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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 ■ 刘能 ［摘要］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 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 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 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 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 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 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 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 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关键词］青年；地位获得；地位保卫；网络话语权；网络社会治理；社会容纳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3-0005-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3.03.001 社会科学界经久不息的话题之一，便是青年人是如何获得“得到文化支持的、可行的”社会地 位 ［1］ 。这也是相对保守的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一个由相对稳定的社会期待构成的微观秩 序中，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如何才能够顺畅地从上一代的手中，传递到下一代手中［2］。 在受人类学取向影响的研究传统中，这一传递大概是以“过渡仪式”（rites de passage）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3］。由于已经事先内嵌于某个社会文化区域或文化实体的仪式秩序之中，因此这一类传递 看起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或不言而喻的。但最新的研究却表明，当代青年人所卷入的社会身份和 社会地位的传递，往往并非如此顺畅，而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一个聚合了贫困、迁移和种族歧视 ① 参见萨卢斯基（Salusky） 对迁移到多米尼加的海地裔女青年的社会命运的相关研究， 来源：SALUSKY，IDA. Traveling a Hard Road：Rites of Passage to Adulthood for Females of Haitian Descent Living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J］ .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2021：1-27. 基金项目：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规划项目“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 生存战略、整合技术和亚文化实践”（课题编号：14JJD840002）。 作者简介：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5 青年探索/ 2023年第3期 YOUTH EXPLORATION 的结构困境中，承接传统的角色（如迈入成年或母性的获得等）往往变得十分艰难①。即使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的核心领地——北美和西欧，自 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 等实践领域以来，栖居于这一领地内的全球北方青年（youth in Global North）的转型①也开始遭遇到 了一系列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在离开学校教育之后，无法顺利地找到相对理想的、稳定的和正式的 就业，反而陷入了一个结构性的陷阱之中，表现为不稳定就业、就业不足，甚至面临长期失业的风 险，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脆弱性的代表——不稳定就业者（the precariat）②。社会科学家们甚至 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waithood”，用来指称青年人迈向成年（以稳定就业和缔结婚姻为标记） 的转型期被无限拉长，因而无时无刻处于等待之中，而积极的希望又并不确定的一种特殊社会和心 理状况［4-5］。 面对这样的结构性困境，青年人的适应策略之一，就是被迫延长这一转型的时间周期，调整自 己的心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积攒各种人力资本，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这大概便是中国社 会中新近流行的“卷”的说法的结构性来源之一）；或者发展出具有“革命性 / 越轨性”的新型向 上社会流动通道（比如说，成为“网红”），但在顺畅转型希望渺茫之时，则往往表现为放弃、撤 退和（对主流文化目标的）拒绝③（这也是西式“躺平”的来源之一）。从后面这一分支的适应实 践来看，“尼特”现象（NEET，即“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这一结构性处境的英 文简称）也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代青年研究中所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6-10］。 ① 如上所说，此处的转型实践，主要指的是青年人如何在传统社会化理论的预测下，顺利地结束这一“成长过程”， 承担起社会所赋予的角色，因此，主要是指初始社会化进程结束，开始承担成人社会角色（成家立业）的这一过渡 现象， 因此也称青年转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 青年的转型同时也遭遇到了发达西方社会的结构转型， 主要表现为 制造业工作外迁、福利政体转型（且更有利于老年公民）、族群多元化及其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以及族群和阶级 位置的交错（intersection）等等，从而不仅使得原先作为主人的本地青年，也使得作为客人的移民青年，面临着更 为严峻的社会角色传递和承接的结构性困难。