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王宏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pdf

DOI:10.16538/j.cnki.jfe.2011.07.008 第３７卷第７期２０１１年７月财经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１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 ”之争＊马涛，王宏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摘要：文章对１９世纪中后期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范式的论战进行了评析，提出论战表面上看是两派围绕历史归纳法与理性演绎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认知而产生的争论，本质上则是主张先验理性主义还是坚持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分歧：在门格尔的体系中存在着先验的经济学真理，在施穆勒的体系中否认一切先验绝对真理的存在，只承认存在着相对的、暂时的经济学真理。就方法论来说，如何将理性演绎和历史归纳两种研究范式有机完美结合，仍然是现代经济学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关键词：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范式之争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３９－１０在经济思想史上，１９世纪中后期爆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范式的争论，论战在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展开。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范式上，历史学派主张从系统的角度、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奥地利学派则主张从个体效用的视角运用抽象演绎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论战的主题是历史学派主张经济学应是一门归纳的科学，其原理应通过历史归纳的方法建立；奥地利学派则坚持经济学应是一门先验演绎的科学，应通过理性演绎的方法确立。回顾检讨这场论战对正确理解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经济学方法论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一、论战的经过论战的起因是门格尔在１８８３年发表了他的名著《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２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８ＢＪＬ０５６）作者简介：马涛（１９５７－），男，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宏磊（１９７１－），男，湖北望都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３９ · 财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探究》（中译本题为《经济学方法论探究》）。门格尔是在１８７５年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① 门格尔撰写此著是因为在他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后并没有在历史学派把持的德国经济学界引起反响。在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运用抽象演绎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没有多大的价值，经济学的研究应关注经济实践中的问题和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德国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冷落让门格尔大感失望，门格尔认为德国经济学家不只是拒绝了他的理论，实际上也拒绝了一切经济学理论，这极不利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用熊彼特的话来说，“他与反对者展开了较量，为的是为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取应有的地位。”② 为此，门格尔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理论研究（计划中的《原理》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而投身到为理性演绎研究范式进行辩护的工作之中，撰写并出版了《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正是这部书的出版，引发了随后长达２０多年方法论的大论战。在《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向当时在德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学派发难。门格尔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历史学派提倡的 “历史的方法 ”，认为历史学派所秉持的这一研究范式的错误在于以为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就可以搞清诸如价格形成或货币创造之类的问题，否认了经济现象具有规律性的意义。他认为对历史学派的这一研究范式如不加以否定的话，经济学作为精确的科学就被否定了。门格尔试图在他所主张的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学派之间划定一条严格的界限，提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经济活动的 “精确 ”规律。他认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抽象演绎，为了得到科学的论断就必须借助于理性的思考。历史学派正式出现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威廉 · 罗雪尔（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年）和卡尔 · 克尼斯（１８２８－１８９８年）。历史学派发展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进入了新历史学派的阶段，主要代表性人物是古斯塔夫 · 施穆勒（１８３８－１９１７年）。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古典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否定，认为古典学派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前提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如古典学派把经济分析的前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忽略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以至于把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发展史。在历史学派看来，与经济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国家以及文化也必须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前提。历史学派称自己的研究范式为 “历史的方法 ”（即历史归纳法），核心观点是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研究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的科学。因为经济现象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只能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是发展变化的，所以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的规律。