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346期.pd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46 期 2022 年 2 月 28 日 ※※※※※※※※※※※※※※※※※※※※※※※※※※※※※※※※※※※※※※※※※※※※※※※※※※※※※※※※※※※※※ 目 录 【论 文】 论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郑大华 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湛晓白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石 硕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论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1 郑大华2 摘要： “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提出于 1914 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 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 义者。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理论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人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 一观念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就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提倡和使用“大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因为他们认为，要实现 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 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才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所讲的 “五族同化”的实质，并非是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 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观，既有反对帝国主义 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积极意义，同时它所体现出的又是 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是一种错误的 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其结 果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 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观持的是 批判和反对的态度。 关键词：国家主义；中华民族；大中华民族；《醒狮》周报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提出则很晚，直到 1902 年才由梁启超最先 提出和使用。在 20 世纪初的清末，不仅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不多，除梁启超外，只 有杨度和章太炎使用过，而且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1912 年 3 中华民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传播和使用 。到了 1914 年，在“中华 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有人开始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使 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 “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产生 过重要影响。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没有人对“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过 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 20 世纪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的“大 中华民族”观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就本人所见到的资料而言，“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一位名叫“光昇”的作者于 1914 年在 一篇名叫《论中国之国民性》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光昇之所以在这时提出“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主要涉及到“五 族共和”问题。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前，以孙中山为代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8 期，第 1-8 页。 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参见郑大华，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民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3 1 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围绕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发生过激烈 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争论的 结果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于是，辛亥革命爆发后， “五族共和”提上议事日程。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五族共和”又成了新成立的中华 1 民国的建国方针 。 “五族共和”的提出，并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不仅避免了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分裂，也避免了一些多民族国家在发生重大的政局变动时民族间往往相互仇杀的悲剧发生， 2 从而为后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五族共和”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的积极意义。但这只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五族共和”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满、蒙、回、藏这五族外，还有其他民族，而“五族 共和”并没有把其他民族包括在内，不符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所以，辛 亥革命时，云南军都督府就结合云南实际情况，提出了“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 3 一体”的“七族共和”的主张。 新疆伊犁的新伊大都督府在发布的《儆告各军士六言谕》中， 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改为了符合新疆各民族实际的“汉、藏、回、缠、哈” 4 的“五族共和”，宣称“汉、藏、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 。 辛亥革命后，认为“五族共和” 不符合中国多民族这一国情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如民初思想家吴贯因就在《庸言》上发文，公开 提出“五族之名词不得成立”，因为“现在中国之人民，尚有苗族在，固属六族，而非五族也。 ” 1917 年，《宗圣学报》转载的《神州丛报》一篇《中华民族特性论》的文章同样认为五族之名 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今之论中国民族者，咸称为五族共和，此极不正确之论。盖就中华民族而 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而就汉人一族言，已包含六族之血统，此稍涉史乘者， 6 类能言之。” 孙中山后来也批评“五族共和”道：“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 7 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5 其次，“五族共和”虽然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但如果处理不当，过分强调人们的民族 出生，则又会强化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不利于形成统一的中国民族观或中华民族观，也 不利于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临时大 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了“民族之统一”和“领土之统一”对于“五族共和”的重要意义：“国 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8 此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人，在讲“五族共和”时，都把“民族之统一”和“领土之统 一”放在了极及重要的地位。即使是袁世凯，尽管他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后，极力 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实行个人专制和独裁，从而使“中华民国”最终成了一块有名 无实的空招牌，但在“五族共和”问题上，他则继承了孙中山思想和主张，也是从“民族之统一” 参见郑大华，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 《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9 期。 郑大华，“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 ，《教学与研究》2011（9）。 3 潘先林.“‘七族共和’ ：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 ，《中国民族报》2011 年 7 月 29 日第 7 版。 4 《儆告各军士六言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 料选辑》 （第 9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 80 页。 5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 （续前号）， 《庸言》1913 年(9)。 6 “中华民族特性论” ，《宗圣学报》1917（8） 7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 394 页。 8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 2 页。 1 2 2 和“领土之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和强调“五族共和”的。4 月 22 日，也就是袁世凯正式继任南 京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在发布的《令满、蒙、回疆归内部务管理》的大总统令中就一再强调：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 1 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后来他又多次重申，要以“五族共和”来处理边疆的民族问题。如 5 月 25 日，他在“通今禁售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的大总令中宣称：“中华民国，由五大族共 2 同组合而成，自宜联络感情，以收协同统一之效”。 9 月 20 日，他又在“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 各扎萨克王公封爵”令中写道:“民国建设，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全赖各民族同力同心，维持 3 大局，方能富强日进，巩固国基。” 10 月 28 日,他下令复封西藏达赖喇嘛名号，再次强调： “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 4 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 11 月 23 日,他又下令国务院晓谕蒙 5 古各旗, “查宣布共和，迭经申明，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旗为中华民国。” 此外,在 处理外蒙“独立”事件时,袁世凯致电库伦哲布尊丹巴称: “今联合五族，组织民国，本大总统 6 与贵呼图克图，在一身则如手足,在一室则成弟昆,利害休戚,皆所与共。” 既然“民族之统一”对于“五族共和”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 族之统一”呢？就民初的情况来看，凡乎所有的党派都无一例外的主张民族“同化”。如 1912 年 3 月，中国同盟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就把“实行种族同化”作为“总 则”的内容之一。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也明确规定:“厉行种 7 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 由部分不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和立宪 8 党人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其政纲就明确规定: “提倡文言之统一，以期五大族之同化。” 后来在 共和统一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小团体而组建的统一共和党，其政纲也写进了“融和国内各民族” 9 10 的内容。 中华平民党的宗旨也有“种界融合”的规定。 1913 年 6 月 29 日，由“五大民族共和 11 联合会”发起成立的平民党，“促进种族同化”是其政纲这之一。 总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 12 出的那样，“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化’，已成为民国初年许多政党的共识。” 实际上，除了“政党的共识”外，学术界也从学理层面阐述了民族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13 年 3 月 1 日-4 月 1 日出版的《庸言》第 1 卷第 7-9 期连载了吴贯因的《五族同化论》一文。 该文开宗明义便写道：“自共和告成，合五族为一家，享同等之权利，我四万万人，亦可以仅存 国民之名称，而不复有种族之界限矣”。因为，自中华民国成立一年以来，先后就发生过“库伦 之独立，西藏之叛乱，宗族党人出没于各地”之事件，这些事件都是那些“怀抱种族之偏见”和 不赞成“共和”的人干的，他们虽然打着“种族”的旗号，但“不知所谓汉、满、蒙、回、藏云 者，多属地理之名词，或宗教之名词，而非种族之名词也”。实际上，要说“种族”的话，从数 1 “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2（12）. “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2（1）. 3 “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2（5）. 4 “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2（6）. 5 “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2（7）. 6 程道德、张敏孚，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 86-87 页。 7 “国民党宣言”，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 398 页。 8 “共和统一会章程”，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 （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 757 页。 9 “统一共和党规约”，章伯锋、李宗一， 《北洋军阀 1912～1928》(第 1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第 367 页。 10 “中华平民党简章”，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 1912～1928》 （第 1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第 362 页。 11 “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 ，《北京档案史料》1992（3）。 12 黄兴涛，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浙江社会科学》 2002（1）. 2 3 千年前开始，这五族就有交往和交流，其相互间的“血统之混淆，固已久矣”，已很难找到纯粹 的“种族”了。而且就世界来看，并不只有中国是“合多种族以建立国家”，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如瑞士，就有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两个种族；法国有五个主要种族，他们是开耳脱人、巴斯克人、 窝伦人、意大利人和条顿人；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之复杂，殆如合百川以成大海， 其种族之数之多更不能杦举焉。”瑞士、法国、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民主共和的国家。其他一些 非民主共和的国家，其民族之多也是如此。如德国，是君主制国家，其国民中，除日耳曼人外， 还有斯拉夫人、窝伦人、佛兰西人、西萨利亚人、斯堪底拿威人等，有此可见，“种族虽多不足 1 以为国家病，道在能使之融合而已”。 该文指出，如今世界已处于军国之社会时代，而非宗法 之社会时代，“当对外而为国民之竞争，不可对内而为种族之竞争”。