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3.pdf
()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13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Wu Xiaoming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Wang Xingfu Zou Shipeng Edit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Published by Renmin Pres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法] Iring Fetscher[德] F.R.Jameson[美] Francette Lazard[法] David Mclellan[英] Bertell Ollman[美] John Rosenthal[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庄福龄 刘放桐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先达 秦绍德 徐崇温 黄楠森 靳辉明 [法] Agnes Heller[匈] Georges Labica[法] Michael Lowy[法] Juergen Habermas[德] John E.Roemer[美] Jacques Bidet 伍伯麟 李其庆 陈占安 顾锦屏 陶德麟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目 录 专 题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 路径 …………………………………………… [法]雅克·比岱 (3)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 [日]佐藤嘉幸 (19) 管理主体性———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与赋权 ………………………………………… [意]卢卡·帕特里涅里 (29)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 [法]纪尧姆·希波丹-布兰 (45)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 生产 …………………… [阿]娜塔莎·博黑奥德-加西安迪亚 (57)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笼罩于军事— 工业系统阴影下的“全球性女性” ………… [法]舍蕾·法奎 (74)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皮凯蒂 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 汪行福 (84)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 陆凯华 (104) 论 文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 祁 程 (115) 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为马克思辩护———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问题 … 黄学胜 (128)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解开《马克思的幽灵》的 钥匙 …………………………………………………… 彭玉峰 (146)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 维度 …………………………………………………… 李 聪 (160)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 姚 远 (176)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 曾德华 (196) 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 鲁绍臣 (211)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基于南希·弗雷泽的 独特视角 ……………………………………… 秦美珠 陈佳妍 (220)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 吴华眉 (232) 译 文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 [日]内田弘 (249)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意]马塞罗·默斯托 (280) 革命的幻象 ……………………… [法]阿莱西亚·玛格丽娅格纳 (306)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共和严格主义, 文化差异主义与强制解放的矛盾 ……… [英]萨拉·发里斯 (325) 超越性格———桑巴特、韦伯和参与资本主义的 主观根源问题 …………………………… [法]斯蒂芬·哈伯 (352) 2 专 题 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 , 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法]雅克·比岱 著 崔晨 译 我在此想构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历史的理论,旨在揭示新 自由主义的本质,以及它对于今天人的生活、实践和观点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现代社会最大的争议总是围绕着市场和组织, 以及这两种模式在社会范围的理性协调。 马克思以结构的方式来理 解资本主义,通过劳动力商品化使市场工具化,而市场工具化又是市场 理性化的一个例子。但他把组织作为一种趋向竞争的结构,并把它放 到工业企业的语境下来考察。通过这种改变,马克思识别到另外一种 类型的社会合理性,这种社会合理性在今日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 是当私人所有权和市场关系被废除之后,这种社会合理性就会逃离出 ① ② 作者注:我在这里发表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片段出自即将在 2016 年 3 月发表的 《新自由主义的叙事》(the great narrative of neoliberalism)一本书中。 ② 按我的观点, 马克思发明了这一概念,即市场 / 组织,并把它放在他对现代秩序 的分析的中心。“必须是中介的”,“Vermittlung muss natürlich stattfinden ”, Grundrisse, Dietz Verlag, 1974, S 88 - 89 ),更准确地说是,它被市场或组织(die “Organisation”)协调。相对于市场的事后(“post festum”)协调,组织是事前协 调(“vorausgesetzt”),企业的协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协调。这确实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丛。这种思考渗透到所有的现代社会理论之中,包括美国的制度学派, 如 Oliver Williamson 著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制度》(Free Press,1985),就此而 言,它是极有意义的。 ① 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来,并且提供一个社会主义结构,在此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是 20 世纪 最大的解放神话的核心。 今日我们能够对这一视角进行衡量了,这种批判性反思具有诸多 形式。我的计划是重新思考、纠正和拓展马克思思路的起点。现代社 会以“理性”为其基本特征,但这只是现代社会的元结构,它分享的是 自由—平等—理性的信念,就其基于一种阶级 “结构”的前提预设,这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具化过程。由此,现代社会需要在社会理性工具 化之下被分析,在市场和组织这两种原初中介的模式下被理解。事实 上,这两种模式是个体间的微观联系,这种联系既超越了散漫的直接 性,也超过了直接的交流合作。 两者的工具化使其自身转变为阶级 因素,以此构建了现代宏观阶级关系。它通过一个特权分配的双重过程 来实现:在市场中通过“财产”,在组织中通过“能力”。由此,统治阶级或 特权阶级就包括了两种社会力量,因而有两种统治者,“资本家”和“能 人”(competent)。其他阶级,我称作基础阶级或大众阶级,并且根据他们 与市场、组织两者不同的关系和发展过程,即包容、影响和排斥来区分不 同的阶层或局部。基于两个阶级和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现代阶 级结构既是二元的又是三元的。新自由主义在这种模式中代表了一个 特殊案例。我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一是客观部分,二是主观部分。 ① 一、作为霸权模式的新自由主义 我认同资本概念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 ① 我将基于此研究程序生成的理论矩阵称为“元结构方式”,这总体上就代表了 现代阶级关系的工具化模式。 2 2 极 两者对立 两者合作 4 面 经济理解力 政治理性 市场 组织 个体契约 中央契约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理论构成。 但我对其进行了扩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纠正了 马克思的方法。若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有两个阶级,两个不同的社会力 量,现代社会就会被理解为一个三角模型。但我反对这种模型,并且提 出了三个阶级,即一个中介阶级和两个统治阶级。我同样反对资本和 国家作为两大统治力量的观点:资本不是市民社会,国家与阶级具有同 构性。 统治阶级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是十分不同的。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 利润:如果他们停止了,他们就消失了,权力的抽象性是他们的视野。 但是,他们如果不拥有一些由工人和有能力者生产的使用价值,他们就 无法创造利润。在市场中“财产—权力”的特权,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 义观念,但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特权,在组织中的“能 力—权力”,还需一进步的解释。 (1)能力不是知识本身(尽管福柯把其命名为“知识—权力”),不 是专属于统治阶级。它是 “社会地接受的能力”,需要别人的承认,对 此可参见韦伯和布迪厄。福柯认为,有一种和经济权力不同的权力,不 是买和卖的权力,也不是谈判和投资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划定空间和 时间的权力,设定界限、路径、计划、程序、检验、分配、标准、规格、正常 人或者变态人的权力,设定相关的目的或充足的理由的权力,教育、同 情、审判、包容和排斥的权力。布迪厄着重论述了这样一种权力作为一 种不间断的垄断,是如何产生和再生产的,是如何形成为社会壁垒的, 尽管有其多样性。 (2)我认为应将 “有才能者的权力 ”与 “组织 ”的概念联系起来。 在生产、管理、健康等方面拓展出来的,是依据了另外一种 “社会规模 的理智协调”模式。要超越直接、零散的合作与联合的协调,确实只有 ① ① 这是作为长期分析的结果,显著地表现在《对〈资本论〉的解释和重建》一书 中,法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两种可能的中介方式 ,这两者就是市场和组织,前者遵从于财产权, 后者遵从于资格,二者在多种路径上相互作用。这是权力的两极,使少 数人拥有特权,而没有特权的群众就对此拒斥或者斗争。 两个主导型力量在对立和吸引的交互关系中共存。它们的目标都 是至上的权力。由此,霸权理论的对象不是考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 级二者的关系,而是要探究这个富有争议的三元结构。 ① (一)霸权体制概念 霸权主义在此包含了两个维度,彼此相互联系。 按照结构的维度,“霸权模式”界定了三大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关系 的一种类型。巨大的技术变革,即从流水线到计算机,重新界定了两个 阶级因素(市场和组织),包括二者的活动范围,和围绕二者的使用、控 制而 产 生 斗 争 的 条 件。 阶 级 不 是 社 会 群 体,而 是 结 构 的 分 裂 (cleavages),通过复制和限定空间,像 “矿主”和 “工业工人阶级”这样 短暂的群体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他们不是阶级,只 是被定义为群体,由此就发展出来了“霸权的策略”。 这个结构性的霸权总是与霸权体系相关,它总是关注世界系统的 节点、殖民中心、卫星城、殖民地等。这里没有自由—平等—理性的元 结构化的前提假定,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处于的 “战争状态 ”。这种 “体系性”在结构化的内部一再地持续出现。 (二)霸权体制的形式分析 针对这些前提,现代霸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CEP ): “C”就是资本家(capitalists):股东和代理人,他的功能就是积累剩 余价值,并且实际上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① 6 这一对调解的核心是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他没有完全充分地发展它, 最显著的地方是关于组织 / 资格的关系方面他一直在关注。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E”就是知识权力的精英 (elite ):“有能力的人”,“获得能力”去 管理的人,他们的劳动力是时刻并且首先去运用权力。 “P ”就是大众 (people),大众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他们不是意味 着“没有股份”的人,而是“没有特权”的人:他们的财产不会积累,他们 的知识不会带给他们权力。其中又会是根据组织因素占优势(公共部 门的雇员),还是市场因素占优势(个体户),或者两者之间的均衡状态 (私有部门的雇员)将大众分为不同的部分,但首先是划分等级阶层。 没有特权不代表没有影响,一些关于 “阶级因素”的看法是:大众的斗 争产生社会和政治效益,如工资和地位等。但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平等 地得到这些利益:这要依据性别、职业、代际、地域或国家 (系统性干 预),你会因为职业和各种权力而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直到完全被 “排除”———排除一些的所有,这种排除是一种深度割裂。这种排除同 时发生在二元的阶级关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组织化标准中,在二者中都 变得“一文不值”。对一方的排除并不代表着对另一方的接纳(在当今 社会规则中),这是对所有方面的弱化 (我认为这是统治的两极的分 裂:C 和 E)。 为了理清这些,我对以下定义做了修改。自由主义是资本家的逻 辑,社会主义是能力的逻辑,共产主义是人民的逻辑:放弃阶级关系。 霸权主义是资本家、精英、大众的三方游戏,其中两方联盟对抗第 三方的现象是核心。联盟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抗,在此可以做出主要矛 盾(V)和次要矛盾 (v)的经典区分,后者往往包含在一些对抗性联盟 的形式中。 资本家与精英联盟对抗大众 (CvE V P )。这个公式非常平常,但 是里面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与精英之间关系的平衡。 资本家与精英联盟对抗大众。这个结构回答了一种逻辑,那就是 大众阶级理论逻辑上想要去提升的是什么。知识权力体系必须预设一 种交流的风险,尽管有规训功能的存在,但这种风险更容易被理解,更 有影响力。在一种类似重复的路径上,一个大众阶级的“胜利”可以被 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设想为组织控制了市场,彼此分享的话语的民主控制了组织。 为了战胜统治阶级,大众阶级必须打破资本家和精英之间的联盟。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只能在霸权立场上联合精英阶层。实现这个目标 所需要的权力依靠于其在不同的部分和等级之间实现的、社会的、政治 的、乌托邦的联盟的能力。我们将此称为解放的元结构的策略。 精英对抗大众有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例子,发生在苏维埃的 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对理性中介方式之一———市场的压制,动摇了所 有理性的配置,并且在一种更压迫的工具化方式下促进了它,使其达到 了话语的“直接性”本身,这便是公民的直接交往。 (三)霸权模式的历史草图 以下讨论是对问题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它没有涉及从亚洲特别 是中国之类的其他现代性 “开端 ”及其随后的遭遇出发所做的类似 研究。 让我们来讨论公社 / 政体(Communal / Regime)———尤其是 13 世纪 南意大利的公社———如果我们想了解欧洲部分,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 的开端。 在“古代体制”(Ancient Régime)下,实体是由资本家、精英和大众 之间的混合关系构成,这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规则。围绕着王室权力, 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精英最为流行。在“行政国家”之内,精英仍然超过 资本家。 资本主义或自由政体(The Bougeoisor Liberal Regime)。在 1750 年 左右,一个改变产生于两方面的权力平衡之中,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旧统 治阶级,另一方面是新出现的三元结构———精英、资本家、大众———这 是“西方”革命的结果。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依据资本家联盟精英对 抗大众的结构来看(CvE V P ),在资本家的庇护下,资本家和精英具有 ① ① 8 这是《国家—世界》中的第七章的讨论对象,第 188—232 页。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共生关系。 民族的社会的国家政体 (The Regim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从 1930 年开始, 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由管理 者、职员和能力者组成的多样联合体。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民族 解放运动和经济危机,由资本家联盟精英对抗大众 (CvE V P )的结构 变成了资本家对抗精英与大众的联盟 (C V EvP )。民族的社会的国 家:“民族”一方面指的是在民族—国家语境中可能的结构,另一方面 指的是它的系统的对应物———殖民地。 社会主义政体(The Socialist Regime)。我在此的意思是———超越 了革命的“无产主义的”进程联合了精英和大众———“真正的社会主 义”政体,它的内涵能配得上这个名字,重点是将能力作为最高的权力 而由此实现出来的组织:一种社会秩序的普遍规划。 纳粹、民粹政体 (Fascist,Populist)。这一霸权模式概念要求考虑 在每种情况中“精英”(公仆、管理者、知识分子、职员、牧师等等)所扮 演的角色。他们在世界体系中占据着不同位置,他们可能从技术或者 地缘政治的角度,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去推进大众的激进组织,又不 与资本家的联盟决裂,而是致力于在体系中支持、保护和提升他们 自身。 (四)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转折点上,出现了一种新奇的状态:新自由主 义政体摧毁了民族社会国家体制。资本家战胜了从大众阶层里面分离 出来的精英阶层。所以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联合精英对抗大众 的结构又重现了。这种政体中包含了什么新奇的内容? 这不是一个新教条发明的问题。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学说,它是一 种要求(claim)。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本身没有包含着任何新的东西。 它不过是自由主义不变的要求,别无其他:资本家要证明他们实践和策 略的合法性。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要求的经典的、纯粹 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完美的表达了。从洛克开始,资本主义就提出了 “自然秩序”的极 端命题,那就是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殖民者自身来说,利用 和对抗其他占用者是合法的,无论以任何理由,只要能够带来利润。很 明显的是,自由主义可以直接被称为是极端的社会逻辑,或者自由主义 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到底包含了什么新奇之处?我认为,这单纯的是因为在结构 之内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的改变。经典 “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相 关,是世界体系下的一个子系统。它自身被看作是温和的,如果真是这 样,实际上是因为它的极端逻辑被对抗它的结构性的力量所限制了。 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另一极有能力的 “精英”,由于民族国家背景下资 本家的出现,享受同样的增长,依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生成了或联合 的或对抗的,可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大众”阶级已经无处不在,出 现在循环往复的反抗和革命中。新自由主义除了是 “自由主义”的旧 梦实现,不会再是别的了:资本主义的独裁。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究的。 二、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在当代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福柯的 “配置 ”方案和马克思的 “结构”方案之间出现分裂。我困惑的是,前者的界限,当今主导的社 会学,以及后者所遇到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供可操作尺度的困难。 福柯“装置”(devices)概念旨在界定由异质的、质料的、制度的和 话语的因素构成的整体,由此形构了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生产出历史 地确定的主体。但是,按照我的观点,这个主体,尽管能够在“装置”的 浅层级上被确定,但是除了在反抗和放弃之间摇摆就无法做其他任何 事情了。 关于马克思的方案,马克思式 “结构 ”概念把握了自为的社会总 体:它的理性和矛盾,它的历史动力。新自由主义无论如何是害怕由这 10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些概念所开启的解放的视域的。整个故事必须真正从头开始说。我注 意到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强调的事实,在他们的相互交换中, 现代生产者将彼此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一个 “现代性偏见 ”,他写道。 在一个元结构的问题式下,我称这一概念为“现代的宣告”(或虚构)的 意义,在我看来,它就是阿尔都塞在 “质询”的主题上没有真正把握的 东西:一种结构质询,一个现代阶级结构中固有的模棱两可的质询。 我意图结合两者。我会沿着福柯的路线———直接面对一个被征服 的主体的定义———但是会更进一步进入到市场—组织装置的机制之 中。若一个“主体”的身份在一个主体时刻被解读,那就必须真正地到 现代宏观阶级关系中固有的微观阶级关系中去寻找踪迹:我的意思是, 到在市场和组织之中的他们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 我会在使用霸权模式的概念上,继续马克思结构和元结构的道路。 总之,艰难之处在于既连接起特殊的市场 / 组织配置和框定它们的阶级 结构,又连接起结构和时常干扰它们的连续的霸权模式,尽管被 “质 询”的主体已经出现。在这个复数形式下,矛盾和模糊不清的质询行 为渗透了不同等级的社会实验。 (一)新自由主义的配置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主体” 的出现必然和装置有关,这是一个在 两种被视为 “阶级因素”的中介方式之间的典型的优势的结构转变。 在那一点上,市场霸权比组织更为激进。这也定义了一种新的 “霸权 模式”:与民族社会国家相对照———至少在它存在的地方———组织本 身倾向于由市场的方式上产生出来,由此导致了更加彻底的主体化 (subjection,按照该词,也可理解为更彻底的臣服———译者注)。这种 转变可以在公司的新的配置中发现,它干扰了外部的生活空间。按照 ① ① 参见皮埃尔·达多特、克里斯蒂安·拉瓦尔:《世界的新道路》,发现出版社 年版。 2009 1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阶级要素”(class factors)之间关系的方法,使把一系列众所周知的现 象归入到相同的概念中成为可能,也便于其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方面,转包行为的出现切断了大工厂变成独立的小社会之路,之 前的组织关系被转变成了市场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基于承包商和转 包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命令”的关系让位于“规则”的关系。转包商 们彼此之间互相竞争,他们的雇员被迫接受更贬值的劳工条件,而且条 件会越来越下降。除此之外,永久合同———在它很普遍的地方———趋 向于让位给外聘合同,这是公共组织力量在国家范围内减弱的标志。 这些配置总体上有利于向市场转向,产生的其他一系列后果,可以从四 个层面上来分析。 第一步包括,把市场引进公司机制的组织和把组织引入市场。一 群生产者被分为许多的队伍彼此之间相互竞争,针对被要求的标准能 拿到不同的薪酬。这个虚假市场的配置掩盖了一种在细化工作的质量 和绩效等级上所发现的新的官僚组织。 第二步在团队被要求确定他们目标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目标被管 理者所依据用来评估利润所得。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仍然是利润目标的 所有者。这种人不仅要展现他的生产能力,还有他的就业能力,他的盈 利能力,这些就代表着他在估算利润中所担负的责任。 第三步是工资所得的废除:职员,外包人员,被迫处在自由职业者 的状态,都成了“伙伴”(partner)。雇主不再给雇员长期保证而只是短 期的任务分配。这是市场方式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潜能的扩张是不确 定的。极端来讲,工人就还原为在市场身上寻找雇主,而且随时都可能 被结束聘用的状态。 可以估测由市场占优势这个变化而引起的结果,这是在私营部门 和公共部门中都可以观察到的。组织,作为市场相对的 “一种中介方 式”,更像是语言的相互作用。组织的控制是要更脆弱、更软弱:每一 等级的管理者必须对那些在理性—合理性系统体系中的生产者给出一 些解释。 12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组织化的协调并没有促进工人间的团结,从公司到职业等级到国 家的组织空间,作为历史社会斗争的结果,章程、标准、规则都被劳动法 所规定了。所以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配置下,通过市场方式的方法来 确定等级,目标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削弱组织的作用。 但是仍然还有第四步。这是超越了传统的公司的,在随着数字科 技一同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的,第四步可以在被称为“优步模式”的服务 方式中被观察到。公司成了一个外部网络的中心,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交易场所。网络无产阶级完全被原子化,在组织化过程中确定的社 会和经济地位被剥夺,被剥夺的还有其一系列在国家社会中的权力和 义务———与之相关可见到财政潜在的缩减。无可否认,数字科技打开 了一个交际和生态互换实践的广阔领域,但是无论何时,这种计算机过 程被包含在资本家的利益中心中,它们倾向于摧毁旧形式的独立职业 工作,破坏直接的交往本身、直接生活、日常生活。 在经典意义下的工作日,即有偿工作时间,是被两种中介(市场和 组织)所构造的,这个时间与自由时间相对立,而自由时间出现在家庭 中,以直接的话语关系为基础,在这里,(自由)劳动是一个本质的方 面。虽然此“自由”活动仍然受制于多重社会约束,并以两性关系为开 始。但起码它作为一种生产活动,通过一种“中介”工具的非正式的游 戏,逃离了阶级统治的影响。这至少是一个市场因素没有成功的例子。 数据处理的发明,在居住处侵入公司———它的组织系统、它的阶层——— 把它转变为一个数字的工作地点,一个混乱职业的大本营,或者是对看 着电视屏幕等待工作机会的失业人员的一种庇护。 如我们所知,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霸权的结果是一系列新的病态 出现:压力、自尊心的丧失、职业价值的瓦解、政治激情的消退。组织可 以变得无限的残暴。这就意味着,与一种知识—权力发生联系,这种权 力只通过交流和合法化自身就可以起作用,它促进了一个确定的影响, 一个确定的对来自下层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当组织被市场的愚蠢力量 所替代时,结果就造成了意义缺失的加重和堕落。 1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二)新自由革命的本质 我们可以估测一下历史挫败的程度。在民族社会国家体制中,工 资收入是核心配置。但是市场中介和它的资本主义利润的工具化却在 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基础阶级的共产主义力量面前退却了。领薪 水者开始被称为“职业人”,也就是能生产使用价值的人,而不仅仅是 为剩余价值做准备 (pretext)。他们能通过对知识—权力的占有,通过 把他们自身定义为能力者并且记录在权威的官方文件、章程或劳动法 律上,去限制资本—权力。随着商品服务和公共生产的发展,工资正退 化为市场社会形式,雇员进化为组织社会力量和言语合作的社会权力。 大众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一定的对两种中介的掌控力,两种中介退而成 为“阶级的因素”。 这样政制包含了一种理性和合理性的新的维度。我们正倾向 于———起码是来自底层者,期盼存在一种历史的舞台,使未来的斗争能 在长期过程中走向它的理性和合理性形式。世上无难事。这一装置统 治着永久的阶级机制,别无其他的远景。 但是让我们回顾这一叙述,20 世纪 80 年代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战后时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目标都复活了 旧资本主义的梦想。撒切尔和里根或许都为它的实施提供了激进的创 意。但它的实现的条件只出现在 80 年代,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当时 可以允许民族社会国家的地位下降,和相应的霸权模式的瓦解。所有 产品和交换过程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真正的统一了。在不平等的世界— 系统背景中,可以证明在工资将近为零时生产会非地方化。伴随着电 脑智能科技闯入生产领域,新的经济、工业、金融潜力的出现,法律—经 济秩序开始在超过国家的范围被界定。结果,民族的社会国家作为大 众阶级和有能力者的调和老路,最终瓦解了。顺应新自由主义的环境, 民族国家趋向于变成新自由主义世界国家的一个简单分支和一个行动 代理,它被冠以一种普遍的新自由主义政体。作为一个全球装置,它的 功能结果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下结合成一个 14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整体。此时,结构和系统之间关系的划时代翻转发生了。阶级结构开 始包围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国家的形式出现的世界阶级结构和世界 体系混合在一起。 由此把我们带回到基础性的马克思范式和它的基本命题。因为社 会被理解为基础设施和法律—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马克 思把革命时刻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摧毁生产关系及支配它们的上层 建筑。他将社会主义革命宣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里情况正如 此,但有三个不同点: (1)这种革命并没有宣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也不是新的“生产模 式”),只是一种新的霸权模式,使得不管是二元和三元的现代结构形 式,都变得永恒化。 (2)但是这个体制的改变与时代的改变相对应,由于这个社会的 现代结构与世界体系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在最终的规模上会变成一个 世界阶级国家(a World Class State)。 (3)三种主要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最终的领域中相对照。再一次, 一方面,我们会有巨大的公司和市场资金,但是另一方面,是制造世界 国家装置的知识—权力,在一个涵盖了市场和管理者的所有多层次的 形式过程中。至于“基础的”阶级或者说“大众”阶级,也将在世界层面 上被发现。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那么它就只能在这一背 景中才能被找到。 (三)新自由主义作为世界国家时代的原初体制 我们没有进入后现代。我们正在现代的最高点。我们在一个社会 世界中,它的结构、基础矛盾与矛盾的潜能都没有改变。元结构研究方 案要从元结构的三个方面来发展:统治阶级的两极和大众阶级。 统治世界的阶级引发了许多研究。研究关注的方面,一方面是资 本家的一级,尽管存在着对立的动力,它们在世界体系内相互对立,但 总体上的整合还是取得很大推进。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们还触及它的 1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能力极,自上到下,不仅包括在国家领域的世界国家装置中,还包括在 不计其数的权威形式中。同时,作为对应物,我们可以看到 “有能力 的”力量开始出现,从资产阶级中释放出来,而且已经有能力实现多样 的知识合作的实验(免费软件、维基百科),发展为生态批判。 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基础世界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被称为世界人民, 我们都是世界范围的市场大海的沧海一粟。这是巨大的问题。我在本 文的结尾回顾一些因素:三个主题和一个总结。 市场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普通大众在全球化的社会本体论下沦落 了,他们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市场关系。大众生产和消费———以一种巨 大的不平等的方式,这是真的———支配着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资本左右着产品的含义和分配规则。但是,一旦获得,产品就不再是纯 粹的市场物品,而是资本实行和实现其标准的物品。 那些为了获得利润而被生产的产品也要被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 这种消费并不简单是为了资本家生产 “劳动力”(他们根本不关心,因 为可以找到劳动力的替代品)。这是一种生产性的和创造性的挪用。 汽车、火车和飞机带我们决定去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估测, 但是这影响了我们存在的本质。电话和电脑,说和写我们告之的东西, 我们跟想要沟通的人说话、发邮件。衣服、装饰和食物用来庆祝我们的 仪式与节日。它在我们手上成了服务创造的和集体的行为,支持着身 份的确定和全部的要求。市场并不是全部。 普遍性是很重要的。那些涉及对世界的使用和自我使用的权利, 当它们被确证为普遍权利而不仅仅是被国家承认时,才会变得更加确 证自己。(例如阿伦特的观点:如果不被国家法律认定为国家权利,就 没有人权的存在)。显然,解放的世界公民关系只能依靠全球性的制 度资源。它仅仅在单个民族国家之内的阶级斗争中流行,即便它面对 的是地方性统治,却仍然是全球化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的 斗争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世界人民拥有言说的能力。世界人民拥有共同的语言,这是世界 16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国家的前提,也是单独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它不是特殊的地方性语 言,像我们的英语(可以成为很好的辅助),但是———我在正在写作中 的一本书中讨论了这个主题———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技术装置:在数 字化的公共空间中具有即刻的可译性和可转化性。因此,虽然很细微, 世界居民之间潜在的普遍性交互性质询 (interpellation)已经一天天地 展露出来:作为民族国家中出现过程的一个结果,没有普遍交流的语言 就不可能存在,不管它是什么,普通大众现在可以要求与谈话者有一个 可能的、普遍的“一般意志”,实质上是呈现在一个公共的媒体空间中 的。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最近十年,形形色色的斗争出现在大众的 “春天”,反对旧团体剥夺的斗争、妇女的斗争、同性恋的斗争、移民的 斗争,尽管它们有的含糊不清,有的失败。一个关于人类解放的政策被 理解为两个结构的相互作用,那就是阶级结构和世界体系。在这个背 景下,最古老的结构———人类的两性关系,虽被分割得很深———但仍可 以被再利用。 一个新的叙事出现了,尽管它是模糊的。通过环境的力量,最终是 通过技术的力量,所有的对抗时刻到来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领 域———尽管存在着不对称,在一些人声称他们认为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地方投资,另一些人只能被强迫地徘徊或监禁———我们正逼近生态— 政治条件。但是,现代对自由和平等的关注仍然没有改变,在它基础性 的含混意义上,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被确定。作为我们或好或坏地从 属的逻各斯,使所有的特殊言说都依附于一个普遍性的言说。含糊地 说,“询唤”游荡在阶级之间并且跨越了边界。在模棱两可的语言行为 中被相互宣告的东西,同样存在于本质上混乱的概念中———那就是 “自由—平等—理性”———它们都具有解放性和主体性。多众,它的被 诉诸的理智,有理由设想特权是可以被颠覆的,或者至少让地球还原成 为一个封闭的区域。在“现实的原则”的限制下,“希望的原则”成为最 好的选择,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 世界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叙事,一个可以逃避具有吸引力的循环和 1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最终成就的幻想的叙事。这种叙事不许诺任何事情。如果这种叙事的 观点是合法的,那是因为这个循环过程再生产了体系,这个体系周期性 地扰乱它的要素,而且并没有废除总体的线性过程,因为人类作为一个 物种,最无法逃避的就是个体的死亡。对于理解领土概念的途径,非常 明显的是,激起了对于它模糊起源的兴趣。终极现代性的叙事关心的 是最长的历史。由成千上万个体组成的现代人群体 (或许我们认为, 势必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语言,尽管没有什么可以保持它),已经扩展溢 出了它的非洲发源地,分散到整个世界,丢失掉了关于它古老传统的任 何记忆,对上千年的自身的存在丝毫无感,除了剩下在贸易道路上运行 的物质信息的狭小网络。但是,在它徘徊和越轨的最后,它散布的成员 最终会再次相遇,尽管存在敌意和统治去将他们划分开来,并且面对建 立一个政治社会的挑战。在最差的环境条件中,这是真的:一个世界阶 级国家,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相互交错。这就是我们最终现代性所处 的条件,面对一个终极的界限,避免生态上的危机深渊。 (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18 :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 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日]佐藤嘉幸 马丽娟 译 邵奇慧 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 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新自由主 义完全支配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日本,新自由主义被中曾根康弘政 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并在小泉纯一郎政府得到迅速的发展。 由于经济政策建立在市场准则上,例如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及放 松管制,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朝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亚当 · 斯密的不干涉政策)或者是它在现代的应用。 但是,福柯在法兰西学 院的题为《生命政治学的诞生》 的演讲中,用完全不同的观点分析了 形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悖论性的是,他 阐明了“国家干预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为了能使市 场的逻辑渗透进整个社会,国家通过立法干预的方式建构公共机构的 框架。为了批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并 且为了寻找抵制这种治理术的方法,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新自由主义 ① ② , , , — , , ; : France, 1978—1979,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Abreviation: NB, p.84. 福柯:《生命 政治的诞生》简称 NB。 Douglas Greenwald, ed. , The McGrawHill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 ② Cf.for example, nomics, McGrawHill, 1973, p.397.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 1979 Gallimard / Seuil 2004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1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观念和实际状况。在本文中,我们通过跟随福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 分析来阐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与主体性的特征。 一、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中,福柯分析了两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 一种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1948—1962 年间西德政治践行这种新自 由主义。另一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被第二代芝加哥学 派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德国战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 福柯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理的艺术”或者是 “一种治理的自由主义艺 术的更新”(NB,181 - 182;176 )。什么是 “新的治理的艺术 ”呢?福 柯解释说:实际上,当代德国,经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产生 国家主权;亦即产生出通过制度与制度游戏来促使经济运转的政治主 权。经济产生出作为其担保人的国家之合法性。换句话说,经济创造 出公共法律,这种现象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然而 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尤为突出的现象。(NB,85-86;84) 福柯断言,在新自由主义政府当中是经济产生政治主权。换句话 说,是经济或者经济的发展给予国家以政治合法性。政治机构实际上 丧失了自主性,并且被经济侵占。 让我们拿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状况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加以比 较。根据雅克·东泽洛在《社会性的发明》(L’invention du social,)一 书中的说法,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通过干预主义的政策创造了 “社 会性”,例如社会保险与收入的再分配,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缩小劳动与 资本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国家通过不断地干预经济及将经济连接 到社会性上,从而作为自治的政治机构产生出社会。 对于凯恩斯主 ① ① ,’ 20 , , ; , “ ”,1994,p. Jacques Donzelot L invention du social Fayard 1984 Seuil coll. Points 174.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义来说,市场总是包含着非理性 (市场的失败),并且这种非理性所产 生的矛盾必须通过生产着社会性的政治干预来予以修正。而另一方 面,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中,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并不存在,因为政治 受制于经济且被经济染指。福利国家产生的社会性被减少或是抹除 了。政治机构的自主性的消失,社会性的削减,或者说由经济进行统 治,这在 1989 年之后是大势所趋。 现在我们将检视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且将其与新自由主义 的实际相联系。在 1948 年到 1962 年间,一种被称作“秩序自由主义” 的经济学理论支配着西德的经济政策,秩序自由主义由沃尔特·欧肯 (Walter Eucken)与弗兰茨 · 博姆 (Franz Bhm )构建,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于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于 1948 创建 Ordo 期刊,他们的秩序自 由主义受到威廉姆 · 洛卜克 (Wilhelm Rpke)、亚历山大 · 吕斯托夫 (Alexander Rüstow)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理论 的强烈影响,他们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后从德国流亡出逃。 他们的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有何不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首先定义古典自由主义。以重农主义与亚当·斯密为参照,福 柯做了如下总结。 首先,市场服从于“自然的”机制。凭借价格控制机制,这种机制 为被交换的物品提供一个“自然的”与“正常的”价格。在这个意义上, 它成为形成“自然”价格的“验证场所”(NB,33-34;31-32)。 其次,政府不会干预市场 (放任自由的准则)。如果它干预,也仅 限于干预能产生利息的情况。换句话说,政府与“治理术的物自身”无 关,例如个体、物质、财富与土地((NB,47;45))。 在这些前提下,福柯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之间的 差异。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市场意味着自由的交换产生出两个产 品之间的交换价值。这些交换行为产生市场上的 “自然”价格。简单 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就在于创造 “自然”价格的种种交 换。那么市场对于德国的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竞争”。 2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然而,对于秩序自由主义者来说,竞争并不是在市场上一个 “自然”的 被给定者,这里我们详细引用福柯的话: 这正是秩序自由主义与传统的 18 与 19 世纪自由主义相决裂之 处。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能是,也必然不会是从作为市场组织 形式的竞争原则中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认为,当你 从市场经济中推导出自由放任原则,本质上,你依然受到可以被叫作 “天真的自然主义”的支配,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交换或是竞争来定义 市场,你依然认为它是某种由自然所给定的东西,它是自发产生的,并 且国家必须立即执行,如同它是一个自然事实一般。但是,秩序自由主 义认为———这里很容易能看出胡塞尔的影响———这是一种“天真的自 然主义”。竞争实际上是什么呢?很明显它不是自然所给定的东西。 我们所辨别出的并加以强化的游戏、机制,还有竞争的影响,完全不是自 然现象。竞争完全不是欲望、天性与行为等等的自然的相互作用的结 果。实际上,竞争的影响只归因于构成其特征的那种本质,竞争的有益 影响并不归功于某种先在的自然,一种自然的被给予者,而是归功于一 种形式上的特权。竞争是某种本质,竞争是某种理念(eidos),竞争是某 种形式化之原则。竞争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它有它自己的构架。只有这 种逻辑被尊重时,它的效果才得以产生出来。(NB,123-124;119-120) 福柯这里说的是欧肯 (Eucken )的理论。欧肯在弗莱堡大学任教 时见过胡塞尔,并知道现象学。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胡塞 尔的影响。 跟随他的现象学的方法,胡塞尔拒斥拥有某种 “自然态 度”(将世界感知为某种被给定者),并试图通过内部感知构建现象世 界。同样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竞争”不可能是或先验地存在于市 场的自然的被给定者或者自发的现象。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市场 意味着自由交换,而正是通过自由交换,“自然的”价值或者是平等的 ① ① Walter Eucken ,“Was leistet die nationalkonomische Theorie?”,in Kapitaltheore , , ; , , tische Untersuchungen Fischer 1934 Mohr / Polygraph 1954 p.20. 22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价格才得以形成。而另一方面,对于秩序自由主义来说,市场意味着竞 争,竞争不会自发地存在,它一定以遵照其“内在逻辑”的方式“被产生 出来”,也就是说通过规范个体的活动并组织起一个社会的方式而产 生。换句话说,竞争一定是作为政府的建构性的努力的成果而产生的: 它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政府)必须干预社会以确保竞争机制可 以在任何时候或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扮演调控的角色,并且通过 这种方式进行干预,其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意味着,市场对社会进 行某种普遍调节。于是这就不是重农主义想象的经济性政府,也就是 说,一个只需要认识到经济法则并对此加以执行的政府;它不是一个经 济性的政府,而是社会的政府。(NB,151;145-146) 新自由主义政府为了控制社会,于是在社会的每一领域都建构起 竞争的机制。如果新自由主义试图组织起并非一种自发存在于市场的 竞争,它就不是“放任主义”的政府,而是为了建构竞争而干预市场的 政府。关于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哈耶克写道:不能将这种对于计划的 反对与某种教条性的放任自由的态度相混淆。自由主义的论证支持我 们尽可能最好地利用竞争的力量,将其作为一种协调人类努力的手段, 而并不支持去放任事情本身。它是基于以下的确信:只要在有效竞争 力能被创造出来的地方,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在引导个体努力方面优 越于其他任何机制。 依据哈耶克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从不存在于 “放任政策 ” 中,如同古典自由主义坚持的那样(“自由主义的论证……并不是支持 放任事情本身”)。新自由主义创造出“有效竞争”,也就是说,一种“使 得我们的行为能够彼此适应 ”的竞争,并且这一竞争组织起一个社 ① ① , , , , , Friedrich 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1972 p.36. 2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会。 在这个意义上,不像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意味 着“积极的自由主义”或者“干预的自由主义”,它有意地建构市场中的 竞争。(NB,138;133) 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规则,那么扭曲市场机制的凯恩斯 主义的干预(例如,公共投资、社会保险、收入的再分配等)就必须被彻 底排除。秩序自由主义强烈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计划政策,正如它批 判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一样。哪种 “干预”是秩 序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呢?福柯对于这一点做了如下的阐释:作为一个 典型康德主义者,欧肯说:政府应该如何干预呢?它应该以一种调整性 行动的方式来干预,也就是说,当由于突发状况而不得不进行干预时, 实际上政府就必须干预经济过程。“经济的过程总是导致短期内的冲 突,导致某些修正,它们有可能引发一些伴随着适应困难、以及或多或 少对于某些群体严重影响的某些例外情况”,于是对于市场条件的干 预而非对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干预就变的十分必要。(NB,143 - 144; 138) 新自由主义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换句话说,它不用凯恩 斯主义的方式干预,例如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险,但是政府会通过建立规 则与制度以调节经济过程的方式来干预市场的 “条件”或者 “框架”。 (NB,145;140)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照哈耶克的理论。对于哈耶克来说,对 于“市场条件”的干预指示着对“游戏规则”的生产,也就是说,是一种 为了创造“有效的”竞争的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之生产。哈耶克写道: “竞争功能的发挥并不仅仅需要对于某些制度充分组织,例如货币、市 场以及信息的渠道———其中某些制度永远不可能被私企充分提供——— 而它首先有赖于一个恰当的法律体系的存在,这种法律体系被用于维 ① ① , p.36. 24 , , , , Friedrich 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1972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持竞争并且使竞争尽可能有益的运转。” 哈耶克认为,对于“市场条件 ”的干预就在于生产出一个 “适当 的法律体系”,此体系的目的是使竞争在市场中 “尽可能有益地 ”运 转。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一种治理技术,这一技术通过干预司 法体系与制度体系而生产出市场上的 “有效 ”竞争。在这个意义上,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干预的自由主义 ”是这样一种治理术,它通过 干预司法和制度体系,创造出有效的竞争,以便在竞争的规则下治理 社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由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引发的难题。第一 个问题与竞争相关。由于预先假定了竞争并非自发地存在于市场,新 自由主义政府就为了产生竞争而干预市场。例如,终生雇佣制的终 结,以及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工资体系的引入,都在生产出之前在劳动力 市场上并不存在的竞争。伴随着这些制度性变化,个人的目标,评估, 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工资体系长期地操控着雇员,并且劳动环境在结构 上变得不稳定了。“积极的自由主义”或者“干预的自由主义”通过这 样的方式产生竞争从而创造长期的操控机制。 第二个是关于失业与劳动 “灵活性”的难题。新自由主义政府并 不将充分就业作为预期达及的目标。那么一个未被雇佣的人就被解释 为“正处于从无利可图的活动到更加有利可图的活动的过中的工人 ” (NB,145;139 )。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为了产生劳动的 “灵活 性”(即职业的机动性 )而接受了一定比例失业。换句话说,新自由 主义通过创造不稳定的就业例如暂时性的工作以及有限期限合同的 工作而产生出灵活性,以便创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调控就业。这种 情况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不稳定。源于这种状况的社会空白可能被直 接的压制,或者是被种族歧视与民粹政治(对外国工人与外国人的排 ① ① , , , , , Friedrich 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1972 p.38. 2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斥)所填充。 第三个问题主要与社会政策相关。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一个目 标是通过税收系统与社会保险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入。然而,新自由主 义政府却抵制这种目标,在福利国家个人之间相对平等化的观念被确 保最低收入的观念所取代。 从这种政策中产生了社会性的私有化。 比如,在福利国家,社会保险保护公民免受疾病、突发事故及失业的危 险。东泽洛(Donzelot)称这种政策为“社会化的风险” 。然而新自由 主义政府却拒绝将个人风险社会化。取代社会保险,私人保险与互助 保险是更被推崇的(回想起了撒切尔批评 “依赖”社会保险的那句话: “现在已没有所谓社会这种东西了”)。这是一种“社会政策的个人化” (NB,149;144)。在福利国家中,覆盖社会空间的社会性就被削弱到了 最小。一股削弱社会性的浪潮不仅延伸到社会保险领域,而且延伸到 其他的社会部门(包括公有制企业、国民教育以及大学的私有化)。与 此同时,社会性的私有化将竞争的规则引进每个社会领域,并且迫使市 场规则进入并不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的的部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 出新自由主义政府治理术通过市场的规则或是竞争的规则已经充斥了 每一个社会领域。 ① ② 二、新自由主义主体性 作为结论我们将通过简要提及芝加哥学院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福柯 主义解释来分析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结构。根据这一人力资本的理 论———它讨论人的行为而非生产过程———每个个体都被认为是“自我 的经营者”,自己投资自己,并且掌控对于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投资的 代价以获得高回报。跟随着福柯式的分析,通过将社会规范内化来控 26 ’ , ① L invention du social pp.138 - 139. ② for example The Road to Serfdom ch 9 Security and Freedom . , , “ ” 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制自身的规范化主体现今却被 “自我的经营者”所取代,也就是说,被 一个将自身作为投资的对象的自我管理的主体所取代。换句话说,它 是一个通过内化市场规则或者竞争规则以控制自身的经济化的主体。 将这种经济化的主体与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的经济理念联系 起来,福柯断言:在这些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是作为向 “经济人”的回归 而出现的。在经济学中,经济人标识的是一种理性人的模型,他用最 合理的方式组织他的行动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府 治理术中,经济人作为“自我的经营者,自己是自身的资本,自己是自 身的生产者,自己是自身赚钱的资源 ”而出现 (NB,232;226 )。这种 意义上的经济人相当于一个经济的代理人,根据环境 (或者市场 )的 变化转变自己的角色。也可以这样说,通过完全以市场的原则或者 竞争的原则充斥社会,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产生出一种易于 “管理 ” 与“控制”的主体(NB,274;270 ),也就是一个将竞争原则内化的自 主—管理的主体。 我们将这种由人力资本理论演绎出的自主—管理同新自由主义政 府的现实联系起来。在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我们被要求将竞争的 规则加以内化并且依从 “自我的经营者”的原则来管理自身。我们可 以称这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为“竞争性主体”。 劳动力的结构性的破坏以及社会性的削弱,促进了这种竞争性主 体或者说自我管理的主体的发展,这种主体将市场原则内化,管理他的 职业,为了改善他的社会地位而提升他的人力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政 府,那些可以适应这种市场评判价值的人爬到了社会的上层,而那些不 能适应的人则被社会抛弃。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将福柯式的关 于现代生命力量的定义(在《性史》第一卷中)重新表述为 :新自由主 义政府“使”可以适应市场价值的人“存活”,并“拒斥”不能适应的人。 ① ① , , , , :“说,过去那种‘使 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力被一种‘使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所取代。” Cf.Michel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 1976 p.181 2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它通过这种方式,在那些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人与在社会外存活的人 之间,划下一条“断裂之线”。 ①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院马哲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巴黎高师博士研究生) ① 譬如,Bernard Harcourt 就对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口分为有投资价值的和没有投 资价值的潜在倾向做了批判,见 Gary S. Becker,Franois Ewald,Bernard E. Har court , “Becker on Ewald on Foucault on Becker American Neoliberalism and Michel Foucaults 1979‘Birth of Biopolitics’Lectur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2012.www.law.uchicago.edu / files / file / 401 - bh - Becker.pdf 28 管理主体性 ———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与赋权 [意]卢卡·帕特里涅里 徐烨纳 译 郑端 校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人的境况是怎样的?这两个 问题即便有答案,也是难以把握的。学界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没 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含义,有的只是 “在不同的情境中具体地受着新 自由主义影响的一系列散布的话语、立场和实践 ” 。特里 · 弗洛 (Terry Flew)提出,新自由主义可被理解为一种“多功能的”责难范畴, 即一种无处不在的,通常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相符的现象。 同时新 自由主义也可被看作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即一种为新自 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实践进行辩护、设计与维护的“理论”。与 这种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同,福柯的解释进路指 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二战后的世界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福利国家 理论在智识层面的回应,并随后演变成了建立在市场、个人竞争和 “企 业形式”在全社会的普遍推广的基础上的具体治理模式。一些受福柯 ① ② , ,“Neoliberalism,Work and Subjectivity:towards a more Complex Account ”,in M / Wetherell& C. T. Mohanty,The Sage Handbook of Identities, Sage, 2010. ② T.Flew,“Six Theories of Neoliberalism ”,Thesis Eleven,June 2014,vol 122,pp. ① V. Walkerdine P. Bansel 149 - 171. 2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新自由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同时是一种霸权理性 (此处沿用葛兰西对霸权的定义)和一种特定的“治理”,即一种特定的 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方式。 我很赞赏福柯的解读,但它满足于笼统的解释,在处理新自由主义 主体性问题时差强人意。在他的名为 “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系列讲座 中,福柯不是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市场逻辑的延伸,而是将之定义为商 业企业的普遍存在形式。这种商业形式是如此普遍,以至个人也可被 称作“自我的企业家”,个人在管理他自己的生活时也遵循获利与效用 的逻辑,将他的生活体验为人力资本。 此处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反转, 即为了解释社会的转型,我们必须先了解资本的积累机制。依据福柯 的观点,商业企业的特定组织形式事实上已经完全改写了个人与权威、 个人与真理以及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商业企业的管理逻辑已被用于西 方的大学、政府、军队、医院、教堂等诸多领域。但是麻烦的是,福柯使 用“商业组织”或者 “资本主义企业”时,并没有解释他具体指的是什 么。他的著作(特别是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于规训权力的分析以及 他晚期关于自我关怀的作品)中对于 (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 的)组织和管理的批判 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他的 “治理”概念囿 于国家、市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同时也未能认真处理几乎是他理论的 必然结论的一个假说:新自由主义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极可能是资 本主义企业,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家,波及人际关系以及主体性 本身。 为了处理这一假说,我将大致描绘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的整体转 型,并考察它们对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讨论 “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涉及主体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 ① ② , , , ,, ,, , , ( )“Using Foucault to make strategy ”,Accounting,Auditing &Accountability Journal,Vol 23 Iss:8,pp. 1012 - ① M.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Picador 2010. ② McKinlay C. Carter C. Pezet E. and Clegg S. 2010 1103. 30 管理主体性 所以可以与福柯涉及主体和政府机构关系的“治理”进行比较。 一、作为政治哲学对象的资本主义公司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已经确证, 如果在 1980 年有一外星人飞过地球的上空,在它眼中市场呈现为红色 而商业企业呈现为绿色,那它将看到绿色广阔无比而红色只是一些小 点。 西蒙想嘲笑那些将新自由主义形容为 “市场的胜利”的理论家 们,他想证明,如果有一个机构最好地刻画了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也是 资本主义企业,它的组织模式几乎统治了当今整个世界。有趣的是,西 蒙的红绿图恰好是 50 年前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给出的经典 定义(1937 年,《企业的性质》 一文)的完美反转。在科斯那里,企业 作为一种协调模式,是市场的补偿,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定市场价 格。实际上,市场导向的关系包含了使用成本 (称作交易成本):在公 司内部,就业市场的交易被长期合同所取代,这些长期合同建立在工资 换取服从的原则上,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将就业市场的交易成本节省 下来。 一种经典的企业形象直到 80 年代中期都占有统治地位,这一形象 将企业描述为深不可测又难以掌控的市场“大海”中一个遵从理性且 有组织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存在着一整套关系———不是自由代 理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管理者与雇员间有上下层级的权力关系。 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在 《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一书中提出,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不同,管理者的行为是可见 ① ②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 2, 1991, pp.25 - 44. ② O.E. Williamson & S. G. Winter,“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s,includes the 1991 Nobel lecture by R. H. Coa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① H.Simon 3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主要因为企业要回应的不是市场的自发性,而是组织化的命令。 依据这一观点,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足的:企业版图的扩张会造成市场 边界的退缩,反之亦然。进一步讲,市场本身的以及市场上的自由是靠 着一整套被称作“管理”的体系才得以实现的,这套体系包含了企业内 部的控制、从属和统治。在自由企业组成的资本主义系统内,个体同时 体验着工作关系结构内的从属和市场中作为消费者的自由。 由于雅克·比岱所述的一系列原因(1968 年 5 月开始的一系列关于 教育和工作斗争的结束;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大型 企业的产生;知识型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弹性”的出现) ,至少从两方面 来讲,新自由主义使“企业”这一概念深陷危机。 ① ② (一)金融化与代理理论 科斯的理论赋予了管理以影响力———泰勒—福特的企业就是管理 的一个典型例证———在那里,企业内部的垂直等级与外部市场的自发 性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伴随着满足短期收益的逻辑的出现和股东们 对自己权利越来越有力的诉求(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要求有更多 的代表权),“金融化”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影响。故而,一种新 的企业理论———詹森 (Jansen )和麦克林 (Meckling )在 1976 年提出的 “代理理论” ———很快占据了优势。这一理论规定,管理者不过是他 们所代表股东的代理人,并且管理的职责不应优先于股东 (的职责)。 因为詹森认为在“代理人”(主管或命令者)和 “被代理人”(业主或授 权代表)之间有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的冲突,他设法合理建构了一个 ③ ① , : , A.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Har vard Univeristy Press, 1977. 参见雅克·比岱在本书中的论文《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 法的路径》。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ur,Agency Cost ③ M.Jensen & W. Meckling,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 3,No. 4,pp. 305 - ② 360. 32 管理主体性 责任义务平衡体系,用以限制管理权力和增进股东权力。在这个体系 里,一个或多个法人(委托人或企业)雇佣其他人(代理人)以自己的名 义执行任务(此处涉及特定权力的下放)。随后,整个企业就可被设计 为一种建立在合同上的授权的逐层传递,从主管到经理再到员工。 需要明白的是,代理理论同时是企业进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产物 和方法,这种方法通过重写公司治理的原则,使得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简单。代理理论促进了企业的金融化,同时也传 播了一种弱化的人类学视野,即公司是自由理性的个体之集合,每个个 体都遵循自己的利益 (投资者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想获得更多的 薪水来维持他在企业外的生活):所有行为者都被相同的工具理性支 配———在企业里,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的投资来获利,也就是说,在资 本和劳动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由此,代理理论消解了企业,使之成为 一个商业合同的“结点”: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传统对立———组织与 市场之间的对立———就没有存在空间了,因为构成企业的代理人之间 的关系是纯商业与纯竞争的。 对结果进行纵向整合的问题没有了,因为即便在同一组织内,不 同的生产单元也是相互对立的。正如雅克·比岱所说:“市场彻底的 将组织霸权化了 ”,或者也可以说,市场本身正在成为组织的模式。 在大量物质商品的生产以及服务都诉诸外包的时代背景下,规范内 外供应商之间关系的 “合同管理 ”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业务。这也意 味着,在当今大型商业企业的生产中,对规范的生产是很重要的一部 分(甚至比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服务更重要 ):通过对规则的生产,企 业试图建设并标准化它的规范、经济和生态环境。 可以说,现如今 公司的行为直接地就是“政治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司视作政治哲学 的研究对象。 ① ① , : , O.Basso Politique de la très grande entreprise. Leadership et démocratie planétaire , Paris PUF 2015. 3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二)知识经济与认知型企业 新自由主义企业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从人际关系范式到人力资源 范式的转变。前者注重提高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度,而后者则在 鼓励自主的、创造性的个体反应的同时,还保留工人的自主性和敬业精 神。这一转型可定义为托马斯·舒尔茨(Thomas Shultz)和加里·贝克 (Gary Becker)有关“人力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的管理方面的应 用。舒尔茨分析的关键在于,在战后,富国对物质资本的大量储备既没 有像马尔萨斯 (Malthus)和李嘉图 (Ricardo)认为的那样,造成投资收 益的显著递减,也没有像马克思 (Marx)设想的那样,由于失业后备军 的存在,而加重了工资的压榨。 事实上恰恰相反,对从事有酬劳动的 鼓励以及欧洲和美国对人力的巨大需求,导致了更高的时薪,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则为更高的时薪提供了保障。倒过来看的话,这样的结果 是从一种特定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出的,与古典经济学不同,这种新的经 济增长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 投资上的。而人力资本,包含实用技能、知识、先天与后天获得的能力, “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有意识的投入而提高的” 。技 能储备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教育或者经验达成的人力资本的 增长,变成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即这些人变得更能胜任特定的工作。 人口素质的提高包含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劳动时间的经济效益 的提高,而这些,又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根据舒尔茨的理论,这种良性 循环表明了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本储备以及人们后天能力的增加是未来 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关键。 换句话说,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一种可不 ① ② ③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in M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 :“Investing in Human Beings(Oct 1962)”,pp.1- 8. ② Theodore W. Schultz,Investing in People: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 21. See I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LI, march 1961, 1, pp.1 - 17. Investing in People, cit. , p.XI. ③ T.W.Schultz, ① Th. Schultz Vol 70 No.5 part 2 34 管理主体性 断扩展的资本形态,一种几乎无限再生的价值来源。由此我们可以反 对下述观点:即经济是建立在对稀缺的、有争议资源的开发上的。将人 当作经济资源的这一看法是有决定性的,因为它解释了在教育、健康和 培训上的花销:这些花销,作为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被过去的 工资所囊括的。加里·贝克的微观经济理论指出,夫妻的生育是受经 济变量影响的,可以像分析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那样对之进行研 究。 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意愿取决于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以及夫妻 二人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受制于教育投资。因此,对孩子的需 求,就像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一样,服从于对资源分配的选择。 这一理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 “扩大再生产 ”的理论。 但是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工资构想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是资本 主义的利润之源;贝克和舒尔茨则将工资解释为一种“自我投资”的原 始资料。因此,作为他的非流动的人力资本———他不能让渡他的人力 资本,而只能出售它的服务———的持有者,新自由主义个人变成了资本 家,“并不像民间可能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公司股票所有权的扩散,而 是通过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换句话讲,新自由主 义的主体是在对自己技能的不断估值中建构起自己的。他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增强和提升自己的技能,也将生活本身变成了对他的人力资本 的持续检验。 无论如何,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将每个个体定义为他 们自己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目的在于消解阶级这个概念,使得普遍竞 争成为唯一确证的经济现实,每个社会行为者都在这一经济现实中活 动。理论家们灵机一动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其实质是创造了 一种完美适配知识社会的测量单位和一种对无法度量的存在物的估值 ① ② ③ , :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 Londr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cit.,p.3. ② T.W.Schultz, ③ M. Ferher,“SelfAppreciation;or The Aspirations of Human Capital ”,Public Culture, 21: 1, 2009. ① , G.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 Londres Harvard University , , Press 1981.And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3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工具。这种对人力资本成本的测量,同样也适用于个人的 “技能组 合”,以及一个国家、一个大陆或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 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关于企业的认知范式全部建立在 一种观点之上:即人是最主要的资源。 公司不仅是一个对市场需求 做出反馈的理性机构,而且是一系列有生产力的人力(以及非人力)资 源的集合,这些资源在一个权威机构的协调下获取经济利益。在当今 社会,公司成了一个通过对信息的管理来辅助决策的机构,管理的实质 是收集和处理信息,协调各方并提高熟练度,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竞争 优势。 以进化的观点来看,认知型企业被建构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 就是说,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系统学习能力。就像管理大师大卫·加 文(David Garvin)说的那样:“在一个学习型组织里,雇员们持续地创 造、获取和传播知识,以此来帮助他们的公司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适应未 知的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型企业也在不断地形成新的技能,尤 其是那些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所说的“核心能力”,即跨领域的 能力,或者说,“软技能”:社交技能;提前规划;幸福的能力;发现自我 的需求;自信;忠诚;团队精神;牺牲精神;作为自我的企业家承受风险 的态度。 可以说“认知型企业”是企业在“知识经济”中存在的典型模式,但 “知识”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知识”通常指已完成的、客观化的内 容。但是,举个熟练掌握语言的例子:理解语法规则是一回事,知道如 何说一种语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掌握一门语言,就不能仅 ① ② ③ , , , ”,HBR, ② D.A. Garvin,A. C. Edmonson,F. Gino,“Is your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2008,3:http:/ / provost. tufts. edu / celt / files / IsYoursaLearningOrganizationby GarvinEdmondsonandGino.pdf ③ 参见 C.Vercellone.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Vol.15, No.1, 2007, pp.13 - 36. ① 36 E.Penros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管理主体性 仅停留在与语言的认知关系中。他必须拥有语言的经验;必须去实践, 并在实践中渐渐明了并获得直觉;必须拥有从最初的观察和判断到最 后以开放态度去吸收新知识的能力。“能力”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但我 要说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对处境的几乎不假思索的理解,习惯或者 技能,好的礼数,甚至有关如何进步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包含在态 度里。 对于人力资本的评估者们(无论是企业内的还是非企业的)来 说,重要的已经不是 “硬”技能、专业的技能,或者说,通过传统教育途 径获得的,由文凭佐证的内容了,最重要 (并且日益变得更加重要)的 是社交能力或者说处理情绪的能力,或者考虑到一个人的各方各面的 所谓跨领域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相比 知识的获取与储备,态度、能力和生产力更受重视。可以说,人力资本 的形成意味着技能(skills)被理解为在各种状况下做出行动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储备的知识。 ① 二、管理主体性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丰田管理模式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企业。很 多关于丰田管理模式的作品已经向我们展示了针对全体劳动力的“全 体动员”的必要性,这种“全体动员”旨在“建构内在于公司的工人的主 体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主体倾向于用企业的形 式来设定自己,但问题是,企业的世界已经生了变化:在我看来,通过这 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新自由主义管理的主体。如果要总 结西方企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的巨大转型的话,我会说,这些公司 同时成为了合同的节点和技能的节点。其结果是,个人被驱使着用这 两个基准,将自己呈现在下述三个领域: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自身与他 20 ② , , , , ① A.Gorz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Critique del a raison économique Galilée 1988. ② M.Nicoli Risorse umane Roma Ediesse 2015 p.145. , : , , 3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人的关系、自身的转型。 (一)对自身的管理 我们已经看到,不像工作时间,人力资本具有非流动性。在工作时 间内,雇员可以通过让渡自身以获得报酬。人力资本却是工人不愿出 售的,因为他不能将之同自身分离,他能做的只是出售它的服务。因 此,从这一资本的保值角度考虑,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并没有真正 的区别:因为工人(事实上)从未让渡出他的时间来换取薪水,他在工 作中不断地吸收技艺、能力、经验、知识来充实他的人力资本。但是这 些技能(作为人力资本)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就业市场的转变会影 响个人的技能组合的价值。故而,如果说市场的规则已被广泛用于企 业的组织建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个人对自身的管理:个人被驱使着 将自己视作活动与熟练度的投资组合,他既是这个投资组合的管理者, 又是委托人。 每个人必须成为“自我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每个人无 时无刻不被驱使着从这个词的两个方面看待自己,一方面对自身进行 评估,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赋值。新自由主义并不像我 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因为 (实际上)我们不出 售任何东西:最多是把我们的技能外租给企业,而且在运用技能的过程 中,获利的仍是我们自身。 按照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说法,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个 人价值保值的主要方式是自主生产,呈现为生气勃勃的活动、个人—企 业综合体或是心满意足的工人;既发生在工作中,也发生在体育中、在 再创造活动和艺术活动中。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寻求扩大自己的视野, 也学着与他人竞争。 亚当·迪伦·赫蒂(Adam Dylan Hefty)在这个 ① ② ,“selfAppreciation;or The Aspirations of Human Capital”,Public Culture, “La personne devient une entreprise. Note sur le travail de production de ② A.Gorz, soi”, Revue du MAUSS, n° 18, 2 / 2001, pp.61 - 66. ① M.Fehrer 2009. 38 管理主体性 意义上讨论“主体性劳动”,主要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进程,即在劳动 中,独立工作的能力和个体间关系的处理日益成为首要诉求。这种诉 求在“知识经济”中同在 “情感劳动”(护理)中一样重要。由此,知识 经济得以与工业生产和工匠劳动区别开来,后两者为世界带来物品。 主体性劳动重新设定了个体与自然、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但更重 要的是,它展现了情绪自身,以及将关系构建为资源的能力。个体必须 对这种资源进行“管理”:必须学着自我组织,持续地自我估值,为自己 设立目标,对自己的声音和行为进行管理,打理自己的人际网络。 许多管理指南将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界定为四个领域:行为管 理、动机管理、技能管理和机会管理。这种区分可以轻而易举应用到 “自我管理”中。这里讲的“自我管理”远不是统治西方哲学界的“精神 分析”或者“解释学”模型,此二者都包含了对更深层的自我、以及对不 断规避主体的无意识的不懈探寻。相较之下,倒不如说我们的 “自我 管理”在本质设定里就是一种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们 通过深思熟虑地设定目标来获得量化的结果和一个“量化的自我”。 这么做的目标就是将个人刻画为一张技能地图,这张地图是完全可理 解的、含义清晰的,个人可以对之进行描绘、变更、优化和管理,以达到 提升自我表现和提高自身效率的目的。这样,这张地图就成了他自己 生活的叠加,以及企业的一种变通形式。总的来讲,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管理者”和 “营销者”,即他对自己的技能进行管 理,也通晓如何在市场上将自己出售。 ① ② (二)心理契约与主体性 企业已逐渐成为“合同节点”,由于大型规范化生产的偏好,所有 ,“Subjective Labor and Alienation under Late Capitalism ”,paper , ,(September 2015),pp.17- 19. ② Ph.Moore and A. Robinson,“ The Quantified Self:What counts in the neoliberal workplace”, New Media & Society, published online(September 2015), p.17. ① A. D. Hefty presented 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ome 3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人际关系都有合同化的倾向。当然,与规范化进程相伴的,还有次级 合同的爆炸性增长、长期工作合同的消失以及职业生涯的 “高危化”。 我们正朝着一种基于任务的工作模式转变,个人将他们的技能分配给 一次性的项目,这种分配是外在于工资关系的框架的。 在这种情况下,机构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生存? M. 尼科里 (M. Nicoli)和我认为, 与法定工作场所的极端灵活化———随之而来的还有 以自我创业的形式呈现的雇佣合同的消解———相呼应的,是主体层面 规范性的加剧,我们称之为“心理契约”。 广义地讲,心理契约指的是 所有有关个体间承诺的期望、信念和确信。与正式的书面雇佣合同不 同,这些“承诺”既不正式又不明确,但是它们对雇佣关系的建构不仅 停留在薪水和时间层面,还涉及了忠诚度、责任心、使命感和积极性。 事实上,心理契约必须包含一种内在安排,这种内在安排超越了法律意 义上的责任义务关系,还涉及主动的承担以及对公司目标的认同。心 理契约所涉及的承诺条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忠诚换取工作的稳定, 而是以灵活性和投入式的参与换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自我” 实现往往呈现为“创业自我”的形态。现在,管理必须组织、定义、并提 供给个人一种自我经验、一种自我认知和一种自我关怀,目的是使个人 的生命形式整合入企业的生命中,而在个人对其自身、时间和身体建立 关系的层面上,也不会消解其“人力资源”。 心理契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服从关系,而是组织一系列自我探索 的实践,这些实践敦促个人关注到他们自身。“心理契约”的管理实践 并不限于俘获、控制和客体化,它们使用一种特定的创业 “生存美学” 来鼓励个人进行 “主体化”(主体性是价值生产的第一向量。其结果 ① ② 关于项目管理,参见 L.Boltanski& E.Chiapello,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Lon don: Verso, 2005, chap.2. “Qu’estce qu’une critique transformatrice ?Contrat psy ② M.Nicoli & L.Paltrinieri, chologique et normativité d ’entreprise ”,in C. Laval,L. Paltrinieri,F. Taylan (dir. ), Marx & Foucault. Lectures,usages,confrontations,Paris:La Découverte,2015,pp. ① 323 - 337. 40 管理主体性 是,心理契约这样一个小小的管理工具好像就能动摇了从属和主体化, 以及他者主导的主体化和自我主体化之间的哲学界限。如此看来,主 体化在工作中的新形式意在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改变工作纪律, 一面是自主和自由,另一面则是服从和忠诚。这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 中没有一个深居我们自身或和他人关系之中的自主主体性区域,在其 中能够找到某种对于主体自身的自我激活: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主体 化的形式都是受制于环境的。类似地,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受条件限 制的活动;福柯关于自我技术的著名的观点则认为,它们不可能被凭空 发明,恰恰相反,这些技术总是植根于各种文化模式中,除非摧毁这些 文化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彻底改造它们。 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完全像伟大的自由主 义思想家们———从洛克到曼德维尔再到亚当 · 斯密———描述的那样, 是孤立的自我本位的个体,只受利益的驱动;毋宁说它是一个持续与他 人保持关系的个体,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系具有合同的性质。然而,管理 在思想层面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尤其当它假称自我的发明的是基于 一种纯意志的、自主的行为时。 (三)被赋权的主体与终身学习 最后,关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转变,我想强调的是自我教育 / 自我 形成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教育,“对自身的投 资”转化成了技能,进而转化成了人力资本。当今的许多经济评论家 一致认为,与其说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是数码产业,不如说是教育和终 生学习。 事实上,个人被驱使着将教育视作确保他们的持续转型、继 而确保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灵活的大环境中的 “就业”的有利机会。对 雇员的保障的废除———职业生涯的 “高危化 ”始自 20 世纪 80 年 ① ① 参见 A. Fejes & M. Dahlstedt,The Confessing Society. Foucault,confession and , : , practices of lifelong learning London Routledge 2013. 4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协定的基础上的,即企业承诺训练他们的雇 员,以便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其结果是,在今天,人们工作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持有的人力资 本增值。 这一转型极大地改变了管理自身的状况:就像安德烈·高兹描述 的,在泰勒制工厂里,必须要抽去工人的知识和习惯,通过重新调校,使 他能够执行工业要求的机械化指令。 而今天,我们不再抹去工人的 知识,相反,要让工人有更强的能力,要雇佣他们并给他们自己判断与 行动的空间。雇员的完成情况、社交技能和表现变得比服从更重要。 这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因为,在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直接 由人力资本的“质量”决定的。 所有这些转变通常被总结为“赋权”,这一概念借用自激进解放运 动,被用来指工人更多 “行动能力”的获得过程。然而,我不同意理查 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或马修 · 克劳福德 (Matthew Crawford) 等著名劳工评论家的说法,我不认为关于行动能力的赋权仅仅是一种 缺乏具体手段而将更大的责任隐藏起来的幻象。相反地,我相信,在知 识社会里个人的 “行动能力”实际上增强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 “行动能力”也使得为自己工作不同于从事与自身无关的工作。问题 在于,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在发展与完善自身意义上———成为了 一项没有尽头的差事,每个人即便在工作之外也要从事。所以,工人与 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技能(他们的欲望、情感和影响)的界限事实上消失 了,这一无尽的自我完善的差事———在各种意义上———成为了(我们) 能看到的一切的边界,而我们必须注意其有限性。 ① ② , , , , , , , ; , of Character,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Norton, ① A.Gorz Metamorphoses du travail Critique del a raison économique Galilée 1988. ② M.Crawford Shop Class as Soulcraft Penguin Press 2009 R. Sennet The Corrosion 1998. 42 管理主体性 结 论 关于工作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讨论些什 么?首先,由工作的劳苦造成的 “心身耗竭综合症”如今已很常见,这 意味着———与投资和金融危机相伴的———一场人力资源的危机正在持 续地影响世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可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解释为一 场人力资本意识形态的危机和一场对应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的新自由 主义管理的统治危机。 其次,作为在新自由主义机构中定义个人 “价值”的关键原则,人 力资本原则的推广普及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个人整合情况更多地取决 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对各种软硬技能的储备,而不是种族和国籍。其结 果是,如果新自由主义经济赞成人群的混合,并且(通过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基于人力资本的规划,种族主义就不会 终结,不同的只是以前是以人类学和生物学的形式出现,现在则以“熟 练度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构成人力资本的技能的市场,像 其他所有的市场一样,是建立在价格的涨跌,以及对无能参与者的排除 上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体的新的“危险”是,那些无法在竞争机制中获 胜的人,也将无法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技能或者提高自身。于是,劳动市 场对工人的有区别的吸收———基于民族国家的人力资本需求重铸了移 民潮的事实———同时产生了新的被剥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流氓无产阶 级和新的无技能的过剩人口,基于 “人力资本”的评价原则,他们的生 活本身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 通过在有能力的个体的普遍竞争中消解阶级,新自由主义把阶级 斗争带到了主体性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统治 的斗争必须在个体层面和全球资本的国际层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对 主体性本身的谱系学的解构,另一方面是对主体性的集体形式的重建, 后者将不再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狭隘的 “个人创业”形式。近来对 “共 4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有(common)”和“共同性 (commons)”的理论化无疑走的是第二条道 路 ,但问题仍旧存在,即如何用福柯关于西方主体性的谱系学理论对 之进行清楚表达,以避免在个体层面重蹈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覆辙。 ①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 A. Negri& M. Hardt,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 , , : , Dardot& C.Laval Commun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4. 44 , 新自由主义国家 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法]纪尧姆·希波丹-布兰 邵奇慧 译 马丽娟 校 我试图就新自由主义国家对于主体之国家产生的“主体化”(sub jectivation)问题加以评论。在处理当代国家的诸种建制与干预手段的 “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过程的时候,显然我们也不得不处 理某些解释的含义和框架,以作为补充或是比较。我们现在是否在考 虑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是通过其他手段,通过反对福利国家的新 攻势来接替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的?又或者是一种新的“治理术(gov ernmentality)的模式”,这种模式倡导私有财产和竞争原则的系统化, 并且将一种影响工作组织和劳动关系、教育和保障关系、社会和私人关 系,以及在所有个体和集体生活层面上的主体性模式的“企业—形式” 加以一般化?又或者甚至是一个新的 “阶段”,一个全球规模的、不能 与其系统的、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坐标分离开来的资本积累系统 的新阶段? 这意味着,比起直接进入到这些备选之中,更好的做法是,仰赖这 些不同路径的分歧本身,以便质询这一如今被我们理解为是被新自由 主义霸权所确定的历史序列的内在异质性。尤其是,我们可以想见,所 谓“新自由主义”,它的多义性不仅仅是划分这一分析的诸多理论偏见 的结果,而且也是源于以下这一事实,亦即“历史的”或者说“事实上实 存着的”新自由主义乃是源自“诸多”历史过程之“综合”的权力的一种 4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复杂秩序:这些过程并非是线性地相互衍生出来的,也并不适用于某种 单义的政治的或政治—经济的理性 (福柯本人强调,秩序自由主义 (ordoliberalism)和无政府自由主义 (anarcholiberalism)这两种范式并 不是简简单单地交叠的)。与此相关地,我们不得不强调下述这种观 念:恰恰是通过进行某些并不具有同等时间性,并且指向国家的不同维 度的历史周期,历史的新自由主义才得以建立起其霸权效应,而无需给 予它以某种“过度确定”的形象。 当然,这种历史周期得到区分和描述的方式并非没有前提。但是, 至少有三个前提或许是更为优先的。我会把第一个前提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化资本的金融化这一新周期的重新开启相联系,它提出 了一个在 “资本地理”中国家构成的这种登记的一般问题,而这一资本 地理乃是以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为其特征的。我将提到,作为更 广阔的历史幅员的第二个周期,资本积累以及被马克思称作其 “内在 限制”(immanenten Schranken)的那些结构,亦即过度积累危机和资本 之贬值和毁灭过程的结合,在这些过程中,国家仍然保持为主要行动 者,它提出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如何变化其杠杆的问题。最后,我将要简 单提及第三个周期,它强调了前两个周期,通过参照“主权”的历史,或 者更加准确地说,参照主权以“现代的”、领土化、中央化的国家为形式 而得以国家化的历史———亦即关于确定新自由主义理性如何改变了辖 域之国家垄断的术语,以及由此而来的,如吉尔 ·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所说的, 如何改变了国家中主体之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 模式的问题。 这三个历史周期之间的区分,以及每个周期的特点,都将得到讨 论。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仅仅在他们的交汇点成为霸权性的,并 且,并非没有改变它们所暗示的国家机制的诸种层面,我的评论主要试 图提供一条路径,以揭示国家之新自由主义化的系谱学路径的多样性, 以及相关地,国家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主体的生产(或者说“询唤”) 的历史维度之多样性。当然,这样一种展示并不会避免一般性和多维 46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度的形式主义的双重劣势。但是至少它把注意力引到这样一个事实 上,尽管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当代国家是 “仅仅”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出现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是 不对等地进入到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当中,而它们同时,矛盾 地———如果不是冲突地———也是一个 “民族”(national )国家 (有时是 多民族),它负责调节对认同与社群归属标准的诸多规范的意识形 态—政治再生产;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着在其领土中、在国 家对此没有绝对控制权的积累的系统性限制下去保障某种类型的生产 关系的再生产的任务;也是一个处于权力的国际等级中的“后殖民”国 家(形式上殖民或被殖民)。这种观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一种可 以避免出于某种目的主义或是实用主义的诱因,而投射出一种可以完 美无碍地继续生产一种适合于其目的的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形象 (尽管这的确是它的趋势之一)。并且这一观察也同样强调了我们试 图将其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或者作为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国 家框架下的主体化 )的不可避免的多义性,同时也强调了给予这 一———处在一个我们由此出发来解释其政治—经济理性及其历史趋势 的当前形象中的———“危机”以一个毫无歧义的含义的不可能性。 一 那么我就从第一个周期出发,这一周期对应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的全球规模的资本金融化的新纪元的崛起。正如那些此前的周期 一样,它可以由某种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来得到解释。 但是具体来说,我们至少应当将它与 “地球规范 (nomos)”的地理政治 变迁关联起来,并且首先与 20 世纪中由欧洲殖民帝国的脱位、冷战两 极化的退潮和最终消失以及 90 年代以来前“社会主义”国家朝向世界 市场竞争的开放等等所带来的美国权力政治、外交和军事霸权的特殊 秩序联系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外汇市场的失控,“1979 年 4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世界杯”(Coup de 1979) 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突然以二战以来前所 未有的水平上调利率的单边决定,自称“华盛顿共识”,在 70 年代末期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授权……: 在所有那些相继而来的权力攫取中———金融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权力攫 取来强化它们在公共当局面前的权力,若非由于这样一个地理—政治 “单边化”的过程,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会得以可能。但是,这样是 为何同时,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与美国霸权的起伏变迁 息息相关的,它从 90 年代以来的日益增长的赤字,此后十年中开始的 衰退,与其军事政策混合在一起的过度负债,在其贸易平衡中日益增长 的不平衡,国内消费的衰落等等———尽管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在直接 或间接经历这些后果的国家中都并不平均。 那么现在再来看一下在当代国家中 “主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化”的 问题,可以说这种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的坐标是在一种系统性变 迁中形成历史有效性的索引。更多的还有:在世界—系统造成系统的 方式的变迁中,以及全球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通过改变国家在资本 地理中的位置而改变世界之“世界性”的方式的变迁中。德勒兹和瓜塔 里已经把注意力引到这一点上了,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改变马 克思式的在“形式包含”和“实际包含”之间的区分的视野,从社会关系以 及其对生产方式的归属转向到一个被工业和金融的跨国公司所掌控的 世界市场和诸种国家机构本身之间的关系上来。这种区分大体上是这 样的:我们有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国家的“形式”包含,当这种国际组织作 为一个“被给定的境况”,遭遇到它在其间发展出它的权力的社会—国家 机构的异质性的时候,以及当这种国际组织利用在这些机构间被给定的 “空间不对称”(Harvey)之时。但是还有一种国家的“实际包含”,即这种 国际权力将国家机构占有为达成它自身的自主发展的手段,通过自己根 ① ① 48 ,“‘Le coup de 1979 ’,ou la mondialisation comme politique”, in Cahiers de critique communiste,ed. Antoine Artous,Paris:Syl lepse, 2003, pp.15 - 9. Gérard Duménil & Dominique Lévy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据自己的必要性而重新组织起内部和外部的国家关系。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表明这样一种在一个 “整体金融市场”的关系 下从其形式包含到实际包含之过渡的、现代国家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 方面首先就是国家本身的经济和金融的物质性本身。从它们自身的融 资开始,而它们将国内市场连接到国外市场的能力以及至少相对地将 其经济发展社会化的能力 (通常是在社会斗争和民众需求的压力下) 则依赖于这一融资。