骰子显现的，但它们早已被雕 刻好了。相反，按照我们的视角，时间并不会使可能东西发生运动，就像掷骰 子会使骰子的各个面发生运动一样：时间恰好在它使可能东西发生的时刻创造 了这个东西，它产生可能东西的方式就像它产生实际东西一样，它把自身嵌入 了掷骰子的动作本身，产生了第七个情况，这个在原则上不可预见的情况打破 了潜力的固定性。时间掷骰子只是为了在对可能性的任何运算之外打碎它、增 加它的面。实际的事件不再与幻影般的可能性相伴随——仿佛这些可能性在这 些事件发生之前就预示了它们——而是被设想为纯粹的涌现，它们在存在之前 是无，换言之，它们在自己存在之前并不存在。 换句话说，虚拟的概念——支持这个概念的是康托尔的决断：使可思考的 东西非总体化——使突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成了一种内在的、非形而上 学的合理性的核心概念。它是内在的，因为与对这个概念的通常具有宗教性的 设想相反，突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预设了在变易的混乱所具有的纯粹力 量之上并没有更高的（神圣的或其他性质的）原则；它是非形而上学的，因为 对一切实在必然性的彻底拒斥确保了我们可以打破充足理由原则的初始决断。 要确切把握这里提出的论点的意义，最有效的办法也许是像前面提到的 那样，把它与启发的好处分隔开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模型所允许的一系 列论述来实现这种分离——我们要论述的是一般认为不可解决的、从而毫无趣 味的问题。 首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模型让我们得以把关于经验世界的稳定性的 概念与实在必然性的概念分开。重提归纳问题是想要表明，我们能够抛弃关于 法则的必然恒常性的看法，而且这种抛弃不会导致相对立的看法，即世界必然 是无序的。因为对概率主义推理的拒斥——这种推理隐含地支撑了对法则的或 然性的拒绝——足以证明，这个世界的常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它们 必然会不断动荡：通过断定世界确实可以使它的法则服从它自身的变易，我们 设定了一种高于一切必然性的或然性概念，因此，这种或然性的实现并不服从 任何约束——这断然不是频率法则中的或然性，按照这条法则，倘若某些可能 性一直没有实现，它们不实现的概率据说就会越来越小。因为一旦断定法则的 变化如果可以发生，就必须发生，我们就会使变易的或然性再次屈服于法则的 必然性，按照后者，一切可能的东西最终都必须实现。因此，在现象的层面， 一个全然混乱的世界——其中的所有法则都服从时间的力量——在原则上与一 483 个服从必然法则的世界可能是无法区分的，因为一个能够做到任何事情的世界 必定也能够不去做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我们能够为全部自然科学的 公理辩护——那就是实验程序的可重复性，它假定了现象大体上是稳定的—— 同时认定自然的恒定性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并出于同样的理由抛弃与法则的 必然性这个假设相联系的经典谜团。可是这种抛弃并不是像古德曼一样源自简 单地拒绝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拒绝的正当性据说是由于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 的：这种抛弃源自一个信念，即我们可以按照一种与常项表面上的稳定性相容 的方式思考它们的或然性。 我们还可以延伸对概率主义诡辩的上述批判，把它用于诸多类似的论述， 它们通常试图复辟某种形式的目的论。这里我将仅用一个例子来谈论这种对批 判性分析的延伸，那就是人择主义（anthropism） 。 人择主义的论点——更确切地讲，这是所谓的强人择原理的论点——在 根本上立足于如下假设：A 一个人想象自己能够以任意方式修改扩张中的宇宙 的初始前提，比如当代物理学的基本法则所用到的数值（也就是这些法则所涉 及的关系和常量） 。然后，他就有能力规定这些人造宇宙的演化，而且在几乎 所有情况下都会注意到，这些宇宙的演化不能够产生出生命的涌现不可或缺的 要素，更不用说智力的涌现了。这个结果强调了能够产生意识的宇宙是极其稀 有的；于是，它被当作值得惊奇的东西——之所以惊奇，是因为有意识的生命 的出现是由极其局限的物理条件决定的，而我们这个宇宙的或然前提（这些前 提的或然性在于它们的规定是无法演绎的——它们只能在经验中被观察到）正 好符合这些条件，这实在太巧了：我们的出现所必需的特性在可能宇宙的层面 上其实非常稀有，我们的宇宙又怎么会如此巧合地具备这些特性？因此，这样 一种惊奇立足于明显的概率主义推理，它把可能宇宙的数量与能够产生生命的 宇宙的数量关联起来。人择主义者首先惊讶地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巧合，认为它 不能仅仅被归结于机会，然后推论出了一个看法：一种难以捉摸的目的性预先 规定了我们的宇宙，使它获得了让人的涌现成为可能所需的初始常量和前提。 因此，人择主义重新启动了目的论思想的一个经典主题：按照这种言论，就一 个高度有序的实在而言（这种实在内在于有机的、能思考的存在者） ，它存在 A 参见 J.D. Barrow and F.J.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Introduction and Section 1.2.，那里界定了人择原理的诸多版本。 484 的原因无法被合理地归结为单纯的机会，因而不得不假设一种隐蔽的目的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概率主义诡辩的批判以何种方式让我们得以从一 个新的角度质疑这个主题。因为这种推理要具有合法性，我们就必须假定一 个可能宇宙的特定集合的存在（不论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它出自我们最 初对这个可观察的宇宙的前提和常量所做的修改。现在，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合 法地建构一个使这种推理成立的可能东西的全集，因为与前面一样，这种办法 既不能是实验性的，又不能只是理论性的：人择原理线性地修改了我们在目前 可观察的宇宙中找到的常量和变量，并隐含地把可能世界的集合局限于那些单 纯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世界；可是一旦摆脱了经验的命令，我们能借助何种原则 这样做，又能以何种名义把这个可能世界的集合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无限？真正 说来，一旦对可能东西的设想达到了一般性，那么一切总体都变得不可思考 了，机遇性的构造——我们的惊奇是以此为根源的——也是如此。事实上，合 理的态度并不是寻求一种能够对我们的惊奇做出回应的解释，而是探寻后者的 推理路线，以便表明它源自对概率的应用，但这种应用超出了唯一合法的应用 范围。 最后，对实在必然性的抛弃还让我们得以阐明另一个问题：这次考察的是 新状况的涌现，这些状况的内容从性质上决定了这种涌现在较早的状况中的预 先存在似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除非以荒谬的方式。为了使这个问题显得足够 清晰，让我们考察生命的涌现这个经典例子，这里把生命不仅理解为有机化的 事实，而且理解为主体性的存在。就生命从无生命的物质中涌现的可能性而 言，相关的哲学论战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同样的论证思路，从狄德罗的物活论 （hylozoism）到汉斯·约纳斯的新目的论都是如此。 A 由于生命至少在演化的 一定阶段明显有赖于一组具有感触（affective）能力和知觉能力的存在，所以 我们要么认定物质已经以某种方式包含了这种主体性，只是程度太弱，无法被 察觉到；要么认定生物的这些感触能力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预先存在于物质中， 从而不得不承认它们之于物质是一种突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这仿佛 会导致我们接受一种超越了自然力的干预。我们要么主张“连续主义” ，即一 种内在性的哲学——这是物活论的一个变种——它认为一切物质在某种程度上 A 例如，参见 Hans 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ch.3, 4, 3b: The Monist Theory of Emergence。 485 都有生命；要么相信一种对自然过程的合理理解无法企及的超越。可是一旦突 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在内在时间性的框架中变得可思考了，这个立场的 划分就会再次遭到质问。由此，我们可以既质疑生命必然是在物质本身中预先 形成的，又质疑往往与一种对新东西的肯定相伴随的非理性主义，这个新东西 不能被还原为它所发生的状况中的元素；与这两者相反，与这种涌现相关的是 大全的不可思考性，而且这种不可思考性是合理的。可见，虚拟的概念让我们 得以把正负号倒转过来，认为任何彻底的突然发生都不是显现了超越的变易原 则（不是奇迹，即造物主的标志） ，而是显现了不与任何东西对峙（subtends） 的时间（是一种涌现，即非大全的标志） 。由此，当我们认为新东西的谱系不 可能直接追溯到它们涌现之前的时间时，我们就可以把握这种不可能性的意 义：并不是理性不能够分辨隐蔽的潜力，而是完全相反，理性能够承认潜力的 大全是无效的——这一大全据说在潜力涌现之前就预先存在了。在所有彻底的 新东西那里，时间都会显示出它并没有实现一个过去的萌芽，而是产生了一种 虚拟，后者在自身降临之前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预先存在于时间所不能及的任何 总体中。 A 至此，我们或许过于简略地浏览了一种哲学的概要，这种哲学摆脱了充 足理由原则，并恰好力求从这里再次出发，坚持理性主义的经典形式所固有的 两大迫切需要：即与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相关的存在论，以及对表象的批判。 A 有人也许会反对说，我在之前的论述中倾向于混淆潜力主义——它把所有可能的东 西都当作潜力——与连续主义，即主张在当前的所有新东西中分辨出过去的状况， 在后者中，这样一个新东西的所有元素都已经存在了，即便只是在较低的程度上存 在。按照这条反对意见，人们可以既主张世界服从不可改变的法则，同时又拒绝预 成论的实现主义 （actualism of preformationism） ，后者把世界看作一组俄罗斯套娃［即 大娃娃套着小娃娃，其中套着更小的娃娃，以至无穷。——译者注］ ，其中的一切东 西在显现出来之前都已经生效了。我的回应是，我当然没有混淆这两个论点，但是 潜力主义与预成论同样拒绝虚拟，从而同样不能够思考纯粹的新东西：特别就潜力 主义而言，倘若它主张感觉是物质的一项潜力，但只有当感觉在生物身上涌现出来 时才能实现，那么它就积重难返了，因为它将不得不把两种神秘结合起来，其一是 ，其二 实在的必然性（即物质受法则统治，法则在特定条件下让感性能力得以诞生） 是突然的无中（ex nihilo）生有（即这些感性能力决不会被它们涌现时的条件所束缚） 。 486 雷·布拉西耶在 2007 年“思辨实在论” 研讨会上的发言 雷·布拉西耶 / 文 张 寅/译 我并不打算宣读一篇论文，只打算就伊恩、格雷厄姆、康坦与我本人 A 之间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几点共识和分歧做一些总的评论。我们在根本上似乎 明显共享了一个意愿，即重新审视一整套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敞开，它们 据说已经由康德决定性地解决了，至少身处欧陆传统中的人无疑是这样认为 的。大家肯定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实在论者” （realist）一词在欧陆哲学中 通常被当作某种侮辱——只有对康德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想要恢复形而上学实在 论之类的东西，即任何形式的不依赖于某种先验担保的实在论，不论这种担保 是主观地化身为纯粹统觉，还是要通过语言实践来理解，或是一种交往共识等 等。许多主流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后康德哲学不过是对合法认知的这些先验结 构或先验条件进行了重新界定、一般化和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不管你宣称 将主体和对象替换成了某种形式的交往共识、或在世界中的存在、或后者就 上述问题而言的任何变种，都是无关紧要的：先验机能已经以诸多方式被编入 了各个版本的后康德欧陆哲学。可是这个传统似乎认定了一个观念——这一点 A 即该次研讨会的四名主角，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 、格雷厄 姆·哈曼（Graham Harman） 、康坦·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与雷·布拉西耶 （Ray Brassier） 。——译者注 487 实际上是格雷厄姆的作品最先向我呈现出来的——即不管世界上存在何种结 构，它都必须先验地被指定、被产生、被担保，也就是说，客观性只能依赖于 综合。显然，在后康德哲学中，康德与黑格尔的差别似乎在于康德想要把综合 的机能定位在纯粹统觉之类的东西中，即完全定位在主体这一边，黑格尔和多 种形式的客观唯心主义则会说，实在本身就会自行综合，有一种综合的原则被 编入了客观实在自身。于是，众所周知，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中，关联性 的综合——康德认为它建构了客观性——被简单地从主体这个位置上移走了， 并被理解为主体与对象的关联，黑格尔把它重新表述为“自相关联的否定性” （self-relating negativity） ，实在的结构就是从中产生的。所以，这里的问题是： 如果你拒绝认为综合——即产生了客观结构的综合——扎根于主体，这是否就 意味着你必须把这种自相关联的能力赋予实在，由此把实在理想化？这是一种 自行综合的能力，连续的关联本身借此产生了一种不连续，并造就了相互有别 的对象。换句话说，是否有一种可理解性原则被编入了物理实在？ 我认为这绝对是伊恩关于谢林的著作中的关键问题。 A 按照伊恩的重构， 谢林提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变种，在那里，结构和客观性内在于自然， 但是内在于物理实在的、物理实在所固有的理想结构不再能通过对立和矛盾的 辩证法来理解了。在伊恩对谢林主义的精彩重构中，你得到的是某种类似于 “先验物理学” （transcendental physics）的东西，在这种关于大全（All）的物 理学中，理念是带来差异的活力（dynamisms） ，是内在于物质实在的、物质 实在所固有的吸引子（attractors） 。所以，自然是自行组织的。自然的理想结 构产生了思维的结构。可是倘若认知是一个结果、一个产物——倘若它的点点 滴滴都是有条件的，就像其他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问题就变成了是否有任何 理由假定思想可以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任何特定的历史关头描绘或把握实在的 终极结构。因为只要你坚持先验实在论，关键点就在于思维的结构是由物质实 在的结构产生的，伊恩在他的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有力的重构。但这意味着我 们必须抛开任何对理智直观的谈论，也就是抛开一种看法，即思维可以简单地 超越其自身的组织和运行所需的物质的、神经生物学的条件，并把握实在自在 的本体（noumenal）结构。问题在于：如果思维的结构是由实在的结构产生的， 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是既要避免先验主义，又要避免一种实用主义，后者认为， A Iain Hamilton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London: Continuum, 2006）. 488 演化的历史简单地保证了表象与实在的一致，这项机能对于适应是必要的，所 以动物只有具备了与其自身的生物物理环境相适合的认知器官，才能够存活。 这项主张推动了许多自然化的认识论，但我认为它在形而上学中是有问题的， 因为没有理由假定演化中的适应会有助于对世界形成极度精确的信念。没有理 由假定演化会正确无误地给作为有机体的人提供一种认知器官，它可以精确地 探寻实在的突出特征或深层结构。所以换句话说，就认知机能给出的任何实用 主义的、适应主义的解释似乎都会与科学实在论产生一种不相容，后者认为在 解释实在的物理结构时——这些结构是由自然科学阐述的——不能仅仅把它们 作为可行的存活策略、作为有用的东西。伊恩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它试图提出他 所说的“先验自然主义”——它主张你可以解释理念的结构是如何从物理实在 的理想结构中形成的，因而理念能够探寻理想的活力、先验的活力，而单纯经 验性的、单纯形体的（somatic）实在是以这些活力为基础的。 伊恩的书中有一个重要区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把物质性还原成了形体 的、身体的实在——按照这种看法，具有物质性意味着成为某种物体，并具备 一组可感知的属性——而在伊恩归于谢林的先验唯物主义中，实在的物质结构 是抽象的、带来差异的活力，这些活力生成了、产生了物体、有机体和时空 中的对象，但决不能被还原为后者。可是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倘若理念的结构 是物质的自行组织所具有的理想结构的一项机能，这个自行组织的过程就还在 进行——伊恩也强调了这一点——因而生物史决非已经在有意识的人身上达到 了某种顶点。倘若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并将继续下去，那么与我们目前为止 的认识相比，我们不仅会对实在的结构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会对理念的结构有 更多的认识。我认为这对坚持某个版本的思辨实在论的人造成了一个困境：先 验物理主义坚持认为，理念有实在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具有一种理想结构。于 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运用目前可用的与概念性的理念相关的资源来令人满意 地识别出这些理想的物理结构所包含的具体的概念细节？这意味着什么？它意 味着我们要么运用当代科学可以使用的数学形式化的术语，要么——如果我们 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思考——运用一组概念性的范畴，它们具有适当的一般性。 可是接下来，我们能否确信我们在力图重构上述理想结构时所用的这些抽象 的、概念性的范畴是可行的？我们能否确信物质实在的这些自行组织的特征可 以在语言中得到编码和封装（encapsulated）？换句话说，自然语言的资源是否 足以成功阐述推动了物质过程的先验活力？我们是否需要首先更多地探索理念 489 的机制和结构，才有把握说明自然的物理结构？所以，当理念被描述为“相空 间（phase space）吸引子”之后，问题就在于这究竟能否令人满意地描述物理 自然背后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就“活力”的范畴而言——伊恩表明，它可以 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问题在于：他把活力看作自行组织背后的实在 的发动机，看作物质结构的终极发生器，并简单地用活力的形而上学取代了形 体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后者把物质实在等同于建构起来的物体、产 物、有机体和对象；但这样是否就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我所提出的问题在于：活力在思辨物理学中有何种地位？它 是否真的与物理的基础结构相适合？难道它没有染上某些民间物理学（folkphysical）的偏见？伊恩把理念的机制重新放进了物理领域，我赞同这一点，但 我怀疑这个做法能否为他所说的“思辨物理学”提供依据。理念的活力结构与 它的形式化所运用的数学术语有什么联系？所以，我向伊恩提出的问题实际上 关系到认识论在先验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尽管同为自然化的认识论，后者在实 用主义的变种面前有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理念及其 数学资源要如何阐述——在使我们摆脱关于物理实在的那种狭隘的亚里士多德 模型时，这些资源十分关键。正是自然的数学化决定性地葬送了、粉碎了中世 纪的世界之书（Book of the World） 。问题在于，我们所恢复的某种形式的先验 或思辨唯物主义、先验或思辨实在论又能否解释数学形式化如何成功取代了旧 的、前伽利略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模型？ 我再就活力的本性讲最后一点，这是与过程哲学相关的一个总的观点：如 果你看重生产性，如果构造了、建构了物质实在的这些理想的创造性活力可以 通过生产对产物的优先性来描述，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说明过程的中断？ 我们如何说明连续的生产中的不连续？虽然我并不怀疑这种说明是可能的，但 我认为这对于任何过程哲学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只要它想捍卫或追寻某种形式 的一元存在论，并使后者立足于“纯粹的生产性” 、 “纯粹的变易” 、 “绵延”之 类的东西，或者人们可以选择随便什么别的称呼。因为这样一来，你似乎总是 必须引入或设定某种相反的概念，某种减速的、中断的、削弱的原则，或者诸 如此类的原则，才能说明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兴起，并说明变易和纯粹过程在这 种原本不受制约的流动中出现的黏滞。所以，我们即使接下来会把后者作为一 个单纯的环节重新纳入变易，也仍然必须解释为什么纯粹过程之外会有别的东 西，或者究竟为什么过程的流动会有短暂的稳定。你在柏格森那里明显可以看 490 到这一点：他的看法是，你需要某种东西来解释过程是如何中断的，变易的流 动中如何产生或引入了不连续。 我认为，格雷厄姆的贡献恰好位于这个关键区域。他的看法是，如果你 的起点是某种形式的初步的二元方法论，即生产与产品，或者按照柏格森的经 典阐述，就是绵延与空间之类的东西，那么你就需要解释连续体是如何中断 的——绵延究竟如何能把自身外化，凝固为空间固定性或静止之类的东西。格 雷厄姆则绕过了这个问题：他简单地持有一种对象的形而上学，它以某种方式 完全去除了综合的问题。在格雷厄姆的叙述中十分醒目的是，你不需要解释对 象是如何被综合的，因为你简单地认为对象是相互层叠的（nested） 。你所得到 的是对象在对象中在对象中……的这种无限层叠。对象之间的所有关系本身都 是在另一个对象之内展开的。于是，格雷厄姆把问题倒转过来了，他表明我们 的问题在于说明不连续的、自律的对象究竟如何能产生相互关系——他的答案 是，它们是在另一个对象里面做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关系本身都是 另一个对象。这样一来，你所得到的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象性的单义性（univoc，一种纯粹对象性的存在论：对象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对象是相互层叠的， ity） 而真正重要的形而上学挑战是解释它们的相互作用。 可是我关于格雷厄姆的方案有两个问题：第一，格雷厄姆是通过对象的感 性属性来解释它们的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任何对象都决不会穷尽另一个 对象的终极实在。双方是从一组感性的、可感知的属性出发才走到一起、相 互作用的，这些属性为对象彼此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我的问题是：把任何 给定对象的感性属性与非感性属性区别开来的标准是什么？在给出这样一条 标准时，是否可能使它免于某种认识论的立场或表述？换句话说，为了彼此 发生相互作用，对象似乎需要有某种相互“认识” 。火必须“知道”棉花不是 岩石；岩石必须“知道”冰不是水。不论对象有何种相互作用，它们的界面 （interface）之所以事实上是可能的，是基于对感性属性之类的东西的这种认 识，这些属性能够结合在一起，并导致相互作用——那么，我认为问题在于是 否可能解释对象如何在任何别的对象上把感性的、可感知的属性与不可感知的 属性分辨开来。这也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即实在的与想象的对象之间的区分在 格雷厄姆看来有何种地位，因为对格雷厄姆来说，询问某个东西是否实在是没 有意义的：一切东西都是实在的，一切东西都是对象性的，所以没有东西比其 他任何东西更加实在。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绝对平等的、平坦的关于对象的存 491 在论。可是由此而来的危险是——格雷厄姆和我之前谈论过这一点——这肯定 会过于放纵对对象性的理解，会造成一种过于自由的理解。例如，霍比特人与 夸克在这里有什么分别？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形而上学问题！格雷厄姆坚持认 为，霍比特人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虚构的、设想的、人为创造的例子所具有的属 性都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人们当然可以为想象的对象设想和创造想象的属性。 可是我们如何能做出区分，因为我们知道，想象的对象或虚构的事物似乎完全 能够产生实在的结果，比如处女马利亚、雅威（Yahweh）或燃素——这些东 西之所以完全可能引起实在的结果，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并在世界中按照自 己对它们的信仰行事。倘若我们说这是一种错误描述，并认为想象的对象背后 实际上有一个实在的对象，正是这个实在的对象导致了事情的发生，那么问题 就在于：我们在做出这个区分时难道不是援引了某种形式的认识论标准，在这 个基础上区别了实在的与想象的对象或属性？ 换句话说，我向格雷厄姆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可能追究一种关于对象的存 在论，却不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似乎必须对 对象有某种认识？这并不是要重新引入康德式的主体的优先性，只是说就连对 象似乎也必须知道彼此的某些事情才能相互作用，正如我们似乎必须知道某些 东西，否则就根本不能够描述和识别对象。格雷厄姆清楚地表明，虽然认识论 的关联在康德主义那里是绝对优先的和根本的——也就是说，这是主体与对象 的关联——但它仅仅是对象之间的一种关联，就像它们的其他任何关联一样。 它没有某种认识论的或先验的优先性，因而要解释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力学法 则，虽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却与解释火如何能够使棉花燃烧、弹珠如何能够 同桌子相互作用并没有真正根本的种类上的差别。可是我想要在这里提出进一 步的问题——我的信念是这一点还不够清楚，哲学要做的应该不只是创造一种 从对象出发的形式的形而上学；我的信念是，哲学的任务并非穷尽于描述或重 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 最后，我只打算稍微说一下康坦，以及我如何在他的作品面前定位我自 己。关于理智直观的地位，我有一条关键的保留意见。康坦捍卫了一项主张， 即数学理念、数学理智可以把握自在之物。它把握了实在的可理解的结构。他 有一个极其有趣的假设：正是数学用语的无意义或无足轻重才让你得以把握他 所说的实在的“绝对或然性（contingency） ” 。可是他明确地试图恢复笛卡尔的 方案——数学理念在那里精确地描述了实在自在的客观结构——并反对康德的 492 方案，后者把科学认知的范围限制在了现象界。我的问题非常简单：鉴于我们 自达尔文以来所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鉴于与数学理念相关的能力——它确 保了科学认知的客观性——是演化发展的长期过程的结果，我们是否可能把理 念从它所把握、所理解的物理实在中抽出来？这里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 能否承认，理念——即便是抽象的、概念性的理念的最复杂的形式，即数学科 学所运用的形式——不过是随附（supervenes）于一组根本的神经生物学过程？ 我们能否既认定这一点，却又不把认知和理念还原为实用主义的便利——后者 的主张是，我们之所以对世界有如此这般的表象，是因为演化保证了心智与世 界的这种一致（我认为这项主张为科学实在论提供的担保是极其虚弱的）？换 句话说，我们能否既拒斥实用主义，特别是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不把 某种神秘的超越性赋予思维；不把思维、尤其是科学认知说成是这种神秘的能 力，仿佛要么人类碰巧发现了它，要么某种神秘的过程把它授予了人类，而且 我们不可能以更加基本的方式理解它？我认为，20 世纪无比重要的哲学发展 可以说是认知科学的兴起；也就是说，这里的看法是，认知过程可以被重新纳 入经验科学所研究的客观现象的领域。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圆圈，我认为这 个圆圈被先验哲学过于匆忙地作为糟糕的东西拒斥了。胡塞尔在尝试拒斥心理 主义时的依据是，你如果把理念还原为一组心理过程，就去除了必然性的维 度，即逻辑的、数学的有效性的维度，后者保证了自然科学的认知权威。换句 话说，一旦你把科学话语还原为一种与其他任何话语类似的话语，把它仅仅还 原为一种说话方式，你基本上就成了理查德·罗蒂。 所以在我看来，思辨实在论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我们能否既在科学所认定 的各种事物和过程面前做一名实在论者，又不用诉诸某种实用主义或反过来诉 诸某种先验主义来支撑对实在论的承诺？我们能否做一名自然主义者，而不用 变成理查德·罗蒂；能否坚持认为科学所说的是真理，而不用成为一名胡塞尔 主义者或诸如此类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思 辨的胆量与对经验科学的了解需要有某种交流，前者是所谓“欧陆哲学”的一 个特点，后者则是英美心智哲学——尤其是直接参与认知科学或认为它与自己 的课题有连续性的那种心智哲学——正在做的最有趣的工作的一个特征，而且 达到了实在令人敬佩的水平。所以，我们能否做一名先验实在论者，却又不把 理念理想化，也不把它还原为一组实用主义的机能？ 493 494 书 评 495 终结资本主义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评大卫·哈维的《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 蔡淞任 ［内容摘要］大卫·哈维在《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创造性地 发展了马克思对于资本矛盾的结构分析，将资本的十七个矛盾归为“基本的” 、 “运动的”与“危险的”三组，层层深入地揭示资本的“创造性破坏”在全球 范围内造成的剧烈变迁及其深刻的消极后果，尤其突出了其中的“剥夺性积 累”过程，并最终直指资本对人类造成的普遍异化，强调终结资本主义的必要 性，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呼唤“革命人道主义”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资本 矛盾 创造性破坏 剥夺性积累 革命人道主义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其对于地理学的空间课题同《资本论》研 究的创造性结合闻名于世。他于 2014 年出版的著作《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 ，一方面延续着他 的终结》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 自《资本的限度》 （1982）开始以资本为核心概念的写作工程；另一方面这部 著作所欲实现的影响显然在学院之外，行文中相对稀疏的术语、引文和注释， 以及对解说新近重大事件的高度热忱，无不表明哈维期待缺乏专业知识背景与 学术研究旨趣的普通读者也会愿意阅读这本书，并最终理解它的立场。然而， 并不意外的主题和面向普通读者的写作绝不意味着它缺乏学术价值，隐藏在晓 496 畅的正文背后的是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对《资本论》的长年研究更使哈维能 够将这一主题处理得通俗而不失水准。此书问世两年来，国内网媒已跟进了书 讯与书评；但就仍无相关论文刊发来看，它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重视。 矛盾概念 在此书的导论“论矛盾”中，哈维指出，这里的“矛盾”既不同于亚里 士多德逻辑学上的“非此即彼” ，也没有暗示任何本身即属负面的东西，而是 指“辩证的”矛盾。辩证的矛盾虽不像形式逻辑的矛盾那样方便定义，却也并 不神秘。我们时刻置身于由各种彼此矛盾对立的力量构成的张力关系之中，当 一些时空因素发生改变，某种关系因而变得紧张尖锐起来，原本作为该张力下 的暂时结果的生活形式即随之破裂，矛盾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面对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哈维有意从经典的本体论问题入手， “我必 须首先谈谈或许是最重要的矛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与外观之间的矛 盾” 。 A 但他没有陷入对它的复杂的认识论讨论，而是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由 此引入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像存款生息这样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生活 中往往未被按照其真实机制理解，而仅仅被以“拜物教”的方式接受下来。 B 当这些现象在真实机制的层面出现问题时，原本看似稳定的外观和联系即被打 破，而原本被忽视的现实与其意识形态表象之间的关系则作为矛盾暴露出来。 真实机制的结构在空间尺度上可以十分庞大，或在时间上受到极致的压缩，对 现今全球化的资本运动而言尤其如此。这种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对应于 身处精细社会分工之中的个体在洞穿真实机制时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进一 步阻断了对于真实机制中的广阔而密切的关系的认识，以至于人们有一天忽然 发现，习以为常的生活形式失灵了，然而导致这些结果的因素却仿佛是从无关 的领域凭空降下的。 在此条件下，人们对于真实机制的认知是虚弱的，这使矛盾得以隐藏在 被误解了的现实形式之中；而倘若这种真实机制需要反过来依赖拜物教意识才 能维持其功能，那么在此意义上，它的结构蕴含着内在矛盾，并藉其自身功能 A 哈维（2014） ，第 4 页。 B 哈维（2014） ，第 5、6 页。 497 的实现，源源不断地再生产着这种矛盾。哈维指出，资本的矛盾正是这种“辩 证的”矛盾的典型。矛盾的暴露意味着旧的现实、尤其是其拜物教形态的解 体，机遇与危险于此共在。对于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肇始于该 社会形态的动力机制——资本积累过程——内部的矛盾而言，它的暴露表达为 危机。在盲目追求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实际反复出现的经济链条断裂及其对资 本造成的严重损耗，在对社会生活与社会财富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将资本的 逻辑强制地扩张至新的地区与领域，资本的矛盾也因而开始支配这些新的空 间。哈维借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著名术语，将其表述为“创造 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A 哈维将资本积累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因而将资本的矛盾视为 这一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在此之外，他同样承认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多重力 量、多种矛盾。然而，他把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区分开，并表明这里 的讨论将限于前者。 B 这一裁剪固然容易招致批评，但另一方面，哈维这样做 除了将写作内容限制在一个可操作的范围内，想必另有深意。在繁芜的矛盾呈 现多元化、去中心化之态的当下现实中，唯有首先抽取正在不断全面地攫取与 改变着世界的那种原则及其矛盾，才能抓住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现存形式，尽管 它作为一个有结构的系统，不能被归并为在认识上简明的单一矛盾，并且我们 无法在现实中与其单一的物化的或人格化的形态相对质，然而对这一形式的把 握在斗争中仍将有着重大意义，即避免因将现实的矛盾归结于表面之物而陷入 到无穷的区隔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科学化解读中，资本主义的毁灭具有内在而本质 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将从其经济领域内部产生出一对根本矛盾，即滞后的 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它导致这一社会形态无可挽回地走向自 我崩溃。哈维明确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不曾见于马克思本人的表述， 并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思想不相一致。或许资本积累没有内在限度，它可以不 断吞噬他物而重复自己的生命过程；但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矛盾结构 依然持续地损害着人类的生活，因而存在政治介入的必要。 “社会主义还是野 蛮”的问题取决于我们的主动抉择，而非已决定的宿命。在他看来，马克思正 A 哈维（2014） ，第 4、234 页。 B 哈维（2014） ，第 7、11 页。 498 是这样一位革命人道主义者。 A 避免野蛮的唯一希望，就是为这艘航行中的以 资本为动力的巨轮更换全新的经济发动机。 B 这为何必要，又如何可能，则构 成了哈维接下来的全部讨论。 基本矛盾 哈维列举了资本的十七个矛盾。2015 年，他在回应此书遭遇的批评时坦 承， “十七”这个数字并无深意，只是将资本的诸多矛盾简并为一个可行的写 作计划的结果。 C 然而读者仍可从中看到资本的各种矛盾间的相互联动关系。 这十七个矛盾被分为三组：七个基本矛盾、七个运动矛盾和三个危险矛盾。这 似乎暗示了它们的逻辑顺序是从简单矛盾，到对简单矛盾的复合与具体化，再 到总体性的矛盾；它似乎又暗合某种历史顺序，即从《资本论》时代即已揭露 的矛盾，到当前愈发明显的矛盾，再到以后会变得更加危险的矛盾。 读者可能期待认识上的清晰进程，希望能从简明的原理推断出具体与复 杂的状况。但在马克思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只有在较为具体的范畴充分发展 的情况下才会彻底显现。 D 各个政治—经济范畴的同时共在，作为现代世界的 基本框架，使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转，成就出如今看似最简单的范畴：资本， 作为被政治经济学错误地抬到核心地位的劳动的真原则。因此，这里所说的基 本矛盾并不那么简单。