欧美列强国内尽管还存在着 某某种族之名，但各族之间的界限“已渐消灭，有归于同化而已矣”。中国也是这样，虽然还有 汉、满、蒙、回、藏等族的区分，实际上各族之间不仅“血统”早已混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局面，而且这五族的任何一族，“其始”都是“集合若干小族而成”的。在逐一考察了汉、 满、蒙、回、藏五族是如何“合若干小族以成一大族”的历史后，该文写道：“由上观之，汉、 满、蒙、回、藏五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既然若干小民族可以 分别“混合而成”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那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也可以“混合 而成”一个更大的民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 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 2 当非不可能之事也。” 更何况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之间，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非能划清彼此之血统也”。因此，该文最后建议，“今后全国之人民，不 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其四万万同胞，即可称为中国民族，亦 3 可称为中国国民，因为 nation 一词有‘民族’和‘国民’二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昇在《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中华民族”主张。 他指出：和西方民族不同，西方的主体民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排斥主义”，而中国的主体民族 汉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感化主义”。因此，历史上许多民族都被汉族同化了，成了汉族的一部 分，这也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民族相对来说比较“纯一”的重 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汉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感化主义” ，“五族共和”中的满族“已失成一民族 之元素，将必转化为汉人”；居住在“内地”的回族“及其信徒”，也“久与汉人混和”，成了汉 人的一部分，“而回部及蒙疆藏卫之民，其上等社会已通行汉语，而所谓文学历史等，亦无成立 之根据，其不为纯粹之一民族可无疑义”。因此，他主张借鉴欧洲的“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 的提法，将中国的国民统称之为“大中华主义”，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 4 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 到了“五四”前后，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的人增多 起来。这一时期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数孙中山。孙中山提倡和使用“大 中华民族”观，是与他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即他希望中国也像美国通过主体民族 对其他民族的同化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那样，通过主体汉族对满、蒙、回、藏以及 其他民族的同化，形成一个新的由汉族改称而来的“大中华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起 5 “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近代的“民族国家”，以完成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民族建国”任务 。 二、 1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 ，《庸言》1913（7）.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 （续一）， 《庸言》1913（8）. 3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 （续二）， 《庸言》1913（9） 4 光昇，“论中国之国民性” ，《大中华杂志》1914 年（1）. 5 参见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 ，《民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 2 4 除孙中山外，20 世纪 20 年代提倡“大中华民族”观的还有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如果说孙中山提倡“大中华民族”观，是与为了实现他的“民族建国”主张的话，那 么，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提倡“大中华民族”观，则是为了实现他 们所主张的“民族自决”。 所谓“民族自决”，简单地说，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民族自决产生于 17、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要求。19 世纪时，马克 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 发，对“民族自决”持的是赞成态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过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十 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大力倡导， “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和中国蓬勃兴起，用孙中山的话说：“自欧 1 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民族自决”。 就实践主体而言，“民族自决”有两种 不同的模式：一是族群化模式，亦即多民族国家中的弱小民族有从母体民族中分离出来、成立独 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力。族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族 群的同质性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二是非殖民化模式，亦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有从殖民主义的 统治下解放出来、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力。非殖民化模式是建立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 立神圣不可侵犯之理论基础上的。和族群化模式不同，非殖民化模式认为国家存在的前提不是“族 群的同质性”，而是国民所共同具有的信仰、情感、历史记忆和政治意识等。所以，并非一民族 建立一个国家，多民族亦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就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来看，多民族建立一个 2 国家更为普遍。 民族自决的这两种实践主体的不同模式——非殖民化模式和族群化模式传入中 国后，引伸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民族自决主张：一是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二是中华民族 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决。因所持理论和政治立场的不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 这两种不同的民族自决主张的态度是不同的。就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 者而言，他们主张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而反对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 汉族的自决。胡国伟就明确指出，“‘民族自决’的意义，决不是教各国中的各种民族分裂，互相 携贰；他的意义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 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 3 全固有的主权”。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的主张，是以他们对国家 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认识为前提的。英文 nationalism 在中文里常被译成“民族主义” ，但在以《醒 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看来，应该译成“国家主义”。李璜在《国家主义正名》一文 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主义这个词（Nationalism）被有些人译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很不适当。” 因为近代国家的内容不是“民族”这两个字所能包含和代表的。固然在拉丁文里，Natio 这个字 含有民族的意思，但“近代的国家不只是一个民族构成的，一个国家里往往有几个民族同住着， 而并不仿害他的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比如，他举例说：今世的强国如法国，如美国，其民族构 成的份子就很复杂，与此相反，意大利和西班牙虽都同是一个拉丁民族，却分成了两个国家。所 以说，民族与国家不同，民族不能取代国家，近代国家构成和稳固的基础不是民族，而是国民共 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近代国家，“常常是几个民族同保一个疆土，同拥一个主权， 文化相融，有了共同的信仰，历史既长，有了共同的回忆，于是患难安乐都能长相保守，而不分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473 页。 2 茹莹，“民族自决的两种模式：种族化与非殖民化” ，《二十一世纪》2003（75） 3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 ，《醒狮》1925（41）. 1 5 离，以失坠此领土主权。 ” 常乃德的《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之发展》一文也写道，在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以前，因国家组织尚未键全，“一民族一国家的国家观念是非常发 达的”，用民族主义来翻译 nationalism 符合时代的特征，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组织国家的原 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把单纯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变为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 族的各原素共同组成的国家”。如美国的民族就非常复杂，但却不失为单纯的国家。瑞士也是如 1 此。这说明“自从物质文明发达、交通进步以后，许多不同的民族，只要利害相同，都有团结成 一种国家之可能”，而非必须是一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既然组织国家的原素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用民族主义来对应 nationalism 就不能体现出这种时代的进步和变化 2 了。 余家菊的《国家主义之心理的基础》一文分析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观念的产生，指出： 国家主义观念的产生“有两大要素”，一是“同类意识”，即“觉悟”到“通国之人”“皆为同类”， 而“异国之人”则“非我族类也”，只有具备了“同类意识，然后国人一体之威可生，而休戚与 共、利害与共之情亦可起矣”；也只有具备了“同类意识”，然后国人“相扶相助以抵抗外侮、保 存本国之行为始有发现之可能也”。二是“主权意识”，或曰“独立意识”，即“觉悟”到同类之 人“有独立处理其自己的事物而不受异类的干涉之权力也”。但与国家主义不同，民族主义观念 产生的“要素”主要是“同种意识”，即认为只有同种族、同血统的人才是自己的同类，否则都 是“异类”，所以民族主义者只有“血统的觉悟”，而没有“政治的觉悟” 。就此而言，“民族主义 3 实为具体的未开发的思想，国家主义则为抽象的进步的思想”。 正是基于他们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上述认识，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 体民族汉族的自决。因为如前所述，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 础上的，而在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一理论并不符合近代民族国家的 实际。吴文藻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 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民族国家者。”但现 实的情况是，“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而“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 。所以， “一民族可以 建一国家，欲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实际上，就近代民族国家的构成来看，“诚以数个民族自由 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 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 之。”既然“多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要比“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更加“丰富浓厚”，而 “民族性之真正要求”，不是独立，而是自由，“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 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那么，建立在“一民族建立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自决的族群 化模式，便是“舍本逐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 4 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吴文澡“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 胡国伟也 指出：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所主张的“种族纯一”、“血统纯一”和“语言纯一”，都非立国的 必要条件，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种族” 、“血统”和“语言”是“纯一”的。以法国为 例：“‘法兰西民族’之中包含几个原来不相同的种族，正犹之乎我们中国合汉、满、蒙、回、藏 五族而成为‘中华民族’”一样。“法兰西民族”的“血统”也“早已混杂”，尤其是“法国北方， 老早已失去种族的纯性”。至于语言， “法国之白鲁东、亚尔萨斯、巴士哥等人，到现在还有特殊 5 的土语”。 除法国外，德国、美国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都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世界各国 的民族既是这样的混杂，那么，中国合五族而成一个共和国家，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根 1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 ，《醒狮》1924（3）. 常乃德，“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的发展” ，《醒狮》1927（138）. 3 余家菊，“国家主义之心理的基础” ，《醒狮》1927（118）. 4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 ，《留美学生季报》1926（3）. 5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 ，《醒狮》1928（183）. 2 6 1 本就不存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决问题。 李璜在区分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后指 出，“我们既以国家为单位，而对于已经同化在一个国家下面的各民族便不赞成他们的分离了。 如像在中国里的满族和回族，他们既与汉族有几百年真正共处，相安于一个文化的历史，则同为 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不但不加以歧视，而且要更使他们了解我们是同处于一个现状，患难是相 2 共的。” 化周在《国民的特质与国家的命运》一文中也再三强调：中国虽然是一个由“五族结 合而成的”国家，“然而民族的痕迹，并不似其他复合国家的显著”，因此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 根本不适合于中国，“别有用心的日本东洋史家，虽极力鼓吹中国民族分立之说，挑拨中国人的 感情，然而他们的目的，是在吞并满、蒙”。但无论日本人“怎样苦心经营，终难一手掩盖中国 历史上的事实”，即经过“四千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已经发展结合成为“一种优秀的民族， 而这种新民族，乃是汉、满、蒙、回、藏五位一体的统一民族。由这种统一的新民族建设统一的 3 新中华民国，根本上是很坚固的。” 在反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 民族汉族的自决的同时，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则主张民族自决的非殖民化模 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他们有时又称之为“大中华民族自 决”。