当前美国和欧元区的危机,正如 21 世纪第一个十 年中的阿根廷以及在早期 20 世纪 80 年代 “第三世界”国家的危机一 样,都继续强调对于新自由主义秩序而言国家结构性债务的节点角色, 而国家的资源是完全依赖于他们从市场借债的可能性———这也意味 着,直接依赖于“评级者”如何评估公共财富的信誉,以及收益性与私 人操作者对国家的借贷之间的比例关系。 正如近期巴利巴尔 (Balibar)所回顾的,这里我们实际上相当于是有某种国家私有化,它 在某种普遍化债务的经济语境中就像任何具有“全球”规模的公司那 样被对待。而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有着何种令局势更为复杂的反倾向, 国家都倾向于“以某种并非本质上是政治、军事、文化‘权力’抑或帝国 主义竞争的方式,而是以它们‘头衔’的相对可获利性的方式而相互连 接”,这种关系倾向于“排挤那些被依赖于这一关系的国际法律和机构 所编订的关系,这些机构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 合国次之” 。 ① ② ③ , , ② ?tienne Balibar,“Naissance dun monde sans matre ? Après lEmpire,les marchés”,in Petar Bojanic &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eds. )De la terreur à lextrêmeviolence, Toulouse / Belgrade: ?ditions Europhilosophie, Institut de Philosophie et de Théorie Sociale de Belgrade, 2016, p.22. ③ ?tienne Balibar,“Naissance dun monde sans matre ? Après lEmpire,les marchés”,in Petar Bojanic &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eds. )De la terreur à lextrêmeviolence, Toulouse / Belgrade: ?ditions Europhilosophie, Institut de Philosophie et de Théorie Sociale de Belgrade, 2016, p.23. ① , , :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Mille plateaux Paris ?ditions de Minuit 1980 p. 567. 4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涉似乎至少是结合了三 个维度。(1)最明显的乃是,实际归属并非是在没有消极主权(或者被 我们称作是减法规划国家 (substractiveplanning State))的直接政治干 涉的情况下实现的。无论它有什么样的反对国家规划的战争口号,新 自由主义都有对于更多规划的必然需求,这对于货币与金融流动的解 除管制而言是本质性的,并且对于它对资本的社会化形式的摧毁也 是本质性的,尤其是那些由在间接工资中进行再分配的社会机构所 构成的形式。(2)但是对于这种通过对经济调节的自我手段进行政 治掌控的自我截肢,我们必须加上第二个处理竞争机制的规模的方 面,因为正是由国家来对它们加以大众化、区域化或者全球化,因为 竞争不仅仅是涉及个人资本,或者多国资本,而是在权力方面相互竞 争的政治试题(正如在帝国主义的经典形式中那样 ),而是涉及——— 通过国家———它们的领土、人口和全体资源的竞争。(3)现在要说第 三个方面,与我们的主题最密切相关的方面,以及国家在这种无限债 务的经济语境中进行主体化 (subjectivation)和 “将个体询唤为主体 ” 的方式。事实是,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最终是依赖于同一 些银行与金融机构,而非国家本身。现在,当由于资本和利润流的税 务免除而导致的公共财政的解体,导致了国家的负债,国家则剥除了 其自身保护其主体的日常生活的能力,而主体则倾向于更为直接地 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 ”。在金融市场中流通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收 入、保险和养老金,他们的消费、住房、教育和医护的可能性,这种关 联到达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市场波动能够掌控其生死,乃至———以一 种比国家所能做的更不可抗拒的方式———将个体全然剔除出其一切 社会存在之外。 二 我进展到第二个周期。这一周期将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与它的诸 50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种干涉方式的转变关联起来,这种干涉处在全球规模的资本积累的矛 盾特性或者说“内在限制”之中。从过度积累的危机与国家在贬值及 过度积累资本的周期性毁灭中的决定性行动出发。很明显,这第二个 周期与第一个周期有直接重叠,恰恰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国家才不得 不在服从于其获利性规则的同时也在其领土内协商一种马克思将其置 于面对其自身内在限制的资本之生命政治核心的分异(differential):这 种分异性介于被纳入到生产之社会关系的“人口”与被纳入到劳动市 场中却又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既无产阶级化又外在于工资关系的 “相对过剩人口”(甚至这种过剩人口也促成进一步造就劳动市场,而 它的被排斥又是由劳动力的贬值和技能 〈savoirfaires 〉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 以及结构性的失业所造成的)之间,它被持续地再生产出 来,但却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这种 “剩余”人口,这种根据由社会阶 层间权力平衡所确定的剥削和获利规则所形成的相对于“消费”劳动 力之能力而言的“额外人员”,也同样服从于投资、撤资与迁移、资本的 周期性摧毁和劳动力的贬值的诸种变化。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新自由主义对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反对 具有某种启发式的相关性。因为福利国家并不是仅仅由它的在生产性 投资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经济干涉主义所刻画的。它也同样能够减缓绝 对过剩人口之阈值、能够通过拓展针对失业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 这样的福利而在“人口”内部计算过剩人口的制度性安排,从而使得过 剩人口通过被制度性地纳入工资条件下而被计入社群当中。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就业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使得这种阶级妥协得以稳 定化(至少是在世界体系的北方国家中)为某种基于工资条件之上的 “物质构成”(奈格里)和某种 “社会公民身份”(巴利巴尔)的一部分。 从这个视角看,对于就业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摧毁 (通过对工资合 ① ① 直译为“去技能化”,意为以某种机械的简化操作来代替熟练工人的 操作,在这个意义上造成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局面。———译者 Deskilling 5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同的转变和对集体同意的拆解,通过工作站的个体化和可变的报酬,以 及非常重要地,是通过反对工会的攻击性斗争 ),乃是国家调控人 口 / 过剩人口之间分异性的能力的一种增长,最终亦是从社会与公民社 群中进行接纳和排斥的诸种形式的增多。 现在我们再返回到我们关于主体性或者说主体化的问题上来,福 柯对于“社会政策”这一秩序自由主义概念的分析就更具有启发性了, 它让我们关注到两个论点: (1)第一个观点是,新自由主义转变其过剩(人口)/ 人口之间分异 性的方式。其分割标准不再基于某种工资条件,这种工资条件参照了 一套社会规范,并导致了一些拓展到 (被暂时或永久排斥在工作以外 的)个体身上的权力、地位或利益。相反,它是建立在一种规范性人类 学基础上的,这种人类学乃是以福柯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重 新定义为“自我管理者”,以及他对“人力资本”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 从工资标准到管理标准,我们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接纳形式进入到另外 一种当中,而是从一种类型的规范进入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中:从 在定义上尚有争议———因为它被放在一个相互敌对的利益在其中展示 与争论的公共空间中———的集体规范,到一个既不可质疑又散漫、既教 条式又散播在诸多个体化的“侧面”当中的规范,正如罗兰·让皮埃尔 (Laurent Jeanpierre)所说的,这“标志着一种无须对情况作出改变的命 运”。这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不再是与某种与社会和经济过程的无 能联系在一起的了,而是与个体的———往往是心理学化的、自然化的, 如果不是过于激进化的———缺陷联系在一起,其专业知识本身是服从 于一种在被福柯称作“心理功用”的贮存之中雇佣其职业人士(在其他 职业人士中)的“管理”的。 (2)第二个重要方面乃是差异性的“过剩人口”在个体经验中被实 现的方式的转变。在福柯 1979 年的讲演中指出,对于新自由主义而 言,不被雇佣的人并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社会 “运输工”:一个在 “不 可获利和可获利活动之间”输送的主体,无论这种输送是否是无尽头 52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的或者是送不到任何地方的。 但实际上,由于差异性的过剩———人 口不再指向朝着某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纳入,而是指向一种朝向作为 “人力资本”(社会、文化、认知、情感资本)而发展的诸种 “能力”的竞 争市场的纳入,那么已经处于持续“输送”中的正是工人本身。德勒兹 在他描述新自由主义理性之中的“控制”特征时强调这一点,这一控制 是通过长期训练和评估,通过任务和工资的持续变化,通过朝向创新和 计划之命令而非“规范性”规训和“遵守规则”的持续调制,通过对于无 限债务而非契约型或法定刑的义务关系的持续调制而发展起来的。就 好像在这一系统中,“人口”成了一个纯粹的界限,是主体一直试图趋 向抵达但却从未抵达的界限。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摧毁那些介入“过 剩”的再生产和调节的种种手段,组织起来一种“悬挂式”纳入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实际上除了“相对过剩人口”或者说一种从相对过剩人 口到不可定位的“人口”的运输的持续状态以外就别无他物。———但 是从反面来说,它也是从相对过剩人口朝向绝对过剩人口以及彻底的 抛弃、去社会化或者驱逐这样的局面的滑坡。 ① 三 这就带我来到了第三个周期。这个周期并不直接涉及国家的税务 垄断和某种债务经济的诸多影响范围的结合,从最为主观和个人的维 度到最具宏观政治和国际化的维度(正如第一个周期);也并不涉及对 于那些再生产着社群及其主体化(如第二个周期)形式的建制的垄断。 它更加确切地与将主权本身在现代的历史,或者说与以掌控领土垄断 的中央化国家形式出现的主权的民族国家化过程相关联的。当然,我 们并没有静候过去 40 年以来对主权的这种历史形式的危机进行的诊 ① ,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 , : , , , — 1979 Paris Gallimard Seuil 2004 p.145. 5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断。但它仍然不失为政治想象的一个本质构成部分,并且由此也是对 于政治主体的建构和动员的方式。另外,在这里又一次不得不吸引我 们注意力的乃是新自由主义质疑的特征,亦即去检视国家领土在长期 历史周期经过上述的两个周期时所经历的变迁。 而首先被无限债务和国家对于金融市场之规范性权威的服从所挑 战的,乃是内在和外在的差异本身。换句话说,乃是被认为回应于相对 而言不同限制条件的两个市场之间的差异本身。如果按照被“结构性 调整计划”(或者是他们的“紧缩计划”的欧洲弱版本)的连续进攻所突 然带来的教训来说,由于对于国内市场的压缩而造成的他们的 “关节 错位”(disarticulation),对于外部部门的专门推广,生鲜材料出口导向 的农业和萃取工业,收入的间接分配的税收杠杆的腐化,以及对于国外 资本和国家的过度负债的诉求(这引导我们回到前述的周期)。 这就暗示了某些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 组织扩大积累的新形式,不如说更是一个“缩减”的广泛过程。但是我 们也同样可以将这个提示与另一种马克思式的分析(与对于人口和过 剩人口的分析紧密相关)关联起来,在扩大的积累 (立足于生产、流通 和资本实现的基础的拓展之上 )与原始积累 (通过以合法手段或者 非—合法、违法的手段完成的征收、私有化,对人力和土地资源的掠夺 性攫取,对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摧毁,以及使其强制地进入 资本关系的社会化过程等等来发展)。这就是例如某些人将其称作一 个新的“广泛殖民”的趋势,根据这一趋势,在对整个地球空间进行殖 民以后,资本主义“再次—殖民”了它自身的中心,使得原始积累技术 的地理分配再次复杂化了,在一个碎片化的地形学中将 “内在于北方 的南方”和“内在于南方的北方”结合起来,却无须抹煞殖民与帝国历 史的主要线索。 如果说一个人想知道这种趋势在开始遭遇到经济金融化的现存序 列时如何得到强调,那么似乎,通过对于在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原 始积累技术的重新激活,国家正在与辖域化和去辖域化的矛盾形式进 54 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行搏斗。一方面,经济学家非常仔细地分析了全球市场的发展是如何 发生的,不仅仅是通过对于所有工业部分的金融资本的接管,而且还利 用了一种对于妨碍了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收益率平等化的部门间和地 理间的分割,引发了“超—竞争”机制。 这种价值空间的增长乃是新 自由主义强加给工业运作的特殊积累规则的化身。它不再是仅仅基于 由利润或者收入所提高的 “平均利润率”上,而是基于根据某种 “瞬时 最大利益”而进行的投资的投机性转移。不同市场的相互连接,资本 通过不同类型银行活动的“融合”而从一个经济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或 者从一片领土到另一片领土极度的可移动性,它们创造了 “在最少时 间内投资或者撤回资本的可能性,通过从被机器的不可移动性强加的 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劳动力的资质,进入‘被保护的’市场的需求,达 到利润率暂时最高时候的投资” 。上述这些,从一方面而言,乃是指 金融产品本身 (在奥尔良和阿吉利塔称作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自指性 〈selfreferentiality〉当中的投机性投资)。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卷入了对 于领土的大规模毁灭(当资本在社群或者是象征、地区、国家中的设施 而物质化时,他们的毁灭可以是一夜之间的,对所有人口而言的以及单 纯不可居住的领土———资本的去辖域化,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 没有任何相关物却只有对“人民的人口减少”)以及对于很可能会补充 盈利性之差级的空间不平等的加速重建。 这并不是无需国家权力的 动员的(直接的,或者是通过与私人公司合作)来重新激活原始积累的 ① ② ③ ,“Finance,hyperconcurrence et reproduction du capital ”,in , , , , Husson, La Finance capitalist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6,pp. 232 - 233. ② ?tienne Balibar,“Naissance dun monde sans matre ? Après lEmpire,les marchés”,in Petar Bojanic &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eds. )De la terreur à lextrêmeviolence, Toulouse / Belgrade: ?ditions Europhilosophie, Institut de Philosophie et de Théorie Sociale de Belgrade, 2016, p.21. ③ Cf.what David Harvey calls a “spatiotemporal competition ”(时—空竞争)(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① Michel Husson Suzanne De Brunhoff Franois Chesnais Gérard Duménil Dominique Lévy Michel 5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技术,去生产对应于“对于主体性的无限转移”的对应形式。 最后我们可以提到,这样一种“对主体性的去辖域化”的两种对比 性形式:一种是经典形式,它展现了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是考古的 (archaeocapitalism)资本主义,或者说一种无法与其自身的征收与私 有化、征服农业和生鲜食品的“处女地”的生成性过程,通过对于森林、 水源和矿物质“资源”的萃取主义这种最具有社会和环境的摧毁性实 践的社会和经济的手段。另一方面,跟着遍布的基督教的假定,到一个 “新—资本主义”家(或者就是哈勃所称的 “反思的资本主义”),它将 所有“由剥夺而积累的”的技术不仅仅运用到“外生的”资源上,也用到 (通过对于在“北方”世界中通过 19 和 20 世纪的阶级斗争而征服的社 会保护机制的摧毁)它自身早期的社会形势上,亦即那些在长时间内 都确保其自身的幸存和它的拓展积累本身上去,将它们视作为 “它们 好像是某种外部资源”。 我不知道我们从第二部分中可以得出什么 结论,又或者它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并不能 “成为主体”本身,如果 不是在其奇特的黑格尔式的自我吞噬的方式上。或许我们可以至少看 到严格地分开这两个对比性极端的不可能性,正如新自由主义的治理 术使得人口 / 过剩人口成为差异性的、趋向于不可转让的,新自由主义 的资本主义使得原始和扩大积累之间的差异不可定位。 ① (译者 巴黎高师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① ,“Du néolibéralisme au néocapitalisme: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artir de Foucault”, Actuel Marx, n° 5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2, pp. Stéphane Haber 59 - 72. 56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 、 : 劳动 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阿]娜塔莎·博黑奥德—加西安迪亚 郑端 译 徐烨纳 校 “尼加拉瓜可以一整个国家全成为自贸区” ———一位尼加拉瓜生产商 “自贸区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遗产” ———尼加拉瓜政府,2002 ① 这篇文章是之后一本更为重要的著作的摘要;这本著作是我长期 研究的成果,最终导致了《在支配的裂缝之中》这部著作的诞生。它由 法国大学出版社在 2009 年出版,收录在由克里斯多夫·德儒和弗朗西 斯·马腾斯主编的《苦难和理论》中。 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本文与我在马那瓜进行的实证研究密不 可分。这些实证研究的对象是在尼加拉瓜首都的国际纺织品工厂(马 基拉朵拉工厂)的工人,尤其是年轻女工。这些文字来自对他们的人 ① 参见 cnzf.gob.ni(2002)。尼加拉瓜加工出口区管理委员会(CNZF)是工业自由 贸易区的治理主体,负责制定自贸区政策。其构成既有公共部门代表也有私 人代表。 5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生经历历时长久的访谈,这些访谈涉及了他们的工作,也涉及了他们的 过去、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梦想。带着他们发出的声 音,并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哲学等重要理论的指引下,我 对工作、支配和主体性之间的 (多变的、未完成的)关系进行了个人的 反思。即然如此,这个反思是以 “自我中心”为导向的,并且看起来与 使这个反思成为可能的两个灵感来源是脱离的:一是每天在血汗工厂 艰苦条件中进行重复工作到精疲力竭的工人们;二是那些激发我思考, 拓宽了我的视野并引导我的作者们,他们让我开启了新的理解和提问模 式。我本文总结的是我研究的结果以及对支配与主体关系的个人反思, 所以这些作者没有以通常的方式出现,比如学术引用的方式,但也许读 者能够认出雅克·朗西埃、米歇尔·福柯、汉娜·阿伦特,朱迪丝·巴特 勒、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或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克里斯多 夫·德儒、阿兰·莫里斯、罗伯特·卡斯特尔或者阿兰·考克托。 然而,目前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完全缺乏实证数据的。在谈我反思 的核心部分———一、主体的构建;二、强支配背景下防御的作用;三、关 于支配同意(consent to domination)的观点;四、关于同时在支配与反对 支配中构建自身的主体的观点———之前,为了对其重要性有更加深入 的理解,我们需要回到尼加拉瓜,其就业部门几乎完全是按照典型的工 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尤其在女性的雇佣关系 上)从头建立起来的。 一、马基拉朵拉工厂对于尼加拉瓜来说是什么? 这一实证研究是在 2002 年到 2004 年间,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边 缘地带,与被称为马基拉朵拉的国际纺织品工厂中的工人一起进行的。 我有幸两次前往那里开展我博士研究的田野考察。现在那里的情况可 能已经和我上次去的时候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进行研究时的分 析,也不会影响现在我对这个研究的呈现。当提到服装生产时,这包括 58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了衬衫、睡袍、鞋、内衣,特别是牛仔裤的生产。有非常多的行业受益于 尼加拉瓜的出口。大部分生产部门(纺织业、烟草、电子器材组装和家 具)对投资、基础建设和科技的要求都不高,并且那里的劳动力十分充 足,廉价并且缺乏培训。现在纺织业提供了自贸区中 65% 和全部出口 部门中 50% 的工作岗位。 我的田野考察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在马那瓜和蒂皮塔帕的纺织品工 厂中的工人进行访谈。在马那瓜,大部分这种工厂都建立在尼国最早 的自贸区“拉斯梅塞德斯(Las Mercedes)”中,当时自贸区中大约有 20 个公司,并且有超过 3 万的工作岗位———三分之二是女性 (大部分年 龄都是 30 岁以下)。在 2011 年,尼国的自贸区数量增加了,共有包含 10 万个工作岗位的 160 个公司安置于其中。 尼加拉瓜的马基拉朵拉工厂的投资来源之间差别很大。在我研究 时,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美国公司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十年 以后,美国和韩国仍然拥有着 80% 的公司和 54% 的工作岗位。 它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通过进口(机器、纤维、纱、纽扣等等)获得, 而所有的产品都出口到美国,交付给将生产过程外包给他们的客户。它 们会有多个客户,尤其那些大的亚洲财团,但也会极度依赖某一两个主 要的客户,这些大客户能够对这些公司和公司的生产施加很强的限制。 这些公司享有十分优惠的免税和海关政策。 除了这些税务减 免,它们还受益于美国和尼加拉瓜在 2005 年签署的一项特殊贸易协议 (纺织品配额)以及两国临近的地理位置。尼加拉瓜提供特别充足且 ① ② 这些国家之后是尼加拉瓜(25 个公司但只有 3 7% 的岗位)和墨西哥(10 个公 司和 7 5% 的工作岗位),中国台湾地区现在取代了萨尔瓦多,排名第五。 ② 在自由工业区的法律中, 对于尼加拉瓜自贸区中的“运营”和“用户”公司有六 个相关的优惠条件,分别是:对于利益的 100% 的进口税减免;对商品,器材等 等的税务减免;还有对于企业的创建或者转移:对于自贸区附属的房产的转让 费全免;对于销售的非直接税收的全免;地方行政税的全免。这些税务免除最 初计划执行 15 年。在 2001 年,由于 WTO 的协议,尼加拉瓜同意在 2008 年前 基于其他国家的请求可以延长此优惠 15 年。参见 www.czf.gob.ni。 ① 5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便宜的劳动力,使得这个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我引用了下面这则尼加拉瓜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协会为了吸引外国投资 者而在其网站中发布的声明,后者概述了其劳动力对于投资来说是巨 大的财富:尼加拉瓜拥有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尼加拉瓜的相对 优势之一就是其劳动力 (……)五百万居民,其中 65% 是 25 岁以下, 15% 的失业率和 40% 的低就业率 (…………)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0 37 美元,而平均工资是每小时 0 67 美元。 进一步说,尼加拉瓜产生的大量的工作岗位———甚至其中许多岗 位是高危的———仍然是论证尼国中出现这种产业合理性最核心的并也 值得探讨的论点。“充足、有竞争力且年轻的劳动力”,“年轻且生产力 出众”这些作为尼加拉瓜相对于周边国家确切的优势被展示给潜在投 资者。现有的和即将建设的工厂数量与已有的和即将创造出的工作岗 位也被系统地展示出来。当公司在它们被威胁关厂离开尼加拉瓜,而 使得几十或上百的工人的生活举步维艰时,它们就会拿出这个话题做 一番文章。这些威胁,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潜在的,对于工人都带来了 十分真实的冲击,工人的故事中充满了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工作的 想法,“没有其他地方去等死了”(Giojana),而他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其 他选择。 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在尼加拉瓜国内以指数增长;这开始于 20 世 ① ① 60 尼加拉瓜与其周边国家相比,平均工资明显是最低的。根据尼加拉瓜中央银 行 2007 年发布的报告,中美洲国家的最低月薪是:尼加拉瓜:98 6 美元;哥斯 达黎加:484 5 美元;萨尔瓦多:174 3 美元;危地马拉:202 7 美元;洪都拉斯: 无统计;多米尼加:198 美元。尼加拉瓜中央银行(2007 ),Nicaragua encifras , “尼加拉瓜有一大批合格的劳动力随时 www.bcn.gob.ni, p.4. 根据 CNZF(2015): 准备为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由经济学智囊组在 2014 年发表的《劳动力 市场风险》认为尼加拉瓜在中美洲国家中有着几乎最低的投资风险,仅次于哥 斯达黎加。这份报告包含了以下几点考量:工会力量,工作匹配,薪金限制,合 同限制和工人的解职……和其他中美自贸区国家相比,就最低工资而言,尼加 拉瓜是地区内最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条件允许投资者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 并获利颇丰。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纪 90 年代将血汗工厂作为唯一的工作选项这一想法的时候强制接受; 这也证明了当时贬低桑地诺政权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度,不仅仅是经济 上的,而且还有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那些年开始的巨大转变。 二、从零开始的产业 这篇论文不是为了介绍尼加拉瓜的历史。我想强调血汗工厂是在 桑地诺革命末期(1979—1990 年)与新政权一起扩张的 ,其中总统实 际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节生产线〈conciliatory line〉)。这被历史 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于它可以被看作是促使尼加拉瓜在国际劳力 和资源分工中占据其现有地位的准备条件。 在革命末期,国家和经济都消耗巨大。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尼国 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并且采用了结构调整政策以换取多边贷款机构的 经济援助。尼加拉瓜向马基拉朵拉工厂张开了臂膀,后者被巨大的税 务优惠和源于雇主国家的陨落而被“解放”并受到贫困威胁而产生的 充足劳动力所吸引。总而言之,1990 年代表了一个转折点:所有为国 家工作过的工人当时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对个人来说,生活面 临了诸多问题:家庭生活、不稳定的非正式劳动与马基拉朵拉工厂的工 作,而后者对所有人都显得不可或缺:无论是对于政府、工人、公会,还 是对于媒体和学术界。血汗工厂的合法性随着每天新工作岗位的产生 而变得不容质疑。 政府则对外宣传着一幅产业繁荣的景象,其中政见完全不同的年 轻人得以共存,共同反对发起自相残杀的战争并阻碍经济增长的 “1980 年代的政府统治”。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成为 “国家的经济财 ① ① 第一家纺织品玛奇拉多纺织品工厂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尼加拉瓜出现。 在桑地诺革命前夕(1979)有大约十二家左右。在桑地诺政府统治下,这些工 厂总共不超过 5 家且都国有化了。直到革命结束经济解放后,这个产业才成 为国策。 6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富”。开启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极快地被建立起来(举例来说,1991 年就至少颁布了 4 条新的法令或法案)。 马基拉朵拉工厂很快就成为国内新工作岗位的主要提供者 。在 一个三分之一人口年龄小于 24 岁的国家,8 成人的日收入少于 2 美 元,一半人收入少于 1 美元一天,并且三分之一的家庭是由单身母亲操 持;马基拉朵拉无疑是一种祝福。故而,考虑到这些公司离开尼国会给 数以万计家庭带来灾难,便没有什么人可以“合理地”质疑它的存在。 ① 三、什么样的产业有怎样的就业状况? 这些公司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通常来说,他们的特点是拥 有很强的横向职责划分和纵向的控制模式,生产线结合了对整体质量 的需求以及“即时”的生产模式。用最低工资加上劳动提成的付酬方 式,以求获得刺激生产和保障生产进度的效果。尽管我在尼加拉瓜时 工资有所增加,在 2012 年人均月薪提高到了 130 美元,大约相当于家 庭最低需求的 30% ,但血汗工厂还是成为经济领域中最低工资增长较 少的。 除了工作条件,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其中有很多是单身母亲,需 要照顾她们的孩子和大家庭。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开除和辞退的 威胁十分常见:每周工作 5 到 7 天,并且每天强制加班 2 小时甚至一整 夜。工会受到威胁,工人的物理活动受到控制,每天他们的身体还要接 受几次触诊检查,劳动关系仅限于工人之间,高层员工和工人之间没有 联系,上级会十分任性地现场出现、演讲且无法抗拒。“控制”、“强迫” 和“专制”等词十分恰当的形容了工厂里的生活。这些严酷的物理条 ② 工作岗位从 5 家公司的 1000 个岗位(1992)到 2001 年 45 家公司的 37000 个岗 位(包括了全国工业就业的 32% ),增长了 37 倍。增长一直持续以至于到 2006 年有 95 家公司提供超过 80000 工作岗位。 ② http:/ / isaccinstituto.org / media / pdf / informe.pdf. ① 62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件还要加上不断的受到威胁和恐惧的感觉。为了保住他们的岗位,以 及一份还可以的薪水,工人不得不做的事包括:加班,私下讨好推荐自 己的领导,完成生产目标,对各种羞辱不以回应。 总体来说,工人会在工厂待几个月或者几年;开除和辞职十分常 见;压力或者无聊变得无法忍受,工人们会去其他工厂寻求工作。我研 究中所认识的工人很多都在过去十年里在自贸区有过 6—9 个不同的 工作岗位。 四、从劳动限制到存在整体的入侵 当我开始研究工作的主观关系时,工人的故事立刻就强有力地证 明了(工作)对生活的多层面入侵:从当工人的母亲担心孩子给谁来 带,到血汗工厂工作的限制入侵到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并且是生活的 所有方面。他们的忧虑不仅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并且工 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的主观叙事,也被他们在马基拉朵拉工 作的影响所穿透。它们不仅仅是穿透,这些故事都是依据工作所带来 的限制和需求所构建或者被重建出来的,即便如此,马基拉朵拉血汗工 厂似乎是就业的唯一可能性,并且工人被剥夺了 “自主性和独立性的 支持”(Castel)而十分容易受到伤害。 当分析马基拉朵拉的工作和工人的故事时,我识别出工作所施加 的支配的三个关键元素:一、缺乏选择这一想法;二、生活工作状况的不 稳定性;三、为自己和亲戚谋生的必需性,但却没法保障完成这个目标。 这类服从控制对工人的身体的训诫 (即使他们一动不动,其控制也十 分细致),它似乎更多是一种弱化工人主体性的方法并且通过不安全 感和不确定性来规训他们。这在工厂之内和之外都能感受到,无论是 在他们和家人的自主性之中,还是在他们发展感情关系的可能性中,甚 至在他们抚养他们的孩子过程当中。 我可以列出无数马基拉朵拉工人身上所受到的限制的例子,它 6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们穿透到了最微小的细节并且让家庭生活被侵蚀。我会给出几个 例子: 家庭组织。为了适应其劳动的任务,工人的家庭生活被严格地安 排起来。很多工人都是生活在大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并且往往还有 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甚至还有其他人)中的单身母亲。这种家庭结 构在尼加拉瓜分布的十分广泛,即使年轻人希望有自己独立生活的地 方,他们也很难拥有 。工人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向往但是负担不起。 这种家庭组织与工作状况并非严格相关,但在最穷困的家庭中十分常 见。然而,其对于马基拉朵拉工人很有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应对加 班或者任何工厂带来的意料不到的状况,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举个 例子来说,孩子生病,如果母亲没有别人帮忙来带孩子去诊所,她就不 得不占用工作时间来干这事。而缺勤会导致这一天的奖金就没了,或 者导致扣很多工资,这都是小家庭经济无法承受的。 更进一步,在有的家庭中,全家的妇女都被组织起来,有人工作保 证收入,有人负责带孩子,这样能保证家庭劳动力处于良好的工作状 态。当有工人被辞退或者因为受不了压力或麻烦而辞职,他们就停止 工作一段时间来恢复精力,等回去工作时就更有精神,时间也更充裕。 当在家的时候,这些工人就负责带孩子,而她的母亲或者姐妹则工作以 保证家庭收入。这样的轮转保证工厂中的工人随时都处在 “工作状 态”的同时,也让这些工人离开时自己就会找好人接他们的班。很明 显的是,这样的家庭组织不会特别舒适:因为各种限制,工作穿透了生 活最私密的部分。对大家庭的成员来说,无法脱离大家庭,经常感觉欠 别人的,以及被迫的混住都容易造成摩擦和沮丧。 类似的,工厂工作带来的限制也对工人的爱情关系带来影响,不管 是已经在一起的夫妻还是想要巩固关系的情侣们。工人被迫在工厂工 作到很晚,而当他们回家时还要面对伴侣对于他们缺席家庭生活的指 责或抱怨。对有些工人来说,同时拥有工作和夫妻生活几乎是奢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迫于每天面对的困难,决定牺牲爱情独自生活,或者 64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依靠亲人的宝贵支持来应对工作、对孩子的养育和家庭生活。 其他 人梦想着有一个理想的男人能够接受并尊重她的孩子;而如果这个理 想中的男人不出现,那她们还不如干脆独自一人。那些已经是夫妻的 也只能堪堪维持现状。无论是单身的还是成家的,女性工人对工作的 依附性都更强,因为工作让她们能自己挣钱并担负家庭责任。这些公 司就是依靠这些女性,知道她们不管怎么看玛奇拉多工厂,都会做任何 事来保证她们孩子的基本需求。 他们对时间的理解留下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状况的痕迹,让这些女 性无法看到一个脱离日常需求的未来。故而这个强制的 “大写的现 在”统治了现状,也就是孩子必须有饭吃有人保护。而后怎么办,走一 步是一步吧。对于工作女性而言,现在是唯一可能的时间,而想象中的 未来就是她们的孩子那远离了机器的未来。 ① 五、支配的主体:再生产和不和谐之间 故而,即使当我访谈的工人已经远离劳动和工厂的时候,他们生活 的许多方面仍然留下了当时工作状况的痕迹。在这里,工作对这些主 体的支配的复杂而模糊的关系,是我问题的来源———一种延伸到他们 如何安排自己人生的支配关系,这支配关系穿透了他们生活最私密的 ① 举例来说,薇奥列塔在我们访谈的时候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 27 岁母亲;她对 我吐露道(15 / 09 / 2002):“现在我和你熟了———这是我第二次爱情经历了,我 女儿那时两岁。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并且支持我,我认为他也爱我的女儿,但 我对自己说道:‘我需要一个男人”(……)我的部分经历不是很好。现在我已 经做出决定并且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对我来说独身是最好的,来和我的孩子 在一起,因为和男人在一起…………我没有过好的经历……我不想再进入一 段新的感情了,我宁愿独自一人生活。”乔凡娜(22 / 09 / 2002),一位 32 岁的两 个孩子的母亲,也提到:“我一个人生活。我现在单身。我们三个住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女人是无法找到一段感情的,来建立和男性的感情,主要 因为我对我孩子,我女儿的尊重,我不能去见男人开始约会,所以我决定独自 一人陪着我的孩子”。 6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部分,而这些最私密的部分反过来,也会围绕其要求而被构造。 我对工人的叙事十分感兴趣,这些故事关乎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状况。同时,我分析了支配是如何通过就业及其带来的限制所 施加其影响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关于这问题的其他概念,比如 “自 愿奴役”或者经双方同意的支配,恐惧的作用以及防御机制的执行,这 防御机制会阻碍支配关系下主体深度思考能力 。我们的目标不是对 这些复杂问题给出一个 “最终答案 ”,而是基于我的实证研究进行 反思。 下面就是关于主体、主体性和劳动支配关系的部分的问题 / 反思, 这些问题来自对工人讲述的生活故事的分析: (一)关于主体和故事的主角 大体来说,在这种限制程度下,工人理应完全崩溃,或者出现精神 问题。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疯或者逃离他们的生活状况。 被采访者们没有将自己展现为英雄或者受害者,而是将自己展现 为工人或父母,每天和困难进行斗争;并且,通过构建他们的故事,他们 乐于展现出的关于自我的故事是完整和统一的。无论如何,工人必须 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并接受他们自己,而工作(作为活动,作为就 业,但也作为价值)会促成 / 干扰这种认识。每个个体,通过他的故事、 他的想法、他的生存方式、他的个体成长,都必须进行一定的自我认识, 即使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度压迫自己自主性的境况之中,他 / 她也 想要被看作一个完整的人。他如果承认自己已经崩溃,就无法保持自 我同一性了。他们的立场经由语言表达,揭示了他们尽管受限颇多,但 也要保持自我一致;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主体没有被工作、生活状况的脆弱和不安全感完全击败,在如此艰 难的处境中依旧能够让他们认识自己。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选 项,而是一种要求,因为工人无法逃脱他们的日常现实,他们只能依赖 并适应这种现实;而这种依赖和适应会伤害到他的存在、欲望、价值、道 66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德和他所守护的世界观。显然,个体无法在权力之外构建其故事,产生 出这样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一些严重的限制已深 深渗透到工人的态度之中,这些工人则只能在与这些限制的关系之中 安身。他们不得不采取许多策略,在保持自己姿态的同时,通过对自己 情况的认识来“改造”现实以应付之。他们为了绕开那无数的矛盾,可 能会改造、重塑、遮蔽,另辟蹊径来做到这一点,这些矛盾的一方是建立 保存一个属于他并由他守护的自我形象的需要,另一方则是不断伤害 他的现实。这样,讲述就是客体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让他可以维持 自身,但也隐含着揭示这些矛盾和被彻底动摇的风险。 这不是注意到意识 (awareness)的在场或缺席的问题。他们并不 期待有人来告诉他们每日生活的困难、工资的低下、缺乏假期和未受足 够保护的孩子这些状况。工人所采取的姿态并非不够批判或者不够清 晰。不利的状况也能够支撑起自我的构建,这个自我是处在与这个状 况的关系之中的,而过分清晰的揭示自我和现状也同样具有破坏性。 对现实的否认和认清不断被交替表达出来。进一步,有可能关键不在 于意识到支配,而恰恰在于忽视它从而不被限制完全淹没,也不成为服 从的囚徒;进而尽管被支配,但主体仍能够建立起一个自我并认识 自己。 这种一致性的构建,超越了主体日复一日去工厂工作的事实,落入 了一种更为宽泛的人类行为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被认为是“好工人”、 “工人伙伴”、“劳模”能够横向地赋予生命意义。 由于他们背景的不稳定性,工人们必须建立起对主体有意义的自 我定义,尽管这种定义并非恒定不变,它集合了从共同文化中提取的价 值和行为规范。这种自我定义是一个调整、重置自身、强化或者变迁的 持续过程,他人(工友、家人和朋友)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前提是他们 属于同一种文化。 阿拉雅将她自己描述为“好工人”,这种价值来源于她的父亲。无 论阿拉雅在哪里,也不管周围情况和她自己情况如何,她总是要将自己 6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展现为一个好工人,带着工作赋予她的自豪、尊严和严肃。她是一个 “好工人”,她自己这么认为的同时也希望被别人这么看。不管她的雇 主态度如何,她都会又快又好地工作,因为这是她获得自尊的方法。但 是阿拉雅不仅仅在工厂里表现为“好的工人”,她在家也必须把一切做 到完美。弗拉尼也十分努力:她的整个人生,她的行为,她的工作和她 的家庭,都围绕着她皈依耶和华见证会所后所接纳的价值和抱负。责 任、尊重、规矩还有工作中的团结都和其接纳的新生活方式相符合。她 的家人也必须这么做。乔凡娜也是这样的,她被一个女性组织所 “解 放”,心中充满了新价值的她也会在工厂中和别人分享这些新价值以 “解放”其他女性和她们的孩子。萝西安娜和科丽娜指出团结和斗争 的价值,这两者都对应着她们积极的自我。对于恩里克和萨拉来说最 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家长和工人的诚实。 (二)经双方同意的支配的论点 如果我们始于这样一种观察,即不管发生什么,这些公司都会照常 运营下去,工人们依旧每天早上上班,晚上或周末加班;那么,我们就可 以提出关于“自愿奴役”的问题,或者采用更为现代的定义,也就是“同 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通过提出 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信息,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判断它是好的或 者坏的。我认为肯定存在一部分的 “同意”(在 “接受”的意义上的),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如果个人采取一种 完全抗拒的立场,他将承担怎样的后果(他是否真的可以说不)。 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展开一些重要的观察。 第一个就是“缺乏选择”这种想法,它似乎在所有故事中都无处不 在。这个论断适用于所有人:(1)缺乏就业机会,而工作是让他们能够 拥有收入并满足家庭需求的方法;(2)马基拉朵拉工厂提供工作。这 个现实虽然可能是构建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个人来说却一点都不 假,也十分容易证实,不管他是否认同这份工作。这一现实对他们来说 68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是十分“熟悉”的,同时也是 “切己”的。这一 “现实”一旦被创造发展 出来,人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仅仅是一种有着强力恐吓工具的幻象。 并且这种对现实的描述依靠的是工人生活工作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对 失去工作无法维生的持续的恐惧。这种描述在遇到这样一种想法时就 遇到了自己的极限,这想法就是如果这些岗位是件好事,那么也只是针 对其他人或者“穷人”来说是件好事,而不是对他自己,更不是他们想 要看到离开血汗工厂的孩子们。 故而,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办法证明自己是“真的”的现实。 第二个观察是关于定义的。我们将不再继续关注 “奴役”这一概 念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在其与 “自愿”相联系的基础上;而是探讨 “同 意”这一概念。“同意”暗示了“一个人通过意识的自由行动而完全接 受某种事物”,并且恰恰就是这种自由的概念在此语境中产生了问题。 做出“同意”行为的个体所被期待拥有的意志其自身可能是被严重束 缚的。在我们分析的状况中,并不存在自由进行的选择。 同意是“接受,协议,遵守,默许,允许,共识,甚至同情……” 但仅 仅考察这里面的两个同义词,去“接受”不意味着主动 “遵守”。然而, 当现实被作为唯一出路强加给人们时,我们可能会问自己“遵守”意味 着什么,或者更确切地,“不遵守”将带来什么后果。在动词 “同意”之 中,有必要区分未被束缚的欲望和无法抗拒而屈服于形势的遵守,因为 不遵守意味着伤害自己。 当拒绝会损害自己利益时,我们似乎很难说有什么 “自由的 ”同 意。这种能够被个体感知、把握的危险,一定在很大程度上在工人的日 常意识中被隐藏了起来。但对失去这一脆弱平衡的担忧并没有完全脱 离他们的意识:他们总会遇到这些情况,比如当工资看起来不公平的时 候,在需要一个待遇更好的工作的时候,在工友遭受羞辱的时候,在有 ① ① ( ),“Glossaire ”,in Christophe Dejours (dir.),Conjurer la vio , Eric Hamraoui 2007 , : lence Paris Payot & Rivages p.292. 6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人离开或者一个不再接受监护的孩童开始流浪的时候。 所以似乎很难理解什么是奴役或者对支配的同意,特别是它们实 际上已经是一项日常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挑战时。尽管工作有诸多 限制,但也比什么都没有强,这将驱逐走失业和贫穷的幽灵,也证明了 自己属于真实界。努力工作不一定意味着充满热情而迎合支配。这也 可能实际上是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工人,巩固自己的价值和自我形象, 并且能够切实增加工资。这意味着同样的热情可以与反抗的策略相整 合,以此来保护工人,保护他们的精神健康,使他们即便受劳动的限 制,也能在工作中获得承认并保持自尊,甚至反抗这种限制。 故而,我认为十分明显的,奴役、自愿奴役和同意这些主题是很有 问题的,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其中我试图探讨的 一个问题是关于“防御”这个概念的。 首先,我选择将自己置于工人的视角,他们不得不在这些脆弱而高 风险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为此可以使用诸多个人的和集体的防御机制。 其次,我依靠主体自己创作的、用以叙述自身的故事进行研究,这些故 事展示或者说标志了他们理想中的位置与他们实际所属位置的差距。 (三)“防御”在保护和支配的再生产之间扮演的角色 根据工作的心理动力学,工人们采用了精细的群体防御机制来应 对工作产生的恐惧和受苦的风险,从而保护他们的精神健康。如果男 性工人群体构成他们集体防御的策略是诉诸男子气概、“男子汉的勇 气”、对恐惧的否认等等的话,那么我们能发现还有其他的机制也在运 作。举个例子,这些机制包括重新定义 “正常”的参数 (比如将工作到 很晚视为正常)或者因为无法忍受无聊而离开血汗工厂(这不会被其 他工人看作是脆弱的象征)。 这一工作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这些防御主观上缓解 了支配,让工作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保证了剥削系统的持续运作。这一 方法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自愿奴役的新问题 ,因为这些防御压制了人在 70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受支配条件下的精神自主性,进而限制了他们通向现实的主观途径,使 得他们在一个对限制的权重被修改过的系统当中来工作。 当工人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也在保护他的故事和他的自我形 象的统一性。因此,让矛盾显现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威胁他们的精神 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工人在这个受限的环境中明确捍卫一个 道德态度(“不工作,没饭吃”,“男人必须坚强而负责”,“必须完成目 标”)时,他面对的现实却是:他住在租来的很小的房间,做着一份他讨 厌的工作,陪伴着一个怀孕的伴侣,有移民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和那些 口号和他给自己的要求所矛盾。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无法继续,不得 不停下了。 工人们展示的所有策略,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目标都是想要 驯服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控制的)现实,从而使他们免于被支配。 在各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激发于反抗、服从、妥协甚至敌 对。通过分析工人声称自己所是的形象,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支 配和防御只能部分地解释他们和主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工人拥有这样 的叙事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关于自己的认知和他们 真实的经验也都受到限制。然而,即便支配能够对主体性造成伤害,主 体性也是不会永久受限的,它也是会展开的。 (四)被支配的主体,受制于不可预测性 支配和防御的模式无法消灭主体,作为应对,主体会以某种方式宣 称一种延迟,即,他们和他们自己被赋予的身份———贫穷而受支配的血 汗工厂工人———之间的延迟。 他们叙事中产生的延迟不一定标志着 他们可以脱离被施加的外力。因为:(1)主体是支配的产物。因为他 们遭到了这些限制的支配,他们的故事基本如其所是地反映了这些; ① ① 这里的延迟指的是工人们认为自己最终能够脱离自己现有的身份,也就是他 们认为,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自己应有的身份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译者注。 7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试图维护自己的主体,仍然会遭遇到其他形式的服从(年轻女性关 于婚姻的梦想,想要成为女主人,服侍自己的丈夫成为家庭主妇;或者 其他人以耶和华见证会的角度对她的故事进行的定义和重新定义); (3)最终,这些延迟也是让工人得以保存自身的防御机制。 当然,工人和所有人一样,倾向于只采用他无数实际经验、记忆、欲 望中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是能将他们定义为好的工人、忠诚的人、诚实 的伴侣、受尊敬的雇主、模范信徒、好母亲等等的那部分。然而,我们仍 打算以主体叙事中对于自我的描述为出发点。因为当工人展现他们自 己时,他们与他们宣称的是同一的。即使他们的存在受限并且被服从 关系所“重构”,主体仍会将他所遭受的暴力转化,以一种不懈的努力, 回应他所希望成为的 “理想的”主体,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成为的 过程也包括了在访谈中主演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前面提到的那些防御 机制(比如参与对“另一个”自我的创造,努力工作以求从重重障碍中 脱颖而出)虽然会产生一些效果,但也会干扰到作为自主存在的主体。 如果说工人由于难以生存的外在环境而无法 “选择自己”,我们可以观 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即唯一不被这环境入侵的办法恰恰就是“选择” 主演自己。 站在(已被施加的)支配的角度,支配并不仅是限制性的,同时也 是生产性的。主体由支配产生,同时也反对他们。朱迪斯 · 巴特勒 (Judith Butler)就认为权力的生产“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这 会引入再生产和潜在的不可预料性。 当戈亚娜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坚强的女 性……我不仅仅依靠这个工作,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情”:(1)这并不改 变她对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的依赖,她知道她可以在里面被快速雇佣 而“得到”一份薪水;(2)通过她的故事,她以某种方式打开了一道关于 ① ① , , ( ,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udith Butler La vie psychique du pouvoir p.4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sychic Life :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997 72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支配的裂缝(或者至少是离开了一定距离);(3)在她给我讲这个故事 的时候,她也在实验自己作为一个“被错误安置”的主体的能力。戈亚 娜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支配的主体。而是一个延迟的主体;她有 潜在的能力来从支配中翻身。 总 结 如果受支配的对象被摧毁了,那也就不会有支配,更不会有劳动力 了。受支配的对象必须建立自身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建立将使得 他们在支配关系之中也支撑着支配关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这种 支配关系。如果说受支配对象必须通过证实自己的存在以及拒绝无所 不在的权力给自己指派的位置来保有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支配存在 的条件恰恰也就是其覆灭的条件。自我建构的主体证明了支配的永恒 运作及其有限性。在叙述自身的过程中,即在将自己的存在与日常生 活拉开距离甚至割裂的过程中,主体重新商议自身在世界的存在方式, 并试图确认自己的自主思考和发声。这种自主思考和发声是否是真实 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主体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这些。我作品 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就是这种错置和它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其既是 支配的产物又是其裂隙———以及它们所开启的新的问题。 (译者 郑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73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笼罩于军事—工业系统阴影下的“全球性女性” [法]舍蕾·法奎 喻麓丹 译 李健 校 概要:本文从强烈的性别视角检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特别是 劳工市场的转型问题———该视角既是对女性及男性职业进行的辩证研 究,也意味着发展一种把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交织于内的交叉性研究 方法。首先,本文所要呈现的是目前对处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全球性 女性(保姆、女佣以及性工作者)的经典分析,并说明这些日渐增多并 且其中大多是移民和穷人的全球性女性,可被描述为“服务女郎”。其 次,本文研究了与前者的增长平行的,被我称之为 “持械男性”数量的 增长,它在男性劳工市场中呈现出补偿性增长趋势。本文所要说明的 是,“持械男性”作为军—工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 是集体层面,不仅制造着,并且依赖于 “服务女郎”———我们要对这一 点进行更彻底的研究。最后,我认为“服务女郎”和“持械男性”应被合 在一起进行辩证的、历史性的研究,从而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劳 工市场的转型构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许多对全球化进行分析的文章都存在着强烈的男性本位偏见的错 误。也就是说,它们所围绕的中心是男性、男性的兴趣领域以及在他们 当中建立的人际关系(马修,1991)。幸运的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74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多样化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在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 域崭露头角,它们通常都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为各个学科研究提供了 一种替代性视角。我将在下文展示一些旨在讨论经济行为转型的分析 成果。 最初,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将女性添加到他们的分析中来纠正这种 男性本位偏见,而主要做法就是强调新自由主义有将女性带入劳动力 市场的趋势。通过展示这些重要文献,我们能够检视新自由主义对女 性所持有的具有深刻矛盾的观点,只需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化为世界上 大多数非特权女性所保留的活动类型———主要是 “服务”产业活动就 能看到。其次,因为一个真实的性别视角意味着能同时对两性的结构 性社会关系 进行辩证思考,我将展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实 则是我们在理解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几组相悖的关键点:那些着眼于 战争、军国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持械男性”之典型的分析。 ① ② 一、新“全球性女性”即“服务女郎” 世纪 80 年代末期,女性主义理论家更加深入地批判了理论界 随意区分所谓“生产性的”活动和“再生产性”活动的做法,严肃地挑战 了经济学科和主导着资本主义历史阐述的 “宏大叙事 ”方法。玛丽 亚·麦斯建议要重新思考父权制社会关系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所产 生的影响(1986)。玛丽莲 · 韦林,就她本身来说,挑战了国际结算逻 20 受文章长度和相关性所限,本文仅集中于讨论刊于 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 特别是法国的研究成果。 “社会关系”可以用来翻译两组法语概念:rapports sociaux 和 relations ② 在英语中, sociales。这里的“结构性社会关系”是用来翻译“rapports sociaux ”的,也就是 说,结构性社会关系既组建了社会体系,也创造了两性,根据性别分化所规定 的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而构成两个对立的社会群体或阶级:女性阶级和男性阶 级(与意味着日常的、微观社会的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之间的关系〈互动〉的 “relations sociales”相对)。 ① 7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辑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的计量方式。1991 年,萨斯基亚·萨森 是第一批从事全球化现象分析的学者之一,她们对国际化都市进行研 究,发现那里全职从事诸如高级金融工作之类的新兴全球化活动的 (异性恋)家庭,夫妻双方中的男性一方会寻求结构性地将不计其数的 “再生产”任务从家庭中“外化”,因而就需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她们 主要是妇女,也通常是移民。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女性的毒害?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大量着眼于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研究显示,经 济危机、失业率上升和不平等加剧尤其对女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加剧 了其贫困化,这既是绝对的,又是与男性相关的(首先对它进行研究的 法国人 是平田和朵拉,1998;维西特里希,1999;ATTAC,2002;比西 亚,2003)。展示了福利国家如何专门将女性从 “私人父权制”中解放 出来(诚然,只是让她们依附于公共父权制)以后,西尔维亚 · 沃尔比 (1990)指出结构性调整会导致许多苦差事的再度家庭化,并把女性置 于新的私人父权制中的从属地位,从而直截了当地将她们当作了危机 缓冲器(1997)。 从一个类似的角度出发,埃莱奥诺雷·考夫曼和其他人(2001)共同 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社会政策的变革总是多多少少伴随着官方政 策———这些政策要求从南半球国家输入女性劳工以承担那些被这个国 家所抛弃的工作———的发布,因为这些工作是绝大多数当地男性坚决抗 拒而许多当地女性又无法使之与自己的剩余活动空间相容的(《里斯本 战略》(2000)要求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女性就业率至少要达到 60%)。 ①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对女性有利? 所有研究报告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① 76 原文是为《法国评论》所撰写。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全球化往往通过破坏为数众多的女性先前所固有的生存方式来将她们 卷入劳动力市场(平田和多拉,1998)。一部分人为这个趋势所振奋,因 为他们坚信获得有偿工作不但能使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得到提升,更能因 此实现男女间更大程度的平等。南希·弗雷泽(2013)最近就指出,部分 女权主义蓝图(通过从事有偿工作来获得自主性)跟资本主义是有一定 的利益契合度的:要么是由于市场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它对性别歧视 视而不见,要么是因为它总是偏爱廉价劳动力,所以女性显得大受欢迎。 然而,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总能被证明是积极的。事实上,对 原有劳动规范进行系统的打破对女性产生了特别影响,尤其是因为绝大 多数女性专注于从事贬值的和不受监管保障门类的工作。新自由主义改 革已将她们挤入甚至更不稳定和更弹性化的境地中(塔拉海特,2010)。此 外,新的工作样式需要(应聘者有)“典型的女性特质”(既可以接受兼职, 也可以接受延时,既能够身兼数职,又要对事业全身心付出〈尤其是对工作 要有情感〉),为女性塑造了新式的、标准化以及普遍化的从属形式。全世 界只有小部分女性得到了可与男性标准媲美的“好”工作,而且在女性就业 的问题上,二元化的情况正在加剧(扎森,2010;科尔戈,2012)。 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考虑阶级和种族 的分析框架下,仅基于性 别的分析不能够继续得到深化,1979 年康巴希河集团(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中的黑人女权主义者第一个站出来指出这一点。在我其他 的研究中(法奎,2014),我已经很努力的想利用 “连通器”的概念来说 明,如果他们深陷无产阶级和种族主义人群(其中一半为女性)所遭受 的那种挫折,那些所谓对女性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似乎是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的策略:借助全球化合法化来提升男女平等。 ① (三)提供给女性和移民“新”工作 在新的千禧年之交,芭芭拉·埃伦赖希和阿利·拉塞尔·霍克希 ① 这里的“种族”是指一种根据“种族”的结构性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现象,它由 民族、宗教、肤色和入境身份所决定。 7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尔德揭秘了新式 “全球性女性 ”的三个形象:保姆、佣人和性工作者 (2003)。尽管在过去,那些来自乡村的移民已填满了这些位置,而如 今占据这些位置的还有许多来自国外,往往是后殖民地的移民 (穆加 德和法奎,2010)。如今保姆、佣人和针对病人、老人(后者的数量正日 渐庞大且更加缺少来自公共机构的帮助)的家庭陪护的存在对于社会 再生产国际化的重要进程来说必不可少。面对所谓“医疗危机”,一片 广阔的研究领域围绕着“我们都很脆弱”(特隆托,2009〈1993〉)的理念 发展建立起来并提出一种 (给予护理事业更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 新的社会乌托邦的构想。 然而,中野格伦的工作(2009〈1992〉)显示出美国某些社会领域历 史上是如何被强制放弃照顾一些人(他们一般是奴隶、妇女,特别是女 性奴隶;到后来是被种族歧视的移民女性人群)。这项工作给当前很 强的参考意义,因为当前正在形成的一种压力,迫使某些特定的社会人 群以最低的成本去照顾其他人。在这些压力和强制之中最为显著的当 属在劳工(一方面)和移民(另一方面)领域进行了极其具有限制性的 立法改革。对于最无特权的女性(即因为她们的种族和阶级地位),移 民选择和“职业”选择局限于一个目标区域并要在那里能够快速的找 到并跟随丈夫;或者参加一个官方的 “服务性”劳务输入计划,或者参 加“性工作”来应付非法移民带来的过高的成本。我曾经建议将这种 范畴定义为 “女性的怪圈 ”(法奎,2012 ),这也延伸了宝拉塔贝特 (2004)的概念“经济形态上性别交易的统一体”———展现了配偶和性 工作者各自的活动间存在连续统一性———这个统一体的概念在 “高 尚”的陪护行为和“不法”的性工作行为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因为 尽管是部分性的,一些女性轮流充当配偶和性工作者(穆加德,2008), 但现在绝大多数关于她们的两种活动的研究都倾向于各自独立。 为了将这些相互割裂的分析领域重新连接起来,我曾经建议将这 些女性统统纳入 “服务女郎”的范畴来考虑。我也曾经进一步表述了 这种“服务女郎”群体是如何与“持械男性”群体并肩成长的(这部分内 78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容将在下文展开),我还建议,对于不断增加的无特权人群,他们的其 他生存选择被系统性摧毁,特别是被从乡村和公共部门中驱逐出来, 因而从事这两种类型的工作构成了主要解决方案。此外,我展示了 “持械男性”实际上既创造了对“服务性女郎”的需要又生产了供给, 并且我也提出:这两种类别人群的辩证性地成长构成了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范式(法奎,2006)。然而,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相互之间连 锁的结构性力量关系(特别是种族和阶级的联合作用 ),一些女性也 会去做“持械男性”所做之事,使用武器,加入不同政治阵营的武装 部队,就像会有男性去做 “服务女郎 ”所做之低薪服务工作一样,她 们也会遭遇战争,承受警察暴力行为,或一般地说,落入 “持械男性 ” 手中。这两种类型的 “服务女郎 ”和 “持械男性 ”并不是根据他们的 生理学特征,也并不仅仅是根据性别的结构性社会关系来区分的。 然而,它有趣地表明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的统治下,劳工市场 既不拘泥于形式,又具有国际化,其制造的工作机会正在自我转型。 因此我们需要在考虑“服务女郎 ”的前提下对 “持械男性 ”进行更准 确和更辩证的研究,他们既是劳工市场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经济 (政治)行为者。 二、“持械男性”,战争和新自由主义增长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到 “持械男性”———士兵、雇佣兵、游击队或 者恐怖分子、警察、黑帮分子或犯罪团伙、监狱保安和警卫等等———他 们在公开、半公开场合,私密场所或非法部门活动。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积蓄了力量(罗莎· 卢森堡在 1915 年对此做了透彻分析),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当前 正目睹着一场为了争夺资源、市场配置和控制生产力的残忍的军事竞 赛。自 2001 年“9·11”事件以后,新的全球总体框架就变成了由主要 7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领导的对抗各个南半球国家的 “反恐战争”。从广 义上说,它是对各个中东国家的公开宣战,是对非洲大陆或其他地区的 人道主义军事干预 (费德里希,2001),是对潜入经合组织国家的非法 移民的军事抗拒,也是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毒品流通所发起的斗 争。伴随着对全民的普遍监控,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和实践活动在地 球每一个角落进行着,而这些都由最近一个关于国家安全局的揭秘文 件揭露出来。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高度管制型社会的成长,它到处充斥着军国主 义和普遍战争的气息,从性别角度来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将有特别的 启发意义。“女性的权利”越来越频繁地被援引来证明政治甚至是军 事干涉(德尔福,2002;爱森斯坦,2010)的正当性。不过,在现实中,这 些干涉反而无一例外都对女性造成相当大的冲击:性暴力、强迫性的大 批逃离(一般是由于大规模的性暴力)以及对于经济和社会体系造成 的更普遍性的破坏,它使女性群体更贫困化的同时也将她们逐入服务 性行业中。同时,它们允许一些男性通过抢夺和从事各种形式的非法 交易来积累财富,从而形成和巩固新的政治军事力量。例如,监狱—产 业化复合体能够雇佣并监禁百万量级的人口 (戴维斯,2014 );另外是 俘虏收容所,主要用以控制移民。它们的发展壮大是另一个值得研究 的重要领域。 三、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军事化, 通往新自由主义的中心环节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全球军事化的女性主义分析是依循着 两条平行线索出现的。为了审视社会的军事化推行,辛西娅 · 安罗 (1989,2000)提醒人们注意美军基地的建成与性交易、亚洲色情旅游 之间的关联。这有利于我们在思考 “性工作”的日渐繁荣时能重拾起 一种历史性观点,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被迅速推荐给贫穷女性 80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的简单的、“自然的”和高回报的从业选项。对于许多鼓励发展旅游业 并过度依赖移民的海外侨汇的发展中国家(南半球国家)来说,政府对 此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过从这样的活动中征税来受益。安 罗还强调了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它能使殖民主义军事 化获得合法性。如最近好莱坞的超级巨制 《阿凡达》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 在吸收了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理念后,法国社会学家安得海 伊·米歇尔 (2013 〈1985 〉)提出了一个全球经济—政治的分析理论。 首先,她向我们展示,对军火工业中各项流程的统筹安排不仅强化了对 劳动力的“泰罗制”管理,同时也加剧了其内部的性别 (以及种族和社 会)分化:来自南方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妇女得到的是不稳定的流水线 装配车间的岗位,特别是电子零件装配;而中产阶级男性则占据稳定且 高薪的工程师职位,或者进入硅谷成为软件工程师。其次,份额可观的 社会公共基金被用于军工系统的科研项目中,而相应的,其他部门如医 疗、教育部门的科研经费就要被削减。更广泛地说,公共合同的执行 (为军事工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士兵、警察的津贴发放意味着 在公共服务和国家福利方面造成数百万元的缺口,以及上文所提到过 的种种后果。 米歇尔还重点指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多大程度 上通过贩卖军火获益,而南方国家又在购买同批军火中加重负债。值 得注意的是,希腊目前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土 耳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这个系统导致了各种各样想要成为独裁者的 人出现,并对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军国主义言论进行肆意宣扬,而 妇女总是会第一个为此付出代价。最后,军事—工业系统通过控制传 媒、新媒体和通信技术来使自己正当化。证明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入的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调研:针对什么呢?譬如说,法国传媒业的极端集中 的股权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工系统的经济来源之一;谷歌近期在高 科技军事产业上的投资,或者是亚马逊的无人机计划? 8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最后,从性别视角对处于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支配下的行为个人 及他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构成了大部分待完成之研究 内容。 首先,我们必须对那些在雇佣兵行业和安保行业中迅速发展壮大 起来的各种合法公司进行研究,它们在战时为国内常规军和民用项目 分包商提供公开支援或保护,而在和平时期则为经济主体提供常规服 务。对这些具有不断强化行业内垂直整合程度倾向的公司进行一个彻 底的审查是很重要的,它们的一些业务方式从矿业开采延伸到贩卖军 火和组建民兵(迪南特,2008)。最有名的例子是黑水公司,拥有自己 的军事基地和由 20 架飞机组成的小型舰队,它在伊拉克丑闻案发生后 更名为 Academi。 牵涉地下经济的非法组织似乎也在实力上越来越强大。墨西哥的 案例说明一个事实,20 世纪 80 年代最温和的贩毒集团已经变成不可 忽视的、其活动范围延伸至中美洲和西非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行为主 体。墨西哥记录了贩毒集团自身的变迁,他们从兜售货物的商人转变 为从事具有更典型黑手党性质的活动集团,例如他们出售 “保护”(或 贩卖人口、货物、土地)(德维诺,2013)。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 又转而从事贩运军火和人口,走私移民和卖淫等活动。可以说这些人 卷入当地、国民和全球经济的程度与日俱增。在洗钱活动逐渐增多的 情况下,对他们所从事的资本、投资、产品、奢侈品和军需用品进出口活 动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已变得极为迫切。事实上,为了躲避官方追查, 他们不仅装备了最先进武器,还购入尖端通信设备和传输工具(飞机、 潜艇和通信系统)。因此,他们自身组成了一个面向军事—工业体系 的规模庞大的市场。他们所生产的另一部分产品是针对各个发达国家 政府对被他们卷入毒品战争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施加军事“援助”来 设计的。 如上所见,许多从性别视角,特别是从有连锁效应的结构性社会关 系的视角出发的著作都能让我们更全面理解全球化。它们坚定地质疑 82 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主流经济以及在所谓的生产性劳动力和再生产性劳动力之间做武断且 意识形态化的划分的合理性,并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中心动力 之一便是对社会再生产和军事—工业体系二者进行重新整合。回顾历 史长河,通过骤然紧张的结构性社会关系,如性别差别、种族差别和阶 级差别,人们通常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其实正处于一个资本原始 积累的全新阶段(费代里奇,2014〈2004〉)。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83 《21 世纪资本论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皮凯蒂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汪行福 摘要: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 是对主流经济学界的直接挑战。它对过去三百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收 入结构变化、当今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和“遗产型资本主义”回归做 了生动而又系统的阐述。学界往往只关注《21 世纪资本论》中对不平 等的实质性讨论,没有关注他在方法论上的思考和对主流经济学,即新 古典主义的批判。其实,无论是对储蓄和投资还是增长和分配,主流经 济学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解释,如 “库兹涅茨曲线”、“人力资本假 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增长理论”等等, 正是这些理论模型使得分配问题边缘化,或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 分配做出过于乐观的推测。《21 世纪资本论》主张经济理论应该回归 历史,并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走出自我封闭 的数理象牙塔和自我膨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 批判,也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 21 世纪的《资本论》。 关键词: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不平等 新古典经济学 犹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也是 84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一样,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也有两个方面, 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 《21 世纪资本论》,这简 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 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 《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 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当然,《21 世纪资 本论》的主要贡献是在第一个方面。皮凯蒂不无担忧地指出:“未来的 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由继承 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能力与效率为理由的薪酬造成 的巨大贫富差距 (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 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的是在旁边观赛 的普通大众。” 但我们不能忘了皮凯蒂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 面,这就是对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虽 然垄断了经济科学,但是,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包含着许多未经反思的前 提和成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不对它们进行批判,就不能对当今资 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原因和趋势做出切中时弊的诊断。 在皮凯蒂看来,“财富分配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 运行机制解释的。” 而“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 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理论的、 高度理想化的推测,” 皮凯蒂的研究可称为双重逻辑理论,它强调,收 ① ② ③ ④ [美 ]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新“镀金时代”———评托马斯· 皮凯蒂的〈21 世纪的资本〉》,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9 期。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0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④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 页。 ① 8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入分配受到经济力量的决定,也受到非经济力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他 坚信,决定人的命运和幸福不应该只有资产的所有权逻辑,同时还应该 有人权和社会正义的逻辑。皮凯蒂指出:“经济和科技在许多时候都 与民主理性无关。前者发源于启蒙运动,而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经 济和科技理性必然会形成民主理性,仿佛中间存在着某种天注定般的 魔力。然而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 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来 实现。” 皮凯蒂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式就 是通过两个“嵌入”,把经济学从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数理公式中解放出 来,让它有能力直面现实世界。皮凯蒂的理论不仅继承了李嘉图—马 克思的传统,关心财富在不同阶级和群体间的分配,而且继承了卡尔· 波兰尼的传统。波兰尼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指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使得人们生活所依赖的资源全面脱域化,盲目的市场成了 “魔鬼磨 坊”,碾碎了人们生活依赖的一切条件,包括土地、货币和劳动力。合 理的人类社会的重建需要把脱域的东西再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有机脉络 之中。皮凯蒂做的工作与此相似。为了使新古典经济学走出理论的象 牙塔,摆脱自身的道德和政治麻痹症,皮凯蒂不仅力图把分配问题“嵌 入”到历史之中,而且还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不 仅揭露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而且指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 意识形态化。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涉及很多方面,如 “库兹涅茨曲 线”、“人力资本假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 增长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理论,本文将提纲挈领地对它们 进行讨论。 ① ① 86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7 页。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一、对“库兹涅茨曲线”的批判 “库兹涅茨曲线 ”(Kuznets curve ),又称倒 U 曲线 (inverted U curve), 它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 涅茨于 1955 年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由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不平等上升,而当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完成 后,收入分配将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当到达经济充分发展阶段时,由 于资本的充足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收入分配将趋向于对劳动者有利 的平等方向发展。因此,经济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一般规律是“先恶化、 后改进”。“库兹涅茨曲线”本来是一个统计学的规律,但后来越来越 被绝对化,成为为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核心。在“库兹涅茨曲线” 提出之前,资产阶级辩护的主要理论是类似于 “涓滴经济学”的观点。 “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是里根时代幽默作家威尔·罗 杰斯(Will Rogers)提出的。在他看来,把钱给上层富人对社会是有利 的,只要富人在消费,它就会给穷人创造机会,因而,富人财富所带来的 利益会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显然,“涓滴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辩 护是消极的,而“库兹涅茨曲线”的辩护则更为积极,因为它确认,当市 场经济的转型达到一定时点,社会分配的趋势就会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皮凯蒂承认,就对收入分配进行大数据处理而言,库兹涅茨是他的 思想先驱。但他从 “库兹涅茨曲线”中看到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有两种不同的诊断,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资源的 私有权和利润不断地转化为资源的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分配结构将 越来越不平等,最终的结局是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自从“库 兹涅茨曲线”出现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从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 变到对理想主义或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 “库兹涅茨曲 ①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8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线”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以及“‘辉煌 30 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 19 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 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 但是,在皮凯蒂看来,“库兹涅茨曲线”不 论数据的采集还是结论都是片面的。“库兹涅茨曲线”作为一个统计 学的结论只适用于 1945—1975 年资本主义的特殊 “辉煌时期”,但不 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个理论越出自己的边界,就会成为 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工具。库兹涅茨在 1975 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此理论的主要意图是推动非西方国家进入 “自由发展的轨道”。如果 说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主要从效率方面和个人自由方面对资本 主义进行合法性辩护,在库兹涅茨之后,它自信还可以从平等和公平方 面进行辩护了。 皮凯蒂对待“库兹涅茨曲线”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通过 历史的嵌入,指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 20 世纪 1945—1975 年的 “辉煌 30 年”, 而这“辉煌 30 年”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它不过是一系列 偶然因素“幸运”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在皮凯蒂看来,经济增长和发 展不存在一个命定的必然结局,任何分配都是所有可能结果中的一种,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单一的方向性的必然趋势。皮凯蒂 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很早起就应该把收 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 19 世纪就已经出现 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 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 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 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 势。” 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的经济条件下和阶级妥协的政治条件 ①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17 页。 ① 88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下曾经出现过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所预测的乐观方向的变动趋势, 但今天历史的钟摆又回到马克思预测的消极悲观的方向。原因在于, “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 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同样,存在趋同的力量,并且在某些国家、 某段时间,这些力量可能会占优势,但是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 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 21 世纪初似乎发挥正在发生的一样。”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皮凯蒂一方面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历 史的批判,指认“库兹涅茨曲线”只有在“辉煌 30 年”才有实证意义上 的可信性,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平等趋势的判断确在更大的历史范 围内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又是意识形态批判,指出我们不能把适用 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规律夸大为资本主义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有效的 普遍规律。“库兹涅茨曲线”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而是更多地起着意识形态的错误导向作用。 ① 二、对“边际贡献论”的批判 “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正向分配效应来为 资本主义辩护,而边际贡献论则通过强调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的自然 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大体上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 变是从阶级分配论到要素分配论的转变,从收入来源的所有权理论向 生产要素边际贡献论转变。皮凯蒂对要素分配论持一种内在批判的观 点。在他看来,这种理论是见物不见人,具有拜物教倾向。“财富分配 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与资本被当作‘生产要 素’,它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 ‘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 页。 8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 前一方面采取的是抽象 化的“系统还原”方法,即影响分配结果的因素还原为在生产中起作用 的抽象要素,后一方面是“生活世界”还原,用马克思的话说,物与物的 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收入分配的变化必须考 察收入和财富在人际间的变动情况。皮凯蒂强调:“现实中这两个维 度都非常重要。如果不同时分析这两个维度,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分配 问题的。” 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是边际贡献论,这一理论强调,在市 场竞争条件下,一个社会的分配完全可以从其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中 导出。显然,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抽象谬误的范例。皮凯蒂指出:“按照 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假设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 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要素 所增加的产量)。在更复杂也更现实的模型中,资本收益率还取决于 有关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 撇开收入发生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背景, 教条地不把边际生产率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就会把社会的、历史的造 成的分配状态理解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结果。关于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 性,边际生产率理论只适用于衡量简单的重复性劳动的边际贡献,比 如,在生产线上或快餐店里增加一个工人或服务生,会带来的多少的 “边际产出”,当个体工作职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时,边际生产率的 计算就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实际上,一旦我们在标准经济模式中引 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在这里显然是正当的),则‘个人边际生产率’这一 概念将变得很难定义。事实上,这也就接近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架构 ① ②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6 页。 ① 90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了,人们可以据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正当辩护。” 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理论 上虚构的完全竞争环境当作现实,二是无视要素边际贡献率之外的政 治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现实的分配关系既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也 受到政治上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这 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中都被过滤掉了,留下的只是对 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合法化有利的因素。 ① 三、对“基尼系数”和“帕累托法则”的批判 对不平等的研究既离不开对它的性质的判断,也离不开对它的衡 量。在当今经济学中,主流的衡量不平等的理论工具是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 “劳 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但在皮凯蒂看 来,“虽然基尼系数旨在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不平等的程度,但实际上是 针对现实情况绘制了一幅简化的、过于乐观的又难以解释的画面。” 如果说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是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总量指 标,缺少人际间、阶层间分配的具体状态信息。“帕累托法则”则是一 个神秘化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 都无法摆脱“20 / 80 法则”,即最富有的 20% 的人占有 80% 的财富,而 80% 的穷人只能占 20% 的财富。该法则被约瑟夫 · 朱兰等人概括为 “帕累托法则”。“帕累托法则”曾经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但被帕累托 和后来者自然化和绝对化,认为人类社会无法突破的铁律。 虽然帕累托法则与“库兹涅茨曲线”的指向相反,但从相反方面起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8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6 页。 ① 9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着为现实不平等状态做辩护的意识形态作用。如果 “库兹涅茨曲线” 通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分配关系改善的乐观主义结 论,“帕累托法则”是强加给我们一个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不平等的宿 命论结论。关于“帕累托法则”的意识形态后果,皮凯蒂说:“即使在今 天,仍有很多人像帕累托一样,认为财富的分配状态稳如磐石,好像这 是自然规律一般。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 来研究不平等,那需要作出解释的不是分配状况的稳定性而恰恰是时 不时发生的变化。” 在这里,意识形态同样表现为把历史的分配关系 神秘化为超历史的规律。 为了避免上述理论的局限性,皮凯蒂主张回到更多传统的“社会表 格”方法。“社会表格”方法最初是由格雷戈里·金于 1688 年创立,在启 蒙时期被广泛运用。“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全面的社会结构视角:他 们列出贵族、资产阶级、绅士、工匠、农民的数量及收入评估。……社会 表格强调不同层级(尤其是不同的精英阶层)的国民财富比重,试图描绘 不平等的生动一面。在这方面,它们和我使用的方法显然非常相似。” 众所周知,皮凯蒂对社会不平等的描述体现了这一方法。他通过自己的大 数据,生动地描绘了极其不平等的“两个世界”,一极是 10%的富豪和 40% 富裕的中产阶级,另一极是 50%贫困的低收入阶层,其中 10%的超级富豪 又分为 1%的顶级富豪和 9%的超级富豪。这种以人际间、群体间的分配关 系为中心的研究体现了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抽象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超越。 ① ② 四、对“人才资本”理论的批判 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辩护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人才资本理论,它把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8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3—274 页。 ① 92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边际生产率理论运用于对知识经济时代,为劳动收入中的不平等进行 辩护。与对待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态度一样,皮凯蒂也 对人才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反对把人力归入资本的范畴: “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 和。” 其理由是人的劳动力和技能始终只能由劳动者所有,不能像股 票、债券、不动产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转让于他人。同时,劳动 工资不能像其他资产那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把人力和劳动技能纳入 到资本范畴实际上是抹杀了人的特殊性,也贬低了人的价值。 其次,他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的状态。 皮凯蒂明确说:“恕我直言,它无法对 1980 年美国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和 工资不平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有多个方面: 第一,虽然技术和教育水平对劳动生产率有影响,但是,它们的贡献无 法用边际生产率来精确衡量,因而高薪者的收入并非都是他的劳动生 产率的报酬,而且也包括他的自我定价能力的报酬。第二,“为了理解 工资不平等的演变,我们必须引入其他因素,诸如支配不同社会劳动力 市场运行的制度和规则。与其他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程度上 不是一个全部由自然不变的机制和生硬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数学概念, 而是建立在具体规则和妥协基础上的社会性架构。” 。正因为这种理 论在其基础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局限性,它也就无法解释不同国家收入 分配的状况。其一,它无法充分解释 1980 年以来美国超高劳动收入激 增的现象,很简单,新技术革命不是自 80 年代开始的,美国的经理高薪 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二,它不能 解释有相似生产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欧洲 ① ②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6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2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5 页。 ① 9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有着与美国相似的生产的技术结构,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大范围的 经理高薪现象。皮凯蒂认为,不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技术和知识都不可 能单独地起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 量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它都可能被强大的 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总之,解释 20 世纪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的和技 术的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人才资本理论、教育和 技能扩散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不能作为经理和高薪明星收入合 理化的依据。 ① 五、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批判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它是指在 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可能生产的 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函数中,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影响最大, 它是 1928 年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 斯(Paul H.Douglas)共同提出的。经他们研究,1899—1922 年间,资本 的边际产出(P / C)占总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劳动的边际产出 (P / L)占 总产出的四分之三。在这里,资本收入比重 α 是一个固定系数。柯 布—道格拉斯函数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它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没有 替代关系,无论资本与劳动的数量多少,它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是始终不变的。显然,这个函数与前面所说的“帕累托法则”在性质是 一样的,都是把特殊时期出现的数量关系规律化,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更为温和的不平等形象,因为不论资本数量有多大,其平均贡献率只 占总产出的 1 / 4,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占 3 / 4。 ① 9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 页。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皮凯蒂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生 产函数不是一个与社会历史变化无关的技术参数,相反,生产函数之 所以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现象。在二战后的一段 时期内,“由于资本与劳动划分的稳定性使社会秩序看起来相当和 平、和谐。” 第二,把国民收入的分配视为与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技 术参数,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扭曲。“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热衷 于说明增长让所有人受益,因此钟情于资本—劳动非常稳定的想法, 即便这有时意味着无视数据或忽视资本收入比重日益增加的 时期。” 皮凯蒂主张把资本—收入比问题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来 考察。按照他的考察,“无疑,随着 β 增大,资本收益率 r 很可能会下 降。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结果是数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也 就是积累效应会超越资本收益率的下降。” 因此,即使资本收益率下 降,由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上升的。这就颠覆了柯 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结论。 ① ② ③ 六、 对“时间偏好”和“生命周期”理论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利润价值的转化,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 为,资本的来源或者是储蓄,或者是继承。关于储蓄的动机的解释,新 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时间偏好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关于储 蓄动机的解释,我们可以假想一个社会,人们没有赢利动机,因而不会 为了生息而储蓄。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也会进行储蓄,其动机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 彬、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2 页。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 彬、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3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5 页。 ① 9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或者为预防未来的灾难,为子女准备婚嫁,或为后代留下一笔遗产等 等。在这样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生产率高于资本收益率的情况 (g>r)。但是,现实社会中,为什么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 率?对这样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往往用时间偏好来解释,把资本的利 息解释为推迟消费的时间贴现。按照时间偏好理论,利息是为人们延 期消费支付一定的时间贴现,假定经济增长率为 0,资本收益率等于时 间偏好率 θ,如果经济率为 n,时间贴现率为 θ,那么资本的收益率就等 于 θ+n。这就是现实中的资本收益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时间偏好理论从直观上说是合理的,但皮凯蒂无法用于现实情况 的分析。在皮凯蒂看来,这一理论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第一,它太过 简单和武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都压缩 到一个无法改变的心理参数上。” 如果资本的收益率是由人们的时间 偏好决定的,而时间偏好又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参数,那么,资本的收益 率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的收益率相对来说 变化不大,但仍然是变化的。第二,如果时间偏好理论是正确的,资本 收益率 r 必须伴随着经济增长率 g 快速上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 r 和 g 之间的差距一定会大于没有增长的经济体,而这一预测也与现实不 符。皮凯蒂的结论是:“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不能以单一的参数 来表达。这些选择需要放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中进行分析,不仅包括 时间偏好,也包括预防式储蓄、生命周期效应、财富自身的重要性以及 其他因素。除个人心理和文化因素外,这些选择取决于社会和制度 环境。” 对储蓄动机的解释还有一种有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莫迪利亚尼 (Franco Mor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财富的积累或 ①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9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0 页。 ① 96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人们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总 是根据预期寿命进行调整的。在理想模型中,人们在收入期内储蓄的 货币正好等于退休后的花费。照此说法,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 者平均财富的比值 μ 应该是 0 或接近于 0。针对这一理论,皮凯蒂指 出:“这种关于老龄化社会中资本及其演变的说法尽管在逻辑上完全 说得通,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事实,至少事实不是如此。” 按 照他的统计,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接近于莫迪 利亚尼模型,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都非如此。因此,我们既不能用时 间偏好理论,也不能用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资本的来源及其占有的不 平等。 如何解释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还是不平等规律 r>g,大部分财富的集中可用该规律来解释。” 虽然 家族遗传动机、流动性偏好、谨慎动机等理论解释了一部分储蓄现象, 但资本相对于国民收入比例( 值)的提高主要应归功于财富的高集中 度。皮凯蒂把当今资本主义称为“世袭资本主义”,即富人的财富有相 当大的比例来自于继承,只有穷人才完全依赖于收入。今天资本所有 权的不平等不可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超级 经理人的收入完全超过其消费的需要,即使无任何流动性偏好和谨慎 安全动机,也会积累下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超级富豪的继承者即使拼 命消费,由于 r>g,他的财富也在不断增长。“当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 富也同样保持高速的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照自身规 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高速增长数十年。” 也 就是说,不论财富的来源如何,只要钱生钱的逻辑存在,最终结局是一 ① ②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2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6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4 页。 ① 9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样的,这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西方经济学的边际贡献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储蓄理论表面上是对 收入和资本差距的中立的客观的科学解释,实际上是把现行分配状态 合法化。 七、对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批判 在对经济增长(g)的解释上,皮凯蒂部分地认同新古典增长理论, 特别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结构性 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它过于理想化, 对资本主义的增长现实做了意识形态的辩护。 索洛模型是 1956 年首次提出的,其用意在于解释储蓄、资本积累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核心观点是: 1. 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 即储蓄—投资转化率假设为 1; 2. 假定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 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 3. 依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劳动数量既定,随资本存量的增 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 索洛模型又称均衡增长理论,它既想解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想 解释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良性关系。这两点都受到皮凯蒂的质疑。在皮 凯蒂看来,首先,宏观经济结构中资本存量、收入和产出流的长期同步 变化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即使新古典增长理论期待的均衡结构增长能 够实现,“这种平衡增长不能保证和谐分配财富,也绝不意味着资本所 有权中不平等的消失或减少。”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错误在于它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过于和谐的图景,水涨船高,只要经济增长,劳动 与资本会同样受益。按照皮凯蒂的看法,“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 ① ① 98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 彬、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6 页。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 持相对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 (相对于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 因此,资本主义即使沿着 索洛—萨繆尔森的均衡增长理论发展,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会消失。 与对均衡增长模型的质疑相联系,皮凯蒂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英 美经济增长道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不仅把平等,而且把 公有制本身,视为效率低下的根源。在比较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资 本主义(AngloSaxon market capitalism)或股权模式(shareholder model) 与“莱茵资本主义”(Rhenish capitalism)或 “利益相关者模式”(share holder model)时, 皮凯蒂指出,“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 企业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社会价值却不容 低估。而且就经济增长的表现来说,也没有证据证明前者优于后者。 以最近的情况为例,美国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而德国在经济上却 表现得相当稳健。同样,法国 “在整个 ‘辉煌 30 年’期间,国家得到了 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越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 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 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个 意义上,以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英美市场经济并没有证明 自己具有天然的增长优势。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的批 判表明,选择一种经济制度实际上是选择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新古典 经济学推崇的经济模式并没有天然的经济理性支撑,实际上它反映的 是一种对私人和资本家利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 ①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 彬、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8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8 页。 ① 9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八、对“公共挤出”理论的批判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陷入了公共债务的危机,自由主义 思想家认为这种危机是由政府包办过多的社会事务造成的。新古典经 济学认为,公共债务被认为是无效率的或有害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增 加会同比例地引起私人消费或投资的减少,这被称为政治债务的 “挤 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按照这一推论,欧洲国家庞大的公共 债务应该极大地减少了私人资本的增长。皮凯蒂虽然没有明确否定 公共债务的 “挤出效应 ”。他认为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财富分配问 题,尤其是公共领域与私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财 富问题。 一般来说,解决公共债务有三种方式:资本税、通货膨胀、财政紧缩 或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一般来说偏好通过财政紧缩或公共 资产私有化来消化债务赤字。按照皮凯蒂的观点,从公平和效率出发, 最坏的方式就是财政紧缩,因为公共债务大部分用于公共物品的支出 和支持公共养老、健康和教育的社会服务项目。财政紧缩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到这两个方面,这也是欧洲国家陷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原 因。皮凯蒂认为,公共资产的私有化的危害也是明显的。让私人持有 公共建筑、大学、医院和基础设施,这种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福利国家 和混合经济,退回到完全私有制的状态。这种办法在皮凯蒂看来是治 标不治本,它虽然没有抑制了公共的精英寡头制,但强化了私人的精英 寡头制。如何看待通货膨胀政策对克服公共债务危机的作用,皮凯蒂 的观点是,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它的再分配结果是确定的,而 且效果是难以持久的,因为通货膨胀一旦变成持久的预期,其政策就会 失效。 皮凯蒂认为,当今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是由公共财富对私人财 富造成的,相反,它由私人财富对公共财富的 “挤出”造成的。一个明 100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显的现象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家的债务积累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私人财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解决公 共债务危机,皮凯蒂主张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按照他的计算,在现 有私人资产的规模下,对私人资本征收 15% 税率的统一税,其收入就 接近于一年的国民收入,立即可以偿还所有未清偿的债务。因此,公 共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绝对财富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意愿 和民主问题。 虽然皮凯蒂认为自己并不喜欢公共债务,但他明确反对当前欧盟 实行的债务政策。欧盟在公共赤字问题上持有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的宪法经济学思路,即通过宪法效力来约束政论的赤字和公共债务。 在欧洲,根据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成员国应该确保其预 算赤字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公共债务总额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 超出此范围就违反了欧盟的财政纪律。皮凯蒂认为,这种控制赤 字和债务的方式既没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也没有政治上的合理性。 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在严重危机时需要做出紧急的赤字预算,其规模 在危机前是无法预料的;其次,将公共预算的决定权交给法院是危险 的,西方国家的宪法法院的法官往往持有一种司法保守主义,在他们那 里,私有财产权和贸易自由权高于其成员国提高其人民普遍利益的 权利。 欧洲今天的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私人财富从来没有 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而净公共资产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数,一方面我们 把庞大的债务留给子孙,另一方面又可耻地允许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公。 结果,“私人财富建立在公众贫困的基础上,一个特别不幸的结果是我 们现在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远超过我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 按 照皮凯蒂的观点,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全球层面通过累进所得税 ①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 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84 页。 10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和资本税,减轻社会不平等程度,减少公共债务,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完 善福利国家,重建公平正义的社会。 简要评论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广泛的,它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 学的批判具有相似之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古典经济学是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规律自 然主义化,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 看来,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即使在资 本主义市场竞争完善的公正条件下,劳动者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 因此,剥削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中的。皮凯蒂对新古典经 济学的批判也具有相似意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只要市场经济完善, 不存在干扰市场机制的外部力量,所有经济要素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经济增长将沿着库兹涅茨预示的方向发展。而皮凯蒂认为,与收入趋 同化即平等化力量相比,收入分化的力量更为强大。资本收益率在一 般情况下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 (r >g),且这种分化的力量与任何形式 的市场缺陷无关,市场越是完善,r>g 的可能性就越大。新古典经济学 不仅其理论前提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而且其在对现实的解释上也带 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通过边际贡献论、柯布—道 格拉斯函数、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索洛的均衡增长理论美化了资本主义 的不平等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帕累托法则”强调社会的不平等 是不可超越的“铁律”。 为破除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迷信,我们 需要回归历史、回归生活世界,真实地理解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一 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21 世纪资本论》的核心结论,那就是:对资 本主义来说,不平等是天生的,而平等是人为的。为了塑造一个平等和 公正的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启蒙,不仅是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启蒙, 102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而且包括经济学思想的启蒙。在这里,任何理论都没有豁免权,包括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103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 主体与主体性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陆凯华 年 11 月 7—8 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与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所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新自 由主义全球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来自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以及 《哲学动态》杂志等多名国内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思潮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与以法国著名左翼 思想家雅克·比岱为代表的外方专家一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会 议以当代自由主义的语境下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为核心,分为以下 六个分议题。在每一个分议题中,中外学者各自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并 在自由讨论环节展开了多重交锋与对话。此次会议促进了中国学界与 法国左翼思想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探讨了彼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 的理解以及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背景下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共识与 差异。会议促进了我国学界对法国激进思潮研究的热点与动态的关注 与了解,也向各国学者展示了当下中国西马学界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与 思想贡献。 2014 104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反思全球视角下的新自由主义 法国哲学家雅克· 比岱 (Jacques Bidet)以 “元结构与结构”理论, 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将市场言说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 化的“结构”,而将与市场相对的另一极———组织 (organization ),视为 被无产阶级掌握的社会调解手段。但比岱认为,市场作为“结构”其得 以可能的条件,来源于背后的 “元结构”(metastructure ),后者是现代 社会所普遍分享的“自由—平等—理性”共识下,以法的方式所规定的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于是,比岱依托 “元结构”与“结构”,区分了国家 内部的两种社会阶级的三种社会力量:在统治的一方,分为由市场所催 生的资本家(C)与组织所催生的知识精英 (E);在被统治的一端为处 于底层的人民(P )。依照这一图式,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内部出现的各 类霸权 (hegemony)形式:精英若是与民众联合,国家内部将呈现一种 社会主义的取向;但精英与资本共谋则构成了最为极致的现代资本主 义。但这一“三元结构”无疑证明了在现代国家内部仍有反抗与斗争 的空间。 不过,这种“元结构”与“结构”理论并不能解释国与国之间的霸权 关系,后者是纯粹竞争与战争的关系。但在数字化革命下,出现了新自 由主义霸权形式的新特征。随着资本产业在世界的范围内的扩张,出 现了资本—生产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但全球化的生产,必然伴 随着全球共同的话语与规则,从而呼唤一种弱的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后 者所带来的“元结构”将在世界体系这一霸权结构内部找到反抗与斗 争的空间。 来自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顾肃教授则在另一 个相同的意义上证实了上述比岱的观点。通过指出自由主义的平等价 值观与诉求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积极意义,顾肃教授认为在 当下中国对自由主义的吸收,以建设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对于统治的 10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合法性和解决社会矛盾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古 代传统思想的重新阐释,找到与自由主义相互呼应、彼此联通的思想资 源。来自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宋建丽副教授则认为,伴随着新 自由这一带来经济理性主义上的为了主体性的典型特征,人所具有的 道德和政治判断都被还原为了利益计算,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主体性遭 遇空间危机。因此,从政治正义的角度看,必须扩展公民的政治主体 性,并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保持警觉。但来自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的孙小玲认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多少预设的理想个体以及在 社群主义所诉求的理想的、作为价值源泉的共同实施上只是神话式 的虚构,阻碍了理性的、建构性争论的可能性。要找出这一主流话 语,必须同时超越两个互相对峙的神话,回到生活世界,这将指向某 种程度为罗尔斯意义上的第三种共同体———为正义法则所连接的命 运共同体。 二、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新主体 与革命主体的可能 来自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社会学家娜塔莎 · 波尔若 (Natacha BrogeaudGarcianadia)通过对尼加拉瓜的“边境加工厂”中的 工人们的访谈,发现工人通过建构出一个个完整的一致的关于自我的 故事(selfstory),而免于强制劳动下的崩溃。借助这一 “自我故事”的 防御策略,工人让自身与现实协调。不过这一防御机制让工人经常不 得不选择 “另外一个自己”,以便血汗工厂工人的身份拉开距离,这就 形成了一种“滞后性”的主体。波尔若教授认为,这一主体中,工人仍 旧保留了某种找回真正自主性主体的可能。 来自巴黎创新与教育研究中心的卢卡 · 帕特里内利 (Luca Pal trinieri)教授认为, 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一书中蕴含着对一种新 自由主义时代下“经营的主体性”(Managing subjectivity)的描述,福柯 106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认为“新自由主义不是市场逻辑的延伸,而是商业企业的形式的无所 不在”。换言之,商业企业的形式延伸到个体,使得个体成为 “他自己 的经营者”。在这一前提下,在主体意义上出现主体与自身、他者关 系的上的改变并最终转向新自由主义主体。最后,帕特里内利教授 也回应了来自中方学者提问,后者将 “经营主体 ”与卢卡奇 “物化— 阶级意识学说”对照。但帕特里内利教授认为这一经营性的主体,在 福柯的意义上依旧蕴含着某种革命性的力量,而非仅仅停留于物化 的意识的水平。 而来自日本筑波大学哲学系的佐藤良幸(Yoshiyuki Sato)教授,则 从福柯的另一个视角中“国家”的公司化,使得新自由主义实则是一种 新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潮。他通过依循福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 来阐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特征与主体性。依据福柯的观点,新自由 主义下的政府依赖于经济所带来的合法性。由此,国家干预在新自由 主义的首要目的,旨在能使市场的逻辑渗透进整个社会从而创造更多 的竞争机制。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地位,并且为 了寻找抵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方法,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新自由主 义的实际状况。 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吴冠军教授则认为,在福柯的体 系之中存在内在于权力结构中的抵抗,不可能由此产生真正的激进政 治主体。齐泽克关于激进政治主体的思想恰恰是对该问题的自觉超 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吴猛副教授则认为,在我们对《资本论》第一 章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存在一种资产阶级的 “平等”概念,但在其中 主体是被完全隐藏在以货币量为衡量尺度的交换价值的交换中,而作 为生产的主体与消费的主体,即主体与对象间最重要的对象性关系则 完全被隐藏了起来。因此整个《资本论》实质最重要的问题,正是重新 从政治经济学中找回这一被隐藏的主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鲁绍臣 博士则认为,必须重视 《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的讨论,后者能解释资 本为何成为现代社会的自动的、统治的主体。他通过分析阿尔都塞以 10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及当代特别是价值形式学派的理论贡献,说明资本的核心特征正是价 值的形式化。但鲁绍臣博士认为,这一价值形式理论仍然具有内在缺 陷,他从主体性抵抗、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对抗三个视角,分析了价值 形式学派的局限和不足。 三、精神分析坐标下的激进哲学 ———革命主体如何可能? 在法国,由于主体—反主体的哲学发展伴随着对精神分析等心理 学研究的吸收,因此精神分析也成为了理解主体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来自同济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居飞副教授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对精神分 析思想资源的接受与消化情况,他指出,精神分析在中国发展迟缓,其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以中国 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实则难以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适用对象。以 “俄狄浦斯情节”为例,汉语世界对男性生殖器以 “阴茎”这一表述,侧 重于身体与思想的对立 (身体为阴,思想为阳),而非是以性别为导向 的权力关系。这也暗含了为何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国人更接受克莱因 而非弗洛伊德的学说。 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夏莹副教授则试图通过对德勒兹晚期对马 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共同关注入手,解释了他对欲望和劳动的主体 性本质的追问与挖掘的意义。首先,通过比对法国哲学从笛卡尔到阿 尔都塞、从“主体哲学”到“祛主体哲学”的谱系学,定位德勒兹哲学的 意义。同时,通过对比马基雅维利 “主体政治”学说,提出一种反抗资 本主义之主体政治中新“主体”的可能。在自由问答环节中,法国学者 对夏莹教授对法国哲学哲学的主体性研究传统阐释表达了高度的 肯定。 巴黎第十大学学者阿勒斯娅 · 玛利亚甘 (Alessia J. Magliacane)则 更为激进地利用对于欲望的资源,通过比对“欲望生产”与政治经济学 108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同构性,她将精神分析中欲望的过剩(reside)用 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由此进一步将传统生产主体的阶级意 识,归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的结构分析中,试图重新解释精神分析与马 克思主义尤其是革命主体的关系。 四、中国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与反思 对于主体性问题,中国学界在过去的三十年,依托于对马克思主义 实践哲学的重新解释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吴晓明教授从 生存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涉及哲学之基 本性质。对马克思哲学中关于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解释,必须突破局 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框架。而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为前提则是 “意识的内在性”。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突破了近代哲学框 架内的“主体性”。马克思由《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奠定的新 的“对象性活动”出发,彻底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因此其主体已然不 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识之内的主体性。 但陈学明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了 80 年代 以来的启蒙哲学之中,他认为,这种研究取向过于倚重于青年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人本主义”式的批判,而忽视了《资本论》之后成熟马克思主 义所取得的成就与所走的唯物主义的道路。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对当下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陷入人道主义的 主体哲学道路。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陈忠教授则认为,不能用一种 恒定的眼光来思考和观察主体性,把主体看做具有固定内容与形式的 人性。他通过对文明史与主体性的对比考察,认为二者在历史哲学的 意义上存在一种深层统一与历史互动。他强调主体性存在的深层矛 盾———停滞与失控,二者构成了人类发展自身与约束自身的条件。而 能否在主体性这个层面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解决停滞与失控的 10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矛盾,将深层决定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走向。 五、新自由主义下的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三 十年经济变革的动态关系的研究,探讨了中国所实践的特色社会主义 体制所具有的内部张力、发展逻辑和运动方向。通过对经济上的双轨 制、分税制上的改革、政府科层化与计划化改革的描述与分析中,他指 出了这些具体改革措施实施的背景、带来的收益以及新的瓶颈。他指 出,三十年的改革,总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体制过 后又生成新矛盾的曲折运动展开,而这种曲折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中国 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行福教授则从中国崛起所面对的理论和实 践困境,来重新审视在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 可能。他认为,通过综合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与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可 以找到一条摆脱目前中国崛起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道路。马歇尔 的公民理论是过去两个世纪政治进步的集中表述,但它仅仅停留于对 社会不平等的调解;而马克思主义则应被理解为对马歇尔公民理论的 内在批判。就中国而言,为了进一步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我们也必须重 新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公民理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马克思 主义时代———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民权。 六、新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女性主义与女性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下,女性问题以及女性视角的研究又萌发了 新的活力。来自法国第八大学的舍蕾·法奎(Jules Falquet)教授认为, 新自由主义在将女性带入劳动市场的使之通过有偿劳动获得经济独立 地位的同时,它带来的新一波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却也伴随着新一轮 110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一方面,对多数非特权女性所保留的活动类型 主要是“服务”产业活动,即 “服务女郎”(service women),这一概念涉 及从产业工人、家政服务到性工作者的广泛领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 义带来了一场为了争夺资源、市场配置和控制生产力的残忍的军事竞 赛,出现了男性进一步的军工化,即“持械男性”(armed men)(军人、警 察以及地下的恐怖分子与帮派),而这意味着男性进一步将女性置于 暴力控制的方式之下。通过这一对概念,可以构成一种从性别出发,对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新的考察视角。 而对于宗教问题,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萨丽·法瑞斯(Sara Farris) 教授认为,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的“犹太人问题”,与法国境内的穆斯林 问题有着诸多可比较之处。她认为,欧洲穆斯林处于与当年犹太人相 似的处境,二者都遭遇来自世俗主义的 “同化”要求,并借以 “政治解 放”的名义。这表现在穆斯林女生在公共学校是否允许佩戴 “头纱”。 但“佩戴头纱”则暗示着女性身体面对着来自世俗主义内涵的文化区 分主义与伊斯兰父权制的双重约束。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在现实生 活中主动佩戴头纱以抵抗世俗主义并强化自己的宗教与种族认同,则 呼应了马克思的观点———宗教并非是政治解放的障碍,而是市民社会 本身狭隘性的体现。 来自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石红梅副教授则强调了马克思 主义对女性主义的重要补充。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女性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重新联合显得尤为重要。女性主义所诉诸的社会正义,必 须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女性主义必须联合马 克思主义,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帝国主义的对抗并且诉诸于女 性的整体解放。来自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郑湘萍则介绍了社会 主义女性主义 (席瓦 〈Shiva 〉与米斯 〈Mies 〉)基于 “生存必需 ”(sub sistence )的分析视角 。后者提出了人类社会应实现从西方父权制式 的发展转向基于“生存必需 ”(subsistence)的发展方式。而女性作为 生命的生产者,其与自然更为亲近的关系,天然地构成了一种生态意 11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义上生存必需的底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 中的)女性基于自身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一种思考 的可能。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112 论 文 11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114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① 祁 程 摘要:基督传统中,对图像论争的历史由来已久,支持圣像破坏与 反对圣像破坏的两种声浪,以至形成是否借助图像手段达成信仰通道 的分野。而被图像所浸染的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带有权力象征,生活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图像所殖民化,而被赋予了偶像性质,从一定角度 而言,图像学史几乎意味着偶像崇拜史的演绎。反偶像崇拜的幽灵在 图像时代频现,通过将犹太传统内部的偶像禁令,视作泛化的视觉中心 主义与形象化禁令,借助以听觉为媒介的口头艺术与口头传统,成为视 觉图像的主要替代之一,在控告过度图像化的同时,又为乌托邦想象提 供辩护。当代反偶像崇拜思想通过抵制与摆脱图像的诱惑,旨在构建 分别于偶像传统的理论模式,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传统诊断,具有 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阐释可能。 关键词:图像 权力 反偶像崇拜 祛魅 视觉规训的历史,是一部偶像崇拜与反偶像崇拜的交替史,视觉图 像的全球化扩散,随之而来的已然是图像的祛魅化。反偶像崇拜这一 植根于基督传统的文化因子,让图像符号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变得 ①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论雅各比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项目编 号:2014M551339)的阶段性成果。 11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明朗。过度的图像化难以与历史的文化惯性相抗衡。反偶像崇拜接替 偶像崇拜成为新的时代话语,以一种理想符号与时代表达方式,载入了 人们渴望超越与找回真我的价值追求。 一、反图像的基督渊源 图像论争由来已久,在基督传统的论争中体现的尤为鲜明,以至涉 及对视听官能的分野。基督教初期,以 “道成肉身”这一基本神学原 则,通过具体的肉身立像,作为描述基督神人二性的隐喻,重要目的是 在于对视听感官在把握世界上的裂隙和分歧加以修复。基督教内部对 “道成肉身”理念,有一个连续加以丰富阐释的过程,而长达将近一世 纪的圣像论争及波及的圣像破坏运动,对视听两种感官认知上帝及其 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界划。 支持圣像破坏运动的理由,主要建基于 《旧约》,偶像崇拜是圣经 教义相关条文明确反对和加以拒绝的,支持者担心基督信仰者的视线, 会被具体物质形象外部的美所吸引和迷惑,在追索和领悟上帝之道的 通途中迷失方向;上帝应当是无限和绝对的精神存在,与有形且附着相 对色彩的具体形象而言,被涂抹上一层不可简约的意义,以有形的图像 或雕塑或施以文字对无形的上帝加以描绘,可能面临让物质崇拜取代 精神信仰的风险。通常当一尊基督雕像塑造完成时,神职人员或坚定 的信仰者或圣人会凭借神圣的征兆,决定雕像灵性的归属。君士坦丁 五世时期,宣称圣像崇拜即为偶像崇拜,皇帝有权直接对教会进行干 预,这就使圣像破坏运动被推向高潮,圣像被看作是对超验神性的亵 渎。究其实质,圣像毁坏者的行为直指偶像而非圣像,他们反对任何形 式的视觉中心主义和图像崇拜,把圣像崇拜等同于偶像崇拜来处理。 ① ① 116 参见 Negating the image:Case Studies in Iconoclasm [G ],Edited by Anne Mc Clanan and Jeff Johnso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p.65 - 68.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而反对圣像破坏运动的理由,是建基于将圣像与偶像分而处之的 理论。《圣经》文本与偶像化图像的斗争,产生对圣像的否定性解读。 该理论认为圣像乃是信仰的表白,而非异教的遗存。圣像支持者从 “道成肉身”理念入手做出相反的解释,“既然基督是通过肉身显现 于世的,那么用线条和颜色来描绘他的面孔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显 然有此必要;拒绝描绘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他的完整人性表示 怀疑” 。他们认为,神性并非不能由形象来进行展示,对上帝的形象刻 画,也并非仅在于展示其人性。虽然上帝的本体特质不能通过外在形式 表现出来,但是其人性通过某种外在的描绘就能做到不与神性完全切 割。圣像支持者把基督图像看作信仰者与基督交流互通的媒介,基督的 不断肉身化,实则赋予物质存在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物质生命形式拥有 了表现神圣精神的能力与趋势。“道成肉身”理念背后凸显的圣像的精 神功能,在使用物质材料表现基督神圣性的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第 一,什么图像可被使用;第二,诉诸惯例;第三,定义什么构成一个图像。 断然否认基督信徒崇拜图像,因此已成为崇拜偶像的说法。神学提议人 只是崇拜图像,而不是偶像崇拜” 。相比而言,偶像则是魔鬼的化身与 欲望的代名词。不过,在偶像朝圣像的衍化当中,会出现将异教神形象 衍化为基督形象的情况,这就促成了异教神的偶像向基督圣像的转换。 在圣像辩护理论家们看来,“圣像崇拜者”这种字眼只是一种错误 的说辞。“成文的语言是给那些识字的人看的,而圣像是给没有文化 的人看的;用耳朵聆听演讲与用眼睛欣赏圣像是一回事。” 圣像作为 ① ② ③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125 页。 ② 神职人员或坚定的信仰者或圣人, 通常会以一群代表恶魔或神圣的黄蜂作为 对信徒施行认证的标尺。如其一旦落在雕像上,则会被看作寄存或施念恶魔 的偶像加以毁坏。参见 John Lowden,Early Christian & Byzantine Art,Phaidont Press, 1997, p.150. 《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③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 1995 年版, 第 125 页。 ① 1995 11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描绘基督的形象化图像,在信仰生活中成为某种中介途径。作为低于 有限圣物而存在的崇拜对象,起到的作用已不单单是辅助物功能,而是 达成与上帝沟通交互的中介作用,依此种中介环节,从而被纳入信仰生 活的序列。圣像辩护者通过强调圣像的中介功能,在贬斥通过语言、概 念理解和识别上帝本质可能性的同时,达到对圣像崇拜指责的澄清。 作为圣像哲学的代表人物,大马士革的约翰认识到通过视觉洞察与领 悟上帝的可能性,强调圣像并非神本身,对神必须敬拜,而对圣像只是 尊敬,他企图通过对两者的界划达到消解指责的目的。 圣像破坏运动的起落及基督形象确立的神学理论论争,“三位一体” 的基督论,通过坐实可被描绘的上帝人形肖像,促成人们广泛接受“道成 肉身”和圣灵、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的图像—象征体系。可见,其所带 来的不仅仅是确立了上帝的视觉化形象,而且伴随视觉化形象的风格流 变,对基督形象的描绘多样化,促成基督形象的替代物或象征物不断出 现。 更重要的是,在基于上帝标准圣容的基础上,基督圣像的象征体 系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对现当代基督形象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圣像支持者与圣像破坏者彼此不同的神学主张和理论观点, 双方此消彼长的论辩纷争过程背后,其实映现的是裁定基督视觉形象 价值标尺的分别。一方面,基督形象的持续与流变,反映着信仰对视觉 形象的依赖;另一方面,一旦基督人形形象无法出现,就会生发出新的 视觉形象,蔓延至新一度的圣像复兴。对视觉性的依赖,表明救世愿望 的强烈感。基督教信仰体系对“偶像崇拜”采取的否定态度,正是建基 于批判异神教偶像崇拜,并有针对性地破坏有限崇拜的物质实体,不是 借助于有限想象力的途径来转化成基督形象,而是沉浸到基督信仰生 活的话语体系中去体验上帝的存在,以做出对图像放弃的神学企图,建 构起更为纯正的信仰空间。归根到底,两者的分歧只是在于是否通过 ① ① 118 拜占庭“圣像毁坏”运动中形成了象征基督罹难的十字架,宗教改革时期运动 中形成了象征基督的圣餐,激进的宗教改革中,还形成了替代基督形象的圣经 文本图像。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借助图像手段达成上帝意义的道。 二、图像化时代权力运作的哲学史脉络 广义上的图像概念,指代涵盖文化艺术门类及其衍生物或作品中塑 造的对象。就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看,被图像所浸染的塑造形象, 不可避免的带有权力象征,因而被赋予了偶像性质,因此同偶像崇拜的 历史也难解难分。当今时代正很大程度上被声像所俘获,凭借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世界逐层遭遇到了图像化和视觉中心主义的冲击,图像以其 独特的表现方式,前所未有的驾驭着感官世界。生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 正被图像所殖民化。就一定角度而言,图像学史几乎意味着偶像崇拜史的 演绎。而图像背后所传达的权力运作色彩,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缘起。 图像曾被用作以方舟、鱼、锚、饼等符号或圣经文本等秘密传教的 形象化语言工具,一旦基督图像权力化与世俗权力形成冲突,就不可避 免对图像重新进行反视觉化的改造。毁坏图像及图像艺术的文化现 象,在基督文化领域的运用和泛起,反映偶像诫命反图像权力运作在犹 太传统中的位置。即使拜占庭时期基督教内部掀起的圣像毁坏运动,以 及中古时期伊斯兰教对神像的排斥,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图像在偶像 崇拜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图像的生产、复制与普遍化流通,使之能够在 偶像崇拜中广泛运用,涉及的社会范围更广,所达到的思想领域更深。 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领域,占主导架构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意义 上的原型。柏拉图主义者往往将现实世界,作为不可见的原型来对待, 而有形世界是以图像身份存在的,被看作是是对不可见原型世界的摹 仿。曾经的偶像破坏者们把图像视作某种原型的影像,图像与原型享 有共同的本质,以“三一论”从圣子和圣父“本质相同”的意义上进一步 等同与把握。而圣像拥护者指出了图像的教化功能,是为了教化与指 导有限性的受众,受众所崇拜的并非图像的本质而是原型,图像作为原 型的摹仿或象征,两者有本质差异,只是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作为圣 11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像的图像,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偶像崇拜,但终究需要依照基督这座活 的圣像完成合法性的证明。圣像在于基督放弃人的形象显示自身,以 不可见的方式显现自身,从而完成圣父的意愿。基督圣像具有不可见 性,既有启示世人的效果和目的,同时又不可化约为可见形象,如此才 能将反偶像崇拜的使命与荣耀归于原型。 现时代的哲学土壤,为图像提供了一个特殊场域。现代以来,图像 试图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架构脱离,不再依照原有的摹仿逻辑,而是 面向现实生活展现自身,但意识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摄影,依据难 以摆脱图像背后不可见原型的束缚。因为在自由意志驱动下的意向性 观看,标志着对图像的把握,意味着对世界的重新诠释与评价。图像从 原型中的这种自我拯救,实际上将其作为单纯的客体交赋观看者和评 估者,原型世界的超验地位由作为主体的大写的人所替代,人成为了隐 蔽的原型与上帝,图像则沦落为人在其中树立自身权威,并彰显人自我 意志的偶像,作为自身偶像原型的人这一自我形象的投射。在投射过 程中,人被自我偶像化,达到人自身意愿的图像才能够被人的自我意志 把握,而被把握到的图像,实质上乃是一种镜像。图像演变成为一种时 代的偶像,这面隐蔽的镜子封闭在主体自身里,让观看者只停留在直接 的可见性之中,满足于寻求自己制造的神圣性,却没有察觉到这面镜子 的存在,看不到偶像对主体意识的操控。 由此,图像时代旋即成为操控主体性的偶像时代,而偶像本身, 则被视作图像时代所赋予的某种形而上学理念。 可见的世界变成 主体自我的一种感性的再现,不仅难以从形而上学的藩篱中挣脱,反 ① ① 120 在宽泛意义上,“形而上学”通常用来指某种超越的、抽象的理论体系或整体性 图式。形而上学是一个有着自身悠久历史和独特含义的词汇,和“存在”问题, 尤其是以“实体”概念为出发点的存在问题直接相关,并非所有系统的理论构 架都被称为形而上学。参见 Jean 一 Luc Marion,“Giving More:Jean 一 Luc Marion and Richard Kearny in Dialogue”, in Givenness and God: Questions of Jean 一 Luc Marion,Ian Leask and Eoin Cassidy (eds. ),NewYork:Fordham Unlversity Press, 2005, pp.244 - 245.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倒陷入到一种哲学悖反之中,成为形而上学在现代的继续留存与 映现。 三、图像化权力的偶像化运作机制 图像化时代由于商业元素的不断涌现,陷在其中的人们,遵循消费 社会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着视觉界域的扩充。图像生产以大量碎片化 的形式流动,并以极具变幻的速度占据人们的思想空间,传统的话语形 式逐渐向新型图像文化形式转变。 由于长久处在规范化操控的封闭格局里,生活流程不能突破传统 模式,异化的生存体验把人固定在僵化的社会生活中,置身于社会机器 的压迫下难以自拔,想象力与创造力减损,个体零件毫无个性可言,社 会分工明晰的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的神话时代,对传统真善美价值 的界定做了改写,让原先已经造成的感性与理性分裂更加显著,多重类 型的价值解读,没有减轻生活轨迹的单一化痕迹,反而使得人们对多样 化的综合需求缺乏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认为,形象化 的权力神话不受时空限制,现代技术培植起了一套融会视听感官的欲 望工具,作为本雅明笔下的现代艺术的机械复制品,有效整合了感官欲 望和图像化表现形式,通过制造与买卖欲望来获得满足感,并谋求物质 利益的报偿。强大的物质机器,识别不同个体的差别化需求,通过精心 制造的若干视觉符号,打造适应现代性的大众文化。个人的生活图景 抽象化为不停被制造出的群体意识,这种具有时代感的典型群生方式, 实际上形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动,可能导致极权思想的萌生,也可能 与权力结盟让个体成为无主体的个人。 现代科技使图像摆脱对原型的依赖,图像在盲目复制延伸的过程 中,不受时空的阻隔而试图无限制地扩充,逐渐变成自身显现的来源。 现代图像世界混乱无序的状态,让生活在其中的接受主体无所适从也 无所把握。现代传媒技术延续了图像与原型的传统关联,生产的影像 12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真实与虚构处来回交替。通过取消影像再现的时间性,让影像不停 处于虚拟的复制状态,其呈现形式不再受困于现实事件的时间性,既在 虚拟的制造过程中摆脱掉对原型的捆绑,又重新形成虚构的图像和原型 关系传统,混淆了世界与图像之间的界限。图像生产与复制,都积极依 照观众的欲望标识,妄图使自身成为观众的偶像,并不停施以偶像的元 素特征。“不可见的上帝是不能通过给偶像献祭或侍奉占星术来讨好 的。” 图像混淆了真实世界的本来状态,将真实掩盖在虚幻之中,并置身 于偶像崇拜者的目光统治中难以自拔,形成现代科技图像的崇拜效果。 图像在现时代的权力话语体系中,成为权力的公共象征物,图像与 权力冲突密切关联了起来,一旦形象向图像转化,就意味着知识向权力 的转化,作为记载知识组成部分和表现手段的图像,更多表征的是权力 与律法,图像被权力赋予超自然的生命力,形象直观的品性经过权力运 作,内在拥有了原先缺位的无形掌控能力。人与图像的关联性,不仅界 定于人与媒介两者,更深入到了权力在现时代的运作,以及权力产生发 展的媒介文化与制度传统之中。 世俗权力通常采用强制型权力即通过实施惩罚或惩罚的威胁赢得 服从,或采用报偿型权力方式,即通过提供利益或利益许诺来换得服 从。福柯所理解的权力,是某种无处不在的内在关系。这种权力内在 地存在于图像与接受者的关系之内,以网络形式勾连不同的力量因素, 使得各种图像元素不断在其中运作流动,在运作权力的同时又服从权 力的安排。“权力不是一个人 ‘拥有’的东西,而是他享有或遭受的关 系。” 尼采则通过重估一切价值的论证,预示了图像时代的降临。他 ① ②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 建彬译,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1 页。 ② 米歇尔认为, 福柯提供了两种基本的权力图像,“施于事物之上的权力”与“某 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施于事物之上的权力”,用特殊技法和想象力的图 像,让“事物看来如此”;“某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方式,将图像与展示事物 真实性的能力相联系,让“事情原本如此”。参见[美]W. J. T. 米歇尔:《图像理 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3 页。 ① 122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认为感觉世界乃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这个作为图像的世界,无须去探究 事物本身,而是以解释与评估对所谓的真实世界加以诊断。重估一切 价值的背后,是由评估者所掌控,驱动其进行掌控的则是强力意志,而 作为原型的彼岸世界不复存在。这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 对批判的形而上学做了加法,在消解传统偶像的基础上,又以反偶像的 手段,促成对世界的偶像化。 图像与权力的关系可谓是相辅相成。图像最终承载的权力来自隐 蔽的特质,而权力的隐蔽性又靠图像无处不在的全球化扩散。图像被 视为无形力量的标志或权力象征。无限全能的上帝,有着无法描绘的 图像,并禁止展示其肖像,以至于无法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现,隐蔽的权 力将替代无限全能的上帝,反过来让不存在的形象可视化,而不是相反 地去表达对形象的禁忌。在图像权力的偶像化运作中,过分依照丰富 的色彩构图的视觉化空间,迷恋的是一种自由的个性读图,对外在视觉 化呈现的图像世界盲目热情,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外表或成功迷惑的幻 象之中。图像获得其象征性的价值,而内在本质被表现工具客体所控, 成为生活世界一种独立的存在物。 ① 四、反偶像崇拜对过度图像化的制衡 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思想经过现代思想家的改造,更为重视 现时代的图像泛化和视觉中心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各比认 ① 在偶像禁令下对于视觉和听觉的不同对待及对语言之表现限度的思索,源于 希伯来上帝之不可称谓,它是语言层面的偶像禁令,深刻影响了现代犹太思想 家如布洛赫、肖勒姆、本雅明、阿多诺甚至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观,也构成了 在列维纳斯等犹太思想家影响下兴起的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反视觉冲动,后现 代思想家们对以“光”来定义真理的启蒙理念和当代的图像专制发起了挑战。 而阿多诺、布朗肖、利奥塔和南希等人对奥斯威辛之后文艺表象困境的探讨也 与此相关。参见[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 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9—180 页。 12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为,摆脱图像的诱惑,需要反偶像崇拜的力量介入更多。“反偶像崇拜 的乌托邦主义者抵制现代图像的引诱。” 反偶像崇拜幽灵在图像时代 频现,旨在构建区别于偶像传统的理论模式。 犹太传统一直坚持清理视觉异端,批判视觉图像领域对形象化维 度的过度抬高。对偶像诫命的重视,使得犹太人对伦理道德的态度鲜 明,虽然容许形象造型艺术的存在,但他们轻视诸种外在艺术,偶像诫 命特别是《圣经》第二戒律,对犹太视觉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不允许 形象造型的艺术形式呈现上帝肉身,更不能因此而唤起对上帝的思考, 决意在精神领域内达到对自身象征形式的实现,从而超出了对和谐艺 术形式的追求。“这一戒律使得犹太民族通过限制视觉艺术而保持了 精神的纯洁。” 源自犹太传统的反偶像崇拜教义,开启了否定上帝视 觉化形象的道路。“他们反对视觉的再现。就像未来一样,上帝可以 被倾听,但不能被看见。” 《圣经·旧约》的《摩西十诫》中,偶像崇拜 是仅次于耶和华一神崇拜的第二文本诫律,这一律法只允许使用语言 描述神的形象,禁止一切形式造像与偶像崇拜,因而成为禁止图像论争 的理论文本来源。一方面,可以回避受众为何不以人形塑造上帝的质 疑;另一方面,用上帝的言语替换基督视觉化的外在形象,在于对上帝 圣言深入聆听的信仰,又预示这种聆听乃是一种深入受众内心的心灵 邀约,作为视觉化上帝可被接受的形式,而不偏离圣言的实质所在。 早期基督教吸收了犹太传统,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及早期佛教有异曲同 工之妙,都是通常采用无形化、理念化的方式,以坐实超自然实体的存 ① ② ③ ④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2007 年版,前言第 9 一 10 页。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②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 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4 页。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③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 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 页。 ④ 参见 Moses Maimonides,Guide of the Perplexed,Vol 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59. ① 124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在,且达到不以视觉感染与冲击为目的的效果。 早期文本中还会有摩西形象,而后偶像诫命规定了上帝精神化的 隐蔽属性,企图以视觉化的图像手段达到对上帝的外在呈现,这些都是 对基督信仰的歪曲,由此会反过来遮盖甚至抹煞上帝的神圣性。文本 语言图像化,成为上帝形象的替代或象征,强势的文本图像已将摩西形 象覆盖。没有人可以见到上帝的面容,因为见其尊容而不可活。文本 的或宣讲的《圣经》话语,成为受众宗教生活的几乎全部,进而皈依上 帝的精神原则,视觉图像不再作为领会上帝意图的辅助手段,其工具化 的意义已转化为非视觉意义的澄明。 偶像崇拜从诫命本身来看,是将人造物视作神的在场并显现为虚 假的绝对权威。图像化时代所能做的,就是企图通过形象来限制真理 的无限与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犹太思想家们,如马尔库塞、阿 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进而把诸如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此类现存之 物,视为偶像崇拜错误的表现形式并进行批判。雅各比进一步深化这 些犹太思想家一脉相承的反偶像崇拜主旨,研究其中“不可表现”的表 现可能性,将偶像禁令视作泛化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形象化图像化禁令,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其他的表现媒介。他深入到犹太传统内部,发现以 听觉为媒介的口头艺术与口头传统,就是其中主要的替代之一,以至既 可以控告过度的图像化,又可以为乌托邦想象提供辩护。这一针对现 代性的图像时代诊疗,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阐释可能。 当代反偶像崇拜思想的发展路径,和观测方式同犹太艺术形式一 样,深受偶像诫命的影响。在雅各比看来,图像的生动性和色彩的丰富 性,却阻碍了思想本身的发生。“犹太人的乌托邦屏幕几乎是一片空 白;它做好了被填满的准备———但还尚未被填满。它是由无图像的追 求来界定的。” 雅各比认为,存在着犹太艺术与抽象派艺术具有选择 ① ①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0 页。 12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性亲和的证据。“对希腊人来说最重要的感官是视觉,而对犹太人来 说则是听觉。通过听觉获得的印象是 ‘不断地变化着’的。” 在文学 语言表达上,古希腊语言也偏离了文本传统,与重视口头表达的诗歌等 文学体裁关系紧张。希腊语与诗歌关系的紧张来自柏拉图对诗歌的敌 意态度,他渴望挑战当时处于支配地位且依靠记忆的口头传统,影响了 适合于当时的文化传播方式。对语音的表达变得更加纯粹与空间化, 通过从书面文本中抽取声音元素,从而切断了时间的连续性。人们应 当重新审视公共经验,改变古希腊的仅为表述的方式。而犹太传统则 正是采取宽容的姿态,来对待口头诗歌的表现形式,犹太声音的隐喻性 也不影响其内在的开放特质,其表现力度是面向未来敞开而又活力四 射,同时不失沉着坚毅的爆发力。形象与它的对象不能在犹太传统下 的弥赛亚世纪联系起来,世界将会变成一种无法用形象来展示自身的 新型存在形式。如阿多诺所言,形象化的视觉效应,必须保留适当的距 离和隔阂。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如何从现实主义走向表现主义,其实 现路径是靠乌托邦内化功能把外部形象分裂而完成的。人们出于对观 念化形式的偶像反感,而形成对外在化视觉形式的关切。对外在形象 的把握程度,导致了深入思考复杂问题的迟钝和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视觉图像消费的广泛性。对深层次理解的空洞性把控不满,同时 对浮于表面的理解能力感到无措,才会深陷对于视觉化感官化图像的 偶像崇拜之中。 当大众文化变换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艺术从作品沦为产品而 需要不断加以复制后,大众的消费主义情结便将艺术的精神属性逐渐 磨损,最后蜕变成一种可供选择的物质利益符号。对权力图像新一轮 的挪用与再造变得流行起来。图像世界中大众文化情境传播过速,造 成创作者偏离原先的艺术意图,日益追寻视觉化的创作效果,以期达到 ① ① 126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7 页。 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 与大众心理吻合的接受旨趣,大众的欣赏品味由此不得不同图像联姻。 当代反偶像崇拜的律法,规定了对抽象派现代艺术的碎片化操作,将权 力图式看作特殊的图像符号处理并加以解构,力图冲破封闭于图像陷 阱里的旧世界,而要开启反偶像崇拜的新世界。 视觉全球化不断为图像祛魅,把彰显开来的各种鲜活的差异化表 象与冲突化风格,转变为标明现代性符号的文化政治,“再也没有什么 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 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 ” 。原本 “世界图像 ”具有一元论总体性特 征,它虽然也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即事物之世界及灵魂、妖魔鬼 怪、神祗们在‘背后世界’的领域,但是,图像与权力的结盟,使事物背 后隐藏了超自然力量的想象,让 ‘世界’变成韦伯意义上神秘的‘魔术 花园’。当图像祛魅化在反偶像崇拜的批判中,为普通大众所掌握之 时,就意味着图像与权力的牢固关系得以瓦解,其内在的书写方式不再 成为韦伯意义上的非宗教性的‘世界图像’”。 反偶像崇拜所具的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许久不能抹去,而被反偶 像崇拜思想所批判的图像符号,却在历史的磨砺下渐趋失色。反偶像 崇拜在当今时代的演绎,就是为了破除图像这种大众文化中的偶像符 码,从而唤醒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与内在超越性。偶像崇拜这个历史的 晴雨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图像时代的诸种变故。 ① (作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9 页。 127 为马克思辩护 ① ———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问题 黄学胜 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是武断的,导 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回应这一批判应回到马 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将 倒退至马克思当年所批判了的青年黑格尔派,陷入唯心主义和新的乌 托邦。它欲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充分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 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及积极内涵,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对目前的理论 框架加以修正。 关键词:怀特海 马克思 乌托邦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北美兴起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学派,以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 芬和中国学者王治何等人为代表。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 克于 2014 年出版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 择》,正式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国内目前 ① 128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及其意义研 究》(项目批准号:14CZX006)的阶段性成果。 为马克思辩护 对此的讨论多停留于引介,很少有批判性的反思与对话。本文不揣冒 昧集中于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 后果。我们认为这一“修正”是有失公允的,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他们所谓的“超越”并不成功,相反倒应回到经 典马克思主义,以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理论框架。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教条化,但也认为从“为马克思辩护”的角度积极展开与其的批判性 对话是必要的且是迫切的。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问题意识 在柯布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在美 国的大学普遍不受欢迎,马克思被认为并没有超越由笛卡尔和康德奠 定的形而上学,而实践中经历的各种尝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 为是无效的。美国人几乎不会认真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误解,他们常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对私有财 产、自由市场或人权的否定。总之,美国的思想界充斥着对马克思及马 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否定。其学术传统倒是在一些“边缘化的圈子里甚 至在相对独立的圈子里”,特别是 “在教会领袖接受教育的神学院”中 延续下来。 这里,严肃地谈论和欣赏怀特海和马克思,是很受欢 迎的。 在此情形之下,克莱顿等人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他们认识到,尽管马克思提 出的解决方案是应对工业时代而非现在生活的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 的,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经济建设应如何追求 共同福祉,理解跨国公司的走向、当今社会经济结构、贫富分化等问题, ① ① 参见[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第 1 期。 2015 12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仍有极大效力。当然,它也应根据新的时代状况有所发展。第二,“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虚假失真的社会主义。”他们 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社会主义 的本质应理解为与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人类社会理想最切合一致的社 会政治哲学,而非极权国家抑或是对私人财产、人权和自由市场的拒 斥。第三,“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危 机主要有二,一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各种过分行为带来的,如企业的自 私贪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变得愈加脆弱等 等。二是环境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危机和环境危机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现实背景。面对危 机,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什么都不做,等待危机的爆发。那时,权贵 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自己,无权无势的穷人将会死去;要么在形 势变得绝望之前行动起来,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富人 的过度消费,构建一个新的生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发 展模式。 应对危机首先应弄清危机的根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同意于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 式,而认为是现代性。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关联问题上,他们的解 释显得有些混乱: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生态危机,似乎 是说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现代性”就已存在。 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的 “现代性”,是出现于 17 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 式。 但这一时期如何能够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本质区分开来呢?他们 ① ②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16 页。 ② 参见孟根龙、 小约翰· B. 柯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 义———访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 B. 柯布》,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③ 参见冯俊、 柯布:《超越西式现代性,走生态文明之路———冯俊教授与著名建设性 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对谈录》,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① 130 为马克思辩护 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主张现代性的,诚然其加重了生态危机,却不 是危机的根源,根源是现代性思维方式,即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 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现代性”及其后果,大卫·格里芬有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认 为,“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包括:第一,自我理解上的个人主义。将个 人视为孤立的原子个人,与共同体分裂开来,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 要性。“否认个体主要由他 (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 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 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 第二,世界观上的二 元论。受牛顿物理学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影响,它从灵魂与肉体、人与自 然、个人与他人的绝对分离角度看问题,带来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 “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 一。” 第三,历史观上的线性时间观。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思维方 式:“一种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代的意 义的倾向。” 它把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与作为“黑暗时代”的过去割 裂开来,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 现代性的后果是:第一,从一神论走向了自然神论及无神论。机械 的自然观将“神圣实体”排除于经验对象之外,实现了 “世界的祛魅”, 有力冲击了神秘主义或“宗教狂热”,但也导致了上帝观念消失于公共 生活领域,宗教被排挤到了私人领域。第二,从超自然主义转向世俗主 义。“世界的祛魅”以及上帝作为唯一的根据之被抛弃,导致了在人类 ① ② ③ ④ 参见[美]小约翰·柯布:《从怀特海哲学的角度审视现代化》,李明译,载《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2 期。 《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美]大卫· 格里芬编: 第 4—5 页。 《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美]大卫· 格里芬编: 第 5 页。 《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美]大卫· 格里芬编: 第 6 页。 ① 13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与道德和美学准则的关系上,人们失去了 “可以获得任何真正的有关 审美或伦理准则的知识”。第三,从二元论走向了唯物主义。盛期启 蒙时代最终将灵魂或精神也物质化了,人成了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 “只不过是被决定了的无意义事件系列的一个部分”,因此人并不是目 的,倒成了“供有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第四,不受道德约束地 追求自我利益得到了道德证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生活追逐的方 向和目标。这冲击了“未来主义”的时间观,“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 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 ’”。享乐的生活成了当下的基本追求,为此 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后代的利益。第五,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以追求 自我利益,借助“上帝之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实现,结果 “适 者生存,优胜劣汰 ”、“强权即公理 ”等价值观成了基本的行为准则。 所有这些,在格里芬看来,带来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具理 性和选择主义等盛行的现代世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 生态危机。 既然根源出在现代性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上,那么停留于资本主义 范围之内的自我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法克服危机的。按照克 莱顿等人的分析,资本主义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 通过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相信科技和 生产的力量,并将其服务于财富的创造和增值。后者衡量的标准已不 再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在此,资本主义本质上又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估方式,一切都必 须放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市场价值标准才是普遍地 评判社会生活实践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的标准。资本主义还预设 了“无极限地增长”,契合了“未来主义”倾向,预设了自由市场将带来 人们生活的日益美好的前景。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迄今为止 ① ① 132 [美]大卫·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8—10 页。 为马克思辩护 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无极限增长”已经遭遇到了“增长 的绝对极限———地球的极限。” 因此对克莱顿等人来说:资本主义正 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 为沉重的代价。 故此,应放弃资本主义,转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向 “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这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这里所主张的 “社会主 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 治体制”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奉行有机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还是基于长远的整体视野而奉行 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的。总之,是在 “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 间”建立社会共同体。 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 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 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走社会 主义道路必须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此,他们认为,由现代欧洲 和北美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美国政府由于受到大财团的资 本控制,不再是未来的希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 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因而最有可能将人 类引入新秩序中。在这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基础的 经济原则”正可以为这种范式转变提供理论资源 。但同时还需要根 据后现代语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6—217 页。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 页。 ④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0 页。 ⑤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① 13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发展成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①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克莱顿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 “修正”,是因为它 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并陷入了各种现代主义假设 当中,主要是:第一,建立在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规律和决定论。黑 格尔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决定论,马克思不过是把 “黑格尔倒转了过 来”,用“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取代“绝对精神”来解释历 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 。 第二,深信“工人一旦觉醒,他们将会为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起 来,反抗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 。这奉行的是线性时间观 和历史观。第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认思想观 念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第四,停留于 “二元论”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只关注人类自身”。 反思地看,这四方面的核心是认定马克思效仿 黑格尔与牛顿,奉行了机械论世界观,停留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相 信社会历史是决定论的、线性的、单向的发展过程。 因此,克莱顿等人认为,重要的是超越这种现代立场,为马克思主 义补充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哲学基础。他们基于有机系统科学、量 子力学、系统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当代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强 调的是非决定论、不可预测性、有机的、双向的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 ② ③ ④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9 页。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1 页。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 页。 ④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5—68 页。 ① 134 为马克思辩护 方式,认定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后现代的哲学基础,应据此改造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需要怀特海为其理论奠定基础,怀特海也需要马克思帮 助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方面。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理 念是:第一,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关系实在论。他认为个人是 “共同体 中的人”,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事件是内在相关的。第二,反对机械 决定论,主张非确定性,而这是新颖性的源泉,肯定了人的创造性,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验,人类才能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 新的解决方案。第三,肯定每一个事件都有 “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 创造力来衡量的”的内在价值,欣赏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 强调了美、和谐与统一的联系,强调价值的整体维度而非个体维度。第 四,主张公私平衡。强调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整体 角度出发,强调“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事件最根本的内 在价值是“一种需要以造福共同体的方式持续运用其自由的成就。”因 此“自由和责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据此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修正”:(1)马克思主义不是 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应看到偶然性因素以及人类的观念、哲学、宗教 等“上层建筑”在激励个人和社会跨文化和跨国家的行为方面的重要 作用。(2)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 切市场力量,应采用混合所有制,既实现地方、国家和国际多层面的合 作,又发挥市场的力量。(3)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 的抽象理论争论。反对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和加强理论与 实践的融合。(4)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 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反对将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反对“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实际问题不断更新 ①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3 页。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6—182 页。 ① 13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马克思主义。(5)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 “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建立平等社会的梦想 植入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的有机环境中。” 克莱顿等人认为,修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超越,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其基本理论纲领是:第一,“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发的。”基于 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它主张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有机马克思 主义是一种过程哲学。第二,“并不承诺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主 张放弃“未来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无论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 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 造出一个乌托邦社会。”重要的是努力建构一个健康的、蓬勃发展的社 会。这种构建应理解成 “就地取材弄成大杂烩”,“利用手头的东西去 建构”,不应幻想未来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与经济分析包括生产和资本问题,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领域。”强 调人们的精神、想法、信仰、文学艺术等会对建构后现代社会产生重要 影响,利用有机的、过程研究方法,从内在关系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第四,“对于 21 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 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 身。”“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环境危机的严 峻为建构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社会提供了机遇。只有建立在有机原则 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 ① ②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9 页。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5 页。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 页。 ① 136 为马克思辩护 和政府作用提出的要求。 基于以上纲领,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身也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后者实际上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出生 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故此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 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怀特海有机哲学为理论 基础,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的三个方面拓展为:第一,凸显自然主 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从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事件,同时 又力图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要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 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这是一种 “广义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 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第二,包括文化历史 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还研究包括 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 系意义上的辩证法。即主张基于文化资源的多元性,以新的多元化的 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原理。 以上即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及其理论框 架。公允地说,其很多思想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值得欣赏的;为应对全球性的现代危 机,努力提供一套替代选择并并积极实践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也是 值得敬佩的。此外,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普遍遭排挤的思想背景下, 依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走出现代性危机所具有的积极当代意 义,显示出了极强的理论洞察力,对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版图,丰富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教条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 ①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1—74 页。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1—203 页。 ① 13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等具体条件的结合,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后果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助于人们 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境况的认识。尤其是它放弃美国,而认为中国将 是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希望,并且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 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契合性,对于提升我们自身的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义不可小觑。 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和自洽,前文所述的有关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认识是模糊和混乱的,它的很多论断也存 在相互矛盾之处。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是不能成立的, 其中的一些论断是错误的,其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迷惑性且会带来较 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反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用一种 “带有某种宗教 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世界观” 取而代之,这是欲根本颠覆历史唯物主 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它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现代主义不能自拔, 而根本无视了其对“现代性”的超越性,表明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性质和核心理论缺乏了解。它在拒斥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口号 下,推崇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实际上也拒斥了科学社会主义。我 们同意汪信砚教授的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马克 思主义,“就此而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 疑问,更遑论它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超越’!” ① ② 三、为马克思辩护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毋宁是 参见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载《哲学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载《哲学研究》2015 ② 参见汪信砚: 年第 11 期。 ① 138 为马克思辩护 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釜底抽薪式的 “修正”。它对马克思关于资 本主义后果的批判的保留不过是一种枝节性的保留。本质来看,其理 论核心和框架,不是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倒是用马克思主义去 补充怀特海,最后是追随怀特海而否弃了马克思。尽管我们认同他们 “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基本判断,但认为,为马克思辩护,并非奉行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是一种必要的学术工作。因为克莱顿等人 的“修正”是不公允的,这种“修正”更应当理解成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回归。 第一,关于规律和决定论。克莱顿等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深陷历 史决定论当中的推理逻辑是,马克思不加修饰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 论历史观,黑格尔又是完全接受了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决定论。认 为马克思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以 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其实无视了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 批判,也无视了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 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不仅黑格尔不是因循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 马克思也不是对自然科学无所批判,更不是对黑格尔的简单倒置。实 质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未能真正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高度 契合的辩证法思想,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机械决定论,进而简化为 经济决定论,这其实是混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也重视规律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但这种 决定论,绝不是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辩证决定论。 实际上,恩格斯在 1890 年 《致约 · 布洛赫》的信中有先见之明地 反对了这种机械决定论。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论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 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 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 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 13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 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 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 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 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 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 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些联 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 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这里,恩格斯不仅明确反对经济决定论, 还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偶然性因素、文化、宗教、哲学等因素的 重要作用。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强 调的恰好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加以发 展,蕴含了后者说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 “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 而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青年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莱茵报》时期更是主张 理论要深入社会政治等实践领域,对陷入了理论空谈的“自由人团体” 给予了积极批判。这同样体现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中,如 “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 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等等。很奇怪 的是,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努力 发表自己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也认为思想是起作用的,却固执地对青 年马克思著作中上述观点和理论倾向视而不见,坚称此时的马克思是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5—69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 页。 ① ② 140 为马克思辩护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宗教和哲学“完全是虚幻的”,“思想与意 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这是唐 突和莫名其妙的。退一步讲,即使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主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也不能像有机 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其理解成是社会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机械决定 论,他们恰恰无视了马克思所谓的“存在”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 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明确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 决定意识” 。生活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难道表达的不正是他们以之 为哲学基础的怀特海过程思想吗?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 思主义之著作和基本理论精神其实是缺乏深刻了解的。 第二,关于二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主张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分离的,由此断定需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 为一种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 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维度进行了深入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认定 这种维度依然是在人与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它欣赏的是和谐、合 作和共同体。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其实是明确反对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本源统一性质的实践活动 即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 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 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 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 的活动。” 如此艰难的表述难道不是为了避免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吗?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对象性的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马克 思实现了吴晓明、邹诗鹏等学者所说的以生存论路向对以知识论路向 ① ② ③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 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73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5 页。 ③ [德]马克思: ① 14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为基本特征的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反动。正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之立脚点,既不是旧的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也不是唯心主 义的思想或精神,而是实现了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即 “对象性的活 动” 。新唯物主义也已经成了“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是“彻底的自然 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 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 。反思地看,当克莱顿等人将经典马克思主 义认定为停留于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时,这是将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了 18 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 马克思对主客二分的反对,体现于对工业的本质理解以及有关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看法上。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 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 的历史关系。“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 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自然科学 也将失去其抽象的物质的方向或不如说唯心主义方向。自然科学往后 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往后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 科学。在这唯一的一门科学视域内,历史与自然不是互不相干的,“历 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一个意思。 人也不是原子式的利己个 人,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不 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的孤立的人,也不是黑格尔式的 “抽象自我意 识”。马克思明确地说: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 ,“个体是社会存在物”。新唯物主义的“人”是“人类社会或 社会化的人类”,而非旧唯物主义的“市民”。这与他们所说的“共同体 中的人”其实是一个意思。正因此,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要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 页。 [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5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8 页。 ③ [德]马克思: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 ① ② 142 为马克思辩护 超越私人和公人的对立,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 也重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却只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化的原则,而阶 级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人同自 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 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是突破了人与自然、个体 与共同体、个人与他人之抽象的二元对立的。马克思明确说,不能将 “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对人类真正共同体 的追求,符合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的所有设想。 第三,关于共产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被确证了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且是基于以机械 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他们对历史 唯物主义之机械决定论性质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 与过程哲学有更多的契合性),那么从逻辑上来看,克莱顿等人对科学 社会主义的否弃就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思想也存在误解,认为这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是基于未来一定会 比现在更美好的假设。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 基本文本的忽视。当然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 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 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 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但这一段话是接着“共产主义是 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说的,而 “扬弃”本身是一个 社会历史过程。且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还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 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 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 ① ② ③ [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3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1 页。 ② [德]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3 页。 ③ [德]马克思: ① 14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 “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 后从事批判” ,但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又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 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 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据此,是不能将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简化成未来社会的人类理想的,然后又将机械决 定论嫁接进来,最后走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在我看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运动是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 调的过程思想接近的。同样,马克思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 “创造性活 动”的积极意义,明确地说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 “只 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人的活动是 “按照美的规律来 构造”的 。从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有 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旨在实现共同福祉的社会”也是一致的,都强 调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对立基础上的 “社会 ”状态。 正是在此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要求放弃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自己主张的正 义理想;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人们放弃对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幻想,另一 方面又努力构建一个相较于当下更好的未来世界。