哈维只是就如下意义将最初的七个矛盾称为“基本的” ： “资本根本无法离开它们运行。并且它们都是相互支撑的，这使得单对它们中 的任何一个做出实质上的修正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废除了，除非当真修正或废 除其他矛盾” 。 E 它们是资本积累由以实现的各个环节，熟悉马克思的读者对 此必不会陌生。哈维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总结： 资本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它们以多种方式相 互联结，规定出资本积累的基本结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 矛盾（1）取决于货币的存在，而这又位于作为社会劳动的价值的 A 哈维（2014） ，第 220 页。 B 哈维（2014） ，第 9、10 页。 C 哈维（2015） 。 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95） ，第 44 页。 E 哈维（2014） ，第 14 页。 499 矛盾关系中（2） 。交换价值以及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在交换参与者 之间假定了某种确定的公正的（juridical）关系：因而私有财产权 的定在（existence）归属于个人，并且法律或习俗的框架保护这些 权利。这建立在个人化的私有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之间的矛盾 上（3） 。国家拥有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及对作为首要交换手段的法定 货币的发行的垄断。在货币形式的永久性与私有财产权的永久性之 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双方都必然包含对方） 。私人个体可以通过 交换使他们自己合法而自由地占有社会劳动成果（公共财富） （4） 。 这构成了资本主义阶级权力形成的货币基础。但资本仅通过劳动力 的商品化就能系统地再生产它本身，它解决了在基于平等的市场交 换系统之外如何生产利润的不平等的问题。这种解决方式导致社会 劳动（我们为了他人的劳动）转化为异化劳动（全然为了资本的生 产、再生产的劳动） 。其结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基本矛盾（5） 。 在运动中，这些矛盾规定出一个资本积累的连续过程，它历经不同 的物质形式，依次包含资本景观中的固化与运动间不断深化的张力 （6） 。在资本流通中，资本的生产与实现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的统 一（7） 。A 哈维重组了《资本论》中的论述，并强化了原本未充分展开的关于国家 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在商品生产与市场、个人、国家与意识形态机 制三个层次的共在中，哈维所谓经济领域的“封闭模型” B 实则已超出在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之下的纯粹“经济的”范畴，而深入贯穿在经济与政治的 更为原初的力量中，哈维在此将其突显为基于统治的法权关系。其次，这些要 素如今围绕着资本积累这个唯一原则被组织起来。资本之为形式，意在不断抓 取这些要素作为内容，在此过程中不断破坏它们原有的形式和根据，同时意味 着重建它们的关系，最终形成以资本为目的的系统。然而资本并非这些要素的 本源，相反地，资本概念唯有依靠这些要素之间有层次的矛盾才能被说明。在 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它们相互支撑，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资本抓取内容的 运动在塑造与拓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空间的同时，其内部矛盾并未得到排除， A 哈维（2014） ，第 88 页。 B 哈维（2014） ，第 8 页。 500 反而随之不断扩张。市场与国家，作为现代人熟悉与依赖的生活形式，生活于 其中者往往无法感到它们的荒谬。哈维提醒我们，仿佛稳固的形式其实处在一 轮又一轮的危机中，我们自以为安居其内的形式同我们的关系甚或仅仅是意识 形态关系，危机则将我们抛到这些形式之外，而资本主义已在这种断续之中存 在许久，变动多次。 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矛盾开始，以资本的生产与实现的矛 盾统一为小结，哈维切入对资本基本矛盾的论述的现实焦点是由 2007 年至 2009 年在美国、爱尔兰与西班牙等国爆发的危机推到风头浪尖的住房问题。 A 这一实例提醒人们，每个生活在拜物教意识形态中的人固然都必须为自己的生 活与利益做出谋划，然而不幸的是，与此同时，这些人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现 实经济中，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并非以他们的生活与利益为目的，而只服从于资 本的目的，仿佛资本成了唯一真实的主体。资本的增殖、流动与亏损仿佛具有 内在合理的规律；可是对被裹挟在这股浪潮中的每个真实的人来说，生活随资 本的起落而浮沉，乃至于流离失所的境地，其中虽然有着意识形态及与此相应 的社会行为的参与，却没有内在合理的意义。 但是，哈维认为，面对资本矛盾的结构，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创造性破坏 与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变革在此都有机会。为此我们应当以一种明确的政治倾 向（political orientation）介入到该过程中，以从整体上消除规定资本积累之结 构的基本矛盾。具体而言，它“指向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指向一种抑制私 人的财富与权力积累的货币形式……［商品价值的］实现应当被转变为生产对 基于所欲与所需的需求（a wants-and-needs-based demand）的响应” 。 B 这些主 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长久居于正统地位，然而在苏东剧变后的今天， 将它们正式提出来又显得如此大胆：它们意味着市场与国家的双重解体，货币 因其职能的转变而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所有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识形 态概念，比如社会分工与财富占有中的合法性、公正性，都将被颠覆与重新界 定；联合的社会劳动意味着共同的社会财富，意味着财富跃出私人积累与国家 垄断的管理框架，进入到多重社会管理的公有制中；联合的劳动者因而成为社 会本身；拜物教意识形态得以消解。然而尽管这种崭新形式的政治介入有清楚 A 哈维（2014） ，第 18 页。 B 哈维（2014） ，第 88、89 页。 501 的对象与目标，但对于它的时机条件与具体策略，哈维仍语焉不详，革命政治 在此还只是一种情怀，它亟需指认当前的危机，分析其中更为紧张的矛盾，将 变革提升为绝对的必要。 运动矛盾 如果说在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的分析下，超越资本的逻辑还不足以将 自身提升为绝对必要的一步，那么在对另十个矛盾的分析中，哈维进一步强化 了他的论断。运动矛盾相比于基本矛盾表现出更突出的紧迫性，它们尤其是属 于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介入而言，这些矛盾提供的机会更具 现实历史性质，它们稍纵即逝，但真实有效。 在运动矛盾的部分，哈维更多地分析了那些作为现象在《资本论》的时 代尚未完全显露、但在原则上已初露端倪的矛盾，因而这些论述更富创见。面 对当今更复杂的资本再生产系统，哈维指出，为了能够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发展 的现实，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中心矛盾：极大增长的生产力与资本由于阶 级再生产与阶级统治的限制而在创造社会共同财富上的无能之间的矛盾，亟需 以更精细的分析加以完善。 A 从技术与分工，到资本的垄断与竞争，导致地域 发展不平衡的“空间生产” ，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差距扩张，再到资本主义的社 会再生产，欺骗性的“自由”和真实的统治，哈维简洁犀利地勾勒出当代资本 主义触目惊心的现实图景。 在这些论述中，最旗帜鲜明的概念并不是与哈维本人的地理学专业背景 关系密切的“空间”概念。事实上，只在此书的第 11 个矛盾“不平衡的地理 发展与空间生产”中，哈维才集中讨论了空间，并且毫不抽象地针对城市化和 全球化的问题。显然，空间仅仅是哈维所关注的资本矛盾结构的一个环节和侧 面，至少在他的这本书中，空间不是可与资本等量齐观的概念，而只是作为一 个考察的专题。哈维在写作其地理学成名作《地理学中的解释》 （1969）时， 还只是将马克思与孔德、斯宾塞等人笼统归并为“实证哲学”的理论家；B 而 在其后四十余年的研究里，哈维的思考逐渐深入到了《资本论》的逻辑中去， A 哈维（2014） ，第 91 页。 B 哈维（2012） ，第 60 页。 502 并与列斐伏尔等人一道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阵地。作为一位看重《资 本论》的分析的人道主义者，哈维的独特贡献恰恰在于他没有在其讨论中企图 放弃资本概念的核心地位，以对某种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专题化取代对于资本 的结构性分析。因而哈维的研究守住了对资本主义的那种不断自我生产着的复 杂性的整体认识，进而令人信服地拓展与更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 论细节。哈维不曾将资本概念收归于空间问题，相反，他将对资本的分析贯彻 于对空间问题的理解。 在对现实图景的透视中，哈维切中的唯一概念仍然是资本及其矛盾。看 似对技术的最通俗的定义， “在为了人类的目的的产品生产中对于自然过程与 自然物的使用”A 。在此视角下首先暴露出扭曲之处。追逐交换价值的经济过程 并非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是以资本积累及与之一体两面的阶级再生产为唯一目 的。如果有目的的主体应当是人类，而非资本，那么资本主义的合目的性就仅 凭偶然了，它的非理性反而是必然的，这在全球范围内消费主义和疯狂的投机 大肆蔓延的今天实不难理解，当已过度积累起来的资本仍试图在市场中继续增 殖，这一事实的荒谬性也越发明显：生产越发不是为了人类的生息安居，而是 变成了疯狂本身。 B 基于对技术的矛盾性质的认识，哈维提出应将“货币、银行业、信贷系 统与市场”等都视为资本的技术来考察，更普遍地讲，应对资本的“技术硬件 （机器与计算机） 、技术软件（对于机器使用的程序编制）以及前两者的组织形 式（对特定的劳动使用进行指令与控制的结构） ”进行全面的考察。 C 这一富 有创见的提法淡化了技术的机械含义，而着意于技术作为资本生产其空间的方 式，进而突显技术同资本积累的关系。使资本积累得以实现的人造的结构性要 素，不论作为机械还是社会关系，都被哈维纳入到资本的技术范畴中；与此相 应地，不唯自然物，而且既有的社会实体都可成为资本的技术的利用对象。这 意味着资本增殖与阶级再生产过程利用这样的技术建立起了以资本为唯一根据 的对于这些自然物与社会实体的统治，因而同时意味着资本通过其技术不断对 社会的原有财富与生活的原本方式加以剥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愈发加剧下列状况：国际以及国 A 哈维（2014） ，第 92 页。 B 哈维（2015） 。 C 哈维（2014） ，第 92 页。 503 内的地域不平衡，资本收益对于劳动收益的压倒性优势，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 市场化，消费主义，对劳工团体的压制，乃至对外输出“自由”的战争，等 等。它们能够如此强力地扭曲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原因绝不仅限于资产阶级 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工人阶级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无 偿占有，而是在更广泛的领域与环节（例如国家金融政策与消费）中，资本剥 夺人，并积累起自身。资本不仅通过生产增殖，而且通过非生产的途径积累， 并执行其创造性破坏的使命。只是这种创造所造就的不是绝大多数人更美好的 生活，而是对于原本具有理性的根据与目的的社会环节 （例如国家的公共服务， 贫民的互助组织，等等）的摧毁；大量人口非但未能从所谓“进步”中获得物 质上的丰富与时间上的闲暇，反而沦为过剩的和被弃的人。 A 马克思主义的传 统教条更多地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与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体系 建成，对劳动者的剥夺即转向更隐蔽的形式：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在雇佣劳动 之外的剥夺则变得不再寻常。但哈维将不伴随价值生产的剥夺直指为当今遍布 全球的现实，并且由于它的作用，个人之占有财富的差距被持续拉大，因而包 括生产领域在内的阶级统治关系被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作为人们 别无选择的生活方式被一再强化。 不论在发达的北美与欧洲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从使穷人流离失所的次级 房贷危机到让富人损失惨重的麦道夫事件与安然丑闻，与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相 伴而行的正是一种活动，哈维称之为“剥夺性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他引用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session） 的话， “有两种致富的途径：或者创造财富，或者从他人处取走财富。前一种 途径增益社会的财富，后一种则典型地减损之，因为在取走财富的过程中，财 富被破坏” 。哈维认为剥夺性积累正是对后一种途径的恰当的概念表达，虽 ，但这看似中立的术语未能揭示如下现 然它在经济学中往往被称为“寻租” 实：导致寻租的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偏离其常态的状况，而是它的体系性 难题。 B 为人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无力在理论上消化这些新问题，然而这在 很大程度上不能归咎于马克思所做的资本的动力学分析本身的局限，尽管这些 A 哈维（2014） ，第 105 页。 B 哈维（2014） ，第 133 页。 504 矛盾作为现象在他的时代未曾如今天这般显著，他仍已在原则上触及了它们， 就像哈维坦承的那样， “尽管自马克思的时代至今，特殊矛盾的外观形式可能 已然发生演变，然而我发现，资本矛盾的结构却惊人地始终如一” 。 A 相形之 下，传统教条不幸将眼界局限在论述价值生产的《资本论》第一卷，却忽视了 第二、三卷， 《剩余价值学说史》与 1857—1858 年“大纲”等著作。哈维提醒 我们，正是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处理了有关消费和国家财政的问题。 B 今天 的人们更能体会这些关于价值实现的条件的问题的重大意义。 危险矛盾 资本的基本矛盾在当今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表达为突出的运动矛盾，这些 矛盾反映出的总趋势进一步被哈维归结为三大危险矛盾：无尽的复合增长、资 本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人性的普遍异化。哈维藉此宣告，即使资本能够无限增 殖下去，我们仍旧身处险境，无以自免，任何坐以待毙的想法都是不负责任 的，唯有进入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方能挽救人类历史。 正如前面提到的，哈维并不认为资本积累一旦突破某一确切上限，资本 主义的结构就会自动瓦解；相反，在危机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下，过度积累起 来的资本可以一再地自我毁灭，并将社会财富损耗的代价转嫁给劳动阶级，借 助危机之后经济的新机遇，资本将恢复并加深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统治。在某 种意义上讲，资本的运动的确是没有止境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 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运行，尤其是不低于其必要的增长率。 在数学上，资本增殖必然按照复利率进行，这意味着它在最初增长较慢， 随后陡然直上。在这一模型下，资本家的未来总是一片光明，因为财富将从其 神秘的拜物教源头中增速涌现。 “但若假定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受某种数学公式 支配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C 模型总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事实的近似拟合，而事 实总是对于现实整体的知性抽取，因而模型对于现实整体具备有限的描述能 力。但若将整个关系倒转过来，要求现实必须按照某一模型发展，比如，在对 于复合增长的预期下进行投机，那么其严重后果将绝不仅限于认知，而且必然 A 哈维（2015） 。 B 哈维、库拉纳（2009） ；另见哈维（2015） 。 C 哈维（2014） ，第 230 页。 505 殃及现实。因而更重要的是超越拜物教的行为模式，理解生成这般经济现象的 真实动力机制。 对此，哈维指出，当今世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诞生背景正是 20 世 纪 70 年代蔓延全球的经济不景气。新自由主义取代此前世界各国实行的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福利政策，不仅意味着原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 服务（如交通、医疗、教育等）和迅猛发展的高新科技成为资本垦殖下的实 体经济新领土，并且伴随这一转变的还有金融投机的极致蔓延。新自由主义 近四十年来取得的“物质成就”不仅未能真正惠及普罗大众，并且其本身就 建基于惊人的数字泡沫之上。造就这种泡沫的投机活动如同一场巨大的庞氏 骗局：通过剥夺后来者而使之前的投机者获利，直至最后进门的那批人悲惨 地见证整场游戏的土崩瓦解。 A 因而基于所谓市场规律的投机非但未能实现 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就其最终效果而言，必然严重损耗资本本身，尽 管资本在此过程中同样实现了集中化。在哈维看来，今天的情况与历史上的 诸次大危机并无本质的不同，与其说资本主义面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积累了多 种应对经验，毋宁说它从未找到一种可行的长效机制，棘手的新问题并不比 它打上去的补丁少： 资本固然能够建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建立了）这样一 种经济，它以一种幻想与想象的拜物教世界为基础，而幻想与想象 又建立在不可持续的金字塔式的虚构之上。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一 场终极的庞氏骗局吞噬掉其他一切。反讽的是，就像纳米技术产业 （nano-trading）在证券交易中所表现的实例那样，在这个时代，我 们能利用的新发明却更易被用于增加投机活动，而非抑制之。这种 经济在迎来任何最终结局前都将为周期性的剧烈动荡和破产所支配。 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将不会以一声爆炸或幽咽而告终，而是将终结 在遍布于那非独是冷淡的资本积累的不平衡（uneven）地理景观中 无数资产泡沫的破灭声里。 B 在另一方面，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同样引人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 A 这并不是哈维的发明，对于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特征的揭露早有经济学界的共见， 近年对此进行论述的著名理论家即包括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Robert J. Shiller） ，尽管在此书中哈维并未直接援引他的观点。——笔者注 B 哈维（2014） ，第 243 页。 506 方面问题的论述已非常丰富，这一思潮面对在 20 世纪中愈发突出的生态与资 源问题，提出资本已将这个世界逼到了它的底限，只是首先无法继续忍受下 去的一方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自然环境。马克思固然十分重视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给自然界造成的巨大改变，正如它带给人类与社会的巨大改变一样， 然而无法否认，他未曾料到在对资本的无限追求中，自然比人更早地走到了 尽头。因而或可说目前为国内外理论界所重视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同 样批判资本主义体系，但在理论思路上实则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存在着显著 差异。 就像拒绝对资本的命运下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判决一样，哈维与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样保持距离，尽管他本人有时被视为这一思潮中的重要成 员。在哈维看来，试图仅凭今日生态危机来宣布资本主义的必然消亡是靠不住 的。一方面，将自然与资本截然对立起来，继而讨论资本对自然的“统治”与 自然对此的反动，这本是一种从笛卡尔延续至今的二元论谬误；相反地，正是 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塑造了马克思和我们眼前的感性现实， “第二自然” 。另 一方面，自然是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来源，因而资本不仅规定劳动，并且力图通 过对于劳动及其相关技术的规定，将自然置于其处置之下，使之商品化、货币 化、资本化。哈维甚至尖锐地指出， “灾难资本主义”正是使得资本在严峻环 境危机之上大行其道的有效方式，这样的资本在那些深受其害的发展中国家 ， 里至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威胁。 A 因而与其说资本将毁于所谓自然的“复仇” 毋宁说人类社会在此之前即将毁于人道主义灾难。 哈维指出，对待资本与自然的关系，真正的重点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 而是资本，是人以自然为中介建立起的社会关系形式。避免人类社会毁于当前 复杂的生态灾难的真实含义绝非通过局部的、专项的环境整治将地球还原为仿 佛未经人类扰动过的纯粹自然物，而是使我们自身解除当前这种受制于资本的 “生态系统”的不自觉状态，走上一条社会生产的新路，在处置自然的过程中， 带出与生态环境以及人类自身和解的关系。 在哈维的分析中，现实图景意味着资本的统治：仿佛是自为之物的资本 支配着人的意识和行为，人的目的被甩出这一自我驱动与自我复制的系统之 外。人类不仅被分裂为相反对的剥夺者与被剥夺者，并且在心理学的层面 A 哈维（2014） ，第 246—250 页。 507 上，反抗的途径由于拜物教的作用而被切断，代之以自我压抑与娱乐分心 （distraction）A 。资本如此实现其积累与创造性破坏，而阶级斗争、人类团结和 属人的世界却备受阻碍。作为对于资本矛盾的最终危险的总结，哈维沿用了从 青年马克思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最重要的概念——“异化” ，更确切 地讲，现代人的“普遍异化” ，即如卢卡奇所说， “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 普遍命运” 。 B 因此，那些关于这一概念与马克思思想之间关系的争论在此同 样无法回避。最一般的批评是异化概念预设了作为本质的无异化状态。但哈维 对这种批评并不关心，事实上，他所欲揭示的只是资本如何成为一个对自身合 理而对我们荒谬的体系，因此，异化概念所要表达的只是人在此状态下的盲目 与自我戕害。普遍异化并不意味有必要假设某种本真的无异化状态，在历史与 阶级一横一纵的坐标下，所谓无异化状态显然是空无对象的指称；没有原初的 无辜，相反，作为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普遍异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我们在现实中所能面对的只有普遍异化与对这种异化状态的扬弃，后者尤须通 过新的形式展开与资本的体系争夺人身的斗争实践。 但是，对那种认为异化概念是源自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非科学的概念” ， 因而其重要性不足与《资本论》的“客观科学”相提并论的观念，由于它不仅 在理论上经历过颇多论述，而且在实践中影响深远的缘故，哈维必须着力反 驳。他检讨了 20 世纪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教条太过倚重对技 术与阶级之间矛盾的分析，将解决之道诉诸“科学” ，而忽视了“主观的、心 理的与政治的问题” 。这种错误观念的后果不仅在于它切断了人的主观体验与 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更要紧的是使这些政党在斗争中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的资 本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疯狂，因为它们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落入资本的拜物 教与虚构中。 C 盲目追求生产力的提高，为生产而生产，这原本即与资本主义 体系的逻辑如出一辙。当充满革命热情的激进政治不关心人的目的、人的世 界，总之，不关心异化问题时，其亡也忽焉，因为它无力给出新形式，从而只 能成为旧形式的某种变体或实现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新形式占据与规定内 容，新形式必须能够重新中介起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根据又必须建立 在人类社会之上。 A 哈维（2014） ，第 269、279 页。 B 卢卡奇（2009） ，第 156 页。 C 哈维（2014） ，第 270 页。 508 革命人道主义 在哈维的这本书中，与最终实现为普遍异化的资本矛盾之线索始终并行 的是旨在消灭异化的革命实践之主张。哈维的一个可贵贡献在于力图将自己的 立场合理地摆放在对资本的严肃的结构批判和往往不被前者严肃对待的人道主 义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解读和人道主义解读分裂已久，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阿尔都塞批判“物化论”以来，双方即陷入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对 于《资本论》的遗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之视为“伦理学” ，认为它 是对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系统、精细、直接的延续。但是这种回溯性的理论 发展观往往被指为缺乏对马克思晚年经济学批判事业的真实关注和理解。与此 相对，批判人道主义解读的学派将马克思晚年的工作成果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结 构分析和一门崭新的“历史科学” ，认为它正确揭示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在其 自身负荷的重压下彻底崩溃。但这至多是一种消极的决定论，它只是抽象地担 保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却无法保证历史走向更高阶段，我们仍然需要真实地面 对“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面对革命的难题。 现在，哈维试图讲述一种建立在更严肃的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或用他的 术语讲， “革命人道主义”：A 它既不愿抛开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分析而单 纯强调人性的异化与复归，又拒绝在对资本矛盾的经济学批判中便利地得出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在这本书中，哈维重复了其前作《资本之谜》 （The “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自行灭亡，只能依靠外 Enigma of Capita, 2010）的论断， 力来推倒它。资产阶级永远不会主动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必须有人主动去对 他们进行反抗。 ”B 资本的矛盾将资本主义与我们一并推向危险，将此等危急态 势视为自然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介入其中，打断资本在损耗 与积累的反复运动中无限扩张下去的进程，进入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为了 全体社会成员所需的使用价值而劳动。 尽管哈维的这些观点主张同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它们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上却显得颇为正统，假若抛开其分析的细节，如像空间这 A 哈维（2014） ，第 282 页。 B 哈维（2014） ，第 265 页，译文采用哈维（2011） ，第 247 页。 509 样的新专题，以及像剥夺性积累这样的补充环节，那么余下的框架的来历就变 得非常清楚了；即使是书名中在西方社会极具话题性的“资本主义的终结”的 响亮口号，而今与其说是石破天惊，毋宁说是恍如隔世。如果说哈维仍然对当 代资本主义做出了新的诊断，那么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相对于日益席卷一 切的资本，阶级斗争概念却在如今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表观下失焦了。但这不意 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夺和统治已然消失，相反地，它意味着这种剥夺与统治弥散 开来，变得无孔不入，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太过复杂，致使传 统的阶级斗争模式难以充分消化它。 A 在此现实之下，对于两条已然存在的道 路：或是既强调两大阶级的对抗，又迷信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的传统的马克思主 义革命政治，或是有着从宗教到非政府组织的各色装点资本的“人道主义”力 量，他俱予批判。哈维认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革命人道主义的新路，它不是 对阶级斗争观念的抛弃，而是对它的去中心化；它坚持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 分析，因而争夺政治行动的广阔领域不是将斗争分散为各种针对专门议题的非 政府组织活动，而是全部服务于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就像哈维所强调的，反资 本主义与诸如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斗争议题的联盟并不是天然的，一如资 本主义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的联系并非必然。B 因此，开拓斗争领域， 联合斗争力量，意味着与作为形式的资本主义争夺作为内容的社会存在，将它 们规定为革命人道主义、去中心化的阶级斗争这一新形式下的内容。 为此，哈维对应于资本的十七个矛盾，制定了反资本主义政治实践的 十七条行动纲领，包括：1. 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充足的使用价值（包括住房、教 育、粮食等）直接供给优先于追求利益的市场体系；2. 促进产品与服务流通交 换，但限制私人借此积累作为社会权力形式的货币；3. 以基于公众议会及协会 的共有权制度（common rights regimes）尽力取代当前私有财产与国家权力的 对立，尤其是对于知识与土地；4. 从社会制度与社会意识两方面防止私人占据 社会公权力；5. 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由决定的生产协助取代资本对劳动的支 配，满足共同的社会需要；6. 放慢日常生活，以自由活动的最大化对抗资本的 创造性破坏； 7. 社会成员通过相互表达与评估彼此的社会需要来确定生产决策； 8. 利用新的技术与组织形式减轻各类社会劳动，消除不必要的劳动技术分工差 A 哈维（2015） 。 B 哈维（2015） 。 510 别，增加个人及集体活动的自由时间，降低人均资源消耗；9. 消除劳动技术分 工的社会分工性质，即消除专家统治，社会成员个体轮流行使行政、领导与监 督职能；10. 生产资料由各公众协会集中调配，以调动个人及社会团体分散的 竞争力，创造各异的技术、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11. 追求人与社会、与自 然、与特定地域的文化习惯及信念的关系的多样化，即生活及存在方式的多 样化，保障个人在当地及跨境的自由而有序的地理移动，公众协会代表定期 共同评估、计划与办理各类不同空间尺度的公共事务；12. 消除（基于个人或 群体的能力及需求之外原因的）物质供应的不平等；13. 社会劳动被嵌入家庭 及社群的工作中，家庭及社群的工作成为非异化、非货币化的社会劳动的基本 形式；14. 社会成员平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粮食、基本物资、公共交通 的权利，及保障行动迁移与免于匮乏之自由的物质基础；15. 以对个人及集体 的才能及力量的发展，对新事物的永恒探索，取代对无尽的复合增长的狂热作 为新的社会规范，世界经济增长收敛为零，尽管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仍将存在； 16. 快速推进基于人类需要的对自然力的利用和生产，但最大程度地保护生态 环境，保障资源循环，以身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自觉参与到对它的改造中； 17. 非异化的人类与人格体现在对集体与自身的新的确信感上，与之相应的世 界则建立在对自由缔结的密切社会关系和对各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共情的 体验上，这一世界体现为对人的平等的尊严与尊重的认可，甚或表现为对于什 么是“好生活”的恰当定义的激烈争夺，它将通过在人类的才能与力量方面的 永恒不断的革命而持续演化，永恒探索新知。 A 尽管哈维郑重其事地将这份纲领放在了全书的最后，我们仍难判断这些 观念究竟有几分严肃的意义。与此前对于资本矛盾的结构分析相比，这些反资 本主义的观念无疑是薄弱的，其中的建设性主张相比于力图真实地介入斗争的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最先进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与“对各反对党 派的态度” B 远为语焉不详；余下的则是消极的批判语言，从中无法直接得出 积极的替代性方案；更要紧的是，过于简单的处理恐将导致更为根本的缺陷， 尤其在对待“私人占有” 、 “平等”这样的关键问题时，仅凭纲领式的语言难以 澄清新的立场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差别。然而或许这些最为一般的观念在此也已 A 哈维（2014） ，第 294—297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2006） ，第 49、61、62 页。 511 足够了，鉴于实际斗争必然要把握具体的内容，结合特殊的力量，因而不应也 不能被预先限定在这样一部著作中。 通过对资本矛盾的结构分析，哈维深刻地揭露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的 “死亡驱力” ，从其维系自身存在所必要的基本架构，到这一自我扩张机制的当 前运作方式，直至它带来的根本性危机，支撑起的是令人感到失望的“进步” 历史：资本试图僭越一切，并且一再得逞。为此，哈维呼唤我们从拜物教的迷 梦中清醒过来，充分意识到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当下现实中所处的危险境地，积 极介入到新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观念上的变革是它的首要步骤，能够自 由地想象一个现实的乌托邦、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与社 会生活原则，正是与资本形式争夺塑造现实的权力的斗争起点。基于这种激进 的信念，哈维对他的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它面对这个必须加以批判的世界， “成为一本潜在地危险并且富有煽动性的书” 。A A 哈维（2015） 。 512 领导权、实践哲学、历史主义： 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 乔治·切萨拉莱 / 文 A 蔡淞任 / 译 在《狱中札记》第 11 笔记本第 18 节中，葛兰西联系以往的哲学，极佳 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做的论断看上去只是得了明智（good sense）的启迪， 实则蕴含深刻的教益。他说，我们不能将自己下降到这般水平，即“臆想成为 一个人所凭的是出生在当代这一简单事实，而非生成于过往数个世纪之中” 。B 这就是说， “当代性” （contemporaneity）不是一种对我们的状况的自然的断 定，而是一种可贵努力的产物，它尤其是通过将过去理解为理性之物而达到 的。看来正是这种认识促使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 ，当代最重要的葛兰 西研究者之一，写作了他的第一本书《葛兰西时刻：领导权、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 。C 这本书的吸引力当然首先源自其“论战的”意图，它意欲破除佩里·安 德森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中对葛兰西思想的含糊解释，以及阿 》中对葛兰西思想的批评性接受，这些解释使得葛兰 尔都塞在《读〈资本论〉 西的英语读者们无从充分领会到领导权之作为哲学“事实”的中心地位。此 A 本文译自《历史唯物主义》22.2（2014） ，第 33—43 页。 