关于此一话题，可参见以下文献：DAHMEN，STEPHAN. Regulating Transitions from School to Work：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of Activation Work in Action［M］.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2021：17-70；GEBEL，MICHAEL，MARGE UNT，SONIA BERTOLINI，et al.Introduction：Youth Transitions in Times of Labour Market Insecurity［M］.// MARGE UNT，MICHAEL GEBEL，SONIA BERTOLINI，et al，Social Exclusion of Youth in Europe：The Multifaceted Consequences of Labour Market Insecurity. Policy Press，2021：1-27. ②“The Precariat”在中文大概可被译作“不稳定就业者”，意指处于工作安全感和稳定感丧失状态中的社会行动者， 且必然会经历此一结构性位置所内生的种种消极社会心理体验， 如低效能感、 低自尊感、 无助感、 无根感和无意 义 / 价值感等。与此相类似，此前社会学更为熟悉的是无产者（proletariat）这一结构性位置，指示了人们在物质生 产方式拥有方面的一种极端缺乏状态。从物质生产方式占有，到工作权的获得，研究阶级和地位获得的学者们再次 遭遇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地位分配机制。本文实际上扩展了这一研究路径，将网络话语权看作是当代青年在新技术 / 新文化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地位获得机制。可参考以下文献：STANDING，GUY. 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M］.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1：1-25. ③ 默顿（Merton）在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于解释越轨现象的结构张力理论， 并围绕着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拒绝 / 接纳的组合分布，形成了一个包括服从（同时接纳目标和手段）、 创新（接纳目标但拒绝手段）、仪式化（接纳手段但拒绝目标）、撤退（同时拒绝目标和手段）和革命（同时颠覆旧目 “创新”主要包括了以越轨方式（如贩毒和 标 / 手段，代之以新目标 / 手段）五种类型在内的适应模型。具体来看， 走私）达成经济成功，而“革命”则涉及到一个社会根本分配制度的颠覆和重构，如土地革命和国有化等等。可以 说，默顿的这一经典论断，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结构性处境——高水平的成就动机及其压力——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理论切入点。 6 特稿 一、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解当代青年的主要理论范式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首先走上了一条重新定义青年使命的道 路，以举世瞩目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s）的面貌，提出自己的种种价值诉求：和平、 反战、性别平等、动物权益、生态伦理等等。之后又有学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物质主义” 这一理想类型，对发达国家青年世代在充分享受物质富裕之后开始追求全球人类福利提升的价值观 立场进行了有效概括［11-12］。最近 20 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动荡的原因之一，便是伴随着特定政体的 颠覆性社会经济变迁，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由包括大规模战争避难在内的结 构性力量推动的跨国人口迁移现象，导致青年社会地位维持和地位保卫的努力层出不穷：这一点， 无论是从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郊区的移民青年骚乱之中，还是在多场颜色革命中扮演破坏性角色的 充满怨气的青年大学生身上；或者在多国公共话语体系中持续遭到非议的、围绕“啃老一族”“御 宅一族”“三抛青年”而展开的话语建构努力中，都可窥见一斑。上述现象，通过学者们对青年社 会地位获得过程中遭遇的挫折感和剥夺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形式各样的适应性实践的理论化处理， 都能得到理解。这一点，与国际学术界当年解释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诸如日本赤军和意大利 红色旅之类特殊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当代白人至上主义者、“光头党”之类的新纳粹主义和伊斯 兰激进主义之出现的理论框架，如出一辙：总的来说，向上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和针对地位威胁的 集体防御行动，这些理论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了解释上述青年激进行动的一个主要理论范式［13］。 本文主要讨论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大家并不陌生的一种现象——青年人普遍表现出线下疏离但却 线上活跃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倾向①。本文将这一现象同样置于上面提到的一般模型之中，将其看作 ① 从一件看起来“负面的、成问题的或破坏性的”社会事实出发，去揭开表面，去伪存真，得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结 论，是早年相对保守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潜功能”概念所蕴含的一个非常积极的社会科学思想。线下疏离的境遇， 是当代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的线下疏离，作为社会撤退（social withdrawal） 的一种特殊表现类型，或青年人从延长了的教育—职业过渡期（the prolonged education-work transition）中或暂时或 相对持久地撤退出来的实践类型，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超级社会学现象，得到了很多关注，包括对“御宅一族”的 研究（具体可参见：KINSELLA，SHARON. Japanese Subculture in the 1990s：Otaku and the Amateur Manga Movement ［J］.