历史类比的方法不仅包括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也包括各国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道路的比较。历史学派批评古典学派从 · ４０ · 马涛、王宏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之争抽象概念出发用先验演绎的方法推导出一些基本命题并把它宣布为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罗雪尔提出 “历史的方法 ”类似于生物学中 “演化 ”的方法，认为这一研究方法 “我虽不能肯定这条通向真理的道路是唯一的或绝对最短的捷径，但这条道路是通向特别美丽而又丰饶的领域的，一旦经过适当的开拓，我相信它将成为很难被轻易放弃的。历史方法 …… 所能提供、并且必须提供的东西，正有点像组织学和生物学在今天对生物学所提供的那样的东西。”③ 施穆勒高度评价罗雪尔，认为他所著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替历史方法提供了最初纲领的一部著作。”④ “罗雪尔的贡献到底是巨大的和划时代的，…… 他替所有后起的德国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⑤ 大量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也是历史学派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致施穆勒称自己的方法是 “历史的统计方法 ”。施穆勒提出 “历史的方法 ”是一场方法论范式的革命，借助于这场革命，经济学的未来新时代就要到来。当面临门格尔的 “理论挑战 ”时，施穆勒在随后出版由他主编的《管理和国民经济学年鉴》中发表了一篇书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予以回应。他反击门格尔的论点，强调提倡历史归纳的方法 “这绝不是对理论的放松，而是理论的必要基础 ”。他抨击门格尔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不是 “利用现在搜集的历史描述性和统计性材料 ”，而仅 “是通过旧教条主义的蒸馏过千次的抽象定律的再蒸馏 ”来建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错误的。⑥ 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必须依靠历史的归纳，即根据对各种因果关系的认真研究归纳然后做出论断。施穆勒说自己在经济学的研究表述中不反对使用演绎法，因为研究表述也需要依靠演绎的方法，他反对的仅是凭着主观假设和理想的目的去进行演绎的论断。他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应重视社会经济问题各方面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在大量资料收集之后通过归纳才能得出若干结论。正因为过去的正统经济学派没有掌握这些相关的大量资料，他们提出的研究结论大都是没有根据的。施穆勒指出归纳和演绎这两种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都需要，但二者的使用有着实质性区别。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重要分歧在于要不要把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始终贯彻到研究活动中去。施穆勒批评门格尔虽然注重考察了有约束条件下的个人行为，但恰恰偏离了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 ——— 动态的制度，“弄得我们这门科学的领域过于狭隘了，因为他们仍旧认为只要抓住了一两个心理学的命题，或者只要抓住了经济性这样一条，好像理论经济学之道就尽于此矣 ”。⑦ 他称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为 “奥地利学派 ”，以示自己和他们的区别。“奥地利学派 ”这个名称此后逐渐为学界所沿用。之后，门格尔（１８８４）针对施穆勒的这种 “挑战性的轻率批判 ”写了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进行反击。他在前言的开篇中就定下了否定的基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研究目 · ４１ · 财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标及方法的模糊乃是一种缺陷，他（指施穆勒 ——— 引者注）在这个学派一开始的论述中就明白无误的暴露出来，而且在几乎延续了５０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克服。”门格尔抱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正在遭受历史学派的挤压：“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⑧ 门格尔把发表后的小册子给施穆勒寄去了一份，施穆勒则毫不客气地退回，用不到半页纸的篇幅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从看到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承认您一片好心来搞我的东西，向我澄清事实，我也承认，我应该忠诚这场文字之战和自己的原则。…… 对这些人的攻击，特别当我不期待有关后者对我的新挑战时，我看也不看就扔进火炉或废纸篓。我从不试着用德国教授好斗的方式，用继续文字之战让我们的读者感到无聊。 …… 我把书退回并必须感谢您，并请求更好地利用此书，对您的继续攻击我表示感谢。因为，有多少敌人，就有多少荣誉。”⑨ 之后，双方各自的门生和追随者纷纷投入论战，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直至参战者感到厌倦表示调和才逐渐平息，前后长达２０余年，论战的影响还波及英、法等国。二、论战的核心问题这场论战表面上看是两派围绕归纳法与演绎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但这仅是一种表象。历史学派主张历史归纳法的重要但并不否定演绎法在研究表述中的作用，如施穆勒在《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和《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论》（１９１１）中都坦承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都是经济学研究所必需的，就像右脚和左脚都是行走所必需的一样。奥地利学派强调理性演绎法的重要，但也不否认历史归纳法的意义（事实上门格尔晚年也一直在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工作）。那么双方争论的核心焦点何在？若对争论的核心焦点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混淆，论争中就不免会充满了混乱和矛盾。难怪熊彼特评论这场大论战基本上是一场意气之争：“这场论战，就像所有这类论战一样，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会看到，在争吵的振振辞令与口号的冲突外表之下，没有任何一方曾经真正地全面分析过对手的见解，这个明摆着的惊人事实使得刚才说的那个印象更为加深。这次争吵是关于先后次序以及相对重要性的争吵，只要承认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自有其所应有的位置，这个问题本来是早就可以解决的。”⑩ 那么，双方论争的本质歧异何在？萨谬尔 · 博斯塔菲指出两派之间的论争本质上是两种哲学范式之间的冲突：“历史学派主要遵循休谟的唯名论，而要正确地理解卡尔 · 门格尔，则最好把它放到１９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新瑡瑏经院学派的背景下来考察。” 唯名论与实在论是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 · ４２ · 马涛、王宏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之争别与共相的关系争论所形成的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主张唯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只有个别经验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后于事物，共相所表现的仅是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实在论则相反，断言共相本身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第一实体，共相才是个别事物的本质。