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一文中就写道：“已经同化而成为带国性的民族（如法兰西 民族、美利坚民族），如受外力压迫时，当然是同样的自决。试看‘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他并 不教美国各民族自立自决，便可证明此说非虚。根据这点，所以我们国家主义者极端主张合汉、 4 满、蒙、回、藏五族而成的‘大中华民族自决’”。 李璜也强调指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 们今日言救国，不只是救汉族，是连满、蒙、回、藏各族一起要救。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一份子， 5 既同是国家的份子，他们也该当起来同我们合作去打破这个现状。” 所谓“打破这个现状”，也 就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当时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发起成立了一个国家主义小团体“大江会”，所 发表的《大江会宣言》宣称，“所谓帝国侵略主义者，乃目前少数暴民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之现 象”，如非洲全部民族、中美南美各民族、欧洲近东各民族、亚洲的印度民族、朝鲜民族等等， “此皆与我中华民族在少数暴民专制帝国侵略主义下受同样之压迫也”。这种压迫是“与二十世 纪真正民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我辈大江国家主义者，将于民族自决主义下，求被压迫诸民族 6 之互助，以打倒少数暴民专制之帝国侵略主义。” 三、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 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在国家主 义者中，最早提出“大中华民族自决”，并一再声明“我们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是谋‘五族 7 同化’，以共御外侮” 的胡国伟就曾指出，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是由 多个民族同化而形成的，但“我国因为政治不良，教育不兴，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以致五 族未克尽臻‘同化’之域”，换言之，“‘中华民族’尚未完全确定。中国的‘国性’ （Nationalite） 也随之而未克坚定”。这是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对 于帝国主义的自决，“我们此后的努力，应从国性上多做一番‘同化’的工夫。”而“国性”的坚 1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 ，《醒狮》1925（41）.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 ，《醒狮》1924（3）. 3 化周，“国民的特质与国家的命运” ，《醒狮》1928（174）. 4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 ，《醒狮》1925（41）. 5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 ，《醒狮》1924（3）. 6 “大江会宣言”， 《大江季刊》1925（2）. 7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 ，《醒狮》1925（41）. 2 7 定，又与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应竭九牛二虎之力，去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 ，再由 提倡而见诸实行，使五族民众，咸以‘爱国’为最高道德，造成一个卓然独立的‘大中华民族’， 消除汉满蒙回藏的界限，共同生活于五色国旗之下”。与此同时，要努力“建设‘全民政府’，施 行‘全民政治’，使五族同霑幸福”。这样，“五族自然同化于政治于文化之下，中国的国性，也 1 自然明显而强固了，‘大中华民族’也于是乎确定。” 杨先钧在《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一文中 写道：他曾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交通能够有较大的进步，将天然阻力完全打破，无论地球 上任何地方都可朝发夕至，然后使黄白棕黑红五种人混合杂居，实行通婚，绝对泯除人种之见， 将世界人种化为一大混合种，则民族之间的战争可以消灭无余，而世界战争总数至少当消灭三分 之二。“此虽为一幻想，然而缩小范围，施之于中华民族以内之汉、满、蒙、回、藏，使其彼此 同化，成一单纯之中华民族，不令中华民族之下，更有小单位，一以杜外族离间侵略之由，一以 2 求内部团结更加紧密，由此发奋图强，再求全世界人道和平之贡献，实为可能，而又必要。 ”余 家菊也主张借鉴美国的经验，实行“五族同化” 。用他在题为《国家主义释义》的讲演中的话说： 美国的人种非常复杂，有从英国来的，有从法国来的，有从德国来的，有从俄国来的，这些人移 民到美国以后，“美国就认为这是极大的危险”，因为英国人有英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法国人有 法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德国人有德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俄国人有俄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 “各 有各的言语风俗人情，而同时杂居在美国”，这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发生爆炸 的可能，极大的威胁到“美国的前途”。“于是美国就提倡‘美国式’，使他们那些从各国移来的 都成为美国人，完全受美国的风尚及思想等所化，美国人信仰什么，让他们也信仰什么，美国人 受什么教育，也让他们受什么教育，使他们与美国人有共同的性情，有共国的信仰，慢慢地全变 成纯粹的美国人。”在他看来， “我们中国如果实施国家主义”，谋求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 3 的自决，“那我们就要和美国一样” ，通过同化，“使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为“大中华民族” 。 尽管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一再声称，“所谓五族同化，绝非以某 4 族为本位，而使其他四族同化于彼，实为采各族之长，而去各族之短，以求得一最好结果” ；并 强调“五族同化”是“使汉、满、蒙、回、藏五族都站在平等的地位，受一样的教育，使这五族 5 有共同的文化，以后自然不会有互相仇视的心理”， 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五族同化”就是“汉 化”，即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除汉族之外的“蒙、藏、回等民族，其 文化尚在游牧时代，生活简单异常，政治意识全未发达，彼固不知何谓国民应有之权利，亦不知 何为国民应有之义务”，与汉族相比，无论“知识”、“能力”，还是“文化”都要落后得多，“设 贸然予以政权，地方则任其自治，中央则留若干位置以安插之，则蒙、藏不为俄、英所攫去，中 国不为列强所瓜分，余决不之信”。所以，“欲使五族知识之平等，能力之平等，文化之平等，则 6 先进之汉族，努力使其他各族文化、知识、能力之增高，以改进其地位，为无可避免之责任。” 为了说明“五族同化”就是汉化，曾琦还从历史上找来依据。他在《中华民族之使命与中国青年 之责任》一文中写道：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昔之为我患者，今及悉同 化（于汉族）而泯其迹矣”，这说明“吾民族（即汉族——引者）精神之伟大，不以武力而以文 化矣”。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祖述堯舜，宪章文武，其所作春秋之义，“虽曰‘内诸夏而外四 夷’，然夷狄而进于诸夏，则亦诸夏之，其尚‘同化主义’，彰显明甚。”因此，鉴古而知今，我 们今天讲“五族同化” ，亦就是要像历史上的“夷狄而进于诸夏，则亦诸夏之”一样，使满、蒙、 回、藏四族同化于汉族，从而形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就此，曾琦很有自信地表示：“纯乎王 1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 ，《醒狮》1928（183）.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 ，《自强杂志》1925（1）. 3 “余家菊讲瞿世荘记：国家主义释义”， 《醒狮》1925（51）. 4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 ，《自强杂志》1925（1）. 5 “余家菊讲瞿世荘记：国家主义释义“，《醒狮》1925（51）. 6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 ，《自强杂志》1925（1）. 2 8 道而不杂霸功，专务文化而不尚武力，斯我民族之所以独高于他族，而吾乃敢倡为大中华民族之 1 使命，以告我青年者也”。 为了使五族能够“同化”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还提出了“五族同化”的具体主张：首先是五族通婚。国家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些强 大民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各民族的通婚，“法 兰西民族是由几族合成的，由这种混合构成的血统，可以名之曰‘法国的血统’” 。中国也应向法 兰西民族学习，“极端主张五族通婚，以构成‘中华民族’的新血统”。而“欲使五族通婚”，先 要解决国内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全国有蛛网似的铁道马路，才能使五族杂处，能杂处然后有通 2 婚的可能”。否则，“咫尺如天涯，纵不乏‘有情人’，又何能‘终成眷属’”。 其次是统一语言和 文字。国家主义者认为，我国不仅语言复杂，而且五族的文字也非常的“纷歧”，这严重影响了 五族的交往和同化，“我们应该‘以国家主义的教育’来统一全国的文字，更用国音来统一全国 3 的语言”，只有“到了全国的文字和语言都统一起来的时候，那便是五族完全同化了”。 再次是 推行蒙藏教育，其具体的措施是：一在内地创办蒙、藏师范学校,“招收有志之士，授以蒙、藏 文字与风俗之学，及其必要的教育理想”，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安排到蒙藏地区任教；二鼓励蒙、 藏子弟到内地接受教育，“开设蒙、藏子弟来学之例，或于内地相当之学校酌留蒙、藏名额，或 于北京、甘肃、四川等省特设蒙人、藏人学校”；三各级学校教科书应补充、增加蒙、藏文化方 4 面的知识,“使对于该地人民有较良的了解,兼以启发其开拓边疆之壮志”。 除上述这些举措外， 20 年代的国家主义者还主张“移民殖边”、强化“国性”教育。通过这些举措，他们相信，“中 5 华民族乃能变成一真实单纯之民族”，亦即“大中华民族” 。 就以上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为实现“民族自决”所提出的“大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来看，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们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引 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汉族自决的否定。因为如前所述，民族自决的族 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并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中，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如果 依据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一民族一国家”，那就必然分造成民族的纠争和国家的分裂。其次，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的非殖民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 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这应给予充分肯定，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他们反对 过中国共产党，并围绕国民革命的有关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激烈论战，而否认他们主张中华 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正义性和积极意义。他们之所以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其目的 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这也是他们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的意义所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 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而“五族同化” 的实质，并非是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它体现出的 又是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是一种错 误的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以《醒狮》周 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以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其结果 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因 1 曾琦，“中华民族之使命与中国青年之责任” ，《醒狮》1926（66）.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 ，《醒狮》1928（183）. 3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 ，《醒狮》1928（183）. 4 余家菊，“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 ，《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下)，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第 373-374 页。 5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 ，《自强杂志》1925（1） 2 9 为如此，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 观持是批判和反对的态度。早在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过于民 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就对那种“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民族观提出过尖锐地 批评。《决议案》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 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 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 1 号的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论 文】 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2 湛晓白3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推动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建设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化塑 造国民、培养国家认同。新的学制章程将指向汉语的“国文”和“官话”（国语）设定为基础科 目，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由此改变了王朝时代“各语其语”的状态， 初步实现了教育领域内的语文统一。这一改革，得到了内地边疆一体化、宪政改革等制度建设的 助推，体现了汉语作为主体民族语言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传统的清朝“国语”——满语、满 文仍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其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满汉语言观，也从舆论层面对官方语文建 设有所呼应和影响。新“国文”、“国语”的强势崛起，说明建设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乃民 族国家时代大势所趋，而新旧“国语”并存，则揭示了这一进程的不彻底性及族群制约因素。 关键词：“国语”；语文教育；满文；族群权力 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从体制上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发轫，也是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和族群关系 剧烈变动的时期。塑造同质的政治文化以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最主要的途径即是国民教育，而 普及新式国民教育又以语言文字的统一为引擎，指向汉语的“国文”和“官话”（“国语”）因 之被确立为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一过程促使汉语文升级为“国文”、“国语”，且历史性地 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改变了王朝时代各民族和地区“各语其语”的 状态，初步实现了教育领域内的语文统一。当然，由此也造成了指向汉语的新“国语”与指向满 语的传统“国语”在概念上的并存4。由于朝野均对满汉族群关系高度关注，满、汉语言因之又 1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汇编》，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32 页。 2 本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77-100 页。 3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4 本文无意全面考订“国语”一词的语言史，但有必要对清代汉语语境中的“国语”概念作一简要说明。