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1998（2）：289-316；HACK，BRETT. Subculture as Social Knowledge：A Hopeful Reading of Otaku Cultue［J］.Contemporary Japan，2016（1）：33-57），以及对“隐蔽青年”（或“茧居族”）的研究（具 体可参见：SAITO T. Shakaiteki Hikikomori-Owaranai Shishunki［Social Withdrawal：A Never-ending Adolescence］［M］ .Tokyo：PHP Shinsho，1998. 转 引 自 KATO，TAKAHIRO A，SHIGENOBU KANBA，& ALAN R. TEO. Hikikomori： 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 Assessment ，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J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2019（8）：427-440；OVERELL，ROSEMARY. Queer Will：Hikikomori as Willful Objects［J］.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8（2）：206-219；BERMAN，NAOMI，& FLAVIO RIZZO. Unlocking Hikikomori：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J］.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19（6）：791-806；TAJAN，NICOLA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Withdrawal in Contemporary Japan：Beyond the Hikikomori Spectrum［M］.Routledge，2021）. 香港学者陈康怡 （Gloria Hongyee Chan） 也在日本“ 宅现象” 的基础上， 对香港社会中的所谓“隐蔽青年（hidden youth）” 进行了专 门研究（具体可参见：CHAN，GLORIA HONGYEE. Hidden Youth and the Virtual World：The Process of Social Censure and Empowerment［M］.Routledge，2017.）。相比之下，前一批学者是将“隐蔽青年”现象作为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新 型社会问题而加以关注的，而后者则更是看到了“隐藏青年”将互联网虚拟空间作为建构其社会地位、形塑其生命 价值和意义并打造一种社区感的一个重要实践场域，关注到了其中隐藏的积极的社会学含义。本文的观点，与陈康 怡的观点相对来说更为接近。 7 青年探索/ 2023年第3期 YOUTH EXPLORATION 是当代中国青年运用自身所拥有的不对称优势（知识上的和文化上的），努力为自己争取一种可行 的社会地位的集体性实践。随着这一解释机制的出场，我们在当代互联网世界中观察到的种种或中 心或派生的现象——如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社会性死亡”“梗”（从能指革命走向所指革命①）、 粉丝亚文化等，也都一并可以得到解释。 二、线下疏离：与看起来不太友好的主流公共社会的自我隔离 与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承受着额外的期望和压力。有些压力是结构性的， 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亲密关系市场等制度化活动领域的某些持久特征；另一些则是认知性的，反映 了一个社会对青年人的总体上的社会期待和社会评价；还有一些则是互动性的，反映了青年人变动 的文化偏好与某个结构性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冲突。具体来说，在第一层结构性特征方面，中国尚 未完全制度化的劳动力市场，对青年人的收入歧视就是例子之一，表现为青年人在职业生涯初期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忍受较为平滑的收入增长曲线，直到在 35 周岁前后迎来第一个重大的上 升拐点（当他们在竞争中胜出并获得经理之类的中层岗位之际）；亲密关系市场（在这里指有关婚姻、 恋爱和性活动的专门场域）同样实施着一定的规范性压力，尤其对于男青年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当 前的婚恋文化倾向于要求男方来更多地承担亲密关系的物质基础准备工作，而这一要求又与日渐上 涨的物质生活方式成本相互激荡，使得青年一代不得不在文化消费上捉襟见肘却又仍然不见曙光。 在第二层认知的层面，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成长这一事实背后，具有动机激发和动机维持效应的 恰恰是“物质成功”这一理想，因此，成人社会较为狭隘的“成功定义”，与青年相对局促的结构 性位置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从而促使他们在社会化早期（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漫长求学生涯中） 就深度介入到日渐内卷化的竞争之中。与此同时，大众社会对青年人的社会怀疑也达到了一定的高 度，既有来自急功近利的雇主们所谓的“（年轻人）眼高手低”的评价（他们往往希望青年人直接 拿来可用、随时可弃且并不愿意支付足够的岗位培训成本），又有来自某些社会部门的标签化处理， 正如他们发起的意在拯救“闲散青少年”的一系列社会项目所隐约昭示的那样。最后，在互动的层 面上，企业文化中期待青年雇员服从和奉献的伦理要求（如以“996”为代表的老一代的集体性社 会期待），也直接与这些青年成长过程中有关人格独立和自主性的价值观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张力。 在上述三层力量的联合作用下，我们大致可以理解当代中国青年为何表现出线下疏离的状态，我们 ① 能指和所指是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其中能指（the signifier）指的是用于表达某种抽象意涵的具体符号表达方式， 所指（the signified）则是那个具体的符号表达方式所想要表达的抽象含义。如在红绿灯设计中，红灯表示禁止通行 （可进一步引申为拒绝和自我克制），绿灯表示通行（也可进一步引申为希望、接纳和欢迎）。因此，能指和所指之 间对应关系的扩展、转型和重新界定的能力，便是当代互联网中文化沟通领域的一种时尚力量和基本文化要求。我 们已经在当代互联网实践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实践，最著名的便是将特定社会的禁语发展成为特定文化圈层内 表示感叹的语气助词的一系列天才创造（以“我靠”为例），并且隐含着重要的文化磋商意涵（以“草泥马”为例）。 