共相既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前，又存在于事物之中和事物之后，个别事物只是共相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现象。共相作为人对个别事物的抽象概念，也就存在于人们的理智之中。休谟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是１９世纪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活跃时代唯名论与实在论两种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和学派。历史学派深受休谟唯名论思想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经验的归纳。施穆勒根本就不承认存在有所谓先验共相的 “精确规律 ”，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真理的存在，他只承认存在有相对的历史规律和相对暂时的经济学真理。因此，他主张概括不同国家民族和发展阶段的历史归纳法才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最好方法。历史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坚持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经验主义和整体论的认识出发，运用经验描述性的 “历史方法 ”来处理历史的数据，才能得出相对的经济规律。奥地利学派则深受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实在论思想的影响，认为存在着先验的、共相的经济学普遍 “精确规律 ”，因此抽象演绎的理性主义方法才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最好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至少有一些经济学的命题是先验的，其相应的结构具有某种内在的简单性和可认知性，这使它们哪怕仅表现在一个例证中也能够被经济理论家所把握。正因为双方认识方法上的这种哲学范式的歧异，门格尔无法接受历史学派用历史归纳法来理解经济现象并形成经济学理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归纳法只适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经济史不过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还应有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和公共财政等实用性学科，将仅适用于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历史归纳法运用到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是荒唐的。他认为 “经济学理论 ”的研究就不适合采用历史归纳法，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是对于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性关系的解释，不同于对单个的或集体的个别经济现象的描述。“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施穆勒对门格尔的《探究》、对门格尔的 ‘精确 ’方法所蕴涵的对于演绎的普遍性理论的反应了，因为，施穆勒坚持的是具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取向，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他从根本上反对对经济现象的完整的经验复杂性（发生在具体社会背景下的）作任何抽象。而门格尔则认为，任何由历史方法所生成的理论，根本就不属于真正的理论，因为他所坚持的由概念和因果关系构成的理论，完全不同于历史学派心目中的理论。他所关注的经济现象之本质乃是 ‘原子论式的 ’一般性 ‘类型 ’及从其中逻辑地 · ４３ · 财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演绎出来的 ‘典型的 ’因果关系；它们不是集体性的个性及其相应的关系，而这却是历史学派的兴趣之所在。门格尔从来不用 ‘整体主义的 ’和 ‘上下文主义的 ’研究理路，他不承认历史学派总结出来的经验性规律。反过来，门格尔所使用的人的自利这一 ‘简单因素 ’，他所使用的单一因果论方法，在施穆勒看来，则是不能接受的，是 ‘违背现实的 ’，他相信，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多样瑢瑏博斯塔菲指出了的，就像在任何经验背景中，因果影响也都是多样的一样。” 两派论争背后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歧异，可惜论战双方都对此缺乏明晰的认知，所涉争论不多，有的甚至就没有涉及，而仅仅停留在理性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谁更重要、次序上谁更优先的表面论争上。三、对两种范式之争的评论说门格尔在研究范式上秉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性主义立场，这合乎门格尔经济理论的实际。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主宰着某些本质或范畴的关联的定性规律，这些规律被看成是具有某种可以先验地知晓的特有属性，所谓先验的即不需要运用试验和归纳这类方法。奥地利学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信条可以概括为这个经济世界的 “精确规律 ”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和推理之外而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认识对这个经济世界的 “精确规律 ”进行客观的理论阐释。这一 “精确规律 ”是普适的，不随历史的变化而改变。门格尔认为对这一 “精确规律 ”的研究和揭示就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这一经济世界中的 “精确规律 ”类似于几何学或力学中的必然规律，它不同于对经济事实的单纯陈述。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先验论的理性主义，它认为我们能够借助于非归纳的渠道获得一种特殊的知识，即 “先验的知识 ”。哲学上先验论又分主观和客观两大类：主观论者可称之为强加论，认为先验的知识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类知识的内容仅仅反映由认知主体强加于世界之上的形态或结构。按照这种观点，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对实在本身的反映，相反，它所反映的是 “心智的逻辑结构 ”，只有通过心智或理论的构造、塑造或模型化，才能洞悉实在。另一种则是反映论的观点，认为对于独立于人的心智之外而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获得先验的知识，原因在于世界的结构本身内在地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认知性。在反映论者看来，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先彼此和谐一致的。因此，关于实在本身的直接先验知识是可能的。当我们承认逻辑学或几何学的证明有效性的时候，所涉及的就是这类知识。与理性主义分主观论者和反映论者相对应，奥地利学派内部所秉持的理性主义立场也可分两种：米塞斯秉持的是主观主义的路径，门格尔秉持的是反映论的路径。米塞斯一直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主观演绎的学科，“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经验为基础的 · ４４ · 马涛、王宏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之争证实与证伪的检验 …… 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瑣瑏 “我们从内心领悟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不根据任何经验先验地验的推理。” 领悟逻辑学与数学真理一样。…… 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物品和什么是经济物瑏瑤品的不是经验，而是推理，推理是先于经验的。” 门格尔则相信，先验的命题反映着实在中存在的那些要素间的结构或关联（“性质 ”或 “本质 ”）。门格尔强调，经济实在的世界从来不是谁创造的或强加的，而只能通过我们的理论工作予以发现。