这不是十分矛盾的 吗?由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后只能将他们提出 的方案视为“一个赌注”:“我们打赌,如果仍有机会,我们会为了整体 生物物种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他们实际上将希望寄托于一套新的 理论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相信 “精神”的作用,这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如果不是虚无主义的翻版,就是在反对旧 意识形态中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之中,其实质不过是另一种理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8 页。 ③ [德]马克思: ④ [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 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 页。 ① 144 为马克思辩护 念主义罢了。” 相比之下,我们更欣赏同样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德 里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正义而奋斗, 至今这种理想仍在鼓舞和引导着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男人和女人,这 种奋斗目标与纳粹的 ‘理想’根本没有任何相似、相近、相同或可比之 处。……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极权制的错误尽管很残酷,但那是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或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德里 达指出了共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能因个别的失误而受到影响。 共产主义不应当被抛弃,相反倒是应当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的恰当 选择。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的误解,他们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过于武断,对此应回 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本质来 看极易退化成马克思当年所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从而陷入唯 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我们以为,应对危机,应回归到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但这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将之公式化, 需积极澄清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不同,阐发马克思对 现代性的批判思想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内涵。我们欣赏有机马克 思主义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认同其为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作的积 极努力,但不同意其用马克思去补充怀特海的理论路向,他们要成为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且欲避免其理论缺陷的话,倒是应当用怀特海去补充 马克思,充分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纳入进来,对 目前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正。 ① ② (作者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① ② 参见余乃忠:《“后现代”概念的谱系学悬疑》,载《学术月刊》2010 年第 8 期。 参见《福柯集》,杜小真编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5 页。 145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解开《马克思的幽灵》的钥匙 彭玉峰 摘要:在充斥着各种概念的 《马克思的幽灵》中,弥赛亚性似乎是 一个不那么显眼的术语,但其实它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因而也在一 定程度上是解开全书主旨的一把钥匙。在该书中,对于弥赛亚性的论 述仍比较简单乃至含糊,这引起了许多评论者的误解。在 《马克思和 儿子们》长篇回应文章中,德里达对于这个概念及其渊源做了详细的 解答,重点回答了其与弥赛亚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与本雅明的相关概 念的关系,并隐晦地提出了拯救“1917 年革命事件”的主题,从而某种 意义上先于齐泽克窥测到了历史的风向。 关键词:弥赛亚性 弥赛亚主义 事件 列宁 在福山“历史终结论”喧嚣尘上之际,德里达扛起了质疑这一新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呼吁继承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大旗。面对社会主义事 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局面,《马克思的幽灵》(以下简称 《幽灵》)从理论 源头上反思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 “幽灵学”来讨论革命精 神与革命幽灵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指出了革命精神要想避免被 污染,避免幽灵化,就需要坚持马克思的永恒的自我批判立场。但《幽 灵》及其引起的热烈讨论仍是 20 世纪末左派阵营内的一大事件,给处 于颓势的左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46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正义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最高价值,也是不可解构的或解构的前 提,德里达认为脱节或者非正义是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的特征,因而 对正义和革命的呼吁是不可消解的。在《幽灵》中,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 革命主张,他用“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le messianique sans mes sianism)这一“昵称 ”加以概括。在 《马克思和儿子们 》(以下简称 《儿 子》)中,德里达多次指出弥赛亚性是《幽灵》的核心或主线。弥赛亚性既 体现了正义作为解构主义的最高价值,又提出了革命道成肉身的问题。 因而,一定程度上,它是解开《幽灵》乃至德里达政治学的一把钥匙。 一、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等待事件与介入历史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弥赛亚的、与弥赛亚有关的。 它来自于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 (messianisme),即救世主主义,也就是 相信上帝所指派的弥赛亚会降临人世,拯救世界,改写历史。在德里达 之前,已经有几位法国学者将 messianique 名词化,即在其之前加一个 定冠词 le 变成名词,le messianique 意为弥赛亚性(人或事物)。 德里达借用 le messianique 这个概念,并做了发挥。相关论述主要 是集中以下几个文本中。在 《幽灵》中,德里达创造了 “没有弥赛亚主 义的弥赛亚性”((un / le)messianique sans messianisme)”这个术语,用 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接着,在《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生造了 messian ique 的 名 词 形 式 messianicité,德 里 达 说:“任 何 弥 赛 亚 性 的 (messinique)形式,任何弥赛亚性(messianicité),都不会在一个允诺中 缺席,不 管 是 何 种 允 诺。” 可 以 说,在 该 书 中,le messianique 与 messianicité 是并列使用, 可以互换的同义术语。到了 1996 年的《信仰 Messianique ① ① , , : , , 该书最早是 1989 年一次 研讨会上的论文,论文中只有 messianique,而没有 messianicité;1994 年,德里达 在出版该文的法文单行本时做了一些补充,这句话就是当时增补的。 Jacques Derrida Force de loi Paris Galilée 1994 p.56. 14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与知识:单纯理想限度内的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尽管 le messianique 与 messianicité 二者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但首次用后者替代了前者,提出 了 messianicité sans messianisme。最后在 1998 年的 《儿子》中,德里达 已经基本上不加区分地使用 le messianique 与 messianicité,而且更多的 是直接使用后者而非前者;“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主要使用的 是 messianicité sans messianisme 这一表达。 因此,尽管在不同的文本中,le messianique 与 messianicité 这两个 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但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它们基本上是通用的。在 《幽灵》中,“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这个术语仍不是很成熟和确 定,按德里达自己的说法,这是他取的一个 “昵称 ”,一个奇怪的名 称。而且,德里达有时候加不定冠词 un,有时候加定冠词 le,有时候 不加冠词,因而,这也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和翻译的混乱。这也体现在 《幽灵》中译本中,(un / le )messianique sans messianisme 这同一个术 语在《幽灵》的中译本中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是 “没有弥赛亚理 论的弥赛亚观念”,“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没有弥赛亚主义的 弥赛亚主义” 。因而只有回到德里达的其他文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 个术语。 应该说,在德里达的理论中,由于都指向正义理念,弥赛亚性与其 他几个概念是可以并列使用的,尽管它们侧重有所不同,他指出“一种 特定的解放允诺的经验,一种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一种正义的 理念和一种(将到来的)民主的理念,也许是任何解构所不可消解的, 是不可解构因而作为解构之可能性本身”。在这些概念中,“没有弥赛 亚主义的弥赛亚性”是最难以理解的。德里达在 《幽灵》中对弥赛亚、 弥赛亚性和弥赛亚主义进行了一定区分,并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示它,例 如“没有宗教的弥赛亚主义”、“没有内容的弥赛亚主义”、“荒漠似的弥 ① ① 148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 译,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9、72、74 页。由于该版是合译产物,从译者 序可以推断出,这三种译法分别来自该书的三个译者。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赛亚主义”、“准先验的(quasi transcendental)弥赛亚主义”。但并没有 展开充分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评论者对 《幽灵》的误解,而 给德里达贴上了“宗教强调”、“乌托邦主义”等标签。因而,德里达在 回应中重点阐述了弥赛亚性概念,指出其 “提供了 《马克思的幽灵》的 指导线索,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红线” 。 那么,“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 “这是个脱节的世界”,这是 《幽灵》正文之前的一个警句。在书 中,引自《哈姆雷特》的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德里达想表达的 是,脱节适用于描述任何世界、任何时代,没有哪个时代是完美的,不需 要改善的。世界永远是脱节的。这意味着改变的希望和拯救的允诺永 远都有存在的必要。因而,弥赛亚性是一种经验的普遍结构以及人的 本质存在方式,它是一种对未来的允诺,直接指向正义或民主。正是因 为当下社会永远是非正义的、不完美的,才会有不满、抗争以及弥赛亚 性存在的空间。它是“对拯救和法律之上的正义的紧迫、急迫和要求, 对不在场的他者的誓言” 。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其走向是开放式 的,如果丢掉弥赛亚性的话,正义就会被还原为司法道德原则或表征, 即某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 如果停留于此的话,弥赛亚性难免被视为一种宗教救赎观念,一种 道德批判,一种乌托邦主义,一种单纯的 “解释世界”。这也是许多评 论者笔下的弥赛亚性之特征。但弥赛亚性绝不是乌托邦的,关键就在 于其与“事件”(événement)的关系。“没有什么看似比 《幽灵》核心处 的弥赛亚性和幽灵性更远离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的了……弥赛亚性在 每个此地—此时都指涉一个真实突出的、具体的事件,即最不可消解的 ① ②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p.227. 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② Jacques Derrida,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210. ① Jacques Derrida 14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异质的他者性” 。不过,这种对于事件的指涉是一种“没有等待的等 待”,是“没有招待的好客”。何谓 “没有等待的等待”或者说 “没有期 待视域”的等待?一般而言,等待指的是等待一个确定的他者的来临, 而且对于来临的时间有一个大致的预估,也就是预期在将来的某个大 致的时刻,一个有确定形象的他者会到来。但是对于这里所等待的事 件是不能预期、计算和计划的,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这也是 历史偶然性的充分体现。 关于事件之不可预测,德里达举了苏东剧变的例子。他说,尽管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就开始谈论共产主义的危机,但是剧变的来临 还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甚至在发生前的几个月之前,人们对之还 是完全不能确定。这种事件值得思考,但要抵制将其概念化或理论化, 而且其本身也是不能够 (完全)理论化的。未来和历史的根本标志在 于其不确定性,也就是任何当下在场内部都蕴含着非同时代性或他者。 可见,弥赛亚性不是乌托邦的原因具体在于,它是一种介入历史的 态度,而介入的前提条件是事件的发生。对于德里达来说,人的存在或 历史的生成中蕴含着一种固有的异质性或他者性,这使得历史充满了偶 然性和断裂,在非线性发展的历史中,事件能够打破历史的一般发展进 程,在历史作为偶然性和不可预测的含义上,事件是历史和未来本身的 前提和条件。这一不可规划的事件是实践、决定、行动和责任感的前提, 在事件的前夜及其过程中的每个此地—此时,“我们必须以最具体的急 迫性和最革命的姿态而行事……在此地—此时介入事物、事件和历史的 一般进程” 。当然,对于德里达而言,正义永不可能以完全在场的形式 实现,民主也永远是将到来的,终极拯救事件和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 ① ② , —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 : , , 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② Jacques Derrida,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249.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248. 150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二、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纠葛 德里达的弥赛亚性是对革命的一种忠诚,正如他所言,弥赛亚性总 是而且不得不是一种革命式的。一定意义上,德里达的弥赛亚性就是一 种不平则鸣的革命精神,而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人类能在历史的偶然性时 刻即事件的发生时“改变世界”。这里的问题是,如果革命是贯穿人类历史 的改变世界的要求,它为何要与一个渗透着宗教语义的弥赛亚概念挂钩? 德里达称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并试图给出回答,回答由两个部分 所组成。一是,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根本区别,即为何这种弥赛亚 性是没有弥赛亚主义的;二是,为什么仍然使用这个宗教意味的术语, 即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是不是能够完全撇开。 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区别可以归结为 “将到来者”(arrivant) 与弥赛亚的区别。尽管,德里达给予前者以一个人格化的名称,但它完 全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也不具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与作为拯救者的弥赛 亚完全不同。因而他戏称弥赛亚性为“荒漠中的荒漠”,意指弥赛亚性 不等待一个具体的救世主形象,因而是荒漠,但是它并不真正是一个荒 漠。浇灌这一荒漠,赋予其以生机的是历史进程中所固有的他者性或 事件性,即“将到来者”。 “将到来者”的概念并非德里达首创,德里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才开始引入这个概念。在德里达处,“将到来者”与事件概念密切相关, 基于此德里达问道:“那使事件到来的‘将到来者’是什么…‘将到来者’ 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它的中立性,也指即将到来的他的单一性,这个将 到来的他 / 它是一种面向事件的没有期待视域的等待,它不可预测和确 认。” 可见,“将到来者”与事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导火线或者 ① ① , , , , , , , : Jacques Derrida Aporias Trans Thomas Dutoi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 1993 p.33. 15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前奏,“将到来者”引爆了事件,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 (一些人有 意识或无意识参与下的)一个意外、一场骚乱。而且“那个‘将到来者’ 的形象不能被预先确定、刻画,乃至命名,即使它已经被预告了” 。例 如,“阿拉伯之春”事件中的那个“将到来者”就是突尼斯街头第一个自 焚者,是他的自焚引爆了整个的事件,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自焚事件 前,尽管已经有诸多预警展现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甚 至有人断定一定会发生危机或事件,但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危机或动乱 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爆发。总之,“将到来者”没有一个确定 的形象,更不是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他只是历史偶然性开花结果过程的 人格化,作为事件的一个象征。 “将到来者”及其到来之后介入历史的可能性直接清除了乌托邦 的嫌疑,因而德里达反对评论者艾哈迈德把 《幽灵》视为 “宗教受难的 腔调”,或“准宗教性的腔调”的界定。德里达强调:“弥赛亚性由一条 不稳定且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分界线区别于弥赛亚主义……这一区分 组织了全书的整个逻辑。” 这一微妙但又绝对必要的区分能够改变一 切。同理,这也标识了弥赛亚性与本雅明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的区 别,它不真正属于本雅明的传统,“在微弱和没有之间有一个跳跃,也 许是无尽的跳跃” 。本雅明与一般的弥赛亚主义只是量的区别,而德 里达则完全消除了它,即既排除了某个确定的弥赛亚形象,也消除了确 定的历史性拯救的记忆。 不过,弥赛亚性所指称的那个东西与弥赛亚主义是否能完全区分, ① ② ③ , —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 : , ,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② Jacques Derrid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p.234.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③ Jacques Derrid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221. p.250. 152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使用弥赛亚性这个称谓是否只是一种偶然,在《幽灵》中仍然是一个挥 之不去的问题。德里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德里达说:“怎样在关联 的同时区分同一个名称下的两种弥赛亚空间……我们能构思出一种弥 赛亚性的非神学遗产吗?” 这个问题在《幽灵》中尚没有给出回答,而 在《儿子》一文中,德里达勉力解答了这个“最困难的地方” 。对于这 个问题,尽管他给出了三点解释,但他自认为并不十分有把握。 首先,用这个术语是旨在通过参照一种熟悉的文化现象而方便读 者理解,因而用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其教学价值。 其次,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也许其中存在着一种难解的不确定 性,作为一种普遍结构的弥赛亚性与历史上给予弥赛亚以特定形象的 “圣经事件”,两者之间,很难确定谁先谁后。海德格尔曾经回答过类 似的问题,但也不令人信服。德里达认为这是一个难题,而用弥赛亚性 这个概念也就暗示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开放的。 最后,在耶稣基督被基督徒认为是弥赛亚降临事件之后,历史上革 命观念与革命实践都与宗教有难以摆脱的关系。具体来说有四点:马 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源于一种犹太—基督文化;马克思主 义文化参与了基督—拉丁文化的世界化过程;信仰是允诺结构中的一 部分,而弥赛亚性概念适合于表达这种非宗教式的信仰;而正如马克思 在论述时常常需要借助于宗教类比,意识形态理论也很难完全摆脱与 宗教性事物的联系。 总之,德里达认为,尽管弥赛亚性体验是独立于特定的弥赛亚主义 的,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经验上来看,弥赛亚性与宗教性事物都 难以截然分开。由于存在着这些不确定性,弥赛亚性理论更多指的是 ① ② , —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210.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② Jacques Derrid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p.253. 15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描述性理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与弥赛亚文化存在着难分难解的关联, 今天的革命理论能够从弥赛亚性中得出什么具体结论呢?德里达指出 其与本雅明的非连续性在于他 “怀疑本雅明并不会将那种微弱的弥 赛亚力量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政治阶段 (事实上指危机 )相联系 ”。那 如果面对一个危机或事件,德里达本人或者说其门徒应该怎么做? 既然他强调了新的革命将与历史上的已有形式完全不同,是一种 “去 政治化”的特殊形式,但这种“去政治化”并非是与政治无关,而是意 味着一种“再政治化”,并且使弥赛亚与马克思遗产之间形成特殊的 关联。 三、弥赛亚性对马克思遗产的继承性 德里达呼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他说:“如果有一种我永 远不会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那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批判理念或质 疑姿态,它更多的是一种解放性的和弥赛亚性的断言,一种特定的允诺 经验”。 但革命精神与革命的幽灵是否能截然分开,是否存在着一种 去污染化的幽灵化过程,德里达在《幽灵》中只是论述了马克思在这个 问题上的教训,但并没有给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因而,有评论者认为 德里达是反对革命的,“在德里达看来,社会斗争的任何制度化形式都 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德里达的异延式论调导致他的论述变成了积极 的经验历史性的极端对立面” 。德里达对此评论是不以为然的,他回 应称,他在诸多作品中都“赋予革命这个词以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价 ① ② , —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 : , , “‘Messianicity’in Social Theory?a Critique of a Thesis of Jac ② Austin Harrington, ques Derrida”, Thesis Eleven, No 98, August 2009, pp.62 - 63.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p.111 - 112. 154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值……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离开对革命环节的参照是不可想象 的” 。弥赛亚性允诺要想避免抽象化,就需要有效的行动、实践和组 织。德里达是想有所作为的,他的回答是新国际。但他又强调新国际 不能以现存的任何组织形式存在,新国际 “没有身份、没有头衔、没有 姓名……没有协议、没有协调、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共同体、没 有共同的公民身份、不共属于一个阶级” 。为了不重蹈以往革命失败 的覆辙,德里达摈弃了现存的所有组织形式。就此而言,另一种批评对 于德里达似乎比较恰当:“弥赛亚性思维更多的是一种宽泛形式的思 考而不是一个论证性的论文,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驳倒或否 正” ,它没有在历史生成或社会进步的主题上给出任何具体的内容。 应该承认,德里达是没有提出一种相对系统的革命理论,似乎批判性有 余而建设性不足。当代一些研究者试图要深化德里达的理论,安东尼 奥·卡尔卡诺就认为,德里达的哲学关键时刻在应该如何政治决断上 存在着疑难,部分地可以借助于巴迪欧的时间理论解决,由于巴迪欧强 调了主体在事件中的作用,而作为积极的政治活动家的德里达本人可 视为一种“巴迪欧式的主体” 。结合两人的事件理论,在历史的关键 时刻(Kairos),主体能决定性地介入历史发展并主导历史的走向。 笔者认为,断言德里达的革命理论中存在着行动的难题是很武断 的,而且也很难说上述论断深化了德里达的革命理论。更确切的说法 是,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阐释了德里达多处暗示却没有明确表达 ① ② ③ ④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p.242. 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② Jacques Derrida,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nledge, 2006, p.107. “‘Messianicity’in Social Theory?a Critique of a Thesis of Jac ③ Austin Harrington, ques Derrida”, Thesis Eleven, No 98, August 2009, pp.62 - 63. ④ Antonia Calcagno,Bidiou and Derrida—Politics,Events and Their Time,London: Continuum, 2007.p.9. ① Jacques Derrida 15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思想。德里达指出,弥赛亚的非乌托邦性正在于要求我们能够打断 时间和历史的日常进程,在每个事件的前夜和过程中,毫不迟疑地重新 考察具体的历史条件。德里达之所以不谈时机一定程度上缘于德里达 远没有巴迪欧那么乐观。两人的差异也许是被夸大了,德里达并未否 认掌握时机的艺术,只不过因为一直保持审慎的乐观而没有介入这个 问题。另外,批评德里达的理论建设性不足也是一种苛责,因为这里苛 责的正是德里达没有想过去做,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的理论贡献。 德里达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但 他也不认为同时代有什么人提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具体而言,对于 革命道成肉身的问题,对于这个他没有能力给出解答的主题,德里达在 《幽灵》和《儿子》中实际上隐含着三点判断。 其一,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革命理论仍有价值。面对拒斥阶级政治学 的指责,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德里达认为,欧美社会结构的变 化,马克思的原有的阶级理论已经不敷使用,亟需发展和完善,但阶级政 治学仍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只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不充 分,没有很好的解释现存的社会结构。为此,他强调,将马克思的研究学 术化的“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仍是必要的,只是要防止这一路径占主导。 其二,十月革命的遗产仍需要拯救或继承,不能将列宁主义等同于 极权主义。在与卢迪内斯库的谈话中,他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问题,对于 共产主义革命史中的一些灾难,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应该对一些外部原 因和意外情况加以了解和分析。而对于十月革命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 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德里达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提供一种很好的 分析,而且也不认为目前有人提出过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其三,对革命组织理论、革命的制度化的开放性姿态,德里达的 “无名的、几乎不能称为共同体”的“新国际”很难说是一种有行动能力 的组织,但德里达又说,与现存形式的决裂,“不意味着放弃每一种实 际和有效的组织形式”。关于马克思的革命一旦道成肉身是否会不可 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德里达反对说:“其实正好相反,某种特定的‘马 156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克思主义’,一种自封的 ‘马克思主义’,一种假马克思主义,才事实上 不能避免古拉格……而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充分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精神在一个现实社会中质料化。” 马克思主义革命肉身化远没有穷尽 其潜力。 在这些问题上,德里达与齐泽克是相通的。两个人一定程度上都 是要拯救“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从 1917 年两次革命之间 的列宁那里还是能够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1917 年 2 月,仍在瑞士流 亡的列宁对于时局的估计是悲观的,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 将不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时期发生,“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许等不到未 来的革命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无组织的 愤怒群众自发斗争,原来貌似无比强大的沙俄政府在一夜之间就被颠 覆,这才给与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斗争的空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 克抓住了这次事件的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当时仍非常弱小的党, 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并掌握了政权。 正如齐泽克所说,要研究那些微妙的过渡阶段,不能将 1917 事件 与斯大林主义做简单区分,更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关键问题在于前者 是怎样通向后者的,“正如阿兰·巴迪欧所强调的,当前的任务是去思 考,承认列宁主义必然滑向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不否认十月 (革命)事 件的巨大的解放性潜在价值,而不是陷入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即激进 革命政治潜伏着极权主义” 。同时既不能认为列宁主义滑向斯大林 主义是缘于俄国的落后等特定外部影响,也不能用诸如工具理性等哲 学一般概念来概括之。可以看出,在这二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是 ① ② ③ ,“Marx & sons”,in Michael Spinkle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p.243.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 1917 年革命》序言,沈法良译,三 ② [白俄]德·阿宁编: 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9 页。 Georg Luk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③ Slavoj Zizek,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0, p.156. ① Jacques Derrida 15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艰巨的,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也是齐泽克、德里达等人认 为自己并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而呼唤一种好的解释的原因所在, 如何理解德里达思想的迟疑和不确定,比较他与齐泽克的观点是 有意义的。齐泽克强调,卢卡奇所推崇的列宁是那个善于抓住革命时 机的革命家,即在历史的关头能扼住人类命运的咽喉的革命者。但关 于事件与介入的时机,德里达并没有如此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幽 灵》中,他多次用 “紧迫”、“迫切”、“决裂”等名词,但他并非用它来指 具体的事件,而是用来形容历史中充斥着的弥赛亚性。德里达认为,强 调这些术语,就是要避免中立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避免利用马克思反 对马克思主义,打着宽容的旗号将马克思思想去政治化,遮蔽马克思作 品中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德里达的观点与齐泽克有相同之处。齐 泽克也强调,今天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去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谈马克思是没问题的,即使在华尔街也有很多他的粉丝,但是 谈列宁,别开玩笑了。” 齐泽克想要拯救的列宁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 命之间的列宁,是写 《四月提纲》的那个强调把握革命时机的列宁,是 在事件关口赋予历史以形式的列宁,也就是生成中的列宁 (Leninin becoming), 而非作为苏维埃制度创立者的列宁主义。一定程度上,德 里达在 1993 年写作《幽灵》时也以隐晦形式提出了拯救十月革命的命 题,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他只是提出了马克思的幽灵而没有能够 提出列宁的幽灵,而在几年之后的 《儿子》一文中,他更为接近了这一 主题。之后,齐泽克又勇敢地提出了回到列宁的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 掀起了回到列宁的思想运动。两次革命之间的列宁是在践行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是在企图区分出精神和幽灵,寻求某种“去污染的净化”。 至于说当代或未来的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机构、计划和战略,或者 说“新国际”的组织形式,德里达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 ① ① , Lenin Revelution at the Gate , —a Selection of Writing from Februrary to October 1917, : , edited by Slavoj Zizek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p.3. 158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新技术进步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等,都对于新的组织形 式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革命组织形式不是 短期内能够实现的,需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也许这在理论上是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只有在将来的具体的事件中,在革命群众的创 造中能够(部分)实现。正如马克思很少具体来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 具体状态,也很少对于革命斗争的具体路径提出详细看法,德里达对待 具体政治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是一种自我节制,而非无动于衷或自我 放弃。 结 论 在《幽灵》出版之后,德里达在 《儿子》和 《信仰与知识》等著作中 对于之前语焉不详的弥赛亚性做出了更清晰的论述,使我们能够对于 这一书中的主线做出更清晰的把握和阐释。弥赛亚性命题要求我们保 有对革命的忠诚和认清自己的使命。当然,对于德里达来说,弥赛亚式 革命是一种 “略显暗淡”的希望。对于 21 世纪的革命路径或组织形 式,德里达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出明确的阐释,他只是提出了一个“什 么都不是”,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的新国际这么一个概念。应该说,德 里达的困境是左派的共有困境,即在新自由主义占绝对上风的今天,提 出一种合乎实践的左派革命理论。在难有实践创新的情况下,研究两 次革命中的列宁,以及像奈格里式的追踪国际反抗运动,并试图对之进 行总结,也许是左派的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 的指令对这个脱节的时代是近切和适时的。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159 “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社会形态 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① 李 聪 摘要: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的 “阶级意识论”到阿尔都塞结构意义的“多元决定论”,从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到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解释,“西方马克思主 义”形成了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性动力”和“结构性动力”二维解 释框架。这两种解释框架彼此胶着,相互争鸣,形成了西方马克思社会 形态演进动力论最宏阔的思想景观和学术论域。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体性动力 结构性动力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作为一个动力性元 素而提出的。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破解固化的利益 格局和凝滞的关系链条,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 “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方向健康发展。可见 “动力问题”已经是现实社 会形态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探研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事业大有裨益。 ① 160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7 批(编号:2015M572059)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争议较大的概念。笔者在这里所谓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局限于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对 “第二国 际”理论家把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进行 “经济决定论”解释质疑的思想 家。而是从广义上指代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所有的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研究阐述的思想家或流派的相关观点。所以本文的分析不采用时间 的顺序而是采用主题的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 论的相关观点进行分类评析。而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方面 强调“阶级斗争”的“主体性动力”,同时又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前进的“结构性 动力”,因此,这两种观点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 如果说在恩格斯那里以“平行四边形”比喻的“合力论”予以解决的话, 那么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之间的这种 张力所造成的认识分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变迁而变得愈发 明晰。主要表现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 “主体 性”解释和“科学性”解释的分野。 对社会形态演进的 “主体性动力”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以卢卡奇、 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 种“人道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不管是霍克海默的对启蒙悖论 的辩证分析,还是阿多诺提出要建立一种既辩证又唯物的哲学;不管是 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赖希,还是作为存在主义学派的列 斐伏尔;不管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尔曼的 《辩证法的舞蹈》, 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学家詹姆逊的《辩证法的化合效用》,这些理论或 人物都无意识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自主性。或者说,“西方马 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解释开始沿着“主体性”路向 16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前进,表现为对“人性”、“人道”乃至主体能动性的高度重视。以下进 行简要分析。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柯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解释者。在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而德意匈等西欧国家革命 都纷纷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很多思想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与长期 以来“第二国际”对马克思刻板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解释造成的。首先 表现为柯尔施对“第二国际”马克思理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的抗 拒。他从论证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开始,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 功,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革命失败是因为第二国际犯了忽略人 的“能动性”的错误。他认为“经济决定论”只是看到了社会形态演进 的结构性动力,而没有注意到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主体能动 性。柯尔施宣称,这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实质是从根 本上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的能动性,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违背了马克 思对历史规律科学内涵的真实理解,即历史规律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 的能动创造来实现的,这是基本的前提。然而,到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发 展阶段,人反而被自己创造的对象所奴役和支配。而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正是要超越这种作为主体的人被外部经济环境制约的状态。所以, 为了革命的成功,柯尔施要求重启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和主体性, 并试图以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和新 道路。 卢卡奇与柯尔施一样,也极力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形态 演进的实证化理解,致力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从 “新黑格尔主义” 和“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性的 “总体性”。 卢卡奇对当时“第二国际”中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证主 义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针对 “第二国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 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卢卡奇认为 “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 论,导向对人和社会活动的取消”。卢卡奇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不是一 个经济客体的自发过程,它不能离开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在资本主 16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义社会的物化过程中,无产阶级被异化为经济力量的附属物,被畸变为 经济客体。这种客体化,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非人化的本质。在 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与经济客体相 分离。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就是要把被分裂的主体与客体再重新统一起 来。“这个同一的主—客体,这个行动的主体,这个发生中的 ‘我们’, 就是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诉诸无产阶级的主体革命性才能 推动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才能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无产 阶级才会走上“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的强制的道路”。所以,卢卡奇在 方法上强调“总体性”和“辩证法”的同时,在现实的指向上强调阶级意 识和文化革命,无形中将阶级意识内化为一种革命主体性动力。然而, 当卢卡奇重新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并将之提 高到一种至高无上地位的时候,本身也开始逐步远离马克思思想的本 义。卢卡奇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的推崇本身 使马克思的历史特色愈加暗淡。所以王南湜教授认为,远离还是走近 卢卡奇就成为他一种内心的 “纠结”。而这种内心纠结其实不单单是 对卢卡奇本身理论的基本感觉,而是在卢卡奇这种似乎偏离马克思思 想的“另类”解释中,透露出的其实是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内在张力。 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葛兰西则在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批判和“文化霸权”的基础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在推动社 会形态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 “霸 权”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而这种革命对象和任务的确定是从 现实的革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第二国 际”机械“决定论”的破产。革命胜利后不久,葛兰西就发表了《反〈资 本论〉的革命》支持十月革命,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驳斥了 “第 二国际”宿命论的公式。葛兰西认为这种宿命论认定事件应该如何沿 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其实这是葛兰西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 “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他还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的庸俗化 理解称为“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他高度评价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 16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实践履者。针对列 宁的激进革命思想,他指出:“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 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 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 (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作为了 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 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 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 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可见,葛兰西在黑格尔和克罗 齐的主体辩证法影响下对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褒扬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中人的主体意志的革命力量。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 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世俗性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 对的人道主义”。 综合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革命因素的 强调不但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 重大理论突破。是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率先举起了主体性的大旗,但笛 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并没有真正解放主体,反而陷入了主体中心的困境。 康德试图重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全新的主体性哲学。但 康德设计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仍然留下了主客间不可逾越 的鸿沟。黑格尔引进劳动概念将主体与客体统合在一起,但他的劳动 是精神劳动,他的主客体统一是通过 “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实现的。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强调劳动的物质方面,将实践作为主 客体统一的载体,从而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但是,马克思的哲学革 命却淹没在“第二国际”的僵化解释中,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继承 了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力图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恢复总体性的辩证法,重 新实现被第二国际丢弃的主客体的统一。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 是他们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夸大,则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开启 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客观历史辩证法退回到主体辩证法 的意志主义道路。 164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二、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性”解释 首先来看“人道派”的观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人道派” 马克思主义在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等 思潮影响下,把人的“主体性”或“自我意识”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 动力。 在法国,围绕马克思的理论性质,阿尔都塞、萨特和梅洛 - 庞蒂之 间展开理论争论。同样作为 “人道派”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 人物萨特,在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人学辩证 法的本体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是由“匮乏”和“需要”之间存在 的矛盾所引起的。所以,萨特就将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视为一个建 立在“匮乏”与 “需要”基础之上的人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将主体的 “需要”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梅洛 - 庞蒂在 《论人道主义与 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中,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后果分析 了人道主义与暴力的辩证关系。为了回应梅洛 - 庞蒂,萨特从能动性 与人道主义出发寻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认为 “马克思主 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主体性的文化批判来对马克思的社 会形态演进动力论予以间接关注的。法兰克福学派从 20 世纪 30 年代 开始,倾全力于人的主观结构、心理倾向和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作为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霍克海默就批判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所谓追求 客观性知识的实验科学,批判传统理论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并漠视 人的实际生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理论是对现实社会生 活存在的一种审视性批判。所以,倡导一种基于主体革命的干预的人 本主义,认为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是意识变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理性促发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 义的工业化,使人类与自然界分离并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 16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种统治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而且造成 主体间的异化。可见,理性启蒙的结果并不一定有助于人类解放和社 会的进步。因此,需要人类恢复“反思能力”,恢复“其本质”,重新认识 人类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只有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的真实面目 以后,自然才能成为生存对和平的渴望”。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把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力量赋予了自然的解放力量,将 “自然革命”视为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性动力。 针对“第二国际”一部分理论家从机械论出发,抹煞人的主体革命 性,对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进行“决定论”和“实证主义”解释的不良倾 向,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在 “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而以马尔 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人道派”则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基础通过 “文 化革命”的方式进行人类解放的构想。下面主要分析以马尔库塞和弗 洛姆为代表的“人道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直 接或间接的看法。 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危害,作为 “人道派”的马尔库塞、赖 希、弗洛姆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互为补充,从 社会心理的分析中找出其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从而形成弗洛伊 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为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看来,福柯所分析的微观权力遍布了家庭、学校和教会等一切部门,资 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对家庭的侵害,学校中资产阶级基本价值理念对孩 子的灌输,教会通过道德说教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护等,弗洛伊德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都是对人的心灵的压抑,是对人正常健全人格的 破坏。据此,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号召通过“心理革命”的方式 改造文化,进而促进社会历史的改变。“人道派”的所谓“文化革命”是 指对人的微观心灵结构的变革,然后再依托这种微观革命辅以马克思 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结构革命,这样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对 市民社会的不断渗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才能 166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实现。如果说以上只是对“人道派”社会历史变迁动力论的综述,下面 就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姆和列斐伏尔为代表作一具体分析。 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主义关于 “力比多”升华形成人类文明观点 的影响下,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 社会生存,而且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 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种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既然如此,马克 思主义应该和弗洛伊德主义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种对人的解放性力 量,从而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历史演进的主体性力量。 赖希强调“革命”的任务是“文化革命”和“心理革命”,通过“文化 革命”反对家庭教育和学校对孩子按照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压抑,要 让少年儿童在自然成长过程中形成健全人格,学会日常生活的自我调 节,而非人为的强制;在人的精神信仰上,反对教会的资产阶级的虚伪 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化。通过“心理革命”,改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造 就的病态社会,恢复被资产阶级毒化的病体人格,从这个基本原理出 发,赖希巧妙地把社会革命转化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能、欲望或 个性革命,赖希甚至主张以人本意义上的“性革命”代替政治意义上的 暴力革命。所以,赖希无意间把人的本能革命当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的 基本动力。 弗洛姆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对人的异化 之后,消费异化为 “消费主义”,人性异化为 “占有型 ”和 “市场型 ”的 “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把私人利益和相互交换视为人的目的, 并且把追求私利当作人基本活动的内在动力。这种不健全的性格特 征,在弗洛姆看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不断规训所致。所以,资 产阶级的统治,不再表现为暴力操控,而是以 “软暴力”———将资产阶 级的意识价值观念以社会的各种文化机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改 变人的心理结构,通过扭曲人的心理本能来控制人。所以,弗洛姆认 为:“由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形成 的那些性格特征是病源之所在。”可见,在弗洛姆看来,病源就在于文 16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化制度造就的人的扭曲的性格。所以,“健全社会”的建构需要心理革 命的发生,人只有改变这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的病态性格,培养 正常的生存价值,重新涵育 “健全人格”,才能达到一种美好和谐的社 会状态。所以,弗洛姆将 “幸福、爱情、自由”等视为人的基本需要,同 时主张“认识潜藏在人性中的规律,以及揭示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对于医治社会病态,实现 “健全社会”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弗洛姆的这 些观点和主张,无形中把 “心理革命 ”当作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 动力。 和弗洛姆非常相似的是,列斐伏尔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日常 生活批判”,认为“消费主义”已经宰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 消费理性致使传统人本主义走向衰亡,大众文化向碎片化、符号化发 展,在这种虚无文化的影响下,人类的社会生活进一步单一化、扁平化 和数量化。面对这种人类囧途,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借助“文化革命”, 重塑精神观念,保持精神秩序才能使消费社会重归人本社会,在“文化 革命”的基础上,使人重新“驾驭日常生活”,并 “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 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可见,通过这种发 端于“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列斐伏尔使异化的人回归自我,回归 真正的“社会生活”,并 “积极地去重新发现它 (生活 ),同时为它 (生 活)的转变做出贡献”。可见,“日常生活批判”就成为列斐伏尔实现 “总体的人”并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 总之,“人道派”的思想家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人的各种 心理需要及其活动,没有阐明经济状况是怎样通过人的心理结构转为 思想和行动。所以,这些思想家考察了社会是如何造就个人性格的,文 化模式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是如何阻碍人们认识自己的。这些思想家 们把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寄托于精神的、心理的革命。所以,无意间将 “人”的本能欲望与需求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人道 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都是 “人”及其本性,并以人为中心形成 了“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的解放”这样一个结构模式。 168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可见,这种“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实践一元论,理论 入口是“理论批判”,理论核心是 “本能”、“欲望”与需要,理论路径是 心理、意识、文化的革命。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派”思想家虽 观点各异,但又始终环绕着人及其精神这一枢轴,间接地形成了“主体 性动力”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观点。 三、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科学性”解释 世纪 60 年代,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此时的法兰克 福学派,无论是回到德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是留在美国的马尔库 塞、弗洛姆等也都成为国际左翼理论的中坚力量。加之苏联的 “非斯 大林化”运动,东欧马克思主义急剧人本主义化。据此,结构主义马克 思主义的著名代表阿尔都塞批判说,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使马克思 倒退到在他之前的、产生于 18 世纪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去,从而抹煞他 在理论上实行革命决裂的独特功绩。阿尔都塞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严密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在结构主义思维原则基础上,批判了非 常流行的人道主义,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惊人 结论。所以,他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 ”,并在 1965 年发表的 《保卫马克思》中,通过“症候阅读”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扭转马克思 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而重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来看结构主义的“科学性”解释。 在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方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以 1845 年左右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为界有一个“认识论断裂”:在此之前是“意识形态时期”,在此之后是 “科学时期”。阿尔都塞强调说:“从 1845 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 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这一决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 的理论方面:1. 制定同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 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 20 16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2. 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 道主义的理论要求。3. 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可见,在阿尔都塞 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本质在阿 尔都塞看来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动 力进行了结构主义解释。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抛弃了哲学人道主义 的思维方式,故而在描述历史时否定了主体的预设,把历史本身视为一 个完全客观的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以此否定了机械“决定论”,历 史宿命论和目的论,把社会历史演进理解为一个客观结构的矛盾运动 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是受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这些因素在发 挥作用时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模式,而是受制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独特 关系———推动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阿尔都塞的 “多元决定论 ”就此 出笼。 可见,“多元决定”就是强调社会矛盾总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这 个复杂的统一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在其中,每一个矛 盾结构的每一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一般关系,都 是复杂整体的存在条件。即社会是一种多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由某种矛盾占统治地位的客观结构。阿尔都塞是通过一种 “无主体” 的“多元决定论”间接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进行了定位。当然,即使 作为对马克思“科学性”解释也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是一种社会形态 演进的决定论者。特别是阿尔都塞晚年,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 论,这更证明了阿尔都塞的“决定论”倾向。他是这样来界说这种理论 本身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 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即将工人们对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顺从的态度再生产出来,以及要求将进行剥削和 压迫的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再生产出来,让他们 也会‘用言语’为统治阶级的宰制做好准备。”如同葛兰西认识到资产 阶级的文化“霸权”一样,阿尔都塞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 170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掌握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主权,就不能长时期掌 握国家权力。可见,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 “国家机 器”不同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统治,而是以 “软实力”的文化形 式实施着自己的统治。 其次,再来看分析主义的“科学性”解释。 除了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所做的 “科学主义”解 读之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主义哲学传统浓厚的英美传播,以 G. A. 柯亨、 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等为代表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承袭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以 “科学主义”姿态来解释马 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英美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欧洲 大陆的“人道派”马克思主义,和以科学主义标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都是不同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既不同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时又背离了“人道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 想的解释,而是致力于以分析哲学的思想原则来对马克思的概念、理 论、结构等进行清晰化处理,力图把马克思理论的命题规范化和模式 化,通过数理化和模式化的方式重释马克思原典,表达其关于主客双重 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认识到“客观要素”在 社会形态演进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G.A. 柯亨在其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书的开头, 就 申明此书的目的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它的论证。柯亨是 如何提供辩护的呢?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柯亨着眼于从技术视角 去探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经过对黑格尔的 “理念”、“自由”等 概念的分析,在马克思原著分析过程中引进功能主义分析。在解释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经济结构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论证了生产 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柯亨指出:“历史是人类产业的历史,它在 生产力中发展着,它的动力和载体是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促进的 增长超过了它所能容纳的时候,它就要衰亡。”由此,历史的主体是生 产力而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历史的形式不是文化而是经济结构, 17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意识的角色是由发展着的生产力来担当的。在他看来,生产力发展和 一个社会的精神境界之间是存在一种 “正相关”关系。只有在生产力 发达的基础上,社会的伦理氛围才能更加公平正义。所以,“为了实现 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完善社会,我们必须开发出新的工具和技术”。 同时,在柯亨看来,生产力作用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理解马克思的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前提。由此可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并不否定 伦理因素等对社会历史演进的推动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分析马克思的 文本,得出生产力对于社会结构的基础作用和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 用的结论。 当然,这并非说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无视“主体性”在社会形 态演进中的作用,就如同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内在张力一般 都会在怀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那里形成一种精神 焦虑,柯亨也不例外———他一方面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另一 方面又并不排斥人的主体能动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 命题把人的能力的增长置于历史过程的中心”。针对分析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者在社会历史演进动力中生产力是首要推动力的观点,很多学 者把之看作是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是 “把机械的和同类的低于人类 的力量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是一种 “贬低人道主义”的理论建 构。针对这些指责,柯亨指出分析主义的这种社会形态演进的 “技术 决定论”,没有否认人的主体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而是承认 “历史是人的能力发展的历史”。柯亨认为,之所以有学者将生产力作 为社会形态演进的首要推动性作用归结为“机械决定论”,是因为没有 重视在事实上和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能力发展之 间的广泛的一致性。因此,柯亨从技术是人的主观能力的发展的结果 的角度,认为“一旦我们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人类劳动能力的 增长,那么强调技术便失去了它贬低人道主义的假象。生产力的发展 是‘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进步,它是与‘人的发展’相谐并进的”。所 以,柯亨将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于人的理性的发展,认为“人具有的聪明 17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够改进他的处境”,因此,“理性的人知道如何满 足促使行动的需求”。所以,理性的人能够抓住和运用满足其不断增 长的需求手段,从而扩大了生产能力。可见,柯亨是在坚持客观的物质 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来高扬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并将这种主体性置于客 观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由此,柯亨是在坚持了客体与主体相统一 的维度下,肯定了社会形态演进的生产力的绝对推动作用。 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乔恩·埃尔斯特不赞同柯 亨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他反对将社会发 展的基本动力简单化为生产力推动,而是认为 “生产力变化的速率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的解释中并不起作用”。通过分析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埃尔斯特进而发现,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是多种要 素的合力使然,这摒弃了单一的生产力推动论或单一的阶级斗争推动 论,而是从主体智力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是历史“合力” 作用的结果。 同乔恩·埃尔斯特一样,作为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 肖强调了生产力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推动性动力,并得出马克思的社会 历史理论是“生产力动力学”。他强调:“尽管压迫阶级社会具有漫长 的历史和在资本主义下人们忍受了深刻的隔阂,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 力依然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中人的力量,总的说来就是人的创造性。 而且,唯有生产力,即人的最基本的和独特的活动的产物,才能结出真 正的人类自由果实的种子。”但这并没有使威廉姆·肖否定主体因素, 相反,他通过强调生产力中人的知识、智力来解释生产力概念,从而强 调了社会发展动力中的主体要素,认为 “生产力发展的整个历史就是 人与自然之间进化的辩证交往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发展的根 基存在于生产自身的本性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生产力之间关 系的必要调整中”。所以,廉姆 · 肖的 “生产力”的概念是包括主体能 动性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是主客统一的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 总结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 “主体 17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性”解释和“科学性”解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 年来对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认识分歧是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情势密切 相关的———“第二国际”庸俗论者之所以把马克思解释为 “经济决定 论”,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从精神意识上号 召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的,这种决定论解释可以使无产阶级坚信社会历史向共产主义进发的 必然规律性,从而能产生革命的号召力;而伯恩斯坦修正论则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造成的阶级矛盾缓和的情况下, 革命意识逐步钝化的产物;而当斯大林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进 行意识形态灌输从而强化自己的统治之时,他就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以 自我为中心的非客观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则是对西欧 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失败的历史事实以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共产国际”进行“历史决定论”的一种反驳;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面对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统治,尤其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对人的惨绝人寰的屠戮,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都在 进行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 “人道”元素开始被 挖掘和提升,从而使马克思的“人道”思想一度被高度重视。 总之,一百多年来的论争史表明,从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马克 思社会形态演进的“经济决定论”,到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推 动社会历史变迁的主体辩证法的强调。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多元 决定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苏联的 “历史决定论”到中国 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论争。这些论争都彼此 胶着,相互争鸣,形成最宏阔的思想景观和学术场域。而从本质上讲, 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的这种作为主体价值性的能动性因素和一种科学 主义的规律性之间的张力,是一种能动与决定、物质与意识的纠结。这 也使马克思思想仿佛变成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使后来解释者根据自 己的需要,各取所需,盒子最后剩余的“希望”竟也被恩斯特 · 布洛赫 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站在解释学的角度上看,这也无可厚非,这是 174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理论的交融和精神的碰撞,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交融和碰 撞中才得以绵延创新,以至保持其在各个时代背景下的 “在场 ”与 活力。 (作者 山东大学博士后,泰山学院思想政治 教育学院讲师) 175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① 姚 远 摘要: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开始,便逐渐确立起一套特有的批判性文 本阅读方法。这套方法及其变形的版本,自始就奠定了马克思同其他 思想家的固有距离,尽管马克思曾经高扬或效仿这些人的思想或思想 元素,但从来不是他们亦步亦趋的门徒。这套文本阅读方法具体包括 四条,即剥离思想家的真正原则、分离形式和内容从而洞穿思辨哲学的 秘密、借助历史研究对制度和观念进行谱系定位以及透过最重要的时 代问题来审视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 关键字:马克思 文本阅读方法 真正的原则 思辨哲学的秘密 历史谱系学 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开始,便逐渐确立起一套特有的批判性文本阅 读方法。这套方法及其变形的版本,自始就奠定了马克思同其他思想 家的固有距离,首先是黑格尔(Hegel),其次还有伊壁鸠鲁(Epicurus)、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亚里士 多德(Aristotle)、斯密 (Adam Smith)、李嘉图 (David Ricardo)等。尽管 ① 176 [基金资助]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2015 年度江苏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SJD149)。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马克思曾经高扬或效仿这些人的思想或思想元素,但从来不是他们亦 步亦趋的门徒。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年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不够 重视,仅仅关心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本身以及在批判黑格尔等人基 础上得出的教条性结论,这样做很容易断章取义,错误地判断马克思的 观念谱系和现实定位,也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某 种三阶段论的特征,即他先是彻底追随黑格尔,然后在费尔巴哈的反黑 格尔论调劝导下,摇身一变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最终实现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的综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套用马克思的 晚年自白来说,这套方法对每种既成的思想体系都从其 “不断的运 动”,因而也是其“暂时性方面”进行理解,不对任何东西顶礼膜拜,“按 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① ② 一、剥离思想家的真正原则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可以证明马克思在思维方式和具体观点 上,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等人那里受益匪浅,马克思却很少直接引 证他们的著作,至于明确承认其正面成就和贡献的地方更是屈指可数。 假如把这归结于马克思性格的自负刻薄,以及向受众营造原创印象的 意图,则误解了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马克思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 和问题对待文本,这种阅读自然有可能突破文本的原意,要求从思想家 的特定结论和作品初衷里剥离出真正的原则,但这却不该算作误读或 误解,而且在脱离原初语境运用所领会的成果时,显然既无需引证,亦 不便引证。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当年纵然阅读了那些他所遗漏或闻所 这正是曾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参见[苏]拉宾:《论 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13 页。 马克思大学时代同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派的关系,参见姚远:《马克思 1837 年柏 林法学计划的谱系与出路》,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14 年总第 48 期。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页。 ① 17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未闻的作品,也很可能不会改变自己汲取的精髓。 这种批判性的阅 读、解释、建构方法,用哲学术语表示,即让 “潜在”的东西发展为 “现 实”的东西,或者说,将具备发展能力的真理萌芽兑现为成形的真理。 马克思一生的各个阶段,都经常贯彻这种阅读方法,以至于他可以 使看似全然无关的思想脉络和概念范畴,交汇于同一论题下。早在筹 划和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 差别》的时候,马克思就提出,应把 “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 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与思想家本人心知肚明的相关阐述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把“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与“滔 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分开来,后 者无非是“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 他甚至提到,思想家本人未必 意识到自己的原则不充分,甚或没有充分理解自己的原则,而其研究者 应该从思想家本人心知肚明的东西里,洞察和挖掘其 “内在的本质的 意识”,这样才能取得 “知识的进步”。 马克思不仅把这种方法用于 处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自然哲学的残篇,而且推而 广之。这可以从他 1858 年 5 月 31 日致拉萨尔(F.Lassalle)的信中得到 佐证,信中提到:这些古希腊思想在流传下来的残篇中“只是‘自在地’ 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博士论文正是将伊壁鸠鲁的潜在 体系从看似相互矛盾的文本中提取出来并发扬光大,这种方法是博士 论文得以确立历史处境关联的方法论基石;而另一方面,即使在体系化 的思想家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亦可能截然不同于 “他 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 ① ② ③ ④ 参见 Uchida,“Wether Marxs Misunderstanding of Hegels Texts,or Marxs Pojection ”,in Economic Bulletin of Sen Shu University,Vol. of His Own Problematic on Them? 47, No.3, 2013, pp.18 - 20。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0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 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0 页。 ① 178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到了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阶段,马克思依然关注黑格尔的 “不自觉的功绩”,并致信卢格(Arnold Ruge)谈到:“理性向来就存在, 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批判者不妨从现存的意识形式中引申出 “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 在书写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后期,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中的“人 类”概念相当于“社会”概念,于是兴致冲冲地告诉费尔巴哈:“您(我不 知道是否有意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该判断与《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本身一脉相承,其中称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然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本身,其实 并不能容纳马克思强调的“社会”或“社会关系”概念。众所周知,《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专门批判了这一点,说费尔巴哈假定存在 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但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与其 说像有些学者认定的那样缘于马克思立场的转变和观点的成熟,不如 说因为马克思 1844 年在表达自己的批判性阅读成果(以至于很多人把 这时的马克思误当作费尔巴哈主义者),而 1845 年则在客观描绘费尔 巴哈的本意及其局限,以便提出自己的正面见解,后来的《德意志意识 形态·费尔巴哈》就是在接续 1845 年的工作。再者,《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对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亦有典型意义。马克思尤 其提到,《精神现象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 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 甚 至到了 1873 年,马克思还借着《〈资本论〉第二版跋》的机会,不厌其烦 地重申自己的文本阅读方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适用:“辩证法在黑格 ① ② ③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5 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3—74 页;《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5 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9 页。 ① 17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 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 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也经常运用类似的方法,其相关论述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马克思的方法。恩格斯曾提出“原则”同“结论”的 区分,前者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后者往往是“受抑制 的,甚至是偏狭的”。 他同样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以其现有的形式”完 全无法使用,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 利用的唯一材料”。 此外,恩格斯总是“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 切规则”来理解黑格尔本身,不囿于后者的个别论断,于是他才能同样 看到黑格尔的思维方法是彻底革命的,但其政治结论却极其温和,黑格 尔本人拘泥于体系的强制性结构,没有明确得出 “他的方法必然要得 出的结论”,必须深入到体系内部发掘真正的瑰宝。 方法的这种一致 性,或许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形成终生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 ① ② ③ ④ ⑤ 二、分离形式和内容从而洞穿思辨哲学的秘密 马克思文本阅读方法的第二条,即分离逻辑形式和经验内容,尤其 针对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如我们所知,黑格尔一再强调,《法哲学原 理》的阐述完全遵循《逻辑学》所展示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高级辩证 法:“本书所关涉的是科学,而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结合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225 页。 ⑤ 科莱蒂认为, 没有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也像恩格斯那样区分黑格尔的原则与 结论、方法与体系 (参见 Lucio Colletti,“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Early Writings, trans. ,Livingstone and Benton,Penguin Books,1992,p. 13. )。这种观点 显然很成问题。 ① ② 180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的”,具体说来,形式是作为概念认识的理性,内容是作为伦理现实和 自然现实之实体本质的理性,二者结为 “哲学理念 ”。黑格尔的意思 是,形式和内容在法哲学中不仅严丝合缝,而且这种情况由理性的自相 同一性支撑起来,既不掺杂主观添附的任何成分,也不遵从实际的社会 历史经验。 但马克思发觉,黑格尔法哲学并未完全兑现其形式—内 容同一性的承诺,在他那里“内容是现成的,而且存在于许许多多不是 这个内容的形式的形式之中”,与此同时,“应当作为内容的真正形式 的那种形式,却又没有现实内容来做自己的内容”。黑格尔总想书写 历史的连续性,希望从哲学上化解法国大革命制造的礼崩乐坏景象,他 总是根据新世界观解释旧世界观,于是导致时代错乱和不伦不类,黑格 尔法哲学之难以索解即部分根源于此:“旧世界观成了某种不幸的中 间物,它的形式不符合意义,意义也不符合形式,而且既不是形式获得 自己的意义并具有真正的形式,也不是意义获得形式并成为真正的意 义。”形式和内容的这种不相匹配,在马克思看来明显可见于黑格尔对 立法权中等级要素的构想。 从另一角度看,既然黑格尔法哲学沾染了 杂糅新旧元素的混合主义色彩,既然立足于“巨大的历史感”,那么其中必 定到处渗透着有关现代世界经验内容的体认和刻画,尽管这些体认和刻画 被思辨结构包裹起来———黑格尔法哲学是时代状况的神学。因此不应简 单将它宣布为谬误而弃置一旁,“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 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 那么应当如何操作呢?马克思形象地将挽救方法称为 “头足倒 置”,即从思想的发展回到世界历史发展,从思维过程回到现实事物。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弄清了 “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 ① ② ③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13、38—40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8、104、119、127 页。 ③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9 页;[德]马克思:《1843 年克罗茨纳赫摘 录笔记》,曾宪森、熊子文译,载《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 年卷,第 16 页。 ① 18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观念论———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 解和恢复”,这就是“思辨结构的秘密”、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前提。 黑格尔运用思辨哲学的理性和语言,将日常生活中特殊的现实东西说 成虚幻的、非本质的,宣布它们只是真正本质或“实体”的单纯存在“样 态”。同时,为了将由此得到的抽象观念重新与现实经验亦即所谓“多 种多样的外观”连接起来,黑格尔又将这实体理解为主体或内在过程, 宣布实体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 别的、能动的”,是现实事物的“总体”,作为“化身”的异彩纷呈的现实 世界构成“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而其间的神秘联系确证 了理智本质逐渐自我实现的“必然性”。于是,黑格尔不仅把所有现实 事物全部消融于“统一体”,而且把它们再生出来,这样他就创造了“奇 迹”,从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创造了现实的自然事物,以至于每一次说 出某种存在物都在重复完成这样看似非凡的“创造行动”。 如此解构黑格尔思辨哲学及其变种 (鲍威尔所代表的 “神圣家 族”),祛除蒙在实际经验上面神秘而深奥的蔽障,解放被禁锢、被压制 的新精神,这对长于思辨的德国人而言,尤其是如实面对现代世界的重 要条件。从思想史脉络上看,马克思如此关注知识的前提,试图重建理 性知识的真正体系———《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的批 判,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皆出于这种考虑 ——— 这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辟的德国“批判”传统。 康德致力于检讨经验知识可能性背后的根基和结构,研究经验对象形 成中的先天意识要素,总而言之,他的“批判”是为知识和科学奠基的方 ①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93—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8 页;《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6—280 页;Louis Dupré,The Philo 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6。 ②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 首先从作为前提的虚构原始 状态或假定状况出发,使之最终不得不陷入自相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则 从德国历史观的虚假历史性出发,提出唯物史观。 ① 182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法。康德曾这样表述《纯粹理性批判》的性质和功能:该书关乎方法,而 不是科学体系本身,但的确描述了后者的界限和内在结构,并从原则上 判定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及其根源和范围,这项工作旨在校正知识, 充当一切先天知识有无价值的试金石,但并不对知识本身加以扩展。马 克思同样认为,科学与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尽管他并不接受康德经由所 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而得到的结果(“真理的构成论”),也不接 受康德批判的最终目的(即重建“彻底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大厦”)。 至于马克思澄清黑格尔法哲学思辨结构的秘密,转而专注于法、社 会和国家的现实研究,将典型的生活关系纳入讨论框架,这种做法通常 被学界认为取法于费尔巴哈。1843 年 3 月 13 日,马克思谈到费尔巴 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简称 《临时纲要》),基本上表示赞 同,只是认为费尔巴哈 “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而当今哲学 要成为真理,必须同时关注自然和国家。 《临时纲要》的基本构思从 《基督教的本质》(1841 年)一路延续下来,只是费尔巴哈思想的浓缩 版。按照费尔巴哈《评 〈基督教的本质〉》(1842 年 2 月)里面的说法, 他的宗教哲学决不是在解释黑格尔宗教哲学,而恰恰产生于反对黑格 尔宗教哲学的立场,并只有从这种反对立场出发才能被正确理解:“凡 是在黑格尔那里具有派生的、主观的、形式的意义的东西,在我这里却 具有原初的、客观的、本质的东西的意义。” 费尔巴哈最先揭露了黑格 尔体系的秘密,证明哲学是思辨的神秘的经验。他看到思辨是神学的 终极支柱,因此把反思辨神学的斗争推向反思辨哲学的斗争,终结和批 ① ② ③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一版 序”第 3—4 页,“第二版序”第 18、25 页,正文第 19、85、506—507 页;McCar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Critique in Kant,Hegel,and Marx”,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30, 1985, pp.15 - 21; 恩格斯深知马克思在批判时素 来重视前提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51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 页。 ——同时代人之间的书信摘编(一)》,马哲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文献— 组译,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 年第 2 辑,第 159 页。 ① 18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判了黑格尔,这就比在黑格尔思辨范围内部进行争论的施特劳斯 (David Strauss)和鲍威尔更加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费尔巴哈运用的 一项关键技术就是“改造性批判”(transformative critique),其核心是主 语和谓语的置换,而马克思把这项技术原原本本继承下来,转用于费尔 巴哈有所预示但很少直接关注的法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 最发达、最科学的形式,既然黑格尔抵制 “精神世界的无神论 ”,相信 “真正的哲学导向于神”,那么可以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神 学,亦即当时德国盛行的那种宗教哲学形式,它们都是颠倒的世界意 识。有鉴于此,要获得毫无遮蔽的纯正真理,只须“始终让谓语成为主 语,从而成为真正的对象和原则”。总而言之,据说马克思通过运用费 尔巴哈式的分析技术,才得以将黑格尔法哲学包裹着的经验内容从其 思辨框架中剥离出来,为进一步批判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奠定基础。 不过,通常易被忽略的事实是,费尔巴哈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联系并无直接的文本证据!相反,虽然马克思早在大学时代就对费 尔巴哈有所了解,但至少从 1842 年初到 1843 年,相对于费尔巴哈,马 克思显然更熟悉也更靠近卢格。1843 年 3 月 13 日讨论《临时纲要》的 那封信就是写给卢格的,而卢格 3 月 19 日的回信表明,他们对费尔巴 哈的局限性看法一致,都赞成把费尔巴哈的方法扩展到政治法律研 究。 卢格的《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1842 年 8 月),已经先于马克思迈出这一步并对马克思有所启发,尽管相对于后 者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言还是非常稚嫩的一步。卢格指出,黑格 尔的《法哲学原理》以上帝般的恬静心态,秉持片面理论性的而非政治 ① ②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4、295、330、 341—342 页。 《卡尔·马克思的方法论》,姚远译,载《金陵法律评论》2012 ② 参见[美]奥马利: 年春季卷;[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版,“序言”第 4、13 页。 《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③ 参见[苏]拉宾: 年版,第 148 页。 ① 184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性的立场,执着于事物的理性方面从而缺乏实践动力。我们不可能从 脱离历史的绝对意义上把握国家,在思辨逻辑那里没有实存可言,这种 逻辑不适于理解一定的国家制度。