B Gramsci 1971, p. 813. C Thomas 2009. 513 外，这本书的引人之处既在于它重新考察那些目前基本已告结束、不满百年 A 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方面的非凡器量，同时还在于它试图呈现的那些最能将我们 引向新方向的思想资源。托马斯的研究着意于此，正是因为其突出的批判的价 值取向。这的确促使我们去重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图景，令我们愈发认 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充满难题的领域，用托马斯自己的话说（或许取自 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 ，进而上溯至康德的“第一批判” ）：这是一个战场 （Kampfplatz） ，各备选项间非此即彼的真实战场。 B 而托马斯的这本书鼓励我 们这样去思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超越那种在意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 间或因新康德主义［从伯恩斯坦与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到哈贝马斯］ 的冲决而中断的对立，即客观主义类型的辩证法［恩格斯与辩证唯物论教条 （Diamat） ］与主观主义类型的辩证法（卢卡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托马斯建议我们以 20 世纪 60 年代葛兰西式“历史主义”与阿尔都塞式“反历 史主义”之间的大辩论为参照，重新思考当前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态 势。按他的分析，在这场终极争论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它 与那个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为特征的阶段有着 深刻区别，尽管这种对立在今天仍会导致纷争。这意味着，为跟随托马斯的批 判抱负走到最后，我们不但必须抛弃各种解释性“成见” ，并且面对这场辩论 遗留下来的那些重大哲学问题，必须持有一种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像列 宁和葛兰西所做的那样，在哲学领域中也培养起自己的党性立场。 这种知识分子总态度（disposition）也体现在这本书的标题“葛兰西时 刻”里。托马斯本人在序言 C 中指出，这个标题既指向 1932 年，即葛兰西 得出实践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绝对人道 主义） ，并将对“完整国家” （integral state）的分析同对哲学所做的社会与 政治的多元决定的解读融合起来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又指向葛兰 西的理论抉择的当代效应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现时代命运的可能影响，即通过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去，重新发现了它的未来。但正如布鲁诺·博斯蒂尔斯 （Bruno Bosteels）在他收于这组专题论文中的文章里恰当地解释的， “葛兰 A 直译为“短世纪” （short century） ，在此指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到 1991 年苏联解 体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译者注 B Althusser 1972, p. 56. C Thomas 2009, p. XIX. 514 西时刻 A ”还暗含着第三重含义，一个更加黑格尔式的意义，即这样一种必 要性：使概念的规定性更具流动性，经由这些概念向着彼此相互转化来推动 它们。换言之，托马斯反对一种倾向，安德森对葛兰西的批判性解读正是该 倾向的典型代表，它将这些范畴摆放成了彼此严格对立的关系；相反，托马 斯认为，葛兰西的研究方针在于将表面上对立的规定性重新安放于一个更广 泛、更综合的统一体中。最具标志性的例证是葛兰西著作中的市民社会与国 家的关系。安德森将两者的关系视为“二律背反” ，而托马斯则从将此关系 中的两极结合起来的更广泛的统一体（ “完整国家” ）入手来研究它们。 B 为了更好地理解托马斯的批判性工作的真实意义，我们或许还应想到黑 格尔的“环节” （moment）概念的另一维度。当黑格尔谈到一个“环节”时， 他同时借用了这个概念在“物理—自然”中对应于杠杆的物理性质的含义：力 矩（moment）是力与距离的关系的函数。 C 总之，环节总是不同的、尤其是 变化的势力在相应态势下的结果。 D 变与不变的固有辩证法使“环节”概念成 为必要。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历史与历史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因托马斯 所谓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对峙（Auseinandersetzung）而成为其理论重建的中 心，并且它本身就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中心。 E 历史主义的矛盾 笼统地讲（这里我们也不必详述） ，为了既能勾勒出“资产阶级” （bour- A 按文意，原文此处“moment” （前文译为“时刻” ）一词即黑格尔意义上的“环 节” 。——译者注 B 关于这些论述，见 Thomas 2009，第 2、4、5 章。这种对“完整国家”的分析与对 哲学所做的社会与政治的多元决定的分析的结合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 理论化提供了背景。哲学 / 意识形态、制度性机器与市民社会就此被置于一个合一 的平面上。在此意义上，葛兰西环节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讨论过的阿尔都塞 环节相关联。所谓的阿尔都塞环节同样基于对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基础的交织关系的 重现（Jameson 1991, p. 263） 。关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在“意识形态”概念上的区别， 见 Thomas 2009, pp. 100–1。 C Moretto 2004, p. 150, 其中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D 该句原文同时可译为：力矩总是不同的、尤其是变化的重量在相应的作用线上的效 果。——译者注 E 尽管按托马斯的解释，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绝对人道主义之结合 的成果，我们在此（同时由于篇幅所限）仍可仅透过绝对历史主义这一度来界定它。 515 geois）版本的历史主义问题，又能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历史主义问 题（对于后者，请参考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一问 题在黑格尔那里的呈现形式。如克罗齐所述，黑格尔是“高历史主义” （high historicism）A 的典范，或者说，一种达到了其自身潜能之顶点的历史主义。毋 庸置疑，黑格尔的伟大哲学革新在于它将现实理解为历史、诸形式的上升演 进，某种只应被思想为透过质变而发展的东西，它被把握在人类理性最深的内 核中，即在其哲学中被表述为“理念”者（一定意义上，它继承自康德的先天 综合）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透彻地领会了这一点： 黑格尔……第一次自觉着手重新把握所有的逻辑问题，着手 将其建立在它们的内容的物质特性之上，也就是逻辑的、哲学的意 义的物质之上。具体概念的崭新的逻辑学，即总体的逻辑学由以 建立。 B 因此，它不仅是“现实是历史”这个说法，而且意味着理性（rationality） 之所以是理性的，在于它是历史，并与物质内容的结构完全一致。持另一种哲 学方法的克罗齐同样完全赞同这一点，他强调说，黑格尔式历史主义的核心是 “理性主义的” 。C 现在，当理性被理解为历史，它将首先面对怎样的难题呢？显而易见， 如果说我们赖以理解历史（及其“客体” ）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并由此终 结于一种“完整” （integral）历史主义，那么这些形式终究无法自我安顿下 来，也无法取得任何的自我同一性。然而如果这种自我同一性，以其与全部 现实的历史本质相矛盾之故，确实是达不到的，那么科学也将岌岌可危。这 就是说，它将威胁到理论确定性的整体，理论确定性虽然是对现象界而言的， 但它绝不能仅与现象界相关联；否则，它将无力摆脱现象界的构成性的偶然 性质，因而无力归纳其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或许更学术的）方式表述 这一问题，以消除“完整”历史主义与自我反思之间的矛盾。倘若历史主义 将其自身也作为对象交由其“一切皆历史”的前提考察的话，那么它就注定 了“是，同时又不是”的命运。 “完整”历史主义由以将自身建立为哲学（一 A 对克罗齐的术语“alto storicismo”的这一英文意译失去了他所界定的丰富含义，即 “如黑格尔哲学这般的哲学的崇高性” （Croce 1941, p. 71）. B Lukács 1971, p. 142. C Croce 1941, p. 71. 516 种凭把握到其自身之概念而存在的事物）的，只是对其最基本的前提的坦白 而已。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黑格尔会既是“历史主义”的坚定主张者， 又是对它最不留情的批判者。黑格尔决意以绝对知识结束《精神现象学》 ，以 绝对理念结束《逻辑学》 ，以绝对精神结束实在哲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 并非像一些知识分子圈子一直以为的那样，表现出的是他顽固不化的玄学家 的古怪而非理性的偏执，而是出于将历史与思考历史的可能性、质料与形式、 反思与自我反思结合起来的需要。卢卡奇与克罗齐固然以相对立的观点各自 清楚地表明，黑格尔所寻求的结合历史与绝对的方式不能成立，A 但若说他们 同样有负于构造出一种尽量融贯的理性与历史的关系的承诺却也是实情。暂 且不谈（被托马斯犀利指出“巴门尼德式”倒退的）克罗齐，别忘了卢卡奇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历史性的完成（同时也是它的实体） ，就是在无 产阶级身上的主客体的同一。然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正是那被（特别 是谢林版本的）德国古典哲学称作“绝对”的东西。因而“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主义按其定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所遭遇的概念陷阱面前亦无 以自免。 葛兰西式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调用葛兰西，更确切地讲，经托马斯重新解释的 葛兰西。正像托马斯表明的那样，葛兰西继续推进了克罗齐曾竭力为之而未能 达致的历史主义的激进化。正因如此，他借用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一 词，将其用于由实践哲学领起的研究纲领中。后者的确必须被思想为一种“绝 对历史主义” ，因为正如托马斯在其结论中解释的那样： （它）使得当代马克思主义不但有能力历史地思考其他思想形 式，并且有能力历史地思考其自身的历史结构及潜在活力的本质。 这提供了哲学实践（作为一种将哲学的、概念的观点转变为社会关 系的领导权组织的用语的理性转译（rational translation）实践）的 可能性。在大众阶层的领导权计划的发展中，在其成功、失败及 新的开端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必须经受 A 见 Lukács 1971, pp. 146–9 与 Croce 1941, pp. 52–3。 517 这种转译。此外，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思辨取向以及布哈林向形而上 学唯物主义的倒退的双重批判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即以 一种替代性的哲学语法（alternative philosophical grammar）将概 念性自身的领域历史化。在规范性复归，甚或“哲学本身”复归的 时期里，一种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将社会活动组织或 修正为一个整体的要求，必须坚持永远实践的思想性质；换言之，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可译关系必须被领会为同一历史过程的辩证的 “属性” 。A 实践哲学因而不唯强调其他观点的历史性，而且强调它自身的历史性。 此举（即托马斯所谓“自我反思”B ）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实践哲学得以置身由 各新兴的领导权计划组织而成的势力场域中。并且，从理论层面到实践领域的 转译只应称为是理性的，因为对葛兰西来说，在其思想的真正本质中，它理应 是实践的。这一点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尤其是第 2 条 提纲的用心思索上，托马斯在此做出了令人获益良多的重构。 C 葛兰西对实践哲学与绝对历史主义相同一（co-extensive）的断定如今 看来想必不再武断。这种历史主义的确是绝对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扫清了所 有“形而上学”残渣，打破悬置任何人类活动所固有的历史性的一切企图；另 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够给出对它自身的形成过程的理性的解释。但在此如何避 免前面提到的历史主义的传统难题呢？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不会导致与“经典”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及卢卡奇的历史主义同样的 困境吗？葛兰西与托马斯对此问题的回应看上去完全是靠哲学与政治的互译 性。总之，为了化解历史主义中一向僵硬的方面，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政治和领 导权，以及托马斯所论证的那种确定性的整体。所有那些围绕真理与谬误、理 性与非理性之间关系展开的论战令哲学史深受其累，但政治完全成功地使自身 成为解决所有这些论战的领域了吗？政治是否成功弥合了当今哲学语言中的正 当（justification） （它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现世，即暂时的文化环境）与我们 所说的真理（即必然普遍的有效性）之间的断裂呢？或许我们唯应就此问题进 行深入的反思。 A Thomas 2009, pp. 448–9. B 例如 Thomas 2009, p. 249。 C Thomas 2009, pp. 308, 319. 518 这组专题论文的贡献 以上评论还只是对托马斯完整的理论著作的一点管见。他的研究工作同 样得益于在语文学方面的勤勉不懈，他在这方面的进步首先要归功于詹尼·弗 兰乔尼（Gianni Francioni）的开创性著作。在这组专题论文中，读者将有机会 获得对托马斯的这本书更加丰富立体的印象。 在对这部使英语读者终于得以一睹未受来自对《狱中札记》考证版的不 当解读损害的葛兰西理论面貌的研究著作的问世表示欢迎，并像前面提到的那 样，勾勒出葛兰西式“时刻”概念的主要理论含义之后，布鲁诺·博斯蒂尔斯 对于语文学分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的、理论的重构在托马斯的论战策略下 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博斯蒂尔斯确信，这一关系在托马斯的书中并不成熟，难 以服人。在他看来，导致托马斯止步于此的是其分析的“外省” （provincial） 性质，托马斯打算脱离那些已被证实为最能生发出理论—政治实验的地方（拉 美与印度）而重振实践哲学。既然有过适逢“葛兰西时刻”的“在边缘地带的 葛兰西” ，那么托马斯就该意识到，他的那些关于消极革命、完整国家、卡塔 西斯（catharsis）与转译论（trasformismo）的想法，有很多已经在这些地方得 到了确证。 法比奥·弗罗西尼（Fabio Frosini）认为，托马斯的著作使我们将关注投 向常受忽视之处，即《狱中札记》的特定编辑结构。因此，托马斯的成果的分 量，一方面体现在它试图为《狱中札记》里的庞杂素材（magma）重新编排出 一些条理；另一方面在于它在做此编排时坚持了弗兰乔尼著作中隐含的方法论 原理及其结论。弗罗西尼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内容（作为哲学“事实”的领 导权， “完整国家”内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问题上与托马斯的理 论相一致，并对托马斯之介入后现代左翼讨论，以期重建群众政治与作为政治 事实的哲学之间关联的计划表示欢迎。在他看来，假如我们跟随《葛兰西时 刻》的理论方向，假如我们将实践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那 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将会经历一场更为实质的复兴。但是他对托马斯所描绘的 “政治的”葛兰西表示怀疑，尤其不接受托马斯所认为的葛兰西反对斯大林主 义的“肃反”的观点，这一观点被托马斯当作解释葛兰西与托洛茨基相分离的 原因，或被用以解释葛兰西在对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决裂时所采取的立场。 519 伊恩·麦凯（Ian McKay）开篇即赞同托马斯的意见：我们遗忘了这样的 葛兰西，他抓住了东西方的根本差别，试图解析统治阶级用以确保属下阶级所 认同（consent）的领导权运作手段。他更赞同托马斯本人的观点：葛兰西致力 于将领导权构想为一种实践，以期解决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断裂问题。 遍历此书论域之后，麦凯将关注转向其“哲学”背景，认为应当对它做出有意 义的界定。麦凯认为，托马斯的分析并未充分解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学院 的”哲学以及以往被马克思主义当成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教条”分别具有什么 关系。此外在他看来，托马斯所谓对葛兰西话语的“哲学化”挤掉了《狱中札 记》中那些业已引起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神学家极大兴趣的维度。 “葛 兰西时刻”不应仅被基本投射到政治实践的领域。它也是当代性的领域，正是 在后一领域中，我们有必要重访葛兰西的思想启示，从独断教条的支配下解放 出来，这尤其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注入全新的政治—文化创造力。 扬·雷曼（Jan Rehmann）的文章着意于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概念的分 析。雷曼认为，托马斯未曾设法解释这一概念的二重性。他认为，由于托马斯 受制于以下两点——第一，必须说明为何在葛兰西（而非克罗齐）那里，哲学 与意识形态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第二，按照葛兰西的论题，意识形态领 域与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因此，他未能突显出这样一点：在《狱中札记》 里，一种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正在形成。幸好《葛兰西时刻》的讨论方向 本身可以连接起这个缺口，因为它恰当地揭示了葛兰西对像“常识” 、 “消极革 命” 、 “宗教” 、 “决定论”及“福特主义”这样的概念的处理的意识形态批判性 质。在雷曼看来，对葛兰西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赞同将把我们引向实践哲 学，在此意义上，批判力图将常识及其意识形态转变为明智。超越列宁主义对 自发性与革命意识的二分，随之开启的将是葛兰西与罗莎·卢森堡之间的结盟 实验的崭新可能性，鉴于卢森堡也曾中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构建一种本身没有 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自治充实起来的社会主义领导权政治的企图。 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独辟蹊径，将葛兰西的“完 整国家”理论与最“葛兰西式”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所取 得的概念发现相比较。按照索蒂里斯的看法，葛兰西与普兰查斯的关联早在普 兰查斯（在《法西斯主义与专政》和《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之间）的“结 构主义”间歇期（parenthesis）著作《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再次出现之前 就已强烈地表现在了他 1965 年的文章《摩登时代》 （LesTemps Modernes）中。 520 他还表示，特别是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葛兰西成了普兰查斯的特 别对话人。例如，我们可以从普兰查斯关于现代国家与智力再生产过程之间的 联系，以及民族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之间的联系等论题中，清楚地看到葛兰 西主义的背景。索蒂里斯与托马斯一致认为，普兰查斯与葛兰西之间的真正断 裂发生在他们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异的概念构想上。普兰查斯仍然 预设有些社会领域是处在国家运作的影响之外的。但倘若这当真就是普兰查斯 与葛兰西之间的断裂，就得抛开普兰查斯关于葛兰西对“在列宁的双重政权概 念决定下的阵地战与运动战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反思的讨论。诚如托马斯所 述，与列宁的双重政权概念不同，葛兰西的运动战与阵地战不依赖于堡垒国家 （fortress-state）的规则。 马丁·托马斯 （Martin Thomas）同样对《葛兰西时刻》所描绘的“政治的” 葛兰西形象心存疑问。特别是他认为这本书未能将“民主哲学家”所说的“构 成” （construction）与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说的“形成” （formation）之间的 关系突显出来。在他看来，这个欠考虑的问题清楚地暴露在了彼得·托马斯对 于“统一战线”口号的重要性的重建上，这一口号针对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前 半期各国共产党间的战略讨论。按马丁·托马斯的说法， 《葛兰西时刻》没有 抓住“统一战线”口号的特殊政治维度。也就是说， “统一战线”在这里成了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同义词，对“实践哲学”概念的新表达，而非代指一种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时各国共产党必须（或无须）采取的特定策略。然而唯有党才 能采取策略，于是我们在《葛兰西时刻》中尽力搜寻党的踪迹。虽然彼得·托 马斯没有关注党，即葛兰西所谓“现代君主” ，但是他注意到了“领导权机 器” 。马丁·托马斯就此告诉我们， 《葛兰西时刻》洞察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 西，尽管它们大凡背负着过度的理论—政治载荷。 “领导权机器”概念（就像 “市民社会”概念一样）诚然包含着许多潜在的模糊性，而佩里·安德森的解 读虽然受到彼得·托马斯的批判，但确乎有助于厘清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向不乏对于“存中律” A（tertlum datur）的借 助：其中最近的，或许最完善、最彻底的尝试是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 中做出的。假如除了作为对立的两极的新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外，还能展开 A 译文的“存中律”一词系根据其反义词“排中律” （tertlum non datur）生造。——译 者注 521 第三种可能性，即对它们的结合（solidarity） ，A 那么卢卡奇孜孜以求的马克思 主义的复兴就会实现了；这一结合就曾完全存在于资产阶级阵营内部。从某种 意义上讲，托马斯也求助存中律赋予其方法以启发。坚持葛兰西所做的批判意 味着展开既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退化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正统”倾向相对 抗，又与那种将马克思思想同或多或少的唯心主义立场搅和在一起的“调和” 倾向相对抗的一次行动（uno actu） ，托马斯相信，如今存在这样的空间，使马 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概念得以脱离老调重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 愈加陷于空洞软弱的各色“后马克思主义”而被清楚地表达出来。 B 在这两种 情形之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形象都大为可疑，前者被描述为铁板一块，被 苏联和共产党的历史打上了永远的烙印。后者则被打发回它的传统角色，即 沉思那与它本身相同一的不变真理，且无陷入柏拉图意义上的时代之“监狱” 的危虞；但它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它靠的是声称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相互外 在，这种关系似乎注定了它们滞存不变。托马斯确信，回到葛兰西对于群众政 治与作为政治事实的哲学之间联系的思想，正是对这一切加以矫正的法门。 A Lukács 1984, p. 398. B 关于这一点，见 Thomas 2009, pp. 441—8。 522 实践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 “的相关性 扬·雷曼 / 文 A 蔡淞任 / 译 ［内容摘要］扬·雷曼首先凸显了《葛兰西时刻》在历史语言学与理论上 的成就，然后对于托马斯关于葛兰西的所谓“中立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假说提 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托马斯的这一解读是片面的，它忽视了葛兰西汲取自拉 布里奥拉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葛兰西的“使人民的常识更融贯”的观念展现了 一种比考茨基及列宁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是‘从外部’带入的”的观点更 民主的想法。本文认为， “卢森堡—葛兰西路线”的重建对于当今的讨论和斗 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常识 论 卢森堡 消极革命 明智 葛兰西 领导权 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理 主体 在本文中，我想细致探讨葛兰西的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性（rel，我认为，该相关性在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时刻》中部分地得到了 evance） 很好的表达与解释，但又部分地被低估，并且在一个方面上被曲解了。我还打 算以“卢森堡—葛兰西路线” ［彼得·魏斯（Peter Weiss）语］的构想，来补 A 译自《历史唯物主义》22.2（2014），第 99—116 页。 523 充作为对于托马斯就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的斗争中的葛兰西所做的准确精到的 情景化工作（contextualisation） ，这一构想已成为德国左翼讨论的重要参照点， 并且我认为 21 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的重建亟须这一构想。 作为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哲学？ 由于“实践哲学”的概念对托马斯的整个论述来说是决定性的，因此我 将首先探讨他是如何重建这一概念，并将它从阿尔都塞所做的解读与批判中解 救出来的。托马斯将“葛兰西时刻”首次现迹之处定位在《狱中札记》第 8 笔 记本第 204 节，这是一个题为“哲学研究导论”的短节，写作于 1932 年 2 月 至 3 月，自此，葛兰西开始积极描述一种新实践哲学，A 它包含三个组成部分： “葛 “绝对历史主义” 、 “绝对内在性”与“绝对人道主义” ，B 正是在此意义上， 兰西时刻”被确定为其“明确的哲学研究的决定性转折点” 。要对葛兰西的实 践哲学做出评价，就需要对一个广为流传的假说加以商榷，该假说认为，实践 哲学这一术语不过是出于在检查中瞒过检查员之必要而用来替换马克思主义一 词的暗号。但正如托马斯证明的那样， “暗号论”与葛兰西对那些明显的“马 克思主义”术语的公开使用相矛盾。与 W . F . 豪斯将实践哲学视为一种“实 践着的哲学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新方法” C 及法比奥·弗罗西尼将它描述为一 个“与葛兰西自己先前的思想相断裂”的马克思主义特别版本 D 的观点相一 致，托马斯指出，葛兰西特地选用这一概念“以突显马克思理论遗产中的一个 特定倾向” ，他希望以这一倾向主导共产党在后列宁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讨论。 E 实践哲学这一术语可直接回溯至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作为一个 理论概念，它发展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葛兰西第 7 笔记本的 一部分内容就是对它的诠释，F 特别是对第 1 条提纲，其中对于“新唯物主义” 的界定是：它不再像“旧唯物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那样，仅“从客体的形式” A Thomas 2009, p. 271. B Thomas 2009, pp. XIX, 39. C Haug 1994, p.1199. D Frosini 2003, p. 16. E Thomas 2009, pp. 106, 108. F 参见 Q2355–7. 凡引文出自葛兰西狱中作品意大利文考证版（Gramsci 1975） ，标准引 用方法如下：笔记本（Q）的序号，然后是单条笔记（§）的序号。 524 理解现实，而是将现实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从主体方 面” 。 A 对实践关系（例如，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式的强调成了葛兰 西哲学的试金石，正是这种实践取向将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大多数马克 思主义区别开来，尤其是与斯大林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塑造为以“物质的形而上 学”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做法区别开来。 托马斯正是以此视角看待阿尔都塞所做的解读和批判的。这很冒险，因 为葛兰西的“实践”概念使阿尔都塞怀疑它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 ，那种在 他看来以 1845 年前的青年马克思为典型的“意识形态” 。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 思与科学主义的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正是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的反人道主义”的组成部分，而“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认为应着眼于将主体作 为效果生产出来的客观结构，而非对人类实践关系进行理论化。但这种二分的 有效性是成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些“客观”形式和结构 是客体化了的、固化了的实践关系。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念更流 于抽象，在人类实践的问题上并无立场可言。 B 从另一方面看，托马斯在对人道主义论战的说明 C 中正确地主张，葛兰 西并不是从作为“改变历史的现实主体”的“人性”出发的， D 而是遵循了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6 条中的著名表述：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 ，而是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E 显然， 这般“本质”已不再包含任何不变的本质了。哲学术语“人的本质” （menschliches Wesen）已被批判地颠覆，并“转化”为特定社会的矛盾关系。同样 地，葛兰西的主体概念不是单一的（unitary） ，而是每个个人都如同一个“活 的考古遗址” ，有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并被赋予了作为处在各种不同且常常冲 A Marx & Engels 1975–2005b, p. 3.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版，第 58、61 页。——译者注 B 参见埃利奥特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中的“摩尼教世界”的批判（Elliot2009, p. 26） 。 “如果科学脱离了社会性，那么它也就脱离了经验性……阿尔都塞将经验性与经验论 性质相混同，也就把依据实验的东西等同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了。 ” （Elliot 2009, p. 93; 另参见 pp. 104 及以下）另见“意识形态理论工程”中的批判，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1979, pp. 118 及以下，125, 127。 C Thomas 2009, pp. 386 及以下。 D Althusser & Balibar 2009, p. 155. E Marx & Engels 1975–2005b, p. 3.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译者注 525 突的倾向下的相矛盾的约定的“常识” 。 A 一个有趣的哲学发现是，葛兰西很 少使用（在传统上与作者身份、意向性及自我意识等经典人道主义术语相关联 的）主体概念，却使用一个更为古老的范畴： “人格” （person） ，就其拉丁文含 义即戏剧中的“面具”或“角色”而言， “人格”更加关注社会关系的外部网 络的强制（imposition） ，因而它所关注的是“个体的非同一性” 。B 葛兰西没有陷入对人性的思辨，因而他的“人道主义”可被称为一项将 人格译解为竞争着的领导权关系力场的工程。 C 相比于阿尔都塞取自拉康精 神分析（即主体之建构始于对“象征秩序”及其能指链的服从）的意识形态 服从模式而言，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灵活得多的框架。这一服从 / 主体化的精 神分析模式诱使众多批判理论堕入对服从（于“意识形态” ，于“话语” ，于 “权力” ）的问题的过度概括化之中，再次陷于本质主义，将人类归约为永恒 （阿尔都塞语） 。 D 托马斯在两处重 的“意识形态动物” （animal idéologique） 要的脚注中主张，葛兰西更为灵活的概念避免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总体 化” （ideological totalisation） ，并可将阿尔都塞的超历史的范畴重译与分生为 领导权斗争术语。 E 跟与“主体—效果”的死胡同为伴的“意识形态服从”的 单行道不同，一条通向有着开放性结局的斗争领域的道路是无法被预先确定下 来的。 同样地，托马斯表明，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并非源于一种黑格尔 式的宏大叙事（被异化了的精神复归其自身）；相反，它受到马克思的历史化 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启发。 F 当青年马克思将教条的批评（竖起“教条主义的旗 帜” ）与“真正哲学的批判” （它不是宣布矛盾不再存在，而是“了解这些矛 盾的生成与必然性” ）区别开来时，G 他给出了一种历史—批判重建的方法论轮 廓，马克思将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它进行系统的阐述。这种历史—批 判方法的一些方面在葛兰西的语文学批判或“活的语文学”概念中得到了再 A Thomas 2009, p. 394. 参见 Q11, §12。 B Thomas 2009, pp. 397–8. C Thomas 2009, p. 449. D 参见雷曼的批判，Rehmann 2013, pp. 155–60, 173–8。 E Thomas 2009, p. 101, n. 46; p. 225, n. 62. F 参见 Thomas 2009, pp. 246 及以下。 G Marx & Engels 1975–2005a, pp. 91, 142.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 2 版） 第 3 卷，第 114 页；第 47 卷，第 64 页。——译者注 526 现与延续。 A 葛兰西宣称， “一种既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批判‘贵族’ 意识形态，既解释了前两者的成因，又解释着‘它自身’的成因的‘大众历 史主义’ ，它代表着……从一切‘意识形态主义’中脱出的总解放” 。 B 托马斯 因而正确地以“自我反思能力”来界定葛兰西的历史主义：C 它必然能够将其 “去神秘化的（demystifying）批判［运用］于它自身，对其自身的主张与叙述 的历史性给出说明” 。 D 诚然，葛兰西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并非不可能滑落 到“意识形态”和“宗教”之中：一个生动的教训就是“机械决定论” （即所 谓“我们暂时失败了，但从长远看，历史大势站在我们这边” ）的复辟，这正 是他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气息’ ” ，一种属下阶级的宗教鸦片， 预定论信条的俗世替代品；E 但是，葛兰西也强调，实践哲学具有克服这种再 意识形态化趋势的能力，这种能力即其历史主义，也就是思考其自身存在之历 史条件的理论的、历史的能力。 “中性意义”的意识形态？ 正是透过这一背景，笔者看到了关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不一致性， 我想有必要思考这一问题。在展现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突击， 及其所具有的审视并克服自身的再意识形态化的能力后，托马斯总结道，在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最重要的系统表述中……意识形态被表达为其中性 意义，即其作为人类在认识一个被‘现实的’阶级斗争矛盾损坏了的世界时 的形式” 。 F 这诚然是一种流传甚广的解释（例如斯图亚特·霍尔等人也持这 种观点） ，但人们也能马上反驳道，被阶级矛盾“损坏了的”思想的形式不是 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的好例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阶级对立（及其 意识形态表现）视为一种暂时的“必然性” ，而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它将 被克服。托马斯对他的解释做了以下补充，他假定，在实践哲学与意识形态 A 参见 Haug 2006, pp. 264–5. 马克思的历史—批判重建与葛兰西的语文学批判具有涵括， 并且超越与“扬弃”德里达的解构的潜力，将它展现出来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B Q4, §24. C Thomas 2009, p. 249. D Thomas 2009, p. 253. E 参见 Q11, §12。 F Thomas 2009, p. 281; 斜体（表示强调）系笔者所加。 527 之间，在哲学与常识（senso comune）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在程度、梯度上 的差别，是连续而非断裂。 A 他将其解释主要建立在以下两点论据上：其一， 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批判在于，克罗齐无法坚持他对哲学与意识形态的严格区 分，是因为他所宣称的自由哲学实际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B 其二，葛 兰西反复表明，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幻象，而是与“整个上层建筑集合”相 一致。C 先看后一论据，人们可以再次反驳说，这根本不是对意识形态的“中 性”概念的证明，因为葛兰西是在明确地谈论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即“完 整国家” （integral state） ，而这被认为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是要“消亡”的，或 如葛兰西对它采用的新的形式化表述那样， “被纳入到受调控的（regulated） 社会之内” 。 D 当他批判克罗齐对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时，首要地是要对付 克罗齐的哲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要对付意识形态功能显而易见的整 个传统哲学。每当葛兰西对其“实践哲学”概念的细节进行任何界说时，他 都要强调其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它是一种“从一切片面与狂热的意识形态 成分中解脱出了（或试图解脱出）自身”的哲学。 E 与其他“旨在对历史与 社会中存在着的矛盾做出平和的解答”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相反，实践哲学 是“针对这些矛盾的理论”；与其他作为“统治集团用以向属下阶级施加领导 权……的统治工具”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相反，实践哲学是“这些属下阶级希 望在治理艺术方面教育他们自己，希望知道一切的（哪怕是令人不快的）真 相的表现” 。F 拉布里奥拉的“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否定” 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的术语使用诚然具有多种不同的意义，既包括批判 A Thomas 2009, pp. 277–8, 291–2, 298, 377. B 参 见 Q10.I, §10（Gramsci 1995, pp. 351–4） 及 Q10.II, §311（Gramsci 1995, pp. 。 383–9） C Q10.II, §41.I. D 参见第 6 笔记本第 65、88 节，第 7 笔记本第 33 节；葛兰西，1971 年，第 263 页。 E ‘In un certo senso, pertanto, la filosofia della prassi...è una filosofia liberata（o che cherca liberarsi）da ogni elemento ideologico unilaterale e fanatico’ （Q11, §62, 1487）. ［从某种 意义上说，因此，实践哲学……是一种从每一片面和狂热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脱了 （或者寻求解脱）的哲学。 ］ F Q 10.II, §41xii; 参见 Gramsci 1995, pp. 395–6. 528 的用法，也包括明确肯定的用法，后者尤其是关于“有机的”世界观的，它与 社会的现实发展相连，跃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将理智秩序与“激情” 、 “信仰” 结合在一起，并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影响。 A 但从中挑出一个为其“中性”概念 赋予特权的“最重要的形式”意味着将葛兰西的这一概念的多重意义拉平，在 此之下，其意识形态批判的总视野消失不见了。这不仅在语文学上是成问题 的，还将葛兰西的新方法拉回到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发展，第二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 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加以“中性化” ，几乎 消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各式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而我们至少能分辨出三 种这样的方法：其一，对意识形态之作为基于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的“颠倒的 意识”的批判；B 其二，商品、货币及资本拜物教，它们生成“有社会效力的、 ，是直接地、自发地、 “作 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 （objektive Gedankenformen） 为流行的（与日常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 （gang und gäbe Denkformen）；C 其三，对与国家相连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批判，国家自身“作为第一个支配 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 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D 从批判的到“中性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范式转换至少部分地是为了能同 国家权力更相适应。它为那些相去甚远（例如考茨基与列宁）的政治立场提供 支撑，或在历史上显现为改良主义的范式，指望着零打碎敲地过渡到那种以选 举政治和工联主义的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或显现为列宁主义的范式，即 A 参见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不同用法的综述，Rehmann 2007, pp. 218–20; Rehmann2013, Chapter 5。 B 重要的是，我们要（比如，跟着阿尔都塞的解读）认识到，即使是对于“颠倒的意 识”的批判，也远远超出了意识的水平，而指向着更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正如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只有基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 “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 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只有通过这一分工，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 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 （Marx & Engels 1975–2005b, p. 45）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4 页。——译 者注 C 参见 Marx & Engels 1975–2005e, pp. 87, 542; Marx 1976, pp. 169, 682. 译文根据《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第 44 卷，第 93、621 页。——译者注 D Engels; Marx & Engels 1975–2005d, pp. 392 及以下，269.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7、189 页。——译者注 529 对国家进行革命征服的战略，当“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语）在国际范围内失 败后，又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案。只有少数理论家将以下事实当回 事，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目标，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A 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展望的不只是一个没 有对抗的阶级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没有对“意识形态” （与国家统治相连的“上 级”意识形态权力）的服从的社会。 相比之下，葛兰西没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概抛弃， 这着实不同凡响，令人惊异。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 他的影响来解释，同样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葛兰西吸纳了“实践哲学”这一 术语。 B 不惟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作为其物化概念的基石，早在 1896 年，拉布里奥拉就将其所谓“批判的共产主义”描述为对（包括共产主 义的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 （di fronte alle ideologie di ogni maniera） ，它是“对一 “一切类型的意识形态” 切意识形态的明确的、加以限定的否定（èla negazione recisa e definitiva di ogni ” 。 C 他还预见到实践哲学有成为一种“新的颠倒的意识形态”的危 ideologia） 险，尤其是当人们“对历史研究中的困难缺乏认识”时，就会将它转变为“一 种系统化历史的新哲学” ，换言之， “历史被设想为阴谋、趋势或设计” 。D 显 然，这些问题在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再度下降为决定论的和机械论的意识 形态的批判中被继承下来并加以具体化。 托马斯关注拉布里奥拉与葛兰西在关于那种“内在于其哲学考察的对象 中”的自主的“实践哲学”这一点上的联系，E 却漏掉了与这种“内在性”相 连的反意识形态主张。因而在托马斯的书中，他的那些关于葛兰西对“常 识” 、 “消极革命” 、 “宗教” 、 “决定论” 、 “福特主义”等概念的处理的令人信 服的说明，只是被他掩饰成了处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水平的东西，实则它们正 A Marx & Engels 1975–2005c, p. 506.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译者注 B 参见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用法，Labriola 1973, p. 702. 关于其语文学系谱，见《狱 中札记》德文版，Gramsci 1991–2002b, A 556, note 6b, 以及 Haug 1994, p. 1198&n. 14。 C 参见 Labriola 1966, pp. 98, 123; Labriola 1964, pp. 77, 91. 关于“批判的共产主义”反对草 率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参见 Labriola 1966, pp. 73–4; Labriola 1964, pp. 52–3。 D 参见 Labriola 1966, pp. 126–7; Labriola 1964, p. 93。 E 例如 Thomas 2009, pp. 21–2, 250, 260–1, 342–43。 530 是有力而各异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范例。例如，克罗齐所概括的新黑格尔主义 的辩证法概念，它“削弱反题，将其裂解为一长串环节” ，由此将辩证法化约 为一个改良主义与“消极革命”的进程，这般预解释的（pre-construed）历 史（storia a disegno）在葛兰西看来正是“意识形态主义”的实例。 A 参与科 学上的争论，好比是一个“司法程序” ，其中的公诉人有证明被告人有罪并撤 销其职务的职责，这一过程企图将批判的研究锁进“意识形态的监狱”里 B ： 这条写于 1932—1935 年间的某个时候的评论无疑可被理解为对斯大林主义的 批判。 葛兰西对于辩证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概述 兹引一段话表明常识与明智的区别，以及它们同意识形态与哲学的不同 的关系： 哲学是批判，是对宗教及“常识” （senso comune）的取代。 “明 智” （buon senso）与“常识”对立，在此意义上，哲学与“明智” 相一致。 C 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一般”理论所展现的同质的、自上而下的永恒 服从模式相反，葛兰西试图把握一个至少包含四个维度的异质总体： （1）常 识，即对于不同的历史层次和对立的社会观念的不融贯的、无条理的“怪异混 合”； （2）意识形态（这里指宗教）在常识之上或之内的影响力； （3）另一方 面，他在另一处将明智界定为常识的“健康内核” ，其特征是对于新的经验采 取“实验主义”与开放性的态度；D 以及最后（4）实践哲学，与明智“相合” 是它的任务，它以明智为据点，从中将常识变得更为融贯。 E 在试图抵制意识 形态对常识的压倒性冲击，强化现实经验的内在可能性，强化行动能力的意义 上，葛兰西对于常识的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常识 似乎仅仅是操纵性的“文化工业”的消极结果，但与此相反，葛兰西对常识的 A Q10, §41.XIV, 1327–8. B Q10.II, §24, 1263. C Q11, §12, 1378; Gramsci 1971, p. 326. D 参见 Q10.II, § 48; Q11, §56; Q16, §21; Q12, §12, 1378; Gramsci 1971, pp. 328, 348。 E 参见 Q15, §22。 531 批判并非这般正面攻击，而是表现为一种“ ‘常识’的‘批判’ ，这一批判将自 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是为了表明‘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并且这个 问题……关系到使‘批判’恢复与生成为一项已经存在的活动” 。 A 表面上自 相矛盾且基于常识的对于常识的批判的思想，及其内在的、 “已经存在的”理 智活动，包含着从一种总体化的与终极的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到一种辩证 的、建设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重大范式转换。 葛兰西明确采用这一术语，并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意识” 批判的范式：在实践哲学的框架中，意识形态批判“要笼盖上层建筑整体” ， 以此引起意识形态的“相对势力的突显与变化的过程” ，使“旧的意识形态集 合体崩解为其矛盾的要素” 。 B 这些思想在之后的关于意识形态构造的“解接 合”与“再接合”的话语理论中得到了详尽阐发，意识形态批判藉此产生“打 断性话语”的效果，介入对方的意识形态组块以分解及改造之，将其中起作用 的要素以新的秩序组建起来。 C 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一词的各种矛盾的用法轻 率地同质化，这是一种诱惑，但若能面对此诱惑不为所动，而是守住其间辩证 的张力，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矛盾的用法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理论力量，它提示 我们，葛兰西力图“两手抓”：一方面，葛兰西远比阿尔都塞更早地理解到意 识形态领域的物质性，它在机器（apparatuses）和实践中的存在与效力；另一 方面，他坚持实践哲学必须始终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运作，尤其是对其自身 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计划都得处理这样的矛盾：其一， 它必须介入现存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因而必然受到它们的共同规定，其 自身也不免成为“意识形态”；其二，因此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批判性 质的实践哲学，帮助它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理解它自身的意识形态介入的历 史性。模糊或忽视对于该矛盾的理论性的理解只会导致造成无尽的分裂与失败 的消极辩证法。 D A Gramsci 1971, pp. 330–1. B 参见 Q8, §195; Q10.II, §41; Q13, §18。 C 参见 Hall 1988, p. 56, 以及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1980, p. 37（Projekt Ideologietheo。 rie2007, pp. 57–8） D 德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工程”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对于这种辩证的张力的 理论化，凭借的是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结构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由此而得到包 容的具有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概念腹地” （conceptual hinterland）的意识形态 批判（Haug 1993, p. 21） 。 532 “卢森堡—葛兰西路线”的相关性 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辩证理解首先体现在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的现实 政治” （revolutionaryRealpolitik）的概念中， A 她力图抓住改良与革命、议会 外行动与议会参与、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并中介之。卢森堡的方 法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之间的相似性被普遍忽视，其原因是一种当代的接 受障碍：葛兰西只读过两篇卢森堡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 （1903 年）与《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1906 年） ，并将后者描述为“对运动 战（the war of manoeuvre）加以理论化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但批评它在俄 国 1905 年革命的问题上“忽视了‘志愿的’与组织的要素” 。 B 然而这个批 评并非那么有效，尽管它的确打中了卢森堡文中的某些经济主义倾向。但就 像弗里加·豪克指出的，葛兰西对于卢森堡实际的政治介入（它在很大程度 上对应于葛兰西自己所说的“阵地战”条件下的政治概念）并不熟悉。 C 由 葛兰西主题化地凸显出来的关于领导权的斗争，事实上正是“卢森堡的革命 的现实政治的核心” ，只是她并非一贯通过关于完整国家的理论对它加以概念 化。 D 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对政治希望和行动者加以强化的重要协同 作用” 。E 因此，我认为，对于葛兰西在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中的斗争的语境化工 作，托马斯应当以彼得·魏斯在其《反抗的美学》的准备笔记中所描述的“卢 森堡—葛兰西路线”为补充， F 魏斯认为我们亟需进行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左 翼的重建。在 1989 年东方国家社会主义 G 崩溃后，这一术语被重拾起来，并 A Luxemburg 1970–5a, p. 373. B “直接的经济要素（危机等）被看成了在敌方防御工事上开口子的野战炮，它开的 口子足以让己方部队突入并取得确定性的（战略性的）胜利。这种观点乃是铁律式 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是历史神秘主义，对于某种奇迹启示的等待。 ” （Gramsci 1971, p. 233; Q13, §24.） C Haug 2007, p. 82. D Haug 2007, pp. 84, 171 及以下。 E Haug 2007, p. 180. F Weiss 1981, p. 608. G 本译文中“国家社会主义”始终对应于“state socialism” ，与“national socialism/Nazism”无关。——译者注 533 成为在德国左翼重建中广为讨论的话题。 A 看上去正是对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和卢森堡的“革命的现实政治”概念的结合开辟了通向崭新而动人的民主社会 主义的形成的道路。 B 如果我们将对这条“德国”路线的接受与托马斯的语境化工作对立起来， 好像它们是互斥的，那将是徒然无益的。当托马斯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置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的争论之中考察，并确认它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介 入，显现出了“一条辩证的‘第三道路’ ，超越于社会主义空想正陷进去的二律 ，这个 背反”时，他无疑是正确的。 C 葛兰西批评托洛茨基的“抽象世界主义” 事实确乎并不意味着对于斯大林的赞同。葛兰西于十年后“再次主张”列宁晚年 的“统一战线”与“霸权”概念，以此作为同时反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替代性 方案。 D 他还重拾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NEP）概念，并将其理论化为一种领导 集团通过做出“对于经济—社团的性质的牺牲”来施展领导权的折衷权衡。 E 不论在语文学层面上，还是在历史层面上，这些连续性都是确切而重要 的，但它们不应以掩盖起列宁与葛兰西之间某些重大断裂的方式被认识。列宁 的意识形态“中性”概念建立在“社会关系被分为物质的与意识形态的”的假 定上。 F 因而它在此引入了“物质”与“意识形态”的二分，这种二分深深困 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直到国家社会主义崩溃。它将 意识形态化约为表达阶级利益的“观念” ，因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和物质性，而这些方面分别在葛兰西的“有机意识形态” 、 “市民社会”和“领 导权机器”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葛兰西批评布哈林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 A 一部题为《卢森堡—葛兰西路线：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与历史性》 （Die Linie Luxemburg-Gramsci. Zur Aktualität und Historizität marxistischen Denkens ）的会议录 已于 1989 年由论点出版社（Argument-Verlag）出版；这个概念也成为了葛兰西《狱 中札记》在德国出版的一个参照点（参见 Gramsci 1991–2002a, Preface, p. 9）; 参见 Haug 2007, pp. 140 及以下 ;Adolphi2008; Röttger 2008。 B 围绕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及其后继者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周围的知 识分子们将卢森堡的概念“革命的现实政治”重塑为“激进的现实政治” ，并将其置 于理论的与战略的讨论的中心；例如，见 Michael Brie, Frigga Haug, Thomas Seibert, Frieder Otto Wolff& others in Brie（ed.）2009。 C Thomas 2009, p. 198. D Thomas 2009, p. 213. E Thomas 2009, p. 235; 参见 Q13, §18。 F Lenin 1960–70a, p. 151. 534 性”观念是一种宗教概念，是“上帝概念的遗响” ，A 这一批判同样适用于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909 年）的主要内容。 这一差别同样可见于列宁在《怎么办？ 》 （1901—1902 年）中的著名表述， 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B 这个表述事实上援引自卡 尔·考茨基，他在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 觉悟是“一种从外面输入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东西” 。 C 拉尔斯·利认为， 列宁原本很可能是将考茨基这段话“在最后一刻作为附释”加进他“先前的文 本”中的，因为考茨基的权威性会为他的总论点带来更多支持。拉尔斯·利的 结论是，这只是一个“岔出去的话题（digression） ，一句插入性的评论” ， “若 从书中抹去，连痕迹都不会留下” ， “与列宁的总论点的基本结构无甚关联” ， 因此没有理论价值。 D 但这一结论掩盖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就算这段文字 意在表达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间的有机联系的必要性，那么它也是以一种极其 片面与二元的方式这么做的，鉴于这篇文章的接受历程，这种方式在共产主义 运动（直至并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发展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E 尤以此为 背景，葛兰西对于常识的分析获得了一种政治相关性。他的对于被“怪诞地” 构成的常识的“自发的哲学” F 加以批判地详细说明的主张，为有机知识分子 在另一方向上指明了道路。鉴于“从外面（灌输） ”的表述会被用来证明工人 阶级与一个由专业的组织家与意识形态家组成的单独层级［即著名的“在册权 贵” （nomenklatura） ］之间的分等级的和前者被后者教育的关系是合理的，葛 兰西强调在常识内寻找根据地，从中激发起融贯性。 A Gramsci 1971, pp. 441,445: Q11, §17,1412,1415; 参见 §37,1455 及以下。 B Lenin 1960–70b, p. 375; 参见 p. 422。 C 在德语原文中是“ein 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 （某种从外部被带进去的东西） 。 （Kautsky 1901, pp. 79—80） D 参见 Lih 2005, pp. 637, 645–6, 655–6。 E 拉尔斯·利指出，列宁的总论点“被搞砸了……首要地是因为考茨基这段话” ，并且 其构想强烈地暗示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是相分离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从合并叙事（merger narrative）和基本历史知识的观点看都是如此” （Lih 2005, pp. （Lih 2005, p. 650, 652）. 他的理由，即考茨基的表述“在社会民主党内被广为接受” 656）只能证明它是一种寄托，希望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这种方法被看做是合乎 常识的。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而言的关系是一种外在 性（exteriority） ，参见 Elliot 2009, p. 96。 F Q11, §12. 535 葛兰西试图含蓄地修正的，显然已在 1904 年被罗莎·卢森堡尖锐地批评 过了，也就是列宁的和托洛茨基的“极端集中制” （ultracentralism） ，她在分析 中称，这是“将工人运动捆起来”而非把它凝聚起来。 A 她在 1917 年 11 月布 尔什维克解散俄国立宪会议后重申了这一批评：对人民代表制（popular repre，在苏维埃中也是如此； sentation）的破坏导致“国内公共生活受到普遍压抑” “每个公共机构都失去了生命，变得仅仅具有生命的外观，其中的活跃因素只 剩官僚制度” 。 B 这里我不能展开对卢森堡、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论战的细节分 析。但是，一个辩证的评价至少会注意到这一显著的矛盾，那就是列宁追求社 会主义领导权政治，导向工人及其与农民的结盟的自我决定的努力，往往是在 等级的与威权的形式之内，并依靠这种形式而完成的，这些形式是在反抗沙皇 独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贫困的经济、民主传统缺失的环 境、内战、 “战时共产主义”与西方的干涉威胁之下。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列宁逝世后党内领导层的派系暗斗以及接踵而至的斯大林主义的镇压，都是因 为这个矛盾既未得到解决，又未能被调和，随着苏维埃社会的全面再意识形态 化而达到顶点的症候。卢森堡做出的诊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列宁最后的笔 记之一（1922 年 12 月 30 日）里的苦涩话语的证实，它是关于专制的国家机器 的， “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管了它，并为它稍涂了点儿苏维埃的圣油” 。C 当 葛兰西以“底层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来解释“官僚集中制”的盛行，并将这 一点同领导集团的饱和并“转变为一个小集团，它倾向于通过控制乃至遏制反 对派力量的出现（哪怕这些力量同它的基本主导利益是同质的）使其自私的特 权得以长存”联系起来时，听上去就像对卢森堡的批判的跟进应和。 D 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等式” ？ 最后，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当托马斯提出要将他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 A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 in Hudis & Anderson（eds.） 2004, pp. 250, 256; 参见 Luxemburg 1970–5b, pp. 425, 433 及以下。 B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8 ）, in Hudis & Anderson（eds.）2004, p. 307; 参见 Luxemburg1970–5c, p. 362。 C Lenin 1960–70c, p. 605. D Gramsci 1971, p. 189; 参见 Q13, §36。 536 学研究纲领”建立在葛兰西的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等式”上时，他到底是什么 意思？ A 这当然是葛兰西的用语，B 但是一项学术研究若要超出对于葛兰西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布尔什维主义者的论战的再现，就需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失败 后，重新反思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不同的意义做出区 分：如果我们使用政治的一般意义，即作为人们发现与协商在共同体中如何组 织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领域，那么实践哲学当然是政治的，因为它力求提升对于 以下问题的反思水平，即关于我们所说的“为了所有人的好生活” ，我们如何 界定“共善” ，以及如何围绕“共善”组织起我们的利益与集体意志。但狭义 上的政治， “政党政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联系着阶级和国家统治的再 生产。 C 由此主张全新的实践哲学将通往社会主义政党的重组（并与之保持有 机的联系）当然是说得通的。但这与将它和这样的政党计划等同起来并不是一 回事，这种政党计划使我们再次身临险境，它导致那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 王” ，或者被政党的目的工具化了的哲学。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停滞和崩溃中吸 取到的众多教训之一，就是那种被纳入某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失去了它最要紧的功能，即作为对共产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分析。 这个教训作为“阿尔都塞环节”的原理之一不应被淡忘：尽管他的“理论 主义”有其缺陷，尽管他是否误读了葛兰西这还是个问题，但阿尔都塞抓住了 一大要点，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一等式的还原论暗示，因为它会导致哲学被政治 吞没，哲学家被从事政治者收编。 D A 例如 Thomas 2009, pp. 6, 9, 108, 292。 B 例如 Q7, §35; Q10.II, §2; Gramsci 1971, p. 357。 C 参见葛兰西对“grande politica” （大政治）与“piccola politica” （小政治）的区分， in Q10.I, §1; Q13, §5: Q15, §72。 D Althusser & Balibar 2009, pp. 149–50, 153–4. 537 538 访 谈 53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米歇尔·洛威 A 朱梦成 张双利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 张双利：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几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 方面有很多研究，也参与了很多相关的社会运动。我们还知道您早年主要在犹 太知识分子问题、本雅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关系等领域有精深研究。您 为什么在研究领域上会有这样的最新拓展？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 中，您又是如何调用之前那些领域中的思想资源的？ 米歇尔· 洛威：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先介绍一下，我与《今日马克思》 （Actuel Marx）的另外两位同人杜梅尼教授（Gérard Duménil）和雷诺教授 （Emmanuel Renault）合著的书《阅读马克思》 （Lire Marx）马上要被翻译成中 文。这本书已经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出版。这本书是关于如何阅读 马克思文本的导论，政治的部分是我写的，哲学部分的作者是雷诺教授（Em。这本 ，经济学部分的作者是杜梅尼尔教授（Gérard Duménil） manuel Renault） 书不久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说明，我最近还在马克思文本方面有 A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 540 新的研究。 我对于生态学社会主义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和我之前 的研究保持了一种连续性。我的研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我的学术兴趣是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个连续性要素。