在古代 汉语文献中，除了同名的典籍，“国语”多用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语言的尊称。清朝入关后，满语被尊称 为“国语”（亦称“清语”），满文被尊称为“国书”（亦称“清文”、“清书”）。晚清以降，“国语”还增 加了表示某国语言（ 《法语流传》 ，《申报》1884 年 2 月 15 日），以及语文学科（《日本学校步武泰西》 ，《申报》 1895 年 4 月 29 日，第 1 页）等新的义项。至于民族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现代“国语”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最 早出现于 1902 年吴汝纶致张百熙的通信中。此后，伴随着清末语言统一运动的兴起，时人多将汉语视作现代 意义上的中国“国语”。综上，清末“国语”概念并未定型，至少包含钦定的满语“国语”、现代意义上的国 10 成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解读对象。 新“国文”、“国语”的强势崛起及新旧“国语”概念的并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历史 现象，既预示着建设统一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化的时代趋势，又勾勒了满汉语言地位此消彼长的动 态变化，值得深入探究。学界关于清末国语统一运动已有一定数量的成果，但在方法上偏重思想 史，目光多聚焦于社会思潮和民间行动，对官方的语文教育制度和实践观照不足1。还有学者注 意到清末政府所开启的国家语文统一进程，并在族群视角下加以审视。此类研究，或将视线聚焦 于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集中考察新的国家语文教育在边地曲折推进的复杂实态2；或着重探 究其时满语、满文在内政外交或教育系统中的运用情况3；或紧扣满汉新旧“国语”转换这一现 象，探究其背后的身份认同或权力博弈4。但整体而言，已有研究侧重探讨口语层面的语言统一， 较少在国家文化与族群文化的关系框架中对清末国家语文统一进程加以考察。本文力图在吸收已 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语文统一的内涵（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和语文所覆盖的人群及空间的双 重维度切入，深入探讨清廷构建统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化的历史动力及其背后的政治意义。 一、王朝国家视野下的清代多语文合璧制度 一般而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语文规划和政策，除需考量统治效率外，还往往受制并反映这 一时期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清两朝，这一点体 现得尤为明显。在官方层面，如何规划和使用包括统治民族在内的各民族语文，关系到各民族在 政治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认定，以及国家统一和社会治理等根本问题，因而被视为为政之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政权，在国家治理层面，实行以蒙古 语言文字为主，辅以汉文、波斯文的多语言文字制5。此种被元代士人称颂为“一代之制”的制 度，对清代的多语文政治具有先导意义。 及至清代，政府的语言规划更加深刻地嵌入族群关系的处理和国家治理之中。首先，在国家 行政体系中，为更好地凝聚满族群体和体现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也基于元、明等王朝边疆治理 的历史经验，清初、中期将满文较大规模地应用于各级行政机构、边疆事务和对外交涉等领域。 按照清代文书档案制度相关规定，京师内外八旗组织各级衙署奏事要求使用满文，档案登记必须 满汉兼书，各边疆部族与中央的文书往来或直接使用满文，或同时使用满文和本族文字，由此形 成满汉文合璧、满蒙文合璧或满蒙藏文合璧的文化现象6。此种制度，维护了满文的独尊地位， 彰显了清代“首崇满洲”的族群秩序7。当然，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为有效实行国 家通用语、各国语言、语文学科等不同含义。 有关近代中国国语运动的系统研究成果，参见王东杰：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9 年；崔明海： 《近代国语运动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2 于逢春： 《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年；赵峥： 《清末民国时期西康藏区语言文字政策的演变》， 《民族研究》2014 年第 1 期；He Jiani,“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Manchuria (1890-191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8. 3 班恺： 《规范中汉化——对清末吉林新政时期满蒙学堂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8 年；刘彦臣： 《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2 期。 4 刘彦臣： 《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 年，第 100-107 页； 刘军： 《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国语”转型》， 《社会科学家》2014 年第 3 期；张凌霄：《断裂的“国语”：清 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 年。其中，张凌霄的 论文富有开拓性，与本文主旨最为接近。但他偏重考察旧的清朝“国语”的命运沉浮，而本文则主要从清朝国 家视角切入，试图在国家和族群的互动中审视语言文化的建设。 5 陈高华、张帆、刘晓： 《元代文化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575-589 页。 6 参见吴元丰： 《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西域研究》2010 年第 3 期；强光美： 《同文之轨：清代官方多语 文合璧书写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8 年，第 31-49 页。 7 有关满文在清朝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清代的满文教育，参见 Crossley Pamela and Evelyn S. Rawski,“A Profile 1 11 家治理，汉语文必然会被广泛运用于国家的内政外交和文教体系，事实上成为使用人群最多和社 会认同度最高的语言文字。此外，清朝为将其治下的蒙古、西藏、天山南北地区更有效地纳入国 家统治之中，也确认了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托忒文等文字的官方地位，构建了一套相当完 善的多语文合璧制度。满汉文字之外，蒙古文的作用较为特殊，因为藏文文书或察合台文书往往 需要经由蒙古文或借助蒙古人的口译，再翻译为满文1。 前文主要概述的是清代前、中期的情形。就晚清而言，一方面，伴随着清朝统治集团的不断 汉化和汉族官僚集团政治地位的提升，汉语、汉文的实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学界公认， 作为社会语言的满语、满文已急遽衰落，但对于其在行政体系中的应用及地位，学者则存在一定 分歧。笔者认为，作为政治话语的“国语骑射”仍为清朝皇帝和八旗官员所认可，中央各部院和 各地驻防衙门基本保留了满汉文书的翻译体系，八旗语文教育和翻译科举亦大体正常维系。易言 之，满语、满文始终保持着官方地位。但是，满蒙精英及笔帖式等翻译人员满语水平的普遍下降， 满文奏折数量的锐减，满汉官刻辞书和图书的减少，尤其是中外交往中汉语文主导地位的不断强 化，亦从多角度证明了满语、满文在晚清的整体衰落2。 其次，就语言教育和语言人才的培养、铨选而言，清朝没有赋予包括满、汉在内任何一种族 群语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语文教育大体处于“各语其语”的自发状态。例如，有清一 代，最高统治者均较为重视传承“国语骑射”，不仅通过完善的八旗教育系统形成了稳定的传习 阵地，还经由翻译科举等制度设计，将满语、满文的习得与翻译人才的培养同八旗仕进、官员任 用考核等要政关联。然而，满语文教育对象主要是满蒙旗人，并没有借助国家权力在其他族群中 强势植入。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普遍以宗教教育为主3。官方教育通常集中于驻 防旗学和少量地方官学，其主要目标是为驻防和地方政府培养官吏或翻译人才。由于旗营和边疆 官员多出自满蒙八旗，边疆官学教育因此形成了偏重满蒙语文的格局。对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清廷采取有别于西北边疆的另一套文化教化和管制方式，即地方官员通过向当地民众教授汉字和 汉语官话，将其纳入汉文化系统4。需要指出的是，汉文的使用和学习在某些边疆地区还受到一 定的制度限制，《理藩院则例》就载有禁止蒙古贵族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公文不得擅用汉文等规 定，以规避蒙古汉化和蒙汉联合的可能5。直至咸丰年间，清廷仍严厉禁止蒙古地区教习汉文6。 其时国家行政所需的多语言人才，主要通过国子监、咸安宫学内的蒙古学、唐古忒学、托忒学等 专门机构培养。有学者将清代这一套多语文制度定义为包括“治理思路、制度设计、具体的政策 决断，以及为之提供正统性论说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7的独特政治文化，这是相当精当的学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3, No. 1, 1993, pp. 65-87. 参见马子木、乌云毕力格： 《“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 《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有学者认为满蒙文字在构筑清代“同文之治”和“满蒙一体”政治格局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参见林士铉： 《清 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9 年，第 279-368 页。 2 季永海： 《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败（上）（下） 》， 《满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2005 年第 1 期；村田 雄二郎： 《晚清“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以政治外交为中心》 ，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亚洲研究论丛》 第 1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5-170 页；张辉、李无未： 《14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东亚国际 通语——汉语之应用》 ，《延边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3 参见李延恺： 《历史上的藏族教育概述》， 《西藏研究》1986 年第 3 期；何荣： 《清代新疆建省前文化教育的三元 共存》 ，《西域研究》2011 年第 4 期。 4 参见平田昌司：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45- 247 页。 5 《钦定理藩院则例》蝠 2， 《清代各部院则例》，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影印本，第 678-679 页。 这种文化隔离措施在新疆亦有体现，参见贾建飞： 《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 ，《广 东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6 《为嗣后凡蒙古人务当学习蒙文不可任令学习汉字以副朕敦厚蒙古淳朴风俗之至意事》，咸丰三年八月十九日，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档号 03-18-009-000097-0005-0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 参见马子木、乌云毕力格： 《“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 《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也有学者如此解读清代语文规划背后的统治策略：“清朝政府自然不会有‘民族平等’的现代意识。但它也没 有想用满语和满文化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文化。它试图用维系并相互隔离国内各大型人群各自活动空间的方式 1 12 术概括。总体而言，在清代的多语文合璧制度中，汉文、满文的确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无论从行 政还是教育层面来说，都没有真正确立一种能够覆盖全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导致各族群的语 文教育还多处于“各语其语”的状态。从工具或技术角度来说，这套多语文合璧书写制度基本满 足了清朝国家治理的需要，但多种语言之间的互相转译无疑使得行政交流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下。 从族群视角而言，这套制度有效地扩张了统治族群的权力边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疆民族使用 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利于将其纳入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体系。但是，这种制度也限制了汉 文化的传播及汉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交融，根本上体现的仍是王朝国家时代“因俗而治”的治 理思路，与近代民族国家所推崇的民族整合和文化均质化要求恰相背离。 二、民族国家构建与清末国民教育领域的语文统一 清末新政可视作一场推动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大改革，为实现这一转型，清代 原本体现王朝国家多样化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在变革中基本朝着一体化方向发 展。其中，实现文化一体化的任务，主要由新式国民教育承担。而国民教育的兴起，又直接推动 了国家的语文统一以及传统多语文制度的变革。 近代中国所推崇的国民教育导向，主要由 1904 年清廷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 所确立，并 在 1906 年发布的教育宗旨中得到明确说明。如所周知，现代国民教育的特质在于以全体国民为 对象，教授内容高度统一，以让学生获得普遍性知识和培养共同的道德素养、政治认同为根本目 标。在国民教育学科体系中，语文科凭借其为其他学科提供共同文化工具的特性而享有基础性地 位。1905 年，练兵处奏请筹建陆军小学堂，对语文科的工具性能作了较为清晰的揭示，“国文 一科与伦理、历史、地理相为表里，与各科亦均有关系，汉文不通，则各科无从指授”1。1908 年，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广告栏为本馆最新的《国语教科书》作宣传，其广告词亦强调该 教材足以“收各科联络之效”的亮点所在2。 从学堂章程来看，新学制中的语文学科实际是由“国文”科（又称为“中文”科）及附设的 “官话”科（后称为“国语”科）组成，它们分别从书面语和口语两大板块展现了其在培养现代 国民方面的政治文化功能3。依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国文”科在不同教育阶段重心不同， 各地初级小学堂须开设“中国文字”科，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须设置“中国文学”科。“国文” 科主要教授汉语言文字和汉语文学相关内容，构成清末国民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奏定学堂 章程》同时发布的《奏定学务纲要》 ，作为体现清廷教育宗旨的纲 领性文件，其中多条规定都涉 及语言文字。例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戒袭 4 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等 ，分别指向经典、文辞和文字，也就是“国文”科所涵括的内 容，反映出该科目在清末国家文教体系构建中的轴心位置。至于《奏定学务纲要》有关保存中国 文辞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的延伸性解释，彰显的则是“国文”区别于域外语文的文化符号功 能。这在晚清中西语文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无疑别具深意，体现出其时官僚阶层试图经由“国 文”捍卫民族自信和构建国家文化认同的集体自觉。 在新学制的语文课程架构中，与“国文”科的权重相比，“官话”课无疑居于附属地位，但 来避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互相干扰，同时也防止各人群形成联合反清力量。”（姚大力：《评新天下主义：拯 救中国还是拯救世界》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北京：三联书店，2018 年， 第 116 页） 1 《练兵处奏筹拟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则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新法令（1901-1911） 》第 3 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598 页。 2 《广告：国语教科书》， 《东方杂志》1908 年第 6 期。 3 《奏定学堂章程》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统称为“中文”，1907 年学部通过的 《女子师范学堂及女 子小学堂章程》中则明确将此类课程改称为“国文”科。 4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492-495 页。 13 该课程的设置在语文教育史上却是一个革命性改变。在古代中国，由于官话能勉强满足官僚和商 人阶层的交际需要，科举制度对士子的考核限于书面语而非口语，加之王朝国家推行统一语言存 在较大技术障碍，以致推动标准化口语的社会动力始终不足1。晚清时期，统一口语的社会需要 开始彰显。但是，语言统一从民间思想上升为制度设计，更关键的还在于政府的推动。新政期间， 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协助张之洞督办学务的罗振玉等人，曾先后奉官方之命前往日 本进行教育考察，由此接受了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日本教育界权威人士的国语 教育理念。