黑格尔把政治法律制度一味解释为 逻辑必然,而问题原本在于把政法制度作为历史产物确立起来,作为历 史实存予以批判。科学不应遁入逻辑,而应走向历史,甚至连逻辑本身 也要被拉进历史。 这些观点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方法来源问题,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 ① 三、借助历史研究对制度和观念进行谱系定位 众所周知,马克思始终看重历史研究,不仅在哲学层面审视思辨法 哲学,更进一步诉求历史事实进行佐证,以便让法和国家的理论研究接 受哲学和历史的双重领导,最终形成合乎历史本身的思想方法 (即唯 物史观)。马克思通过研读充斥着历史要素的 《法哲学原理》,已经习 得丰富的历史知识,但这些历史要素不仅被思辨结构包裹着,而且不足 以实际动摇黑格尔法哲学本身。为了从谱系上精确定位黑格尔法哲学 的诸多制度和观念,以及为了借此机会更好地反思现代国家固有的困 境,马克思展开了独立而系统的历史研究,其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五册 《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 年 7—8 月)。这些精挑细选的著作大都是 对法、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历史有独到研究的作品。马克思本人将这批 摘录笔记简称为“历史—政治的笔记”、“法国史笔记”和“德国政治制 ① 参见 Ruge,“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the Politics of Our Times”,trans., Massey, in Stepelevich (ed. ),The Young Hegelians:An Anthology,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83, pp.215 - 216、 223 - 231。与这里对黑格尔法哲学单纯理论立 场的批判一脉相承,卢格曾在《基督新教与浪漫主义》(1840 年 3 月)提出:“哲 学越是真实,越须有意识地反对过去的僵死精神。哲学总是与真正的当下站 在同 一 阵 营,而 与 过 去 相 对 立。”转 引 自 Louis Dupré,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6, pp.74 - 75。 18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度史纲要”。 马克思希望探讨现代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同现代历史之 间的内在联系,不是单纯怀着国别史的兴趣,而是关注“现代国家与民族 发展中的宪法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历史诸方面,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和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生和本质”,这尤其表现在时而出现的索引和 评注中。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堆积历史事实,而是秉持着特定的问题意 识。总的来说,《克罗茨纳赫笔记》关注三大问题,即所有制问题、阶级问 题和国家法问题。这番历史研究又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主线,《克罗茨纳 赫笔记》的摘录作品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场大革命的前提、进程和 结果。马克思把法国大革命称为“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 我们有理 由认为,以《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代表的前前后后一系列时而紧凑时而零 散的历史研究,促使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社会历史类型学,这种社会历史 类型学反过来强有力地支撑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诸要素的谱系定 位和性质判断,同时也成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的直接历史根据。 马克思将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古代、 中世纪和现代,它们既是历史的范畴,也是分析的范畴。它们各自的描 述和规定性,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抽取。 ① ② (一)古代 在马克思那里,一如在黑格尔那里,古代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历 参见郭丽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意义新探》,载《河北学刊》2008 年第 5 期。 《1843 年克罗茨纳赫摘录笔记》,曾宪森、熊子文译,载《马恩 ② 参见[德]马克思: 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 年卷,第 8—20 页;[苏]鲁缅采娃:《关于克罗茨纳赫 笔记》,刘漠云、李俊聪译,载《马列主义资料》1983 年第 6 辑,第 73—88 页;《马 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念东译,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 [苏]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 64—68 页; 社 1981 年版,第 168—17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8—102 页。奥马利猜想,《克罗茨纳赫笔记》得益于萨维尼和费尔巴 哈的“历史—发生学”分析技术,参见[美]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方法论》, 姚远译,载《金陵法律评论》2012 年春季卷。但这种方法联系极其微弱,无论 萨维尼还是费尔巴哈都不关心现实的历史。 ① 186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史类型,它以古希腊城邦为表率。马克思在分析古代社会时,经常将其 与所谓的东方国家或亚洲君主专制国家等效处理,其基本特点,套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即“还没有一种与现实的物质国家或人民生活的其他内 容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国家还没有表现为物质国家的形式”。比 如,在古希腊城邦,“res publica”(即公共事务)是市民的现实私事、现实内 容,政治国家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唯一的内容”。有鉴于此,古 代社会及其思想捍卫者,往往一味强化伦理纲常和国家权威,对主观特殊 性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把它作为社会秩序的腐蚀力量。在这类国家, 作为私人生产生活的市民社会还没脱离古代父权制的家庭生活,只是政治 社会的奴隶,现代意义上的亦即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 ① (二)中世纪 按照马克思的提法,中世纪亦即封建制或日耳曼时代,是法国大革 命、更一般地说是政治解放和政治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实际对象,同时在 一定意义上也是黑格尔的某些制度设计和威廉四世“基督教国家”观 念的仿效样板,是德国政治浪漫派的基本历史尺度。就理解马克思对 黑格尔法哲学、对德国现状、对法国大革命、对政治解放的批判而言,中 世纪的形象比古代的形象更为关键。中世纪被视为 “过时的、腐朽的 秩序”,总的来看,可将其状况表述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同一性的顶 峰,即“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 就是政治社会”,那时,各等级的全部存在都是政治存在、国家存在,即 便立法活动也只是它们“那普遍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特殊表现”。 不过,这种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同一性,或者说市民社会的直接政治 性,还是从封建意义上讲的,即公域和私域混合起来,法的一切形式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二元的、二重的”。在这里,如占有、家庭、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65、91 页。试 比较[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97、 199、 215、 261、 263、 291、 299—300 页。 18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劳动技艺和方式等市民生活的要素,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 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这种立足于农奴制的中世纪国家, 固然把人作为自己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中世纪是不自 由的民主制”,它以奴役为普遍准绳。这里我们不禁回想起《关于林木 盗窃法的辩论》里的一段经典评价:“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 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封建 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 界。” 与此同时,中世纪又是 “实现了非理性的时代”,它埋葬一切普 遍的精神需要,日耳曼的精神与基督教的精神以奇特的方式交融在一 起,形成“基督教日耳曼国家”。不过,表面上结合起来的政治原则同 宗教原则,由于彼此固有的矛盾,难以始终保持和睦,最终不得不动摇 国家本身的力量。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是“不完善的 国家”,“是基督教对国家的否定,但决不是基督教的政治实现”,一言 以蔽之,“由于自己固有的意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是个不可实现的应 有”。 中世纪后期盛行着同业公会制度,它是“社会中的特殊社会”, 是“市民社会的特殊集团”,是“国家中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社团”,是人 民同自己共同体相分离、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排斥的一种表现。总 而言之,由于市民社会各项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的介入,由于中世纪市 民社会固有的等级结构以及城市中盛行的同业公会制度,个体同国家 整体相隔阂,个体的特定市民社会和地位变成其普遍的活动和地位。 因此,中世纪不存在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被统治者据为己 有而与人民相异化,政治精神 “似乎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 个死巷里”。等级的特权代替法而成为横行无忌的通则,成为主导的 ①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43、90—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186—187、 21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1 页。 251—252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5—178、1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36 页。 187 页; ① 188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东西。立法权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化的,它们可在彼此之间以及同政 府达成协议,它们要求 “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整体的决定性权力”,要 求成为高于普遍东西、高于国家整体的特殊东西的力量。鉴于等级制 度和同业公会制度基于“社会内部的分离”,并使得人与自己的普遍本 质相分离,从而像动物那样与自己的规定性变得直接一致,马克思轻蔑 地将中世纪称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人类动物学”。 中世纪等 级制度的关键角色非世袭土地贵族莫属,而贵族身份之延续仰赖地 产的长子继承权,土地所有制及束缚其上的农奴劳动是中世纪的一 种主要所有制形式。当时的地产通常不许买卖,不受占有者本人的 任意摆布,是世代相传中真正固定不变的东西,发展为凌驾于人的异 化力量。在中世纪日耳曼各民族那里出现了 “私有财产的国家制 度”,私有财产是“普遍的范畴 ”、“普遍的国家纽带 ”,各种特权表现 为私有财产的形式,私有财产是特权的 “类定在 ”,甚至王权也是私 有财产的权力。 ① ② (三)现代 马克思所谈论的现代,特指 17、18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主导建立的 国家,当时“最完善的例子”是美国,另外还包括法国和英国,至于德 国,因为威廉四世致力于落实观念中的基督教国家,可以说介于中世纪 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当时德国各邦政府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91—92、100、 102—103、 113、 136、 143、 186—18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版,第 156、436 页;[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识形态(节选)》,人民 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51 页;[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14、248、251 页。 ②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 第 14—15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141、122—126、132、134—138 页;[德]马克思:《1843 年克罗茨纳赫摘录笔记》,曾宪森、熊子文译,载《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 年卷,第 9—14、19 页。有趣的是,甘斯的代表作就以继承权问题为讨论对象。 ① 18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杂糅了现代政治世界的文明缺陷以及旧制度的野蛮缺陷。 我们不妨 把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状况的诊断归纳为:抽象政治国家与抽象市民社 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相互适应、虚幻统一和现实分离,这体现出政 治革命或政治解放的力量和限度。现代国家是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 主要成果,也是黑格尔法哲学致力于回应和弥补的东西,是在中世纪的 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青年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关注 法国大革命,《克罗茨纳赫笔记》之所以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展开,也是 为了弄清“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 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 了社会差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 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 抽象政治国家,以及与之相对的 抽象市民社会,都是现代的产物。在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就是抽象 政治国家,因此,在现代问题的语境下讨论时,国家主要是抽象政治国 家。不过,马克思在批判国家的一切既有的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时,所 展望的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则恰恰有别于抽象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在现代,“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的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 是说,并没有物质地贯穿于其他非政治领域的内容”。人民生活同国家 生活的这种“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是现代特有的现象。不过,抽象的 ① ②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第 76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141、149、168、181、209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 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5—217、226—227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0 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8、273 页。据统计,马克思 1843 年至 1849 年间在克罗茨纳赫、巴黎、布鲁塞尔和科隆所使用的 400 部藏 书里,讨论法国的超过 200 部,其中讨论 1789 年革命和 1830 年革命的约有 50 部,有几部是多卷本着作,这还不包括一系列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 及名人回忆录。再者,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年跟布鲁诺·鲍威尔密切合作 的时候,正是后者受法国大革命精神影响至深的时候。参见 Maximlien Rubel,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education of the Young Marx”,in Diogenes,Vol. 37, 1989, pp.23 - 24. ① 190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彼此紧紧依存,因为抽象事物“不是作为一种独 立的东西而具有意义,而是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仅仅是作 为这样一种抽象才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发现:“政治革命是 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 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政治国家的设立和市民社会 朝向独立个体的分解是一并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国家的观念论的完成 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此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所谓“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对中世纪的 部分胜利”,而《论犹太人问题》也首先批判鲍威尔止步于政治解放、现代 国家(这同时也是马克思对启蒙运动思想局限性的批判)。 ① 四、透过最重要的时代问题来 审视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 马克思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总是围绕着最重要的时代问题,考察思 想家在其理论框架内给出的回应和阐述,审视特定思想的具体实践结 果,揭露其中可能隐蔽着的时代错乱和非批判性,以便把对德国(乃至 整个欧美)现状的间接批判和直接批判结合起来,为全景式地分析现 代世界做准备,不仅反击旧制度在威廉四世 (Wilhelm IV)统治下德国 的种种苟延残喘,同时也警惕现代国家不容忽视的新危机。马克思 (至少在青年时代)挑选出来的重大现实议题,包括立宪君主制、理性 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宗教与国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世袭 贵族长子继承权与地产状况、等级制度和阶级分化、等级会议和代议 制、同业公会、民主制和人民主权、市民社会状况与国民经济学、市民生 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人权和公民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财产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43、91、102、 、 、 —188、207、210、214 页。 111 168 186 19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权、无产者的生存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的异化等等。在他看 来,真正的批判首先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时代迫切要求应 对的实际问题,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理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 是为捍卫和弘扬整个人类福祉而遇到的问题。不仅联系实际状况来批 判文本中的矛盾,而且联系文本来批判实际状况中的矛盾———“批判” 的这种双面要求亦即思想与现实的这种互动关系的要害,就是提纲挈 领的问题意识,就是把被遮蔽的本质问题重新开放出来并加以理性剖 析。可见,马克思力主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 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拒绝“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手划脚,这使 他的思想既有别于“不需要提出问题”的黑格尔辩证法,也与 “神圣家 族”那种同样冠以 “批判 ”之名的观念划清界线。 马克思能够这样 做,自然与他投身于《莱茵报》的事业分不开。 众所周知,“批判”是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招 牌观念,然而,后来柏林“自由人”(亦即“神圣家族”)误入歧途,把“批 判”化为某种超验存在物,化为 “妄自尊大的唯灵论”。他们认为理论 批判的需要是唯一现实的需要,而对实践的需要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我意识是人唯一的本质。他们认为具有情感或情欲是罪大恶极, “批判家”应是冷酷的哲人。 相反,马克思始终极其看重人的“激情” 和“意志”,看重哲学同尘世或世界的内在联系,看重理论的实践力量 和生命力量,这些是环环相扣的。若不强调激情和意志,单纯把它吸纳 进作为思维的“现代国家之历史—道德现实的自我意识”,就没有实践 感,没有政治斗争的观念,更不可能催生出实实在在的而非想象中的无 产阶级(而非贵族的或精英的)革命。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里就借伊 ① ②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3 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5—76 页。 Hegel and the state,trans. ,Cohe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③ 参见 Weil, ① 1998. 192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之口,展示哲学有一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 的心脏”,并“痛恨”所有神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申,他 的批判是“搏斗式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社会各领 域的无形压力和沉闷情绪,揭露居德国统治地位的 “卑劣”政治制度, 要求“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要让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大 吃一惊”,以便激起反抗和革命的 “勇气”。任何阶级要致力于社会的 普遍解放,务必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 “瞬间的狂热”,并在这一瞬间成 为“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革命阶级必须有 “坚毅、尖锐、胆识、 无情”等品格,必须有等同于人民魂魄的“开阔胸怀”,必须有 “革命的 大无畏精神”,抵制德国盛行的狭隘道德和忠诚。 在激情的推动下, 或者说以意志的形式,哲学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尘世现实,这是 一条心理学定律。于是,“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 一切的火焰”,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变成“世界公民”,由此产生“世 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的双向运动。而这种双向运动,有助于 看清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精华的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并为 马克思同时超越“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诉求打下基础。 与此相关,马克思在批判地考察一种思想体系时,首先,不单纯依 据该体系所宣称的原则,而是进一步看它的实践转化结果,也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实现本身是理论的固有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 讲,“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而理论的实践结果可能看起来背离 ①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5、13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76、219—220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136—13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 页。约翰森评论道: “虽然马克思的见解有时比较复杂而混乱,但他一直在论证,正确的批判哲学 应该在双重关系上跟世界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哲学应设法变革世界;另一方 面,它自己的本性和它所关切的问题使它不仅是它本身抽象发展的产物,而且 也是它同世界的关系的产物。”参见[澳]约翰森:《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革 命》,许其增译,载《哲学译丛》1985 年第 1 期。 ① 19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理论明确提倡的原则,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比如,德谟克利特是怀 疑论者,把感性世界看成主观假象,却实际转为到处看到必然性、注重 自然科学和实证知识的经验论者;伊壁鸠鲁是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 成客观现象,却实际转为到处看到偶然性、轻视经验、在哲学沉思中感 到满足的理性论者;享乐哲学在缺乏实现条件时,却实际转为某种道德 说教和禁欲主义的举动。马克思考察时关注一套理论的原则与其具体 结果之间的内部矛盾。原则本身往往是单纯形式的、潜在的、非现实 的、有待实现的东西,同一原则可能导出截然相反的规定性,原则的理 据和真正解释在于它的具体结果,某一理论真正奉行的原则需要借助 于具体结果重构出来,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原则。比如,从黑格尔的理性 与现实同一性命题,既可以得出极其险恶的保守结果,也可以得出激烈 反权威的革命结果;同样从原子和虚空出发,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 自我意识的自由问题上有天渊之别。 可见,马克思在方法上超越了纯粹的学者型启蒙,这使他有可能实 际参与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拒不接受单纯的实证事物或现状。 但无论是拘泥于认识论证成的康德,还是将康德哲学历史化的黑格尔, 抑或片面发展黑格尔体系中费希特元素以致成为“批判的批判”的鲍 威尔,都不免停留在纯思想的限度内。康德以后的书斋型启蒙,显然与 德国学者特有的文化教养意识关系紧密,而近代大学和路德宗教改革 则为这种片面的文化教养意识提供了舞台。 柏林时期的马克思,本 来同样打算获取博士学位后进入波恩大学任教,跻身学者行列。 然 ① ② ③ 参见 Balaba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Young Marx:According to Marx ’s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Diogenes,Vol 37, 19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29、75 pp.37 - 41;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89 页。 《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参见[德]曼海姆: 第 31—36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5、553 页;《马 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文献———同时代人之间的书信摘编(一)》,马哲组译,载 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 年第 2 辑,第 156 页。 ① 194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变故和内在精神发展之后,马克思逐步成长为 自由和民权的斗士、反普鲁士官方权威的民主主义者乃至伟大的革命 家。他用尽毕生心血揭露现状中不合理的东西(包括旧制度及其当代 残余、现代世界及其固有的非人性的方面),立足某种正义观进行道德 谴责,并以引领无产阶级实施政治—社会变革为己任。实际上,这些都 是马克思科学著作的固有维度,是提出自己所持进步见解的必要铺 垫。 马克思要求理论研究始终抱有鲜明的实践旨趣,把理论和实践、 教育和革命、哲思和激情、头脑和心脏、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批判的武 器和武器的批判、哲学家和无产阶级统一起来,拒绝袖手旁观的姿态, 对理论的结论及其实践效果保持清醒的认识,由此彻底扭转了德国古 典哲学传统,把德国的哲学造诣同法国的政治成就、英国的社会发展有 机整合起来。一言以蔽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 ① ②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 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参见沈真编(1982,第 80 页);《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念东 译,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2 页。亦参见 Marx, Cn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OMal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xiv。 ① 195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① 曾德华 摘要:美国学者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虽然为他赢得了 广泛赞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无论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还是 相反的批评意见,都和奥尔曼关于马克思是否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 的讨论有着本质的关联。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考察奥尔曼关于内在 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结论。对于奥尔曼来 说,内在关系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核心支柱。只有从社会现实的立场出发,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 内在关系哲学以及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 关键词:奥尔曼 内在关系哲学 马克思 辩证方法 社会现实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 man)教授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进行研究, 并且取得了十分 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奥尔曼看来,尽管我们特别注重对马克思辩证方 ① 196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美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史———以哲 学为视角”(12YJC72005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美国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研究”(2013EKS0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美国学者奥 尔曼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及其评价”(12ZS065)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 般科研项目“奥尔曼的马克思主义观”(2010114046)阶段性成果。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法的研究,并把对它的坚持看作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但始 终没有揭示出这一方法究竟该如何运用于分析实际问题。为此,奥尔 曼提出了对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方案,把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 程确立为两大基本支柱。其中,内在关系哲学又显得更为关键而且重 要,它是整个解读方案的核心。从国内外学者关于奥尔曼的研究文献 来看,他们大多对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内在关系哲学对这一阐释方案的极端重要性,结 果使我们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也不能通过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找到重新发现社会现实的具体途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 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观点和结论进行系统考察,以求在它和马 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建立起本质而且重要的联系。 一、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 奥尔曼在美国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主要权威,他在该 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1)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究竟是什么?或 者说包括哪些内容;(2)马克思又是如何运用他的辩证方法的?(3)我 们应该怎样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更有效地运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这 三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顺序也不能颠倒,但如 果第一个方面出了问题,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都会跟着出现状况。 关于这一点,奥尔曼的全部文本都可以提供证明。从国内外学者的有 关文献来看,奥尔曼的主要特色在于第一个方面,即认为内在关系哲学 和抽象过程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两大基本支柱,但其影响却集中 在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比如,奥尔曼在解释马克思对语言的独 特使用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以及他本人也把马克思的方法成功地运用 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中去。虽说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只关注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但必须首先关注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奥尔曼的争论也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方面,有很 19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多学者对奥尔曼关于马克思是否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的讨论提出了 批评意见,大致分为两种观点:(1)奥尔曼夸大了内在关系哲学在重构 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重要作用, 他把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核心是有问题的; (2)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解释带有浓厚 的黑格尔主义性质, 他没有把内在关系哲学贯彻到底,马克思辩证方 法的本体论基础存在缺陷。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指责奥尔曼关于马 克思抽象过程的理解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以及未能摆正“人”在马克 思辩证方法体系中的位置,结果重新回到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水平等。然而,这些指责都是依附于他们关于奥尔曼内在关系哲学的 批评意见的。因此,只要对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 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结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考察,我们就能够 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思想,同时对围 绕内在关系哲学等问题展开的各种批评意见给予恰当的回应。 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发现和利用是和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 解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 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 后,关于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列宁甚至说: “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究其原因, 一般认为是马克思对语言的独特使用,但也和人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 象认识不清有关。结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应的研 究领域也成了一个战场。奥尔曼注意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大多 ① ② ③ ④ ⑤ ,“Book Review: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 , , 、 《评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载《哲学动态》2011 年第 5 期。 ② 郭强: “Review of 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 ③ David McLellan, ety by Bertell Ollman”, Slavic Review, Vol 32, No 2(June 1973), p.395.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该如何舞蹈———奥尔曼观点的得与失》,载《马 ④ 陈慧平: 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 年第 2 期。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1 页。 ⑤ [苏]列宁: ① Michael William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6 pp.38 662. 198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牵涉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这个哲学主题。因此,奥尔曼把马克思的辩 证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奥尔曼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资 本主义的现在中发现共产主义的未来,并同时构造出一种资本主义批 判理论和与之相应的革命实践,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辩证方法。 诚然, 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辩证方法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发 挥,但他本人最终未能写出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专著。所以,我们只能在 分析他的有关著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进行重构。正是在研 读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并且尝试对他的语言实践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奥 尔曼终于发现了内在关系哲学。 奥尔曼认识到,内在关系哲学有自己的思想谱系。在 《辩证法的 舞蹈》一书中,奥尔曼明确指出,内在关系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 尼德开始的,并在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那里首次获得显著地位。德国 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内在关系哲学。黑格尔第一个阐明了内 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含义并构造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 奥尔曼进一 步指出,马克思继承和分享了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传统。按照奥尔曼 的说法,内在关系哲学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学术联系的重要环节。 在所有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作品中,内在关系哲学却很少受到注意, 即便是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学术关系的著作,也没有相应的论述。马 克思的几位主要的阐释者,比如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科西克、戈德 曼和马尔库塞等人,虽然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拒绝中并 不包含内在关系哲学,但没有一个人通过内在关系哲学来阐释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奥尔曼是把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证方法联系起来的 第一人。 为了有可能利用内在关系哲学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奥尔曼首 ① ② , : , , , ②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 1976, pp.30 - 31. ①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2. 19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先要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提供证明。从奥尔曼的理论生涯 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进行这种努力。奥尔曼从文本、逻辑和历史等多个 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的具体理由。(1)奥 尔曼自称是马克思的思想的考古学家, 他对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以及 有关的研究作品非常熟悉, 这使他有可能根据马克思的文本为内在 关系哲学提供充分的证明; (2)反过来说,如果否定马克思持有一种 内在关系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很多话就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甚至会显 得有点多余和不必要; (3)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内在关系哲学的主 要代表人物,特别是黑格尔,对马克思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 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尽管很少提到内在关系哲学,但经常保持着与这 一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 此外,内在关系哲学从根本上杜绝了经济 决定论的解释路向。 以此为基础,奥尔曼提出了对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方案,他把 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程确立为两大基本支柱。其中,内在关系哲学 又显得更为关键而且重要,它是整个解读方案的核心。奥尔曼说:“在 我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 ‘两条 腿走路’的:内在关系和抽象过程。” 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理论旨趣和实现途径,同时也反映了奥尔曼阐释马克思辩证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 , , “Review of 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 ② David McLellan, ety by Bertell Ollman”, Slavic Review, Vol 32, No 2(June 1973), p.394.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③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37.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④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38.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⑤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39.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⑥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51. ①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76 p.xviii. 200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法的重点和成就。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Mark L.Wardell 教授认为我们首 先应该搞清楚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到底涉及哪些内容。 在这方面,加 州大学 Philip J.Kain 教授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发端 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 》,最终在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得以制定出来,并立即在 《资本论 》中得到了运 用。 奥尔曼特别重视上述文本,并根据这些文本提出了对马克思辩 证方法的三重理解。这实际上回答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究竟是什么的问 题,为奥尔曼进一步考察马克思是如何运用他的辩证方法的等问题奠 定了基础。 奥尔曼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从而具有一定 的本体论意义,而且还包括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从世界观的方面来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 且还要求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所理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 既然这个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它是由种种 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那么我们又该研究什么?以 及从哪里开始呢?奥尔曼认为,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 自己的研究主题的,而他的辩证方法主要探究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中 的各种关系和历史过程。至于研究顺序,按照奥尔曼的说法,马克思先 把研究对象理解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整体内部的各个部 分,最后追溯这个整体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方法就是 “先系统后历史”的方法。 从叙述方法的角度来讲,马克思辩证方法 ① ② ③ ④ ,“Marx and His Method:a Commentar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Summer 1979),p.427. vol.20, ② Philip J.Kain,“Marxs Dialectic Method ”,History and Theory,Vol 19,No 3 (Oct October 1980), pp.294 - 312.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③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14.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3. ④ Bertell Ollman, ① Mark L.Wardell 20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主要任务是把在资本主义语境中发现的各种关系传递给他的读者。 为此,马克思需要组织好研究材料,并选择合适的术语。这就要求我 们一方面贯彻真正历史的原则,即把最为重要的方面作为整个叙述 的逻辑起点,并找出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所有实体性要素,另一方面则 要把一定历史时期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合乎逻辑地表述出来。 在术语的选择上,马克思经常会使用同一个术语表达不同的实体性 要素,或者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同一个实体性要素,这些也体现出 马克思对辩证方法的独特运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具有 三重意蕴。 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完整的,而且 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无论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还是相反的批评意见,都和内在关系哲学 的讨论有着本质的关联。鉴于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内在关系 哲学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及其具体运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有必要阐 明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证方法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正 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以便通过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找到重新 发现社会现实的具体途径。 二、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 奥尔曼不仅回答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阐 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为什么”的问题。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学术 关注点是资本主义,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方法主要被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起 源、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奥尔曼虽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以社会现实为基本方向的。奥尔曼指 出,如果没有辩证方法的帮助,马克思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果 我们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缺少牢固的把握,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他对 202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资本主义的认识。 在奥尔曼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所以如此重 要,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把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在哲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 本质关联。这并不是说,它们作为各自哲学的具体化纲领,在内容和路 径上都是一致的。毋宁说,二者均以社会现实为理论上的目标。马克 思之所以唯独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拯救出他的辩证方法,也是因为这个 方法是以社会现实为其理论旨趣的。如果说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辩证 方法进行过批判和改造,那只是说明后者的神秘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遮 蔽了社会现实。卢卡奇是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做出过重要解释的 哲学家,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不仅指明了这一方法与黑格尔哲 学的内在联系,而且还阐发了它的理论目标。卢卡奇说:“辩证的…… 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这里的方向就 是社会现实。卢卡奇指出:“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 实。” 卢卡奇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实际上是能够在思维中再 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理论上 是以社会现实为目标的。我国系统研究奥尔曼的第一位学者田世锭博 士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指出奥尔曼和卢卡奇共通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认 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条通向现实的道路。 正是在这里,我们要重提内在关系哲学对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 要性,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奥尔曼把内在关系哲学确立为马克思辩 证方法的基本支柱。对于奥尔曼来说,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 生死攸关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怀疑任何一种 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奥尔曼把这种对未 ① ② ③ ④ ⑤ , , : , ,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48 页。 《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0 页。 ③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8 页。 ④ [匈]卢卡奇: 《“内在关系的辩证法”与“总体性的辩证法”———奥尔曼与卢卡奇的 ⑤ 田世锭: 辩证法思想比较》,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① Bertell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7. ② 20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望和恐惧描述为 “未来的羞怯 ”(future shyness)。 因此, 揭示并切中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构成一项紧迫 而且重要的课题。在博士论文《异化》这本书中,奥尔曼引入内在关系 哲学主要是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和异化理论,并且取得了 成功。在随后的几本书中,奥尔曼则尝试通过内在关系哲学使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变得更加系统和清晰,在增强其学术性的同时使它变得易 于实行。这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运用于资本主义 的现实生活,内在关系哲学本身也获得了更大的理论空间。事实上,正 是由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分享着同样的哲学传统,他们才能在社会现实 的发现方面建立起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学术联系。 奥尔曼指出,内在关系哲学是社会现实得以构成并被理解的重要 思想基础。从黑格尔开始,社会现实开始成为哲学的主题。一方面,黑 格尔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探讨这样一个主题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 方面,内在关系哲学由于已经发展到成熟形态,又为我们在观念上探讨 社会现实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做过简要的说 明,并详细谈到了两种关系概念,但始终没有为内在关系哲学提供一个 准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主要文本梳理出内在关系哲学 的基本观点:(1)任何整体都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但被称为“部分”的 始终是一个关系结构,而关系则是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2)从横向结 构来看,在一个整体内部,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乃至进入到该整体内部 的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该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3)从纵向结构 来看,对于单个事物来说,它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是该事物本身的一 部分,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事物本身都能作为思考其所属整体的一 个视角发挥作用。不难看出,内在关系哲学处理的是整体和部分之间 的关系。在思想史上,内在关系哲学传统的内部差异主要是关于整体 ① ① , , , Press 2003 p.158. 204 : ,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和部分各自含义有理解上的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有关哲学家理论目 标的实现。 从内在关系哲学出发,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规定社会现实概念的基 本含义。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社会现实表现为一种系统关系,即我们要 把事物所属的系统背景———其中包括事物内部诸关系和诸事物之间关 系两种形式———理解为事物本身的构成要素。从时间的维度来说,社 会现实又表现为一种历史关系,即我们要把任何事物的形成过程以及 可能的将来纳入到对该事物的理解中去,并作为它本身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社会现实是由系统关系和历史关系两个部分构成的,对于前 者,我们需要阐明事物的本质性一度;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揭示事物的 历史性一度,二者缺一不可。根据这个概念,任何事物的本质和重要性 都是通过和其它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显现出来的。不仅如此,按照 奥尔曼的说法,事物也只有通过与包括具有一定物理和社会特性的人 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时空联系才能产生和发挥作用。 进一步说,世界 不仅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也不是离散事物的综合体,而是事物内部 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聚合体。正是由于内在关系哲学对于我们重构社 会现实概念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才把它看作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首要 支柱。 内在关系哲学不仅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基本理论工具,而且也 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奥尔曼主张内在关系哲学更多地是一门观念 重构的艺术,即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他说:“内在 关系哲学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 如果从事实层面来 看,我们并不能在经验领域直接洞见事物及其属性相互之间的各种内 在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内在关系哲学在经验世界中探究和表述社会 ① ② , : , , , , ②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 1976, p.258. ①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36. 20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现实。内在关系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研究 方法来说,内在关系哲学使我们一开始就追问事物为什么看起来显得 有如静止一般,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呈现出一种彼此分离的特征。内在 关系哲学要求我们扩展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在探求一事物何以结束 和另一事物何以开始的同时,不断揭示有关事物所属更大的背景或系 统及其内部所包含的各种关系。此外,对现在的认识是与对于过去和 未来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奥尔曼主张采用逆向研究历史的方 法,以便把事物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作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 (2)从叙述方法来说,内在关系哲学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 行表述,不仅使事物真实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跃然纸上,而且还使事 物所处的境域和发展动态得以充分展现出来。这种叙述方法有两个突 出的特点:一是每个研究对象即主体都被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和 阐述;二是我们对事物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直保 持密切的关注。由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会一下子全部 涌现出来,我们的叙述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常进行修改和补充 的。内在关系哲学因其方法论意义充分证明了它和马克思辩证方法之 间的本质关联。 此外,奥尔曼还认为抽象过程也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基本支 柱,但并不是关键一环。不管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多么有限,对它的任何 研究都要求我们关注其所属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奥尔曼认为,我们应 该从系统或者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出发,继而进到对各个部分 的研究以便了解它们的合适位置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对作 为起点的整体的更加充分的理解。在奥尔曼看来,内在关系哲学的实 际用途主要在于揭示世界上所有变化和相互作用中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以及在思维中充分认识和把握它们,这就不仅允许而且还要求一个抽 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抽象,特指把世界分解为我们用以思考的元素 的精神活动,以便开启对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的基本 样式包括:(1)彼此作为一个更大系统的构成要素而存在;(2)各自成 206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复数)。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时,每个部分 都有可能成为中心视角,从而在研究对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地改 变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经由抽象过程,我们一方面澄清了前提,即最 初面对的是一个未被触动的感性具体,另一方面又划定了界限,即在对 事物或其特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关注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其余的部分则隐退到视线之外。对于奥尔曼来说,抽象过程的最终结 果就是,事物各方面丰富生动的关系得以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 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要把资本主义揭示为一个具体的总 体。 如果马克思的抽象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是 一个具体的总体,那么正是因为内在关系哲学不仅作为思想基础发挥 作用,而且还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核心支柱。 奥尔曼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理解为由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它们分 别是:(1)本体论;(2 )认识论 (抽象过程 );(3 )研究;(4 )理智重构; (5)叙述。 其中,本体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内在相关的整体; 认识论把这个整体析分为彼此联结的部分,与这些部分相对应的概念 承载着它们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则是探求这些部分之间的内 在联系,使我们对整体有细节上的把握;理智重构把作为出发点的整体 (预设)变成了一个丰富的、具体的总体。奥尔曼之所以在研究和叙述 之间插入一个理智重构阶段,是因为他想表明马克思还有一个自我澄 清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读者是他自己。在很多未发表的手 稿中,马克思把研究所得和原始推演汇聚起来达到一种结果,这种结果 是与已经或准备但最终没能发表的著作有所区别的。作为最后一个阶 段,叙述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由相互依存的关系机构组成的系统阐 ① ② , : , , ,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②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139. ①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150. 20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发出来。 从这五个环节来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研究的真正基础,理 智重构和叙述则完全建立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所以,奥尔曼倚重的 内在关系哲学主要是在前面两个环节发挥基础性作用。 总的来说, 内在关系哲学一方面是贯穿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所有环节,另一方面又 为其最主要的环节奠定了基础。因此,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程共同 构成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支柱,但只有内在关系哲学才是方法的核心 部分。 ① ② 三、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 从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研究的三部曲来看,博士论文《异化》 只是一个开端,《辩证法探究》则是重要的转折点,《辩证法的舞蹈》才 是最后的总结。这些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社会现实作为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目标来对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现实作为奥尔曼 哲学的真正主题,而这又是通过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构实现的。 国内外有关学者在探讨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理解时,未能真 正把握这一理论目标,结果导致对内在关系哲学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 但本质上又是相通的批评意见,最后错失了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 证方法之间的本质关联。正如奥尔曼所说:“今天我们在把握现实时 遇到的问题已经由于那种旨在强调使事物显得静止和孤立的因素,而 不是去关注事物的动态属性和系统背景的方法弄的更糟了。” 或许只 有引入内在关系哲学,才能使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积极介入对这种混乱 状况的批判和纠正之中。 ③ ① , : ,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p.147 - 150. , , ,“Book Review: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6, pp.38、 660.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0. ③ Bertell Ollman, ② 208 Michael Williams 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不仅如此, 它还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地变化着。关于这个社会的本质结构、历史起 源和前途命运,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或者一点也不了解。奥尔曼把资本 主义比作一个类似于“巨引源”(Great Attractor)的存在物,尽管它无时 无刻都在对我们产生着重大影响,但因其宏大且具有普遍的支配力,很 少有人能够真正有所发现。 与此同时,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 客观上有着让人难以驾驭的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还同时发展出 旨在麻痹人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这一意识形态得到了巩固。从 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会想方设法阻止人们认识 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 倾向于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事物,而在学科领域中,则又到处盛行着 知识内部的割裂以及知识本身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奥尔曼之所以通过 内在关系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解 决上述两个问题,而这又涉及马克思辩证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 运用。 也就是说,奥尔曼不仅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什么和为什 么,而且还解决了这个方法是做什么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显得尤为 关键,也关涉到奥尔曼解读的宗旨,即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只是一种理 论的存在,它也要求我们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分析具体问题。为 此,奥尔曼甚至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增加了一个环节,即实践的阶段。 在这个环节中,以已经达到的认识为基础,我们有意识地在世界上开展 活动,修正和检验这种认识,以及通过实践加深对已有认识的理解。 我们还是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为例加以说明。诚然,我们需要遵 循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并按照诸环节的要求去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从资 ① ② , : , , ,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②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157. ①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156. 20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本主义的现在发现共产主义的未来。按照内在关系哲学,我们首先要从 现在出发,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整体,从中发现内在的关系结构和所 属更大的背景,再回到过去考察导致资本主义现在的历史条件,确定哪 些事实可以作为前提,从而建立起过去和现在的内在关系。然后,我们 要把这些前提条件和现在一起作为新的扩大了的前提,以此对未来进行 合理的建构。奥尔曼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未来分为最近的将来、不久的 将来、中期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等四个阶段。最后,我们以未来为视角 反观现在,从而使自己明确地知道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做 到明确方向和指导行动。在奥尔曼看来,这最后一步才是马克思辩证方 法的关键,也正是由于这一步,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总而言之,奥尔曼把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核心支 柱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可能存在的一些陷阱。对此,奥尔 曼也早就有所提醒。在运用内在关系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反 对肤浅的折中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过程和关系都是同 等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要抵制因果主义,因为后者在把其中一种过程和 关系确定为主要影响的同时,抹杀或掩盖所有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 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解方 式。奥尔曼还说:“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特别是当要达到 擅长这一水平时,需要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来一场根本性的转变, 而内在关系哲学将会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步骤。” 概言之,内在关 系哲学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座桥梁。 ① ② ③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 , Press, 2003, p.166.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36. ②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③ Bertell Ollman, Press, 2003, p.7. ① 210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 奈格里 对抗性 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鲁绍臣 摘要:本文认为奈格里从 “一般智力”、社会的个体的等视角出发 的对抗性的政治主体观与朗西埃等人事件性的政治主体理论形成了根 本的差异,其表明奈格里发展的、历史的、生命政治的主体理论更加接 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文章也指出奈格里去中心、 非组织、非政党的主体观陷入了乌托邦的幻想之中,激进的政治批判最 终仍然沦落为非政治的伦理批判。文章最后指出,将阶级斗争、国家政 党形式和危机(规律)辩证地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才是真正理解马克思 和当代政治经济的正确路径,也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危机 主体 本体论 生命政治 共同体 一、从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到对抗性综合 本萨德曾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批判的冒险和保守 》一书中认 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的困难问题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和作 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如何得到有机的统一的。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埃 ① ① , , , , , : Daniel Bensaid Gregory Elliott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Verso 2009 p.45. 21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尔斯特(Elster)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最为主要的困难”:“没有任何机 制性的线索可以表明阶级斗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 将阶级斗争和 经济分析对立起来,确实有很长的传统,他们各自都能在马克思的文本 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比如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版 “序言” 中说过:应该 “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 的产物” 。问题本身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 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 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这样的规律虽然很少有学 者去总结和探究其具体内涵,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仍然能发现,其 就是时间节约的规律和人的自由发展相统一的规律。但这样的规律总 是事后发生作用的倒逼的规律,而不是先验的政治前提。詹姆逊在 《重读〈资本论〉》中断言:“《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 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广泛被视为工人阶级圣经的 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经典奠基之作(《共产党 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 表明他显然没有认真阅读过 《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其已经明确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 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 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 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 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同样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 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Verso, 2011, p.139. ④ Fredric Jameson,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① ② 212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只关注作为实在的价值的话,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即“以货币分 析为中心使得马克思能够实现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激进创新。这种创新 体现在两个方面:发现价值规律是基于社会平均劳动,发现价值的波 动性和对抗性,以及它潜在的对抗性” 。 把“现实”理解为实在和本质相统一的黑格尔无疑是伟大的,但只 看到统一,看不到分离和对抗的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幻觉,在于他把“现 实”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思维的结果。从而忽视了 抵抗与斗争的政治维度,也忽视了社会结构辩证法革命性的维度,和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并将资本主义的 社会结构理解为永恒的“深层结构”不同,当代激进政治哲学更为强调 主体与对抗。但和朗西埃等人偏事件性的政治主体观不同,奈格里更 多的是将历史的发展、危机和发展性的智力主体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并且与先讨论资本,再讨论劳动者不同,奈格里所依托的自主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理解了劳动及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才能真正理解 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在于对劳动者抵抗的回应。 劳动者不再是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视域中的被动的(reactive)的力量,而 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和动力性来源。 虽然奈格里犯了和詹姆逊同样的错误,将《资本论》理解为一部只 研究客观规律的著作,但他确实主张将经济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思考 问题,认为马克思是把工人阶级理解为在持续的阶级斗争中的价值创 造者。 坚持“将对资本的客观分析与对阶级主体行为的分析结合起 ① ② ③ , : , : , , “Lenin in England”,in 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 Tronti, ② See Mario, London: Red Notes, 1979, p.1.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③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73. ①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dia 1991 p.40. 21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来” 的主张,无疑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旨趣,从而与传统马克思 主义的机械客观主义和本体论的主观主义形成了分野。 处处展现的 是对抗与不平稳的裂缝与可能性,并且主要以利润和工资对立的形 式存在,但其所呈现的政治是非暴力革命的对抗性政治,并且只在危 机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实际性与确定性。 并在历史实在中确定赋予实 践以紧迫性。对规律的抽象强调的缺点在于忘记了政治的变量,对资本 主义客观性的分析“消灭了作为基础性和严格变量的工人斗争” 。 在奈格里看来,“资本统治的客观过程,也逐渐揭示工人阶级的新的 主观层面。并且质的飞跃在于工人阶级的联合开始变得自足” 。资本 的宪定权 (constituted power )总是遭遇劳动者制宪力量 (constituent power)的抵抗。但和盲目的本体论乐观主义不同, 奈格里始终告诫非此 即彼的还原论做法,从黑格尔主义过于强调客观性的资本逻辑,颠倒为 不考虑社会历史形式的劳动逻辑:“一旦我们拒绝‘资本逻辑学派’的客 观主义诠释———其无限声称资本掌控着所有的发展——— 一旦我们拒绝 这种说法,我们似乎需要避免的就是把资本简单地归于对象化的主体之 路。” 如果说传统的辩证法是正—反—合的单线辩证法的话,对抗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 dia, 1991, p.9.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②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3. “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 ③ Antonio Negri, sation”, in Revolution Retrieved:Writingson Marx,Keynes,Capitalist Crisisand New Social Subjects, London: Red Notes, p.221.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④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01。但这一说法遭到了胡迪斯的批评, 即奈格里忘记了在《大纲》 的最后一章同样讨论的是客观、经济的因素导致的利润率的下降。见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2013, p.29.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⑤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24.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⑥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32. ① 214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的政治强调的则是交织的、历史的、过程性的逻辑,“既然资本家的吸 纳不能消除它的同一性,而是仅仅统治它的活动,那么,另一个主体,工 人就必然出现……假如一方面资本是主体的话,工人在另一面也必然 同样是主体” 。奈格里在另一处的分析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思想“正如克里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为维戈茨基写的简介 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将指向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以至于我们决不 能将价值理论视为封闭的理论,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将再生产理论和流通 理论等量齐观。‘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 判不但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 。 ① ② 二、历史生成性的主体与事件的政治主体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将共产主义作为固定的、与资本主义完全 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是个“剧变”。但奈格里却 批评传统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最大的失误在于并未包含过程,是个 过于宏观概况概念。作为社会历史规律性的目标是一个在危机与政治 交织的过程中逐步壮大的内容:“并非过渡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而是 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 而过渡的内容就是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体 主体的生成过程。“过渡是对所有乌托邦的最终去魅的领域……当它在 其所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横贯主体性时,它创建了共产主义。” 这样 的过程是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必然的有机结合。即“社会的个体通过 ③ ④ , : , : , ,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②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0.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③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53.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④ Antonio Negri, dia, 1991, p.168. ①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 dia 1991 p.123. 21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其自身的政治实践,控制那些涉及诸众自身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将 建构一个从公共之物走向普遍之物的通道” 。即共产主义的发展是 将社会的财产和服务转换成人的发展和创造能力的过程,其所构成的 政治民主就和原子化个体的选票主义存在根本的差异。 如果说福特制生产方式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主体是产业工业的 话,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政治主体则应该是以非物质的智力与知识生 产为主导的诸众,它是“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物”。 它意 味着市民社会原子化个体的生产方式和泰勒制、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已 成为历史,信息化、知识化、非物质劳动生产不仅仅是卢卡奇时代的机 器和科层制的分工,劳动还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 的一种社会力量。奈格里认为:“传统根据经济秩序,或者说,根据具 体劳动来考量价值的古典价值理论,需要被彻底的改变和颠覆了。” 在新的时代中,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已不再是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的理想与追求,它在当代逐渐获得了它的物质现实性。资本也 不再仅仅需要作为机器附属物的劳动者,它需要的是作为“社会身体” (social body)的个体,即拥有知识和情感 (knowledge and affective )、能 适应知识、文化和信息工业时代的主体性劳动者。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指出:“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 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和过去相比,帝国 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 会中狭小、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一种健康的感 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与之相 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 ① ② ③ , : pire, NewYork: Penguin Press, 2004, p.206.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 ②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ni, pi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p.xiii. “Value and Affect”,Boundary 2,Vol.26,No.2(Summer 1999),p.77. ③ Antonio Negri, ① 216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 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样也在增长。” 传统的批判理论往往只关注资本主导下的自然资源私 有化和机器对人和自然的座架化,并在其中感到悲观和绝望,但资本在 当代对智识普遍物(common)的最后圈占中暴露出了它的深层局限性: 当普遍物成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时,普遍物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的生 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阻碍生产力的实现与发展。今天,共产主义的 理想不再是外在的道德理想与批判,同时还是内在的社会发展规律与 必然。即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但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 力发展真正动力。用奈格里的话来说,我们不再需要从未来或其他外 在于社会发展的视角去寻找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爆破点, 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再是外部(outside)批判,而是现实的 内部(inside)对抗。 同样,我们在奈格里的学生哈特处也能看到这种生成性的立场,他 在重解《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作为共产主义的共享物 》中表 示,因为《手稿》中的马克思并非是强调一种先验存在 (preexist)或主 张永恒本性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强调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和共享物 的增加,会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人性、新视力、新听觉、新思考和新的爱 的能力。 劳动者能力的增加和成长,会对原有的生产关系产生质疑 和抗议,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 “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 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终结,或者出现不同于资本 主义统治的新秩序” 。 因此,奈格里的主体理论是“主体逐步实现的理论”,是“危机理论 和主体理论的综合”。但我们在朗西埃等思想家那里,看到的仍然是 ① ② ③ [美]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 页。 “The Common in Communism”,in TheIdea of Communism,Costas ② Michael Hardt,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eds. ), London: Verso, 2010, p.144. ③ [美]哈特、 奈格里:《从危机到出走的阶级斗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年第 6 期。 ① 21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本体论意义的主体观,这样的主体古今都保持着永恒的一致性:“无分 者———古代穷人、资产阶级平民、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只能够作为一 无所有者或作为全体。此外,正是由于无分者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 全体才以一种政治性的共同体而存在……人民并不是各阶级中的一个 阶级,因为正是成问题的阶级伤害了共同体,而共同体是区分正义与非 正义的‘共同体’。” 这样的主体是纯粹意识的、心理的和外在财产关 系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发展的、生成性的主体。其政治是一个意识 和心理的政治,而不是客体的危机政治,比如朗西埃接着说:“所有的 主体化都是一种去身份化 / 去同一化,从一个场所的 ‘自然状态’中撤 离出来,是任何人都可以被纳入的主体空间的开启。因为,在此空间 中,那些未被纳入的人也都会被纳入,而有分者与无分者之间的联结也 会被建立起来。” 当然,朗西埃似乎意识到会遭此批评,因此试图借助 财产关系来证明其客观性。“政治主体不是一种 ‘认识你自己’,找到 自己的声音,或者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社会团体。它是一种操作,连接或 打断了存在于既有经验形态中的不同领域、地区、身份、功能和能力,也 就是说,它是用不论是脆弱还是稍纵即逝的平等的联结打破治安秩序 的分配的时刻。” 这样的政治主体不再是任何稳定的共同体,而仅仅 是事件性的、不可捉摸的主体。 ① ② ③ 三、批评与反思:一个国家和政党的视角 虽然奈格里比朗西埃的政治主体理论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思想,而且其对危机理论的重视,表明他和其他的激进政治哲学 , : , , , : , , ② Jacques Ranciere,Disagreement:Politics and Philosophy,trans. ,Julie Rose,Minne 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la Press, 1998, p.36. ③ Jacques Ranciere,Disagreement:Politics and Philosophy,trans. ,Julie Rose,Minne 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la Press, 1998, p.40. ① 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 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la Press 1998 p.9. 218 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家不同,奈格里深知资本逻辑自身的历史背谬性和自我否定性,即由于 危机的存在,资本往往不得不违背自身的意志,通过增加工人自由时 间,依靠劳动者的非物质劳动以提升剩余价值的质量。从这点来看,奈 格里等人对资本的批判并非完全缺乏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即物质生产 的量化逻辑和非物质生产的质的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和循环关系。也 和斯蒂芬·赛维罗所批评巴迪欧不同,并未走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 反面镜像:试图“撇开一切经济内涵” 。 但由于其主张一种去中心的、非政党的、非组织的政治路径,其非 国家、无政府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色彩使得其乌托邦的缺陷非常明 显。在大卫·哈维看来,无产者必须被组织起来,同时必须对新无产阶 级日常生活进行组织,如果固定去中心化或事件化的反抗策略,就会随 时被资产阶级反扑过来夺回权力。齐泽克在《革命迫在眉睫》中承认: “缺乏政党组织形式的政治是没有政治的政治。” 朗西埃和奈格里虽 然对政治主体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都共同反对国家和政党对社会生 产、生活的调节。后者认为“作为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反对国家” ,并 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而不是早期阶段。在这方面,齐泽克 的关于列宁“从头再来”的引述,倒是多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 展观的。 ① ② ③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讲师) , , , ,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London: Verso, 2002, p.297. ② Slavoj Zizek, “Communism:Some Thoughts on theConcept and Practice”,in The ③ Antonio Negri, Idea of Communism,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eds. ), London: Verso, 2010, ① Alain Badiou Conditions Continuum 2008 p.173. p.158. 219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基于南希·弗雷泽的独特视角 ① 秦美珠 陈佳妍 摘要:弗雷泽在家庭工资模式变化的宏观背景中考察家务劳动组 织变革对于性别公平前景、后福利社会替代图景的意义,阐释了衡量性 别公平前景的反贫困、反剥削、收入平等、休闲时间平等、平等尊重、反 边缘化与反大男子主义等七项规范性原则以及兼具普遍化家计负担者 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的普遍性照顾者模式。弗雷泽从家务劳 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未来前景的独特观点对于我们当下的家务劳 动讨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弗雷泽 家务劳动组织 性别公平原则 普遍性照顾者 模式 在西方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展的一场家务劳动讨论中,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者从家务劳动角度切入妇女问题,将家务劳动置于性别劳 动分工中,在对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的层面上,对妇女受压迫根源与 ① 220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正义——— 以南希·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为例的研究”(14YJAZH062)、华东理工大学基 本科研业务费文科培育基金“西方女性主义文化转向与本土化问题研究”与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的资助。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妇女解放策略进行了探讨。20 世纪 9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 人物、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 · 弗雷泽 (Nancy Fraser)将家务劳动解决提升至性别正义的核心,将家务劳动组 织的变革与福利国家危机的解决、后福利社会的替代图景密切联系起 来。本文拟就弗雷泽从家务劳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前景的独特观 点展开论述。 一、家庭工资模式的变化 性别正义不仅是弗雷泽理论工作的重心,也是其所建构的正义理 论的价值目标之一。性别正义有其特殊性,源于性别的二价性,性别既 非仅仅是一个阶级,也并不只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同时起源于社会的 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的一个混杂的类别。 从政治经济维度看,性别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构原则,在有酬的生产性劳动与无酬的生 产性劳动、家务劳动,在高薪酬的、生产性的、职业性的工作与低薪酬 的、家政服务工作之间进行分工,女性被指派从事后一种劳动,即使妇 女参与社会生产,通常从事低新酬的、家政服务工作,大多也是家庭工 作的延伸,从而形成具有性别特性的分配不公,包括以性别为基础的剥 削、经济边缘化和剥夺。从文化维度看,社会中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 价值模式,大男子主义盛行,女性群体被漠视、被贬低和被侮辱性别非 正义表现在赋予男性特征以特权的权威性建构。 克服性别非正义同 时需要再分配与文化承认的矫正措施。再分配措施矫正政治经济非正 义,消灭劳动的性别分工,包括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以及有酬劳动内部 的性别分工。文化承认措施矫正文化非正义,使大男子主义去中心化, 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等:《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5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②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① 22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重新评价被蔑视的性别。在性别非正义的矫正中,家务劳动组织变革 至关重要,事关性别公平的未来前景、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决、 后福利社会的替代图景。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有很多,其中 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就是旧的性别秩序的瓦解。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取代家庭工业,工作从家庭中分离出 来,男性进入工作场所,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性 别秩序是以家庭工资理想为核心、由异性恋构成、男性主导的核心家 庭,男性赚取家庭工资,男性的劳动收入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女 性在家庭中承担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按照商品生产的逻辑,女性的 家务劳动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被认为是不具有价值的工作。 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古代社会,妇女 的家务劳动曾经与男子劳动一样都是公共的、社会必须的劳动,随着从 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随着剩余财富的增多,使用价值被交换价 值取代,家务劳动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变成了私人事务,妻子被排斥在 公共劳动之外。家务劳动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家务劳动 被轻视,女性从崇高的地位衰落,处于附属地位。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 加剧了家庭与工作的分离,通过家庭工资形式强化了家务劳动与工资 劳动之间的区分以及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正是雇佣劳动占统治地 位,导致了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劳动的遮蔽与贬值。 随着资 本主义大工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由男 性把持的公共领域,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权 力分层,没有完全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人们仍然假设成为母亲和妻子 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即使从事工作也通常是家庭工作的延伸,妇女大多 从事职员、服务人员、教师、护士、售货员等工作类型,这些工作是妻子— 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②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3 页。 ① 222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母亲角色的延伸,并强化了妇女作为妻子—母亲角色的刻板形象。 随着妇女参加到社会工作中,工资劳动领域的性别分工逐渐削弱, 但并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其中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承担儿童 照管工作是关键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直接断言家务劳动 是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或经济根源。