具体而言，我过去的研究对象是瓦 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我写过一篇文章论作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先 驱的本雅明。他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的统治，资本主义对于自然 的毁灭性关系。本雅明称为对于自然的谋杀关系，即资本主义正在杀死自然。 本雅明将它同原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对比，原始人把自然认作是“给予的 母亲” （Schenken Mutter） 。他对于革命也有一个定义，我认为是和生态学社会 主义十分相关的一个定义：他在《历史哲学论纲》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对于马克思只有一个批判，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本雅明却 认为革命是人类拉下火车的紧急刹车把火车刹住。我的解读是：本雅明认为我 们人类都是这辆自杀式火车上的乘客。这辆火车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冲向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态灾难、全球变暖和气候变 化。我们必须要及时停下这辆火车。这篇关于本雅明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文章 以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发表。可以说，我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兴趣与之 前对本雅明的研究之间有直接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的延续性是我对于宗教和解放神学同生态学社会主义之间联 系的兴趣。因为一些解放神学家成了生态学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是列奥那 多·博夫（Leonardo Boff） 。他是我的朋友。我说服他承认自己是个生态学社 会主义者。 （张双利：他是著名的解放神学家，原本一直是关心社会问题，关 心社会不公和贫穷的问题。您是如何说服他的？ ）二十年前，大概他写了几本 关于这方面的书，有一个生态学转向。他不是因为我而转向，他自己就发生了 转向。我说你做的其实是生态学社会主义，我们讨论过，他说：是，我同意。 我的一个博士生刚研究了列奥那多·博夫和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他的成果 即将发表。 （张双利：列奥那多·博夫对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 他的进路从宗教出发，他属于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 Order） 。其创始人圣方 济与自然有很深刻、神秘的精神联系。他对鸟、花、太阳说话，他说太阳是我 的兄弟。列奥那多·博夫受他启发。他也对道教很感兴趣，他认为道教对于自 然有一种很深刻的见解。列奥那多·博夫也阅读伍洛克（James Lovelock）的 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 。他有一个完整的自然观、精神观、宗教观等等来 541 自圣方济和道教的学术源流。这些不是我的理论路数。他有自己的广义理解。 他把这些套用到政治方面，他主张资本主义内在地是对自然母亲进行毁灭性 的破坏。资本主义扩展中有一种倒错的（perverse）机制正在对环境造成破坏。 资本主义是自然的敌人，也是穷人的敌人。他说，我们要倾听穷人的呼声和地 球的呼声，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受害者。他联系自己的对社会问题中 穷人的关注再迁移到自然上。两者都处于对抗资本主义倒错机制的普遍斗争之 中。但这些都是在更广义上对宇宙理解的框架之下。我们一起讨论时，他常批 评我， “米歇尔，你的灵性（spirituality）在哪里，你为什么不讨论宇宙，为什 么你对道教不感兴趣。你关注的太窄了，只有政治和经济的方面” 。我说， “我 很抱歉，我只是个社会学家，我不是一个如你一般有着广泛涉猎的神学家和哲 学家” 。 张双利：列奥那多·博夫对于资本主义倒错机制的批判，他提及的资本主 义如何给人和自然带来的双重灾难和本雅明颇为融通。本雅明在《关于历史哲 学的论纲》中特别强调这种“双重统治” （dual domination） 。其作品的主要线 索即资本主义整个机制不仅仅带来了人对人的统治，他也通过强调原始社会和 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对比特别突出了另一个维度的统治关系，即人对自然的统 治。这样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本雅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等那一代思想家开始，他们都在同一个框架下思考资本主义，都强调资本主义 同时带来了人对人的统治和人对自然的统治。 米歇尔·洛威：正是如此。本雅明还批评了左翼，特别是社会民主者和共 产主义者。社会民主者主张我们要克服人对人的统治来更好地完成人对自然的 统治。本雅明拒绝了这一观点，强调我们要同时拒斥和克服这二者， “对自然 的统治”是帝国主义式的观点。 我发现本雅明的这一观点和原住民群体把自然认作母亲的观念正是现在 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主张。两年前玻利维亚科恰班巴（Cochabamba）举办 了一次大会，会议叫作“世界人民关于气候变化与地球母亲权利大会” （World ，二万余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人的代表团与会，主要是原住民运动参与者。会议采取了一个决议，主张我们 必须保护给予我们一切的地球母亲（Pachamama） 。我们要反对残酷的资本主 义、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造成的破坏，它正在杀死地球母亲。很有力的诉 求，和本雅明的诉求十分接近。因为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群体传统上对自然环境 542 保持尊重，维持了一种和谐的关系，保护山、林、河。因为自然对他们而言是 神圣的。本雅明洞见到了这一点。 还有十分有意思的一点，即宗教与生态学的关系。这与教皇方济各最近 关于生态学的通谕（encyclical） 《愿袮受称赞颂》 （Laudato si’）有关。教皇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对他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教皇受到阿根廷的一种非马 克思主义的解放神学思潮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胡安·卡洛斯·斯坎诺内 （Juan Carlos Scannone） 。和列奥那多·博夫等人不同，这位阿根廷的神学家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神学的创始者。教皇属于这一思潮。他写了一则拉丁语 通谕《愿袮受称赞颂》 （Laudato si’） ，Laudato si’ 的意思是类似“受赞颂的神” 的意思。这则通谕是关于生态学的，十分有意思。这则通谕受列奥那多·博夫 影响很深，一些段落和列奥那多·博夫的一模一样。比如教皇说我们必须要倾 听地球的呼声和穷人的呼声，这和列奥那多·博夫的论述极其类似。所以他阅 读列奥那多·博夫的书并且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列奥那多·博夫是马克思 主义者，教皇不是。教皇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他说“现行的世界经济系统”是一个倒错的结构。因为这个系统产生倒错 且正在破坏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反系统的进路。这很有趣。关于这点我专门 写了一篇文章，在法语生态学杂志上发表，在西班牙语的一个基督教杂志上发 表，并同时用英语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发表。 2015 年，教皇方济各与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 会面。齐普拉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决定要开展一个基督徒和马克思主 义者的对话。这次对话上个月在意大利举行。参会代表团中有很多天主教徒， 一些经济学，哲学教授，神学家，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我也在其中。 有一位负责全世界天主教教育的梵蒂冈大主教。我们针对诸多议题交换了意 见，包括生态学。我关于教皇通谕和生态社会主义做了讲演。我主张教皇本人 不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但是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系统的很好的批判。我们 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系统之外的替代方案。这位负责天主教学生教育的 主教说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学引入天主教教育。 张双利：这十分重要，当我们讨论马克思和宗教之间关系时，过去几十年 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解放神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人们思考天主 教如何面对社会不公正问题。现在新的问题似乎是，天主教如何面对和解决生 态危机问题。在天主教徒们试图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他 543 们的盟友，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被天主教徒们自觉采用，要么是有一些天 主教徒被像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服。那么，当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变成 了生态危机问题，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 您刚才提及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列奥那多·博夫和教皇方济各。我们 或许可以说列奥那多·博夫在试图解决生态问题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针对生 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有争 论和分歧的。当我们讨论社会不公正和绝对贫困的问题时，马克思是不可置疑 的一份思想资源。但是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生态问题，仍然是同一批拉丁美洲基 督徒，他们是否会同样尊重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米歇尔·洛威：这是不一定的。我无从得知是否所有的神学家都对生态学 感兴趣，可能有一些，许多，或多或少。但我举个例子，在我比较熟悉的巴 西，列奥那多·博夫之后，最重要的人物是弗雷·贝托（Frei Betto） 。他是最 直言不讳的解放神学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这样的人物都比较谨 慎，一般说自己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元素，或者说使用了作为社会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有同一取向。他是个很有意思的 人物。他是一个作家，他隶属道明会（the Dominican Order） 。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早期，他与一些道明会修士支持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那个团体试图武装 反抗巴西独裁政治的团体，尝试反抗之后失败了。这个道明会年轻修士团体被 全体逮捕，他在监狱里过了四年。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信件。 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了这个道明会团体，讲述了他们如何对抗独裁，如 何被逮捕，有些人被严刑逼供，有些人被杀害。这本书很成功，获得了当年巴 西最佳文学奖。这本书被改编成了电影，因此他在巴西很出名。他对于生态学 十分感兴趣，我们合著了一篇生态社会主义和灵性（spirituality）的文章。我 们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上一起做了讲座，讨论生态社会主义和灵性。 另一位和生态学并不直接无关，但是很有意思。在有着很多原住民居住 的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 ，曾经发生过萨帕塔起义（Zapatistas uprising） 。这 次起义前，有一个主教名叫撒慕尔·鲁伊斯（Samuel Ruiz） 。他是组织农民和 原住民大规模团体的第一人，之后发生了起义。但他是和平主义者，他没有拿 起武器，他协助组织了农民。现在他去世了，但是他曾是很重要的角色。几年 前我造访到墨西哥，我采访他，我说你认同解放神学吗？他说是的。但是对我 544 而言，重要的不是神学，而是解放。 总而言之，生态学社会主义者对于原住民群体十分同情，原住民群体与 自然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不从马克思来，而是从原住民和 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和宗教的关系而来。然后资本主义对于穷人的压 迫，对环境的破坏让他们将这重关切同马克思主义产生关联。 他们对本雅明并不熟悉。大约两年前，家中有一个解放神学家的会议，15 人到 20 人的规模，主要是巴西的解放神学家。有列奥那多·博夫、弗雷·贝 托和其他人，每年他们聚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两年前他们邀请我参加 会议，他们希望我讲述本雅明的文章《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因为他们过去 几年常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错的偶像崇拜，资本主义是崇拜偶像的宗教。资本 主义宗教的偶像是金钱，资本，金融，商品拜物教和市场等等。这是一个错误 的宗教。其中主张这一观点的是一位旅居巴西的韩裔神学家郑模成（Jung Mo ，是卫理公会大学（Methodist University）的教授。他对于本雅明这篇 Sung） 文章很感兴趣。他的一位博士生在我的帮助下研究本雅明的这篇文章和解放神 学的关系。 张双利：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关于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问 题，一方面有对资本主义之必然导致生态灾难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有对彻底变 革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您在解析本雅明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文 章中特别阐述了本雅明思想的三个层次：首先，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是错误 的、倒错的宗教，是对于金钱、金融、资本、商品的偶像崇拜。其次，资本主 义宗教是没有尽头的，资本主义自身对这个无尽头的通往毁灭的过程无法提供 解决方案。最后，革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刹车，而是一次“掉头” （conversion, 。您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及，如果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来阅读马克思 Umkehr） 的文本，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同时还主张要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本雅明关于 “掉头”的观念和生态社会主义关于新生活方式的观念之间是否是相通的？本 雅明是关于革命的哲学家，革命对于他来说意味着突破“铁笼” （ “iron cage” , 借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 ，马克思的图景似乎更加复杂，它所强调的不只是 一种刹车，一次“掉头” ，而是关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带来的灾难。 这可能也是您强调新生活方式的原因，您特别强调了三个主要的形塑性观念， 自由，平等团结和尊重自然母亲。您能否对此做些更进一步的阐释？ 米歇尔·洛威：本雅明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中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中 545 人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人们必须要转向其他可能选项，他没有明说是什么 选项。他略有提及，当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引用了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兰道尔（Gustav Landauer） 。几年后他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我所说新生活方式指的究竟是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起点必 须是生产方式。我们要转向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 过程。人们也需要马克思一直强调的生产工具的集体分配，以及民主的计划， 这意味着决定我们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的，不是市场（拥有金钱的人） ，也 不是政治局，而是人民。这是民主计划。 其次，我们必须要改变消费的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基于消 费拜物教之上的，即人必须消费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你不消费你就不存在， 你的存在被你的消费行为定义。我们要突破它。要突破它的第一步就要压制广 告，广告从早到晚一直在通过各种媒介告诉你，你要买，你要消费。我们要压 制它。摆脱了广告之后，人们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真正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消费模式，它将基于真实的 社会需求，而不是由广告创造的虚假需求。广告是一种商业宣传（commercial ，广告一直告诉你，再买一辆车吧。 propaganda） 在生态社会主义之下，如马克思一直所说的生产是基于使用价值而不是 交换价值。不会为了利润生产商品，而是生产有用的东西。这是巨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生产中很核心的东西——事先预设的速朽性（program。它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下，生产的产品是越早朽坏越好。 mated obsolescence） 我的祖母有一台用了 40 年的冰箱，现在的冰箱设计寿命可以说是 5 年。冰箱 越早坏，你不得不买一个新的，对于商家便越有利。这对于资本家而言是十分 理性的，但是对于消费者和环境而言是不理性的。这种内在的速朽性（inbuiltobsolescence）是对于电、石油、煤、铁等生产资源的极大浪费。摆脱它之后， 生产就会下降，浪费会减少，对于电量的消耗就会减少，就会减少化石能源消 耗，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等。这就改变了整个消费模式。 另外，马克思曾经说，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中，重要的不是你有什 么而是你正是什么（what you are being） 。社会主义并不看重积累商品而更看 重自由时间，更多自由时间我们就更接近社会主义，我们就更接近自由王国。 你不在家中堆积财货，而是在自由时间中实现自己的个性。有了自由时间，你 546 工作三或四小时，你工作更少。之后你有自由时间去玩耍，学习，交友，做 爱，写诗，从事艺术活动，作为人类来自我实现，这是共产主义的精髓。在资 本主义中，你在积累财货时你才存在，你没有车你就不存在。美国车没有身 份，只有人有驾照，你没有驾照，你就不存在，你就没有身份。我们要摆脱基 于商品的人类存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的观念，一种不同的生存 方式，不基于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基于商品拜物教，而是基于人的自我实 现，基于实现自身潜能的自由时间。这是我们理解的基于自由的新生活方式， 自由是自由时间，这是马克思对于自由王国的定义。 张双利：朱梦成在准备这次访谈时，提到了一个问题，是与新的生活方式 有关的：一提到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必然就会涉及生态社会主义与绿色经济之 间的差异问题。举例来说，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 Inc）致力于研发生 产纯电动汽车，期待未来电动车的普及能够改变目前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 过大的现状。与此相关的是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资 本主义富人精英阶级，他们标榜环境友好，是当下流行的绿色经济等环保运动 的开拓者。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这种绿色经济的解决方案有什么根本区别？ 米歇尔·洛威：第一，有一些资本家比较关切环境问题，这很好。关心环 境问题的资本家比不关心环境的资本家要好。但是这没有改变根本问题。因为 这个系统的本质是，如果你真的要严肃对待生态问题，那你就必然会和系统的 运作逻辑（即卖出更多商品的逻辑）相悖的，否则你会破产。如果你生产的车 辆比你的竞争对手少，你会破产。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更多扩张，更多生 产，更多消费。这和生态学的主张在根本上是相悖的，生态学认为地球是有限 的，我们不能生产得越来越多，否则星球会爆炸。 第二，针对电动车而言，它比普通汽车更优越，它的确比普通车消耗更 少的化石能源。但是电动车需要电能，而电能主要来自化石能源，要么通过 煤，要么通过核能，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我们已经知道核能是很成问题 的。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我们要把化石能源替代为可再生能源，比如风 能，太阳能等等。资本家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它的利润不是那么丰厚，它更 昂贵，不是一笔好生意。有一种提法叫作“化石寡头” （fossil oligarchy） ，那 些拥有石油公司、煤炭公司、汽车公司、化工公司的巨头们是和银行同样强大 的集团势力，他们对可再生能源并不感兴趣。要完成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 转换，你必须要把资本家的能源生产工具拿来还给大众。 547 第三，回到车而言，电动车的概念比传统汽车好。但即使我们化石资源 已经被可再生能源替代了，我们还是要降低能源的消耗。就算是可再生资源， 它也是有限度的。电动车普及后，我们还是要减少车辆的消费，我们要鼓励人 们乘坐公共交通，尤其是免费的公共交通。这是生态社会主义很重要的原则， 免费的公共交通、公交车、轻轨、地铁、有轨电车，等等。在一些欧洲城市比 如阿姆斯特丹有很多的有轨电车，较少的汽车，很多空间是属于有轨电车的， 当然还有自行车。 （伊莲尼·瓦里克斯 A ：需记得“二战”之后马歇尔计划主张 摆脱有轨电车，于是汽车工业才得以发展。这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是 个强制的过程，类似独裁统治，然而现在他们花大代价又要把有轨电车引入。 ） 阿姆斯特丹保留了有轨电车系统，但这是个例外。免费的公共交通鼓励人们不 使用汽车。于是我们有了很多属于自行车的空间以及供人们行走的空间。许多 人甚至在很近的距离还开汽车，行走的习惯能改善这一点，也颇利于健康，这 也不消耗电能。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因为汽车已经成为了一种拜物教 性的商品，如果没有车，你就不存在了。你做任何事情都用到车，你开车度 假，你在车里做爱。这是一种广告（宣传） ，我打开中国的电视，到处是关于 车的广告。我们需要车，但我们要降低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降低车的生产 量，资本主义下的汽车工厂会破产，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是好事。我们 要生产更少的车，其中一些是电动车，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总而 言之我们要降低对于电能的消耗。这是我的回应。 张双利：我们再返回到宗教问题。您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 精深研究，现在人们在谈论宗教问题时，往往会立即想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 宗教运动，似乎现在出现了一种后世俗社会中宗教的错误复兴（false revival） 。 很期待您能对这一现象做些评论。 米歇尔·洛威：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说宗教既可以是人民的 鸦片，也可以是一种反抗现状的方式。我们能在宗教中同时找到这两者。宗教 不一定始终是进步的，也不一定始终是反动的。现在我们从各个教派那里能见 证这两面，在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中有解放的、革命的一面，也 有保守的、反动的一面。不是说某一种宗教是善，另一种是恶的。在所有宗教 中，都有原教旨主义的、反动的、恐怖主义的、法西斯式的趋势，也有自由 A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洛威教授夫人。 548 解放的形式，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而且这也随着历史而改变，几个世 纪前，伊斯兰教较基督教远为先进；几世纪前，伊斯兰教是更为开放进步的宗 教，更加理性，他们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现在这一局面改变了，明天这一局面 也会再改变。一个宗教没有固定的标签，没有一个宗教是内在地先进的，或 者内在地落后的。这要依据具体的历史状况。 （伊莲尼·瓦里克斯：反之同理， 也没有哪种世俗化是天然民主的。如今欧洲正是如此，本以为如马克思理解的 世俗化是更加民主化的。但是现在世俗的极右翼势力很强大，对于社会政策比 如药品政策，对于生育控制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以现在法国共和党为代 表的右翼势力，他们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不小威胁。极右势力在借世俗化之名压 制作为少数的穆斯林群体，否决他们的公民地位，祈祷的权利，建造清真寺的 权利。 （张双利：这个意义上的世俗化也与原教旨主义无异，世俗化也有类似 宗教的双面作用。 ）正因如此。问题不在于抽象地谈论世俗或宗教孰优孰劣， 重要的是生活或政治行动的解放的形式或倒退的形式，它可能是宗教的，也可 能是非宗教的。 张双利：您是否会接受“后世俗化”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现代社会被理 解为经历了世俗化的社会，而您则指出现在我们正又一次地经历宗教的两面作 用。那么，你会接受这一概念吗？ 米歇尔· 洛威：从某种程度上，我同意。20 世纪初有一种情绪认为宗教 属于过去，比如马克斯·韦伯，他阐释了宗教生活向私人生活的退缩。这大致 是对的，特别是对于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也是对的，但是这对于第三世 界的经验是不符合的，比如南美和亚洲。世俗化不是指人们不再信仰宗教，而 是说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分离，这是现代的根本特征。我们可以说我们活在 后世俗化的社会，但这并不十分准确。大多数国家是世俗国家，在欧洲和美 国，但是在拉丁美洲并非如此，亚洲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这种普遍化的提法是 有问题的。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普遍意义上的宗教热忱（religiosity）的回归。 说现在的时代是世俗时代不是很准确，说后世俗时代也是有问题的。但可确定 的是宗教在过去十年相比过去一个世纪而言更加重要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 兴，现在比一百年前更加强大。某种程度上“后世俗化”提法是对的。但是我 们要警惕过度的一般化。从来没有过完全的世俗时代，也没有过完全的后世俗 时代，矛盾始终存在。 （伊莲尼·瓦里克斯：所有的“后某某”概念不单纯是 时间上的晚近，而是表达一种改变和一种连续性。 “后”指的不是说一种旧的 549 结束了，现在有新的。而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的过 程，这很重要。 “后现代” 、 “后殖民”都可以作此理解，被推入过去的东西还 会回来萦绕在人们头上。 ） 张双利：非常感谢您以如此精炼的方式概述了您自己的理论框架，关于社 会不公正、生态危机，以及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这双重问题，包括宗教 在这一过程中的双重作用。谢谢！ 550 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 A 张双利 李灵婕 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张双利：近几年来，您的一些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学界，尤其是在 马克思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您能否借这个机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主要 研究领域？除了马克思学研究之外，您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哪些领域？ 马切罗·莫斯托（Marcello Musto）：大体上来说，我的研究主要在三个 领域展开：马克思学（Marxiology） 、政治的马克思（political Marx）和马克思 的当代接受状况（the acceptance of Marx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在对马克 思学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过转移。最初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我还发表过不少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青年马克思和异化问题的文 章。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资本论》手稿和笔记的研究。我已经出版 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 》B ，这本书是整个写作计划中的第一个部分。明 A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B Marcello Musto, Karl Marx’s Grundrisse , Routledge, 2008. 551 年我会再出版一本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的著作，在该著中我将 对马克思的所有手稿进行重构，并梳理《资本论》的整个发表过程。在对政治 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第一国际”展开，为纪念“第 一国际”成立 150 周年，我编辑出版了《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A ，其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下的大量的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献，很多 是第一次发表。也就是说，在对政治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现在关注的主要是 马克思在 1864—1972 年间（第一国际期间）在政治方面的介入和影响。在对 马克思的当代接受状况的研究方面，我不仅完成了系列著作和文章，而且还 在世界各地组织了系列学术会议。其中， 《今天的马克思》B 的中译本将于今年 10 月份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个接受 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元性。在近 20 年（1989—2009）的沉默之后，人们又 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理 解马克思，即使是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也会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 阐释马克思。所以，多元性是最重要的特征。 张双利：我们就从对马克思学的研究谈起。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对马克思学研 究的理论意义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一方面，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学的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历史形成过程，尤其是更好地 理解这些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不仅如此，马克思学的研究还可以帮 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的文本结构，因为我们后来 看到的那些结果也许并不是文本原来的结构，而是由后来的编者们所给出的 结构。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也在质疑马克思学的研究在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究竟有多大价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所涉 及到的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它对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能够给出更加精确 的说法，也不能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为了回应这些争论，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究竟带来 了哪些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什么重要意 义？比如说，你本人在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过程中做出了 A Marcello Musto, Workers Unite ! —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B Marcello Musto, Marx For Today , Routledge, 2013. 552 哪些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 有怎样的理论意义？ 马切罗· 莫斯托：首先，我想通过回溯我自身的研究历程来回答你的问 题。我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一开始我所阅读的都是 20 世 纪 70 年代之前的经典译本，也就是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的版本。而马克思学 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兴起。我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在法国学者 M.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的影响之下开始关注马克思 学的研究方法，并决定前往柏林直接阅读《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版） 。当时我阅读的是《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MEGA2） ，通过仔细 阅读这些文本，我完全改变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看法。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直接 阅读马克思（即理解马克思）和将他用于政治和哲学等领域完全不同。在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上，人们往往是出自于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来直接利用马克 思的文本，而不是真正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通过阅读 MEGA2，我开始非常 自觉地致力于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区分开来。这点十 分重要，因为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未完成或未发表的著作。他生前仅发表了很 少一部分著作，譬如与蒲鲁东的论战（参见《哲学的贫困》 ） 。