此种理念的核心在于通过国语培育国民的国家意识和促成国家统一。吴、罗等人日本 之行形成的国语教育理念，很快得到学部的支持并落实为政策2。 “官话”教育的制度化同样始于 1904 年癸卯学制的颁布。 《奏定学务纲要》主要从国人“彼 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以及说同一种语言“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两个角度，解释了“官 话”教育的合法性。《奏定学务纲要》明确规定： “各学堂皆学官音。……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 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 《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话讲解。”《奏定学堂章程》 则依据《奏定学务纲要》精神，对高等小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的“官话”教授作了初步规定3。 学部确立了在全国新式学堂中普及“国文”和“官话”的制度目标，将语文统一的内涵由传 统的“书同文”扩展至“语同音”。但是，由于“国文”和“官话”实际指向汉语，因此，若要 在多民族的中国普及“国文”和“官话”，就意味着语言统一的对象不仅限于汉语人群，也包括 语言和文化传统并不相同的其他族群。对于一直处于“各语其语”状态的清代中国来说，这显然 是一个新问题。1904 年学部出台的学制章程，仅规定了“国文”科在新式学堂中的必修性质， 对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是否以及如何开展语文教育仍不甚明确。因此，在实际办学过程中， 学部、理藩院和边疆官员不得不针对此一现实问题，进行摸索和尝试。当然，由于《奏定学堂章 程》所具有的国家法令性质，边疆兴学仍大体遵照部章开展，因此章程所规定的“国文”教学得 以较多地进入边地新式学堂中。 在清廷主导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化除民族畛域等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边疆各族群中普及 汉语文的主张，获得相当多清廷官员的认可。姚锡光、吴禄贞等熟悉边情的汉族官员，驻藏帮办 大臣张荫棠、驻藏大臣联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一批封疆大吏，深感于语言不通造成的官民 隔阂、族群分离以及国家观念淡薄的严峻现实，皆极力主张在边疆初级学堂中推行汉语文。他们 将使用何种语言文字，与国家认同和破除族群畛域联系起来，力图以语言为抓手，淡化边民的部 族和地方意识，使其成为具有新型国家观念的现代国民4。英、俄等列强对边疆地区的殖民侵略， 也使不少官员认识到，为拱卫边防和抵制入侵，同时开展国家语文和边疆民族语文教育极为必要 6 5 。另外，边疆官员还意识到，“语言不相通，办事致形隔膜” ，若全民语文统一，可以促进中 原和边疆的商贸往来及民间沟通7。在边疆官员的提倡和支持下，清末新政期间，蒙古、西藏、 有关清代官话制度化实践及其局限性的研究，参见平田昌司：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第 243-260 页。 班婷： 「清末知識人の国語教育意識——癸卯学制以前を中心に」、中国四国教育学会： 『教育学研究ジャーナ ル』第 16 号、2015 年、第 11-19 頁。 3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第 499、311、403 页。 4 有关姚锡光国语观念对清廷教育决策的影响，参见于逢春、刘民： 《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吴禄贞的汉文教育观，参见吴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 《乌里雅苏台志略·科 布多政务总册·筹蒙刍议（外五种）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304 页。有关张荫棠、联豫在 西藏兴学史事及其语言教育观，参见冯智： 《清末西藏兴办近代式教育刍议》， 《民族教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官员岑春煊、肃亲王善耆也主张以汉文来“开蒙智”，参见柳岳武： 《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 心》 ，《史学月刊》2015 年第 3 期。 5 详见《阅申报纪蒙王兴学事喜而论之》 ，《申报》1902 年 12 月 28 日，第 1 张。 6 张荫棠： 《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 《清代藏事奏牍》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 第 1398 页。 7 详见张荫棠： 《咨外部为西藏议设交涉等九局并附办事草章》，吴丰培编： 《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 1351 页。 1 2 14 新疆、川边地区的不少新式学堂均开始使用汉文教学。 1906 年，清廷开始启动宪政改革，相应推动了国家语文统一进程。实行宪政，要求广泛的 国民动员和参与，不少宪政支持者认为，语言互通是国民参政议政的基本要求1。江苏某县学官 呼吁本地士绅推广官话，以为日后议员参与国会议政做准备时就表示，“立宪之精神，必本于议 2 院之骈集；议院之骈集，必基于语言之交通” 。而在语言暌隔的边疆地区如何推行宪政，也成 为时人忧心的问题。立宪派重要代表杨度对这一问题尤为关切。1907 年在具体讨论蒙、回、藏 等族群如何参与宪政时，他已将懂得“中国语”（即汉语文）作为边民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重要条件，提出凡不通“中国语”者一律不得当选议员3。作为资政院议员和国语运动的主要推 动者之一，江谦也对国会中蒙、藏、回议员语言不通能否顺利议政甚 表担忧和质疑4。 在口语之外，宪政建设对国民的书面文字能力也提出要求。1908 年宪政编查馆奏定的各省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明文限制“不识文义”（指不通晓汉文）者不能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年，民政部奏拟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亦规定不识字者不得为选民5。正是由于宪政建设 对国民有识文断字的基本要求，1908 年宪政编查馆才将创办简易识字学塾纳入筹备立宪清单， 制定了有精确数字任务目标的民众识字率年度进度表，使识字教育成为宪政要务。但普及识字有 待时日，而地方自治和选举迫在眉睫，选民须“识文义”的要求在边疆地区落实面临较大阻碍。 1909 年各省筹办咨议局之际，黑龙江和新疆两地巡抚就曾因本省选民所习文字非汉文，与章程 规定有所出入，分别致电宪政编查馆咨询。黑龙江巡抚还恳请将识满蒙文字也视为“识文义”， 以便更多民众获得选举权6。这一请求最初被宪政编查馆以“旗蒙人等仅识满蒙文，不识汉字者， 7 仍以不识文义论”为由予以拒绝 。负责统筹 “藩属宪政”的理藩部，则稍作变通，规定在语言 障碍不大、业已设县的蒙旗，官民“能通汉语，兼有一定居处财产者”，均可获得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至于尚未设县、言语不通之蒙旗，选举办法须嗣后斟酌商定8。1910 年，理藩部又再次督 促东三省各蒙旗，要求尽快普设汉文学堂，以跟进全国的宪政建设步伐9。 作为推进预备立宪的职能部门，学部积极落实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任务，再次提升了语文教育 的重要性。学部着力督促各省推广简易识字学塾，将其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指标；同时，对 “官话”教育亦作出更为细致的筹划。宣统元年（1909）学部发布的立宪筹备事宜清单中，明确 规划在宣统二年实现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学官话；宣统三年颁布官话课本并于京师及 地方各行省设立官话传习所；宣统八年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且将官话列入中小学 堂的考试内容10。1911 年 8 月，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又议决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不仅以 《统一语言说》， 《山东国文报》1906 年第 19 期。 茅谦： 《论说：与高淳县提倡学务诸公普劝江皖以南练习简字官话预备国家立宪推举议员于京朝议事书》， 《江 西官报》1906 年第 11 期。 3 《金铁主义说》，刘晴波编： 《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69 页。 4 详见江谦： 《论说·小学教育改良刍议（续）》 ，《申报》1910 年 10 月 31 日，第 1 张第 2、3 版。当然，也有立宪 派对此主张有异议，如梁启超就明确反对以通“国语”、“国文”为条件限制议员当选，详见《中国国会制度 私议》 ，汤志钧、汤仁泽主编：《梁启超全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7 集，第 219 页。 5 《折奏类一：宪政编查馆会奏各省咨议局章程及案语并选举章程折》 ，《政治官报》第 266 号，1908 年 7 月 24 日； 《折奏类：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 ，《政治官报》第 445 号，1909 年 1 月 19 日。 6 《紧要电报：新疆巡抚致宪政编查馆电》， 《吉林官报》宣统元年第 2 期，1909 年 2 月 20 日；《各省筹办咨议局： 官长设立·黑龙江》 ，《申报》1909 年 1 月 25 日，第 4 张第 2 版。 7 《记载：宪政篇》， 《东方杂志》1909 年第 1 期，第 26 页。 8 《附理藩部奏筹备藩属宪政应办事宜分别急缓择要推行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 《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 6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71 页。 9 《理藩部咨东三省督抚详查蒙旗要政以便第三届筹备藩属宪政文》，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 《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 8 卷，第 107 页。 10 《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陈学珣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第 743-746 页。 1 2 15 政府文件形式，正式赋予“国语”一词以国家共通语的含义，明确国语须以“京音”和“官话” 为基准，并且重申学堂教授“国语”的重要性1。该年初，学部还通过了另一份与语言教育密切 相关的重要文件——《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文件明确了族群杂居和通用汉语地区实施原有普 通学堂章程；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实施新章程，其语言教育遵循从本族语文入手，逐步过渡至 汉语、汉文的原则2。 在清廷宪政的巨大压力之下，边疆官员不得不尽力落实宪政编查馆和学部的相关政策，例如 1910 年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就积极表态，“汉语学堂为缠民教育基础， 实将来教育普及之阶梯， 3 关系至为紧要”，饬令各属“认真扩充极力整顿” 。短时期内，边疆各地涌现出数量可观的官 话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加速了汉语文教育在边疆的传布4。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勾勒出一条清 廷推进国家语文统一的线索：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国文”和“官话”设定为基础科目， 奠定近代国家国民语文教育的基本框架。之后的边疆兴学实践，促成了新式学堂中开展“国文” 教育的趋势，并在预备立宪正式启动后得以加速进行。1911 年出台的《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 使在边疆学堂中普及汉语、汉文成为明确的制度规定5。若从族群语言权力格局角度看，清廷的 上述语文教育规划，至少意味着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在教育系统内，汉语汉文升级为国 家通用语言；其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汉语汉文将经由学堂向边疆民族地区推广，包括边 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将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就这一意义而言，新式国民教育已初步突破了清朝延 续 200 多年的“各语其语”民族教育格局，也打破了传统“因俗而治”的策略，标志现代中国建 立统一语言和国民文化的肇端。教育语言的统一，有利于创造和传播超越族群和地方的国家性文 化，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必要媒介，堪称意义重大的制度变革。结合前文论述可知，支撑此种 制度变革背后的主要理念或动力，即是凝聚国民意识、促进国家统一、“开启民智及配合宪政改 革”。 在这一历史转型中，汉语文之所以能升级为国家通用语言，有赖于其使用人数最多、流通最 广、文化积淀丰厚的先天优势。首先，汉语文的优势在口语层面已有所体现，这从清末主张语言 统一者基本倾向于汉语官话就可见一斑。事实上，清代以来，北京官话就已逐渐取代南京官话， 成为清代官僚和士人阶层的通用口语。晚清以来，跨地区、跨省际甚至国际间较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造成了大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集合，促使原本操方言和部族语言交际的人们，被迫使用通 用的官话交流，客观上扩大了官话的使用范围。政治文化精英基于塑造国民共同体的目的，也会 有意识地在社会启蒙活动中使用官话6。 其次，在书面语言方面，汉语文的优势更为突出。相较其他民族文字，用汉文书写的典籍文 《专件：统一国语方法案》， 《申报》1911 年 8 月 17 日，第 2 张后幅。 详见《理藩院·全宗·蒙旗类》第 301 卷，转引自《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 2 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18-120 页。 3 《新疆提学使杜彤就饬各属认真扩充汉语学堂事札呈吐鲁番厅文》，宣统二年三月初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5 册，第 7-8 页。 4 清末边疆各地的新式教育开展情形，参见王曙明、周伟洲：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 2013 年第 2 期；丁玲辉： 《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办学始末》，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赵 云田：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 《西域研究》2002 年第 2 期；崔珂琰、周美云：《定义民族教科 书——以少数民族教科书的产生过程为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5 严复也将学部立宪清单中的普及官话一项，理解为同样适用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且对边疆教育意义重 大的政策。他在代表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致资政院的报告中称：“中国方里三千万，而蒙藏准回等二千万方里之 地，语言全别，感情何由而合。学部筹备清单自宣统二年至宣统八年皆有推广国语教育之事，用意至深……而 于蒙藏准回等之教育 效用尤宏。”（《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股员长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 ，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第 135 页） 6 参见王东杰： 《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北京：东 方出版社，2018 年，第 115-128 页。 1 2 16 献无疑最为丰富，这也是清代初中期满族统治者主动将大量汉文经典译为满文的主要原因1。晚 清以降，在塑造新民的国家进程中，汉语文的载体优势更是不言而喻。中西海通以来，大量新知 识新名词皆由汉文表达和传播。国民教育的基本载体——学部审定的各学科新式教科书，最初也 全部为汉文版本。边疆民众要想掌握这一套知识体系成为现代国民，学习汉文就成为必要前提。 一些边疆官员基于实际的教育困境和需求，在奏折中对此情形有直接表达。1907 年驻藏帮办大 臣张荫棠向清廷提交治藏大纲，其中重要一条即是建议在藏区“广设汉文学堂，使通祖国语言文 2 字” 。其理由之一，是汉文书籍在西方新知传播上领先一步，正所谓“先练习中文，通晓汉语， 3 然后考求西国文字技艺。因西国各种技艺，中国皆有已译成之书也” 。 汉文教科书的引领优势，在东三省蒙务局组织编纂《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过程中有更为 充分的体现。由于语言不同于内地，边疆兴学遇到的一大难题即是教科书问题。蒙古族学生一方 面没有能力阅读汉文，另一方面希望能保存本族语文，故学堂授课必须由蒙古文入手，但是鉴于 传统蒙古官学教本内容与时代需要严重脱节，官方不得已只能将汉文教材翻译为满蒙文版本。奉 天巡抚程德全在为该套教材作序时，特别强调汉文的引擎作用：“满文虽导源蒙文，时当国家右 文稽古，凡汉文经史巨帙靡不译述，自是后满文引伸益备，而蒙文流传浸失。今学科物理名词尽 4 在汉文 ,非通习汉文无以致用。” 新政时期新疆学务公所在筹办师范学堂的过程中，面对“以 汉教缠”还是“以缠教缠”的分歧，最终决定选择“以缠教缠”，但前提是教授者必须是参加过 义塾也就是有汉语基础的“缠民”。之所以坚持这一前提，就是官员们考虑到新知识和新思想必 须经由汉语文才能有效传达5。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汉语文的优势并非在清末才得以显现，实际上，清初以来最高统治 者一方面有向其他族群传播汉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非汉族群的大规模汉化，又对汉文 的传习采取压制态度，故而往往采取先把儒学经典译为满文、再由满文转译为其他民族文字的做 法6。此外，在边疆普及汉语、汉文，从晚清时期左宗棠等个别大臣的主张，日益转变为清末边 疆官员的普遍选择。这些事实均说明，汉语的文化优势本身并不足以使其自动升级为合法性的国 家通用语言，而必须有民族国家构建这一根本动力的推动才能实现。 三、新旧“国语”与满汉族群语言格局的变动 当汉语汉文不断凸显优势，逐步确立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时，原本性质独特的满语“国 语”之地位将有怎样的变化，无疑耐人寻味。相比蒙、藏等族群语言，旧的“国语”具有明显的 特殊性：作为“首崇满洲”体制的象征，其主要是以政治语言而非社会语言的状态而存在，高度 依赖八旗制度而缺乏自发的社会传承。