在本斯顿 (Margaret Benston)看来,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是对立的,妇女从事与 家庭相关的活动,尽管也参与商品生产,但不对工资劳动负责,男性对 商品生产、工资劳动负责,不对家务劳动负责。妇女构成阶级,妇女是 指这样一群人,从事家务劳动,只具有使用价值,不被社会认可。科斯 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詹姆斯(Selma James)认为,家务劳动不仅 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其创造出的使用价值,根 本上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哈特曼(Heidi I.Hartmann)提出,妇女从属地 位不仅源于资本主义,还源于男性的压迫,源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 伴关系。资本主义通过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形式使得男性负责工 作、女性负责家庭,使得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被迫依赖男性。妇女 养育儿童、家庭劳动的职责制约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导致妇女 在经济市场地位中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家庭中权力的不平等。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 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市场的从属地位。 苏珊·奥金(Susan Okin)在论及家庭正义问题时也谈到同样的问题,社会中存在大量的 性别不平等,潜在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家务劳动的不公正的承担中。 性别结构婚姻使女性陷入一种由社会引起的,明显不对称的循环圈的 伤害。婚内劳动(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的分工,使妻子比丈夫更有可 ① ② ,“Mothering,Male Dominance,and Capitqlism ”,in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91. 《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李银河主编:《妇女: ② [美]海蒂·哈特曼: 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1 页。 ① Nancy Chodorow 22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能在双方的婚姻关系以及在外出劳动的世界受到剥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女 权运动日渐式微,女性主义转向承认这一现状,并放弃了经济再分配的 诉求,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整合性批评,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构成“危险的私通”关系。这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即在重 要的历史时刻,具有消解对其的批评之后用之来丰富自己的能力 ,弗 雷泽将这一特点称为“历史的狡计”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调整劳 动力结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妇女劳动力,导致大量妇女 外出就业,一些企业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打开就业大门,形 成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女性化。妇女就业不仅能增加经 济收入,提高她们做人的尊严,而且能够促使她们进一步从传统的性别 建构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美好的期冀被这种狡黠的资本主义新精神 迂回地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女性大量就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 的动力,引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即从原有的仅由男性赚取工资养活 一家人到两人共同赚得家庭收入,在无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 该理想已被两个人挣钱的更新的 、更“现代的”家庭规范所取代。 这 一变化对家务劳动组织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① ② ③ ④ ⑤ 二、家务劳动组织模式 从历史进程看,工业资本主义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政治、经济及法律 , , , : , , 《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 ② 苏红军: 的关系》,载《妇女研究论丛》2013 年第 3 期。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③ [美]南茜·弗雷泽: 哲学》2009 年第 2 期。 《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 ④ 苏红军: 的关系》,载《妇女研究论丛》2013 年第 3 期。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⑤ [美]南茜·弗雷泽: 哲学》2009 年第 2 期。 ① 224 Susan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138.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方面平等的条件,为女性创造了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为女 性获得经济独立提供了可能,使得妇女可能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 放出来。但是提倡妇女介入公共事业,必须先解决家务劳动问题,否则 只能是对妇女解放的背离。恩格斯强调经济独立对于女性解放的意 义,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前 提是必须解决家务劳动问题,将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社会公共劳动中, 最终摧毁作为经济单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结构的家庭。遵循恩 格斯的思路,本斯顿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解放策略,把原来在每个家 庭中由妇女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的工作转到公共经济中来,由社会化 机构共同承担。这些工作可能仍然由妇女来承担,但这一转变可使妇 女获得经济独立与自由,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料理私人家 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的社会化是唯一要素,这样才能结束妇女作为一 个群体所受的压迫,并给予每位妇女所应得到的尊重。 詹姆斯与科 斯塔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解放策略,由国家(政府或雇主)而不是个 人给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 当然在女性主义内部,家庭计酬策略也遭到反对,姑且不论计酬的困 难,它还会造成把家庭关系商品化的倾向。乔多萝 (Nancy Chodorow) 强调妇女承担母职是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历史 与跨文化的现象,改变母职遭到贬低,解决妇女的母职角色与资本主义 发展所带来的母亲作为劳动力参与到社会生产之间产生的深刻矛盾, 需要变革照料孩子养育组织,采纳一种“双亲抚育制度”,由男人和女人 共同承担育儿的基本职责,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家庭是妇女的领域、公共 世界是男人的领域的局面。沃格尔提出,解决家务劳动问题是改变资本 主义社会中妇女不利地位的关键,必须依赖社会主义变革,扩大民主,将 妇女吸收进入公共生产,变革家务劳动。由于社会主义阶段家务劳动不 ① ①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7 页。 22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可能减少,也不能被消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让 妇女、男性和孩子合理分担家务劳动的途径解决家务劳动问题。 在吸收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雷泽深入到家务劳动组织层面, 围绕家务劳动组织变革的性别公平标准,比较了几种家务劳动组织模 式,提出适合未来发展前景的家务劳动组织模式。 1.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 将部分家务劳动从家庭转移出去,由国家或市场承担,通过国家提 供托儿所等服务,促进女性就业,使女性从照顾者的责任中解放出来, 确保女性参加全职就业活动,使女性能够自己赚取工资供养自己及其 家庭。 2. 照顾者平等模式(caregiver parity model) 通过支持非正式家务劳动促进性别公平,使承担重要家务责任的 女性能够通过家务劳动或家务劳动加兼职的方式来供养自己及其家 庭。该模式是一种完全照顾 “差异”的模式,由国家提供照顾者津贴, 通过津贴(家务劳动获得)加上工资(各种兼职)的薪酬制度使女性在 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可,将照顾者所从事的分娩、儿童 养育和非正式家务劳动提升至与有酬劳动平等的地位。 3. 普遍性照顾者模式(universal caregiver) 该模式兼顾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克 服了各自的缺点,旨在使男性更像现在的女性,即更像从事家务劳动的 人,由男女公平分担家务劳动。 该模式所具有的优点将在第三部分加以论述。 三、符合性别公平规范的新男性角色观 与一些女性主义放弃规范性的理论化不同,弗雷泽强调规范性的 理论化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性别公平的规范性原则。 226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一)性别公平规范 随着向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工业时代的性别秩序正在走 向瓦解,一个人的工资不能供养整个家庭,女性就业愈益普遍,男女同 性恋者正在开创新的家庭安排模式,总之,家庭日益多样化的世界正在 形成。所有这些给原有的性别规范和家庭形式带来挑战。建立在家庭 工资设想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后工业福利国家 的替代图景需要确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性别秩序,需要一种新东 西,即一个在根本上适应就业和再生产新条件的福利国家。 性别公 平的价值规范,对于评价工业福利国家的替代图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规范性标准,它由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休闲时间平等原则、反边 缘化原则、反大男子主义原则等一系列规范性原则构成。为了实现性 别公平,几种不同的规范都必须同时得到尊重,不能满足其中的任何一 个,都意味着没有实现完全意义的性别公平。 只有同时满足所有这 七个原则,后工业福利国家才可能实现性别公平。 ① ② (二)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的优点 依据上述性别公平原则,可发现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和照顾者 平等模式的优缺点: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反贫困与反剥削的问题,但 无法解决休闲时间的平等问题,无法反大男子主义。该模式忽视了女 性间的差异,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愿意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工作,而且让女 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工资成为唯一的薪酬制度,使无酬劳动的 价值遭到贬低。该模式过于理想化,有些事情能够转嫁,一些事情,诸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②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 ① 22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如分娩、家庭应急处理、许多子女养育工作等,都是不可能转嫁的。 该模式贬低了无酬工作,进一步刺激人们逃避家庭责任,总之,这一模 式并不能实现性别平等。 照顾者平等模式维持男性与女性的现状,能够很好满足反贫困、反 剥削,但不利于解决收入平等、反边缘化,强化女性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强化家务劳动作为女性工作的观点与传统的性别分工,阻碍女性参加 其它的社会活动,阻碍女性作其他选择。 ① 原则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 照顾者平等模式 反贫困 反剥削 收入平等 休闲时间平等 尊重平等 反边缘化 反大男子主义 好 好 较好 差 较好 较好 差 好 好 差 较好 较好 差 较好 在弗雷泽看来,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都未足 够重视与女性相关的实践,从而要求男性也进行这些实践;两者也都未 要求男性做出改变。 兼顾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和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普遍性照 顾者模式主张,使男性更像现在的多数女性 ,这一模式能最大化满足 所有这些原则,实现性别公平前景。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将打破女 ② ③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6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②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③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4 页。 ① 228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性与家务劳动的必然联系,既不用担心家务劳动价值被贬低,也不用担 心女性因为家务劳动而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因为所有男性也 将处于同样的境遇。当然这一模式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1. 改变 原有的性别分工,将无偿工作进行平等的性别划分 ,男女不可能是绝 对平等的,男性无法替代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职责,但至少在家务劳动方 面是可以共同承担的,从而改变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包揽。2. 重新评估 家务劳动。通过改变工资劳动的中心化地位,重新估价非商品化活动, 包括家务劳动。现在大多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应当成为每个人的 美好生活的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只有提升家务劳动的地位,才可 能终结对家务劳动的贬低。3. 重构性别制度。消除照顾与挣钱之间的 性别对立,有利于将当前相互独立的行为融合起来,这无异于将整个性 别制度进行重构 ,女性加入挣钱者行列,男性加入到家庭照顾工作 中。4. 防止搭便车政策。在政策层面,既要阻止贫困单身母亲逃避就 业,更要阻止男性就业者推卸照顾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瓦解传统的性 别角色分工,消除贫穷女性化的现象。 在弗雷泽看来,瑞典劳工部很好地体现了普遍性照顾者模式,为 了使男性和女性把父母身份与收入丰厚的职业结合起来成为可能, 需要一种新的男性角色观,需要对工作生活的组织进行根本变革。 在这样的社会世界中,人们把工资收入、家务劳动、社群行为、政治参与 以及参加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生活与休闲娱乐时间结合起来。尽管这种 世界不可能马上实现,但却是唯一可以想象的、拥有真正性别公平的后 ① ② ③ ④ [英]凯特·贝德福德:《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和性别正义:对话南希· 弗雷泽》,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2 期。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② [美]南茜·弗雷泽: 哲学》2009 年第 2 期。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③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 页。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④ [美]南茜·弗雷泽: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 页。 ① 22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工业世界。 ① 四、结 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家务劳动作为思考妇女问题的切入 点,围绕家务劳动的性质、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关系、家务劳 动解放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妇女在家庭中未付酬家务劳动 的性质及其与现在社会矛盾的关系以及变革的可能性。弗雷泽从家庭 工资模式变化的社会时代背景出发,强调家务劳动组织变革对于性别 公平实现与后福利社会构建的核心作用。弗雷泽提出的普遍照顾者模 式兼具普遍化家计负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主张男女共同 承担家务劳动,提倡一种新男性角色观,通过解构旧性别制度,建构一 个能够整合赚钱养家、家庭照顾、社会公共和私人休闲、男性与女性共 同承认家务劳动的公民生活世界。尽管这一模式仅仅是一种设想、一 种思想实验,也没有具体的衡量指标体系,并且就如何让男性与女性共 同承担家务劳动、让男性具有新男性角色观,弗雷泽也没有提供具体的 答案。但弗雷泽为我们勾画的家务劳动组织的前景将为解决家务劳动 问题提供重要的价值观指导与实践指导。正如著名的哲学家克里斯托 弗·祖恩(Christopher F. Zurn)提出的,弗雷泽社会正义论是带有解放 意图的、跨学科的完整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家相比, 她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从经验层面上更加准确地描绘出当下的情境, 更加有力地证明我们时代斗争的意义以及时代诉求的价值并更好地指 导斗争实践。 弗雷泽从家务劳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未来前景的独特观点给 ②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 页。 《从社会正义到性别正义———论南茜·弗雷泽的“二维”性别正义 ② 茅根红: 观》,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① 230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重要的启示。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 参加到社会工作中,但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为女性就 业、女性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女性事业 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女性休闲时间少、女大学生遭遇就业歧视等,如何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当下女性研究面临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作者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31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① 吴华眉 摘要:赛博空间是新的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性别认同和政治的“新 边界”,它不会自动地改善女性的地位。网络空间的影响是复杂和矛 盾的,它可能赋予女性更多的生存和叙述空间,使她们享受到现实生活 中许多难以体验到的自由,但也包含着强化男性权力和优势的可能性。 实际上,网络社会中的赛博格主体不是与现实自我相分裂的 “第二自 我”,而是“滑移”于虚拟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不确定的存在,在这种双向 的滑移中,虚拟自我随时可能像现实自我一样被传统性别文化殖民化。 面对网络空间的新的殖民化,女性需要以经验、兴趣、知识和利益去改变 其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单向流动,使之成为新的解放和政治空间。 关键词:网络社会 赛博空间 赛博格 赛博女性主义 世纪以来,哲学对身体的关注和语言—符号学转向表明,存在 是一种时间流动意义上的身体当下感知,身体与世界的耦合既有非反 思的、原初的开放和交融,也有其反思和自我超越的方面。在今天,网 络和虚拟技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言符号,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空 20 ① 232 本文受山 东 省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当 代 女 性 身 体 观 研 究”(批 准 号: 13DZXZ01)、第 56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体观研究” (批准号:2014M561419)、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金项目资助。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间,扩大了我们的想象能力和适应能力。然而,赛博空间 对人类来说 是暧昧的,它既可以包含着推动人类解放的潜能,也存在着可能被权力 和意识形态殖民化的风险。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 年末,中国网 民数量有 6 68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5 94 亿,网络已经深度地介入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它的社会效应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今 学术界对虚拟网络空间的解释往往呈现两极化,有的人把它视为真实 世界的消失和政治的终结,有的人把它视为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和主 体解放的条件。本文无意于一般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结合 “赛博女 性主义” 理论对其展开探讨。“赛博格”(Cyborg) 不是完全虚拟的, 对于经常游走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人们来说,他们既有现实社会中的 主体身份,也有虚拟空间的电子身份,两者相互缠绕。在这一空间中, 作为主体,女性既可能冲破现实世界的束缚,获得新的经验和主体性意 识,也可能会被客体化,成为网络空间的被殖民者。本文意在从正反两 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以展现网络空间政治化的复杂性。 ① ② ③ 赛博空间所蕴含的解放潜能 当今社会,网络成为人类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们 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指以计算机或电子信息为媒介构成的信息空间或技 术空间。此处主要针对“网络空间”。 ② 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指与赛博格空间相联系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发生 在赛博格空间的女性主义实践。 ③ “赛博格”(Cyborg)一词由美国航天科学家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 )与克莱 恩(Nathan Kline)在《赛博格与空间》(1960)一文中提出,用来指称既有人造成 分又有自然成分的控制论有机体。1985 年,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威借用“赛 博格”一词来指称人类作为植入控制论的信息系统的生物体身份。事实上,当 下人与机器的密切交流和结合已使赛博格的外延极大地扩展。与哈拉威提出 赛博格思想的时代相比,很大程度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赛博格社会,赛博格已 成为我们的身体现实。 ① 23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通过浏览网页、进入论坛或聊天室、使用微博或微信、网上购物等方式 尽情体验网络生活。作为一种新的参与、分享和交流的平台,网络上的 交互行为发生于“无地之地”,发生于与非物理上共在的他人之间,这 种网际虚拟身份的匿名流动,让一些人看到了传统社会关系以及主体 经验变化的新契机。曾经分化人们的一些因素,如种族、阶级、性别等 日常差异表面上消失了,素日受到歧视和压制的人们似乎可以借此获 得新的身份,形成新的主体性和责任意识。这正如美国著名女性主义 者、电影现象学家索伯恰克(Sobchack)所言:“一个人生活的身体…… 在其物质真实性上、其情境性上、其界限和限度上似乎都通过文本化之 后变质为 ‘纯符号’的无限可能性、感受性、精确性和无责任。” 从社 会性别意识视角来看,虚拟世界及其复杂的系统的确使某些女性获得 现实物理空间中无法获取的自由,赋予她们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叙述空 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欲望常常受到压制,自我往往得不到父权 规范的认同,而在网络空间中,女性不仅获得更多的沟通渠道和信息服 务,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的种族和性别,因此, 她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传统性别文化的羁绊,成为“去性别化”的 人。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女性在网络上异常活跃,她们积极 地与网民交流,甚至抛弃现有男性秩序下的程式化的女性经验与表达 方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观点。 对于网络空间提供的新经验,许多女性主义者持积极乐观态度。 麦克雷 (Shannon McRae )曾以早期网络空间中的多用户网络游戏 ((MUDs) 为例,对网络空间的性别解放特征进行了论证。麦克雷指 出,MUDs 为赛博空间中身体的模棱两可性提供了呈现方式。与基于 ① ② ,“Developing a corporeal cyberfeminism:beyond cyberutopia ”,in new media ﹠ society, Vol.12, No.6(September 2010), pp.929 - 945. MultiUser Dungeons, Domains, or Dimensions, ② MUDs, 多用户网络游戏,是一种多 人联机角色扮演游戏,或简称泥巴游戏。泥巴游戏是一种依靠文字进行的游 戏,出现在网络游戏发展的早期,现在仍有一些网民对其情有独钟。 ① 234 Jessica E.Brophy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面对面的“交谈”不同,MUDs 参与者可以独立于自己的身体和性别而 在虚拟的空间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在许多 MUDs 中,人们可见到某种 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性别———“the Spivak”,甚至一些女性主义者还 为这种“无性别的性别”假造了一套独特的代词:“e,em,eir,eirself ”。 在这种虚拟的情境中,男性和女性的分类被扰乱了,性别也变得抽象起 来,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全新的身体,并因此变得更加性感。 事实 上,随着近年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多性别的选择体验已从早间 的网络游戏开始扩展至日常交往平台,2014 年,Facebook 就在给美国 用户的性别选项中推出了全新的性别选择功能,除了 “男”和 “女”之 外,还有“双性人 ”、“顺性人 ”、“变性人 ”等 54 个新增的性别选项。 2015 年, Facebook 又推出性别自定义功能,用户可以输入任何词汇来 描述自己的性别特征。这一做法已经被许多公司效仿,构成虚拟空间 的独特景观。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虚拟空间中性别的 “无性别化 ”或流动化? 除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外,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把性别的选择和自我定义 理解为自由的权利和主体自主性的表现。一些人认为,人有权对自己 的性别含糊其辞,有权自由选择泛指和特指,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麦克 雷所言:网络空间中模拟性的交互活动可以跨越言辞表达和体验之间 的裂隙,消弭身心之间想象的鸿沟。 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特别关注 虚拟空间的积极政治潜能。英国女性主义者赛迪 · 普兰特 (Sadie Plant)在其《论母体: 网络女性主义的模拟》中就认为,女性和虚拟技术 之间存在着亲和性和共同感。在父权社会经济形态中,女人是男人控 制世界的工具,她们没有自己的角色、声音和肉欲,在传统的计算机中 也是如此,男性是主宰者,女人如同界面,受男人摆布。然而今天,这一 ① ② , , , ,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Pearson Education Inc,1999,pp. ② Barbara Brook, ① Barbara Brook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9 pp. 143 - 144. 143 - 144. 23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切在赛博格网络中已经逐渐改变。在计算机并行操作的时代,“触摸” 代替了“观看 ”,联结代替了分离。当父权社会中阳具之眼 (phallic eye)试图操控一切时,女人被看作是黑暗的洞穴和阴影,是多变的流 体、不可捕捉的深渊。正如在现实空间一样,男人也想在网络世界确立 稳定的身份和控制权,然而他们发现,在去中心化和流动身份的网络 中,自己已不由自主地滑落进了母体的黑暗之中并陶醉其中。网络的 连结把那些被男人分隔的女人连结起来。 借助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的流体形而上学,普兰特将女性自身蕴含的潜力与虚拟空间 的特点相结合,相信虚拟空间中存在着的无拘无束的语言流动能够使 女性在思考、沟通和行动时摆脱男性支配的物质空间的约束,获得新的 自由。在网络社会中,当人们通过键盘、屏幕、线路和电脑来感受这种 无距离感的内在性存在时,他们或扮演与现实自我不同的角色,或希望 借助虚拟角色来创造新的自我。赛博空间还有一个特征,它不是单维 的,而是图像、声音、文字、符码等信息媒介的组合,经由计算机系统的 符号处理和合成转化,人可以对赛博空间进行意义世界的符号化建构。 由于网络用户与其具体的社会经济位置相对分离,似乎差异和社会背 景被抹除了,所有的用户都代表了统治者,因而人们获得了超越其现实 世界的主体意识。 然而,在赛博空间中,具体的技术和物质设计不是中立的、客观的, 它包含着设计者特定的选择,充溢着各种文化内涵和意象。当现实的 人参与到虚拟实践时,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的各个轴线实际上仍然 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得到象征性表达。虚拟世界不是一种无限自由流动 的“能指游戏世界” 。作为社会“新边界”,它也像其他社会空间一样 随时受到权力关系所渗透和殖民化,因此,将其视为无拘无束的阴性空 间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虚拟生活不仅受到权 ① ① 236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克·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293 页。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力的影响,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以网络游戏中的性别认同为例,看 似可任意扮演性别实则是以传统的性别意识、陈旧的性别定位为基础 的,女性气质在角色扮演中总是被要求权美丽、苗条、性感等,而男性用 户如果在虚拟社群中以女性身份出现就会被视为性倒错,而非被设想 为性别超越。一些网络游戏不仅夸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差别,而 且在语言和形象上普遍存在着对女性的暴力化和物化倾向。为此,齐 泽克指出,“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这并没有直接刻入其技术特性 之中;相反,它是以(权力与统治的)社会符号性关系网络为转移的,而 这个网络总是已经过度决定了赛博空间影响我们的方式。” 也就是 说,赛博空间的虚拟性与现实性是相互交织的,任何对虚拟空间的透明 性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赛博格的主体认 同问题之上。 ① 赛博格主体身份认同的特征 赛博空间的解放话语经常沉浸于对虚拟空间的乌托邦想象,热衷 于网络空间中自我的多重化。在它看来,选择一个虚拟的角色意味着 自我参与到一个全新的情境之中,发现了以往自己从不知晓的 “第二 自我”。这使得一些女性主义者相信,在虚拟空间中女性用户可以借 助这种“第二自我”摆脱她们的性别化身体,成为网络空间中双性同体 的平等存在。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借这种“第二自我”颠覆现实 自我所处的结构关系,推动女性的解放。 如何理解女性主义者对“第二自我”的激情?对虚拟世界中“第二 自我”身份的激情有双重原因。一些人出于对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迷 信,试图实现自古以来就有的摆脱物质束缚,完全以意念或符号主导世 ①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克·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299 页。 23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界的幻想。一些技术迷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可能避免人脑这个 “湿件平台”(wetware),摆脱身体,把人脑的信息和计算功能移植到一 个更好的、更干燥的 “硅平台”上操作,真正成为无身体的 “赛博格天 使”。然而,这种身体“无化”的幻想并非总是与女性主义诉求相一致。 实际上,幻想赛博格天使的技术迷们通常是男性,在这一幻想的背后体 现出来的更多是笛卡尔式的心灵对肉体的等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男性 对女 性 的 歧 视 和 支 配 欲 望。“赛 博 空 间 的 牛 仔 们 ”(cyberspace cowboys)总是追捧能够完美控制的 “虚拟自我 ”而贬低危险和麻烦的 “肉体”自我。在从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到电影《变种异煞》等许多 科幻作品中,我们看到干净的、得体的、男性的技术精英在数字和网络 世界能力超绝、得心应手。显然,在这里,纯洁的灵魂工作与卑贱的自 然工作之间隐性对立也蕴含着“普遍性”精神的体现者男性对沉溺于 肉体性特殊性的女性之间的对立。 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对虚拟的技术狂热中存在着危 险,看到了一种借助虚拟网络强化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新殖民化的 可能性。在《虚拟的身体存在》中,澳大利亚技术和政治学家佐薇·索 富利斯(Zoe Sofoulis)就借用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 yssey) 对此进行了深度的解读。作者认为, 这部在影片就包含着一种 性别想象,“木星空间”(Jupiter Space)描述了当代科技的男性推论系 统,其中任何事物都是产生于男性的理性大脑,而女性的身体及其生育 功能则被理解为对男性技术的繁殖。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意义只是 服务于男性大脑的创造。其实,在索富利斯看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 许多词汇都包含着性别的隐喻,把 “操控台 ”的 “入口 ”称为 “母版 ” (mother board),就如同一个被编码为母体的地带,可由人征服、侵扰、 ① ① 238 该电影根据亚瑟·克拉克所写的同名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改编,1968 年 上映。主角鲍曼是进行太空漫游的(男性)科学家,他在木星空间中被抽取记 忆、塑成一种可以太空中生存、旅行新的、不朽的(男性)星童(Star Child),智人 生命体由此诞生。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攻击和操控。与之相似,作为女性象征的控制平台被要求对用户 (暗 中指涉男性)友好,凡此种种无不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欲望。索 富利斯指出,赛博空间充斥着 “逃离地球、重力的、母性的、物质的、起 源的、防御的和厌女症的幻想”。 在这类幻想中,电脑迷们常常淋漓 尽致地表达对身体的恐惧和厌恶、对无身体的虚拟程序和操作系统的 偏爱,似乎借助新的虚拟技术,人类可以超越终有一死的、物质的女性 生殖身体而实现永生。当他们宣称电子文本化的虚拟的 “性”不像真 实的“性”那么危险,事实上隐含着对女人、同性恋者和其他种族的“卑 污的身体”(abject bodies)的评价,当他们赞美赛博空间中既没有体液 的渗透和交换,也没有任何种族的混合时,其实已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 厌女症和种族主义倾向,而这些对那些轻信赛博格乌托邦的人来说是 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赛博格主体的表象不仅沿袭了父权制话语 对女性的建构,而且本身就表达着某种身份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赛博 空间中的“第二个自我”并非是一个脱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透明的、自由 流动的主体,而是一个被真实世界规定的自我。 当然,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赛博空间既可以复 制现实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主体,人们往往“把虚拟空间和物理 空间视为一个连续统,……在确立虚拟关系时就想着最终可能导向共 同在场的会面和物理意义上的关系” ,这种跨越边界的体验表明,网 络参与者对虚拟身份的利比多投资,会对经验世界产生影响。事实上, 在网络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严格划分的 “第一自我”和 “第 二自我”,当人们游走于在线与离线之间时,静态的、完整自足的身份 是会被打破的。在虚拟的多元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会出现 “滑移 ” (slippage),正是这种“滑移”,为赛博空间的政治化提供了可能性。 ① ② ① , , , , Barbara Brook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9 pp. 150 - 152. ② [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211 页。 2011 23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女性主义赛博格的身体实践 虚拟的多元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滑移”形成了 “流动的”赛 博格主体。赛博空间中这种灵活流变的身体认同特征体现了赛博格主 体形成中身份认同的双向流动。从一个角度看,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 的流动意味着传统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被拷贝到赛博空间之中,是现 实社会空间统治关系的复制。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虚拟的自我也参 与到主体的建构之中,那么,虚拟空间就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空间,为 后者的改变提供可能。正如人类的一切交往工具既可能是意识形态和 统治的技术,也可以是意义生产和创造的工具,赛博空间作为人类政治 的空间也是如此,这一点已经被赛博女性主义的实践所证明。 1990 年左右起, 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动向是自觉地把性 别政治带入到虚拟空间之中,介入到这一新社会空间的建构和运作。 1997 年, 在德国召开的赛博女性主义国际大会上,与会者达成以下共 识:弘扬赛博女性主义的主张;创建赛博女性主义理论、网络批评、数据 库、意向库和搜索引擎;创建与女性网络技术专家、科学家和黑客的联 盟;创建传授女性网络技术的项目;创建跨国的赛博女性主义互动网 站,等等。 但发挥赛博空间的政治潜能,如何展开赛博女性主义的实 践?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赛 博格身份认同中应该弃绝身体、“切割自我”,通过虚拟空间创出平等 的在线体验,通过人机复合体的赛博格、虚拟身份旅行等等改变性别和 种族体验,实现虚拟空间中的世界大同。这种赛博格乌托邦相信,网络 世界是一个让女性摆脱其社会不利地位和“卑污”身体影响的地方,是 一个尝试性别符号和身份的自由之地。第二种观点将具身化的身体存 在置于赛博空间政治的中心,并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与性别意识进行 ① ① 240 都岚岚:《赛博格女性主义述评》,载《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 5 期。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解构。这种观点的源头是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哈拉威。哈拉威在其 《赛博格宣言:20 世纪晚期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1985 )中 强调,信息社会图景的深刻变化要求对历史建构中的身体和女性进行 重新认识,拆解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男人与女人的等级制二元论, 颠覆人类身份的稳定性,接受含混、动态和关系性的身体。为此哈拉威 提出著名的口号:“我宁愿是赛博格而不愿是女神” 。 在哈拉威的赛博格隐喻的启发下,女性主义者展开了进一步的行 动和论证。她们明白,根本不存在什么身体的彻底悬置,虚拟空间和现 实的身体总是相互交织的,正是身体使人能够介入到电脑空间环境的 每一个方面,并有效地实施行动。在这些女性主义看来,要想打破赛博 空间中的男权制意识形态,必须用女性的经验、兴趣、知识和利益去平 衡赛博生态,以强有力的越界的方式改变赛博空间中已有的权力作用 及流动方向。为此,1991 年澳大利亚四位女性艺术家和行动家自发组 织了“维纳斯矩阵”(VNS Matrix),她们在哈拉威的宣言基础上发表了 《21 世纪赛博女性主义宣言》。该《宣言》中宣称:“我们是新世界骚乱 中的病毒,从老父亲的主机内部蓄意破坏从而与象征秩序决裂。” 如 果说“木星空间”是索富利斯所说的男性推论系统的话,女性主义者就 应该以隐喻和想象的方式改装“木星空间”,通过诸如模仿和搅乱等级 制的计算机游戏协定,制造出感染、对抗超级老爸主机和电路男孩之类 的雌性机器人。形象地说,应该要用“感染”和“粘液”等干扰计算机和 屏幕“不变的清洁 ”,颠覆女人作为 “泄露的身体 ”(leaky body )的观 点。 关于这种立足于女性身体与新技术互动的非超越路线,罗斯 · 布雷多替评论说:“在西方历史中最需要的是重建从身体中飞升的‘超 ① ② ③ ,“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in Gill Kirkup,Linda Janes,Kathryn Woodward and Fiona Hovenden, The Gendered Cyborg: A Reader, Routledge, 2000, p.57. 《赛博格女性主义述评》,载《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 5 期。 ② 都岚岚: ③ Bernadette Flynn,“Woman / Machine Relationships:Investigating the Body Within Cyberculture”, in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Vol.72, No.5, 1994, p.17. ① Donna J. Haraway Feminism in the 1980s 24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越的’神话……如今,女人不得不通过赛博空间从事舞蹈,如果仅仅是 确保赛博空间牛仔的控制杆(joysticks)将是在多样的面具下复制单一 的阳具崇拜,因此也应该确保暴乱女孩的存在”。 索富利斯也认为, 面对新技术的出现,需要新的保持肉身化的女性主义主体的在场。现 存的赛博空间内充满顽固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范式,我们不应该复制 或接管已有的话语,而应 “将 (女性的)身体复归为机器”(putting the guts back into the machine)以寻求建立新的不同的空间。 这一思考体 现了近年来赛博女性主义发展的趋势,即研究用户的生活体验和技术 自身的关系,鼓励女性将自己的身体经验带入到网络空间之中,通过女 性主义的赛博格实践以增强自己的力量(empower)。 近十几年来,随着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当“赛博 格”不再是简单的隐喻,而成为我们的身体现实时,赛博女性主义学者 不仅摆脱了男性技术主义的幻想,而且围绕着身体、性别、权力和数字 技术等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思考中,哲学家朱迪 斯·巴特勒对身体重要性的强调以及与之相反的述行性原则受到赛博 女性主义者的广泛利用。 巴特勒的身体观主要体现在她的 《身体之重》之中,在这里,她聚 焦于性别的物质性表演性实践,质疑身体的不可渗透性和自然性,拒绝 性别认同中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以此表明身体是可变的疆界,性别 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在身份颠覆策略上,巴特勒特别强调 “表演性 ” (performativity)的概念。在她看来,身体并不先于它的实践而存在,而 是在它的表演及其重复中生产、固定或拆解的。性别表演表明,任何一 种社会性别的形成其实都包含着一个模仿性的实践结构,性别不是天 生的,而是模仿和重复的结果,因而是人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的 ① ② , , , , ② Barbara Brook,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Pearson Education Inc,1999,p. ① Barbara Brook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9 p. 137. 150. 242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政治化是可能的。这些观点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解赛博格时代的女性主 义政治有重要意义。伊丽莎白·格罗茨就借助巴特勒的理论强调,赛 博空间的表演性行为是一种语言的链结 (articulation ),在此语言的链 结行动中,在线的具体话语实践和具体的网络物质结构得以相互作用, 从而使表演性的秩序、身体和赛博空间的物质性得以生产。为此,她主 张,身体“作为历史、社会、生物和文化的相互交织” 的生成过程,要挑 战性别话语霸权,就应该将赛博空间作为重要的政治空间,以 “酷儿” (queer)的方式表演自己的性别,超越当今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异性恋的 体制。 巴特勒和格罗茨等将肉身存在置于表演性概念的核心之中亦启发 了女性主义者布罗菲(Jessica E.Brophy)。布罗菲将巴特勒对身体不可 渗透性的质疑用于理解人和计算机的关系,在格罗茨对赛博格空间的 解释基础上提出了 “阈限”概念。 布罗菲指出,阈限是扭转的体验, 是渗透在身体和技术工具相互作用之中的边界性表演性行为。在线现 象是一种阈限体验,在此人们可以体验身体—科技工具之间的一种特 殊的内在能动作用:“科技与人类身体的关系并不是界面,而是内折, 互相改变,互相生成。” 作者认为,阈限行为通过身体与技术边界由内 而外、由外而内地不断扭转和旋转,可以在内外边界的消失之点上跨越 现存的边界,使身份的固定和拆解处在变动之中,借用德勒兹和加塔里 的欲望政治学概念来解释,阈限的体验过程是 “欲望生产”或解域,即 从现存网络空间的 “社会机器”内部,解放出作为身体存在的人,使欲 望的生产和社会生产融为一体,“打碎俄狄浦斯的铁笼子”、“重新发现 ① ② ③ ,“Developing a corporeal cyberfeminism:beyond cyberutopia ”,in new media ﹠ society, Vol.12, No.6(September 2010), pp.929 - 945. “Developing a corporeal cyberfeminism:beyond cyberutopia ”,in ② Jessica E.Brophy, new media ﹠ society, Vol.12, No.6(September 2010), pp.929 - 945. Tim. ,“Spe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relations ”,in Feminist and Gender ③ Jordan, 《“无我的身体”:赛博格格身体思想》,载 Research, 2011, 19。转引自欧阳灿灿: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① Jessica E.Brophy 24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遍及四处的欲望生产的力量”。 ① 小 结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赛博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和内在充满分 歧的思潮,它努力把握赛博格或网络技术对女性压迫和解放的复杂影 响。从她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是复杂的。一方面,由 于对现实身份和关系的虚拟化,赛博空间有可能为女性或其他被支配 群体提供新的交往工具和主体政治化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社 会权力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在计算机技术中的不利地位,赛博空间有可 能成为又一波女性殖民化的工具。究竟哪一种倾向占优势,需要辩证 地分析。从当今现实来看,无论是盲目相信赛博空间解放潜能的乌托 邦主义,还是认为赛博空间注定会成为男性对女性进行“殖民化”工具 的悲观主义都是片面的。严格地说,现实中女性与赛博空间之间的关 系本身就是女性主义参与下造成的,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人们对它的 认识以及实践本身就是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 上,赛博格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对网络世界的批判立场,也是一种自我反 思的立场。 当今中国从绝对量来说已经是网络大国,如何理解网络世界中性 别权力的分配及其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体来说,尽管中 国网民中男女之间的比例差距不大 ,但从整体上看,男女之间存在着 性别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女性在利用最新通信技术方面落后于男性, ICT 行业中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女性 不仅在网络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缺乏利用网络技术的主体意识。 ② 严泽胜:《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0—101 页。 ② 据第 35 次 CNNIC 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网民男女比例为 56 4 ∶ 43 6, 近年间基本保持稳定。参见 http:/ / tech.qq.com / a / 20150203 / 047637.htm. ① 244 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 总而言之,女性网民的自主性落后于男性网民,她们在网络的使用和信 息产品的消费上,更容易受到市场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网 络在女性那里不是作为一般社交工具,就是作为购物工具,还没有被当 作主体建构的空间和条件来理解。在女性网民中,“减肥”、“韩剧”和 “海淘”是居高不下的搜索热词。分析和考察这些现象,当然需要大量 的经验历史分析,但借鉴赛博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无疑是有意 义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46 译 文 24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48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 》研究的问题像 ① [日]内田弘 由阳 译 前 言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曾于 1841 年 3—4 月份研究了斯宾 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 年)的《神学政治论》。具体来说, 以 H.E.Gottfried Paulus 编撰的斯宾诺莎遗稿集(Benedictus de Spinoza: Opera quae supersunt omina; 2 卷本, 1802—1803 )所收录的 《神学政治 论》和《斯宾诺莎书信集》为对象,马克思不加评注地完成了内容详尽 的摘录笔记(我在下文将其称为《〈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或《摘录笔 记》。cf.MEGA,IV / 1,1974)。《神学政治论》在写作 《伦理学》期间完 成,1670 年匿名发行,两年后受到了禁止发行的处分。当时,阿米尼乌 斯和共和派琼·德威特 掌握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并与旧制度的奥 兰治派、加尔文派相抗衡,斯宾诺莎为了支持前者,历时四年完成了这 部禁书。从他本人的书信内容可以判断,《神学政治论》的写作动机有 三点(《斯宾诺莎书信集》30,第 165—166 页):(1)反对阻碍民众接受 ② ① ② 本成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留金发[2015]3022 号。 ( —1672 年),是 17 世纪荷兰的政治家,也是斯宾诺莎的友人。 Joan de Witt 1625 24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哲学的神学家的偏见;(2)去除持有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看法的民众 的偏见;(3)对自由思想的拥护。 《神学政治论》虽然是在写作《伦理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却鲜明地 表达了后者的人的观点和政治哲学观点。这一点三木清早就考察过了 (三木清 1932:296 页,下文仅记录为〈三木清 296〉)。 《神学政治论》问世的若干年后,马克思在题为“需要”的一个简短 片段中,回顾了世界市场都市从 12 世纪十字军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到 17 世纪斯宾诺莎时期的阿姆斯特丹这段世界市场的地政历史。说到 君士坦丁堡和阿姆斯特丹,英国皇家学院的书记官奥尔登堡给斯宾诺 莎的书信(第 33 封)中提到过这两个地名,并且在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书信集》摘录笔记中也出现了(MEGA,IV / 1,263;Apparat 803)。 在这里到处流传了一个谣言,散居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将要 返回他们的祖国。在这里少数人相信,多数人只是愿望这样。 (中略———中译者)至于我的看法,只要这不是来自君士坦丁堡 (它是与这件事最有关系的)可信任的人们所报道,我是决不相信 的。我很想知道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关于这件事听到了什么,他 们对这个重要消息有什么反应。这消息如果是真的,整个世界将 面临一场大祸。 马克思在进行摘录笔记时,也许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不久后便丧失 国籍的散居命运。在斯宾诺莎时期,“借金不还”和“伊壁鸠鲁主义(扰 乱 犹 太 共 同 体 〈commune 〉的 习 惯 )”是 被 犹 太 社 会 流 放 (excommunicatio)的两大原因。“借金不还”容易导致犹太共同体的经 济解体,“伊壁鸠鲁主义”则导致离散状态的犹太人自由随意地行动, 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散居。散居状态不容许发生上述状况,所以出现了 这样的禁令。该禁令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来防止散居的策 略。被西班牙、葡萄牙驱逐后移居荷兰的犹太人民(马拉诺人),当荷兰 ① ① 250 《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49 页。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的早期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交流致使犹太的传统习惯变成狭隘的桎 梏时,他们为了守护犹太共同体施行了这样的流放政策。这是一种试图 用古老教义对抗新的时代趋势的行为。出生于商贾之家的斯宾诺莎在 接受犹太教的精英教育时,犹如天然水晶那样以其透明的思考能力直观 到了教义内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犹太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斯 宾诺莎开始直观,世界市场文化的影响下的打破地区狭隘并形成世界历 史诸个人的现实的运动。他并不反对这个运动,而是在其中探求构建合 理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道路。斯宾诺莎根据世界市场的作用作出判 断,只有沿寻彻底“独立”的方向,才能恢复人类诸个人的“共同性”。 约二百年后的德国人马克思也探寻同样的路径。马克思的父亲曾 经从信奉犹太教改信基督教新教。可是,脱离犹太“共同体”的“独立” 即改宗并不一定会使改宗的犹太人(马拉诺人)摆脱内心的苦楚(植村 33), 因改宗而丧失“共同性”者顽强地谋求共同性之恢复。提及“伊壁 鸠鲁”,犹太人会立即联想到声名狼藉的 “伊壁鸠鲁主义”。马克思早 在写作学位论文时期就已经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即自由论那里寻求人 类存在的根据。那就是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 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参考 MEGA,IV / 1:10 ~ 58;内田弘 1999)。 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主题是自由共和制。《摘录 笔记》其后三年的《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货币 崇拜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天性,还是近代社会的普遍特性。这种思考首 先意味着生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在确定自身思想的位置。斯宾诺莎关 于民族成立的根据这样写道: 个人是天性养成的,天性则不足以造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与 民族之差是由于他们的语言、风俗与法律的不同;而由于最后说的 两项,即风俗与法律,他们可能有一种特具的性情,一种特具的生 活方式与特有的偏见。 ① ①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45—246 页。 25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马克思虽然没有摘录上文,但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同年在《年鉴》 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隐含的重要主题就是德国的贸 易政策问题。也就是对于贸易的文明化作用抹消民族差异并创造世界 公民(cosmopolitan)的力量,人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可以认为,当 马克思遭遇这个问题时,斯宾诺莎对民族的定义就变成了他思想的一 个基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历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直到 《资本论》,马克思始终在人类打破地区狭隘 形成世界史之个人的方向上摸索人类自然史之必然性。 一、马克思《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摘录笔记》的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的 《摘录笔记》。马克思把 《神学政治 论》各章里原本较长的题目缩短并变换了顺序 (MEGA,IV / 1,S 233)。 需要指出的是,何人更改了目录“尚未得到确认”,然而,由于马克思在 不确定作者的《斯宾诺莎的 〈神学政治论〉》标题以及下文的目录 (In haltsverzeichnis)之间亲笔写下“来自卡尔·海因里希 · 马克思。柏林。 1841(von Karl Heinrich Marx.Berlin 1841)”, 所以可以判断马克思承认 该目录为自己所著。下文列出的目录可以认定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 不过(1)(2)(3)(4)的编号为笔者所付。 (1)第 6 章 论奇迹 第 14 章 何谓信仰 第 15 章 论理智和神学 (2)第 20 章 论言论自由 第 19 章 神圣事物中的法 第 18 章 自希伯来人的国家引出的政治意义 第 17 章 论希伯来人的国家 第 16 章 国家的基础 252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3)第 7 章 论解释《圣经》 第 8 章 论《摩西五书》等之起源 第 9 章 以斯拉的《圣经》编纂及旁注 第 10 章 关于其它各书 第 11 章 论书信作者的使徒们 第 12 章 作为真神语言的《圣经》 第 13 章 《圣经》关于行为的简单思想 (4)第 1 章 论预言 第 2 章 论预言家 第 3 章 论希伯来人的预言的恩赐 第 4 章 论神律 第 5 章 论仪式和历史故事的信仰 《摘录笔记》的顺序和《神学政治论》的顺序不同。它是原著顺序 的重新编辑。这种重编暗示着什么内容?简单来说,《摘录笔记》把斯 宾诺莎的记述顺序拆解开来,并从马克思独自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编 撰而成。重编必须以精熟《神学政治论》为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在 上文的(1)(2)(3)(4)中:(1)在斯宾诺莎的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别 中寻求解读《神学政治论》的标准;(2)以二者的区别为标准讨论政治 制度;(3)(4)讨论神学。 首先,在(1)中,马克思为了发掘《神学政治论》里未被斯宾诺莎意 识到的体系而把标准确定为“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分”。他认为《神 学政治论》的“神学”和“政治学”的二分可以提取出“斯宾诺莎中的合 理的东西”。以何物为标准才能把 “合理的东西”所潜藏着的、斯宾诺 莎未曾意识到的隐蔽体系解析出来?是“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分”。 就是说,马克思批判神学 = 宗教(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确立了把政治 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的观点。以此区分标准重编《神学政治论》。《神学 政治论》的序言可以进一步确定我的判断。《摘录笔记》虽然没有从 “序言”节选内容,但是“批判神学的政治统治”、“主张神学和政治学的 25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彻底分离”正是“序言”揭示的主题。这个主张就是马克思用来揭示斯 宾诺莎的隐藏体系的标准。以之为标准,马克思才完成了 《摘录笔 记》。马克思在《神学政治论》序言里发现了分析斯宾诺莎的隐藏体系 的标准。即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序言显示: (1)斯宾诺莎主张,信仰、神学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在那里 各种思想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必要要求某种特定的想法一定要 达成社会性的统一。也没有必须那样去做的领域。 (2)政治哲学———在斯宾诺莎那里,比起政治学,称为政治哲学更 加合适———乃是关于人们交换意见、讨论意见并形成共识的公共圈子 (res publica:共和国 )的学问。而且,共和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 (democratia)。民主制是最适合人类本性(自然)的政体。斯宾诺莎认 为人天生就具备形成民主制的本性。 (3)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立脚点是自然哲学。自然(Natura) 是生成万物之源。人类受到自然之光 (lumen naturale)的指引可以运 用“理性”认识万物,这是斯宾诺莎认可的自然赋予人类的潜能(poten tia)。他主张, 追随自然之光孕育理性是重中之重,自然之光是理性 之源。 (4)人类会疯狂,但自然不会疯狂。人类捏造各种东西,自然只创 造应该存在的东西。存在物是在本源上就应该存在的东西。在斯宾诺 莎看来,一切皆必然,人类的虚假捏造也出于本人不自觉的必然性。神 就是在这样的自然里被定义的。完成《〈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同 年,马克思在学位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中,把万物皆出于必然观点的斯宾诺莎和万物皆出于偶然 观点的伊壁鸠鲁进行对比,指出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个别的偶然事物通 过相互作用会形成总体的必然的倾向(参考内田弘 1999)。 (5)站在人类立场上看,现存事物无论如何都是自然且必然的东 西。斯宾诺莎以此为标准指出了人类的现实状态。没有比人心更不可 靠的东西。人心变幻不停。人处于顺境时总是不听他人的意见,大摇 254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大摆得意洋洋。可是一旦陷入了困局,就把什么都拿过来当作信仰了。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临时抱佛脚”。 (6)人类发挥与生俱来的想象力 (imaginatio:构想力)想象各种东 西。斯宾诺莎和帕斯卡一样,把 imaginatio 规定为否定的、消极的性质。 想象威胁生存的东西就会陷入恐惧。想象力捏造不合理的东西并努力 将之合理化。想象力就会加深迷信。 在他们的想象中总有这类的预兆或可以惊怪的事出现。好像 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癫狂,他们对于自然会有这样荒诞的看法。 (7)然而,尽管人会被想象力迷惑,但正因如此才应该坚决要求人 类“判断的自由”。才应该对比每个人的观点,围绕究竟何为真理、何 为真实的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求判 断的自由。即便压制判断的自由强行输入特定的思想,人依然会在暗 中自由思考。在不断变换的环境中首先在肉体上适应并活下去的才是 人。为了生存,必须反复思考各种状况。否则,被抛入动荡中的人是无 法生存的。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判断的自由”。 (8)解读《圣经》也是自由的。关于《圣经》,除了清楚明白的内容 以外,不强加给他人任何东西。这是斯宾诺莎解释 《圣经 》的原则。 “《圣经》对于理智绝不加以束缚,与哲学绝无相同之点。事实上,启示 与哲学完全站在不同的立脚点上。” 斯宾诺莎严格区分了神学和哲 学。“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必须把教会和国家严 格区别开来。斯宾诺莎认为,“凡是用成见以迷惑人心,用威力加之于 人民的意见,或用类似宗教叛乱的武器,都是与公众的自由背道而驰 的” ;“他们却爱惜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无论那些人是多么愚蠢,认 为那些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行为是想象所及的最恶劣的,于国家 ① ② ③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9 页。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 页。 ② [荷]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 页。 ③ [荷]斯宾诺莎: ① 25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最为危险的” 。斯宾诺莎指责独善其身的宗派主义。神学完全属于 私事。不要去追问是否信仰,因为它是每个人的自由。当问到人的社 会责任时,那只是在询问社会行为的结果,而不应该责问是何种信条造 成的。这样,斯宾诺莎强烈主张每个人的内在的自由。“宗教的信仰 是基于历史与语言,必须只能求之于 《圣经》与启示” ,所谓奇迹,无 非是民众运用想象力想象出来并相信它确实发生的东西而已。 在当时的荷兰,该主张意味着对把政治、社会的问题看作宗教问题 这一事态的批判。当荷兰资本主义利用资本、商品、劳动力等在各个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通商时,排他性的宗派主义成为了阻碍。斯宾诺 莎的思想和追求非宗教性的荷兰资本主义的意向是一致的。 (9)“理性被自然之光开发和引导。自然既孕育理性又培育理性。 在自然中自然和普遍性法则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哲学以自然之光培 育的发达的理性为基础。“共通概念”只能从自然得出。斯宾诺莎认 为,当人们转让自然权利在自发形成的公共圈中发言时,只应讨论理性 能够判断和解决的问题。 那么,斯宾诺莎的“共通概念”究竟是什么?它是公共圈中通过交 换意见、讨论或实验积累和共有的共享知识库 (common stock)。斯宾 诺莎说公共圈是由“自主独立的精神的领主”、“自主独立的人们”构成 的。在公共圈的内部,唯有理性可到达的哲学的、科学的真理才是可以 取得共识的标准。斯宾诺莎在写给奥尔登堡的书信(第六封)中,列举 了许多硝石实验来说明物体的凝固性和流动性。他认为,除了科学上 的真理以外,社会道德的真实也要依靠理性来引导,二者占据同一片领 域。和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样,“所有的人都能顺从,与人类的总数比起 来,却只有极少数能单借理智的指导获得道德的习惯” 。斯宾诺莎直 ① ② ③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94 页。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01 页。 ② [荷]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1 页。 ③ [荷]斯宾诺莎: ① 256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视民众的现状,民众“常趋于迷信,注重古代的零碎事物,对永恒的真 理反而漠然” ,“他们的坚忍不挠却是固执顽强,他们对于什么的褒贬 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靠着理智” 。民众用捏造各种东西的想象 力安慰自己。要想打破民众的现状,首先必须找到打破现状的根据。 Yovel 认为斯宾诺莎把民众划分为有教养的民众和无知的民众,并 指出: 斯宾诺莎的对象不只是这个顽固集团的有教养的民众 (the learned multitude), 他最终还作为一名讲授知识的传达者向无教养 的民众 (the uneducated multitude )传达易于理解的新鲜思想 (Yovel,vol 1:137)。 然而,斯宾诺莎曾经提到,因为大众确实固执地以迷信为标准误 读、误解《神学政治论》,所以他丝毫不希望进行哲学思考之外的人阅 读自己的作品,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读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宾诺莎把 那样的大众也当成“理性上的存在者”的潜在力量。可以说,这是斯宾 诺莎未曾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斯宾诺莎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在 后文会论述,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问题。 斯宾诺莎一边宣称“信仰和哲学分离才是《神学政治论》的主题”, 一边又认为比起那些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奇迹),运用哲学 (科 学)所理解的东西拥有更多的权利,也能回到神的作为那里去。斯宾 诺莎主张神学和哲学有所区别,认为理解自然是理解神的作为的正确 途径。事实上,“神即自然”的这一斯宾诺莎的命题早在《伦理学》之前 的《神学政治论》中就已经提到过了。相信奇迹那样的反自然、超自然 的事件最终会陷入无神论。斯宾诺莎反问:即便那样也无所谓吗?针 对“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这个大众的误解,他反讽道:陷入无神论的 是大众才对吧? ① ② ① ②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 页。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7 页。 25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二、自然哲学的还原 马克思对《〈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进行了 “自然哲学的还原”。 具体来说,神学应被限定为私人领域、哲学是奠基公共圈的知识活动的 这一斯宾诺莎思想深处的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它是把即成的、人为 的东西全部打破重新开始,回到万物生成的根源,由此追溯万物的生成 (Ereignis)过程,这就是“自然哲学的还原”。马克思认为,只有把斯宾 诺莎的固有的哲学彻底化,即进行自然哲学的还原,才会弄清楚《神学 政治论》的哲学根据。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完成了《〈神学政 治论〉摘录笔记》。他在笔记中推断《神学政治论》的合理顺序应该是: i 哲学、 神学区别论(第 6 章、第 14 章、第 15 章)→ ii 论共和制 (第 20 章、第 19 章、第 18 章、第 17 章、第 16 章)→ iii 论《圣经》(第 7 章—第 13 章)→ iv 论预言(第 1 章—第 5 章)(i ~ iv 为摘录顺序) “序言”提到的神学和哲学 (政治哲学)区别论的真正展开是第 6 章的“论奇迹”(i)。因此马克思断定《摘录笔记》应该从这里开始。和 第 6 章紧密联系的是具体论述政治、哲学比宗教、神学更根本的第 14、 15 章。接下来摘录的是和斯宾诺莎政治论相关的、 论证最符合自然哲 学的政体是民主制的第 16 章到第 20 章(ii)。斯宾诺莎认为人天生具 有适应力量的生存权利,“力量以权利为根据”。他的观点和霍布斯的 “自然权之权利以力量为根据”截然相反。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是力 量的实现。积极展开自由论的是 ii 的第一篇笔记第 20 章。他在该章 提到,在为了人的自身生存而组成的国家中,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权力和 和平就应该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共和制的目的(finis Reipublicae)就是 自由”。接下来摘录的第 19 章里,斯宾诺莎说在民主国家里,正义掌 握在转让人们命令的权利的统治者手里,而非宗教领袖的手里。接下 258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来的第 18 章,斯宾诺莎涉及了 4 点主张,即宗教领袖不应享受公共的 命令权、宗教法不应支配世俗事务、对正当性的判断权应该交给统治 者、(和霍布斯不同)君主制是危险的。而在第 17 章中,斯宾诺莎指出 即便把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也不应该全部转让,每个人都应当保留自 然权利。最后的第 16 章则指出,人类为了共存需要转让每个人的自然 权利,以此形成共同的力量 (国家权力)。在该章中,斯宾诺莎论证人 类生来(自然地)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存在,最适合人类的政体 是民主制。 我认为,倘若第 20 章后面直接连接论证共和制的基础是人的意义 上的自然权利、民主制是最自然的政体的第 16 章,也许是更自然的顺 序。但是,马克思近乎机械地采用了“第 20 章→第 19 章→第 18 章→ 第 17 章→第 16 章”的顺序,即与斯宾诺莎完全相反的顺序。马克思的 选择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ii-1)共和制的目的是自由(第 20 章)。 (ii-2)共和制是独立于宗教权威的存在,信条不同的人合作 (共和)就是民主制(第 19—18 章)。 (ii-3)其根据就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第 17—16 章)。 以自由为目的的民主制是马克思当时的问题意识。我认为马克思 着眼于斯宾诺莎的民主制并解释了关注的原因。 《摘录笔记》最后的 iii 和 iv 也许是出于如下思路构成的。就是 说,马克思看到了斯宾诺莎的立论(第 7 章—第 13 章),即奇迹以自然 之光能够认识的法则为基础,但预言只以 《圣经》为基础,所以摘录了 后文的预言论(第 1 章—第 5 章)(iii 论《圣经》→iv 论预言)。斯宾诺 莎在此指出,预言家的话语的可靠只有心性上的可靠性 (certitudo mo ralis), 即只存在于明显活跃的表象力 (imaginatio )、印记 (signo )、善导 精神当中,它不是指引哲学的自然之光。在这里,神学领域和哲学领域 再次被严格划分了。 这样,马克思依据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重构了《神学政治论》。他 25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神学政治论》中发现了斯宾诺莎自身不自觉的合理的核心———自 然哲学,并以之为基础重新编纂了斯宾诺莎。马克思在早于《〈神学政 治论〉摘录笔记》的两年前,即 1839 年完成的《第六笔记》里,就秉持着 宗教和哲学严格区分的观点,并指出“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古代哲学都 不比柏拉图哲学更具有宗教性”。马克思写了一篇 《亚里士多德—黑 格尔颂》,并称赞当斯宾诺莎讲述 “在永恒的相下的思考时,在讲述神 之爱、人的精神自由(libertas mentos humanae)时,他的感激之情比那具 备更真、更强烈、更普遍的教养的精神还要令人心旷神怡”(MEW,Erg. Bd. : 225)。 1858 年, 马克思在写给斐迪南 · 拉萨尔的书信中回顾了自己 1839—1842 年间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和斯宾诺莎的研究, 并如下写道: 你在写作(赫拉克利特)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 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 似的工作,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 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 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便在那些赋予 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像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 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 同的。 上段引文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原 始的文献没有“体系的内部结构”,即便研究者根据文献进行 “自觉的 体系”化,体系的构建也不会成功。马克思想要表达的是,即便像赫拉 克利特或伊壁鸠鲁那样,他们的文献是自带体系的,然而这种体系和文 献的叙述人(赫拉克利特或伊壁鸠鲁)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是完全不同 的东西。在这封书信中,斯宾诺莎的名字伴同伊壁鸠鲁一起出现了。 1841—1842 年, 当时的马克思正准备有关自然哲学的毕业论文。作为 ① ① 2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0 页。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论文的准备工作,除了伊壁鸠鲁,他还阅读了斯宾诺莎的 《神学政治 论》和《斯宾诺莎书信集》。可以确定,马克思在 1858 年给拉萨尔写信 时,回顾过柏林时期的研究经历,那就是,当马克思以特殊顺序完成 《神学政治论》的摘录笔记,即马克思认识到斯宾诺莎思想的合理核心 是他的自然哲学并以之为标准重构《神学政治论》时,斯宾诺莎的思想 显现出来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大约 6 年以后,马克思在写给舅父、 荷兰商人莱昂·菲利普斯的信件中,回忆了《神学政治论》第 8 章的摘 录,并介绍说“《摩西五经》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 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 《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 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后来也清晰地记得青年时的研究思想。 ① 三、《摘录笔记》的顺序反应出的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是依据上述问题意识编排而 成的。Yovel 说马克思“用奇怪的顺序排列了摘录笔记”(Yovel,vol 2: 78),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Yovel 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鹫田小弥太在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先驱性研究著作 《致斯宾诺莎先生》中, 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 《摘录笔记》,并指出了言论自由、民主制等马克 思的问题意识。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摘录和本来顺序的关系。 洪汉鼎把上文的那封致拉萨尔的信作为 “重要文献”引用 (Hong Han 205—206), Ding: 这实属难能可贵,但他却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信里设 想了笔记的特有顺序。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进行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动 机是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的口试,即 “备考说”(广松、井上:270 )。然而,上述那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62 页。 26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摘录笔记》的“复杂顺序”对于“备考”是必要的吗?笔者对此表示怀 疑。“备考说”认为“务必把进行笔记的机缘或动机和笔记对马克思治 学的意义区分开来”(广松、井上:271),但是这种观点会把人引入歧 途。设想一下,即便马克思在免于口试之前就完成了作为口试准备工 作的《摘录笔记》,也并不能由此断定进行摘录时的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和后来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毋宁说,前后两个问题意识是连续性的、 是统一的。在“备考说”那里,《摘录笔记》对 “马克思治学的意义”最 终产生了。可是,把马克思在思考 《摘录笔记》的特有顺序时、在临近 考试时所持有的问题意识和他后来的问题意识区分开来的做法无论如 何都没有道理。认为马克思的笔记只是对考试的战术上的回应的观点 和笔记的特有顺序在根本上是矛盾的。那会背离阐明笔记之特有性这 个重要的问题。若只是为了 “备考”,那么应该准备一份不刺激考官 的、不过分尖锐的 (内田义彦)更加保守安全的笔记。“备考说”的出 现,是否是为了打破“马克思 《摘录笔记》的问题意识就是民主制的探 求”的鹫田小弥太说的垄断局面?如果考虑到笔记的特有顺序,那么 应该能够理解马克思是怀着这样的也是贯穿了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去 准备口试的:承担着实践世界的大众为何以及如何成为理论的主体并 认识到民主制才是最自然且自由的政体。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的解读方法批判了视斯宾诺莎 为“死狗”的观点。正如洪汉鼎所言,“马克思的时代是要从僵死的形 式中提取出富有生机的思想的时代”(Hong Han Ding,206)。“马克思 没有把斯宾诺莎当成思想贫瘠的古典学家,而是当成同盟者接受”,应 该“对这个同盟者的反动的偏见毫不留情,将之拆解到水晶一样透明” (ibid. ,198)。在《〈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里,马克思没有把斯宾诺莎 看成 17 世纪的人物,而是当成同时代的人重新解读。斯宾诺莎最早挑 起了反对宗教权威的斗争,并提出了民主制是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政体 的这个挑战的根据。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批判已经不是他所处 时代的主要课题,民主制的实现才是时代的主题,因此他最先摘录了 262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神学政治论》的政治学部分,即上文的第 2 节内容。 四、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研究给他后来的思想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如 Yovel 所言, “关于斯宾诺莎的思想,马克思灵活运用的场合比他自己 以为的还要多得多”(Yovel,2:78)。马克思提到斯宾诺莎的出处可以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名索引或 Marx / Engels b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Reclam 1983 等, 但“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问题”却 不能局限于此。马克思压缩记录自己的研究思想,马克思文献里没有 提到斯宾诺莎的地方也隐藏着斯宾诺莎的元素。 (一)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元素最早见之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在那里,马克思站在了从“根源的生成—本生(Ereignis)”角度理 解万物的斯宾诺莎的立场之上。 正如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 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 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①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 部分。 从自然史生成的人把每个人的五感和精神实践的感觉结合为社会 性器官,并借助自己的感觉发挥它们的作用。人性并非一成不变。 《哲学的贫困》也指出了 “历史就是一切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手 稿》首先讨论的劳动过程的部分,即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 ②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8 页。 26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 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 表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并展开了斯宾诺莎奠定的自然概念,即以自然 为母体的人是如何发生关系、保证生存的必需品、通过活动改变自身 等。总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论离开斯宾诺莎就无法 理解。《手稿》的事实上的劳动价值论在 《大纲》得到了系统的分析。 斯宾诺莎批判性地继承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能生的自然”(natura na turans)和“被生的自然 ”(natura naturata )概念,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 它们乃是现实世界的人的 “生命活动能力 ”(Psycheologie = de anima。 翻译成“心理学”是错误的)以国民经济的产业的方式获得实现。关于 这个问题,内田义彦曾经指出: 自然是创造活动的同时还是被创造物乃至被创造物的创造活 动,这是一种继承了雅典的欧洲的传统看法。一切东西是被创造 物的同时也是创造的活动;人是自然界的自然的精华,自然环境本 身由自然的结果即人类的自然 (创造活动)加工改变而成。若不 领会这些思想就无法理解如 《手稿》里的 “自然”、“人类本质”等 问题(内田义彦:83—84)。 内田义彦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 “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问题” 十分重要。马克思研究斯宾诺莎的同时也做了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 的摘录笔记。该笔记对于我们思考自然史中的人类颇有启发性。与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不同,马克思以《论灵魂》的第 3 卷为中心按 照章节顺序记录要点。在要点里,马克思从斯宾诺莎写给耶勒斯的书 信,即“形状无非只是限定,而限定就是否定,所以,正如我们所说的, 形状除了是否定外,不能是别的” 的内容中,摘引了“限定就是否定” 这句话。亚里士多德在 《论灵魂》的第 3 卷考察了人的五感、共同感 ① ② ① ② 2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9 页。 《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206 页。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觉、判断能力、思维能力 (理性)、心灵表象、运动能力、欲望能力等内 容。马克思的笔记的观点是,诸如这些人的能力 (psychē)都是历史性 地发展而来的。该观点在《手稿》的产业论里被活化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7—1858 年 )的 《序说 》里也引用了 “限定就是否定”的部分。在那里,马克思是这样活用斯宾诺莎的限定 即否定的论题的。马克思分析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范畴彼此 吸纳其他三个范畴时又反过来被吸纳的生产有机体。例如,(1)生产 的规定在形式上是不生产(生产的否定),即充其量只是消费、分配、交 换的否定(生产的否定);但是在现实上,生产反过来由自身 (消费、分 配、交换)的否定规定。(2)生产和消费相互关联。通过因个人消费而 再生产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手段的生产性消费,生产得以进行。(3)生 产和分配相互关联。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分配方式决定生产各要 素的结合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4)生产和交换相互关联。以何种 方式进行交换决定了交换的目的 (以消费为目的的产品简单交换,还 是以利润为目的的交换)。这样,马克思看到,生产一方面被自己的否 定要素(消费、分配、交换)规定,一方面吸纳性地规定这些要素。判断 的标准就是斯宾诺莎的“限定就是否定”命题。 《大纲》里的斯宾诺莎较之《手稿》更为系统化。“货币章”的基础 文献是斯密的 《国富论》。然而马克思几乎没有使用 “使用价值 (Ge brauchswert)”这个用语, 而是用“属性(Atribute)”取而代之。与其搭配 的“实体(Substanz)”、“个体 (Individuum )”成为论证货币生成的基本 用语。“实体、属性、个体 (有限形式)”,这些都是斯宾诺莎 《伦理学》 的基本术语。马克思把名为商品的“个体”分为“特殊的自然属性”(使 用价值)和“一般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两种“属性”,并分别分析特 殊属性产生于自然实体(具体劳动)、交换价值的实体产生于社会实体 (抽象劳动)。“个体 → 属性 → 实体”的顺序和斯宾诺莎 《伦理学 》的 “实体→属性→样式”完全相反。只有倒置斯宾诺莎的顺序才能构成 合理的体系。前文谈到的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书信内容也包含这一层含 26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义。斯宾诺莎把实体概念限定为无限实体(神即自然)的其中一种,马 克思则想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个体)和第二实体(可以分离的 形式 chōrismos。cf.MEGA,IV / 1:163),把议论的场域从形而上学转换 到实践的世界(资本主义)。在实践世界里,既有作为满足人类特殊欲 望之属性的根据的东西(自然实体),同时又有人类的诸种社会关系即 借助他们无意识的思维和行为自身产生的东西 (社会实体)。在斯宾 诺莎那里,存在着 “神即自然”这个唯一的无限实体。而在马克思那 里,自然孕育的人即被生的自然所进行的创造活动(劳动)才是产生和 支撑人类现实世界的实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裂为自然的具体 的实体和社会的抽象的实体,后者 (抽象实体、价值实体)的抽象性能 够组织生产有机体并开展不断突破界限的扩张主义运动。就像诸个人 建立民主制那样,当诸多国家组建国家联合体时,荷兰等早期资本主义 国家向前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挺进,通过通商关系不断地吸纳或联合。 想必斯宾诺莎注意到了这种事态(渡边 1950)。 (二)《资本论》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如下记述和斯宾诺莎思想有关: 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 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 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 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 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首先,“自然史的过程”观点和斯宾诺莎的 “仅是哲学基础的普遍 的自然史(universali historia Naturae)”有很强的亲和性。这种观点意 味着,把每个人运用主观想象力的行为合为一体,虽然从短期来看它并 不稳固,然而从长期来看,在朝向一定方向运动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 ① ① 266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诸种生存条件自然且必然的改善过程变得明晰了。 其次,斯宾诺莎认为,“自然不为人的理智的规律所拘束。人类的 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无 限的宽广,与自然的永恒秩序相连。在此秩序中人不过是一个微粒而 已。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所有的个体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以生活与 活动”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模拟并扩张自 然的创造活动的第二自然,是有意识地实现“自然目的”的主体。人类 通过自然的因果法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种观点即便在自然科 学—技术的层面行得通,但是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目的也能那样实现 吗?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不会出现不同于个人意图的东西吗?马克思考 虑到了这一点,弄清楚这个问题才是社会科学的使命。 再次,当马克思规定用 materialistisch 把握自己的历史观时,他强 烈地意识到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思想。马克思的 materialistisch 绝不 能 理 解 成 反 映 论 的、摹 写 论 的 东 西。 他 的 物 象 化 论 (Versachlichung)表明人类是无法直接且透明地观察事物的。人类可 以认识自身的经验直至概念的高度。产生概念装置的是学问。《资本 论》论证了资本主义下经济世界的物象化形态。因此,贯穿 《资本论》 体系的主题之一就是物象化论。但是,马克思所说的 Versachlichung 并 非他提到的 Materia (l )ismus。materia (根源的自然 )和 Sachepragma (人的行为事实)在用语方面没有直接联系。当物质生活的过程被价 值关系组织起来时,也就是被“物象化”了。 唯物主义是把历史深处支撑人类生存的自然视为基础的观点。唯 物主义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说的形式因在人为的世界里优越于质料 因,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期来看,质料因不仅包含形式因的作用还逐渐地 超越形式因。自然(质料因)相对于人(形式因)具有根源上的优越性、 肉体劳动(质料因)相对于精神劳动(形式因)具有根源上的优越性,这 ① ①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3 页。 26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些观点都是唯物主义的。Materialismus 的词根 materia 是希腊语 hylē 的拉丁文译法。Hylē 是母胎,是自然,是质料因。人类最终也不会超 越生养自己、供给自身生活资料的自然。人是在根源上依赖自然而生 存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的 《论灵魂》和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的还原之处看到了人类存在对自 然的根本性的依存性。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宾诺莎,都没 有把自然当作人类的物质行为———根源生成的对象正面对待,只把 它看成了理论对象。马克思认为,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把自然下降为 作为产业去经营的物质生活过程。此时,人对自然的根源上的依存 性获得了根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开展了这项工 作。物质生活过程的承担者是劳动的大众。这样,不仅是斯宾诺莎 所说的大众的想象力,就连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都被重新定义为意 识形态的东西。麦卡锡在《辩证法与颓废主义 》和 《马克思与古代作 家们》中说过: (马克思)成功地赋予了宗教所表现的 “被压迫者的呼声”主 题以历史上的、结构上的意义。“非宗教的基础是这样的,即人创 造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马克思的早期的宗教批判蕴含着经济 学批判的基础。因为后者是从前者产生的(MacCarthy1994:128)。 拜物教批判是从批判伊壁鸠鲁的神话和自然法则以及犹太预言家 的偶像崇拜和虚伪的众神开始发展而来的(McCarthy1990:259)。 最后,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的序言里把人分为哲人和无知者 (大众),还说他对后者几乎绝望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把人看成社 会的产物,并与追问个人的历史责任的立场保持了距离。斯宾诺莎把 作品的读者限定为“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对其他大众毫不在意。他不 希望那些人读他的 《神学政治论》。这种对人的二分也许是斯宾诺莎 在现实生活中对人际关系的投影。斯宾诺莎虽然提到最符合人类自然 (本性)的政体是民主制,但是关于接下来如何打破宗教的迷信和独 断、民主制何以可能等关键问题却什么也没有说。马克思则在人类 268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史作为自然史的一环不断推移的进程中看到了民主制生成的可能 性。在人类史中,人类解放的各种客观条件以及承担它们的各种主 体条件生成了。马克思判断,分析它的现实可能性是学问 (哲学 )的 使命。从短期和个别对象来看,各种具体问题的责任只能落在特定 的人群身上。然而,马克思的立场是,这些问题被整体地根本地解决 了吗?社会要求个人的道德固然重要,但是,社会除了承担责任的特 定的个人以外还包括“其余的人 ”,他们没有像个人经营道德生活那 样的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义务吗?既然要求个人的道德,那么要求 者们所身处的社会本身充满道德吗?社会是为了强制一部分人的非 道德行为而组织的吗?类似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一直存在。马克思的 观点,即在自然史的过程中思考社会中的个人观点开阔了我们的视 野。“特定的个人”和“其余的人”的对比,不仅存在于斯宾诺莎的思 想当中,还存在于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马克思的思想中。接下来,我将 用《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的生成论和马克思的货币生成论对这对比 较加以进一步的阐释。 五、斯宾诺莎的大众和货币的生成 斯宾诺莎一方面论证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另一 方面又对占据人类大多数的大众表现了极为严厉的态度。他一方面说 最自由的政体是民主制,一方面又说作为民主制的实现者、承担者的大 众容易受到迷信的困扰,对于运用自然之光之引线的理性便可洞察的 民主制,大众恐怕无法理解它对人类本性的适宜。斯宾诺莎在 《神学 政治论》的序言里谈到,“一般人常趋于迷信,注重古代的零碎事物,对 永恒的真理反而漠然” ,“在大众的心中迷信与恐惧都是牢不可拔 ① ①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 页。 26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他们对于什么的褒贬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靠着理智 ” , “对乱民最有左右力量的是迷信” 。因此他坚决提出对思考哲学的少 数读者、学术精英以外的“其余的人我不欲推崇我的书” 。斯宾诺莎 苦心论证出了民主制,却在缺失民主制的实现者和承担者的状况下,使 《神学政治论》完结了。斯宾诺莎对大众的态度受到越来越多的斯宾 诺莎研究者的关注(Balibar、水岛、上村、上野)。 马克思看到了斯宾诺莎的大众问题中遗留的问题。他在与斯宾诺 莎研究同时进行的学位论文里,用“大众与苏格拉底”的分裂来代表和 表象实践世界的承担者 (大众)与理性世界的承担者的分裂 (内田弘 1999: 149—150)。马克思在斯宾诺莎那里也看到了这种分裂。马克 思研究斯宾诺莎的内容无疑是民主制问题,但更关键的任务是要进 一步论证,民主制的实现者和承担者是否存在以及在何处存在?这 个任务是实践性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是形式因,实践是质料 因。在这里也是一样,问题在于 “materialistic,即生成母胎是谁以及 如何实现课题”。 马克思的任务是要在根本上 (materialistisch)深化问题,例如仅在 政治领域是否能够把握民主制的问题、在依托政治的经济领域里民主 制问题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规定等。而问题的设定就是论证货币生成的 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转化论”的结尾写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 沁”。这是为什么?法国第一次市民革命的政治口号(1789 年《人权宣 言》)是“自由、平等、所有权”。第二次市民革命(1848 年)的政治纲领 改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又添写了法国社会以 “所有权和劳动为基 础”这一条内容。那么,对应这次修改,在经济世界里,以 “所有权 (资 ① ② ③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7 页。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 页。 ② [荷]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7 页。 ③ [荷]斯宾诺莎: ① 270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产阶级)和劳动(无产阶级)”为基础关系的“自由平等”的经济体系能 否实现“边沁”即“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马克思在后面的《资本 论》里打算讨论的问题。第二次市民革命修正了第一次市民革命的 “财产所有者中心主义”并让“无产者”成为市民社会的成员。那么,问 题得到解决了吗? 斯宾诺莎已经完成了对政治哲学的民主制成立的论证。这种政治 学的论证能否构建货币生成这一经济学批判问题上的理论基础?马克 思不是从霍布斯和洛克,而首先从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里学习论证。他 吸收了这些论证并相应地在经济的世界里开始了“货币发生史”的论证。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里对民主制的论证大体是这样的。如 果每个人都行使允许人为所欲为的自然权利,最终生活会陷入仇恨、愤 怒和不安当中。所以每个人都应尽力避免上述状况的发生。斯宾诺莎 将其称为“理性的命令”。遵循《理性的命令》,人类就会这样行动。马 克思在笔记里也摘录了这一段内容。 人类为了安稳和舒适的生活,必然地要结合为一个整体 (necessario in unum),进而他们每个人都要把自然赋予的权利共 同所有(collectives habeo),这种权利不应再为个人的能力和欲望 所规定,而要取决于众人的合力和意志。 也就是说,要把众人的力量(自然权)合而为一。平田清明(平田 1969: 213—214、 平田 1971:287—288)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论证 令我联想到马克思的交换过程论里关于约翰 《启示录》的引文,“他们 同心同意……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 能买卖” 。马克思还从《神学政治论》里摘录了以下内容。 ① ②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下卷),畠中尚志译,岩波书店 1944 年版,第 168 页。中译本参见[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214 页。由于日译文和中译文差别较大且与前后文联系紧密,在 此根据日译文表述译出。 ② 《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 ① 27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若是每个个人把他的权利全部交付给国家,国家就有统御一 切事物的天然之权;就是说,国家就有唯一绝对统治之权,每个人 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这样的一个政体就是一 个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界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 ,这一社会是 共有 (collegiartur )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利的人类的综合性结合 (coetus universes hominum) 。 斯宾诺莎把这种制度称为民主制。他还把下文的 【】部分也摘录 出来。 【我相信,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 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 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 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一分子。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民主制就是共有每个人的力量———自然权利 并集结为“一体”之力即“人类的综合性结合”的东西。这里蕴含着多 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问题。斯宾诺莎提倡内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还 说少数人在思维和判断的理论生活(theoria)中没必要效仿多数人。多 数人和少数人分裂了。但他又说在实践生活里不得不按照多数人的方 式。多数人支配着实践世界的整体。在实践世界,事务要按照全体人 员的“共同决定 (communis desretum )”进行。斯宾诺莎还说,“我们只 能说平民的权是指每人所有的保存其生存的自由” 。这样,全体一致 的共同决定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上的统治力量的把持。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是论证第一次市民革命 (bourgeois 革命)到第 ① ② ③ ④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6 页。 ②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下卷),畠中尚志译,岩波书店 1944 年版,第 173 页。中译本参见[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216—217 页。由于日译文和中译文差别较大且与前后文联系紧 密,在此根据日译文表述译出。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9 页。 ③ [荷]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9 页。 ④ [荷]斯宾诺莎: ① 272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二次市民革命(bourgeois 社会)产生的以劳动者获得参与权为标志的 民主制,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形成是否大体上基于同一原理。论 证这个内容的就是货币生成论,特别是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马克 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提到了“货币生成的论证问题”,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大纲》的“货币章”里涉及了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的部分。马克 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论,还 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定义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转化为市民 社会的定义。《资本论》里也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论证货币发生的方法和斯宾诺莎论证民主 制的方法相同。经济上的民主制就是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就是说, 把货币从多种多样的商品中生成的过程,理解为类似斯宾诺莎的论证 过程,即每个人交付保存自身生存的自然权利凝结为共同的“一体”之 力并选拔合适的统治者的过程。此时,斯宾诺莎口中的“每个人”被重 新定义为每个商品的所有者。马克思讨论了存在于商品所有者之间 的、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的第 2 种形式中的对抗关系。所谓第 2 种形 式指的是某个商品 W 的价值表现为其它所有商品(W W W ……Wn) 的使用价值形式(W = W W W …… Wn)。每个商品所有者都竞先凸 显自己商品的价值表现。现在,如果商品世界有 n 种商品种类,就会产 生 n 个第 2 种形式。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竞争关系的。 如果商品 A 属于一种形式规定(相对价值形式),那么 (其余 的所有)商品 B、C 对立于商品 A 属于另一种形式规定 (等价形 式)。这些形式只能处于这种对立关系中,任何商品都是如此。 (MEGA,II / 5:80;《资本论第一卷初版》:77)。 马克思在此分析了“1·对·(n - 1)”的对立构图。前文的《〈神学 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引文里出现了这种构图,它也是斯宾诺莎论证民 主制的基本构图。斯宾诺莎的看法是,因为订立了在实践世界一个人 (1)(或者是少数人)服从于多数的“其余的人”(n - 1)的契约,全体一 致的构想得以现实化了。马克思也强调,只要每个商品所有者是独立 1 1 2 2 3 3 4 4 27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的主体,他们就存在于“1·对·(n - 1)”的构图中。那么,这种对立构 图最终落脚于何处?斯宾诺莎最终得出结论:把每个人的力量—权利 汇集为合力(民主制),选拔出能够表现“一体之力”的领导者;只有这 样做,他们才会变为 “一体 ”。马克思也如斯宾诺莎那样,认为 “1 · 对·(n-1)”构图要落脚在汇聚“一体”即一个特定的商品种类—货币 商品上。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是在一定的共同体(Gemeinwesen)内相互 依存、共同生活的人。在那里,他们不自觉地创造了货币。 商品持有者在生活过程中具有相互依存的 “共同性”。但同时他 们也具有首先考虑自身得失的个人的“自主性”。就是说,他们具有共 同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性格。作为个人,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就会采取 “共同行动”。虽然潜在着对立关系,但只要利害一致就会联合起来。 然而,必须率先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就会与多数的 “其余的人 ”对立。 