而诸如《德意志 意识形态》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资本论》 （第 2、3 卷）等一系列 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著作，不仅未发表，甚至马克思在写下这些著作时根本就 没有以一种严格的可公开出版的形式来写作。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 出于政治的和其他的原因（如学术方面的原因） ，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 一些强加式的理解，有些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距甚远。所以，我认为在当今 全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我们应该利用 MEGA2 这样的文献，仔细阅 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这一定能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更多可能性。 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不论你们是否同意，我认为在最近 的几十年中，在所有的经典思想家中，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变化最大的。无 论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哲学的角度，由于马克思学的研究，人们对马克 思的思想的理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经由 MEGA2 的编辑出版而取得的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其二是学者们依据这些文献学方面的发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发方面所取 得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成果。这两个层次的成果都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从 1998 年 MEGA 重新开始修订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553 变化，人们对其他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理解都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这两本早期著作的。这两本著作分别写于 1844 年和 1845— 1846 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一直被当作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也 是 20 世纪以来销量最高的两部著作，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资本论》 。之所以 会这样，主要是因为人们把这两本著作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强调 它们是关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在该现象的背后， 是人们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的反对。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 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 ，这个断裂发生在 1845 年左右，只有断 裂之后的著作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同意阿尔都塞的 这个论断，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在马克思的哲学方 面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这两本 著作在当时都是未完成的手稿，它们根本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被后来的 编者们强行整理成著作形式的。比如，Terrell CARVER 教授 A 曾经明确指出， 《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被当作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在 这方面有大量的具体论证。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马克思的其他 著作和手稿中去寻找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思考。那么这又 是哪些著作呢？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留下的大量笔记 和手稿，它们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材料，这几年来，MEGA 第一次出版了马克 思为《资本论》做的笔记和准备材料。这些材料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用来整理 思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涉及了许多极其有趣的论题，但由于时间的原 因，很多问题都没能充分展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 是他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7— 、与蒲鲁东的论战、1859 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资本论〉1861— 1858） 〈资本论〉1863—1865》手稿中都留下了大量关于后资本主义 1863 手稿》和《 社会的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进行批判时，必须对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思考。 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中的思想在深刻性和 A Terrell CARVER, 著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554 复杂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早期的著作。我们在今天重新阅读马克思，不是要 把他尊为神圣、或把其著作奉为《圣经》 ，而是因为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最精准和最深刻的批判。我个人认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 留下的这些手稿和笔记比其早期著作要重要得多，这也是我本人为什么在完成 了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研究之后会转向对《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的研究。我之所以转向《资本论》时期的这些文献，与阿尔都塞所讲的 “认识论的断裂”毫无关系。我在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这些手稿和笔记之后， 发现其中有更加深刻的对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和拜物教的批判。或 许我可以这样来表述：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问马克思本人，在你的所有著作中究 竟哪些著作才是最珍贵的？他一定会无比惊异地发现，后来的人们竟然会特别 看重他早期留下的那些文献。那是他刚刚开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 思考时所留下的一些文字。从 1843 年到 1883 年，整整有 40 年的时间，在这 40 年里马克思的思想不断成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不断深入。人们 不去关注他在 40 年持续不断的思考之后所留下的那些文献，却只把注意力集 中在 1843—1845 年的早期文献上。这就好像你与一个女人结婚并共同生活了 40 年，可是人们却仅仅关注你与你女朋友刚见面的第一年，在剩下的那 39 年 里他可一直都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啊！ 张双利：从你的表述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使你对马克思 的早期和晚期著作（尤其是其写作《资本论》时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笔记）都有 了独到的认识。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你的观点与 Terrel Carver 等人的观点 一致，你们都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 著作不具有人们常常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它们都是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 作，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些手稿进行了人为的编辑，才使得它们具有 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关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那些大量的准备 性的材料，你强调它们具有两方面的独特重要性。首先，它们在继续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创性思想，而后者 恰恰是人们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很难找到的。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一再强调 马克思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方面非常薄弱，你认为《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恰恰在这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其次，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 体批判，马克思在这些晚期的文献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其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关 于你所提到的《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的这两点特征，我想做些进一步的追 555 问。首先，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方面非常有力，但它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方面却显得较弱。我 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A ，在会议上虽 然有不少学者直接论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很少有人直接依据《资 本论》的手稿和笔记来展开论述。关于这点，您能否做些更进一步的说明，告 诉我们《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在这方面的最主要贡献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 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其次，您刚才提到《资本 论》时期这些文献是对早期的异化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但问题是即使没有 这些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其晚期的 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学界我们一直强调在马克思那里明确地存在 着从异化批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到物化批判（ 《1857—1858 年手 ）的思想发展线索。您认为对《资本论》 稿》 ）再到商品拜物教批判（ 《资本论》 的手稿和笔记的研究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进一步地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思 想发展线索的理解？为了能够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我们为什么绝对不能忽 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所留下的这些文献？ 马切罗·莫斯托：我不赞同有些学者们的那种说法，即马克思没有给予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他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把自己与之前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自觉地区分开来。当然，马克思对于这些思想家是十分尊重的，他从 圣西门、欧文那里吸取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只不过他们仅仅把社会主 义当作一剂处方直接开给人民，而马克思的方法与他们显然不同。 在我看来，马克思一共留下了三类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第一类著 作是对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在马克思一生中，他一直能敏锐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需要，必须对各种错误的观点进行回应和批判。当马克思还是青年 黑格尔派的一员时，他发表了批判鲍威尔的著作，因为他觉得这是必须的，德 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必须遭到批判。在马克思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 判时，我们同时都能看到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比如，对蒲鲁东 的批判，马克思主要批判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批判其认为可以在不改 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之下仅仅改变分配方式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批判集中在 A 2016 年 4 月 25—26 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了国际学术会 议“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 ，参加会议的中、外方学者共约 40 人。 556 《哲学的贫困》 、 《共产党宣言》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而 言之，这第一类著作是通过对其他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展开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之所以会写下这一类著作，是因为他感 受到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直接需要，他感到必须对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以避免 其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著作是马克思用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文件和信件。对于国 际工人运动来说，老年马克思的地位已经与青年马克思完全不同，特别是第一 国际正式成立以后，他开始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支撑。许多人开始写信给 马克思，他们不是询问其对黑格尔的阐释，或者怎样才能像他在那些重要的著 作中所论述的那样来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而是想要从他那里获得具体的指 导：主要关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如何组织工人运动以及我们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实际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写下了大量文 献，其中包括大量书信和公告，在这些文献中有对拉萨尔的批评、对国家社会 主义的批评等重要内容。如果学者们能够把所有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并对其进行 批判性的解读，那我们一定能看到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的内容。 第三类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手稿和笔记。尤其是笔记， 我认为这些笔记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能够把 极其复杂的问题想清楚。这些笔记为什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他能够帮 助我们彻底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 20 世纪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根本差别。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本人更侧重于分析各种 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不会只分析社会的经济层面。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马克 思不仅看到了经济方面，而且看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这完全不同于导致还原 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这部分工作以及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方法一直没 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果你整体性地阅读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并试图理出 其思想的脉络，你就会看到马克思对于国家、国家的形成和在不同政治背景下 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极感兴趣。最近我正在对马克思晚年的笔记（1881 年到 1882 年的历史研究笔记）进行集中研究。在 1881—1882 年这一段时间里，马 克思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他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在这段时间里既 没有准备《资本论》第 2 卷的出版，也没有对《资本论》第 1 卷进行修改，而 是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研究笔记。他不仅研究欧洲历史，而且研究整个世界历 557 史，这些笔记涉及从公元前 1 世纪一直到 1684 年 A 的整个历史过程。你如果 仔细阅读这些笔记就会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只是对经济现象进行重构，而是将 大部分精力用于思考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相互作用。在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意大 利、共和国、宗教改革（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一系列的内容，甚至还有十字 军东征后的中东境况问题。去世前马克思还研究了印度的历史。根据这些文 献，我们立即就能看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我们所熟悉的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制造的马克思思想是何等不同！这些材料将帮你彻底摆 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对分 析资本主义感兴趣，而且还试图通过这些分析来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可能。我们 都知道，马克思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俄罗斯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在 这些笔记中，我们则看到他的研究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 亚，他仔细研究早期的财产共同占有形式，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出未来社会的财 产形式。因此，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和这种分析的深度来阅读马克思，你当 然不会同意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不会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攻 击。自由主义者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具体分析都放在一边，攻击马克思 主义是简单的还原论，是只讲阶级斗争。 我在前面的访谈中提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就：文献 学方面的成就和对马克思理论的新阐释方面的成就，把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 就涉及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的未来。 首先，我们从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就来谈谈马克思学的研究会带来怎样 一个马克思的未来。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那批反对阿尔都塞“认 识论断裂”说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具有很大的狭隘性。他们在政治上反对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声称自己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实践，但他们却认为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禁锢了起来，把它转化成了教 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要“解放”马克思。但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局 限：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面写出了出色的著 作，但他们却同时主张要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马克思。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不仅不可接受，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反对 A 1684 年 8 月，西欧各国与法国在巴伐利亚的累根斯堡缔结为期 20 年的停战协定，至 此，路易十四在欧洲的霸权达到极盛。 558 苏联版本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回到马克思本人对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的具体分析，更没有关注马克思晚年对这一分析的进一步拓展，而是直接 要求回到早期的马克思。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马克思已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结合了 40 年，他们却要求回到 40 年前的马克思！ 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还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即他们大多都是哲学家。因 此，他们往往不关注《资本论》 ，或者说，他们由于只懂哲学也很难真正读懂 《资本论》 。我现在正在撰写另外一本著作，题目是《没有〈资本论〉的马克思 主义》 ，我在该著中将专门讨论这一奇特的思想现象。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 《资本论》的真正阅读，才往往会转而关注纯粹哲学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讨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与康德、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因此，对于那一代学者来说，材料本身的不完整与他们研究领域的单一都造成 了其研究的局限性。 其次，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学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努力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 样的马克思。通过马克思学的研究，我逐渐转向晚年马克思。我之所以会有这 个转向，不是因为我相信在马克思那里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 ，我认为那 些持“断裂”观点的人都是在肢解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一 定的删改和肢解，然后就能够制造出“断裂”的假象。我要强调的是，晚年马 克思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已经更加复杂，他的这些更加复杂的思考对今天的我 们更有意义。当时摆在晚年马克思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立即让《资本论》 第 2 卷付诸出版，或者进一步继续那些还没有完成的探索和思考。我们都知 道，第一个选择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就不会被考虑，他无法停下那些已经开始 的思考，在确信问题已经被想清楚、并被已合适的方法表述清楚之前，马克思 绝不会轻易出版自己的著作。 那么，晚年马克思为什么对于当代世界十分重要？或者说，晚年马克思 为什么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 家，他更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此时他的政治斗争具有了非常明确的国际的维 度。晚年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 1848 年的马克思，那时的马克思所面临的主要 任务是在德国和法国的范围内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贵族。晚年马 克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更加广泛，他所领导的是“第一国际” ，他必须在国际 的高度上来思考工人运动。1872 年， “第一国际”解散，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这 是彻底的终结，他一直深信它还会复兴、并一直在为这样的复兴努力。在“第 559 一国际”的高度上，马克思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德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 题。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了欧洲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思考又同时与其对整个世 界的思考相连。马克思的思考在此时第一次与俄罗斯的局势相关联。对于俄罗 斯马克思不再持纯粹的批判的态度，不再把俄罗斯看作仅仅是落后的和反动 的，是支撑欧洲反动力量的最后堡垒。在 1861 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之后，他 开始思考在俄罗斯爆发新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必须在思想上对当时的局势进 行回应，他的思想已经在俄罗斯产生重要影响（ 《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不是法语译本，而是俄语译本） ，他必须回答俄罗斯的革命者们向他提出的那 些重要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提到： “我相信过去的某种社会形 式蕴含着未来社会形式的雏形。 ”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开始研究人类学和殖民主义问题。阅读和了 解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在当今的学术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 然盛行。人们依然把马克思塑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和还原论的， 并在此基础上来反对和批评马克思。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马克思晚期的这些研 究，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源和理由来彻底颠覆这个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形象，就 可以使马克思彻底从这种种攻击中解脱出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不可以批 判马克思，但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批判建立在真实的根据上，必须是在充分了 解马克思的基础上来展开批判。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我们今 天的政治斗争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思想家，他在今天对 于我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苏联革命的支持者，其晚年的这些思考可以在我 们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成为最有效的工具。 张双利：非常感谢，你再一次强调了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视马克思晚期思想 以及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在此我想结合中国学界的状况对你的观点做些回 应。的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马克思与 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但这并不是因为要反对阿尔 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而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 思想的解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被介绍进 中国学界，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尤其是以卢卡奇为代表 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受到了充分的重视。 560 应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它一 方面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来自马克思著作的最丰富的思想资源，使整个中 国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强调马克思的 思想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也 实质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哲学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 这个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这是因为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哲学领域 的学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经济学的领域越来越被自由主义和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学主导，政治学领域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学者也越来越 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集中在哲学领域，这也致使《资本论》等晚期 著作没能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正在经历新一轮 的自觉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展开，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加强 对《资本论》等晚期著作的研究，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会用《资本论》的资源和 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外国学者也注 意到，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引用马克思的文献时，往往都局限在 1848 年以前的 著作。这个观察非常正确，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 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马切罗· 莫斯托：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整个世界。在过去 的几年里已经陆续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出版：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在其 “历史唯物主义系列著作”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中推出了《马克 ，麦克米兰出版社推出了 思 1864—1865 年手稿》 A （这是第一个英文的版本） 》B ；我在 2014 Terrell CARVER 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出版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 C 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第一国际”时期所写下的大量文献，其中有 33 份文献之前从来没有在英语世 界发表过；明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出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笔记的全 译本。随着所有这些著作的出版，我相信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和看法将发生重 大改变。我不是说这些著作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而是要强调我 A Karl Marx,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 Fred Moseley eds., Brill, 2015. B Karl Marx and Frederic Engels, Marx and Engels’s“German Ideology”Manuscripts, ed. Terrell CARV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C Marcello Musto Workers Unite !—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561 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新整理出来的文献，要在这些新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我 们之前的一些观点。