因而，在以破除民族隔阂尤其是消除满汉两族畛域为导向， 以构建超越单一民族的国民统一文化为目标的清末新政中，旧“国语”是否能继续维持其尊崇定 位，在新式教育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无疑为后人检验上述改革的效果，也为考察新“国语”是 否已完全确立为国家通用语言，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角度。 新政改革，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八旗教育的振兴。从 1902 年开始，传统八旗教育渐次改革， 皇族的宗室觉罗学和京师八旗官学一律按清廷要求改设为中小学堂，归入京师大学堂办理。与此 季永海： 《清代满译汉籍研究》， 《民族翻译》2009 年第 3 期。 张荫棠： 《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吴丰培编： 《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 1329 页。 3 张荫棠： 《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吴丰培编： 《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 1373 页。 4 详见程德全：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叙）》第 1 册，宣统元年石印本，首都图书馆藏。 5 王树枏等纂修： 《新疆图志》卷 38《学校·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影印本，第 1389 页。 6 参见黄丽生： 《清代边区儒学的发展与特质：台湾书院与内蒙古书院的比较》，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34 期， 2005 年 12 月。 1 2 17 同时，清廷亦通令各地驻防将八旗官学、义学和书院等酌情改设为各级学堂1。伴随新式八旗学 堂的陆续设立，新“国文”（汉文）地位跃升和比重加大成为事实，原在京师和各直省驻防八旗 官学、义学以及蒙古官学中作为核心内容的旧“国语”，也就是满文教学暂时失去了清晰定位。 尽管清代八旗官学和义学也普遍兼习满汉语文，但新式学堂的普及仍意味着对传统满汉语文教育 优先级的颠覆。 不过，与蒙、藏等族群语言主要受到国民语文教育的冲击不同，在激烈的排满革命风潮和清 廷化除满汉畛域的进程中，影响旧“国语”生存境遇的，还有其他的制度和政治因素。 其一，就冲击满语文的制度因素而言，新式教育以外，翻译科举的废除也是极为关键的一项。 大约自雍正朝始，清廷设立了仅向京师旗人开放的翻译科；至道光年间，应试范围从京师八旗扩 展至各地驻防八旗。翻译科考吸纳语言翻译专门人才，将其输送至各地都统衙门或中央部院。这 一制度在为旗人创造仕进空间的同时，促成了道咸以降荆州、福建等驻防八旗社会满语文教育的 一时繁盛，成为清代中晚期为数不多提振满语文的有效举措2。然而，1906 年初翻译科考正式废 止，笔帖式人员有所裁缺3，传习满语文对旗人功名层面的吸引力随之下降。尽管原来旨在铨选、 派充的翻译考试并没有像翻译科举一般完全废除，但是，受时局等因素的影响已难以正常举办， 考试、铨选和派充的一切权力不得不由原来的吏部下放至各地驻防将军，就连奏补亦无须按成例 咨送吏部带领引见，相关程序均大为简化4。这种“因陋就简”的应对，无疑说明了翻译人才的 选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旗人御史贵秀曾因此抱怨“翻译考试既停，满文几成硕果， 5 数典忘祖，学士之羞” 。 其二，清廷民族融合的国家战略及高涨的“排满”政治风潮，加大了旗人维护“国语骑射” 的舆论阻力。清末十年，一方面，清廷为了化解排满革命危机，不得不多方推动“化满汉畛域”， 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满人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自新政以来加速进行的移民实边、边陲设治等， 在加大蒙古、西北边区与内地融合的同时，也弱化了满蒙政治同盟的稳定性，从而间接削弱了包 括满文在内的满人政治文化在边疆的影响力6。与此同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对“国语骑射”的一 致批判，加大了官员或旗人强化“国语骑射”的舆论压力7。 那么，清中叶以来就显示出衰落迹象的满语、满文，在清末新政时期又迭遭体制变革和革命 风潮的剧烈冲击，是否会因此一蹶不振？文献所揭示的历史显然要更加复杂。事实上，满蒙精英 和边疆官员在面对上述因素的刺激时，也在积极捍卫满语、满文的生存空间。 从制度层面维系满语文教育的努力首先来自中央文教机构。最先对八旗满语文教育转型作出 反应的是翰林院和国子监。1904-1905 年，已有翰林院侍讲和国子监官员，以“科举停后满洲翻 译无学堂则人无出路”等为由，请求设立“满洲翻译学堂”和在国子监内设立满蒙文学堂8。后 1 有关清末新政时期八旗社会的教育革新研究，参见李德新： 《清末新政与八旗社会》，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 年，第 6-10 页。 2 有关翻译科举较深入的研究，参见马子木： 《论清朝翻译科举的形成与发展（1723- 1850）》 ，《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马子木：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 《史学月刊》2017 年第 10 期。 3 《吏部会奏议覆东督奏锦州裁缺副都统所属笔帖式等缺拟援例改归外用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 《大清 新法令（1901-1911）》第 6 卷，第 29-30 页。 4 《折奏类：吏部奏酌拟变通考试驻防笔帖式办法折》， 《政治官报》第 620 号，1909 年 7 月 20 日。 5 《御使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22 页。 6 新政以来，汉文公牍和新知大量进入蒙古地区，使蒙古官员感到学习汉文已是时势所趋，详见《折奏类一：库 伦办事大臣延祉等奏设蒙养学堂折》 ，《政治官报》第 317 号，1908 年 9 月 13 日。与蒙古情形类似，满文在新 疆地区的重要性，也伴随清廷“化除汉缠畛域”的政策导向，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参见《折奏类一：新疆巡抚 联魁奏新省办理 学务情形折》， 《政治官报》第 961 号，1910 年 7 月 3 日。 7 湖南举人李蔚然正是受到此种潮流的影响，才会以消弭满汉畛域为由，奏请取缔在他看来“久为具文，无关要 旨”的“国语国文”，参见举人李蔚然陈化除满汉界限之策以立宪为至善之法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954 页。 8 《奏为遵议翰林院代奏侍讲荣光请设满洲翻译学堂折事》 （1905 年 1 月 18 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18 者的奏请很快被允准1。1906 年，又有翰林院编修奏请朝廷，要求饬令学部在京师八旗和各省驻 防学堂中设立“国语满文”专科，作为旗人学生的必修课业。该份奏请因恰逢翻译科举正式废除， 得到学部尚书荣庆的肯定。荣庆出身蒙古八旗, 在政治和文化理念上偏于守旧，在学部成立后的 新旧之争中一时得势。1907 年他代表学部向朝廷上折回复时，对设立“国语满文”专科的提议 表示高度认可，认为此举恰好可弥补翻译科废止之后的制度缺失2。在奏折中，荣庆还提出可仿 照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之例，另设“清文专门高等学堂”。1908 年，“满蒙文高等学堂”和“满 3 蒙文中学堂”在京师正式设立 。满蒙文高等学堂以“造就满蒙文通才，以保国粹而裨要政”为 宗旨，实际招收学生包括各地八旗中学堂毕业生，以及由各地驻防推荐的翻译举人、候补笔帖式 等，成为当时学部直辖的七所学堂之一4。在奏请设立满蒙文高等学堂一折的附奏中，学部又提 出，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囊括中外史学、地理学、中国文学，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等 众多课程，“独于满蒙文字仅注于地理学中国方言之下”，“殊觉缺而不备”，遂提出应在课程 中增设“满蒙文学”门，且列于“中国文学”之前，直接表达对“中国文学”优越于“满蒙文 学”的既定族群文化格局的不满5。 学部对“国语满文”专科设想的支持和高等学堂的实际设立，显示了中央机构对满语文政治 地位的肯定。这对地方办学极具示范意义，尤其是京师设立的满蒙文学堂，更成为此后一些边疆 地区和各地驻防创办专门学堂的样板6。学部这一系列制度举措的出台，无疑离不开荣庆的直接 支持，凸显了满蒙贵族在国民语文教育的冲击下对本族语文的保护。在地方层面，东北三省作为 满人“龙兴之地”，素有满蒙语文教育传统，且该地区的赫哲、锡伯等少数民族受满语文影响较 大，故对传承满语文态度较为积极。在吉林省新设立的 10 余所新式旗人学堂中，约有一半继续 教授满文7。与此同时，在学部的号召和京师的示范之下，奉天、吉林两省督抚亦仿照京师满蒙 学堂定章，分别在两省省会设立专门的满蒙文中、小学堂或满文专科学堂，予以响应8。 各地驻防学堂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满语、满文教学。其时，学部试图督促旗人学堂设立“国 语满文”专科，但是否教授满语文，仍取决于各地驻防9。整体来看，除极个别地区外，绝大多 数驻防均保有满语教学点。 在传承满语文的另一传统阵地——蒙古官学，满语、满文教育的重要性则明显下降。1908 年清廷加速预备立宪进程后，汉文取代满文成为蒙古族教育的核心科目，蒙汉双语教学逐渐成为 主流10。为优先保证汉文和蒙古文的教授，满文由原来的必选项沦为备选。不过，在有着悠久官 学历史的归化、绥远等城，当地满蒙官员因汉文快速扩张产生危机感，相应加强了满蒙语文教育， 他们的保护措施也得到学部首肯11。但在 1911 年学部公布《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后，满语、满 文还是彻底退出了边疆教育体系。 03-7213-1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议录要：国子监奏设立 满蒙文学堂片》， 《北洋官报》第 723 册， 1905 年 7 月。 1 《京报汇录：国子监奏为考查学制以求全备折》， 《申报》1906 年 1 月 14 日，附张。 2 《本部章奏：议覆编修吴士鉴请于八旗及驻防学堂特设满文专科折》， 《学部官报》第 14 期，1907 年 3 月 14 日。 3 《法治章程类：学部咨宪政编查馆准满蒙文高等学堂咨送章程文》， 《政治官报》第 250 号，1908 年 7 月 8 日。 4 参见李林： 《谋新与端本——清末满蒙文高等学堂考论》， 《民族教育研究》2015 年第 6 期。 5 本部章奏：附奏大学堂增设满蒙文学一门片》 ，《学部官报》第 23 期，1907 年 6 月 11 日。 6 《文牍：咨奉天山西巡抚西安将军热河都统颁发满蒙文讲义文》， 《学部官报》第 109 期，1909 年 12 月 23 日。 7 刘彦臣： 《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2 期。 8 《折奏类一：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折》， 《政治官报》第 807 号，1910 年 1 月 23 日；《京外奏稿：吉林将军副都统附奏吉省设立满文专科片》， 《学部官报》第 27 期，1907 年 7 月 20 日； 《各省新闻：饬选八旗学生肄习满文》 ，《吉林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 10 期，1907 年 9 月 4 日。 9 《章奏：军宪朴奏福州驻防拟设蒙小学堂及研究所折》， 《福建教育官报》第 2 期，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10 ハスバガン ：「清朝時代のモンゴル族教育と言語教育」 、『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第 40 巻、 2001 年 3 月、第 89-116 頁。另参见于逢春、刘民： 《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 11 《归化城将军麟寿奏设立崇古满蒙语文小学折》， 《内阁官报》第 83 号，1911 年 11 月 14 日。 19 综上，满语、满文虽已不再是旗人学生的必修课程，但在八旗教育系统中仍保留了其合法性 地位和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八旗满语文教育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很难准确估量，但更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深受制度改革和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的满蒙和边疆官员，究竟是从哪些层面赋 予满语教育以合法性的。 其一，诉诸“国语骑射”之传统政治话语，以继续巩固满人认同的特殊政治地位。国子监、 翰林院和学部等中央文教机构率先奠定了这一话语基调。例如，学部在《奏派满蒙文高等学堂监 督折》中，就从传承国朝旧制、推究地理风俗和抵御列强等方面，极力夸大满文的政治文化功能 1 。地方官吏和旗人知识分子则直接复述学部话语，纷纷表示，“国语骑射”系“祖制所定，国 2 本攸关”，传承“国语清文”乃“旗人根本” 。 其二，借用“国粹”这一民族主义话语。其时，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八旗官员纷纷效仿汉民 族主义者，利用时下流行的国粹话语，将“国语满文”亦贴上“国粹”标签以增加其文化分量3。 直属学部的满蒙文高等学堂将“保国粹而裨时政”设为办学宗旨，就可见此种话语对朝堂渗透之 深。受汉人以“国粹”名义设立存古学堂等行为的启发，一些旗人官员以同样的理由要求加大满 文保护力度4。旗人御史贵秀上奏折提出，满文传承不能止步于设立“满人专科”，“宜令满汉 学生皆相肄习，与国文并重”5。旗人官员的建言，明显流露出与汉语“国文”竞争的族群心理。 其三，满文的地位还取决于密切蒙古藩部与清廷关系的国家战略需要。满文本系仿照蒙文而 成，在清代的多语言体制中，无论是行政公文的互译，还是蒙古八旗翻译科举中将满蒙文翻译设 置为考核内容，均说明两种文字难以切割的历史文化联系。1909 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蒙古族 官员锡良仍认为，蒙古文义例简单，需借助音素更完备的满文正音来音写或辅助说明，故满蒙文 学习无法分离6。也就是说，满文的存续源于推广蒙古文的需要，这也是学部将满蒙文并列，并 设置专门学堂的缘由之一。清廷重视蒙文还有其他深意，在内阁学士设立蒙文学校的奏请和学部 《奏派蒙满文高等学堂监督折》中，对此有清晰解释，即传习蒙古文实出于绥靖蒙古、巩固边政、 抵御列强的战略需求7。 其四，国家治理层面对满文人才的现实需要。由于满语、满文在日常行政和外交中使用较多， 为处理公务、中外交往，以及在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深入了解边地情形，亟须培养满蒙文 人才，这成为旗人和边疆地方官员奏请设立满文或满蒙文学堂最常见的理由8。 综上，清末新政期间，从满汉语文在教育领域内的横向竞争来说，汉语汉文在新式学堂中加 速传播，无疑居于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在政治文化定位上，满语、满文此时仍被视为“国朝旧 制”、“旗人根本”，保留了沟通满蒙乃至中外交际也就是作为行政语言的功能。新兴的汉语“国 语”仅在教育领域内确立了其国家通用语言的身份，而行政和外交领域则仍在沿袭传统的多语言 《本部章奏：奏派满蒙文高等学堂监督折》， 《学部官报》第 23 期，1907 年 6 月 11 日。 《折奏类一：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折》， 《政治官报》第 807 号，1910 年 1 月 23 日；《学务：江督端苏抚陈奏筹拨京口驻防各学堂经费以宏教育折》， 《南洋官报》第 72 册，1907 年 3 月 23 日。 3 参见张凌霄： 《断裂的“国语”：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 》，第 169- 171 页。 4 详见《十旗协参领为将两翼满官学仍旧办理给省旗务处的移文》 ，潘景隆、张璇如主编：《吉林旗人生计》 ，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83-284 页。 5 《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922 页。 6 详见锡良： 《兴立蒙学选译教科书以启边氓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锡良遗稿奏稿》第 2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85 页。有关满文音写蒙文现象的研究，参见林士铉： 《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 化》 ，第 318-344 页。 7 《内阁蒙古侍读学士文年奏请设立蒙文学校而治藩服事》，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7210-094。 8 详见《折奏类一：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折》 ，《政治官报》第 807 号，1910 年 1 月 23 日；《折奏：归化城将军麟寿奏设立崇古满蒙语文小学折》 ，《内阁官报》第 83 号，1911 年 11 月 14 日； 《东督筹划旗丁生计》， 《申报》1909 年 5 月 2 日，第 2 张第 2 版。 1 2 20 制。旧“国语”之所以会保留这种传统定位，从深层的体制层面透视，是因为满族作为统治民族 的身份没有真正失效，八旗制度没有彻底瓦解，传统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模式仍在部分延续之故。 进一步而言，边疆地区官员对满语、满文采取积极保护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国家语文建设 的否定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强调满语、满文的“国朝旧制”定位，保留其超越族群语言的 功能，公开将其定义为“国粹”，确实在话语层面宣示了满人优越于其他族群的特殊身份，强化 了满人的文化特性，同时也说明了清廷建构统一国家通用语言的不彻底性。若回到清末新政的历 史背景中，更容易看出相关利益群体对旧“国语”的维护，与其时清廷整体上倡导族群融合、强 化国民认同的改革思路，其实有着微妙的不同。 四、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满汉语文观 由于满汉关系始终是清末朝野高度关注的核心政治议题，因此包括“国语骑射”在内的满汉 两种语文的历史及现状，也因与此种民族主义话题息息相关，而同样吸引了清政府之外最具影响 力的两股政治力量——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批判和解读。尽管他们的批判或建言并未对政府的语文 规划产生较大现实影响，但却从舆论层面显示了其时语文制度化建设所处的民族主义语境2。 革命派首先发起了对“国语骑射”话语合法性的解构，这是由其排满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1903 年，章太炎撰写长文，驳斥康有为在 1902 年发表的《论革命书》 ，重点就是针对康氏的“满 汉不分”论。在文中，章氏批评康有为将满人与鲜卑、羌、氐等历史上的北方民族错误并列，指 出满人不但处处保守其野蛮旧俗，不愿同化于汉人，而且还用“辫发胡服”等陋俗来陵制和同化 汉人，与上述最终归附华夏的诸族皆不类。在 1905-1907 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爆发的论战中， 汪精卫、刘师培等革命派人士继续沿着章氏的思路展开批判，竭力揭穿满人不愿同化于汉人的历 史“真相”。