关于货币生成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本人只是回答说:“商品本性(自然: Warennatur)的各项规定由商品所有者的自然本能决定 ”(Marx1962: 101)。商品所有者不知道为何、何以生成了货币。他们是不自觉地创 造货币的。马克思认为他们不晓得商品世界的自然法则,只是本能地 追随它而行动。当马克思说 “商品本性 = 自然”、“自然本能”时,商品 所有者和斯宾诺莎口中的无知大众是相同的。但是,马克思没有加以 进一步的阐释。笔者(内田弘 1996)对此曾尝试过演绎论证。也就是 说,每个商品所有者一边把自己与其他一切商品的“共同性”归纳于自 身,一边享有一次与其他一切商品所有者独立和对立的机会;同时还和 其他的某“一个”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对立,并拥有与其他一切商品所有 者“共同行动”的“n - 1 ”次机会。所谓商品,指的是在私有制制度下, 由其他商品所有者评价的、财产和服务作为社会分工之一环的劳动产 品中有价值的东西。此时,价值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对于购买该商 品的人来说的使用价值;第二,伴随着社会评价,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 成为社会分工整体且必要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一般 的抽象维度(dimension = 尺度)上具有了价值。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论 274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证,n 种商品在彼此的双重社会性自我实现 (“作为使用价值的实现” 和“作为价值的实现”)之前的竞争会导致“一个”商品成为货币、其他 多数“其余的东西”成为商品(所有者)(大众)之必然性。在民主制制 度下,每个大众都有可能被选为统治者。同理,每个商品都有可能包含 自身,成为代表由 n 种商品构成的世界的形式(货币)。但是,这 n 个 第 2 种形式都在争夺它们的自我实现。脱离这种复杂的对立关系的方 法只有一个,即把具有最能表现一般抽象价值的使用价值的那个 “唯 一”的商品排除出来。它就是黄金。持有商品的大众们的忘我的竞争 关系不自觉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对货币商品的排出是自然而然发 生的。 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在 《伦理学 》第 2 部分命题 7 的附释处提到 “任意属性的实体是同一的”。所以“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属于同 一实体(参见松田 416—421)。从马克思的商品论观点来看,斯宾诺莎 的思想属性相当于商品的价值,广延属性相当于使用价值。在斯宾诺 莎那里,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二者 “平行”着归于实体,而不会相互干 扰。由于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理论站在“多数人”自觉选出 “一个代表” 且代表的意义能够得到直接实现的构想之上,所以没有必要像马克思 的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那样在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关系上进行论证。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里,某个商品的价值 (思想属性)要依 靠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广延属性)来表现,二者在“理论关系”上是依 赖关系。进一步说,交换过程论这一“实践过程”乃是“价值的实现”和 “使用价值的实现”的相互前提或者说是假定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马 克思的货币生成论对应了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的统合为一的政治权力的 生成论。这种政治权力的使命不仅在于国内的统治,还致力于把资本 主义商品世界扩展到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斯宾诺莎留意到 17 世 纪上半叶开始的日本和荷兰的通商关系,并认为个人为了生存组建国 家,国家为了生存而联合。这样,对政治上的民主制和经济上的货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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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ヨベル、イルミヤフ(1998)(小岸昭·E. ヨリッセン·細見 和之訳)『スピノザ 異端の系譜』人文書院。 [54]鷲田小彌太(1987)『スピノザの方へ』三一書房。 [55]鷲田小彌太(1980)『哲学史の可能性』新泉社。 [56]渡辺義晴(1950)『資本主義黎明期の哲学』刀江書院。 (译者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279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意]马塞罗·默斯托 谢静 译 摘要:本文对异化概念及其理论沿袭进行了梳理,从不同角度对异 化概念及其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其中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 异化概念及其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也涉及一些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流派 特别是北美社会学对异化概念的应用和扩展。但是也指出这样一种理 论上的变化实则反映出的是异化概念的理论枯竭,批判的维度已经让 位给了中立的立场。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异化概念基本贯穿 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之中,不仅在其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集中体现出来,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将异化的经济 与政治分析密切结合,直至《资本论》中对“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的 描述都显现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事实。 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 北美社会学 《资本论》 一、导 论 异化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并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之一,卡尔·马克思 的理论在讨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与人们能够设想的相反,概 念自身并没有顺延发展下去,并且包含马克思关于异化反思未知文献 的出版确定了理论转换和传播的重要历史时刻。 280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一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化。在神学话 语中,它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在社会契约论中,它指的是个体最 初自由的丧失;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转换。第 一个关于异化的系统哲学阐释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的 《精神现 象学》(1807 年)采用了术语 “Ent usserung”(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外化 或抛弃)和 “Entfremdung”(疏离)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中变 成了它自身以外的事物。在黑格尔主义左派的著作以及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 年)的宗教异化理论中,这个问题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在虚构的神之上———对于这 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异化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并 且在 19 世纪下半叶主要思想家中并没有人给予其高度重视。即使在 马克思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一术语;而在第二国际 (1889—1914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术语则完全缺失。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些思想家发展了那些后来与异化有关联的概 念。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1893 年)和《自杀论》(1897 年)中引入了“anomie”(失范)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系列通过规范保障的 社会凝集力随着劳动分工的重大扩展进入到危机的现象。与生产过程 中巨大变化相伴生的社会趋势也以德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格奥尔 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1900 年)中对社会制度之于个体的支配力 量和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马克斯·韦伯 在《经济与社会》中(1922 年)详述了社会中的“官僚化”和人际关系之间 的“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他 们正在描述的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为改善现有社会和政治 秩序的愿望所导向,而旨在以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加以替代。 二、异化的再发现 异化理论的再发现要归功于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 28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级意识》(1923 年)中参考了马克思 《资本论 》(1867 年 )中的某些篇 章———特别是 “商品拜物教 ”(der Fetischcharakter der Ware )这一部 分———并引用了“物化”(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这一术语以描 述劳动活动作为某种与人类相对的客观和独立的事物,通过外部自治 法则支配他们的现象。然而由于他将物化设想为一个结构的给定,所 以在实质上卢卡奇的理论仍然与黑格尔的理论相似。许久之后,法文 版 的面世在学生和左翼活动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卢卡奇决定 将其与一个相当长的自我批判前言放在一起再版(1967),其中他解释 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物化等同于异化是对黑格尔的追随” 。 另一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关注这个主题的作者是伊萨克·鲁宾。 他在《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中论证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整个 经济体系的基础,特别是其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这位俄国作者看 来,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事实” 。它所涉 及的生产关系之“‘物化’并不仅仅是‘神秘化’或幻灭。这是当代社会 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一……拜物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现象,也是社会存在 现象” 。 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相对于著作被撰写的时代,这些洞察是有先 见之明的,但是鲁宾的作品并没有促进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在 西方,从 1972 年被译为英文(以及从英文被译为其它语言)起,人们才 开始接受它。 ① ② ③ ④ ⑤ , :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Cambridge:MIT Press, 1971,p. xx ② George Lukács, iv.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③ Issal Illich Rubin, 5.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④ Issal Illich Rubin, 28(trans.mod. ).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⑤ Issal Illich Rubin, ① , Histori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 Kostas Axelos and Jacqueline Bois Paris Minuit 1960. 59. 282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导致异化概念普及这一最终变革的决定性事件是青年马克思之前 未发表的文本———《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 1932 年面世。它很快 成为 20 世纪被最广泛翻译、流传和讨论的哲学著作之一,揭示了在马 克思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异化理论所 发挥的核心作用。 随着他对异化劳动的分类 (entfremdete Arbeit ) , 马克思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领域扩展到物质生 产的经济领域,而且他也论述了经济领域对于理解和克服发生在其它 领域的异化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异化被作为一种现象而呈现,通过 这种现象劳动产品与作为“某种外在的,某种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的 劳动相对立。对于马克思: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Entusserung),不仅意味着他 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 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 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 同他相对立。 与这一普遍定义相并行地,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 ① ② ③ 实际上,马克思在他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已经使用了异化概 念。在他发表于 1844 年 2 月《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的一 个文本中,他写道,“这是……历史的任务,一旦真理的彼岸消失不见以建立现 世的真理。为历史服务这是哲学的当务之急,在其对历史的服务中,一旦人类 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的神圣形式被揭示,也就以一种不再神圣的形式 揭示了自我疏离。因此对天堂的批判就转变为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 转变为对法律的批判以及对神学的批判就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 ’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244 - 245. ② 在马克 思 的 著 作 中,人 们 会 发 现 术 语 疏 离 (Entfremdung )以 及 外 在 化 (Entusserung)。这两个词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却将它 们作为 同 义 词 使 用。参 见 Marcella D ’Abbiero,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usserung, Entfremdung Verusserung,Rome:Edizioni dell ’Ateneo, 1970, pp.25 - 27.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53 页。 ③ [德]马克思: ① 28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被异化的四种方式:(1)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的劳动产品已 经成为“统治了他的异化对象”;(2)在他的劳动活动中异化,他将这种 劳动活动视为“对自身的直接反对”,似乎这种活动 “并不属于他”; (3)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类本质被转换为“使类同人相异化”;以 及(4)人同人相异化,并且也适用于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 关系。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并不同样与对象化相关联,而是与 经济精确形式中的特定现象相关联:即雇佣劳动以及劳动产品向与生 产者相对立的对象的转变。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政治差异是巨大的。 鉴于黑格尔将异化作为劳动的本体论显现而呈现,马克思将其设想为 生产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特征,并且认为只有通过 “将社会从 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对其加以克服。 在包含对詹姆斯 ·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的笔记本中他提出同样的观点: 我的劳动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 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 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 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 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 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 确地说,知识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 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因此,即使在这些片段中以及有些疑虑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讨论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53 页 ② 对于马克思有关于异化四部分类型学的描述,参见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36 - 15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2 页。 ③ [德]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4 页。 ④ [德]马克思: ① 284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的往往是与历史观的异化,而不是与自然观的异化。 三、异化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然而在确立历史的、本体论的异化概念之前,时光流逝。20 世纪 早期,许多作者都将它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对待。例如,在 《存在与时间》中,马丁·海德格尔以一种纯粹的哲学术语处理它。他 的异化现象学使用的范畴是 “沉沦”(Verfallen):即此在 (此在—本体 论地构成了人的存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和因循守旧中丧失自身的 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向世界的沉沦意味着此在和他人彼此存 在于一起的同化,迄今为止,后者是由闲言、好奇和两可所引导 的”———是某些与作为马克思理论关注中心的工厂工人状况完全不同 的事物。此外,海德格尔并不将“沉沦”作为一个“或许,在人类文明更 高阶段可以去除自身的、坏的和糟糕的存在论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 种本体论特性,“一种在世的存在方式” 。 与海德格尔不同,赫伯特·马尔库塞非常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他同 样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但并不等同于其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 显现。他于 1933 年的发表论文中,讨论了“劳动的压抑性质” 不能够 被仅仅归因于“劳动表现中的特定条件,以及劳动的社会技术结构” , ① ② ③ , , : , , 在 1967 年再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观察到在海德格尔那里异化成为一 个政治上无害的概念,这一概念“将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Lukács, xxiv)。海德格尔也试图歪曲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意义: 在他《关于“人道主义”的 信件》(1946)中,他赞许地指出,“通过经验异化,[马克思]实现了历史的本质维 度”(Martin 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in Basic Writings,London:Routledge, 1993, p.243)———这是一个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依据的误导性表述。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 ② Herbert Marcuse, nomics”, Telos, 16(Summer 1973), p.25.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 ③ Herbert Marcuse, nomics”, Telos, 16(Summer 1973), pp.16 - 17. ①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62 pp.220 - 221. 28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而应该被认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劳动中,劳动者总是 “与事物相联系”:无论是站在机器旁边 的人,还是制定技术计划的人,关心的是组织措施,研究科学问题, 指导人们等等。在他的活动中,它允许自身被事物所指导,支配自 身并遵循其法则,即使当他支配他的对象时……在每一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同自身在一起 ”…… 他与 “超出其自身的他者 ”在一 起———即使当其正在将其自身自由的假定生活加以实现之时。人 存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原则上是无止境的。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存在着一种属于 “人类存在纯粹本质 ” 的 “劳动活动最初的消极”。因此,异化的批判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技 术和劳动批判,并且当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能够拥有否定它们的自由时, 才认为它的更迭可能在起作用:“在一个接一个的抛球中,玩家在对象 化上而不是在技术劳动的最强大成就上获得了无限的人类自由。” 在《爱欲与文明》(1955)中,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概念有着同样显 著的差异,他所探讨的是只有通过劳动废除以及对力比多和其在社会 关系中的作用加以肯定才可以实现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根据雇佣劳 动,还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劳动,他摒弃了基于共同所有权的社会通过生 产的方式克服异化的任何可能性,即: ……为他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控制的机器而工作, 机器作为独立的力量运行,如果个体想要活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 服从于机器。劳动越是专业化分工就会变得越疏离……他们…… 在异化中……劳动[在]满足感的缺乏中 [以及在]快乐原则的否 ① ② ③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 ”,Telos,16(Summer 1973),p.25.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 ② Herbert Marcuse, nomics”, Telos, 16(Summer 1973), p.25.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 ③ Herbert Marcuse, nomics”, Telos, 16(Summer 1973), pp.14 - 15. ① Herbert Marcuse nomics 286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定中。 人们应该反抗的基本规范那些是由社会强加的 “绩效原则”。对 此,在马尔库塞的眼中, 在性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支配的方式被加以展开。在绩 效原则的规则之下,肉体和灵魂被变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仅仅当他 们放弃人类有机体主要的并且是渴望的力比多的主体—客体自由 时,他们才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人作为异化的工作工具…… 而存在。 因此,即使物质生产被公平而合理地组织,“它也从未能成为自由 和满足的王国…… 是在劳动之外的范畴定义自由和成就的范畴” 。 马尔库塞的抉择是放弃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而向狄 奥尼索斯的视角靠拢:“爱欲的解放” 。与弗洛伊德曾经在 《文明及 其不满》(1929 年)中所坚持的社会非压抑性组织将承担自人类关系中 所获得的文明层面的危险倒退的后果这一观点相反,马尔库塞设想,如 果在为人类服务中本能的解放发生在技术发达的“自由社会” ,它不 仅将对进步的发展有利,也将创造出“新的、持久的劳动关系” 。但是 他关于新社会如何实现的预示还是相当模糊与理想化的。总而言之, 他最终所反对的是技术统治,因此他的异化批判不是直接反对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而是他对于社会变迁的反思是如此乐观以至于在那些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 , Eros and Civiliz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66,pp. 46 - 47. 乔 ② Herbert Marcuse, 治·弗雷德曼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劳动的剖析》(New York:Glencoe Press, 1964)中提出异化的克服仅仅在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可能。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156. ③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155. ④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198. ⑤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155.Cf. 对“欲望的理 ⑥ Marcuse, 性不仅是共存的,甚至也促进向文明自由更高形式的进展”(199)的召唤。技 术与进步之间的关系,参见 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and Techné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 London: Un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①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45. 28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系统进行辩护的主体中将工人阶级包含了进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与希奥多·阿 多尔诺,也发展了通过大众媒体对需求的入侵性社会控制和操纵而产 生的广义上的异化理论。在 《否定辩证法》(1944 年)中,他们讨论了 “技术理性本身即统治理性。这是社会的强制属性与其自身的分 离” 。这意味着,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即使是闲暇时光,劳动之外的自 由时间范畴也被吸收到了共识繁殖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化概念在精神分析中也找到了其自身发 展的方向。那些从弗洛伊德理论开始着手的人们被迫在自然和文明之 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文明的保障,人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冲 动。 一些心理学家将异化与由于选择冲突而在某些个体身上产生的 精神疾病相关联,从而将这整个宏大的异化问题消解为只是主观现象。 从精神分析内部论述异化最多的作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与他的 大多数同事不同,他从未将其临床表现与资本主义历史情境相分离;的 确,在《健全社会》(1955)和《马克思论人》(1961)中,他试图使用这一 概念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弗洛姆同样 总是主要强调主体性,并且将异化概念概括为 “个体作为疏离而经验 自身的经验模式” ,仍然在过分狭隘地关注个体。此外,对于马克思 概念的描述他仅仅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由此也表现出 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中异化劳动的特异性和中心性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这一缺陷妨碍了弗洛姆给予(在劳动过程中的以及与劳动生产相关的 劳动者的)客体异化应有的关注并导致他在他们对潜在结构关系的忽 视中提出了显得有些虚伪的论点。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最为异化的阶级 …… [他]并没有预 ① ② ③ , , , : ,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1962, p.62. ② 参见 Sigmund Freud,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Fawcett, 1965, p.111. ③ Erich Fromm, ①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p.121. 288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见到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异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命运的程度……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今天,书记员、售货员、经理人甚至 比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更为异化。后者的功能始终取决于诸如技 能、可靠性这些个人品质的表现,他并没有被迫出卖他的“品质”、 他的笑容以及他的立场。 非马克思主义异化的主要理论之一与让 - 保罗·萨特和法国存在 主义哲学家们有关。的确,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战争的恐惧以及接踵 而至的精神危机为特征的异化现象(部分是受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 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 ),不仅在哲学而且在叙事文学上都被反复引 用。然而,这个概念又一次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变得更为泛化。与社 会中弥漫的不满相等同,它成为人类个体性、经验世界与不可逾越的人 类命运之间的裂缝。毫无疑问,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提出异化的 社会起源,而是将其看作不可避免地与所有的 “真实性”(苏联经验的 失败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以及人类差异性紧密相关。在 1955 年,让· 玻利特(Jean Hippolyte)在这个趋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提出: [异化]似乎并不是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化约为在资 本主义之下人的异化概念。后者仅仅是人类自我意识更为普遍问 题的特殊情况,这一自我意识能够仅仅以一个其构建的词,在另一 个其认识的并且为其偶然否认的自我中认识自身,而并不能够将 自身想象为一个孤独的“我思”(cigito)。但是这一通过他者自我 发现的方式,这一对象化,总是或多或少的异化,在自我丧失的同 ① ② , ’ , : , , 这一对异化劳动具体性质的不理解在他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异化的作品中再 一次被发现。在 1965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不得不在其与自恋 癖、抑郁症、宗教狂以及偶像崇拜中的相关联中检验异化现象以充分理解它。”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 Psychoanalysis to Marx’s Theory”,in Erich Fromm, ed. ,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221. 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Lectures on the phe ② 参见, nomenology of Spir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① Erich Fromm Marx 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 pp.56 - 57. 28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时又自我发现。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他们的联 合简直正是在那个历史运动中被观察到的辩证张力的表现。 马克思促进了一个有关人类压迫的批判,其自身以反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为基础。存在主义者所追随的则是另一条轨迹,他们试图吸 收那些他们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对他们自身路径有用的部分,在仅有的 哲学讨论中缺乏具体的历史批判。 ① ② 四、对马克思关于异化早期著作的讨论 在法国进行的那些有关异化的争论往往借鉴马克思的理论。然 而,他们所指涉的常常只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连卢卡奇 用以构建他物化理论的 《资本论 》部分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此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句子被断章取义并转化为煽情的 语录,从而对完全不同的 “新马克思主义”之存在进行所谓的证明,批 评家们将其对哲学的蕴含以及对经济决定论的摆脱归因于 《资本论》 (往往还没有阅读它)。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再一次以《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为文本基础着重强调了自我异化 (Selbstentfremdung )的概 念,也就是说,劳动者同人类种群的异化同与其自身一样的其它人的异 化———这一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现象却总是与客观异化相 关联。 同样明显的错误出现在战后政治理论的领军人物———汉娜·阿伦 特身上。在《人的境况》(1958 年)中,她围绕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即使那时离析到只剩马 克思所提到类型的其中之一:主观异化。这使她得以声称: , ,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Merlin Press, 1970,p.241 ② Cf. Tstvá Mészáros, ① , p.88. ff. 290 , :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 / London Basic Books 1969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侵占(expropriation)与世界异化相吻合,并且在现代,开 始通过某些阶层人口同世界的异化,强烈反对剧中所有演员的意 图。……世界异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思考的自我异化,而是现代的 印记。 她对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缺乏了解的证据在于,她承认马克思 “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世界异化的涵义”。她只提 到在他极早期新闻作品中的一些言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 (1842 年),并没有提到在 《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中那些更为重要的 记录。她令人惊奇的结论是:“这样偶然的想法在他的著作中起到了 次要的作用,依然坚定地植根于现代的极端主观主义。” 在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在何处以及是如何使 “自我异化”优先化, 这些在阿伦特的作品中一直都是从未阐明的谜。 20 世纪 60 年代, 在对马克思著作更为广泛的解释中,《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成为主要的争论焦点。对明确区分 “青 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存在争论———任意和武断的相反意见既被 那些倾向于早期著作的人们所赞同,也获得了那些认为《资本论》的马 克思才是真正马克思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阿尔都塞和俄国学者)的 赞同。鉴于前者认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才是 马克思社会批判最为重要的部分,后者常常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 “异化恐惧症”,并试图首先淡化其相关性; 或者,当这一策略不再可 能时,异化的整个主题作为马克思后来所放弃的“年少的轻狂,黑格尔 ① ② ③ , , : , , 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② Hannah Arendt, ①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253 - 254. p.254. ③ 柏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曾经试图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从典范的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的编号卷中排除,将它们以较少的印数降 低到补充的卷册。 29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主义的残渣” 被取消。在前一阵营的学者反驳认为 《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是由一个刚刚开始进行其主要研究的 26 岁年轻人所写就 的。但是那些后一阵营的学者始终拒绝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 性,即便新文本的出版清楚地表明了他从未丧失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且 异化理论在他一生工作的主要阶段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如大多数所做的那样,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 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主题的争论本身就是明显的错误,以至于证明了 对他作品的无知。 另一方面,由于异化文本的出版,马克思再一次在 世界哲学文献中成为最常被讨论和引用的作者。此时,苏联对这整个 主题以及与之相关争论的沉默,为在那个国度工具性地使用他的著作 提供了显著例证。由于苏联彻底漠视异化的存在及其相关话题,任何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本都被加以怀疑对待。正如昂利·列斐伏尔所表 述的那样,“在苏联,异化可以也必须不再是一个问题。从上级的命令 来讲,从国家的原因来讲,这一概念不得不消失。” 因此,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鲜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 许多知名的西方学者也在淡化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吕西安·戈 德曼认为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克服异化是可能的,并且在他 《辩证法的研究》(1959)中讨论了它将在纯粹的计划影响下减弱或是 消失。“物化,”他写道,“实际上是一种与计划的缺失以及市场生产紧 密联系的现象”;东方的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导 致了“第一种情况在于物化的消除,第二种情况在于其逐步的削弱。” ① ② ③ ④ , , : , , “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② Cf. Daniel Bell, historical Marx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 LVI,No. 24 (November 1959 ),pp. 933 - 952, 其中总结道:“当人们与异化观念可能产生共鸣时,回到作为马克思 中心的主题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只是进一步的神话创造”。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1991, p.53. ③ Henri Lefebvre,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Gallimard, 1959, p.101. ④ Lucien Goldmann,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1. 292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不完善。 五、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力 世纪 60 年代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风行一时,全世界出版了数以 千计的相关书籍和文章。这简直就是异化的时代。不同政治背景和学 科的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商品化、过度专门化、规范缺失、官僚化、因循 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自我意识,甚至自我隔离、缺乏情感、 社会和民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 异化的概念看上去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并且确实在资本主义 社会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在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 进步潮流的汇集之地。然而,这个概念的流行及其不加鉴别地使用造 成了深刻的术语歧义。 短短几年间,异化成了从权利到人类忧愁无 所不包的虚假公式———包罗万象以至于产生了其永远不可能被修正的 信仰。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 年首次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代 造反学生反抗系统的宣言,异化理论与非物质生产批判衔接起来。以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为基础,对社会秩序一致的制造已经波及 到了娱乐产业,德波认为非劳动范畴不再被认为与生产活动相分离: 鉴于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将工人作 为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只需要被分配维持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必 20 ① ② 因此,Richard Schacht(Alienation,Garden City:Doubleday,1970)提到,“当代生活 几乎没有不依据‘异化’被讨论的方面”(lix.);而 Peter C.Ludz(“Alienation as a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rinted in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 〈eds.〉,Theories of Alienation,Leiden:Martinus Nijhoff,1976,p. 3 )评论道:“概念 的流行增加了现有术语的歧义”。 “Alienation,Dealienation,and Change:A critical overview of ② Cf. David Schweitzer,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in Giora Shoham(ed. ), Alienation and Anomie Revisited,Tel Aviv:Ramot, 1982,p.57。对于他“异化的含 义往往被降低到实质上无意义的那一点”。 ① 29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要物质资料,从未考虑到 “休闲和人性”的他,一旦商品丰富到了 需要额外协作的水平,这样一种统治阶级的视角将被修正。一旦 他的工作时间结束,工人将会突然从他所受到的通过组织的方方 面面和生产的监督所清晰暗示的全面蔑视中获得救赎,并且发现 自己似乎在他所谓的消费者角色中被作为成年人礼貌对待。在这 一点上商品的人道主义照顾到了工人的 “休闲和人性”仅仅是因 为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支配这些范畴。 那么对于德波来说,鉴于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支配最初采取了 “存在到占有的退化”形式,在“现阶段”则是“从占有到显现的总体转 换”。 这一观念引导他将景观世界作为分析的中心:“景观的社会功 能是异化的具体生产,” 通过这一现象 “商品的拜物教 …… 最终实 现。” 在这些条件中,异化宣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个体经 验,引导人们去消费并 “与占支配地位的影像产生共鸣”的新鸦片,带 他们远离自身的愿望和真实的存在: 景观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商品在全面殖民化的社会生 活中获得成功…… 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展了其独裁统 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一样已经 成为大众的职责。 紧接着德波而来的是让·鲍德里亚,他在批判性阐释成熟资本主 义所衍生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异化概念。 在 《消费社会 》 (1970)中,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中心性的聚焦,将消费界定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在“消费的时代”,广告和民意调查创造了虚假 需求和大众舆论,因此也是“极端异化的时代”。 ① ② ③ ④ ⑤ , , : , ,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9. ②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1. ③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2. ④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3. ⑤ Guy Debord, ① 294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3.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商品逻辑已经普遍化并且在今天不仅统治了劳动过程与物质 生产,也统治了整个文化、性以及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幻想和个体 驱动力……每一件事物都是景观化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件事物 都被唤起、激发以及精心编排成图像、符号、可消费的模式。 然而,鲍德里亚的政治结论是相当混乱并且悲观的。面对大规模 的社会动乱,他认为“1968 年五月风暴”已经落入了“通过他们恶魔般 的价值观使对象物化和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并且将 “所有有关 ‘异 化’的争论和所有对流行和反艺术的嘲弄力量”作为一种纯粹的“游戏 部分的控诉,是至关重要的幻景,是一个使预言完满的反预言。” 比起 马克思将工人阶级作为改造世界的社会参照点,现在已经与之相距甚 远了,他以一种弥赛亚的恳求结束了他的著作,正如它的转瞬即逝一样 它是泛化的:“我们应该期待正如毁坏了这白色弥撒的‘1968 年五月风 暴’一样不可预见又必然的暴力入侵与突然瓦解。” ① ② ③ 六、北美社会学中的异化理论 世纪 50 年代,异化概念已经成为北美社会学的新词汇,但是通往 这一主题的方法却与那个时候欧洲所盛行的方法大相径庭。主流社会学 将异化作为个体人类的问题加以对待,并且所探求的解决方法集中在个体 能力对现存秩序的适应之上,而不是以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为中心。 这里也一样,在一个清晰而又为大家所共享的概念成形之前存在着 漫长的不确定时期。一些作者将异化作为普遍内在于人类状态的一种 肯定现象,一种表现创造力的方式。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它源起于个 体与社会的裂隙; 例如,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将异化溯源 20 ④ , , : , , , , : , ,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196. ③ Jean Baudrillard, Alienation, p.155. ④ Schacht, ①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191. ②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p.195 - 196. 29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到决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分裂,并认为它同样也影响到工人与管理 者。 《异化的尺度》(1957)一文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开启了对概念 的争辩,格温·奈特勒(Gwynn Nettler)试图将民意调查作为建立定义的 方式。但是与工作条件调查苛刻的劳工运动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 的问卷看上去似乎从麦卡锡主义的教义中而不是从科学研究中汲取了 更多灵感。 实际上他认为异化与美国保守主义原则的拒斥相等同:“对 家庭主义不欢迎和反对态度的一致性维护,大众媒体和大众品味,时事动 态、国民教育、传统宗教以及生活的目的观点、民族主义和选举过程。” 梅尔文·塞曼(Melvin Seeman)《异化含义》(1959)一文的发表在 概念严密性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的整体形象,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这 一领域中所有学者的必要参考。他列举了异化的五个主要类型:权力 缺乏、意义丧失(即个人无法理解其所参与事件的意义)、规范缺失、社 会孤立和自我疏离。 这表明了他也是以一种基本主观的视角来着手 分析或对现象加以阐释。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虽然他丰 ① ② ③ ④ , , : , , , ② 在这些问题中, 奈特勒将之作为易受到“异化倾向”所影响的样本是:“你喜欢 看电视吗?哪一款是你认为最新型的美国汽车?你阅读《读者文摘》吗?…… 你喜欢参加教会活动吗?全国观赏型体育运动(足球、篮球)吸引你吗?”(“A measure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22,No 6 (December 1957), p.675)。他断定那些否定的回答是异化的证明;并且在别处他还进一 步说明了:“毫无疑问,这一标准衡量了同我们社会疏离的维度。” p.674。为了证明这一点, ③ Ibid. , 奈特勒注意到“对于问题‘你有没有刚好生活在 有如我们所呈现出的管辖形式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管辖之中?’所有的回答都带 有可能性的迹象并没有反驳”(674)。他曾经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异化 与创造力相关联。假设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异化的个人…… 异化与利他主义相关联并且他们的疏离导致了犯罪行为”(pp.676- 677)。 ④ Melvin Seeman,“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6 (December 1959 ),pp. 783 - 791 1972 年他又增加了第六种类型: “文化疏离。”(参见 Melvin Seeman,“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 ”,in Angus Campbell and Philip E.Converse(eds. ),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72, pp.467 - 527. ) ① 296 Seymour Melman 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iv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p.18 pp.165 - 166.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富的研究引导他在《异化与自由》(1964)中探求导致“渗透于所有工业 社会中大型组织和非个人官僚机构雇佣” 的原因,但他同样将异化定 义为“由社会安排特定类型所造成的个人经验的性质。” 美国社会学普遍将异化视为一个与工业生产系统、资本主义以及 社会主义相关,并主要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的问题。 这一方式的重 大转变最终趋于没落,甚至被排斥,那种决定异化的历史—社会因素分 析产生了一种过度心理化的后果,它将异化作为在个体层面可以治愈 的个体病理性症状而不是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对待。 然而,马克思主 义传统的异化概念已经为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尖锐批评做出贡 献,在社会学领域中对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已经将异化分解为对社会规 范的个体失调现象。以同样的方式,在哲学上,今天这一概念所拥有的 批判维度已经让位给了虚幻的中立立场。 这一显著变化的另一重影响是概念的理论枯竭。异化从与人类的 劳动活动、社会和知识存在相关联的复杂现象变成了根据学术研究专 门化所划分的部分范畴。 美国社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论的选择能够 让他们将异化研究从任何政治涵义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科学客观性。 但实际上,由于对隐藏在解放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旗号背后主导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 ,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② Robert Blauner, p.3. “Chang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Alienation Research”,in eds. , ③ Cf. Walter R.Heinz, Felix Geyer and Walter R.Heinz (eds. ),Alienation,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daction, 1992, p.217. ④ 参见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Introduction ”,in idem,eds. ,Theories of “A general Systems Approach to Alienation(note 39), pp.xxi - xxii, and Felix Geyer, (note 40)141. Psychiatric and Sociological Dealienation”,in Giora Shoham, ed. , “Introduction”,pp.xx-xxi. ⑤ 参见 Geyer and Schweitzer, ⑥ David Schweitzer,“Fetishization of Alination:Unpacking a Problem of Science, (ed.),Aliena Knowledge , and Reified Practices in the Workplace”,in Felix Gever, tion.Ethnicity, and Postmodernism, Westport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23. ①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15. 29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值观和社会秩序的支持,这样一种政治 “转向”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 内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异化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穷尽 于前者是政治的而后者是科学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 反对美国社会霸权价值观的倡导者,而美国社会学者所维护的是现存 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并巧妙地将其装扮成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 在 美国的学术背景之下,异化概念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歪曲,并因社会 阶级的卫护者反对其长久以来的导向而宣告终结。 ① ② 七、《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的异化 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在应对这种情况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始关注在新文本出版之后有了转变的 趋向,从而使他思想的发展更准确地重建成为可能。 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后半程,马克思不再经常使用“异化”这一术 语了;最主要的例外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 》 (1845),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对布鲁诺和埃德加 · 鲍威尔的论战,以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中的一篇文章,也是与恩格斯合写的。 ,“The Dehumaniz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a problem in the ”, , , ( ),pp. , ,“ ”, “Dehumanization”。Irving Louis Horowitz 在“异化的陌生事业:在未 ② 参见 Horton, 获得其奠基者许可的情况下异化概念是如何转变的”中对这篇论文极力拥护 (in Felix Geyer,ed.,〈note63〉,pp.17- 19)根据 Horowitz,“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在 社会抗议中,异化现在是传统的一部分。由这种类似于被异化的拓展认识所 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被整合,莫过于说是价值负载。”因此,异化的概念“成为 弥漫着人类状况的概念……一个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力量。与其将异化看作 是通过由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求所产生的人类类本质的‘疏离’所构架 的,不如将异化看作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创造 力资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人怪癖的表达”(18)。 ① Cf. John Horton ideology of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XV No 4 1964 283 - 300 and David Schweitzer Fetishization of Alienation p.23. 298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一旦他放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表的想法,他就又回到了 《雇 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异化理论。该书是以他 1847 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 工人协会演说为基础的文章合集,但是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其 中,因为对于他的目标受众来讲这是过于抽象的一环。他在这些文本 中写道,雇佣劳动并没有进入工人 “自身的生命活动”而是代表了 “他 生命的牺牲。”劳动力是一种工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的商品,并 且“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 : 一个工人在昼夜中,有 12 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 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 12 小时的织布、 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 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 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 来,12 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 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做 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 人了。 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马克思的著作再没有更多地提及到异 化理论了。随着 1848 年革命的失败,他被迫流离辗转来到伦敦;一到 那里,他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了一个与历史主题相关的作 品, 并没有出版其他书籍。然而当他又再一次写到经济时,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大纲》[Grundrisse]更为人所知)中,他不止一 次使用了“异化”这一术语。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令人回想起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尽管在大英图书馆近 10 年的研究让马克 思对它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6 页。 ③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Revelations concering the Communist ① ② Trial in Cologne and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9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 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 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 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 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 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 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 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因此在《大纲》中对异化的描述充满了对经济范畴的更多理解和 更为深刻的社会分析。其在异化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的关联是它重要 的一面,并且也是关于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马克思 将异化与资本和“活的劳动力”之间的对立相联系: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 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 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 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 产和它们的价值增值,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 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于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 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 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 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 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以叙述异化为特征的唯一文本。 在其写就的五年之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所周知的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 页。在另一段有 关于异化的文章(107)中,我们读到:“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 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权力。”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4 页。 ① 300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六章(未发表)(1863—4)———将异化的 经济和政治分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之于工人的统 治,”马克思写道,“是物之于人的统治,是死劳动之于活劳动的统治, 是生产之于生产者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 产率换位为资本的物质属性,” 就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产生了 “劳动的物质条件并不为工人所支配,而是工 人受到物质条件的支配” 这一现象。实际上,他论证道: 资本并不比货币更是物。在资本中,也就是在货币中,人们之 间某种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呈现,要不 然就是作为社会中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呈现的某种社会关系。一旦 个体作为自由的人相互面对时,没有一个阶级依赖于雇佣,也就没 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并因此就没有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我们认定 那些劳动工人出卖的是自身的劳动力)仅仅表达了同一个关系的 两个方面。如果不同劳动力这一通过工人自己出卖的商品发生交 换,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相反,当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作为自主权 力、异化属性面对它时,工作只能是雇佣劳动,总之作为资本,价值 为其自身而存在并维护自身。如果资本在其物质方面,也就是说, 资本在其中实质存在的使用价值中,其存在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物 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在较为正式的一方面必须同样地作为异化 的、自主的权力而与劳动相对立,将价值这一活的劳动作为一种仅 ① ② ③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 : , ,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②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1058.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③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1054. ①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990. 30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仅介意维持和增加自身的方式的对象化劳动。 在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中,人类劳动成为资本价格稳定过程的工 具,“通过将活的劳动力并入资本的物质构成,……成为一个活生生的 怪物并且 ……‘似乎为了爱的消费’而开始行动。” 这一机制保持了 规模上的扩张,直到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发现以及机器的配置的协作, 所有这些属于集体的社会过程成为其自然属性而呈现的资本力量,与 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中的工人们相对立: 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所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呈 现。[……]协作中的集体,劳动分工中的联合,自然和科学中的 力量的使用,劳动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同机器一样,都与作为异 化的、对象的和毫无特色的个体劳动者相对立,在没有它们的干预 下存在,甚至常常敌视他们。他们都相当简单地呈现为劳动工具 的普遍形式。作为客体,他们独立于为他们所支配的劳动者。尽 管工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者联合的产物,但是其全体的智慧都 将被纳入资本主义或是他的从属,并且劳动者们发现他们自身面 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功能。 通过这一过程,资本成为某种 “非常神秘”的事物。“劳动的条件 作为社会力量在工人面前堆砌,并且他们呈现为资本化的形式。” “《资本论》,第一卷:书 1,第六章(未发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以及所有以上的《大纲》 的传播,为异化概念与此后在社会学和心理 ① ② ③ ④ ⑤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 : , , ( )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②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1007.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③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1054(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idem,Capital,Vol ④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1056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 ⑤ 参见 Marcello Musto(ed. ), 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177- 280. ① Karl Marx 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1005 - 1006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 302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异化概念相区别铺平了道路。在实践中将概念与异 化的克服相适应———与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相适应,与政党和工会改 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相适应。20 世纪 30 年代《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之后出版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异化著作的 “第二 期”,不仅对于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尤其也为那些年 世界上爆发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 台。异化离开了哲学家的著作与大学讲堂,走向了街头以及工人斗争 的场合,并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八、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的克服 在《资本论》最为著名的章节“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包含着马 克思对于异化最好的描述。在这里他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 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统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为人们之间 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及物与物之 间的社会关系” 而呈现的;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 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 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于 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 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 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 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 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 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 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 ① ①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0 页。 30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这一定义中的两个因素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大多数我们已经讨 论过的学者所持的异化概念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线。首先,马克 思构想的拜物教并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现象,不是思维的事务而 是真正的权力,统治的具体形式,并作为客体向主体转变的结果在市场 经济之中建立起自身。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异化的分析并没有将自身 限制于男女个人的忧虑之中,而是扩展到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生产活 动。其次,马克思的拜物教将自身显现在明确的生产历史现实、雇佣劳 动现实之中;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而是人 与一种特殊的客观性: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性质和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的性质和关 系。这一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论从人的关系角度来阐明异化,而拜物 教的概念将它与商品相关联加以对待。要领先于那些否认异化理论在 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出现的人,我们就应该强调商品的拜物教并没 有取代异化而仅仅是异化的一个方面而已。 然而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材料的理 论进步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他对异化更为精确的描述,还存在着马克 思认为有必要被克服的策略的再一次重新论述。鉴于在 1844 年他认 为人类将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消除异化,而摆脱异化社会的 途径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则更为复杂。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 主义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受到资本及其强加的条件所支 配。然而,它也为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创造了基础,并且通过其对人性 的福泽使得人类能够沿着已经开辟了的社会发展道路快速进步。在马 克思看来,这一为少数人产生了大量财富积累并为劳苦大众带来贫困 和剥削的系统必须被“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他们用公共的生 ① ② ① ② 304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9—90 页 , , Cf.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81.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 动力来使用” 。由于集体管理将评定其决定因素,因此这种生产类型 与雇佣劳动不同,呈现出一种直接普遍的性质并将劳动转化为一种真 正的社会行动。这一社会概念是霍布斯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另一 个极端。并且它的创建要求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还关涉到 生产领域的转变。但是这样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有其局限: 这个领域的自由也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 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 生产的后资本主义系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工作日的 减少,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可能。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由资本所 强加并受其法律监管的、强制的、异化的劳动被超出了必然性枷锁的、 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所代替,并且其中全面的社会关系取代了由商品 及其货币法则所强加的、任意的、无差别的交换。 这不再是对于资本 来说的自由王国,而是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 ① ② ③ (译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6 页。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8—929 页。 ③ 由于空间的原因, 马克思对非异化社会蓝图的未完成想法和一定程度上相互 矛盾的性质将不得不留待未来的研究。 ① ② 305 革命的幻象 [法]阿莱西亚·玛格丽娅格纳 李健 译 喻麓丹 校 毫无疑问,让大量参与者不满并迫使他们反抗的文明是没有 存在的前景,也不值得持久存在。 ———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 年) 因此,我们看到权利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力量。它也是一种 暴力,准备针对任何抗拒它的人,并以相同的方法和目的运行。 ———弗洛伊德《为什么要战争?》(1932 年) 人类的终结是最终生产出比人类本身更高级的东西。就此而 言,人类还处于起步阶段。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 年)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去蔽的科学,它们不相信表面现 象,而是将其当作事情背后的隐蔽力量的结果。在它们看来,事件 的表面动机其实是隐藏实际关联和真正原因的一个借口。 ———费尼谢尔《精神分析作为未来辩证唯物主义 心理学的核心 》(1934 年) 306 革命的幻象 我们必须通过发展一种明确的性别政治理论来革命性地解决 性别问题,并由此进一步实现从理论到性别革命实践的转化,并将 它们与无产阶级运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赖希《青年的性斗争》(1932 年)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 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 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 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 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 革命的幽灵(革命的幻象)是阶级所遭受的 “资产阶级吸引力”的 产物,在一个无限的计划中持续生产,直到永永远远(这难道是一个辩 证的赋格曲?)。 当革命成为一个幽灵,一个愿望,一种亟待满足的缺乏,一种等待 覆盖的空白,一个幻象,那么它如何安置它的革命计划? 这个难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特意敞开的问题,也由于手 稿的修订,这是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它最终 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彻底解决。他的解决方式是如此激进,即使在 今天也会被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抑制”。 简言之,革命本身表现为一种浪费物 (是在生产过程中不发挥功 能的存在),比表现为是一个“项目”更甚(这就是为什么赖希指出,革 命是不充足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性的革命,还不足以被称为 革命?)。 这里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和政治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民 30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主统治,宪法标准和制度层面,这就正如了解自己的人知道自己的结构 有各种形式和尺寸一样。革命是结构中遗漏的那一部分,而马克思为 此提供了一套相关解释。 如果历史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政府、宪法和机构等领域,并不断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像革命本身不被视作历史的一部 分这样的古怪事情仍会发生?为什么革命只有在宪法设置和新的政府 机构中才能“排出”它的历史性力量?难道真正的革命就是返回到反 革命协议? 马克思寻求宪法(即使是作为一个事实:可以参照内格里。)所遗 漏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部署的路径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中所开辟的路向。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它有什么改变呢? 他发现并指出在劳动中,即使当这种劳动是一种顺从且沿着真正 的兼容并包的过程行进,也会产生一种抵抗联合;无论是从机械力学还 是从液压学上来说,它都不是辩证的。所有在生产过程产生的浪费都 具有对立的性质,并且不能被吸收。它是一种剩余快感(plusdejouir, 根据它的发现者雅克·拉康所给出的定义;overjoy,如果我们想要唤起 政治维度的话,它也是我们的实际目的。) 总之,工人通过技术会为资本家生产出一定的剩余 (这也是资本 家的剩余快感,快感对于他而言,已然变为一种渗透到生产过程之中的 欲望的剩余)。 这将成为革命过程的基础。 在被公认为是阐述“剩余价值”理论之经典的《资本论》第四卷中,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问题做了清晰的解释。 二 什么是规律?为什么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是什么让它得以发 308 革命的幻象 生?马克思对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就是劳动力(在众多之中,可以参见琼·罗宾逊) ,资本的有机 构成中的可变资本。 正是劳动孕育了剩余价值的危机,而通过同样的方式,它也产生了 一种通向剩余快感和欲望结构的危机。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证明规律的正确性,无论它是作为有趋势性的 规律还是作为政治革命钥匙的规律 ,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找寻规律的 核心:有机构成。在此,我们首先要重叠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以及了 解到资本在本质上就是劳动力。 以下是我们的六个断言: a. 资本的真实结构是隐性的, 它被编码为一种辩证结构(其中资本 的两种形式相互作用,即 c 和 v) b. 这个结构可以通过三种可能的组合来发挥作用, c 改变, v 改变, c 和 v 同时改变(或不变)。 ① ② ③ 马克思清楚自己的目的。经济学家们普遍是“无意识”的(参见[英]琼·罗宾 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 页)。“但系统的 谴责并不仅取决于它的道德反感,其最终被推翻的必然性不仅只决定工人获 得他们应得的劳动产品。系统包含的内部矛盾本身必须导致其中断。马克思 认为,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危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和逐步侵入系统要害部位的 疾病症状”(参见[英]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1 页)。“重要的是说,拥有资本不是一种生产活动(……)。只 有劳动是生产性的”(参见[英]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 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8 页)。 “根据马克思的论文,其 ② 参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卡罗的这段话: 中 C 增加可以建立一个 V 型 sottoconsumistico 危机理论,其投资和生产容量的 消耗增长了更多的工人”(参见[意]安东尼奥·卡罗:《经济危机和历史的辩 证法》,萨维利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0 页)。 ③ 实在代表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假定的“症状”的本质。在精神分析中, 症状来源 于实在界之上的重叠的象征和想象领域。根据三个实例的信(RSI)的最终重 叠,“实在”和“象征”是俄狄浦斯情结。如果没有重叠,在母系社会也许这种 情结就不复存在了。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摩根,以及赖希作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读者得出的。 ① 30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这个复杂的结构像劳动力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 d. 结构的数学比率是一个虚拟数字, 其根据在于必要劳动(主体作 为工人)代替了足够的劳动(主体作为一种欲望)。 e. 劳动本身包含了一个虚构的因素(为了工人的生活和福祉, 足够 的劳动解放了不必要的劳动),这是辩证的符号元素(抽象劳动量化成 一种货币交换)。 f. 劳动产生了资本和欲望(后者是生产的剩余部分, 与资本家的贪 欲相对)。 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它可以很容易地从上述的说法中推 导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每个由工人占有的剩余价值———如果与所占有 的剩余快感不相符———就会变为一个神秘的现实。 c. ① 三 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的核心问题是主体—结构辩证法,它由齐泽 克于 1993 年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他的分析是要追 溯异化的人如何变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对几乎所有的革命 性观点而言,下降的利润率并不能降低 “正常”产生的异化“率”,因此 每一次表面上的利润率下降,也意味着一个概念性错误。总之,该规律 的核心是异化的辩证结构 。 我们最终应该谨记,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生产者是劳动者本人, 而不是资本。后者“简单地”与异化的内容相适合(拉康强调普遍排除 ② 对这个数学比例伦理含义的哲学讨论很好地由汉斯·乔纳斯和恩斯特·布洛 赫作为讨论提出。 ② 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争论和随着而来的相同的概念错误出现在齐泽克关于毛 泽东的著作中,因为对他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的缺点是缺乏‘否定的否 定’,在尝试将革命的消极性转化为一个真正积极的新秩序上是失败的:所有 临时稳定的革命达到很多修复的旧秩序,以至于能维持革命继续存在的唯一 ① 310 革命的幻象 剩余快感资本主义话语所带来的影响),这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留下 空间。 四 我们现在要试着对 “相反趋势”和利润率下降进行大致对比。众 所周知,资本设置了一些重要的相反趋势,以限制或减缓利润率下降为 目的。我们的假设是,即使到性欲的脉冲组织中,相反趋势仍被设置为 具有特定的或一般的限制欲望对象的 “稀缺性”的功能。我们接下来 可以做关于这些对象的简短列表,并附上针对它们各自的评论或解释。 货币 首先是关于货币化过程中的相反趋势,往往也定义为 “虚化 ”或 a. 途径是不断重复‘伪无穷’,这种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齐泽克,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暴政》(2007:21))因此,所产生的问题是:“那么, 我们要彻底改变秩序,其原则是不断自我革命吗?(齐泽克,IVI:27)否则,我 们完全同意齐泽克引用詹姆森的话(见詹姆森:《时间的种子》:84 [1994 ]), 当他写道:“在一个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自己旧有(解放等)的梦 想’;相反,他们必须重塑他们的梦想模式;其驻留的必要性被毛泽东在文化大 革命中清晰掌握(…)其也驻留于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日常生活报道的 阅读兴趣中,带有热情的冲动去为司通见惯的存在创造新的规则”(齐泽克, IVI: 24 - 25), 即在精神分析研究领域。我们至少接受他,事实上,阿兰·巴迪 欧(见阿兰·巴迪欧:《世界的逻辑》,瑟伊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3—544 页。) “位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正是在消极姿势中所释放的信号,即‘以 党国的结束作为革命的政治活动的中心生产’———这里他应该是始终如一的,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状态:远非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巴迪欧喜欢称之为‘病 态的死亡驱力’最高体现(齐泽克,IVI:25)。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齐泽克关 于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的理论结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诗意的争议,事 实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今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本主 义的活力爆发。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尤其是今天的‘晚期资 本主义’,这是‘日常’的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其不断的自我革命,与 其反转、危机、重塑一起达到的‘狂欢’”(同前)。 31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去物化”,这意味着从物化到去物化对象的特定转变趋势。我们也知 道,弗洛伊德将这种倾向与有死亡本能的去物化倾向相联系。更确切 地说,肛欲的减退隐含着深刻的从无意识转向去物化对象的趋势,它们 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货币问责制”。货币,在某些方面而言,就是性。 在此参照费尼谢尔的一段话: 事实上,在家庭里货币事务 (如性问题)是由父亲掌控的,他 通过妻子和孩子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他的依赖来维持自己的支配 地位。以此创造了一种充满灵气的神秘感,而这目前隶属于经济 领域,其如同性一样的频繁。在一些受家庭思想影响仍然强劲的 社会中这一事实表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基于在家庭机构 中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即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不是无产 阶级中。 正如关注于《积累财富的驱动力》中的重要调查的费尼谢尔一样, 其保持着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一年第一次在莫斯科发表, 1936—1939 年)中的马克思主义迈达斯 (Midas )有不止一项债务。这 里似乎有一种占有本能的特殊形式在起作用,而货币的社会功能使其 成为可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出于对多样性的需求才有了发展财富 的需求,而这只有当货币具有有效性时才成立;只有货币在社会系统中 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时,才能为这些特定对象提供非特定的本能欲望。 (费尼谢尔,ivi:87)。 更重要的是,根据费尼谢尔的分析,货币在实际中执行的功能是增 强肛欲限定的积累的本能,而不是相反,即积累本能的增强并没有产生 货币的现实功能。 ① ① 312 奥托·费尼谢尔:《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1938 年 7 月,第 75 页。你肯定会认为弗里达 · 劳伦斯在无产阶级层面上谈金钱和性,以及赖希 在货币和经济方面的争论重点转向为性变态(如性虐待自己或他人),这两者 其实是重复的。但对于费尼谢尔来说,这意味着赖希基于生物决定论的一个 偏差。 革命的幻象 弗洛伊德 、琼斯 和亚伯拉罕 在经典的肛门期性格阐述中刻画 了从未解决的肛欲冲突中产生了对货币所具有各种各样非理性的态 度,在此并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但费尼谢尔指出,需要提醒的一点 是,不仅是对待粪便的无意识态度,而且每一种内投射的态度都是可以 投射到货币上的。(费尼谢尔,IVI:82) 在无意识的心理生活中,货币不仅仅是财富,而是一切可以拿取或 给予的方式(等量货币 = 可拿取或给予的一切:牛奶、食品、母亲的乳 房、肠内容物、粪便、阴茎、精子、孩子、效力、爱、保护、照顾、被动、固执、 虚荣、骄傲、利己主义、对对象的冷漠、自慰、礼物、祭品、放弃、仇恨、武 器、屈辱、效力剥夺,退化、性侵、肛门阴茎);因此,它可以表示与一般 对象和一切能够使得自我身体感和自尊感增加或减少的事物的关系。 但是,根据费尼谢尔,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断言钱的象征意义是比它的真正意义更重 要或其象征意义就是货币的起源。 事实上,对于任何表达自己与上述事物的倾向都可以表达为对货 币的倾向,也都可以表达为自身有获取财富的野心。 本能代表一种普遍倾向,而货币和致富的欲望代表一种具体的存 在形式,其总的趋势只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成立。(费尼谢尔, IVI: 84) 这就是为什么说获取财富的推动力的问题是对于探索相对主要的本 能结构和对其起修饰作用的社会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好的议题。 这种交互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不仅社会影响会改变本能结构,而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弗洛伊德:《性格与肛欲》(1908);《关于本能的转换对肛欲的专门参考》 (1916)[1924]。 《肛欲的性格特征》,1923。 ② 参见欧内斯特·琼斯: 《肛门性格理论的贡献》,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1927 年版。 ③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 《肛门性格理论的贡献》,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1927 年版。 ④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 《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1938 年 7 月,第 75 页。 ⑤ 奥托·费尼谢尔: ① 31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且这种修饰过的本能结构会再次通过个人的行动来反映社会现实。 目前来说,在准备阶段我们还没有一种真正去聚敛财富的欲 望,但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抓住一切,将一切朝自己拖曳过来。在心 理学上,究竟这些一般目标是被货币代替还是其他东西填充,只是 几率上的差别而已。 如果孩子们在对货币的现实意义不具备任何判断力的时候就将货 币带入关系到拿取和给予的本能冲突中,这仅仅意味着一个通过货币 运作的经济体系很快通过一种在精神分析前并不会受到怀疑的方 式———相对增强的肛欲———改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本能结构。 然而,由于在个人被抚养的特定社会中,货币的功能也是不同的, 因此即使是准备阶段也会各异。(费尼谢尔,IVI:85) 在将社会制度之起源直接追溯回生物本能的趋势中,我们看到其与 那些我们在精神分析著作中已经看够了的“生物化”有同样的危险性。 重新再来:肛欲产生收集某种东西的欲望。而收集什么是由现实 所决定。货币对孩子来说必然像一个秘密:他将货币作为礼物,作为收 藏,最后作为价值的缩影。不仅孩子们对于货币的兴趣源于肛欲的原 ① ② 这就是为何意识形态一旦是对物质力量的反应时,其本身就变成一种物质力量。 众所周知,赖希反对经济决定论,并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然而,我们拒绝接受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观点,即人类的结构是不变的,直至永 恒的。在社会的条件和变化改变了人的原始生物需求与他们性格结构的一部分 以后,后者再现了社会结构的思想形式。(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 理学》,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 页。)“当谈到性格时,没有 阶级区别”。作为基本的生命能量,性被压抑了,这种压抑是专制父权实现控制 的最有效手段。男性至上是文明史中的一个主要的压制因素。“精神结构落后 于他们从中得到的社会条件的快速变化,后来又出现了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冲 突”。对于赖希而言,非理性成为大众升华和理想主义做法的一个关键概念:他 的批判阻挡了逻辑思维过程(通过逻辑过程,人们可以超越信仰体系而看到更多 的东西。)“国家在专制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变成了国家的结构和意识 形态所塑造的工厂”。“性压抑阻止了普通青少年思想和感情上的理性思考”。 《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 1980 ② 威廉·赖希: 年版,第 27 页。 ① 314 革命的幻象 始冲突,而且徐徐灌入的孩子对货币的兴趣也增加了孩子的肛欲,进而 反过来引起了前者对后者肆虐的冲撞。 我们只能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确定的致富欲望 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关联,其在并不仅仅是自我保护的范围内 来创建和利用本能的修改。我们也知道,社会学家关于这些本能 的修改的研究绝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都是最重要的。 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的理解必须从这个社会实际的经济 情况出发,其“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进一步来说,在同时受到经济条 件修正的情况下,上层建筑经由人的行动,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影 响。这些陈述对费尼谢尔来说是正确但失于笼统的。当我们科学地理 解这些转换机制的细节时,他们才变得更加具体,而这些只有借助精神 分析学才能实现。 人类寻求幸福和满足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原 则也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我的任务不是研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什么时 候和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出现了以创造和积累财富为一般理想的资本主 义。我只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从天堂堕落的肛欲突变的结果。货币的发 明以及货币本质的改变要成为可能却只与一定强度的肛欲本能有关。[由 现实设置的任务只有借助某个本能结构才能表现出来,NOA]。相反地, 货币的存在,首先是一定程度上克制肛欲本能的存在改变了本能的结构。 但是反过来,这种克制必同样受它的历史和物质决定因素的约束 (阿多诺,拉康)。 人们会想象,只有当你开始认同精神分裂的程度始于资本主义的 ① ② ③ 费尼谢尔引用了一篇有关神圣的钱的文章(来源于美拉尼西亚的盖佐·德 罗),这篇文章也犯了与桑德尔·费伦茨进行的个体发育研究的同样的错误, “但更严重,也因此更清楚”。 Ivi: 88. ② 费尼谢尔, 《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1938 年 7 月,第 88 页。 ③ 奥托·费尼谢尔: ① 31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开端时———以系统的量化和合理化经验、主体的结构重组与外部世界 相差无几———精神分析的可能性条件才变得可见。 心理结构是历史性的,它有自身的历史,然而, 我们很难把握它,因为感觉本身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区 分过程的成果,甚至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也是一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缺少对性征的分析,而更多的是将欲望和它的动 力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因此在外部现实和本能结构之间发生了持续的交互作用(本能结 构需要借助它进行修正)。 ① ② ③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1981,1983:47]. ② “但是从一个政治阐释学的观点, 用反对“政治无意识”的要求来衡量的话,我 们必须断定愿望满足的概念仍然锁定在一个有问题的个人主体身上,这只是 对我们间接有用的个体心理传记。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改写不应该被理解为对 弗洛伊德解释的一个变种,而是一个实质性和自反性对弗洛伊德关于主体的 动力学性质的命题(愿望满足)转移到问题本身的讯问,突出了主体的范畴和 研究过程,这种心理现实(意识)—以及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幻想(个人身份的 感受,自我或自性的神话等等)—对弗洛伊德“个人愿望的满足”有着严格的和 自我强加的局限。(詹姆森,《政治无意识》[1981,1983 ]:51- 52。) ③ 根据詹姆森的看法, 生产方式包括“内部各种不利因素和新的趋势,‘剩余’以及 ‘紧急’的力量,它必须尝试管理或控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指异构的力量 不赋予自己有效性,霸权性的项目是不必要的”。(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1989,2009]:43—44。)所谓的生产模式不是一种生产主义模型:它涉 及到各种层次必须重建为症状的原因是受另一种秩序现象的影响。然而,后现 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更好地被把握为一种症状,即作为一个整体和在生 产模式中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变化”。(詹姆森,《后现代性的矛盾》[1989, )但“认知地图”不过是“一个阐发‘阶级意识’的代码文字:提出了一 2009]: 50。 个新的、迄今为止做梦也想不到的对阶级意识的需要,同时也扭曲了对这一蕴含 在后现代中新的空间性的方向的说明”。(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1989,2009:49]。)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见解在这里作为一个终极的语义 先决条件,为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可理解性。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也需要一 定的规范:特别是要表明,这种语义的浓缩,扩大的惰性的既定资源和特定的文 本材料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框架中,这标志着一个通过文本的概念而不断扩 大的社会意识,首先,在政治历史中,一个狭义的理解就是守时事件和编年体记 录等时间序列;然后,在社会中,在现在更少共时性和社会阶级间形成的基本性 的张力和斗争;最终,以其广博的历史,现有生产方式序列和人类的各种社会命 运的继承,从史前生活到任何遥远的未来历史的形成已经被我们准备。(…) ① 316 革命的幻象 我们来看一下费尼谢尔关于货币问题的结论。 积累财富的动力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时代。如果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即经济现实统治世界被解释为一种求富的本能驱动 统治世界,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相反,反思经济革命对所有人 类境况产生的显著影响告诉我们,这样的驱动并不曾存在,在未来 某个时间也将不再存在。 ① 全球化、国际化、国际贸易、新市场、货物和人员的流通 国际贸易的一些棘手问题和新的市场开放似乎暗示着,在精神层 面上存在相互翻译阶段的问题。换句话说,从精神分析的一个阶段过 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象征性通道岌岌可危:在这段通道中存在着退步、压 抑、恐惧和狂热,正是各个阶段间的互译 / 下降成为可能,才保证了剩余 快感的连续性。危机的原因既不是在剩余快感,也不是超越快乐的享 受,而是在于这个剩余结构重组自身的能力。 当对象是货物或商品,且具有在主体界限之内和之外进行所有物 流通的能力 时,就进入了享受的范围。阅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的摘录文本(233—4),其中马克思侧重于讲述财富、货币、流通、 缺乏和迈达斯(Midas)。 当财富似乎出现在一个完全物质性的有形形式时,它只存在 于我的头脑中,它是一个纯粹的幻想———迈达斯 (Midas )。另一 方面,物质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只有当它又被扔回流通领域中 才能实现,它在换取具有单一性和特定性的财富模式后消失。它 在流通领域中作为流通媒介而存在;但对于积累的个体而言,它已 b. ② 同上。 ② 我们当然不是说“自我”是普遍的, 就像荣格所能做到的,但是遵循进化规律的 不同“自我”使得他们具有相同的属性和技能。那是一种新的构造方法吗? ① 31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经消失,而这消失是确保它自身作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在另一个版本中, 当财富似乎存在于这样一个物质性的,有形的形式中时,它的 存在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是想象力的纯粹虚构———迈达斯 (Midas)。 因此,张力存在于嵌入身体(或“内化”,就像在货币的例子中)和 与其相反的,从身体中解放出来的动力之间 (一般在精神分析中,欢 爽—享受—乐趣是“反向的”,是葛兰西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中所 预测的繁殖“受过训练的大猩猩”的真正可选的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有些精神分析侧重于辩证法的第二部分(解放过程,揭示“受过训练的 大猩猩”:它们是格罗斯,赖希和马尔库塞,还有弗洛姆和霍妮)。另外 一些指出并谴责了辩证法本身(巴林特、阿多诺、拉康)。 以下是关于精神分析中的 “异端”主题,如作为反内化过程的舞 蹈,代表了不同研究方法的视角。 ① ② 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这里回忆了一个完整的传统———驶向布罗代尔的 《车轮的商务》[布罗代尔,1979]———在那里 midas 是欲望的对象(是精神分 析的对象也是资本主义的对象,它们都基于损失、不足和曲折的稀缺性,为工 人提供了一种悲惨的 midas 触动)。在其他人(Lily,Payne,Vaughan)那里,巴萨 尼奥把黄金比作“给 midas 的硬食物”。在巴萨尼奥的构想中,黄金呈现出一 种危险的形式:“欺骗性的海岸 / 连接最危险的海洋”,而最快的回报“看似是把 狡猾的时间用于诱捕最聪明的人的真理”“硬食物”类似于一个奥多德百瑞所 描绘的出自他的反天主教的旅行选集《美国》(写于 1594)的令人震惊的图像, 其中美国印第安人对用熔化的黄金灌入他们喉咙的贪婪西班牙人实施象征性 的复仇。正如你很容易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英国和西班牙)、殖民 主义,黄金的功用和财富的流通,都被严格的缠结在一起。约翰·多恩还将 “爱的战争”,其中他描绘了 Midas 图像应用于他在《挽歌 20》中的殖民主义中: 英国对于美洲的失败殖民而言作为一个“Midas 触动”存在,提供了财富但却没 有提供殖民地生存的手段:“Midas”使得我们的西班牙之旅充满乐趣,我们得 到了所有的黄金,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使我们生存下去的食物。 ② 其中最有趣的评论之一摘自乔纳森·贝勒关于无意识, 无意识的无意识,或者 意识在技术想象时代的看法。