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即马克思的思想在全世界 的被接受状况。我曾经在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做过研究，彼时我查阅过各种研究 资料，以探究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所在，以及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现状。我发 现，在政治学界，马克思被引用的最多的文章就是《论犹太人问题》 ，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设想你是政治学系大一或大二的学生，而且你恰好有一个不那么 保守的老师，布置给你一周的时间去了解马克思的政治学说，他们会直接要求 学生去读《论犹太人问题》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学文章。 但是，在英语界，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从来未被译成英文出版 过。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在没有读过鲍威尔这篇文章的前提下，直接阅读马克 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这篇文章可是他与鲍威尔的论战啊！而且它是马克思 生平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你能想象，在你刚二十出头的年龄写下的文章，竟在 之后成为如此广泛传播的东西吗？ 在社会学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世界上 90% 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仅仅读过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 25 页，然后他们就得出结论：第一部分——生产，第 二部分——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这个结论简直太愚蠢了。这些 人不去阅读马克思最具代表的政治性文献，亦即我之前提到的第一国际时期 的文献，而从其他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 形？——这些文献出版得太晚了。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我却是在英语史上 研究第一国际时期文献的第一个研究者。事实是，那部分文献大概有 7000 页， 如果你不热爱马克思的话，阅读起来的确不大轻松。 哲学系呢？如果你去哲学系会发现，根本没有马克思的踪迹。当他们讨论 马克思的时候，他们论及的是异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类存在，这是手稿 在谈论四重异化时一个十分哲学化的表述，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路仍有 一定关联。那时候马克思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甚至都还不是学者，髭须 尚未丰满。相对于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深刻批 判，类存在概念可以与之相较高低吗？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劳动的阐述能够取 代《资本论》中的分析吗？所以我想重申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能够滋润 新一代的读者。不论你喜欢与否，或者是否对它持有批判的态度，至少你喜欢 或批判的是真实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某些学者们自己的臆造出来的理论。 562 张双利：我很想知道你的学生对你所讲的这个复杂版本的马克思的接受情 况。你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都开设课程，在你的课堂上学生们会有怎样的反 应？他们是觉得被吸引、受启发，还是依然认为马克思距离当代世界太过遥 远？他们能否真正体会到马克思的思想的力量？ 马切罗·莫斯托：这些学生是带着对马克思的成见来到我的课堂上的。他 们大多认为马克思只讲阶级斗争，他的理论早已过时，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不 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们大多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在萨义德 等人的影响下，他们认为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是东方主义者，因此他们 对他的理论怀有深深的成见。萨义德等人为何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是因为他 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文献实在太少。他们只看到，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在 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中直接提到了印度等非西方社会，马克思曾 说印度没有历史。但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在晚年对非西方社会有更加具体和深入 的研究，而且此时的马克思由于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很多想 法。在我的课堂上，我就是通过比较这些不同的文献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 变化，来帮助学生们逐渐厘清其原先所持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问题。这些教科书对学生们具 有极大的误导性，教科书的作者们往往会围绕着一个问题任意地从马克思的不 同著作中摘取一个个片断，并在此基础上硬生生地制造出一些观点。这种做法 与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反，它丝毫不尊重文本本身，不能在各个文本的 具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些教科书依然在学生中发挥着 影响，我认为马克思学的方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很多对 马克思的误解和歪曲。如果你是个有心的读者，有意识地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做些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双方对马克思 思想的论述竟然是高度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只阅读了马克思文献 中极少一部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都是思想的巨 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还有美好的前景和未来，在这方面马克思学的研究可 以做出重要贡献。 563 564 会议综述 565 第十二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会议综述 李雅芝 2015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第十二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在英国伦敦举行。 此次论坛围绕着“旧的正在逝去，而新的仍未诞生：国家、策略与社会主义”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States, Strategies, Socialisms）的 主题，设立了 143 个专场，来自北美、欧州、亚洲等地逾 800 名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者参与了本次年会。 本届会议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生态、 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发展和挑战，具体讨论了包括：针对以欧洲经济危机 及各国紧缩政策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激进左派政党的兴起与 战略思考；宗教与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主体力量与革命历史创造的理 论考察；性别、种族、媒体、环境等领域里资本主义异化及其再生产等。会议 期间，2014 年多伊彻纪念奖获得者罗兰·博尔（Roland Boer）教授还举行了题 为“马克思主义、宗教与太平天国革命（Marxism, Religion and the Taiping Revo”的讲座。由于本届年会涉及的议题较多，本文无法一一介绍，在此笔者 lution） 仅就本届年会几个重点议题进行介绍，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论坛做一总结。 主体介入与实践理论 在本次年会中，关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及实践问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 566 们的关注。其中，重读卢卡奇和布洛赫关于革命主体的哲学理论更成为本次会 议的一大特点。 学者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其题为“卢卡奇、断裂以及现 象学” （Lukács, Rupture and Phenomenology）的报告中指出了学界将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想简单归为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他认为， 胡塞尔现象学中关于经验和意识的学说实际影响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 识》中对知识和意识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sciousness）的理解。对卢卡奇而 言，关于现实的意识和知识更多是一种带有意义指向的主体认知（perception） ， 而不是某种绝对主体的自在产物，更不是对现实的消极反应。杰克逊还引用了 威斯特曼（Richard Westerman）在“物化意识：卢卡奇主—客体统一中的胡塞 尔现象学（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Lukács's ”一文中关于意识作为现实的存在方式、进而影响客 Identical Subject-Object） 体之存在的观点，提出对卢卡奇的第三种解读路径——通过“Augenblick/mo”的概念从而把握卢卡奇早期思想中关于主体对当下历史的 ment（当下即是） 主动干预。除此以外，他还就卢卡奇对海德格尔和曼海姆在主体性问题上的思 想影响，及其对当代激进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做出了阐述。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布洛赫关于主体和历史介入的问题也做出了相似的 解读。在“ ‘家园’与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政治（Heimat and the Politics of ”一题中，凯特·莫伊尔（Cat Moir）从布洛赫特有的表 Ernst Bloch’s Utopia） 现主义语言和“Heimat” 一词的词意演变出发，驳斥了阿多诺对布洛赫思想中 集权主义的控诉。她重点分析了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最后一段对家 园的描述，指出布洛赫所指的家园并非任何业已存在的历史目的，而是其弥撒 亚式的关于主体主动参与历史终结、破坏资本主义历史循环的批判性表述，是 他对当时资本主义进步观的反抗和挑战。学者卡摩伦（Mauro Farnesi Camellone）则从布洛赫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十一条提纲的重新分组开 始，阐述了布洛赫关于思想改造世界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布洛赫对现实世界 之未来趋势的积极把握和诉诸当下的现实改变，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历 史是阶级斗争历史论述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思辨的资本主义科 学的分水岭。学者巴伦（Nathaniel Barron）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布洛 赫对“本质” （essence）这一哲学概念的改造。 除此之外，从“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1961 年于葛兰西研究所的萨特和 567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Marxism and Subjectivity: Sartre and the Italian Marxists ” 、 “尼采与卢卡奇：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遗 at the Gramsci Institute in 1961） 产（Nietzsche and Lukács ：The Legacy of Romantic Anti-Capitalism） ”和“南 斯拉夫的实践哲学：一种新的方式（The Yugoslav Praxis-Philosophy: A New Ap”等论题可以看出，对“实践” 、 “主体” 、 “客体”的关系问题仍然是 proach）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或许正如学者卡塔兹娜（Katarzyra）所提出的， “主体性与客体性只是阶级斗争的另一个说法”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 研究主体与客体、历史、实践等关系仍然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无法绕开的 议题。 对话宗教与神学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马克思主义与神学，这两组看起来业已定论为相互 对立的范畴在本次《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的专题中得到了新的阐释。著名马克 思主义学者罗兰·博尔（Roland Boer） 、简·瑞赫曼（Jan Rehmann）以及哈里 森·弗雷斯（Harrison Fluss）分别从区分本体性和时间性超越、马克思的宗教 批判和伯拉纠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马克思主义和神学之间的对话 进行了剖析。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对话上，博尔教授从分析“超越（tran”一词的拉丁词源开始，指出了被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忽略了 scendence） 的本体性超越（ontological transcendence）和时间性超越（temporal transcendence）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超越”的一层重要含义是“越界（transgres” ，意指人类对上帝所确认之秩序的违背和越界，它不仅包含了本体论意 sion） 义上的超越，同时还包含了从此时到彼时的时间上的破坏和跳跃。由此，他指 出基督教神学末世论传统具有本体—时间论上的双重超越，以及这种双重超越 是如何在布洛赫关于“Ultimum”和“Novumm”的乌托邦理论中呈现的。同 时，博尔教授认为，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同样具有双重超越——正是因为同样 具有本体—时间论上的双重超越，布洛赫的学说才有望为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神 学之间的对话（translation）打开一种新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主义、宗教 及太平天国革命（Marxism, Religion and Taiping Revolution） ”的报告中，博尔 还将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指出作为宗教革命运动的太 568 平天国运动同时具有的世俗与反世俗和特征。而这也为重新理解宗教与神学的 本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博尔的观点得到了社会批判学家简·瑞赫曼的支持。瑞赫曼从马克思对 宗教是虚假意识的批判开始，分析了马克思宗教批判在语义上和理论框架上 的独特批判。一方面，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 对宗教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宗教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阶级统治工具这一说： 作为“人民的鸦片” ，宗教亦是人民对现实苦难的“抗议” 、 “叹息”和“灵 魂”——因此，宗教就必然同时包含了革命和反革命的要素。他还强调，马克 思的宗教批判并不是直接针对宗教的简单批判，而是对当时盛行的青年黑格尔 派宗教批判理论所做的“元批判（meta-critique） ” ，即“批判的批判” 。结合马 克思后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理 论是有缺陷的，即宗教批判必须扩大到对产生宗教意识的物质基础——市民社 会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上来。另一方面，瑞赫曼教授还提出，马克 思的宗教批判需要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金钱、商品和货币拜物教一 样，宗教包含了一系列的物质关系和霸权结构（Hegemonic Apparatuses） ，它 无意识地构筑着生活其中的主体；但和任何一种影响广泛的意识形态一样，它 还承载了布洛赫所提出的不同主体的“乌托邦诉求（utopian surplus） ” 。因此， 通过布洛赫的乌托邦原理来重新破译（decipher）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就显得尤 为重要。 学者哈雷斯则从早期基督教历史开始，讲述了第一个异端神学家伯拉纠 （Pelagius）的自由意志学说及此后的伯拉纠派发展，阐明了异端学说对于思考 历史社会斗争和反斗争的重要理论价值。 社会再生产：性别、种族、文化与国家 呼应本届年会“旧的正在逝去，而新的仍未诞生”的主题，关于现代 资本主义在性别、种族、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中的再生产问题也是会议的 重点。 其中，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被商品化和剥削的问题得到了特别 的强调。比如，凯特·戴维森（Kate Davison）的“ ‘清算死去的女人们’：资 本主义下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Counting Dead Women’: Sexual and Non Sexual 569 ”就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 Domestic Violence under Capitalism） 了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阶级关系强化了女性的受害者角色，从而驳斥了莎 伦·史密斯（Sharon Smith）提出的关于研究暴力问题的交叉性理论（theory 。她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女性仍然是暴力 of intersectionality） 问题的主要受害者。在《现存的数字乌托邦：互联网时代的性别、劳动和影视 文化》 （Existing Digital Utopia: Gender, Labour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Internet 、 “自由”的虚假的乌托邦形象， Era）一文中，作者则直指互联网关于“平等” 指出互联网同样被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殖民”——无论是在前互 联网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女性一如既往地被迫与非实质性和非生产性的工作 相挂钩而重新沦为父权资本主义下的受压迫者。 在种族问题上，普尔杰（Jill Poeggel）等学者则分析了欧美等地持续存在 的种族歧视及排外问题，指出了歧视和排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孪生关系。他 们认为，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和司法体制不仅难以维持 社会公正，反而成为不断地重复生产着种族和阶级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 此，重新思考一个具批判性的国家—法律理论就必须主动包含反种族主义、反 民族主义的重要视野。 当然，对现代文化产业的批判是社会再生产批判理论所无法回避的领域。 比如，路易斯·贝曼（Louis Bayman）就对近年来好莱坞生产的一系列电影进 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大部分电影通过塑造一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和新媒 体的美化，隐藏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拜物教和无安全感（insecurity） 。学者理 泽·夏克德（Nizan Shaked）则阐述了艺术市场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化下的双 重恶果：一是艺术品被刻意地生产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奢侈品；二是艺术品交易 变成了投机买卖，这些都直接加强了美国乃至欧洲各地博物馆对私人收藏家捐 赠和资助的依赖性，并反过来促使了艺术市场进一步的货币化。它表明，最终 受到严重冲击的只能是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非营利性质。 政治经济批判 尽管在过去 20 多年中新自由主义似乎主动摒弃了许多资本主义根深蒂固 的诟病，然而最近欧洲金融危机及各国紧缩过度的财政政策所引发的政治动 荡，似乎又重新为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扇政治经济批判的窗口。同时，新形势 570 下的私有化改革、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非生产性资本积累及其带来的一系列 的社会经济变化，也为学者们认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 针对欧洲经济危机及其紧缩过度的财政政策而引发的经济萧条，与会学 者从理论、实践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运转的内部矛盾进行了剖析。卡罗列娜·阿 尔维斯（Carolina Alves）在“从虚拟资本的角度重访马克思的信贷制度（Revis”的报告 iting the Credit System in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ctitious Capital） 中从马克思价值理论出发，以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融资为例，指出了虚拟资本 的发展对资本流转状况的破坏和腐蚀。而卡纳库拉姆（John Kannankulam）和 乔尔治（Fabian Georgi）则从德国政府的危机政策出发，对德国乃至欧洲各国 紧缩政策背后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保守主 义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变动进行了分析。他们均表示，社会政治解放运动 的成功必须考量隐藏在国家之下的、包括社会政治力量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 基础。 此外，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私有化浪潮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社会 再生产的私有化：退休金改革（Financialisat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Pension ”中，学者萨里拓（Serap Saritas）提出了退休金金融化改革的问题。 Reforms） 他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退休金金融改革，非但没有解决各国社会的老 龄化问题，反而在经济动荡的年代带来了更多挑战，原因就在于退休金的收入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者为了保护金 融市场的利益而牺牲社会弱势群体（诸如失业人员、半失业人员和妇女）的退 休生活标准。汉尼斯朵伦（Thomas Haines-Doran）则运用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剥夺性积累理论（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着重分析了英国 自 1993 年开始的铁路私有化对公共利益的蚕食。他认为，英国政府过去 20 多 年对铁路私有化的支持（以不断增加的政府补贴为背景）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积累资本财富的新手段，政府补贴不仅使得这些私有企业在铁路业上无需承担 任何风险，还加重了穷人和富人的两极分化。罗塔（Tomas Rotta）则对美国 越发明显的非生产性资本积累进行了报告。他的研究表明，美国 1947—1979 年期间生产性资本优先积累的模式已经被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非生产性资本积累 所替代；而知识、信息等生产越来越趋向服务于资产股份等非生产性收入的提 升——这一变化恰好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知识信息生产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非生产 性活动的论断。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非生产性资本积累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市 571 场对实际生产价值的工人的剥削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针对资本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尽管后福特主义 更加强调生产活动的个性和弹性，但其生产关系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的内在缺陷。学者米格尔·德驰（Miguel Duch）以欧元区为例，指出后福 特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尽管欧元区多数北部国家的工时都 有所降低，但对传统福特式的工作诉求仍是大部分工会的主要表现。而在西班 牙、南非、罗马尼亚等国家，跨境代孕和卵子捐赠正成为一个急速攀升的全球 市场，正如诺赫曼（Michal Nohman）和南伯格（Vrena Namberger）等学者指 出，后福特主义正将女性的生育能力商品化，而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从这些国家 和地区中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见一斑——比如在南美和西班牙，代孕者均可 得到一笔相对可观的代孕费，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只能不惜贩卖自身 的生育能力。 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武器，那么付 诸实践的阶级斗争、社会运动则是实现马克思“改造世界”的最强有力的物质 武器。本届年会中，关于改良与改革，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等议题也在重点讨 论之列。 其中，2014 年迅速崛起的西班牙左翼政党 Pedomos 在本次会议中得到了 高度关注，包括“Podemos ：策略，权力，选举和自我组织（Podemos: Strat” 、 “从社会运动到新政党政治：拉丁 egy, Power, Elections and Self-organization） 美洲和西班牙的 Podemos（From Social Movement to New Party Politics: Latin ” 、 “西班牙：危机、Podemos 和寻求另一种可 America and Spain’s Podemos） ” 能的方案（Spain: The Crisis, Podemos and the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roject） 等十余篇报告均指向了对 Pedomos 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思考和批判。学者们 一方面指出，Podemos 和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的兴起表明了新一轮社会民主运 动对“公民权” （citizenship）的重新思考——即公民权不再简单意指一系列抽 象的公民权利，而是指公民被保证享有这些权利的平等的现实基础，由此，以 Podemos 为代表的新兴左翼民粹主义才得以与以往的民粹主义区别开来。另一 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对 Podemos 的政党策略表达了担忧。比如约瑟夫·安特 572 塔（Josep Antentas）就表示，尽管 Podemos 在短短 3 个月内就成为西班牙的 第三大政党并赢得了议会席位，但由于整个政党缺乏实际操作社会变革的经 验以及可行的中长期计划，Podemos 正面临着沦为“选举机器” （electoral machine）的危险。总体来说，多数学者对 Podemos 还是持乐观态度，他们都从不 同的角度为 Podemos 的下一步走向做出了各自的预测和建议。 此外，还有另一批学者对其他地区的阶级状况和社会运动进行了分析。 社会活动家西蒙·乔伊斯（Simon Joyce）就针对英国近 20 多年的罢工状况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自 1991 年以来，英国每年的罢工次数和规模均持 续低于之前的罢工次数和规模。而这种持续低迷的状况无法简单地用卢森堡关 于革命信心的理论解释，而必须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行业变迁进行把握。 在“法国工时减少和阶级斗争（Working Time Reduc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 ”中，约拿·柏奇（Jonah Birch）则对法国自 1998 年实行的 35 小时工 France） 时制进行分析。他表明，35 小时工时制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的协商统筹的 结果，其结果反而是为企业赢得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在工资上谈判的筹码——工 人运动的策略成效问题也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不容忽视的命题。 除上述论题之外，本届年会还涉及了诸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同性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多个领域。学者们以各种理论和实践资源分析、诊断当下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新态势，试图探讨其中的病症、根源和走出困境的可能 性，致力于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跟踪和发展。正如本届 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所指出的， “世界各地的新发展正迫使马克思主义者们用全 新的布局和思想来诠释一些陈旧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实践 者，我们只有结合社会发展的最新实际、主动摒弃那些陈旧观念及框架，才能 在新形势下不断深化和实践，开创共产主义的未来。 573 国外文献索引 英 文 ，Workers U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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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Routledge, 2015. ，Ernesto Laclau: Post161.《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与批判》 marxism, Populism, and Critique／ed. by David Howarth. London:Routledge, 2015. 586 ，Identity and Capitalism／Marie Moran. SAGE, 162.《身份与资本主义》 London: Sage 2015. （孙秀丽 法 王春明 整理） 文 1.《马克思与福柯》Marx & Foucault／Christian Laval（Sous la direction de）, Luca Palirinieri（Sous la direction de）, La Découverte（12 novembre 2015）. 》Comment lire Le Capital de Marx?／ 2.《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Smolny Editions（8 Michael Heinrich（Auteur）, Lucie Roignant（Traduction） octobre 2015）. 3.《科学与革命：马克思、胡塞尔与现象学》Science et révolution: Recherches sur Marx, Husserl et la phénoménologie／Jean Vioulac／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UF（7 octobre 2015）. 4.《卡尔·马克思：回归》Karl Marx, le retour／Howard Zinn／Agone（26 septembre 2015）. 5.《今日马克思》第 58 期（历史与阶级斗争）Actuel Marx 2015 N° 58 Histoire et luttes de classes／Puf（9 septembre 2015）. 6.《马克思词典》Le Vocabulaire de Marx／Emmanuel Renault／Ellipses Marketing（5 mai 2015）. 7.《马克思的哲学》Philosophies de Marx／Franck Fischbach／Vrin（28 avril 2015）. 8.《在哲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Louis Althusser／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 avril 2015）. 9.《今日马克思》第 57 期（安托尼奥·葛兰西）Actuel Marx 2015 N° 57 Antonio Gramsci／PUF（1 avril 2015）. 10.《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Marx politique／Jean-Numa Ducange（Auteur）, Isabelle Garo（Auteur）, Kevin Anderson（Auteur）／La Dispute（5 mars 2015）. 11.《国家社会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Socialisme national contre marxisme / René Binet／Lulu.com（4 mars 2015）. 587 12.《马克思：思考技术的思想家》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Kostas Axelos／Encre Marine（15 janvier 2015）. 13.《论马克思的本体论：自主生产，异化劳动与资本》Sur l’ontologie de Marx: auto-production, travail aliéné et capital／Pierre Rodrigo／Vrin（13 janvier 2015）. 14.《 马克思：从斯大林化到失败》Marx, du travestissement stalinien à l’échec／BUBLEX GEORGES／Editions L’Harmattan（2 décembre 2014）. 15.《福柯与马克思》Foucault avec Marx／Jacques Bidet／La Fabrique Editions（14 novembre 2014）. 〈资本论〉 》Idéolo16.《意识形态：来自过去的消息：马克思、爱森斯坦、 gies: des nouvelles de l’Antiquité: Marx, Eisenstein, le Capital／Alexander Kluge （Auteur）, Bénédicte Vilgrain（Traduction）／Théâtre typographique（4 novembre 2014）. 17.《今日马克思》第 56 期（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印第安美洲）Actuel Marx 2014 N° 56 Les Amériques indiennes face au néolibéralisme／PUF（15 octobre 2014）. 