在建构此种叙述的过程中，贯穿着对清朝“国 语”的政治批判。 其一，将“国语骑射”解构为满人不愿意汉化的典型事例。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汪精 卫诉诸历史文献，指出清朝统治者为防止被汉族同化，殚精竭虑地守护“满洲先正遗风”，其中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国语骑射”。汪精卫对“国语骑射”的政治用意及其传承的现实效果极尽嘲 弄： 彼一则曰“学习国语”，再则曰“以清语骑射为务”。夫以满洲人操满洲语，此真天然 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为者？则以彼虏自入关以来，悉操北京语，久已忘其固有之语言故也。 彼知语言文字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试满洲文。然丑劣寡用，微 特汉人唾弃之，即满人亦不以为意，特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3 其二，极力嘲讽满语文的落后。章太炎历数满人“野蛮落后”的种种陋俗，如“堂子妖神， 4 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 ，其中就有对满文的苛评。 5 汪精卫对满文的嘲讽最为尖刻，形容其“拙劣僿野，不足以载道甚明” 。邹容在风行一时的《革 命军》中，也将语言文字作为满汉民族主要文化差异事项加以强调，称“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 6 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 。其三，将满文定义为“清国”之“国粹”而非一般意义上的 1 身为学部尚书的荣庆就一面积极保护满蒙语文，一面也不忘宣传国语统一的职责，详见《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 始》 ，《盛京时报》1909 年 10 月 3 日。 2 张凌霄注意到革命派和立宪派对满、汉语文的关注，着重强调革命派对满语满文的污名化，以及立宪派所塑造 的满人抛弃满语文的政治叙事，参见《断裂的“国语”：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 ，第 182-186 页。 3 精卫： 《民族的国民》， 《民报》第 1 号，1905 年 11 月 26 日，第 13-14 页。 4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7 页。 5 精卫： 《民族的国民》， 《民报》第 1 号，1905 年 11 月 26 日。 6 邹容： 《革命军》，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 年， 第 663 页。 21 满人传统，意图将满人从中国剥离出去。1909 年，革命党人吴稚晖在致摄政王载沣的公开信中， 刻意修改“国语骑射”为“满洲根本”的传统表述，将满文界定为“清国”之国粹。他 还借机 1 讽刺满族权贵“欲以满文掺入学堂”，“诚亦可谓海外之奇谈” 。在吴氏的政治修辞中，满蒙 精英对满语文的维护，就被置换成发扬“清国”国粹的努力。 通过以上论述，革命党人一方面塑造了满人文化落后、满族统治者利用威权保守本民族传统 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满人已在语言上同化于汉族的事实，满足了其民族优越感。 众所周知，革命派在塑造语言民族主义方面用力甚多、影响极大，对满语、满文的批判仅是 其中的一个方向而已，更主要的努力还体现在他们对汉语文特性的弘扬。革命派人士在宣扬汉族 文化时，无不称颂汉语汉文的优美丰富。例如，宋教仁在《汉族侵略史》中赞美“五千余年单纯 2 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年 形完富美备之文字” ；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也盛 3 赞汉族有“我中国有流传五千年单字单音特别之文字，世界莫能及” 。当然，从民族主义角度 对汉语言文字价值的充分论证，主要还是由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党人中的国粹派学者完成的。 章太炎认为“国于天地，必有所立”，政教之外，“语言历史”最为切 要，因其能“卫国性”、 “类种族”。不过，魏晋以来长时期的“华夷”杂处，且满人的语言在两百余年的满汉杂居史中 不断扩散，早就没有一个现成的纯净汉语可以被革命派拿来“激动种姓”了。章氏在《国粹学报》 连载《新方言》，按刘师培的理解，正是要“欲革夷言而从夏声”，经由语言文字帮助汉人抉发 其固有的汉民族意识4。在语言统一问题上，章太炎反对清廷所定的京师官音，而赞成以江汉正 音为基准综合各地方音，也有这方面的意图。显然，革命派对汉语言文字价值的竭力阐发和学术 重建，是明确服务于排满革命的。当辛亥革命前夕章氏想象中的“中华民国”政治版图已不再绝 对排斥边疆“荒服”时，他也开始估量用汉语言文字同化蒙藏回的可行性5。 立宪派人士在回应排满革命的过程中，开始关注满汉语文及其关联的民族同化问题。其中， 梁启超有关满人已在语言上被汉人完全同化的观点，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 1903 年发表的《政 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就已接受了伯氏有关民族构成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 要”的观点，将关内满人“能通满文操满语”者已如“凤毛麟角”的事实，作为满人已基本汉化 的主要证据之一6。基于这一事实，他对满语、满文的评价也不高，认为满文全系人力造成，注 7 定“不能行远而传久”，满语之灭绝更是“可立而待也” 。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梁启超作为 立宪派之喉舌出战，重点回应了汪精卫等人的排满革命论。梁启超首先承认，满族在历史上不欲 与汉族同化，反而强迫汉族与之同化，这是历史真相，但已成为历史陈迹。现状是满族已基本同 化于汉族，成为可与汉族构成“混同民族之资格者”。 为支持这一判断，梁启超依据汪精卫征 引过的民族定义，判定至少在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四个方面，满族已纯然同化于汉族， 而其中又以语言文字的同化最为彻底和明显。为强化这一观点，梁启超还援引欧洲国家强势民族 压迫弱势民族放弃本族语言文字的例子，来反证汉族已在文化上居于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声称 “若满洲则何有焉？其固有之语言文字，已不适用于其本族，而政治各方面，我国文国语，立于 8 绝对的优胜之地位，更无论也” 。 在梁启超的论证中，满人在语言上的同化，或者汉语、汉文的优势地位，还可以作为汉人足 夷： 《致爱新觉罗载沣君书》， 《新世纪》第 100 号，1909 年 6 月 5 日。 宋教仁： 《汉族侵略史·叙例》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 页。 3 陶成章： 《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 《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13 页。 4 有关章太炎撰著《新方言》与其民族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吉田薰： 《章太炎与“夏音”》 ，《鲁迅研究月刊》 2015 年第 9 期。 5 详见章太炎： 《中华民国解》，姜义华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章太炎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5-47 页。 6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2），汤志钧、汤仁泽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4 集，第 215 页。 7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形成》，汤志钧、汤仁泽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5 集，第 79 页。 8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汤志钧、汤仁泽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5 集，第 413 页。 1 2 22 以同化异族的有力例证，用来间接证明多民族国家的宪政建设也可以取得成功。当时，革命派屡 屡提及奥匈国家各民族语言的竞争和国语建设的失败，并将其认定为多民族国家宪政建设失败的 表征，以此支持其单一民族建国论1。梁启超在反驳革命派的这一论点时，也使用与革命派相同 的论据，其解读则完全不同。梁氏指出，无论是结合为一体的奥匈帝国还是奥匈两国内部，语言 分歧都极为严重。在奥匈两国之间，匈牙利为争取本族语言的使用权而频频引发与奥地利的政争， 差点造成帝国解体。在奥地利国内也有众多言语、习惯不同的 种族，国家结合之基础本就不稳 固，但更致命的缺陷还在于这些种族“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既无力互相制约又不足以彼此化 合。梁启超认为，中国虽然也是多民族共存，但与奥匈帝国情况迥然有别，原因在于汉人各方面 居于结合的中心，其他满、蒙、回、苗诸族群皆不得不与之同化；即便其他诸族不与汉人同化， 也不会威胁国家统治基础。为印证这一观点，他再次列举了在他看来最能标示种族鸿沟的语言问 题，指出满人皆操汉语，以充分说明汉人的中心地位和中国不存在奥匈帝国那种尖锐的民族矛盾 2 。 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对满汉关系的阐发，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杨度认为，满族入关以后力图保持“国语骑射”排斥汉化，且竭力贬抑汉权，但结果适得其反， 最终满人不得不“以汉人之语言为语言，以汉人之文字为文字”。广而论之，则满汉“一切语言、 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于政治上犹有两民族之痕迹可寻，文化上已无两民族之痕迹可 3 寻” 。受梁启超和杨度的影响，包括满蒙旗人在内的不少立宪派人士均从语文同化角度审视满 4 汉关系，接受了“汉民族为同化者，满民族为被同化者” 的叙事。支持立宪的旗人乌泽声甚至 认为，若按照日本学者高田早苗“民族之组织也，言语同一为第一要件”的标准来衡量，满汉已 5 完全可以仿照意大利、法兰西等国先例，“用同一之言语组织一国民” 。杨度的密友、立宪派 人士胡茂如，为说明汉化乃是大势所趋，曾连番反问： “彼将何所恃以消阻之？将以满洲语与 汉族争乎？以满文与汉文争乎？”“往者政府之于蒙古回藏也，羁縻之而已。今假使其欲固边陲， 6 思有所整顿，而于蒙藏置行省兴教育，其学校之中官吏之间将用满语耶？抑汉语耶？” 综上可见，满人丧失满语满文能力并使用汉语文的事实，在立宪派有关“满汉一体”的论证 中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作用，而立宪派之所以如此一致地论证满汉已然同化，正是为了消解革命派 “种族革命论”的立论基础。在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人士的逻辑中，在政治上谋求平等、在文化 上推进同化，才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因而，除坚持满人在语言上已汉化这一论点外， 立宪派的语文观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即主张用汉语文去统合其他民族，从文化层面为重 构大一统的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奠定基础。 在立宪派人士中，康有为较早提倡语言文字统一，并将之与“满汉一体”的 民族观和“大 一统”的国家观联系起来。1902 年，康有为在其公开发表的《辨革命书》中，为论证其“君民 合治，满汉不分”政治主张的合理性，不厌其烦地强调满汉不仅种族相同且文化也早已化合，证 7 据之一即是清朝“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 。辛亥革命前夕，为化解种族革命论分裂 族群的风险，康有为多次建议清廷仿效近世之欧美各国，在蒙、藏等地广设学校，用儒家经典、 1 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塚有关奥匈宪政制度的论述，为革命派和立宪派所共享。其著作经中文翻译后曾部分刊登于 《新民丛报》 。参见小野塚：《论奥大利立宪制之运用与民族之复杂》 ，仲遥译，《新民丛报》原第 82 号，1906 年 7 月 6 日。 2 《杂答某报》，汤志钧、汤仁泽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6 集，第 80-82 页。 3 《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 《杨度集》，第 302 页。 4 陈敬第： 《满汉问题之解决》， 《中国新报》第 5 号，1907 年 5 月 20 日。 5 乌泽声： 《满汉问题》， 《大同报》第 1 号，1907 年 6 月 29 日。 6 胡茂如： 《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 《中国新报》第 3 号，1907 年 3 月 20 日。 7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 集，第 327 页。 23 中华之言语文字及风俗启发边民“爱国统一之心”，收一道同风之效1。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 基于保皇立场不愿意激化满汉矛盾，因而在言辞中更愿意传达较为中性的“华夏化”而非汉化概 念。但是，不少立宪派人士对清廷统治的态度不似康氏温和，更倾向于明确提倡汉化，表现在语 文问题上即是直接赞同汉语同化论。杨度在这方面的言论堪称典型。杨度认为，语文问题首先与 边疆宪政的选举息息相关，若议会中各族议员语言不通，“不仅为议论国事之障碍，且有动摇国 本之忧”，因此主张在边疆各族与汉族同化为一体之前，边民参与宪政需依照文化标准，也就是 规定各族的议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皆应以通“中国语”为条件。在阐述五族合一的宪政国家理念 时，杨度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语言同化思想。他认为五族之中汉族文化程度无疑最高，其他各族自 然应当以汉族为中心不断同化，最终“五族合一”抟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 在五族合一的具体路径上，他特别看重语文的同化之功，以为“国民统一云者，欲使全国之民语 言文字一切皆同者也”。杨度宣称，既然蒙回藏“语言、文字中所包含之美富不及汉人万一，而 又不通汉语，不通汉文，则其文化之程度，不唯不及汉人，且远不及满人”，则各民族 皆有义 2 务学习和推广“中国语” ，以为建设多民族宪政国家打造共同的文化基础。此种语言同化思想 在立宪派中颇为流行，有人甚至提出边疆地区民众只能教授国语，绝不允许其“各语其语，各文 3 其文”的偏激口号 。 整体而言，革命派集中于对“国语骑射”的批判和汉语文民族主义的阐发，主要是一种政治 宣传，服务于推翻清政府的排满种族革命。力图与清政府合作的立宪派，虽因回应革命派需要而 关注“国语骑射”，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更关注的是满语消亡的叙事，以及用汉语同化其他民族的 现实路径。两派的言论，既展示了清末语言民族主义认同的一个侧面，也与其时官方语文建设形 成微妙呼应。 细加考察，革命派和立宪派关注的并非满语文的现实命运，而是其关联的满化或汉化问题。 两派不断强调满人只能讲汉语的事实，也是为了说明汉族的强大同化力，而革命派尤其注重用汉 语文来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在论争中，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均普遍接受了语言是民族构 成要素的观点，并加以利用。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理论既便利了立宪派的满汉一体化论述，也 强固了革命派的汉语文化民族主义论调。值得一提的是，两派对“国语骑射”政治合法性的解构， 及其共同打造的“满语消亡论”，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正是受此类舆论的影响，满蒙 精英对满文的维护，在其他社会群体眼中，已变成与时代大潮格格不入的荒谬之举。1905 年翰 林院编修设立“国语满文”专科的请奏公开之后，《申报》就以满文在今日已成“广陵遗响”为 4 由，嘲讽编修此举不过“欲升官发财而已” 。一些支持立宪的旗人知识分子甚至也赞同彻底汉 化，主动接受满语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5。 需要指出的是，立宪派因语言观与清廷学部思路较为贴近，一定程度上呼应和声援了国家的 语文统一进程。前文已提及，立宪派人士本就是清末“国语统一”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基于 建设多民族宪政国家的理想，他们极为赞成用汉语言文字教化边民，并不忌讳袒露其明显的汉民 族中心主义。当然，立宪派对语文问题的关注主要基于政治考量，并非单纯考虑边疆民族语文教 育问题。 结语 1 《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 有为全集》 ，第 8 集、第 4 集，第 418、426 页。 2 《金铁主义说》，刘晴波编： 《杨度集》，第 369-371、368 页。 3 徐敬熙： 《蒙藏回教育方针议》， 《申报》1910 年 12 月 18 日，第 2 张后幅。 4 《日下近闻》， 《申报》1907 年 7 月 14 日，第 3 版。 5 乌泽声： 《满汉问题》， 《大同报》第 1 号，1907 年 6 月 29 日。 24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无论对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来说都是关键性的政治 文化命 题，但这一命题在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代，分别承载着不同的意涵。在王朝时代，行政层面的 多语文并存与教育层面的“各语其语”，体现的是“分而治之”的传统治理模式和多样化的文化 体系；而在民族国家时代，当一体化、均质化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时，传统的多语 言制和“各语其语”的现实就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障碍，需要进行改革。本文对清末国家语文建 设的探讨，即主要从这一维度展开。 清末“国语”、“国文”的普及亦即统一的国家语文建设，首先在国民教育领域展开，继而 又得到内地边疆一体化、预备立宪等制度实践的支持。清末新政时期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以熔 铸国民性、化解族群隔阂和强化国家认同为鹄的，无一不体现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体化需要。 当然，汉语之所以由民族语文升级为国家语文，从根本上固然依托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语境， 但其展现出来的文化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技术性前提。 概括而言，新的汉语“国语”、“国文”的强势崛起，预示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均质 化趋势，而新旧“国语”之短暂共存，则说明旧的族群关系仍在部分制约着这一趋势的形成。