(参见乔纳森·贝勒:《生产的电影模式:对经济 的关注和景观社会》,达特茅斯大学出版社、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① 318 革命的幻象 舞蹈和威廉·赖希 赖希认为,当下一般性的运动、舞蹈和艺术都具有升华功能。然而 不同的是,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中,舞蹈有一种性的功能:女人借助舞蹈 的诱导,使男人达到性满足感。 在那些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中,舞蹈不会有任何升华本能和驱 动性高潮的功能。没有强制性的道德可以抑制这一基本功能。 舞蹈和弗朗茨·法农 根据弗朗茨·法农,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对殖民世界的研究都应考 虑舞蹈和占有现象:“这分解的人格,这分裂和溶解,这一切都符合殖 民世界有机体中的原始功能。” 渗透于当地社会中的神奇的上层建筑,在性欲动力论中履行着某 种已明确界定的功能: 当地人所采取的放松方式与肌肉的松弛方式一般无二,其中 最尖锐的攻击性和最具强制性的暴力被疏导、转化和驱逐。舞蹈 的圈子是一个宽容的圆圈:它保护和许可。(…)没有———在现实 中你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任性欲累积,那种被阻碍的攻击性也如 同火山爆发般得到纾解。象征性杀人、梦幻般的仪式、想象中的大 规模谋杀———所有的都被提出了。(法农 Ivi:313)。 因为一种当地人备受责难的凝滞性,他们的肌肉总是绷得紧紧的。 (当地人有占有的梦想,占有的形式各异:“坐在殖民者的桌子边,如果 可能的话与他的妻子在他床上睡觉。”而且“殖民者的双脚从来都是见 不着的,除非也许在海边;但在那你永远都凑不上去。他的脚被强有力 的鞋子保护着,虽然他的城市里的街道很干净,甚至没有任何坑坑洼洼 或石头。”)(法农,《关于暴力》[1973]) 法农说,这就是为什么殖民语境的原创力在于,经济现实、不平等 ① ① 参见弗朗茨·法农:《关于暴力》,选自《全世界受苦的人》,塔维斯托克出版社 年版,第 288 页。 1973 31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揭露了人类生活的现实: 在殖民地中,经济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原因也是后果;你是富 有的,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因为你富有。(法农,Ivi:292)。 有一种说法是殖民者没有一刻不是必须被推翻的敌人、对手和 仇家。 “如果本地人决定结束殖民史———掠夺的历史———并建立起民族 的历史———非殖民化的历史,本地人这种备受谴责的凝滞性只会受到 质疑。” 在法农看来,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是即时性的,虽然不是没有问 题,但却是一种革命力量。 ① ② 舞蹈与毁灭的幻想 在另一个领域,形体有一种特定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有意与韵律 相协调的舞蹈动作或肢体动作的孩子气的玩耍,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侵 略工具(萨宾娜·斯皮勒林,《破坏作为选择的文字》[1912]) 。 这种如同潜-预估般优雅的创新理论的含义在这里没有讨论的余 地(不是弗洛伊德本人所著,他公开承认,这个由被荣格爱过的苏联精 ③ “非殖民化是名副其实的建立新的人。(…)在同一过程中,被殖民的“东西” 变成了人,由他释放自己并成为移动的力,“随时准备进行暴力”。(法农,有关 暴力[1973 ]:288。)“经过几个世纪的不真实,在最古怪的幻影后,最后的人, 手里拿着枪,面对面地抗衡唯一争夺他的生命力量—殖民主义的力量。和一 个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在一个子弹和火灾的环境中成长,可能互相嘲弄,还会 毫不犹豫地鄙视祖先的尸体,双头马,死者复活,和当你打哈欠时闯入你身体 里的神怪”。(法农,《有关暴力》[1973]:313。) “本地人发现事实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习惯模式,转化 ②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为暴力的实践和他的自由计划。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暴力,尽管在殖民地 时期表面上一直保持着非常多的暴力,但却变为一种虚空。我们也看到,它被 舞蹈的情绪出口和精神控制情绪所开凿;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在自相残杀的战 斗中疲惫。现在的问题是抓住这种暴力,改变方向。当过去了的神话和行使 它的人发现大规模集体自杀的新方式,现在新的条件将可能形成一个完全新 的行动路线”(同前)。 《破坏作为选择的文字》[(1912)1986]。 ③ 萨宾娜·斯皮勒林, ① 320 革命的幻象 神科医生萨宾娜·斯皮勒林所创的研究,其实为他两到五年后才发表 的死亡快感本能的理论铺平了道路)。我们可以注意到,直到现在,萨 宾娜·斯皮勒林都认为侵略性和颠覆性的暴力行为都是与通过孩子有 节奏地表现出来的形体动作相关。 货币的稀缺性和超级通货膨胀:生命能假设 在充分展现了赖希研究的特点的性政治 (以及衍生出的 “性经 济”,也就是 30 年代被取缔的杂志 Zeitschrift 中原创的 sexualhonomie 一词)的复杂背景下,赖希认为,生命能既发挥一个特定的讨价还价的 筹码的作用,又执行一般货币交易的功能。在这两方面,生命能都回应 寻求非稀缺货币的要求———它是每个人都能提供的,超出那些主导了 经济学刊的稀缺性的一般统治范围的东西。 非稀缺性的一般规定也意味着国家置身其外,无再分配要求。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各自发展了他们的 “性经 济”理论:第一次专门围绕快乐原则(Lustprinzip)给性欲作了基于经济 为内容的理解,前者介绍了原始的交换是一种活动,考虑到知识的一般 集合的交换活动和在全面自我领域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那些交换, 是一个真正市场中的货物交换(筹码或货币),它们存在于在共同的财 产的秩序并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即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的性 欲;“原型”在荣格发展的自我理论中才有所涉及)。 最后,这种理论对政治无意识的影响是显著的。 c. ① ② 这个讨论可以参见汉斯·彼得·根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性政治》,菲舍 尔出版社 1980 年版,迈克尔·施耐德:《神经症与阶级斗争》,罗沃尔特出版社 1966 年版。(开启了对病态社会政治抵抗的可能性)。 ②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等价交换原则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 续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作为人类和物质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指导。同理,在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革命过程中,则要对等价交换原则进行持续 不懈的斗争,最终代之以理想的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稀缺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等价交换将不再作为经济活动 的组织原则。这显然不是暗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摒弃理性计算;它所 ① 32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第一,任何革命都不再是一项政治工程。革命不能将自身限制 于———当然我们至少可以说 “限制”———仅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现状产 生彻底改变。 第二,革命不能“仅仅”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为了能考虑到其他应 该采取革命行动的领域,如色情行业总体或任何一种克制了动力和激 情的心理压抑,它的视角必须大大地开放。 第三,一旦激情和动力被压抑,无意识的多样复杂的现实面临着 “事件”和“意见”的极权主义的现实,“上层建筑”(让我们现在考虑这 词的一般情况)会转而拥有结构性重要意义和结构性一致。要么是超 越规范边界的象征能力,要么是为一个“美好的未来”设置一些虚构的 “赋格曲”的规定,二者必有其一需被正确考虑进去。 此外,升华机制(通过艺术或任何其他的“上层建筑”)应该被打击 和禁止,或者无论如何,都应给予其一个激进的批判。 第四,以上的简单介绍直接指向了自在阶级或自为阶级本身的辩 证法,换言之,作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相信在某种程度上的阶级意 识可以转而与精神分析相一致? 在这里已经不是列宁主义者意义上的党了,而是青年马克思的辩 证法在公民、人性和人格间,以及在法律下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征服过 表示的是参与经济计算的理性的本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过来,这种变化 又表明了在社会中人类需求和男性关系的彻底转变。此外,我们要勾画的是, 即使就资本主义本身的寿命而言,随着商品的价格不再依据生产成本,而是让 位于最大程度的利润,等价交换的原则变成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对立面,俨然成 了一个在潜在丰富性中保持稀缺性的公式。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对垄断资本 的研究中指出,“人力和物质资源保持空闲状态是因为市场没有英镑兑换他们 的潜在产出”的现状。(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337—338 [1966 ]。)所以, “资产阶级思想中心范畴的退化不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冲突本质的表征, 也是对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迅速推进的合理化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未曾减弱的 要素性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的征兆”(巴兰—斯威齐,IVI:338)。作者运用 ele mental 和 elementality 两个词语表征这个如同被巨大自然力所控制的社会,其 中的人们可能会寻求调整但却没有控制力。 322 革命的幻象 程间的体现。 结 论 很显然,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和拥有精细解释系统的肯定是 精神分析。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1981) 利润率下降造成暴动 (作为下降的利润率的后果,即危机和最终 的资本失败并不需要通过革命),取代革命 。 然而:如果不是精神分析本身,还有什么是阶级意识?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列宁主义的)真 正是有阶级意识的维度,即是说:有精神分析维度的。这使我们能够把 没有出版的《资本论》的第二到第四卷中的分析和之前的《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内容联系起来。 意识将自己构成阶级。然而,这个 “创造 ”过程不符合主观化 (subjectivisation)/ 主语化 (subjectivation )/ 主体化 (subjectification )(甚 至超越了那种朱迪斯 · 巴特勒打算把她的 “福柯—阿尔都塞学派”辩 证法运用到权力的精神生活的特殊含义),而是放入到屈服过程中作 为一种浪费物(意味着成为剩余物或成为已不能作为过程的一部分被 利用起来的那一部分),它就是欲望。 欲望是生产的一部分,但它不可被利用的:它不具有欲望的功能, 而是作为一种商品。 这个进程———完全由雅克·拉康在第十届研讨会(关于焦虑)中, ① ①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首次亮相和无意识欲望的开放,发生在同一时刻:只有 当孩子承认父亲象征着的禁忌或禁止抑制有罪的欲望,这欲望才是所谓的无 意识”。伊格尔顿,《精神分析》[1982,1996:143]。父亲是拉康所说的法律,它 首先是社会对乱伦的禁忌:“拉康的独创性是重写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从语言 的角度看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伊格尔顿,IVI:144)。“随着父亲的进 入,孩子陷入后结构主义的焦虑。”(同前)。 32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 1965 年—1966 年的作品中,在 《从康德与萨德》直到第十六届研讨 会中发现———以一场发生在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之间 的经久不衰的辩论开始,一发而不可收。这些人不得不面对“古典”弗 洛伊德社会党和反对苏联支持者而支持怀疑态度分析家的内在潮流。 争论的焦点围绕着“社会因素”对当代主体性的产生的重要性。 如果社会因素是一般性的和表演性的,主体就是循规蹈矩和神经 质的。神经官能症倾向于转移到个人层面的形态是最本真的精神分析 式的。精神分析不应倾向于以一个简单的谴责来对抗制造 “病态”个 体的社会约束和限制(即仅对导致神经官能症的社会原因进行描述)。 它应该针对的是主体的解放,并具有构建革命立场的趋势。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324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共和严格主义,文化差异主义与强制解放的矛盾 [英]萨拉·发里斯 刘旻娇 译 吴屹松 校 导 言 世纪末到 1870 年代初,一场被人们所知为 “犹太问题”的辩论 曾就欧洲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而展开。特别是法国与德国在这场辩论中 (前者称其为 la Question Juive,而后者称其为 Die Judenfrage)都提出了 相似的论证。 在这两个国家,犹太人都被视为外来 (alien )的族群。 对不断崛起中的、并试图团结一切的自由的民族国家而言,犹太族裔的 存在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被贴上了“国中之国”(nation within the nation)的标签。他们的政治解放也因此有了双重要求:他们要被 “去民族化 ”(denationlisation ),换言之,他们要 “变成个体性的公 民”, 并且他们的“公民性的提升”,是一个 “将犹太社群参照着主流 19 ① ② 参见 Reinhard R¨urup “Emancipation and Crisis,The‘Jewish Question’in Germa ny, 1850—1890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No. 20,1975,pp. 13 - 25,and Wendy Brown “Tolerance and / or Equality? The ‘Jewish Question ’ and the ‘Woman Question ’”,Differences: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No. 15, 2004, pp.1 - 31. quoted in Wendy Brown,“Tol ② ClermontTonnerre in the December 1789 Assembly, ”,p.4. erance and / or Equality? ① 32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基督教)人口之社会与文化标准,加以改造同化的过程。” 在德国, 一个与之相关的最重要深远的讨论是发生在被誉为“神学的罗伯斯庇 尔” 的宗教历史学家布鲁诺 · 鲍威尔 (Bruno Bauer )与 25 岁的卡 尔·马克思之间的论战。两人都属于黑格尔左派的阵营,并且他们 对犹太人问题的观点无法单独分开论述。一方面,鲍威尔站在了激 进的世俗主义立场上,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问题立足于他们的宗教 性上,并且要求他们投向无神论的怀抱。另一方面,宗教是通向政治 解放的障碍这一前提就受到了马克思的质疑,马克思将其称为错误 的两难困境。 现如今,“穆斯林问题”出现了,换言之,现在出现了一种论辩的轮 廓,在其中,穆斯林而非犹太人被批判为某种在西方国家内部的分裂力 量,并因而产生了对穆斯林的歧视问题。 结果,对于那些经历过接受 与内化西方价值观历程的人来说,穆斯林的“文化”而非政治解放成了 赏罚的对象。在这方面,法国的案例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正是在法 国,解放的议题被定为宗教认同的问题,例如 2004 年所颁布的禁止在 公立学校内显露宗教标识的法案。特别在穆斯林族群的案例中,争论 仍在继续:穆斯林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被称为不愿意在公共领域接受 世俗主义与去除宗教性,这既阻碍了他们参与政治,也阻碍了他们拥抱 世俗心态(ethos)。 ① ② ③ 参见 Reinhard Rürup ,“Emancipation and Crisis.The‘Jewish Question’in Germa ny, 1850—1890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No. 20,1975,pp. 13 - 25,and Wendy Brown “Tolerance and / or Equality? The ‘Jewish Question ’ and the ‘Woman Question ’”,Differences: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No. 15, 2004, pp.1 - 31. ② Nathan Rotenstreich,“For and Against Emancipation: The Bruno Bauer Controversy”,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No.4, 1959, p.11. ③ 《最近几年欧洲与美国语境下对穆斯林问题的分析》, 参见 Joan W.Scott,“The Vexed Relationship of Emancipation and Equality ”,History of the Present,No. 2, 2012, pp.148 - 168;and Anne Norton,On the Muslim Ques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① 326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本文的观点为:将穆斯林融入社会的问题界定为宗教问题,并且将 这样的融合表述为去除宗教和拥抱世俗的要求,如此,法国的 2004 年 法案以及对穆斯林融合问题的讨论,都让人不禁想起布鲁诺·鲍威尔 在犹太人问题中的立场。换言之,我会对现在指向在公共领域内宗教 中立(却明显指向穆斯林)的法国官方的做法是否是解放的必要条件 提出讨论,并且会展示出其中某些关键的论证在 19 世纪德国关于犹太 问题的辩论中也曾经盛行过。这并非是说现今的穆斯林融合问题的广 泛讨论就衍生于过去的犹太融合问题的讨论,也并非是说当代的法国 世俗主义议程的支持者是受到鲍威尔论证的任何影响。 更不是说, 穆斯林问题仅仅出现在法国。相反,如最近的资料所证明的,以启蒙传 统为名义的歧视,以及甚至将穆斯林人口“驱赶出去”的现象出现在所 有西方国家。这一现象并非是在“9·11 事件”之后才出现的,但在此 事件之后急剧恶化了。 用费克特(Fekete)的话来说,“以启蒙为西方 欧洲文化的基础而应当被捍卫为理由”,反伊斯兰情绪进一步恶化了。 “非西方的移民必须抛弃他们‘落后的文化’,并且被现代的,启蒙的世 俗价值所同化。” ① ② ③ 尽管现在已被遗忘,鲍威尔的立场在他的时代是非常有影响力,并被广为讨论 的。举例来说,Robert Weltsch 将鲍威尔的《犹他问题》定义为“对任何想理解 19 世纪中期德国的犹太政治问题的核心的人来说都是最具启发意义的著作” (参见 Robert Weltsch,“Introduc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Leo Baeck Institute No.4, 1959, p.12. ) Year Book, ② 参见 Liz Fekete,“Enlightened fundamentalism?Immigration,feminism and the Right”,Race & Class, 48(2006): 1 - 22; Sherene Razack, Casting Out: The Eviction of Muslims from Western Law and Politic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Anne Norton, On the Muslim Question, Princen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参见 Liz Fekete,“Enlightened fundamentalism?Immigration,feminism and the Right”,Race & Class, 48(2006): 1 - 22; Sherene Razack, Casting Out: The Eviction of Muslims from Western Law and Politic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Anne Norton, On the Muslim Ques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① 2013. 32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综上所述,我想表达的是,在法国进行的关于对穆斯林群体融合统 一的讨论是关于世俗主义与解放概念之间悖论的最明显例证之一。在 德国对犹太人问题讨论中,这一悖论就已显现于鲍威尔那种有影响力 的立场之中。尤其是,我试图证明,相距颇远的试图融合统一犹太人的 论述,和现今穆斯林融入统一共和国的辩论,两者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 哲学和政治的基础。后者正是这两种主义的结合:(a )“共和严格主 义”。一边将解放视作在政治公民身份的框架内被实现的普遍概念, 另一方面又要求主体的解放在融入这种活动之前,或独立于这种身份 被提前达成,这样的共和严格主义立场总是难以协调一致。(b)“文化 差异主义”,从文化中提炼和构建出一种不可逾越的差距,这种差距就 像生物性的种族主义那样可以被有效地运用。换句话说,在鲍威尔讨 论犹太问题的案例中,以及在法国对待穆斯林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中,共 和严格主义都显示出一组矛盾:既将解放视为 “个体”应实现的目标, 但又要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解放的。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主义沿着 文化错误的路线,确定出这些“个体”是指谁。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 异主义的结合成为了另外两组标志着解放概念的矛盾的源头,这种解 放概念被界定为法国共和事业的世俗基础。我把这两种矛盾称之为 “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以及 “通过相反的手段而追求的解放之目 的”,即强制。这种矛盾的结构带来了解放自身意义中的重要的含义,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犹太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中对鲍威尔论 证的反驳里就指出了这种含义。最终,通过揭示出德国曾经的犹太问 题争论和现今的法国穆斯林问题的争论之间的显著相似之处,特别 是强调上述两例中产生的矛盾,本文达成了三个目标。第一,通过借 鉴马克思—鲍威尔在犹太问题中的论战来看待法国关于禁止公立学 校暴露宗教标志的讨论,针对欧洲普遍的启蒙的悖论,特别是法国世 俗主义的悖论,文章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至今为止未被发掘的视角。 第二,通过展示存在于犹太问题与穆斯林问题中共同的哲学与政治 基础,文章提供了当代对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根源深入 328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进行讨论挖掘的工具。 第三,通过采纳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世俗主义 反犹太(antiJews)立场的批评来应对法国关于显露宗教标志的律法, 文章探究了反种族主义视角的可能性,这种视角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 非还原主义政治经济框架。 ① 概述 1840 年代的犹太问题 弗里德里克·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IV)关于犹太人在普鲁 士的地位的问题上提出了倒退的方案,由此引发了辩论,而布鲁诺·鲍 威尔和年轻的马克思之间的争论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1812 年 3 月 11 日的法令宣布了犹太人的普鲁士公民身份, 而弗里德里克·威廉四 世在 1841 年的草案提议将犹太人重新建立为特殊的社群,取消他们的 投票权,并且以社群权利来取代他们已获得的市民权利。新的反犹太 运动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在 1847 年被废止。 但是无论在台面 上持怎样不同的立场,在这场辩论的讨论框架内部,同化被主要地视为 完全统一融入的条件。例如费希特、康德、萨维尼和赫德等人就将犹太 教视作国家的威胁,并且认为犹太人是根本无法同化的。 犹太教是 反普遍性的宗教,一种偏狭的信念,而犹太人是一群外来人(einfremdes Volk), 既不能接受世俗权威,又由于服从于另一种法律而威胁世俗权 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犹太人市民身份的争论是以“文化—国 家的”和“宗教的”说辞为主导的,还未升级到生物种族之类的说辞,而 ② ③ ④ ,“Racialization and religion:race,cul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study of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No. 36,2013,pp. ② Yoav Peled,“From theology to sociology: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on the question of Jewish emancipation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No.13,1992,pp. 463 - 485. ③ 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from Kant to Wag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from Kant to Wag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① Nasar Meer antisemitism and Islamophobia 385 - 398. 32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后种说辞在 19 世纪末就变得寻常可闻了。也就是说,主要的指控是以 犹太人的“外来相异的”特征来将他们看作基督教的普鲁士王国之中 的独立部分。然而,这种相异性仍然被涵盖在宗教与文化的语境内。 举例来说,弗里斯(Fries)和萨维尼(Savigny)认为犹太人是外来社群或 外来人,并非像纳粹后来那样称他们为“血缘上的外来人”。 这里对 犹太教的恶感还未发展到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 ① ② 布鲁诺·鲍威尔的“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异主义” 紧接着 1814 年关于犹太人政治权利的法律提案之后,黑格尔派哲 学家布鲁诺 · 鲍威尔发表了两篇文章:《犹太问题 》(Die Judenfrage, 1843)和《当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向自由的能力 》(Die Faehigkeit der frei zu werden, 1843)。马克思在他更为著名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 的论文《关于犹太问题》(Zur Judenfrage,1844)中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 批评性的评论。通过介入弗里德里克 · 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所引发的讨论, 鲍威尔旨在处理犹太人公民权利的紧迫问题,并且 仔细审查由基督教国家针对非基督教主体的政治解放的要求。犹太人 准备好获得政治解放了吗?他们能够向基督教国家要求这种解放吗? 一个宗教如何能解放另一个宗教?宗教,任何一种宗教真的能够在政 治和人类解放中成为中立者吗? 这些都是鲍威尔在两篇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它们,他 的主要论证围绕在这样的观点上:如果犹太人仍然维持犹太人的身份, ,“Race and Racism in HegelAn Analysis ”,MinervaAn Internet () ; :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3. ② 参见 Detlef Claussen,Vom Judenhass zum Antisemitismus:Materialien einer ver leugneten Geschichte (Luchterhand 1987)。这种历史上的概述和概念上的澄清是 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强调了 20 世纪以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为名义的施加 于犹太人的暴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迫害之前就有一段颇长的历史根源了,并 且它曾经被完全以“文化”和宗教语境下的合法证明所给出。 ① Sandra Bonetto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 2006 http / / www.minerva.mic.ul.ie / vol10 / index. html. 330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他们就既不能接受政治解放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公正判断。同样,一个 由其他宗教主导的国家,比如基督教,根据定义也不能解放犹太人。通 过如此组织问题,另一方面,鲍威尔再次提出了广为流传的一个反犹太 (antiJewish)的命题:犹太人表现得像一个单独分裂出来的部分,不但 不能和非犹太国家共处,而且也不能与其他 “民族”共存。总之,对于 鲍威尔来说,宗教是人类解放的障碍,将宗教从政治生活中根除掉对于 政治和人类解放来说,都是必要条件。然而,鲍威尔并没有对所有宗教 一视同仁,也并没有把它们都同样地视为解放的障碍。对他来说,犹太 人的根本问题不仅是他们自以为是“选民”的地位,也包括犹太人所谓 的对德国精神同化的“抵制”。据他所说,犹太人拒斥同化不仅表现出 他们缺乏历史眼光,而且也表明他们拒绝承认鲍威尔所说的历史进程。 他坚持犹太教已经被扬弃(Aufhebung)了,它无法再:一、进入基督教社 会中;二、进入反宗教的人文自身宗教中,即启蒙中。正如鲍威尔所说: “基督教构成了对犹太教的扬弃,因此也就扬弃了后者的排他性。而 且基督教之所以构成了这种扬弃正是因为它是对犹太教和其排他性的 完成(Vollendung)。” 犹太人拒绝承认他们根本的时代性错误的本质 也就构成了他们固有的落后的特征。如他所说:“每一个基督徒所说 的有一个进步的力量之处 ”,也就暗示了犹太教有一种后退的力量。 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基督教解放了世界的灵魂,打破了特权和垄断的 锁链,而是人文精神(humanity),基督教中的人文精神代表了文明的顶 峰。” 他继续说道:“如果犹太人想要走向自由,他们所需要做的并不 是向基督教信仰诚服,而是消融基督教,总得来说消融一切宗教,也就 是说最终投诚启蒙。” ① ② ③ , ( ):17 作者译 , ( ):17 作者译 “Die F¨ahigkeit der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freizu sein”,in Ei ③ Bruno Bauer, 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ed. Georg Herwegh,Z¨urich / Winterthur:Verlag des LiterarischenComptoirs, 1843.Reprinted in Bruno Bauer, Feldz¨uge der reinenKri tik, Afterword by HansMartin Sass, Frankfurt / M: Suhrkamp Verlag, 1968, p.66. ① Bruno Bauer Die Judenfrage Brauenschweig 1843 ② Bruno Bauer Die Judenfrage Brauenschweig 1843 33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通过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最终至文明最高点的启蒙这一条世俗时 间线索下来看保守主义对人类进步的看法的描述,鲍威尔从很多方面 都在用黑格尔式的语言阐述着宗教的历史性。然而就像莫盖茨(Mog gach)所说的, 以鲍威尔对黑格尔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他的立场可以被 描述为“共和严格主义”。相应的,“市民之愿景向所有个体敞开,但只 有当他们可以作出恰当的伦理承诺来超越特殊性的时候。例如,他们 不能基于私人利益来提出任何对解放的要求而同时不丧失作为真正共 和主义国成员的身份。” 这种“共和严格主义”立场有着重要的含义, 因为它涉及自由的观念及其应用。然而黑格尔的自由共和理论(即鲍 威尔将自己置于其中的那种传统)却将它理解为“概念和客观对象的 统一”, 即一种自由之概念和它在国家内具体现实的统一,鲍威尔显 然将论域转换了。鲍威尔将自由的概念建立为对宗教的去除,并将其 视之为一个给定的无中介的,或客观化的先在范畴,并且回溯到了“应 该”。 换句话说,鲍威尔将解放的观念或理想构建为一条单行道,即 一条非宗教的单行道。他不再是按自由主义说辞将自由描述为自由的 选择,相反这里的选择变成了一种义务,基本成了一种强制行为。而 且,既然鲍威尔认为唯独犹太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与更加发达的宗 教相比,比如与基督教相比,是一种低等的宗教,他就暴露出一种 “文 化差异主义”观点。在像种族差别的系统一样的文化系统,文化差别 ① ② ③ ,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85. 关于鲍威尔的宗教与政治概念也可参见 Massimiliano Tomba “Exclusiveness and Political Universalism in Bruno Bauer”,in The new Hegelians,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the Hegelian School,Douglas Mog gach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1 - 113. Hegel’s Philosophy of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of Press, ② Paul Franco, 1999, p.172. ③ Douglas Moggach,“Republican Rigorism:Hegelian Views of Emancipation in 1848”, The European Legacy: Toward New Paradigms, No.8, 2003, p.453. ① 332 , Douglas Moggach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 Cambridge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也成为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进行割裂和划分等级的手段。 最终,鲍威尔关于犹太问题的分析呈现出三重结构:(a)外来相异 性的状况和犹太权利的缺乏可以被治愈解决,通过 (b)他们同化吸收 而进入同等公民的普遍政治社会,这也就要求去除宗教,而且(c)承诺 走向解放,尽管是通过一种暂时的强制手段。如我所应予以简单分析 的,同样三重结构也可以在穆斯林融入法国的讨论中发现。 ① 错误的两重困境 vs 解放:卡尔·马克思 在 1844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问题》(ZurJu denfrage), 是他对布鲁诺 · 鲍威尔文章的批评性评论。 马克思通过 质疑宗教的存在是否真的就是获得市民权利(或曰政治解放)的障碍 来开启讨论。这个问题在北美国家确实是世俗的和政治的,以致于它 们既没有国家宗教,也没有多数派的官方宗教。参考北美国家的案例, 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如何可能历史性地与私人领域的宗教共存的。 这样,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就不应被混为一谈。“这一事实立即就将 政治解放的限度显露了出来……即使个人不是自由的国家也可以是自 由的。” 在此,马克思和鲍威尔对于宗教是一种限制的看法是一致的, 即宗教是“一种缺陷的存在”。 然而,这种缺陷的源头却可以在 “国 家自身的性质”中被找到的,宗教并不是原因,而是 “世俗局限性的显 ② ③ ④ ,“Is There a ‘NeoRacism’?”,in Race,Nation,Class:Ambiguous I , ( ),London:Verso,1999. ② 关于详细的对马克思文本的评论, 包括作为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我愿意参考: Jacques Aron, Karl Marx, antisémite et criminel?autopsie d’un proc`esanachronique (Bruxelles:Devillez,2005)and Daniel Bensa¨d “Présentation”,in Karl Marx,Sur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La Fabrique, 2006.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③ Karl Marx,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1.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④ Karl Marx,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1. ① Etienne Balibar dentities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33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现”。(weltlichen Beschr¨anktheit) 通过将宗教从政治解放的威胁这一指控中解脱出来,马克思对鲍 威尔的论证之根基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质疑这样的观点:一般的宗教 以及具体的犹太教是获得政治权利的障碍,是世俗国家的威胁。沿着 这条路线,马克思继续解构鲍威尔第二条论证所基于的前提:即犹太教 作为一个外来的异性体,其本质上是仇视普遍性承诺和国家平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马克思的论证又转回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区分与比较。前者是 “普遍利益”的角逐场,而后者是 “私人利益”之 地。 结果,个人不需要从他们的特殊性 (信或不信宗教,有或没有私 人财产等等)中获得解放,就可以被政治解放,并且参与到国家的普遍 统一性之中去。 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论证最后就使得他能够驳斥这一观点,即政治 解放和人类解放必须经过一种去除宗教的方式的所谓的自由选择。解 放可以是一种强制行为,比如宗教压制的结果吗?通过质问这一观念, 他的分析给出了令人赞叹的洞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像 ① ② ③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 , : , ,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② Karl Marx, 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8,pp. 154 - 155. “Rights and Identity in Late Modernity:Revisiting the ‘Jewish ③ 参见 Wendy Brown, Question’”, in Identities,Politics,and Rights,Austin Sarat and Thomas R. Keams (ed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 85 - 130;Jeffrey C. Isaac,“The Lion’s Skin of Politics:Marx on Republicanism ”,in Polity,No. 22,1990,pp. 461 - 48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马克思对于政治和人类解放的区分,后者代表的 是真正解放的完成,而并非解除前者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是“向 前一大步……不是人类总体解放的最后形式,而是在至今为止存在的世界秩 序中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Karl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p.155)。关 于马克思文本中这种立场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可参见 Stathis Kouvélakis,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Citizenship:For a Rereading of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No.104, 2005, pp.706 - 721. ① Karl Marx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1. 334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鲍威尔那样询问犹太人是否有权要求国家给予他们以权利;也不是像 鲍威尔所指出的“犹太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以摆脱他们世俗 上的限制。” 真正的问题是询问是否“政治解放的观点给予了让犹太 人废除犹太教,或让任何人废除他们的宗教的需要以权利?” 关键是 去调查“上述问题中的解放应是什么样的?从这种被需要的解放的性 质来看要有哪些条件?” 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对世俗限制的超越才 能引起人们对宗教需要的超越。 一旦我们明确了废除宗教并不有助于政治解放,那么还有必要将 它作为一种强制行为吗?比如,解除宗教还有必要被视作人类解放的 行动吗?最后,对马克思来说,强制解放的矛盾说法所表达的正是政治 国家自身普遍性的核心矛盾。当将平等和自由设想为深植于权利普遍 性结构之中的目的时,作为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不平等就意味着缺乏 具体的手段来实现那样的目的。此外,马克思还理解到 “抽象的普遍 权利,就如科维拉克斯(Kouvelakis)所说的,是一种基于人类学的形象, 这种形象根据一种 ‘隐藏的排他的原则 ’来定义出权利和功能的项 目。” 这种人类学的形象就存在于那“抽象普遍的个人性”之中,在这 一范围中,“被视为普遍包容系统之基础就清楚表述出来了,那些不同 于人类单个形象的人就被定义为非个体,这就是一种排他的标准。” 对市民社会的不平等表述成了 “文化差异主义”的基础,这样,就被刻 入了“人类学的”关于政治国家的抽象普遍性的建构之中。 ① ② ③ ④ ⑤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1.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② Karl Marx,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0. “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③ Karl Marx,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151.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Citizenship”,p.711. ④ Stathis Kouvelakis, “Univers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Feminism”,in differences:A Journal ⑤ Joan W.Scott,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No.7, 1995, p.3. ① Karl Marx 33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关于法国内“显著宗教特征”的辩论:反对“差别狂热化” 如我先前所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争论饶有兴味地为当今穆斯林 融入法国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启发。特别是法国对公立学校是否允许穿 着有宗教特征的服装的辩论,很好地为鲍威尔立场中的 “共和严格主 义”和“文化差异主义”做了例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这里,宗 教,也是伊斯兰教,显然被锁定为共和解放的障碍。鲍威尔在 1840 年 就曾为了普鲁士国家将犹太教视为共和解放的最终目标的障碍,而这 与当前的评论并无不同。 自从 2004 年 3 月 15 日通过了 2004—226 号法案之后,在公立小学、 初中和高中“穿着有明显学生宗教信仰特征的着装或服饰皆被予以禁 止”。这一法律基于“世俗与共和”(La¨cité et République)的报告,而这一 报告是由希拉克总统任命的由伯纳德·斯塔西(Bernard Stasi)主持的特 别委员会准备的。斯塔西报告以简洁明了的表述,简述了主要的证明, 并且迅速变成了主流的意见,由此关于穆斯林融入法国的争论延续至 今。尽管委员会成员对“世俗”的含义,以及在公立学校这样做是否恰当 意见不一,但是对于“符号化的武器”(按 Jansen 所说)的需要达成了一 致,以免“由穆斯林团体造成的对法国公共秩序的额外的‘威胁’”。 最 后事实上只有一位斯塔西委员会成员,Jean Baubérot,投了反对票,而 其他所有人都支持立法。因为它既是理解法国“政治还俗主义文化” ① ② ,“Secularism and Religious(In)Security Reinterpreting the French Headscarf Debates”, Krisis, No.2, 2011, p.10. 关于关于斯塔西委员会在 affaire du foulard 中不同立场的概况,也可参见 John Bowen,Why the French Don ’t Like Headscarves;Islam,The State and Public Sp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Joan W.Scott,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 sity Press, 2007)。关于头巾争论和法国“有组织的智囊团”的角色的一个葛兰 西读物,可参见 Baubérot,“La ¨ cité and the Challenge of ‘Republicanism ’”,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No.17, 2009, pp.189 - 198. ② Yolande Jansen 谈及法国的“政教分离文化”来指出将穆斯林存在的可见性作 为一种潜在的政治秩序的威胁(Yolande Jansen “Secularism and Religious(In) Security”, 10)。 ① 336 Yolande Jansen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的有价值的资源,而且还和当今关于穆斯林融入社会的讨论密切相关, 同时与犹太问题的争论又十分相似,所以我将集中分析这段文本,特别 是那些明显与鲍威尔提出的“共和严格主义”与“文化差异主义”的三 重结构十分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a)被视作为国家统一的威胁的 指控,即指控其是外来相异的并且是落后的;(b)同化的需要;(c)由个 人去除宗教性并服从国家身份认同而定义的解放含义。 外来相异性和落后性:首先,报告将禁止在学校显示宗教特征作为 捍卫世俗主义(la¨cité)的方式,而世俗主义被定义为 “普遍原则和共 和价值”,在其中“国家的统一才得以建立”。 根据委员会所说,促使 确保世俗主义法律需要的理由是共和的至高价值,而它正越来越被 “近几十年来涌入国家领土的那些难以融入社会的人”所威胁。 “差 别狂热化”(fanaticism of difference)滋长了群体性的逻辑,在这种情况 下贫穷和歧视被定义为滋长反对共和主义的破坏活动的土壤。 特别 是在所谓的“敏感宿居区”(quartiers sensibles,如字面意义的,敏感的居 住地区)里,委员会们看到群体主义的发展。根据斯塔西委员会,由于 敏感宿居区问题,学校不能干预妨碍群体主义的传播,因为它们自身已 经变得社会化和伦理同质化。 在这种背景下,委员会认为去上学的穆斯林女孩子所佩戴的面纱 ① ② ③ ④ : ’ 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 7. http:/ / www. ladocumentationfrancaise. fr / rapports publics / 034000725 / index.shtml. 访问时间 2012—06—27。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 ② Stasi Report,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7.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 ③ Stasi Report,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17.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 ④ Stasi Report,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45. ① ,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 appli 33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就是群体主义或 “差别狂热主义”的传播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根据斯 塔西的报告,这些女孩,或者广义来说的女性是“社会地位下降的第一 批受害者”, 同时也是遭受“各种压力,言语、心理或生理暴行所造成 的性别主义复兴的”受害者。 尽管可能存在着“自愿佩戴面纱的女孩 或女人”,委员会认为“其他人确实受到强制或者压力。这种情况发生 在那些被强迫佩戴面纱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身上,甚至有时是通过暴力 强迫的。” 结果就是,一个人可以看到:“尽管法律也适用于犹太男孩 戴小圆帽和锡克教男孩包头巾的情况”,如斯柯特(Joan W.Scott)所论, “以及任何人在他或她的脖子上带着大型十字架,但是这主要还是针 对穆斯林女孩头巾的。” 基于这一争论的背景,法国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德尔福 (Christine Delphy)就面纱问题的突出性给出评论称:佩戴面纱的穆斯 林女性变成了法国社会的 “外来异化者”。 这种 “外来相异的”问题 使得伊斯兰教如此显眼,它打破了一种默认:“只有在被隔离,或者最 好是完全隐形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才能被容忍。 文件就从一方面清 晰地认定了伊斯兰教为法国统一的主要威胁,而穆斯林也是在共和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 : ’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 ap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le 11 décembre 2003 p.46. ② , : ’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 ap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le 11 décembre 2003 p.46. ③ , : ’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90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 ap 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p.46 - 47. : , , ⑤ Christine Delphy,Classer,dominer. Qui sont les “autres ”?,Paris:La Fabrique, 2008, p.156. ⑥ Christine Delphy,Classer,Dominer,Qui sont les “autres ”?,Paris:La Fabrique, 2008, p.156. ④ , , 338 , Joan W. Scott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内发动群体分离的潜在发起人;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群体主义和对 待女性的方式都表现了伊斯兰教的落后性质。这样,穆斯林就被含蓄 地指控为在搞另一套“国中之国”。这就和 19 世纪热议犹太人政治解 放问题时提出的指控如出一辙了。 同化:主流立场对穆斯林头巾的禁令的支持表述了对穆斯林融入 法国社会整体的要求,希望他们接受世俗共和的普遍原则而抛弃宗教 特殊化的概念。总之,是要求他们同化。报告主张,世俗主义要求“一 种诠释上的努力以缓解宗教信条和管理社会的法律之间的张力。” 然 而,就像报道继续论述到,伊斯兰教被特别鼓励去“在它自身的历史中 发现可以允许它接受世俗框架的资源”。 法国融合统一模型以出生地主义 (jussoli)为基础,而事实上却以 同化为依据,前者通过居住地而非血统来确认公民权,而后者要求所有 的公民服从法国文化和价值,并且在公众领域内拒斥团体同一性。尽 管自从 19 世纪以来出生地主义和同化是作为法国公民模型中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部分存在的,但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后,法国境 内移民和马格利布出身的市民增加,这都使得人们某种程度上对同化 问题愈加沉迷,由此促生了法国全国的政治躁动与焦虑。 除了阿尔 及利亚战争,法国对伊斯兰恐惧的另一历史转折点发生于 1989 年,当 ① ② ③ : ’ 11 décembre 2003,p. 16. http:/ / www. ladocumentationfrancaise. fr / rapports publics / 034000725 / index.shtml. 访问时间 2012—06—27。 La¨cité et Républiqu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pli ② Stasi Report, 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16. “共和融合”变成了新的官方术语来指在跨越欧洲范围的“市民融合政策 ③ 最近, 转向”的背景下法国的移民融合模型。关于这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新发展 的概 况,可 参 见 Dani ` eleLochak,“L ’intégration comme injonction. Enjeux idéologiques et politiques liés `a l ’immigration ”,Cultures et Conflits,No. 64,2006, ① ,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 appli 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pp.2 - 14. 33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时三个北非女孩由于穿戴头巾而被一所克雷伊地区的学校禁止入学, 这个行为因此冲击了世俗主义。就像麦克玛斯特 (MacMaster )所论, “对于少数族裔的同化和整合是否应该从国立学校抓起的激烈论战” 并非偶然。 在 1980 年代末,法国的移民专家支持这一观点,即从欧 洲南部的法国开始的积极的移民融合“已经抵达至法国工人阶级和社 团中(法国共产党,贸易工会,体育俱乐部)以及天主教堂。到 1980 年 代止,这样一些进入法国社会的桥梁不再发挥作用了。” 这样,在传统 社会化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学校便被认为是唯一且最为重要的同化机 构,致力于“无论任何民族起源而系统化塑造学生接受共和主义普遍 价值的地方。” 解放即为宗教的个人去除:在法国,学校总体上象征着社会的缩 影,尤其是公众领域的缩影。如斯塔西报告强调的,世俗共和聚焦于学 校因为正是在学校 “诞生了 19 世纪 ”的世俗化问题。 这可以参考 1880 年代早期建立的对所有市民世俗化和强制学校教育的 《渡船法 》。 像小型国家一样,报告将学校描述为 “确保自治”,“以共同规则为前 提”并且“通常为统一融合场所”的地方。 学校是从私人转向公共的 ① ② ③ ④ ⑤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in The New Crusades.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eds.Emran Qureshi and Micheal Sel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1. ② Neil MacMaster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in The New eds.Emran Qureshi and Micheal Sells, New Crusades.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1. ③ Neil MacMaster “Islamophobia in France and the ‘Algerian Problem’”in The New Crusades.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eds.Emran Qureshi and Micheal Sel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2. La¨cité et Républiqu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pli ④ Stasi Report, 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26. La¨cité et Républiqu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ppli ⑤ Stasi Report, cation du principe de la¨cité dans la Républiqueremi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décembre 2003, p.56 ① 340 Neil MacMaster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竞技场观点部分从渡船法中被取代了,现在学校变成“国家的微缩版, 是指除了法国公民身份外被切除了一切其他身份的抽象个体集合而成 的群体。在国家的代表机体里,就如在学校里,普遍统一化就意味着对 同样的规则的遵从,成为一种 ‘信仰’,即共和国的成员。” 在这种情 况下,穆斯林女孩所佩戴的面纱被认为是“冲突和分隔的源头”, 而与 学校作为“中立”场所的观念就相违背了。 如上所述,尽管法国公立 学校像一个小型国家,但与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学校不是法律确定 公民身份、平等和统一融合之地,这些是国家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学校 有它们具体而独特的角色,“不是简单迎合用户,而是欢迎那些以成为 被启蒙的、有教养的市民为目标而来学习的学生。” 而这里,解放就等 同于以自治的个体的身份进入统一国家,也就是说,当人们跨入共和国 门时,就已然是抽象且普遍的主体了。那么继续这一比方,显然门前的 这种选择不仅假定了抽象个体是一种预先设定的确定的人类学模型, 其中排除而非包括了那些不在其规定范围内的个体。而且那些还未拥 有普遍性特征的人也将再无机会被允许进入大门。 最终,在公共学校穿戴民族特征服饰的争议的案例中,穆斯林问题 的争论框架显示出与同期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讨论中类似的三重结 构:(a)穆斯林的外来相异性的状况可以治愈解决,通过 (b)他们同化 进入平等公民的普遍政治社会,而这需要去除宗教,并且(c)承诺会带 来解放,虽然是通过一种暂时的强制。将解放构建为通过法律调停而 立即可实现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将它针对某些拥有内在特征的个人 (也就是说根据定义并不适用于他人),这一悖论衍生于我称之为鲍威 尔的“犹太问题”的论案,一种将 “共和严格主义”和 “文化区分主义” ① ② ③ ④ ⑤ , ① Joan W.Scott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②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e 57. , 57. ③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e, 56 - 67, ④ Stasi report La¨cité et République, 我所强调的部分。 “The Vexed Relationship of Emancipation ⑤ 关于这点可参考更近期的 JoanW.Scott, and Equality”. 34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结合起来的特殊疑难。后者的结合衍生出两种矛盾,在作为反对维持 (某个特定)宗教的条件的一种解放的追求中,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都值 得被拷问:解放之为目的却缺乏手段的悖论,以及以解放为目的而采取 的手段却需要通过它的反面,即强制来实现。 解放之矛盾:缺乏手段之目的 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讨论的,学校作为假定宣称为普遍且中立的机 构而建立,一方面给个人提供实现解放的手段 (即给予市民教育的手 段),另一方面,却要求个人在被允许接受这些手段之前就必须已经是 “解放了的”。这样的学校正是矛盾的实例。我把这样的矛盾称之为 “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富有争议的是,国家显示出同样的矛盾结 构。当对全体穆斯林提出要求,特别是关于穆斯林女孩穿戴头巾的情 况,希望他们作为普遍而抽象的个体加入到公共领域内,但是法国却并 没有给他们提供工具。只有通过给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样的工 具,他们才可能发展实现这样的解放。 在法国,研究发现最不适宜穆斯林工人阶级家庭(北非,撒哈拉以 南以及土耳其后裔)的主流地区是拒绝他们的孩子入学或阻止他们更 换工作的主要因素。 尽管穆斯林年轻人总体的学术成绩不佳,然而, 研究也指出,相较与同样出身的男孩来说,女孩的学术成绩更优。举例 来说,出身为北非的女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baccalauréat )的比率是 74% , 而男孩的比例为 43% ,他们大多数都有穆斯林背景。 研究中未 ① ② ③ 关于反对法国穆斯歧视的更全面的研究仍然为 Joan W.Scott,“The Vexed Rela tionship of Emancipation and Equality”. ② Ya¨el Brinbaum and Annick Kieffer,“‘Trajectories of Immigrants ’Children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France: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sation ”,I. N. E. D Population(English edition), No.64, 2009, pp.507 - 554. ③ Ya¨el Brinbaum and AnnickKieffer,“‘Trajectories of Immigrants ’Children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France: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sation ”,I. N. E. D Population(English edition), No.64, 2009, p.532. ① 342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被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尽管调查中的女学生人数总得来说超过男生,穆 斯林女孩的学术成绩仍然明显低于法裔的同龄女孩。不仅是较少的穆 斯林人会选择从中学升往高等教育的道路,而且他们比起非移民出身 的年轻人来说辍学率也更高。 除了所谓的第二代移民女孩通过教育 所获得的“更强的解放的愿望”, 以及她们比起男孩来说更好的适应 学校要求的能力,社会阶级仍然被认为是 “教育成就差异的主要决定 因素”。 从对 2010 年到 2011 年马赛地区的北非裔女孩(大多数是穆 斯林)大量研究中我可以引出实际证据:穆斯林女孩在教育上的普遍 不利地位对她们之后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同样产生负面影响。 举例 来说,一个关于歧视所有穆斯林年轻人,尤其是戴面纱的女孩的负面影 响就是实习资质的取得。 除了学历水平外,在互联网上迅速浏览一 番就可以立即发现,许多博客和网站都在抵制戴面纱的年轻女性,因为 她们的衣着而拒绝给予她们实习资格和工作机会。自从 2004 年起,反 歧视与促平等高级公署(HALDE)收到了成百上千的基于宗教背景的 工作歧视的控诉,而大多数都涉及穆斯林。 “女性提交了 57% 的与宗 教歧视有关的控诉,并且大多数都涉及头巾的佩戴问题。” 一位马赛 居民区的“本地事务局”(mission locale)的雇员说:在面试中“我们已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 , ,“Comparative Report on Education”,Edumigrom Comparative Paper (2009). ② Ya¨el Brinbaum and Annick Kieffer,“‘Trajectories of Immigrants ’Children ”,p. Nacira GuénifSouilamas, Des beurettes aux descendantes d’immigrants nordafr 532; icains, Paris: Grasset, 2000. “Comparative Report on Education”,Edumigrom Comparative ③ Bolette Moldenhawer, Paper (2009)32. “Discontinuous Intersections:Second Generation Im ④ Sara R Farris and Sara de Jong, migrant Girls in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March, Online First, 2013. ⑤ Ya¨el Brinbaum and Annick Kieffer,“‘Trajectories of Immigrants’Children. ” Choice and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uslims in Eu ⑥ Amnesty International, rope, London, 2012. Choice and Prejudice, p.40. ⑦ Amnesty International, ① Bolette Moldenhawer Frauke Miera Jenny Kallstenius Vera Messing and Claire Schiff 34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知道戴面纱的女性是不会被特定工作录取的。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 雇主与雇员间的桥梁,所以我们知道雇主们不想要这些女性……她们 所能做的大多数工作就是为公司或私人家庭打扫卫生。”后一种因素 凸显了年轻穆斯林女性在劳动市场上所遭遇的权利剥夺和差别对待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穆斯林女性 (以及更为普遍的 非西方女性)遭遇的劳动市场歧视同样与她们所能获取的工作类型相 关,大多数都集中在照管类或家务类的部分。 这类工作不仅缺乏合 同管制,没有健康与社会福利,高度受剥削的工作条件,而且它们的 社会地位也被视作没有产出的、女子气的、缺乏技术含量的以及奴役 性的工作。 然而,即使少数民族女性和穆斯林妇女能获取机会的 照管类和家务类的工作中,职业咨询师和培训师也会强烈建议她们 不要佩戴头巾。在工作场合摘除头巾被视为融入社会和获得解放的 标志。 最终,穆斯林女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上的缺乏,不仅仅导 致她们不能进入所被承诺的公共领域中的解放与平等的位置,如在承 诺中所给予之地。并且,这也显示出了国家政治普遍统一核心处的矛 盾:宗教作为个人同一性身份(或一种特殊化)而成为法国国家的政治 关注焦点。而社会阶级和贫穷被却被定义为不具备政治特征的起跑 线,并因此继续存在并区分着不同的人群。 ① ② ③ ,“Jeunes de parents immigrés:de l’école au me ”,Travail et Emploi,103(2005),79 - 93;Francesca Scrinzi,“Gender,migration and the ambiguous enterprise of professionalizing domestic service: the case of voca tional training for the unemployed in France ”,Feminist Review,No. 98,2011,pp. 153 - 172. Migration, Domestic Work and Affect: A Decolonial ② Encarnacion GutiérrezRodrguez, Approach on Value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Labor,London:Routledge,2010;Rosie Cox, The Servant Problem.Domestic Work in a Global Economy,London:I. B. Tauris, 2006. migration and the ambiguous enterprise. ” ③ 参见 Francesca Scrinzi,“Gender, ① Mahrez Okba and Frédéric Laine tier 344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解放之矛盾:以相反的手段———强迫而追求的目的 如鲍威尔所说,解放的定义与维持宗教实践是不相容的,它的实现 必须预设宗教的解除作为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共和严格主义”将宗 教的离场视同解放,即等同于说,解放的条件只能通过一种预先决定了 的方式达成,即向强制敞开怀抱。类似的等同也影响了法国对于在公 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争论的结构。因为在这里解放也相当于在 公共领域宗教的离场,对此的追求可以引发一种 (法律)强制的行动, 比如 2004 年法案对摘除面纱义务的规定。在这一部分,我将再次从这 一立场出发考察这种等同关系,即这种将手段与它的目的一分为二的 观点以及它所引起的矛盾。 将摘除面纱作为实现个人解放的先决条件,将解放视作世俗共和 项目的最终目标,这种立场显然将法律强制视作手段,尽管方式不尽如 人意,但为了达到最后的高尚目的仍然势在必行。但是以解放的理想 目标的名义而将强制合法化,这意味着什么呢?所采纳的手段和手段 所运用于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工具论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曾被 用于讨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相应地,在此理论中,目的能够证明手 段,即使道德上恶劣的手段,比如强制甚至暴力,如果是为了道德上高 尚的值得追求的目的,就可以合理地采用。在《论暴力》(On Violence) 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这种工具主义提出过鞭辟入里的 批评,认为它混淆了政治行动和制作工艺。她论证道,人类行动的后 果,不像制造工艺那样,“从不可能被确切地预知”, 在暴力事件中更 是如此,“在其自身中能够幸免于难都是另一件说不准的事”。 以目 的为暴力手段进行辩护事实上难以有说服力的。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讨 论包含了对新韦伯主义将暴力作为国家的合法垄断权的理论的批评, 以及对反殖民暴力的批评。阿伦特介入讨论主要针对的目标之一实际 ① ② , , , , : : , , , , ①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Publishers 1969 p.4. ②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Publishers 1969 p.4. 34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上正是佛朗次·法农(Frantz Fanon)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全 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她批判性地对这种为了 暴力之缘故而支持暴力的观点予以抨击。 并且,她以批评国家暴力 同样的立场来批评法农,并且认为所有的暴力表现都一律应被视作 “过分的手段”。然而当涉及通过国家法律强制这样象征性的暴力手 段来追求政治解放的目的问题时,如在法国的案例中,阿伦特对手段目 的的工具主义途径的批评在此就显得不足以支持分析了。事实上阿伦 特的批评未能充分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暴力,并且,也未考虑涉及 (暴 力)手段和(公正)目的关系的代理人的问题。谁来定义目的的 “正义 性”?谁来实施那些手段并且为了“谁的”目的?手段目的的对话中所 涉及的主体是在一种权利对称的关系中吗?或者他们是否处在一种被 统治且不平等的关系中?这样一种不对称会如何影响“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所赋予解放的意义? 当我们将论题转至有关反面纱法律和法国穆斯林的争论时,当以 法律手段来抵制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可行性时,这种手段的强制性特征 和象征性暴力显然不能像阿伦特论及的问题那样去简单处理。因为它 既不像暴力手段那样有着不可预测和难以容忍的性质,又不妨碍破坏 其他通往解放的正直之路的可能性。法国相对于穆斯林显然是站在一 个由殖民历史烙下印记的权利关系中。 这是一种屈服的主奴关系, 如法农所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致使解放的目标仍然由后殖民时期的 法国所设定,而与这种殖民力量强弱变化相关的是所谓“文明的使命” (missioncivilisatrice)的延续。 ① ② ③ , , Preface by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Grove, 1963.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Publishers, 1969, p.65. ② Hannah Arendt, ③ Didier Lapeyronne,“La banlieue comme thé ^ atre colonial ou la fracture coloniale dans les quartiers ”,in La Fracture Coloniale. La société francaise au prisme de l ’ héritage colonial eds.Pascal Blanchard, Nicolas Bancel and Sandrine Lemaire, Paris: La Decouverte, 2005. ① 346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with a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一个反宗教法律的最为显著的效果就是宗教作为政治身份和政治 异见之标识的作用增强了。就像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许多穆斯林 女孩和女性也更普遍地、更多地去解释她们选择戴面纱是将其视作抵 抗行动,为了回应她们在欧洲所遭遇的反对穆斯林的经历。 因此,戴 上面纱而非去除面纱,显露宗教特征而非隐藏宗教特征,变得具有了解 放的意味。也就是说,出于强制的解放可被视为殖民式家长制,甚至根 本上就是种族主义的。这样,当后殖民的法国谈论起女性自由时,穆斯 林男性听到的是殖民统治者在企图掠夺他们的女人,而穆斯林女人看 到的是两种父权制度在争夺她们的身体。 当后殖民的法国谈论着世 俗化时,穆斯林听到的是要求她们转而去信仰另一种宗教。当后殖民 的法国说出解放时,穆斯林听到的是奴役。 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隐约提及的那样,强制解放的矛盾 在由国家政治普遍统一的构成部分而引发了暴力的实例。马克思自己 并没有讨论到在殖民期或后殖民期的被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宗教歧视 问题。这可以加入到他和恩格斯对禁止宗教的方式的反对之中。布朗 基组织逃亡者想要通过法律来废除宗教,而在巴黎公社之后,恩格斯对 他们写道:“推广不受欢迎的信念的最佳手段是迫害。而更可以肯定 的是,将无神论宣称为某种信仰的条款而需要被强制,这一服务恐怕今 天仍然得交给上帝。” 在当今广泛的,愈演愈烈的合法化的种族主义 的背景下,就如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所写道:“殖民化传统 的自然推论,对被压迫者的宗教迫害,前殖民化方式都应当被拒斥。不 仅因为它们是‘推广不受欢迎的信念的最佳手段’,而且因为它们毕竟 是一种对民族或种族的压迫,就像政治、法律、经济的压迫与歧视一样 ① ② ③ , , , , , Classer, dominer, Qui sont les“antres”?Paris: la Fabrique, 2008. ② Christine Delphy, ③ Friedrich Engels,“The Program of the Blanquist Fugitives from the Paris Com mune”,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24,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① Ismahane Chouder Malika Latr `eche and Pierre Tévanian Les filles voiléesparlent : Paris La Fabrique 2008. 34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是难以令人容忍的。” ① 结论:犹太问题,穆斯林问题与女性问题 在《犹太问题》出版 20 年后,布鲁诺 · 鲍威尔 (Bruno Bauer)发表 了另一篇文章来处理犹太人政治解放的问题———《作为外来种族的犹 太人》(Das Judentum in der Fremde)。这里,鲍威尔不再将犹太人所谓 的融入政治德国的问题定义为另一种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宗教的问题 了。这一次问题转而成为他们种族低劣性的问题。“鲍威尔的这种新 观念预示了当代世界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的下一步台阶。” 他后 来的反犹太(antiJewish)立场的种族主义的表述并非是对之前的 “文 化主义”或世俗主义立场的背离。从许多方面看,这正是镶嵌在他独 特的“共和严格主义”与“文化差别主义”的版本之内的。他的这个版 本构成了他将犹太教视作外来相异的,并且是较低级的宗教,一种不能 够在历史中发展的非历史性的宗教。换句话说,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 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 犹太人。结果就是,他的“共和严格主义”意味着以解除宗教并拥抱世 俗为解放的潜在特征,同时他将犹太人表述为根本落后的和外来相异 的。关于解放的政治讨论以种族主义为其轮廓,这种形态就这样延续 了相当长的时间。 如我试图证明的,关于在当代法国公立学校穿戴宗教特征服饰的 争论包含了某些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立场的基础论述。一方面,法国穆 斯林的头巾被视作最为敏感且显眼的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的标 志,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法国政体是“外来相异的”。就像在 1840 年的 犹太人案例中一样,穆斯林 “成问题地”融入同时代法国状况 (以及更 ② ,“Marxismes et Religion,hier et aujourd ’hui ”,Contre Temps. `A ? , , , ② Nathan Rotenstreich,“For and Against Emancipation: The Bruno Bauer Controversy”, p.35. ① Gilbert Achcar quels saints se vouer Espaces publics et religions No.12 2005 p.180. 348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普遍的整个欧洲)被归因于他们宣称拒绝融入他们所生活居住的社 会。这样,穆斯林被设想为企图在国家内建立分离的、相异的社群,因 此,他们在根本上是落后的和拒绝同化的。另一方面,将他们融入社会 的方案是诉诸于展现个体性,拥有主流社会实践,对国家习俗的公开接 受。通过去除她们身上看似和世俗要求不一致的宗教属象征物这种主 观臆断的方式,穆斯林女性被要求像没有宗教属性的个体那样被融入 统一。而且,世俗主义的框架预示着将所有的宗教都理解为对政治表 现的不合法基础,尤其是伊斯兰教对女性的压迫,法国将禁止穆斯林面 纱的法律条款作为从父权式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实例,或至少是以此为 方向的手段。今天法国对于穆斯林的态度结合了一种 “严格共和主 义”立场,将政治指定为普遍主义的和中立的地带,声称所有宗教特征 都被予以禁止。“文化差别主义”立场又将伊斯兰教作为法国旨在驱 除特殊宗教的项目,因而要通过种族登记的方式来运作。两种基本 的矛盾从“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异主义”中衍生出来,这就使得 对穆斯林问题的界定和当初界定犹太问题的方式一致了。第一种矛 盾,或者我称之为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的矛盾。产生矛盾的原因 是由于:以参与政治作为解放的阐释,也就是说解放作为一种条件, 它的实现需要提供手段,而手段的形式是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但 在这些方面。国家事实上是将穆斯林拒之门外的。第二种矛盾,或 者我称之为以相反的手段———强制———来达成解放之目的的矛盾, 产生的原因是将解放等同于宗教退场。这种等同作为法国后殖民国 家的法律手段,成为了反宗教的迫害,或非宗教实践的法律强制的开 始。它的影响反而是剥夺了那种反对家长式管制和提倡自我决定的 解放的意义。 当然鲍威尔和马克思所争论的德国的背景状况和法国的背景存在 着重要的差异。不像在 1840 年代德国犹太人问题那样,当代穆斯林问 题出现的背景是,政治解放的议题不再是关于超越阶级、性别和国家的 公民权利的普遍扩展。更进一步地说,与 19 世纪德国的情况相反,在 34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今天的法国,女性受到压迫成了一个特殊的方面,在其中穆斯林更公开 地显现了他们的落后性和相异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指向女性 的突出问题外,人们也需要注意到在现实中它们有着某种喻意,她们的 服饰象征着伊斯兰教的落后。值得讨论的是,不再是“穆斯林问题”女 性化,而是“女性问题”在地化(或种族化)。尽管在当代法国的论证结 构中女性被摆到了舞台中央,但等级在这场论战上的名义事实上已经 淹没和压倒了她们的问题。为了被视作具有妇女的身份,唯独伊斯兰 教,穆斯林女性被法国要求去推翻。 可以肯定的是,看起来被认定为 穆斯林问题争论中心的女性问题不仅显示出了这一中心的工具性性 质,而且也显露出穆斯林问题中的偏向性和种族主义的基调。换句话 说,如斯科特 (Scott )所恰当指出的,“种族主义是头巾争论的潜 台词。” 凭借马克思对鲍威尔世俗主义反犹太立场的批评来分析法国在公 立学校禁止显露宗教特征的争论,本文首先证明了迄今尚被忽视的犹 太问题与穆斯林问题之间有相似之处。第二,通过这一观点的论述,文 章对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的历史性与理论性争论有所贡献。当应对 内部的“他者”时,种族主义说辞横贯欧洲各国上百年,而反犹主义和 伊斯兰恐惧则是这种说辞复兴的两种版本。 最后,政治解放和人类 解放,“共和严格主义”与强制解放的结合,以及由宗教与权利赋予(社 会、文化与经济的)构建起的两难境地,这些像 19 世纪在犹太问题中 那样成为了今天穆斯林问题的基础。自此而言,从马克思由 《论犹太 人问题》开始发展出的非还原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中,我们借鉴了他 的批判。这使得我们能够去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谓的 “解放的” ① ② ③ 基于信仰自由与平等的政治讨论中,关于“种族”与“性别”的区别,可参见 ,“Tolerance and / or Equ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② Joan W.Scott, 90. “Racialization and religion:Yace,culture and differnce in the study of ③ Nasar Meer, antisemitism and Islamophobia”, Ethric and Racial Studies, No.36, 2013. ① Wendy Brown 350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普遍统一基础是建立在真正的不平等之上的,手段与目的之尚未解决 的关系中是存在着矛盾的,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对立也是虚假的 困境。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351 超越性格 ———桑巴特、韦伯和参与资本主义的主观根源问题 [法]斯蒂芬·哈伯 吴屹松 译 陆凯华 校 纵观 20 世纪,对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学说的争论始终 是一大热点。在那个德美成为两大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时代,韦伯认 为,新教作为在这两个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一定多少能提供关 于这种经济成就的部分解释。韦伯的观点是,新教必然促进了一种节 俭的伦理(与消费和负债的伦理相反)以及衍生的职业的伦理,这种最 初只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的伦理逐渐在社会诸多其他部分中蔓延开来, 从而使得一系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生效的性格特质有了被接受的 可能。如果我们回顾新教的起源,我们确实发现,通过预定论的教条, 这个特殊的基督教教派倾向于提供一种焦虑的、趋向某种自制甚至自 我牺牲的人格形式,其也无疑具有苦行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人格形 式最后被证明是极有利于一种企业家式投资之文化的出现,并且在更 一般的意义上,它们有利于人们染上一种对“合理性”经济使命的普遍 献身精神。 由此可见,韦伯的这一主张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所经常提出 (并 谴责)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也不是对老派资产阶级的某种暧昧的称 赞或是对宗教的重要性 (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文化的重要性)的强 调。韦伯的观点应当被理解为如下尝试:将个体性格的概念或者人格 352 超越性格 形成的问题引入社会理论的核心部分。这在韦伯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 “心理性(mentality)”的模糊内容。相反,这个观点取决于关于信仰和 态度之间的结构性纽带的观念,这个观念决定了 (并且在这个意义上 被观察到)本质习性(essential habituses)定义下的个体,他建构生活和 行动、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因而也有助于定义其社会关系的实质。因 此,“性格”(character)概念变得与之前其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含 义完全不同,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性格指的是一种一般偏好(general in clination)的状态。这个状态可以被加上 “守财奴 ”(miser )或 “雄心勃 勃之人”(man of ambition)等等显眼的标签,这类标签涉及到对某个缺 点或优点出于讽刺目的而进行的夸张。韦伯的学说致力于对一个具体 形式的特性描述,主体通过这个形式,按照他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将自 己构建为主体。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韦伯的假设在理论上的精妙之处与其实际在 历史上的说服力之间存在的明显落差。因为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 越来 越 多 的 情 况 都 清 晰 地 表 现 出,资 本 主 义 与 这 种 新 教 纽 带 (Protestant nexus)之间是完全分离的。 韦伯对桑巴特及其继承者的批判 我在这里的假设是,韦伯在他的解释中所犯的错误可以由这样一 个背景因素来解释:他对桑巴特(Sombart)所持的反对立场。 《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是社会和历史 科学的研究中第一部系统使用“资本主义”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其中, 资本主义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长时段(longterm)的过程,作为资本主 义的担纲者的资产阶级则呈现为这样一个阶级:在对一些事实上相当 老套无趣的目标的追求中证明他们更大的洞察力,从世界史的角度看 来,这主要是指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从中可以得出的观点是,文艺 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决定问题的关键。 35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韦伯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对桑巴特提出了批评。 首先被提出的反例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按照桑巴特所说,资 本主义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强烈迷恋于财富和卖弄 奢华的社会群体的历史),那为何迅速在经济和工业力量方面获得优 势的却又是低地国家和大不列颠王国呢?韦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需要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再生产联系在一起进 行考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起源问题,需要与它在那些实际追求额外 经济利益或者那些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受益的人那里所获得的社 会或心理接纳问题(通过某些内部化现象)联系在一起。 韦伯对桑巴特的批判还包括其他的要素,这些要素源于一些深层 次的理论选项。 首先是对偶然性和非制度性影响的强调。与马克思相似,韦伯的 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提出这样一种理解: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系列初始 事态和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仅仅看作自然演化的简单结果。 这背后的直觉是:在资本主义之中存在一些本质上古怪和人为的东西, 以至于只有一系列特殊情况才能解释它的起源、成功以及它被非经济 利益所共同选择的情况。 然而韦伯对桑巴特的批评其实涉及到的也是一个教条性的假设。 在这里我指的是,韦伯倾向于赞成这样一种想法,即历史是被一些 很强的人格创造的,这些人格可被认为是神经质的 (强烈个人化的人 格,着魔般地追求一个独特的目标),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不可避免地带 有一些病态和刻板的元素。因此他们并不是那种在各个领域均有涉猎 的业余者,业余者的人格在挑战下被证明是太过灵活、不够坚定。同样 他们也不是持续的激情或者反复的本能 (无论是积攒财富的癖好,高 档的品味或者挥霍财富的倾向)这些困扰人们灵魂之物的牺牲者。由 于这些倾向(disposition)是如此浅薄,他们实际上并不能使文明的进程 发生重大突变。这里涉及到东西可以被界定为某种贵族式性格的规 范,这种规范要求一个完整的和绝对的性格,一系列被紧密地一个接一 354 超越性格 个连接在一起并且指向相同目标的习性,其结果是一个可以被引爆的 兼具颠覆性和温和性的动态过程。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个观点因此 就是,主体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特定类型,可以对历史产生一个因 果性的影响,使其兼具偏执狂般的力量与连续性。这种紧密一致的主 体身份的伴生物本身就可以动摇许多墨守成规的结构。从根本上说, 这才是重要的。同时,这对社会学家们来说也值得庆幸,正是这样一个 命题使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欧洲经济历史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得以被彰 显出来,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最终站在韦伯而非桑巴特的立场, 即使支撑 其观点的英雄式献身的观念已经日渐式微。因此社会科学含蓄地承认了 从新教伦理研究中得出的个体统一性的这一概念。因此,个体、性格的观 念和一个持续的、一致的、带有神经质的性格的观念就被混淆起来了。 因此,其基本含义是,就自身而言并非完全一致的资本主义之所以 具有效力,是因为在某个特定情况下,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正好共有一个 相当于心理学术语中强烈统一的性格或者表现的总体性。这种性格甚 至带有几分古怪,可以借助某些精神病理的范畴加以了解,并且从社会 学角度看来,其人格明显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或许是因为这一 精英文化正逐渐传播开来。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被证明是有效的,因 为它可以成功地积累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预先亲和性 (a prior af finity)的基础上, 可以支持这种人格的神经质形式及其内容 (例如,父 权制和独裁主义者的遵从主义),其最终结果,是这个被韦伯草拟出的 资本主义的人格被许多支持特征所丰富。如果这被证明是有效的,是 因为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在文化方面得到了稳固,并且逐渐成为了产 生有影响力规范的熔炉。 “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格形式”之问题以此显示出这一问题的 可塑性和重要性(interest):它经受住了资本主义转型造成的冲击。这 意味着,假如将“自恋”理解为一种强大又一致的个人事业而非一种反 复无常的享乐主义,那么对从一种建立在职业伦理上的资本主义到消 35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费主义自恋的转变的诊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阿多诺 (Adorno )、德勒兹 (Deleuze )、贝尔 (Bell)、拉希(Lasch)、布迪厄 (Bourdieu)、波尔坦斯基 (Boltanski)等学 者,即使并不都涉及到韦伯,也都依赖于这个由新教伦理的大胆假设所 设定的理论选择。如果对资本主义的信奉与参与的确存在,则主张其 原因在于,撇开任何直接经济利益,还存在着一种在人格之间完整并且 可辨识的深层倾向(disposition)。这种倾向促使主体做出上面的行为。 中产阶级的崛起为这个解释提供了社会学支持,这样的演变似乎削弱 了经济精英阶层直接参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 性,而他们曾经是其中最明显的受益者。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将资 本主义描述为一种适度离群的现象也有利于满足需要。此外,这使对 资本主义的分析能够抵消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资本主义的冷漠、无人格、 无人情味等性质的说法。有时这甚至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 即如果资本主义不再受到来自这一精神力量在内在形式上的支持,那 么它将变成一个纯粹客观的宿命,也将面临危机。 桑巴特的反击 因此我们正在见证桑巴特的反击的重要性。面对一个痴迷于其可 见性并且始终秉持不平等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很难在对发财致富有 无尽追求的背景下,断言对奢侈和炫耀的喜爱仅仅在当今经济世界中 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对资本主义和当今经济世界蕴含的生活样式的 信奉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如此这般的倾向(dispositions)。考虑到当今占 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建立于债务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模式,人们甚至可 以认为,后韦伯式 (postWeberian)的转变的完整流程 (complete cycle) 已经全部实现 。这样的转变与一种复魅能力 (capacity of reenchant ① ① 356 , , : , 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London Verso 2014. 超越性格 )联系在一起,就仿佛资本主义开始意识到了它的弱点在于它在 生活中不够根深蒂固。因此,它在市场上开启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演替 过程,更完美地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是什么和资本主义在做什么产生喜 爱,从而催生出参与其中的动机。 这是从韦伯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吗?不,这个教训是具有启 发性并且在哲学上具有解放性的,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面对有关社 会秩序的信奉问题(这里被理解为某种主动参与的情况)时,所有或多 或少重复了韦伯式的假设的学者们都重蹈了韦伯的覆辙而没能注意到 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的重要性:这个要点所包含的并不是一个在 任何情况任何地方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系列单调机制的那种平庸乏味的 现象。“信奉”(Adhesion)可以被理解为许多高度多样化的态度,这些 态度彼此间有时还会发生重叠。在对某个社会现实的热情赞许和对它 的道德谴责之间存在着涵盖各种态度和判断的广大区域(vast gamut), 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作为可能的倾向之一的某个态度,例如分工合作、 审慎适应、疏忽大意和漠不关心。 在我们社会特有的社会反思性程度显著上升的情况下,这一点对 我们来说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例如,学术研究的精英圈子所表达的资 本主义的范畴通过国际公众舆论而被传播开来。现在这个范畴是人们 具有将全球经济世界以一种虽然并不完美的方式理解为一种系统的能 力的体现。来自民意调查的证据显示,对资本主义的信奉程度在不同 国家和不同时期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而这至少部分地来自一种由所有 人关于资本主义运行所产生的切实而详尽的结果得出的实用主义结 论。这种作为主体的固执性格的伴生物而建立在一层幻觉的面纱之下 的信奉不再是献身的唯一模式。这种模式现在是作为更大范围内的倾 向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出现。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较之各种各样的态度和构成对社会现实的信 奉形式的内在评价,人格特征或者性格的稳定特征能具有更高的地位。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目标和韦伯的意图一样,即想要解释为何人们赞同 ment 35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某种社会现实并且愿意投身其中的时候,性格 (在一个较强的意义上 理解)并不能被授予任何存在论上的特权。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并非 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倾向来加以解释,后者被一同归于一个内在于某 种性格的原则,并且符合某一个表达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其在现实生 活中所具有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并没有如它被声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并非一切都由性格所决定,即使是另一个为人所承认的选择———作为一 种能够撤销一系列已经获得的性格特征的自由的神话(萨特)———也是 几乎不可信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性格”(甚至更多时候被我们从其最绝 对的方面来理解的性格)仅仅在这样情况中才会产生:一个特定层面的 个体性以及一个特定的产生个体及其活动的方式被采用,其符合对生平 连续性和内在倾向的连贯性的强调,这被理解为作出选择和行为的持续 根源。这也意味着在理解个体时存在其他的具有启发性的语言,这些语 言关注激情、态度、无意识复合物、选择、身份、生存境况和服从。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反韦伯式的结论,即,事实上,对资本主义 经济的参与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具有强烈的生存论选择的本质的东西, 也不意味着任何综合表现出来而又深深植根于个人的统一性的东西,也 不意味着某些在一些人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提供关键因素的东西。以下 事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是群体或者个体,我们都会表现出许多对 关于所谓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它的某些方面)的互相矛盾的态度。 因此我们在道义上谴责一些被怀疑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东西,例如某 些剥削或者不平等的现象,即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助于全 球体系的延续,或者即使在实践中我们默认了自己被卷入许多与其扩张 或激进化密不可分的活动之中。我们被证明是既复杂又肤浅的,而我们 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正是一个典型的甚至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例证。 关于人格的多元主义概念 归根结底,正是人格的多元主义概念使我们能够将自己从韦伯的 358 超越性格 世界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一个概念有它的伦理根源。正如阿玛蒂 亚·森(Amarthya Sen)指出的,这一概念最好是具有多种社会参照和 场景的结构,并且借助一种复杂与易变的身份来加以定义。这样一个 概念同样有美学上的来源。在被赋予多面性的复杂角色的故事中,有 教养和品味的人将感到愉悦,因为前者有能力提供那些可以反映生活 本身的灵活性的惊喜。 但是这个观点正是来自于人文科学,后者在这一点上被证明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与皮亚杰(Piaget) 相反)指出智力存在着很多类型。数学的、技能的和艺术的智力都建 立了各自的范围。 卡罗尔 · 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与弗洛伊德 (Freud)和科尔伯格(Kohlberg)相反)则指出,道德良知要么将优先权 赋予公平正义,要么赋予个人善行。因此有理由相信,个人的智力和心 理的发展中本质的动态过程是通过多种可能路径并且按照完全不同的 方式所实现的。加德纳和吉利根都强调,这不仅将导致个体间的差异 化,同样也会导致个体自身内部的差异化。因此我们距离分裂和不连 贯的病态化(或者其正相对的反应———英雄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这种 病态化是早期心理学争论的专题。这里涉及的并不一定是绝对的易变 性条件、或是一种混沌,或者某个构成一个人自身特征的后现代权利。 这里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些事实:决定自我的流程是多种多样的;我们 被各种方式质问;我们的存在受制于事件的随机性;我们的习惯也拥有 它的历史,它们互相之间可以出现共存、重叠、对立等关系并且根据其 或大或小的外延而具有对应的适用范围。 理所当然,除了科学中显著的变化之外,决定在个体人格中占主导 因素的是统一性还是多元性的这一问题并不要求任何教条式的回答。 这里仅仅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强调性格的统一性、显示出生平连续性 的途径和一个生存论选择的坚定表述;还是相反,突出情景和倾向的多 样性,在即兴或者适应的过程中,这种多样性能表现出一种之前未被怀 疑过的个体可能性。 35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现在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去整体化(detotalization),是促使我们 将多元主义列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选项的理由之一。资本主义不仅仅表 现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它也表现为被多样化的和不稳定的社会力量所 支撑起来的机制、制度、程序的马赛克式结构。假使资本主义的这个特 异性能够首先在实践和经济制度的层面获得证实,但它也并不会受限 于此。例如,每个人都知道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特性的巨大多 样性,其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准确地说,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生 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的成果之上(或者说 至少是受到其影响 ),却又同时保存或者产生这些影响的显著的多 样性 。 要承认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借助类比方法和毛细管作用的原理,为 下面这个假设提供基础:有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动再生产的个体心 理因素现在将自身表现为一个既千变万化又杂乱无章的混杂,事实上 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列举。因此,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有助于资本主 义经济运行的原则:它可以把那些多样化的信仰、原理、身份、态度和倾 向组合成一个整体,上述这些东西则能有效地将个人与不同领域、不同 对象和不同过程以一定程度上直接的方式联接起来的。无论如何,对 受到某个原则、选择甚至风格的支持的一个个体的统一化过程的承认 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系统产生助益的必需品,而是某个令我们能从另一 个途径来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东西。个人内在多样性的观念拥有了一 个更明晰的含义。出于类似的原因,不太可能存在某个特别适合资本 主义过程(或者适合于其中的某些阶段)的人格特征,并且这一“合适” 构成了其基本性质或者造成其主要历史影响。阶级精神或者社会群体 的精神,其仍然贴着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标签,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变得 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因此高端金融业中最有影响力的部门或者大集 团的管理部门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或者连续 ① ① 360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工薪员工或者临时员工的法律地位的影响。 超越性格 阶段中扮演领袖、慈善家、学者、黑手党等等角色。这是促使我们放弃 那种完全脱离于其他社会生活和人类实践而运行的空洞易变的资本主 义观念的理由之一。心理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确实构成了两个不同的 实体,只是它们也进入了数量庞大、不断演变的的交互关系中。在今 天,这样一种现状完美地迎合了一种热衷于折衷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资 本主义。 我们可以在反韦伯的结论(这个结论在这里无疑以一种非常激烈 的方式提出)中引入的基本转折是与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联系在一 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倾向集中于那些被认为是满 意的、刺激的以及在我们文化中有积极内涵的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 式事实上展现了被新自由主义者合法化了的新资本主义态度的惊人可 见性,这种态度痴迷于胜利的扩张、无止境的冒险、自我催眠式激进化 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态度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反映了那些适合在全球资 本主义趋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集团的精神,即使这种精神也可以被用 于其 他 地 方。 同 样 地,我 们 也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那 种 缺 乏 忠 实 性 (attachment)和灵活性的高度自由的增殖过程。虽然具有影响力,但是 这些仅仅是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些极点,这些极点在一个范围内与无 数其他的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资本主义活动之中的模式共存。 结 论 ,“深层资本主义”———即假设中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的对 立面并不是一个系统冰冷机械的纯粹再生产。那种通过消费主义表现 出来的自恋狂般的表象也并不会对伦理和社会责任造成损害。这个对 立面可以有如下定义:理由、进入模式(modes of access)、对资本主义的 信奉或投身之形式的极端分散(同时在个人内部和社会两个层面),以 及和资本主义的兼容性模式。在一个高度限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确实存在。 1 36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理解一个特定个人主体的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的。我们需要寻 找一些办法来支持这项任务。在这个方面,生平叙述和心理刻画是那 种能够改变我们关于个体性和心理内部性的理解的大量文化形式的两 个例子。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来自外部的参照点,借助这些参照点, 个人这一概念可以被更加明晰地把握。在这个方面,关于资本主义及 其需求的理解为我们了解个人或者人格的构造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换 句话说,通过提出“资本主义运作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依旧处于 这样一个视角,在其中我们可以获得某些关于个体性和心理结构之性 质的有趣见解。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学到的温 和的教训。 2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 36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稿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丛刊,现已被收录为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本刊以关注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为宗旨,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2 本刊学术性和思想性并重, 倡导从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专业的角度展开对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3 本刊主要栏目为: 研究性论文,专题论文,论坛,书评,学术动态,笔谈, 访谈等。其中研究性论文一般限制在 1—2 万字,专题论文一般在限制在 1 5—3 万字, 书评一般限制在 1 万字以内。 4 本刊对于来稿的形式作如下规定: 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投稿;电子版稿件 请用 Word 格式,正文 5 号字体;注释和引文一律采用脚注;正文之前请附上英 文标题、中英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简介,并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5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 收稿后 3 个月内将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 6 来稿经采用发表后, 将赠刊 2 本并致薄酬。 7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观点, 作者文责自负。 8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简繁体纸质出版权和电子版权均归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9 编辑部联系方式和来稿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 主楼 2622 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编辑部,邮编:200433 电子信箱:marxismreview@ fudan.edu.cn。 1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曹 歌 封面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13 /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 7 01 017005 3 当… Ⅱ ①复… Ⅲ ①马克思主义 研究 国外 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 现代 Ⅳ ①A81②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545 号 Ⅰ ①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3) DANGDAI GUOWAI MAKESIZHUYI PINGLUN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1000 毫米 1 / 16 印张:23 字数:320 千字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 7 01 017005 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