18.《今日与马克思共同思考》第 3 卷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 hui: Tome 3／Lucien Sève / La Dispute（25 septembre 2014）. 19.《西堤》第 59 期“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Cités 2014-N° 59: Marx politiqu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1 septembre 2014）. 20.《马克思与哲学》Marx et la philosophie／Emmanuel Renault／PUF（20 août 2014）. 21.《人的生产马克思与斯宾诺莎》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Franck Fischbach／Vrin（6 mai 2014）. 22.《 今 日 马 克 思 》 第 55 期“ 弗 朗 茨· 法 农 ”Actuel Marx 2014-n° 55 Frantz Fanon／PUF（23 avril 2014）. 23.《马克思与宗教的双重结构：从人民的鸦片到商品拜物教》Marx et la double structure de la religion: de l’opium du peuple au f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Norbert Lenoir／Editions Cécile Defaut（10 avril 2014）. 24.《资本主义系统中的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影响》Etre humain en système capitaliste ?: L’impact psychologique du néolibéralisme／Thierry Brugvin 588 （Auteur）, Samuel Chaîneau（Auteur）, Sébastien Hernandez（Auteur）／YVES MICHEL（18 septembre 2015）. 25.《 思考“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时期，福柯与社会主义的危机》 Penser le“néolibéralisme”: Le moment néolibéral, Foucault et la crise du socialisme／Serge Audier／Editions Le Bord de l’eau（20 mai 2015）. 26.《 维尔海姆·罗普克：新自由主义的起源》Wilhelm Röpke, l’autre Hayek: Aux origines du néolibéralisme／Jean Solchany／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4 mai 2015）. 27.《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和世界主义》Marxisme, orientalisme, cosmopolitisme／Gilbert Achcar／Sindbad（6 mai 2015）. 28.《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主义》Marxisme et Universalisme／Delga（13 mars 2015）. ［ 附《 双 人 谋 杀 》 （1985） ］ 》 29.《 无 尽 的 噩 梦：梦 境 记 录（1941—1967） Des rêves d’angoisse sans fin: Récits de rêves（1941—1967）suivi de Un meurtre à ／Louis Althusser／Grasset（16 septembre 2015）. deux（1985） 30.《为非哲学家准备的哲学引论》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Louis Althusser／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Édition: 1（15 janvier 2014）. （吴猛 德 整理） 文 1.《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97-103, 2014—2015.Herausgegeben vom Forum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e.V.（Frankfurt/M.）und dem IMSF e.V. 2.《马克思主义杂志》 Marxistische Blätter, Heft 1-6, 2014—2015, Neue Impuls Verlag GmbH. 3.《批判理论杂志》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2014—2015. zu Klampen. 4.《德国哲学杂志》 589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6/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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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 Band5: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1845 bis Dezember 1850,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Berlin 2015. 12.《理解资本主义：当今政治经济学导论》 Ralf Krämer, Kapitalismus verstehen.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Gegenwart, VSA Verlag, Hamburg 2015. 13.《帝国现实主义？德国外交政策——“新责任”中的领导权》 Frank Deppe, Imperialer Realismus? Deutsche Außenpolitik: Führungsmacht in“neuer Verantwortung”, eine Flugschrift, VSA-Verlag, Hamburg 2014. ：手册》 14.《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Alexander von Pechmann,“Das Kapital”von Karl Marx. Ein Handbuch, Ver- 590 lag Turia, Berlin2013. 15.《马克思与哲学：科学现实主义，伦理至善主义和批判的社会理论》 Urs Lindner, Marx und die Philosophie. Wissenschaftlicher Realismus, ethischer Perfektionismus und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Schmetterling, Stuttgart 2013. 16.《极权资本主义：实验台上的民主》 Frank Deppe, Autoritärer Kapit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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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思想史中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历史再发现》；『思想史の 中のマルクス： 資本主義はどこへゆくのか： 歴史再発見』， 鈴木直著，NHK 出版， 2014 年 3 月。 12.《世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世界資本主義と共同体』， 渋谷要著， 社 会評論社，2014 年 4 月。 13.《从资本主义到市民主义》；『資本主義から市民主義へ』， 岩井克人著， 筑摩書房，2014 年 4 月。 》；『マルクスとハムレット ： 新 14.《马克思与哈姆莱特：重新解读〈资本论〉 しく 『資本論』 を読む』， 鈴木一策著， 藤原書店，2014 年 4 月。 》；『『資本論』 の新しい読み方』， ミヒャエル ・ ハイ 15.《重新解读〈资本论〉 ンリッヒ著， 明石英人、 佐々木隆治、 斎藤幸平、 隅田聡一郎訳， 堀之内出版， 2014 年 4 月。 16.《安倍经济学与日本资本主义》；『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資本主義』， 友寄英 593 隆著， 新日本出版社，2014 年 6 月。 17.《资本主义的成熟与转折：现代的信用与危机》；『資本主義の成熟と転 換： 現代の信用と恐慌』， 小西一雄著， 桜井書店，2014 年 6 月。 18.《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谱系》；『市場なき社会主義の系譜』， マクシミリア ン·リュベル、 ジョン·クランプ編著， 角田史幸、 藤井真生訳， 現代思潮新社， 2014 年 7 月。 》；『世界精神マルクス ：1818— 19.《 世界精神伟人马克思（1818—1883） ，ジャック·アタリ著， 的場昭弘訳， 藤原書店，2014 年 7 月。 1883』 20.《危机论研究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终结》；『恐慌論研究から証明される資 本主義の終焉』， 大友伸一著， 創風社，2014 年 7 月。 21.《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社会主義社会の経験』， トゥルムンフオドント ヤ著， 東北大学出版会，2014 年 8 月。 22.《马克思、列宁与胡志明》；『マルクス、 レーニン、 ホー·チ·ミン』， 石 井至著， 石井兄弟社，2014 年 9 月。 23.《列宁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本土化》；『レーニンの格闘： マルク ス主義のロシアへの土着化』， 北井信弘著， 西田書店，2014 年 9 月。 （2）；『若者よ、 マルクスを読もう 2』， 内田 24.《年轻人啊！读读马克思吧》 樹、 石川康宏著， かもがわ出版，2014 年 9 月。 25.《后资本主义构想》；『ポスト資本主義を構想する』， 長砂實、 荒木武司、 聽濤弘、 岩田昌征、 大西広、 北見秀司著， 本の泉社，2014 年 9 月。 26.《与马克思一起思考资本主义的终结》；『マルクスとともに資本主義の終 わりを考える』， 的場昭弘著， 亜紀書房，2014 年 10 月。 27.《 家庭劳动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家事労働とマルクス剰余価値 論』， 森田成也著， 桜井書店，2014 年 10 月。 28.《J.S. 密尔的社会主义论》；『J.S. ミルの社会主義論』， 安井俊一著， 御 茶の水書房，2014 年 10 月。 29.《 重读马克思》；『マルクスを読みなおす』， 德川家広著， 筑摩書房， 2014 年 11 月。 30.《本土化社会主义的脉络：劳农派与宇野弘藏》；『土着社会主義の水脈 を求めて ： 労農派と宇野弘蔵』， 大内秀明、 平山昇著， 社会評論社，2014 年 11 月。 594 》 ；『脱·資本論』， 堂免信義著，2014 年 11 月。 31.《脱〈资本论〉 32.《近代世界体系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と新自由主 義グローバリズム』， 三宅芳夫、 菊池恵介編， 作品社，2014 年 11 月。 33.《收入分配／金融／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证》；『所得分 配·金融·経済成長： 資本主義経済の理論と実証』， 西洋著， 日本経済評論 社，2014 年 11 月。 34.《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魅力与可能性》；『マルクス 「再生産表式論」 の 魅力と可能性』， 川上則道著， 本の泉社，2014 年 12 月。 35.《资本主义活力之路：安倍经济学的愚策与诀别》；『資本主義活性化の 道： アベノミクスの愚策との訣別』， 山村耕造著， 時潮社，2014 年 12 月。 ；『今日の世界資本主義と 「資 36.《当今的世界资本主义与〈资本论〉视角》 本論」 の視点』， 工藤晃著， 本の泉社，2014 年 12 月。 37.《资本主义的未来》；『資本主義の未来』， 大川隆法著， 幸福の科学出 版，2014 年 12 月。 38.《 社会主义：其成长与终结》；『社会主義： その成長と帰結』， ウィリア ム·モリス、 E·B·バックス著， 大内秀明監修， 川端康雄監訳， 晶文社，2014 年 12 月。 39.《 资本主义的真相：马克思主义解读全球化经济史》；『資本主義の正 体：マルクスで読み解くグローバル経済の歴史』， 池田信夫著， PHP 研究所， 2015 年 1 月。 40.《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山本七平の日本資本主義の精神』， 山本七平著， ビジネス社，2015 年 1 月。 ；『マルクスを 「活用」 する！』， 高橋洋児著， 言視舎， 41.《活用马克思主义》 2015 年 1 月。 42.《真正的日本资本主义》；『日本資本主義の正体』， 中野雅至著， 幻冬 舎，2015 年 1 月。 43.《100 个词理解马克思主义》；『100 語でわかるマルクス主義』， ジェラー ル·デュメニル、 ミシェル ・ レヴィ、 エマニュエル ・ ルノー著， 井形和正、 斎藤 かぐみ訳，白水社，2015 年 2 月。 44.《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資本主義日本の歴史構造』， 石井寛治 著， 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 年 2 月。 595 45.《21 世纪资本主义解读》；『21 世紀の資本主義を読み解く』， 橘木俊詔 著， 宝島社，2015 年 2 月。 46.《全球化与国家资本主义》；『グローバリズムと国家資本主義』， 坂田幹 男著， 御茶の水書房，2015 年 2 月。 47.《马克思的经济学与金融化理论：如何认识金融资本主义》；『マルクス 経済学と金融化論： 金融資本主義をどう分析するか』， 高田太久吉著， 新日本 出版社，2015 年 3 月。 48.《新 MEGA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代探究：从广松版到数字在线 版》；『新 MEGA と 『ドイツ ・ イデオロギー』 の現代的探究： 廣松版からオンライ ン版へ』， 大村泉、 渋谷正、 窪俊一編著， 八朔社，2015 年 3 月。 49.《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マルクス共産主義論の発展』， 金子勝 著，集英社，2015 年 3 月。 50.《希望的〈资本论〉：我们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希望の資本 論： 私たちは資本主義の限界にどう向き合うか』， 池上彰、 佐藤優著， 朝日新聞 出版，2015 年 3 月。 51.《柴田敬；致力于资本主义的超克研究》；『柴田敬： 資本主義の超克を 目指して』， 牧野邦昭著， 日本経済評論社， 2015 年 3 月。 52.《资本主义的克服：公有制改变社会》；『資本主義の克服： 「共有論」 で 社会を変える』， 北井信弘著， 言視舎， 2015 年 4 月。 53.《后世的资本主义论》；『次世代型資本主義論』， 石橋正男著， 文芸社， 2015 年 4 月。 54.《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1 世紀のマルクス経済学』， 延近充著，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5 年 4 月。 55.《现在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变迁与社会影响》；『資本主義の現在： 資本蓄積の変容とその社会的影響』， 豊福裕二編著， 文理閣，2015 年 4 月。 ；『資本主義の世界史： 1500—2010』， 56.《资本主义的世界史：1500—2010》 ミシェル·ボー著， 筆宝康之、 勝俣誠訳， 藤原書店，2015 年 5 月。 57.《资本主义的弊病》；『資本主義という病』， 奥村宏， 東洋経済新報社， 2015 年 5 月。 58.《马克思科学的无产者的社会主义是什么》；『マルクスの科学的·労働 者社会主義とは何か』，佐久間信著， 朱鳥社，2015 年 6 月。 596 59.《高中生眼中的马克思漫画讲座》；『高校生からのマルクス漫画講座』， コリンヌ·マイエール作，アンヌ·シモン画， 中島香菜訳， 的場昭弘監修·解説， いそっぷ社，2015 年 6 月。 ；『資本主義的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マーティン·ハ 60.《资本主义全球化》 ート = ランズバーグ著， 岩佐和幸監訳， 高菅出版，2015 年 6 月。 61.《 后资本主义：科学／人类／社会未来》；『ポスト資本主義： 科学·人 間·社会の未来』， 広井良典著， 岩波書店，2015 年 6 月。 62.《宪法与资本主义的现在：在百年一遇的危机中》；『憲法と資本主義の 現在：「百年に一度の危機」 のなかで』， 杉原泰雄著， 勁草書房，2015 年 6 月。 63.《马克思与社团主义》；『マルクスとアソシエーション』， 田畑稔著， 新泉 社，2015 年 7 月。 64.《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マルクス経済学と現代資本主 義』， 鶴田満彦、 長島誠一編， 桜井書店，2015 年 7 月。 65.《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人：从社会运动看战后日本》；『マルクスと日本人： 社 会運動からみた戦後日本論』， 佐藤優、 山﨑耕一郎著， 明石書店，2015 年 7 月。 ；『マルクス『資本論』発掘·追 66.《马克思〈资本论〉的挖掘 / 探迹与探究》 跡·探究』， 不破哲三著， 新日本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67.《21 世纪的〈资本论〉：马克思的重生》；『21 世紀の 『資本論』 ： マルク スは甦る』 , 岩崎信彦著， 御茶の水書房，2015 年 7 月。 68.《马克思的经济学》；『マルクスの経済学』， 大西広著， 慶應義塾大学出 版会，2015 年 8 月。 ；『マルクス』， 小牧治著， 清水書院，2015 年 9 月。 69.《马克思》 》；『マルクス ：ある十九世紀人の 70.《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人的生活（上） 生涯上』， ジョナサン·スパーバー著， 小原淳訳， 白水社， 2015 年 9 月。 》；『マルクス ：ある十九世紀人の 71.《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人的生活（下） 生涯下』， ジョナサン·スパーバー著， 小原淳訳， 白水社，2015 年 9 月。 72.《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法》；『科学 的社会主義の理論の発展： マルクスの読み方を深めて』， 不破哲三著， 学習の 友社， 2015 年 9 月。 》；『現代と 『資本論』』， 小林晃著， 時潮社，2015 年 73.《现代与〈资本论〉 9 月。 597 74.《资本主义的未来》；『『資本主義の未来』 に学ぶ新しい経済学』， 西一 弘著， HSU 出版会，2015 年 9 月。 75.《再见了资本主义》；『さらば、 資本主義』， 佐伯啓思著， 新潮社，2015 年 10 月。 76.《资本的世界史：资本主义为何会陷入危机》；『資本の世界史： 資本主 義はなぜ危機に陥ってばかりいるのか』， ウルリケ ・ ヘルマン著， 猪股和夫訳， 太田出版，2015 年 10 月。 ；『社会主義』， 村井知至著， 桜耶書院，2015 年 11 月。 77.《社会主义》 78.《当代危机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危機現代へのマルクス主義の貫徹』， 北井信弘著，2015 年 11 月。 79.《马克思的扬弃论视角》；『マルクス疎外論の視座』，田上孝一著， 本の 泉社，2015 年 12 月。 80.《私有价格理论：资本主义的法则》；『私の価格論： 資本主義の法則』， 眞榮城兼二著，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81.《 贫富差距悬殊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大格差社会アメリカの資本主 義』， 吉松崇著，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82.《资本主义终结前的世界》；『資本主義の終焉、 その先の世界』， 榊原 英資、 水野和夫著， 詩想社，2015 年 12 月。 ；『人工知能と 21 世紀の資本主』， 本 83.《人工智能与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 山美彦著， 明石書店，2015 年 12 月。 84.《 日本资本主义的大转折》；『日本資本主義の大転換』， セバスチャ ン·ルシュヴァリエ著， 新川敏光監訳， 岩波書店，2015 年 12 月。 85.《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变化与核心经济》；『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の変容と 中心部経済』， SGCIME 編， 日本経済評論社，2015 年 12 月。 86.《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服从资本主义》；『私たちはどこまで資本主義に従う のか』， ヘンリー·ミンツバーグ著， 池村千秋訳， ダイヤモンド社，2015 年 12 月。 87.《 世 界 资 本主 义 与 新 兴 经 济 》；『 グ ロ ー バ ル 資 本 主 義 と 新 興 経 済 』， SGCIME 編， 日本経済評論社，2015 年 12 月。 （王琪 598 编译） 俄 文 2014—2015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目录 一、哲学研究 1. A.V. 马 利 诺 夫《 俄 罗 斯 的 哲 学 和 历 史 方 法 论 》Философ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и в России. Malinov A.V.［М］Интерсоцис. 2015. 2. К. М. 安东诺夫《最杰出的俄国哲学家：弗兰克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 （学术论文集）Самый выдающийся 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ф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и и политики С.Л. Франка: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Aнтонов, К. М.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вято-Тихонов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 2015. 3. Г.Л. 别基那编《人的科学新论：纪念弗罗洛夫院士诞辰 85 周年》Новое в науках о человеке : к 8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ка И.Т. Фро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 наук, Ин-т философии ; отв. ред. Г.Л. Белкина ; ред-сост. М.И. Фролова.［М］Москва : URSS :Ленанд, 2015. 4. 阿兰·乌斯，捷特·葛兰特《反抗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 学》Бунтующий разум: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 Вудс. Алан, Грант, Тед, Москва: Канон+, 2015. 5. М. С. 科列索夫《俄罗斯的历史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Колесов, М. С.Вузовский учебник, 2015. 6. Н. 马利采夫《唯物主义的宗教：知识的哲学》Религия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 фи сакр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 Николай Мальцев.［м］Москва : Алгоритм, 2015. 《 历 史 的 本 体 论 结 构：马 克 思 的 历 史 哲 学 研 究 》 7. П. Н. 康 德 拉 绍 夫，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историчнос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 П. Н. Кондрашов ; Ин-т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 наук ; под ред. К. Н. Любутина.Москва: URSS, 2014. 8. Ю.И. 谢苗诺夫《哲学导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艰难命运（19 世纪末至 》Семенов, 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Введение в науку философии Кн. 6, 21 世纪初） 599 Трудная судьба философии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 Ю.И. Семенов.［М］Москва : URSS :ЛИБРОКОМ, 2014.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 《 东 方 复 兴 的 世 纪：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人 类 学 》 ，Век 1.Н.К. 波 巴 久 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очерки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Н.К. Попадюк.［м］Москва :ленанд, 2015. 《全球资本》 （第一卷：方法论：实证主义、后现 2. 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 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第二卷：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界限》 （第三修正和 补充版） ，Бузгалин А.В., Колганов А.И.ГЛОБ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В 2-х томах）. （Т.1: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позитивизм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Т.2: Теори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гегемония капитала и её пределы）.Издание 3-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осква: URSS. 2015.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专 3. 拉·费利波夫， 题学术研究：政治经济学）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коммунизму:м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16+］/ Лазарь Филипп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cop. 2015. 《劳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4. П. А. 缅科夫， труд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и/ П. А. Мягков, Москва:［б. и.］, сор. 2015. 《 经 济 学 和 社 会：第 三 条 道 路 》 ，Экономика и 5. М. Г. 扎 维 利 斯 基， общество: третий путь / М. Г. Завельский, Москва: ВивидАрт, 2015.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2015 年 第 1、2 辑 ） ，Вопросы 6. 布 兹 加 林 编，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2015.№1, №2/ Бузгалин А.В.（Ред.）.Москва, URSS.2015. 《 历 史 的 考 验：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经 济 理 论 》 ，Медведев 7. 梅 德 维 杰 夫， В.А.Испытание историей.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Москва, URSS.2015.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原理讲义》 ，Тележников Ф.Е. 1. Ф.Е. 捷 列 日 尼 科 夫， 600 Лекции по основам марксизма.Москва, URSS.2014. 《 马 克 思 主 义：理 论 与 历 史 问 题 的 争 议 》 ，Славин 2.Б.Ф. 斯 拉 文， Б.Ф.Марксизм: испытание будущим o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Москва, URSS.2014. 《 批 判 的 马 克 思 主 义：关 于 异 化、 全 球 化 与 俄 3. 布 兹 加 林 等 编， 罗斯的新观点》 ，Бузгалин А.В., Аитова Г.Ш.,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Л.А. （Ред.）.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поколение next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отчуждени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ю и Россию.Москва, URSS.2014. ，Ойзерман Т.И. 4.《 奥伊则尔曼著作选编：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5 т. Т. 2. Марксизм и утопизм. Т.2.Москва URSS.2014. 《卡尔·马克思：爱情和资本：个人生活传记》 5. 麦利著，纳列彼娜译， （译自英文）, Карл Маркс :любовь и капитал: биография личной жизни /Мэри Габриэл;［пер.с англ.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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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Н. 康德拉绍夫、П.Н. 留布金， （第 2 版） ，Диалектик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Попытк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分析的尝试》 601 анализа./К.Н.Кондрашов, П.Н.Любутин, Изд. 2, испр. и доп.Москва, URSS.2015. 《从管理的官僚主义到思维的官僚主义：对官僚主 12. А. С. 波巴维奇， 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От бюрократиз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о бюрократизации мысли: марксистский анализ феномена бюрократии / А. С. Попович, З. А. Попович., Москва: ЛЕНАНД, 2015.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13.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М.И.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Изд.стереотип.Москва, URSS.2015. 《 马 克 思 主 义， 社 会 主 义：从 开 端 到 初 期 》 ， 14. А.А. 科 瓦 列 夫 编， Маркс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 от рассвета до рассвета./Ковалев А.А.Ред.Москва. URSS.2015. 《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21 世纪的观点》 ， 15. И.Н. 泽尔诺夫， Зернов, 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ич.Марксизм и ленин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згляд из XXI века .Алгоритм, 2015.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的 问 题：与 魔 鬼 的 谈 话 》 （第 2 版） ， 16. 利 夫 施 茨， Лифшиц, Мих.Проблем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разговор с чертом..Лифшиц.［M］2-е изд.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проект, 2015. 《深思熟虑的马克思》 ，Маркс размышляющий, Баллаев А. 17. 巴拉耶夫， Б.Москва: Канон, 2015. 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 《社会主义：理论问题》 ，Социализм. К вопросам 1. 理查德·卡萨拉波夫， теории, Ричард Косолапов,［М］Ленанд 2015. 《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 ，Чем социализм 2. 安那托利·瓦塞曼， лучш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разоблачение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романа “Атлант расправил плечи”: ［М］Москва :ACT, 2014.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светлом будущем!］/Анатолий Вассерман 《俄国需要新生的社会主义》 ，России нужен обновлённый 3. 梅德韦杰夫， социализм / Н.А.Медведев.［М］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б. и.］, 2014. 《 斯 大 林 战 争 社 会 主 义：苏 联 的 镇 压 和 社 会 秩 序 4. 达 维 特· 施 列 夫， （译自英文） ，Сталинский вое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репрессии и 1924—1953》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24–1953 /Дэвид.Р. Ширер;［пер. 602 с.англ.А.Л.Раскина］［М］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4. 《斯大林社主义时代及其之前的俄国东正教教会（1917— 5. 奥金佐夫，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эпоху сталинского 1953） социализма, 1917-1953 гг. / Михаил Одинц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4. 《不列颠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 ， 6. 克卢奇尼娜， Британ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либерализм,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курс лекций, Н. А. Кручинин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та, 2014.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改良主义：晚期的社会政治 7.С.В. 萨伊达诺夫， 观新论》 ，Анархо-реформизм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а: новая трактовка его поздн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м］/ Сайтанов С. В. Москва: ОнтоПринт, 2014. 《我们的课程——社会主义》 ，Наш курс-социализм, Козлов, 8. 科兹洛夫， М.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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