辛 亥革命前夕，清廷学部出台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已宣布了汉语作为“国语”的国家通用语言身 份。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构建起“五族共和”的新型民族关系，使满人彻底失去统治地位，满 语、满文不再享有制度保护后，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与之相应，汉语在行政和教育系统中进一 步扩大使用范围，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通用语言，新旧“国语”的并存局面至此终结1。 新旧“国语”的并存格局及其终结，是传统多语言制向现代单一语言制转型之际出现的独特 现象，但它也预示了现代中国统一语言建设进程将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如果从更长时段去审视 国家共同语与民族语言的关系，则蒙古、西藏等组织更为稳固，且形成了成熟语言文字的边疆地 区，其语言教育模式的变化更具典型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清末不少官员和民间人士并非 单向地鼓吹普及汉语、汉文，而是同时意识到汉族和非汉族人群的交流和沟通应当是双向的，故 建议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人士亦学习蒙、藏等民族语言2；另一方面，在新式教育进入边疆的 过 程中，推进国家语文和民族语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已在不同层面得到显现3。国家语文承载的是 体现国家意志的普遍知识和价值观，而民族语文教育则试图传达与 本民族相关的特定历史文化 传统、身份意识，实际是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因而， 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两种诉求，如何搭建 国家语文和民族语文教育的合理框架，就成为直接关涉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议题。从这一 角度探究现代中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治，仍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网络文章】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公文：准蒙藏事务局咨对蒙旗行文应用蒙汉文字等因行文》， 《奉天公报》第 271 号，1912 年 12 月 20 日； 《要 件·教育部行政大纲》 ，《申报》1912 年 5 月 21 日，第 3 版； 《要件·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案》， 《申报》1912 年 8 月 12 日，第 2 版。 2 锡良： 《川省设立藏文学堂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锡良遗稿奏稿》第 1 册，第 651-652 页； 穆都哩： 《译述：经济与蒙古》， 《大同报》第 1 号，1907 年 6 月 29 日。 3 如有学者从教育诉求、师资、语言文字、教材等诸多方面，揭示出汉语文教育与本地民族教育之间的多重冲突， 参见朱玉麒： 《清代新疆官办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 《西域研究》2013 年第 1 期。 1 25 石 硕 1 《中国民族报》2021-12-07 https://mp.weixin.qq.com/s/UDlPqmakU4A4EdmurXoxGw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三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一是 1902 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二是 1939 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 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引发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三是 1988 年，费孝通 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 这三个事件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华民 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为 我们在新时代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启示。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 1902 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此前，他曾发表一系列纵论中国历史的论文，提 出了“中国民族”等含有中国民族总体意义的词汇。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在 1905 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 察》一文中，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1922 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再次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及内部各 种复杂成分进行全面研究。此文中，梁启超把“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 的本质特征。这一阐释不但符合梁启超求同胞团结一体以“御他族”的初衷，也与他先前对中国 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整体观察所形成的“中国民族”等思路契合。 1939 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在 学理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概念，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出现，但作为 一个实体，它的存在却已有几千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精 髓，即中国各民族一体。这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既是学理上的升华，也是内涵的丰富与拓 展。 1988 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阐述，无论是历史视角、框架内容还是基本论点，均与 1939 年顾颉刚的论述接近，尤其是 关于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均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本论述相吻 合。 费孝通并非历史学家，为何在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也同样完全立足 于中国整体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进行论述与阐释?对此，费孝通在 1993 年有一段含义深 刻的回答，“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民族的实质取 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 这番话既是费孝通自己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体会，也是对为什么必须从中 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述“中华民族”概念的一个回答。 “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学术前辈对“中华民族”概念的 阐释，尽管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和不同，但三人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路径却惊 人相似——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原因在于，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 “中华民族”概念，根本上是由“中华民族”概念的属性所决定的。换言之，唯有从中国历史脉 络出发，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1 作者为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教授。 26 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述与阐释，可以清楚看到两个突出的共识： 第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并非是近代才出现的，而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梁启超 指出： “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 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 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说出来，但其存在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费孝 通用“自在”与“自觉”来区分中华民族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 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 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第二，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梁启超认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 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顾颉刚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 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则作了这样的概括：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 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 体。”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之所以能在以上两点产生高度共识，原因在于他们均从中国历 史脉络来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这是他们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洞悉得出的真知灼见。各 民族交融汇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流，中华民族正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 物，其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正是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出发才能真正认识“中华 民族”概念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趋势异常明显： 第一，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愈来愈密切，民族混合与 交融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发展。这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 正是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 第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总体趋势是由松散到紧密、由多元趋向一体，因 此，中华文明事实上是由中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诚如历史学家翁独健指出： “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 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 这种由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即经济与文化），同样成为让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 民族实体”紧密联结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并且日益紧密联结的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 实体”，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概念赖以产生并被广泛认同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顾颉刚认为，民族是“营共同生活，有 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 同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 这也正是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民族”一词的含义。 顾颉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一词意涵的。对于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地区及人群 而言，“民族”的内涵均与其历史密不可分。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 久的历史。”其中显然已饱含对顾颉刚当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中“民族”一词内涵的深刻 理解。 中国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既有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也伴随着战争、征服等高昂代 价。正如梁启超概括中华民族特征时所言：“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历 27 史上各民族混合、交融与凝聚的过程，不但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了共同的历史命运。近代以后，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开始“深深认 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由此唤醒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之自我意识。 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血 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传播并为中国社会所接纳的过程， 正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固然是由近代 以来列强的侵略即外部刺激所催化的，但其内在的基础却是数千年各民族交融汇聚形成的。历史 证明，中华民族是由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精神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梳理“中华民族”概念的几点启示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与阐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均从中国历史的视阈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来 看，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三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探讨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了 两个重要共识：一是尽管“中华民族”概念是 20 世纪初产生的，但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却并非是 近代出现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二是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 第二，“中华民族”概念的本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这“一体”并非出自近代的建构，而是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各民族日益 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彼此密不可分的整体的方向演进。这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不但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了共同命运。近代 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深深认识到共同命运，开始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 体”转化。 第三，过分拘泥和纠缠于狭义的“民族”定义，有碍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费 孝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如果 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从很大意义上说，由中国历史脉络认识 “中华民族”概念，正是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46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