门格尔在追寻经济关系 “本质 ”的时候，竭力想弄清楚这些关系的必然属性，即由这种关系的本质决定而必然呈现出来的那些特征。门格尔提出要探索经济现象的 “精确规律 ”，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和地点这一 “精确规律 ”都是永恒为真的：“物质世界的性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人性（希望欲瑏瑥门格尔强调经济望得到较大满足）合在一起，决定了经济世界的基本结构。” 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本质，这就决定了他拒绝采用数学方法，认为数理方法只能揭示经济世界的相互函数关系而无法揭示其本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门格尔写信给瓦尔拉斯（边际革命中数理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说：“我们不仅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也研究其性质（或本质）。我们怎能借助于数学方法获得后一类知识（比如价值、租金、利润、劳动分工、金银复本位制等等的性质）瑏瑦呢？” 门格尔提出经济学的研究要发现并揭示 “精确的 ”经济规律，就必须通过观察经济现象的实际 “类型 ”和 “典型关系 ”去发现经济现象的规律性。经济学理论所致力探寻的就是由 “典型关系 ”所例示的这一精确规律的普遍性知识。为了得出 “精确的 ”规律，需要首先确定 “典型的 ”现象，“典型的 ”现象就等于个别现象中的某种确定的本质，可以将它们认知为该类型的集中体现。在解决概念或共相的问题时，还需要追寻每一现实现象中 “最简单的 ”构成因素，在探寻经济规律的时候，也需要把现象 “隔离 ”起来，利用得到的 “简单因素 ”再进行抽象演绎的推论。使用这些概念上的 “简单构成因素 ”进行的推理，就是在按照其性质进行推理，由此构建演绎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体系必然是合乎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概念上的或 “理论性 ”的因果规律就是有关现实的规律，它们是 “绝对的 ”、“精确的 ”规律，就是绝对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就是经济学所要发现和探寻的真理。门格尔认为人们认识经济规律的过程，就表现为抽象演绎的过程。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一开始就面临先验（演绎）的理论如何能够具有经验性内容这一问题。如何将先验理性与经验事实相联系、摆脱可能存在的滑入脱离实际的先验逻辑演绎的困境构成了所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难题。门格尔坚持认为他的 “精确 ”规律是不可证伪的，是没有例外的，用经验来 “验证 ”这些精确规律从方法论角度看是荒唐的，这就类似于用现实的物品来验证几何学的原理一样。从这一角度看德国历史学派攻击奥地利学派沉湎于空想的先验主义而无视经验现实的批评的确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对于 · ４５ · 财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所坚持的先验理性主义的主观论立场，萨缪尔森尖锐地批判说：“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 ——— 被古典作家、被卡尔 · 门格、被里欧涅尔 · 罗宾斯在１９３２年 …… 被福兰克 · 奈特、被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夸大地宣扬 ——— 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瑧瑏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马克·布劳格也评论说：“在本世纪２０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那么瑨瑏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 对于历史学派而言，强调经济学研究要重视本国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国民经济是一个综合的整体，不仅应研究生产技术的发展和 “经济制度 ”的特点，还应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等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综合考察一国经济的发展及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和科学的方法论，这是其研究范式上的理论贡献。他们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提供的各种专题研究，推进了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更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进行理论抽象的基本依据，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批评也促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对理性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的兼收并蓄。但历史学派也有其局限性，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施穆勒经常反对对经济现象进行 ‘隔离 ’分析 ——— 他和他的追随者称之为 ‘隔离方法 ’——— 认为当我们对经济现象进行隔离分析时，我们就立即丢失了它们的真际。这种观点当然纯粹是由于施穆勒决意要把历史的专题研究结果当作经济学的唯一饲料，因为历史专题研究的资料及其研究结果，对隔离的任何企图来说，显然是难以驾驭的 ———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进行隔离处理，它们将变得毫无意瑏瑩义。” 熊彼特承认施穆勒对奥地利学派的 “隔离 ”演绎方法的批评有其道理，历史分析有它的优势，即从这种历史分析的研究中 “可能从中透露微妙的信息，可能传达对于社会过程，特别是经济过程的深切理解，可能传达对历史远景的某种感觉，或者，如果你希望得到的话，也可能传达关于事物的有机结合的某种意识，这种感觉或这种意识，是非常难于表述的，说不定就不可能表瑠瑐述。” 但 “举凡社会治乱兴衰中的一切因素，在施穆勒的经济学中，都要加以处理。…… 这个学派宣称应研究经济现象的所有一切方面：因此应研究经济行为的所有一切方面，而不仅仅研究它的经济逻辑；因此应研究历史上展现出来的人类动机的研究 ”，其弊端就在于它 “分析题材的几乎无边无际的扩展 ”，这种 “希望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须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以外还须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 ‘普通经济学 ’熔焊在一瑡瑐起，这当然只是一种妄想。” １９世纪中后期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场论战表面上看是两派围绕历史归纳法与理性演绎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认知而 · ４６ · 马涛、王宏磊：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之争产生的争论，本质上则是主张先验理性主义还是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这一研究范式上的分歧。门格尔秉持１９世纪亚里士多德实在论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存在着先验的经济学真理，施穆勒则遵循休谟的唯名论经验主义传统，只承认存在着相对的暂时的经济学真理。时至今天，就方法论而论，如何将 “理性演绎 ”和 “历史归纳 ”这两种方法论范式有机完美地结合统一起来，仍是现代经济学需要努力探讨解决的课题。Ｂ１０１）；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很好的＊本文还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修改意见，弥补了本文的不足。注释： ① 参见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哈耶克撰写的《导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页。Ａ．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１页。 ②Ｊ． ③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９页。 ④ 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１１９页，转引自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６４页。 ⑤ 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１１９页，转引自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６５页。 ⑥ 门格尔：《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转引自约翰 · 内维尔 · 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６页注释４３。 ⑦ 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１１２页，转引自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６２页。 ⑧ 门格尔：《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 · 序言》转引自约翰 · 内维尔 · 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６页注释４３。１８８４年第８期。 ⑨ 施穆勒：《德意志帝国立法》，《管理和国民经济年鉴》， ⑩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６页。瑡萨谬尔·博斯塔菲：《方法论大论战》，见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附录，新星出版社瑏 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７页。瑢萨谬尔·博斯塔菲：《方法论大论战》，见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附录，新星出版社瑏 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１页。瑣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５页。瑏  瑤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页。瑏  瑥劳伦斯· Ｈ．怀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参见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附瑏  录，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０２页。瑦转引自劳伦斯· Ｈ．怀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参见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瑏  究》附录，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０３页。瑧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４页。瑏  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２页。瑨瑏（下转第５９页） · ４７ · 王兰芳：创业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董事会结构的实证研究ｉｔａｌ－ｂａｃｋｅｄｆｉｒｍｓｔｅｎｄｔｏｈａｖｅｂｏａｒｄｓｗｉｔｈｓｉ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ｒｇｅｒ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ｇｎｙｌｉｎ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ｉｓｏｆｏｕｔ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ｙｓ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ｉｓｓｉ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ｆｇｎｙｌ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ｉｓｓｉ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ｌｌｉｎ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ａｃｋｅｄｆｉｒｍ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ｇｎｙｓｍ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ｅｌｏ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ｓｔｒｏｎ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ｂｕｔ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ｂｏａｒ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ｗｅ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ｎ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ａｒｄ’ ｓ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Ｋｅｒｄｓ：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ｂｏａｒ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ｙｗｏ（责任编辑金澜）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上接第４７页） 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２页。瑩瑏 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３－９４页。瑠瑐 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３页。瑡瑐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ｍＣｏｍｐｅｇｙ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ＭＡＴａｏ，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ｅｉ（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ｅｓ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ｙｚｇｍ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ｌｔｅ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ａｎｄａｙｓｒｏｌｅ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ｂｕｔｉｔｓ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ｄｉｖｅ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ｃｉｓｍ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ｐｒｒｕｔｈｓ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ｅｎｇ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ｏｒｉｔｅｆ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ｒｅｒｏｎｌ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ｕｔｈｓ．Ａｓｆ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ｈｏｗｔｏｉｎ－ｙｒｔｅｇｒ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Ｋｅ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ｐａｒａｄｉｔｉｔｉｏｎｙｗｏｇｍｃｏｍｐｅ（责任编辑金澜） · ５９ ·