上述语言之梗，便是能够清楚阐释我们此处所说的能指革命和所指革命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符号本身及其指代的意 义同时得到了扩展和延伸。青年群体在以上“梗”的创造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是本文所给出的地位获得范式的一 个主要证据。 8 特稿 大概可以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他们与看起来似乎不太友好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自我隔离，因为在这 个线下的社会公共生活中，他们既无法顺利获得一般性的社会承认，也容易遭遇显著的社会怀疑和 社会歧视，或者对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形式主义报以极其厌烦且无法理解的心态。 三、线上活跃：互联网世界的社会连带、社会接纳和社会团结 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系列理由来青睐线上生活：首先，线上生活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使得人 们能够轻易突破地理的约束，跨越空间距离进行社会互动，而线上平台随时登录的特点也使得分散 时间的可利用价值增大，其内在酬赏性大大提升；其次，网络社交可以确保某种程度的初始匿名化， 这种匿名化不仅具有一定的隐私保护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约束了社交上的过度情感投入而消 除了情感过载的风险，而后者恰恰是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视野中的一个最初关注焦点［14］；第三， 作为大规模采纳参照群体的人群之一，线上生活为当代中国青年以较低的成本实施认同实验提供了 广泛的机会：他们可以持续地加入某个参照群体，感受社会接纳之喜悦，或者咀嚼社会排斥之苦味， 不仅锻炼了其社交技能，而且其退出成本也相对有限；第四，线上社交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 中国青年演练社会政治技巧的一个实验农场，因为线上生活不仅提供了高强度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如 我们在“粉丝动员”“为偶像打 Call”之类的网络亚文化中所看到的那样），也提供了解决争端和 冲突、表达声音和立场的实验性机会；第五，线上生活为青年个体以网名为中心的人格再造和个人 形象管理也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这一人格再造的机会，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往往能够通过自尊、自 爱和自我价值的生产等机制，抵消抑郁、自杀等个人危机性事件的侵袭；第六，线上生活的“去物性” （de-materiality）特征——也即线上社会互动更多地以精神气质、价值立场和语言风格为中介，而 较少以衣着、饰物和装扮等物性地位符号为依托——这也部分地缓解了面对面社会交往中常见的阶 层紧张和阶层对立；第七，当前支撑线上生活的诸多平台，都在用户友好概念的基础上，为重度卷 入线上生活的青年用户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可见激励，如设计和开发出诸如点赞、转发和评论等 诸多功能，这些功能按钮同时也是用于测量和显示用户等级的一系列数量指标，最终成为奠定和分 配网络社会地位的有效指针；第八，移动互联网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创意、文化实践和文化利用的空间， 日益生产出一个具有消费引领价值的产业空间，在这一产业空间中，当代中国青年又以其高度的实 践技能取得相对于其他世代的优势地位：二次元、字幕组、电子竞技、直播等等，我们几乎在每一 个领域都看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重度参与和文化创新①。因此，可以说，与他们可疑的线下社会地 位相反，互联网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在有关互联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成本的论述之外， 认为它带来显著社会改善效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比如说，以手机为中介的实时沟通为流 ①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互联网空间内的青年参与，既是一种解放性行动，同时很可能也是社会操纵和社会 控制的结果。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资本和政体这两大结构行动者的意图和动机。以前者为例，作为同时拥有生产 者和消费者两重身份的平台用户和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沿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传统的研究者们往往会更 加关注资本对用户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欲望的控制，以及通过这种控制所能达到的经济上的压榨和剥削。而相对更为 中性化的技术平台，则也会有研究者关注其算法体系所可能隐含的控制潜力。具体可参见：赵璐 . 算法实践的社会 建构——以某信息分发平台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22（4）：23-44. 9 青年探索/ 2023年第3期 YOUTH EXPLORATION 动中的农民工带来了现代性体验和本体论安全感［15］；移动互联网为人类情感的展演提供了新的舞 台［16］；而社交媒体平台则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通成员，提供了线上舆论领袖地位形塑的新路径①。 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世界日益扮演着其作为展示社会连带、社会接纳和社会团结，并赋予社会身 份和社会地位的理想空间的功用。 四、网络话语权和青年社会地位建构 接续前面两节的论证，我们接下来首先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网络话语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青年 世代的网络话语权，大致有四个主要的界定性特征：首先，是他们相对于其他更老世代而言的优势 网络利用技能，这一优势确保了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文化自信［17］；其次，是他们对密集话语表 达和话语呈现渠道的占有，这一占有，除了相对大众化的渠道之外，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对更为小众 的互联网舆论平台的掌握和把控；第三，是他们在一套特殊的网络沟通符号体系的创造中所扮演的 核心角色，这一话语体系既具有明显的社会排他性（不掌握这一套话语的外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妙处）， 又具有高度的社会内聚力（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同类感）；第四，则是他们的集体话语行动所具有的 显著社会制裁后效，这一点，既体现在“社会性死亡”之类的最新网络社会控制机制之中，又体现 在诸如“帝吧出征”和“小粉红”之类的网络集体行动之中。总而言之，网络世界提供的广泛且弥 散的发声机会，为青年一代建构起一套与主流文化相当不同的网络亚文化创造了基本条件，而一系 列网络亚文化所隐含的巨大商业潜力，又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创新和产业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 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从总部位于中国各大城市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上可见一斑）。与此同 时，部分借助于民族主义 / 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部分出自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强烈反感，中国青年 网民中的很大一部分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政治消费主义②立场的网络公民，而这一转变，也为他们一 般公共关系形象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从“啃老一族”“网瘾青年”之类的问题青少年，转变为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多条战线上的政体同盟军。尽管由于误用了符号形象（尤其是阶层形象）而遭受非议， B 站推出“后浪青年”宣传片的原本意图就是在重塑当代中国青年的总体文化形象。总而言之，网 络话语权，加上创新网络文化实践，两者结合在一起，极大地解释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地位获得和地 位维持。 五、作为积极容纳的“安全阀效应” 社会治理主体对由网络话语权反映的青年一代线下—线上社会地位差异所隐含的潜在风险有较 清醒的认识：线下社会参与不足所隐含的相对剥夺和低自尊，是否会在网络社会世界中演变为侵犯 ① 具体可参见王心远对长江三角洲某工商业城镇中的自我雇佣者如何将自己一步步塑造成为网络精英的相关描述。 来源：WANG，XINYUAN.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M］.London：UCL Press，2016. ② 政治消费主义指的是国际商业互动中，在消费者品牌选择的一端，更多考虑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或价值观的原 因，而非产品本身的原因。因此，可以将对某些国际品牌的集体抵制行为看作是典型的政治消费主义行动，如歧视 性筷子广告引发的 D&G 抵制事件，和新疆棉污名化问题引发的 H&M 抵制事件等。 10 特稿 性行为，正如心理学中的挫折—侵犯理论所预想的那样？线下生活经验的不足，是否会对他们线上 社会参与的均衡性和务实性产生不利影响？从相对无权状态向相对权力状态的转化，是否会带来一 边倒的滥用（如网络暴力的倾向）？网络亚文化的灰暗、光怪陆离和充满戾气的一面如何得到有效 控制？围绕社会热点问题的不理智讨论会不会压制更为理性的声音？互联网场域会不会成为观点竞 争基础上的行动动员的主战场？此类行动动员最终会不会对主流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性的冲击？本 文承认，以上风险，作为青年一代网络话语权的溢出社会成本当然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如何看 待这种真实性，如何评价这一真实性的实际后果，社会学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因此，本 文提出“积极容纳”（positive accommodation）的观点，认为社会治理主体可以通过承认互联网舆 论场域具有明显的“安全阀效应”，从而将这种真实挑战的负面后果降低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安全阀效应”是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所提出来的，认为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的渠道， 定期释放某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公正感和怨恨情绪的话，那么其对社会秩序的影 响将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水平上，就好像锅炉总是要释放过多的蒸汽以确保不会发生安全事故 一样［18］，因此，看起来似乎冲突性的议题，最终实际上展示出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与科塞的经 典案例相比，当前中国网络舆论场域中的“安全阀效应”，不仅仅具有“有意识地系统”释放不满 情绪这一要件，同时还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要素，包括青年一代与政体之间日益明显的政治同盟关系、 由积极参与互联网文化创意而日益改善的青年一代公共形象，以及互联网舆论空间内一代代初入者 媒介素养社会化程度的渐次提高等等。上述额外要素联合起来，大大降低了一个看起来较为混乱、 具有较高冲突性的互联网舆论场域所隐含的真实治理风险。这便是所谓的“积极容纳”的言下之 意——当互联网舆论场域成为青年一代因为种种原因积累起来的社会失意情绪表达和释放的制度化 空间时，我们实际上应该对其造成的实质性伤害有一个更为理性的看待，尤其是不要将这一症状本 身看作是社会失序的符号，而应将其看作重新走向秩序的开端。当然，这一判断的基础是内生性原 则，也即造成互联网舆论场域观点竞争的主要来自于内部人的观点交锋，而非来自外部恶意对抗性 舆论的操纵和诱导。 六、可行的网络舆论治理策略：理解、承认和自制力期待 最后，我们还可以就网络舆论治理所应采取的原则性立场进行简要的讨论。沿着本文之前的 论证思路，三个一般性原则提上了日程，分别是“理解”“承认”和“恰当的自制力期待”。理 解原则和承认原则大体上延续了本文对青年一代网络话语权之获得和维持的理论解释，认为互联 网空间为青年一代的地位获得创造了稳定且积极的通道，而恰当的自制力期待原则，则是对社会 学中另一个古典效应——自我证实的预言 ——的当代援用。我们具体做如下的展开：（1）理解原 则——本原则要求网络舆论治理者要从总体上理解青年一代互联网舆论参与和网络亚文化实践的逻 辑，因为网络空间不但表现出与线下社会不同的接纳性、团结性和支持性的特征，同时也给予了他 们建构恰当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2）承认原则——本原则要求全社会要承 认青年一代在互联网文化实践中所扮演的积极创新角色，以及该角色所隐含的多重功能性（multi- 11 青年探索/ 2023年第3期 YOUTH EXPLORATION functionalities），包括但不限于表达积极自我且形成正面公共形象，并且以网络亚文化实践内含的 消费潜力推动产业发展等；（3）恰当的自制力期待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把理性媒介主体的身份 赋予青年一代，并且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期待，即将青年一代的主流看作是自制的、理性的媒介主 体，而非造成文化混乱和互联网秩序崩溃的主要责任人。这一理性期待最终将塑造出真正具有自制 力的互联网舆论主体。 参考文献 ［1］MERTON，ROBERT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ew York：Free Press，1957. ［2］EISENSTADT，S.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ge Groups and Social Structure［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 ［3］BLUMENKRANTZ，DAVID G. Coming of Age the RITE Way：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Rites of Passag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SINGERMAN，DIANE. Youth，Gender，and Dignity in the Egyptian Uprising［J］.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2013（3）：1-27. ［5］INHORN，MARCIA C. Waithood：Gender，Education，and Global Delays in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M］. Berghahn，2021. ［6］BRUNILA，KRISTIINA & LISBETH LUNDAHL.Youth on the Move：Tendencies and Tensions in Youth Policies and Practices［M］.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20. ［7］HUEGLER，NATHALIE & NATASHA KERSH. Social Inclusion，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xts of Neoliberalism：Examples of Adult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with Young People in the UK，the Netherlands and Ireland ［M］.//NATASHA KERSH，HANNA TOIVIAINEN，PIRKKO PITKÄNEN，et al. Young Adults and Active Citizenship： Towards Social Inclusion through Adult Education. Springer，2021：57-78. ［ 8 ］FORMENTI ， LAURA ， ANDREA GALIMBERTI & MIRELLA FERRALRI. Care Leavers in Italy ： From ‘Vulnerable’Children to‘Autonomous’Adult?”［M］.//HAZEL R. WRIGHT & MARIANNE HOYEN. Discourses We Live By：Narratives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Endeavour. Open Books Publishers，2020：245-268. ［9］GOODMAN，ROGER，YUKI IMOTO & TUUKKA TOIVONEN. A Sociology of Japanese Youth：From Returnees to NEETs［M］. Routledge，2012. ［10］CASSEGARD，CARL. Youth Movements，Trauma and Alternative Space in Contemporary Japan［M］. Global Oriental，2014. ［11］INGLEHART，RONALD.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12］INGLEHART，RONALD.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1（4）：880-900. ［13］DOOSJE，BERTJAN，ANNEMARIE LOSEMAN & KEES VAN DEN BOS. Determinants of Radicalization of Islamic Youth in the Netherlands：Personal Uncertainty，Perceived Injustice，and Perceived Group Threat［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13（3）：586-604. ［14］SIMMEL，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rans.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M］// KURT H. WOLFF.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4［1903］：409-417. ［15］杨善华，朱伟志 .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J］. 广东社会科学，2006（2）：168-173. ［16］刘能 . 移动互联网和人类情感：命题、视角、结论［J］. 探索与争鸣，2016（11）：38-40. ［17］周晓虹 .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 ［18］COSER，LEWIS A.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flict and Its Use in Empirical Sociological Research［M］.New York：Free Press，1964［1956］. 责任编辑：谢碧霞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